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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里德去世了，拜茨曾经哭着站在他的灵柩旁边，从内心里为他的死感到悲痛，直到后来，他才慢慢认识到，这对他有多么重要。
他坐在威拉山庄客房的豪华办公室‘里，做了结论，朋友的逝世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阿尔弗里德已经为他安排好了他的将来，远远超过他自己死的时间，直到贝托尔特·拜茨的生命结束。
拜茨与阿恩特·冯·伯伦和德道·冯·申克博士一起被阿尔弗里德确定为遗嘱执行人，拜茨应该成为正在建设的公益基金会的第一主席。
因此，当我问贝贝的权力基础是什么的时候，阿诺·泽格回答说：“您的舅舅把拜茨先生变成了克虏伯。
”事情就这么简单，今天仍然是这么简单。
复杂的只是在这个简单的认识中存在的游戏规则。
通过任命拜茨为遗嘱执行人，阿尔弗里德给了拜茨自行确定游戏规则的可能性。
贝贝在他的流放中周密考虑了他的机会，计划了他的回击。
似乎随着阿尔弗里德的去世，随着他接受的声誉，有一些东西从阿尔弗里德那里转到了拜茨身上，贝贝开始从外表上改变自己。
最近几个月的经验把世界宠儿拜茨杀死了，复活的是绅士拜茨。
拜茨现在就象一个绅士一样，轻轻地、小心谨慎地、以模范的举止开始了他的战斗，他要重新返回克虏伯的领导岗位。
拜茨，这个白手起家的人，只是偶尔撕下他的伪装。
后来越来越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对财产所有权的分散温和了一些。
坐在他富有情调的办公室里，他像一个网中的蜘蛛，根据事情发展状况或者忙碌，或者观察。
首先，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冯·伯伦和哈尔巴赫基金会成立了，总部设在埃森的威拉山庄。
根据阿尔弗里德的遗嘱，他的全部工业财产都转给这个基金会，同时，他还确定，贝托尔特·拜茨是即将成立的基金会理事会主席，是唯一有权代表克虏伯股份公司的。
这样以来，不管其他理事会成员的最后决定，拜茨是克虏伯康采恩唯一的所有者或者股东。
克虏伯股份公司取名为“弗里德里希·克虏伯有限责任公司”，1968年1月2日正式成立，它具有法人地位。
1976年，贝托尔特·拜茨前往以色列，这是一次特殊的旅程，因为他有一个特别的目标：耶路撒冷。
他的文件箱中装着一个证书：位于”雅德·瓦什姆的纪念殉难者及英雄研究所的‘正义者委员会’今决定……，授予贝托尔特·拜茨先生，这位在种族灭绝时期，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犹太人性命的先生，正义者奖章，并授权他，在耶路撒冷‘纪念山’上的‘正义者大道’上，种下一棵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树。
”这个荣誉是非犹太人在以色列获得的最高荣誉。
在贝托尔特·拜茨之前，只有为数极少的德国人获得过此荣誉。
尽管巨大的第三帝国屠杀犹太人纪念碑雅得·瓦什姆引起了他心中的恐惧，他深切地感受到这种荣誉。
他种下了一棵树，树立了一块纪念碑，可以使他的名字流芳千古。
在他生命的顶峰，在成功和得到公认的时刻，贝托尔特‘拜茨回忆起他自己的过去。
他去了民主德国，去参观他童年度过的地方。
每到一处他都受到友好地接待。
当地人们为有他这样一个卓越人才而骄傲，所有有关他的记忆他们都保留着。
在格莱夫斯瓦尔德，他甚至还找到了当年他参加划船比赛的四桨船。
当他回到他的出生地策闽，他的眼前出现了他童年时候的情景。
这个村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许多在他童年的眼里可爱的地方都还在：院里的水泵，教堂里的管风琴，他曾经踏过的咯吱咯吱响的风箱。
当他站在他祖父的房前时，他惊讶地发现，墙上挂着一块板，板上写着：1913年9月26日，贝托尔特·拜茨出生于这座1865年建成、1985年修缮过的房子里。
反资本主义的民主德国竟然会如此敬重一个在纯粹资本主义道路上飞黄腾达的人！在随后的几年里，贝贝又与他童年时代的人取得了联系。
他与约翰尼斯·冯·贝勒海姆男爵的会面最具戏剧性。
贝勒海姆现在已经成了克虏伯的一位董事长，在麦盆射击场的男人聚会时，他遇到了贝托尔特·拜茨。
“您是否知道，我们两个是让同一位妇女抱在怀里的？”贝贝问那位男爵，这番话令众人目瞪口呆。
克虏伯公司的领导古斯塔夫·冯·伯伦和哈尔巴赫从1941年起就得了重病，他只能很有限地参与公司的领导。
他越来越从公司的日常事物中退出来，并于1943年将公司交给了他的儿子阿尔弗里德，后来直至其终老，古斯塔夫没有再起积极作用。
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他得的是中风。
从1945年到1950年，他都只能躺在布律巴荷别墅邮房的一个小房间里，越来越不能动弹，他在那里等待着死亡，可死亡又那么长时间没有到来。
而他旁边的宫殿成了美国占领军的宿营地。
尽管如此，当“千年帝国”的末Et和随之而来的克虏伯末日到来的时候，他还活着。
而阿尔弗里德此时在威拉山庄。
1945年4月11日，一辆美国吉普车来到这里，他被捕了。
1945年4月10日，就是希特勒在帝国首相府自杀前几天，美国第九部队的前沿部队来到埃森，他们中一些人是盟军智囊团的军官。
他们凭借精确的地图，在埃森被炸的残破不堪的街道上行进，他们的目标是威拉山庄。
这座建筑物毫发无损。
在埃森的废墟中，它像是和平的绿洲，甚至公园的草还是那么绿油油的。
当然美国人不是来看这些的。
一名军官和两个士兵从吉普车上跳下来，跑上威拉山庄门前的台阶，对着房子喊：“克虏伯在哪里？”自从美国人进入了埃森的消息传来，阿尔弗里德一直在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
他在图书馆接待了美国人。
“你是克虏伯吗？”军官有意如此无礼地问道。
“是的，我是克虏伯·冯·伯伦”阿尔弗里德用纯正的英语礼貌地强调说。
当军官冲他喊：“你被捕了”，阿尔弗里德连肩都没耸一下。
根据管家的讲述，一个士兵给克虏伯公司领导戴上手铐，并把他带到了吉普车上。
像战后无数德国家庭一样，战争结束的一幕在冯‘伯伦家也开始了：阿尔弗里德被美国人拘捕；克劳斯在战争开始时是飞行员，在一次侦察飞行中被击落；哈拉德在俄国人的战俘营里一直呆到1955年；艾科伯特在战争最后几个月战死在意大利，只有一个儿子贝托尔特还在布律巴荷的父母身边。
女儿们的情况也是如此。
12月的天空灰朦朦的，一簇火在熊熊燃烧。
干燥的木货架在火堆中冒着浓烟，劈劈啪啪地响，火光映红了周围工人的脸。
他们戴着典型的钢铁工人的安全帽。
一些人在烤火暖手，另一些人在相互交谈。
但大多数人离火堆远远的，他们朝那座房子望去，那房子冷冰冰地矗立在那里。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它，至少见过它的外部，当他们周日在古老的威拉山公园散步时，就可以见到它。
威拉山公园非常和谐地环绕着这座房子。
许多人当然是从公司日报的报道中认识它的，在公司日报上总是发表一些类似的照片：大型豪华轿车徐徐开进美丽的穹形车道，加冕的或当选的国家首脑和知名的经济巨头从车上走下来。
他们被领进房子，穿过宽敞的装有护墙板的大厅，走到大厅尽头，在那里他们将受到各个时代的克虏伯公司领导的欢迎。
年纪大一点的工人还可以回忆起，1956年希腊国王保罗和王后弗里德里克造访这座房子的情景，他们曾受到如今已成传说的贝塔·克虏伯的接待。
后来的客人是由贝塔·克虏伯的儿子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冯·伯伦和哈尔巴赫来接待的，而自从他1967年去世以来，现在以主人身份在威拉山庄接待来宾的，一般情况下是一位神采奕奕、穿着考究的绅士：贝托尔特·拜茨，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冯·伯伦和哈尔巴赫基金会的主席。
这是1987年12月的一天，工人们在寒冷中等待了很长时间。
这期问，克虏伯公司的一些工人或许已经回忆起过去的时光，或许甚至能想起来，他们正等待的这个人，30多年来，一直与克虏伯一家一起管理威拉山庄。
贝塔·克虏伯出现时他就站在旁边，后来他站在阿尔弗里德·克虏伯旁边，最后他自己一个人站在那里。
但这一天，工人们等在这里，不是为了向他表示敬意，而是要发泄他们的怒气和失望。
他们听说，克虏伯打算关闭莱茵浩森冶炼厂。
他终于出现了，陪同他的既不是某某国家元首，也不是某位知名的克虏伯康采恩的大主顾，而是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恩思特。
1969年2月14日，阿尔弗里德唯一的儿子阿恩特·冯·伯伦和哈尔巴赫在萨尔茨堡与奥地利公主海因里特·冯·奥尔斯佩尔格结了婚。
代表高规格的“金色鹿”饭店挤满了贵族和新富，新郎的家人和克虏伯的朋友们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
只有一个人来自埃森，他是阿恩特父亲似的朋友，他父亲的遗嘱执行者贝托尔特·拜茨。
自从阿尔弗里德·克虏伯逝世以来，拜茨没有再在公共场合露面，现在他又出现了。
他机会选得很好。
各地记者蜂拥而至，齐集“金色鹿”饭店。
所有的人都来了，以便向他们的读者介绍本年度第一婚礼的盛况。
贝贝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间，他在那里优雅地喷云吐雾，一块洁白的手帕从胸前口袋中完美地露出来。
翻边上一枚白色丁香使这套西服很具有绅士气派。
他点缀似地站在新娘新郎旁边，被人摄入照相机，他对闪光灯感到很高兴。
他可以肯定，在场的记者一定会很在意的，这些照片横扫新闻界，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贝托尔特·拜茨又回来了。
早在1966年9月，贝贝的梦想已经成真了，他的梦想是，要得到所谓的上层社会的接受。
当时他的女儿苏珊娜与彼德‘亨勒结婚了，彼德·亨勒是克莱克纳大股东贡特·亨勒的儿子。
想起他初到鲁尔区的那段艰难时光，贝贝自言自语：“如果在20年前，这是否会有可能呢？”，然后，他就带着充分的勇气，走向一群等候在那里的记者面前。
当时与今天一样，看到闪光灯拍下的新富们的世界，强烈地唤起他的销售本能。
当时与今天一样，他步态镇定优雅，面对大群记者从容地微笑，他非常上相，而阿尔弗里德和他的家人总是更喜欢回避这些。
当然，阿恩特在这方面是个例外。
后来，除了花花公子阿恩特之外，经理拜茨也偶尔出现在醒目日报的社交版。
只要是有关爆发户事件的，贝贝就非常心满意足地出现在镜头前。
但应该也有些变化了。
阿恩特的钱不够花，就向克虏伯基金会提出诉讼。
他放弃了大约50亿马克的遗产（单他应得财产部分就有20亿马克），这样不仅使克虏伯转变成股份公司成为可能，而且也保证了康采恩的继续存在。
“我的生活从来不是由我自己而是由历史进程决定的。
”阿尔弗里德·克虏伯这样评论自己的命运，他把一个人弄到自己身边，这个人不应该是历史的牺牲品，而是历史的创造者。
所有参与克虏伯公司及康采恩命运的人，总是羡慕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和贝托尔特·拜茨这一对搭挡。
1961年，《探索》杂志认为：“克虏伯——拜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小说题材。
”“他们两个人实在太不同了。
克虏伯几乎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是一个懦弱的继承人，他继承了一个已历五代的沉重的传统。
他生性腼腆，而他所受的教育又过于严格，有点类似一个王储所受的教育，两次婚姻都失败了，他因在纳粹时期的恶劣行为（他主要是象征性地应对此负责），蹲过6年监狱，他知道，他的几百万同胞都带着仇恨的目光看他，所有这一切都加重了他的羞怯，他深居简出，很敏感，他已经习惯了被伤害，但他太骄傲了，以至于他不会还击，他喜欢独自坐在他的唱机旁，听巴赫的音乐。
拜茨是人民的一个坚强的孩子，他白手起家，有一种几乎不可阻挡的自信，他外向，感情奔放，他喜欢开玩笑，喜欢斗争，热衷于与人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这些对他的上司（阿尔弗里德）都是最讨厌的事。
他很直截了当、粗鲁，有时候举止失礼，令人震惊，有时候又心肠好得令人感动，落落大方，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他们两个人的不同点还可以继续列下去。
拜茨有幸福的婚姻，阿尔弗里德则没有。
拜茨喜欢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阿尔弗里德认为那是沉重的义务。
拜茨追求社会的承认，阿尔弗里德自然地拥有了社会的承认，这对他什么意思都没有。
在评价他们自己的成果时，他们也用不同的标尺来衡量。
拜茨衡量的标准是看得见的成功，是在公众中的荣誉。
这给他自信和社会地位，把他从压力中解放出来。
这对阿尔弗里德没有任何意义。
他衡量自己成就的标尺是满足公司和传统向他提出的要求，只有这个算数，其它所有的东西与这相比，都毫无意义。
阿尔弗里德不会表达自己的感情。
贝托尔特·拜茨则从不害怕表示感情。
把一个人用全部权力武装起来，让他做自己的助手，这样做的第一个克虏伯绝非阿尔弗里德。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是克虏伯声誉的缔造者，他的企业领导一度过于侧重技术，带来许多问题，为此他任用了汉斯·延柯，请他独立自主地解决这些问题。
阿尔弗里德的父亲古斯塔夫也有他的全权代表，但他不太走运。
从1908年到1918年，阿尔弗雷德·胡根贝克担任董事会主席，1931年后，他利用他对公司内部机密的了解，通过帮助纳粹，解除了他原来上司的权力，加重了克虏伯公司的损失。
现在阿尔弗里德给了贝托尔特·拜茨一个机会。
阿尔弗里德给拜茨的位置是全权总代理，这意味着，他对公司有着无限的权力。
贝托尔特只须遵守三个条件：克虏伯不应再生产武器；阿尔弗里德将履行梅莱莫条约，公众不应对此产生任何怀疑；他必须清楚，康采恩首先仍然是一个私人企业。
贝托尔特·拜茨只对阿尔弗里德负责，他只须听从阿尔弗里德的指示。
阿尔弗里德给他新任全权总代理的薪水非常丰厚，对拜茨来讲，这肯定也是听从阿尔弗里德召唤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他和他全家来说，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
他们要离开美丽的汉堡，而汉堡如今已经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要举家迁到埃森，而埃森在他眼里是一个灰色的城市，没有什么魅力可言。
在贝托尔特拜访吉恩·施普林格之前，他很少来鲁尔区。
那些废墟、冒着烟的烟囱、提升井架古怪的影子和不太吸引人的城市，看到这些，他不禁发出感慨，他根本不了解，人们怎么会在这里生活呢？他认为，他自己是不想“在鲁尔区的篱笆上被吊死的”。
反感完全是相互的。
拜茨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相反，他走马上任时，他碰到一堵墙，人们冷冷地拒绝他。
大多数克虏伯经理都在气愤地猜想，到底是什么使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决定，要聘任这个人的？他从哪方面讲都与“鲁尔区男爵”的形象截然相反。
杜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的人也认为：“年轻的阿尔弗里德一定失去理智了。
”但阿尔弗里德对此做了非常准确的解释，有一次，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最关键的是，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
从阿尔弗雷德大帝开始，所有的克虏伯首脑在扩建克虏伯公司时，总是沿用一个方案，这个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公司的结构首先应该是纵向的。
即从采煤、炼生铁到生产优质钢，所有的步骤都要能在自已的统治下完成。
公司的核心部分和心脏是铸钢厂，其它的公司就如一个身体的四肢要依赖它。
而现在，美国的卡特尔猎人要将其最心爱的法律，运用在这个身体剩余的部分：盟军第27号法律。
这个法律不仅针对克虏伯，而且还针对11家钢铁康采恩，在德意志帝国投降前，这11家钢铁康采恩控制着德国钢铁产量的90％和鲁尔区煤碳产量的55％。
人们想粉碎这个权力集团，即，使它永不会再复活。
诺伯特·米伦为这项计划做了一个贴切的比喻：“如果把一个蚯蚓切成两半，两部分会自然变成两个新的蚯蚓，并继续生存下去，这是一个可以不断重复的过程。
但如果将经济集团解散了，却是另外一码事。
一个经济集团往往是为经济和技术原因所迫而逐渐形成的，特别是钢铁工业就是这样的情况。
”当有人针对美国的康采恩提出类似建议时，J·P·摩根开玩笑说，“炒蛋是生不出蛋来的”。
根据盟军法律，克虏伯公司必须将其所有的原材料生产设备、煤矿和铁矿及莱茵浩森钢铁厂以及其他一些较小的设备交上去。
这些设备将交给盟军托管局，托管局负责把这些设备卖掉。
其间，高度现代化的宝贝克冶炼厂已于1949年完成拆卸，其设备已经全部运往苏联，这已经给康采恩以致命打击。
经过战争及战后损坏，克虏伯公司约有三分之一的原生产能力得以保存下来。
在剩下的这部分中，经过这次康采恩的解散，又有一半从克虏伯分解下来。
战争结束5年之后，克虏伯公司失去了十分之九的设备；其中包括他们的铸钢厂，即其原来的核心部分。
阿尔弗里德获释后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
尽管其财产不会再被没收，但康采恩的解散已是无法避免。
阿尔弗里德用了18个月的时间，经过旷日持久的、艰苦的谈判才签署了一项条约，重新获得了他作为克虏伯公司领导的行动自由。
140岁高龄的弗里得里希·克虏伯公司的死亡证书是在科隆银行家戴希曼的弧形舞厅里签署的。
1989年6月28日，在法庭审理开始前两分钟，法院工作人员轻轻地打开一扇门，这门通向波鸿州法院的会议室。
人们挤了进来，前面是电视台的摄影师，跟着是拖线的人，然后是电台记者，年轻的律师，法律学生，几个克虏伯人，感兴趣的居民和我。
我们很顺从地分散在座位上，朝舞台望去。
舞台上已经有人了，在马蹄形圆桌的左首坐着3位原克虏伯人，这次刑事案件审判的3位被告人，戈德、莱施、本恩特及他们的律师。
中间主持会议的是法官和他的陪审员。
在右边国家律师和新闻界旁边是证人，他足以引起整个社会的兴趣，他正准备他的陈词，他是贝托尔特·拜茨。
叫到他的时候，紧张的寂静出现了。
他是证人。
两位主要被告人中的一个是威尔纳·莱施，拜茨是莱施与人的交谈中唯一的证人。
贝贝站起来，以无可指责的姿态，与以往一样衣着整洁，他的律师陪伴着他来到法官对面的方桌旁。
他们在那儿坐了下来，纸拿了出来，展开来，充满期望的目光射向贝托尔特·拜茨，他也表现出人的弱点。
在桌子的上面是一幅自制和纪律、放松和自主的图像，但在桌子下面，他的腿交叉着，防御性的，极为不自然地一直呆了3个小时。
这是一场马拉松，只是偶尔被简短的反对而打断。
但反对被律师魏星先生所抑制，尽管是无言的，但很清楚。
这使他想起显然是预先讲好的箴言：“问您什么，您就回答什么，最好只回答您在纸上写出来的，您不要补充，请您一直要想着，您前面法官桌旁和大厅里坐着的不只是您的朋友。
”1989年6月28日这一天，法官的第一个问题就涉及到一个被告，他是除拜茨之外将要占据今天一整天的人：威尔纳·莱施，贝托尔特·拜茨原度假朋友和宠儿。
“莱施先生说，您打算把他任命为您的继任，您们两人之间已经进行过秘密会谈。
”贝贝没有看被告人一眼，就镇定地、冷淡地回答了一个简短的“不”。
直到后来，他才小心地、但也不无同情地望了他一眼。
这像是对莱施原来所做陈述的责备，莱施高个子，但不灵活。
显得很年轻。
阿尔弗里德大学毕业前两年，在德国和欧洲史上发生了深刻的、后果严重的事件：阿道夫·希特勒及其党羽“上台”了。
希特勒的上台很快使德国的一大批人遭殃：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一些中层市民、那些多多少少有些“左倾”的学者、艺术家和作家、工会领导和一些“政治”官员。
特别是德国的犹太人。
总的来说，有一大批人成了牺牲品。
但与那些没有受到“新国家”伤害，和那些从“新国家”中获益的人数相比，这个数目要少得多；企业家、商人、房地产主、以及农民，他们原来绝望的境况迅速得到好转；官员、医生、学者、律师都从驱逐犹太人中获益；失业大军现在重又获得工作，一开始缓慢地就业，后来就业发展速度加快。
以至于在4年之内劳动力市场由劳动力严重过剩转变为劳动力紧缺。
这一大批人不大关心那些少数被迫沉默、受迫害的人，那些被政治警察关在集中营里和地窖里的人，没有人能听到从集中营与地窖里发出的痛苦喊声。
1933年，整整一年，全国各地都涌动着新的干劲和喜气洋洋的气氛。
成千上万的人，包括许多本来反对希特勒的“运动”的人都被他卷了进来。
人们为自己重又获得统一而高兴，就像幸福的1914年统一一样，原来那些分开的地方，有许多谋杀的地方，原来甚至有某种国内民族战争的地方，如今重新有了秩序，特别是似乎排除了共产党统治的危险。
“第三帝国”使一小部分人的生活进入了痛苦的深渊，却使一大部分人，使工人、经理、孩子和老妪，提高了生活的乐趣。
这不仅仅意味着极度困苦的解脱。
整个气氛迅速得到彻底地改变，使出生率急剧上升到当时最高点。
原来对生活说“不”的地方，现在说“是”，他们发现了生活和工作的新的意义尽管有了“秩序”，但对于这种到处涌动的混乱局面，古斯塔夫很不安，他必须为自己、为他的家庭与他的公司考虑，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他该怎么做呢？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有两种完全相反的看法。
一种认为，他参加了，是因为他必须参加，但他只是在他不得不参加的时候，才参加的，他犹豫不决，参加了，但甚至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抗，他对前景很悲观，是被迫参加的。
30多年来，关于克虏伯的书及报道的作者们一直都在争论，克虏伯这个被解散的康采恩能够如此神速地崛起，这究竟应归功于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呢？还是应归功于贝托尔特·拜茨呢？人们无法非常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
1952年，阿尔弗里德要寻找的“第二个我”终于找到了，那就是贝托尔特·拜茨。
自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就越来越少在公共场合露面，而把媒体战场留给贝托尔特·拜茨来应付。
那么，他独自领导克虏伯的时候，即自1951年2月他从兰德思堡监狱出来，到1953年11月贝托尔特·拜茨到克虏伯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克虏伯情况如何？了解一下它，应该会更有意思的。
早在阿尔弗里德还在监狱里之时，克虏伯人就已经重新开始生产了。
威狄亚工厂获得英占军军官的批准，首先开始工作。
威狄亚工厂生产的硬金属是重建阶段急需的物资。
第二个允许开工的是机车维修车间，它们为火车提供维修保养服务。
最后莱茵浩森钢铁公司也可以打开大门了。
阿尔弗里德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共有12700人在克虏伯公司工作，这大约是他被捕前职工人数的二十分之一。
而这些开工的工厂也只是“一些多多少少能独立生存下去的工厂的混合体，它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强大的康采恩。
它们中间还缺少公司原来那颗可信赖的心脏，埃森铸钢厂。
克虏伯公司始终首先是一个钢厂，其他的子公司无论是提供原材料还是生产成品，它们都依附着这个钢铁厂，他们就象一棵古老的参天大树的枝节。
但自从盟军法律将德国的重工业解散以后，阿尔弗里德现在只有这棵大树十二分之一的枝条，而且其中的树木也折断了。
树干死了。
”一位克虏伯老作者（诺伯特·米伦）用散文诗式的语言描写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占领军将他们不喜欢的克虏伯康采恩分成了两部分。
尽管两部分仍然属于阿尔弗里德，尽管他签署了梅莱莫条约，他也只将其中一部分的支配权收了回来。
公司的第二部分，也是对康采恩至关重要的那一部分，根据与阿尔弗里德签定的协议，属于出售范围。
受出售威胁最大的一些公司是莱茵浩森铸钢厂、汉诺威一哈尼巴尔硬煤矿、康斯坦丁大帝煤矿有限公司、罗森瑞矿山、艾姆舍·利坡煤矿股份公司。
由于阿尔弗里德应该与这些公司分开，条约签署的另一方盟国决定，阿尔弗里德对这些公司的股东权不应由他，而应该由受托管理人来行使。
于是就出现了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状况，克虏伯康采恩最重要的部分尽管仍然叫克虏伯，而且也属于一个克虏伯，其利润也将归这个克虏伯，但就是同样的这个克虏伯却不可以对公司决策施加影响。
阿尔弗里德认为，这种状况有损他的尊严，是侮辱性的，因此他拒绝去查看那些受托管的公司。
“我不能到我自己的家里去做客”他认为。
尽管如此，他当然要维护他的经济利益，后来，一旦法律上以及实际情况允许，他就派贝托尔特代替他去参加监事会或者董事会。
1953年，这些想法都还属于未来的音乐，阿尔弗里德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要使留给他的那些企业正常运转起来，并能够重新取得经济效益。
阿尔弗里德目前拥有的康采恩，基本上由那些原来只是二梯队的企业组成。
其中的重点企业只有机械制造厂，这个厂生产链条和电动机，能够参加架桥的大型工程，这个工程应该使德国的道路，铁路网重又运转起来。
此外，康采恩更象一个生产公司与贸易公司的混合体，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想尽可能好地度过困难期。
阿尔弗里德还没来得及重建那些剩给他的企业，就有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在他眼前。
有几千位原克虏伯人寻找工作和面包，几千位退休老人指望着克虏伯付给他们退休金。
阿尔弗里德不顾他的一位财务经理的反对，他决定，从他剩下为数不多的流动资金里拿出钱来，先将退休金付给16000个退休的克虏伯人，即使所付退休金只是其应得的50％。
他的经理们认为，应该先将钱投资到重建工厂和购买机器上，阿尔弗里德平静地回答：“人在先，机器在后。
一百年来我们向来如此。
”
他对其职工的责任感，是他与生俱来的，这是一代又一代教育的产品；阿尔弗里德的榜样是他的外祖父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认为他有责任，将其财富用于给尽可能多的人以一份高薪工作岗位（现在，这个事实已经获得史学家的承认。
不断有人发表论文，描述阿尔弗雷德·克虏伯与他的雇员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是我们今天很难理解的。
我认为年轻学者约翰·保罗的反应是非常典型的，令约翰’
保罗气愤的是，阿尔弗里德·克虏伯竟然窥探那些住在工厂住房的职工们的思想。
当有人阅读社会主义报刊时，邮差必须通告那个老克虏伯！那么，如果他知道，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对他自己的儿子弗里茨施加了多大程度的压力，进行了多大程度的“思想窥探”，他又会说什么呢？不知道他是否想到，把两种相差100年的状况相比，是不适当的。
）但无论如何，阿尔弗里德很清楚，只有在他的克虏伯人的帮助下，他才有可能重建他的公司。
有一次，阿尔弗里德在巡视被毁坏的工厂基地时，他与一位名叫赫尔曼·瓦尔德克的职工代表谈话，赫尔曼是一位老社会主义者，阿尔弗里德问他，他认为公司的重建是否是可能的。
他回答：“一定会，我们大家都还是克虏伯人。
”这就说明了一切。
在签署梅莱莫条约之前进行的谈判过程中，阿尔弗里德在公共场合的行动总是非常小心。
他刚刚重获自由，世界就经历了一场计划好的战斗性的回击。
在他回来后的前6个月内，他就成功地使克虏伯公司在国外的活动得到大力提高。
克虏伯奇迹般地重又出现在世界市场上。
特别是他从事的业务，当时一直是传统的英国人与美国人占领的市场，引起人们的关注。
1953年，阿尔弗里德从监狱里出来仅两年半时间，他重新掌握公司领导权仅仅半年多，《曼彻斯特导报》就生气地写道：“克虏伯作为向地球上不发达地区供应机床的出口商，它已经发展成了英国最危险的竞争对手。
”
看一看它的销售额就可以将这个观点解释清楚。
1950年，康采恩销售额达9·94亿马克，其中出口额达。
5900万马克。
1951年，销售额达13·85亿马克，出口额达1.5亿马克。
1954一年，销售额达21.39亿马克，出口额增长到3·34亿马克。
50年代中期，除了钢铁与武器，克虏伯什么都生产，什么都卖。
克虏伯公司销售及出租产品的目录，跟一本书没有什么两样，产品目录书用无法水洗的皮革装帧，共150页厚，里面以字母顺序排列了近4000种产品与服务。
同时还附有其各类子公司的地址。
克虏伯公司几乎生产所有的东西：从A字头拆卸用的锤子到Z字头的海关快艇。
这是一个庞大的铁制品百货商场，其商品面向的主要是工业而不是消费者，在这个商场里，
唯独没有公司的老产品——钢材。
取而代之的是，克虏伯向其客户提供钢铁厂。
克虏伯做的广告词是这样说的：“我们提供生产钢铁与金属所需的所有设备的总体设计与制造，包括所有的安装设备、运输设备与能源设备。
”此外，克虏伯为钢铁生产提供所有的服务，从派专家帮助确定钢含量，到成套生产的工厂。
“不允许再生产钢铁的公司，要帮助其他公司生产钢铁。
”克虏伯史学家米伦这样写到。
克虏伯公司的新战略把困苦变成一种美德，利用了克虏伯最伟大的资本，即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培养出来的克虏伯工人的能力。
克虏伯的质量是众所周知的，用现代的话来说，克虏伯的工人有着很高的素质和积极性。
阿尔弗里德回来时，人们向他提出的关健问题之一就是：“克虏伯还生产武器吗？”特别是那些国外记者在采访中总是问这个问题。
但基于他在纽纶堡军事法庭上的不幸经历，阿尔弗里德决心，要给克虏伯树立一个和平的形象。
只要他仍是商人，他就不打算再生产武器。
但假如有一天，联邦德国政府请求他们生产武器，他就无法排除他会违背自己原则的可能性。
所以他在接受采访时，总是留一点回旋的余地，所幸的是，他从来没有必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此外。
他还认为，他的决定即不再生产武器，并没有丢掉克虏伯的传统，因为，除战争年代之外，克虏伯生产更多的是民用而非军用产品。
对此，阿尔弗里德在纽纶堡法庭上已经做了解释，“作为第五代钢铁生产商和第四代武器生产商，我应该再补充一句：在我父母的公司里，……我从来没有从人们的言谈行为中亲自感受到，他们曾经一直是欢迎战争或支持战争的。
我们公司的象征并不是大炮，而是三个相连的轮子，一个和平贸易的象征。
”（纽约时报，52年9月15日）事实上，无缝钢轨齿轮的发明是克虏伯财富的基础。
从阿尔弗雷德。
克虏伯时代到今天，三个相连的环一直是克虏伯这个名字的象征，同时也是克虏伯公司的徽章。
阿尔弗里德在武器生产及战争问题上的“无我”立场与年轻一代的大部分人的感觉是一致的，对于应征参加新德意志联邦军，他们的反应就是这句口号：无我。
他声明，要树立克虏伯的新形象，即和平的形象，这受到国内各界人士的赞扬。
但外国却对此充满怀疑。
阿尔弗里德就这样为其公司做了推销。
克虏伯又有了新的起点，轮子又转起来了。
但那些未解决的问题仍然很严重。
阿尔弗里德认为，问题太严重了，凭他自己的力量无法解决，他需要人的帮助。
贝托尔特·拜茨于是可以登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