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房子》中的鲍妮法西娅形象分析

《绿房子》中的鲍妮法西娅形象分析
作者：林计鑫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24期
摘要：20世纪初的秘鲁社会，正笼罩在军事政治独裁的巨大雾霾中，新旧观念冲击着这个正处于转型期的社会。

而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女性完全是从属性的、是社会中的他者，女性的身体则沦为男人发泄欲望的商品。

社会与个人双重作用下造就了鲍妮法西娅这一人物形象的种种不幸。

关键词：女性；男权；妓女
作者简介：林计鑫（1990-），女（汉族），辽宁省大连市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

主要从事大众文化研究、欧美文学研究、小说叙事研究以及小说创作。

现在主要课题：20世纪小说中的时间。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4-0-02
《绿房子》创作于1965年，表面上是一部“青楼”兴衰史，实际上是那个时期新旧观念、不同的价值取向之间斗争冲撞的历史，略萨一直主张：“文学是一团火”1，所以小说中矛头直指秘鲁的社会现实：拉丁美洲虽然独立了，却一直遭受帝国主义的霸权、殖民主义的强权和军事独裁的政权这三座大山的压迫。

对于女性来说，传统的天主教、男尊女卑思想仍然根深蒂固。

学界集中于女权主义视界下的人物形象分析，我将从鲍妮法西娅妓女身份这一角度来分析其人物形象。

一、自我造就的妓女
鲍妮法西娅是土著人，最初在修道院里当女仆，由于放走了20多个土著女孩而被嬷嬷赶出修道院，之后被拉丽达收养，经拉丽达引荐后又与利杜马结婚，利杜马杀人被捕入狱，正怀有身孕的鲍妮法西娅无依无靠，没有能力赚钱，经何塞费诺引诱而成为妓女，改名塞尔瓦蒂卡，从此卖淫为生。

在这里，略萨运用了命名的仪式，鲍妮法西娅成为妓女的时候获得了重新命名。

命名这种仪式使得人获得重生，一方面它隔绝了父辈的文化，是一种弑父心理的外化；另一方面它割断了自己与过去的联系，打破了自我。

但关键问题却在于究竟是自我命名还是他人命名。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盖茨比原本具有一个极其大众化的姓名：詹姆斯·盖兹，而他自己却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盖茨比（God’s boy）。

而鲍妮法西娅的命名却与盖茨比完全不同，她是如此可悲，她的命名是由诱骗她的二流子何塞费诺完成的。

男人替无知的女人选择了道路，女人乖巧
地将自己的命运交付与他人。

何其可悲，女人已经低微到尘埃里了，生命之舟操控于男人之掌，生命之流源于男人之海。

她的人生是一段被奴役被抛弃的历史。

首先在故乡，作为一个琼丘人，她被土著父母抛弃；而在修道院里，她虽是出于爱心而放走孩子们，却再一次被宗教抛弃；之后献身于婚姻，企图获得婚姻的庇护，即使她在家庭中完全是一个失语者，即使遭到丈夫不断地暴力对待，她仍旧隐忍着，之后丈夫被抓，她又一次被婚姻抛弃；二流子何塞费诺给予她坚如磐石、缠绵悱恻的承诺，可最终，看似千金不换的爱情仅仅是男人一时欲望冲动的代名词。

未曾有人真正地给予她过爱情，没有爱，无论在作警长的妻子，还是作二流子的情妇，都未曾有人拿一颗真心换取另一颗真心，都未曾有一个男人拿一生的承诺换取一个女人的一生。

鲍妮法西娅从女仆成为他人之妻最终沦为妓女，这一过程中什么都在变，但被人奴役的本质没有变：在修道院里被嬷嬷们奴役、作他人之妻时被丈夫奴役、最终沦为妓女，滑到痛苦之深渊。

她的人生就是一段被奴役的历史。

最终，万念俱已成灰，她修正自己的价值观，迁就于他人，失去自我——自己将自己抛弃了。

一个女人，如若与世界格格不入，完全可以选择一种“自绝于尘世”的方式，她完全可以回到土著部落里过回自耕自农的生活，可她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回不去了。

她天真得相信，已经接受了现代化熏陶的自己再也回不到最初的部落了，就这样，她无耻且无知得成为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较量之下的虚假的牺牲品。

最终在故事结尾的地方，尘埃落定，皆成定局，二流子何塞费诺无耻地叫她嫂子，她愤怒了，但只是转瞬即逝的愤怒，只是弱者羸弱而无力地低吟：“我不是你的嫂子”，塞尔瓦蒂卡说道，“我是个婊子，是个拣来的孤儿”。

2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她的丈夫利杜马最终出狱，却终日浑浑噩噩，无所事事，靠着塞尔瓦蒂卡卖身的钱生活，但同时瞧不起养活自己的“妓女”。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对妓女下了一个定义：妓女是“将与已性交的权利出售给男人们以便为这种行动本身获取金钱报偿的妇女”3，而事实上，妓女出售的不仅仅是有形的身体，还有她们无形的尊严与人格。

在她失去尊严与人格的同时也被一切所摒弃：“妓女是替罪羊，男人释放自己的卑劣欲望，发泄在她身上，然后否定她……妓女没有人的权利，在她身上集中了女性奴隶处境的所有形式”4。

二、社会造就的妓女
略萨的成名作《城市与狗》中展示了秘鲁社会转型时期的“人吃人的本质”：“你整我，我整你，让人家整的人就会自己倒霉。

这并非我的过错。

如果说别人不敢欺侮我，是因为我比较厉害。

这可不是我的错”5，人们本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价值标准在这个肮脏世界中摸爬滚打，艰难生活。

而一无政府保障、二无良好出身、三无工作机会的女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嫁人，要么堕落。

正如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说的一样：“娜拉或许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6。

当社会变革的条件没有准备好，一个觉醒了的女人的抗争无
非是用另一种方式掩埋自己罢了：“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7，娜拉出走如果皮包中没有装满钱，只带了一颗觉醒的心，在一个几乎不给女人提供工作机会的社会里，她的觉醒又有什么意义呢？
伍尔夫的：“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8确实是不无道理的。

英国在1870年才通过允许妇女保有自己的收入的法案：《已婚妇女财产法》，也正是在这期间确定了女性工作的可能。

英国在19世纪才做到如此，何况当时刚刚完成独立的拉丁美洲呢？妇女的经济权利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社会也并没有给妇女提供任何工作的机会。

狡猾的伏屋自己便道出了其中的玄机：“她（拉丽达）同我在一起又有饭吃，又有鞋穿，要是留在伯利恒区，她最后不是给人洗衣服，就是当妓女，当女仆”9，正是这样的社会形态，导致女人必须依赖于男人才能生活。

而正是这致命的制度，使得男人无需尊重女性，无需给予女性应有的爱情，无需给予承诺以及婚姻的保障。

略萨清楚得意识到秘鲁的军事独裁政治直接导致秘鲁的封闭与腐败，封闭便意味着观念的封闭，正如略萨的母亲常年经受着丈夫的毒打，却不肯离婚，“她那天主教的道德观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是要做个能吃苦耐劳的妻子和家庭主妇；其次，她没有能力养活自己和儿子”10，可见秘鲁社会遍地都是不幸福的女性，一半是社会在助纣为虐，一半是她们自己在制造悲剧。

萨特说：“（女人）半是受害者，半是同谋，像所有人一样”。

当今中国社会中，女人要么示弱来获得男人的疼爱；要么走向另一种极端，成为一种男性化的女人，虽然获得了绝对的独立与自由，但却丧失了女性的阴柔之美。

要么成为依附者、附属品、成为一个物而不是人、成为整个社会的弱者；要么就成为男性化的女人、像可悲的“花木兰”，消解掉自己一切的女性特征，成为一个不男不女的怪物。

波伏瓦说：“有一天，女人或许可以用她的强去爱，而不是用她的弱去爱，不是逃避自我，而是找到自我，不是自我舍弃，而是自我肯定，那时，爱情对她和对他将一样，将变成生活的源泉，而不是致命的危险”11。

显然，女人要想成为真正的女人，便要首先成为真正的人。

注释：
[1]赵德明著：《20 世纪拉丁美洲小说》。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2]【秘】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绿房子》，孙家孟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0页。

[3]【美】杰克·D·道格拉斯等著：《越轨社会学概论》，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5页。

[4]【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第二性ⅱ》，郑克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95页。

[5]【秘】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城市与狗》，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88页。

[6]鲁迅著：《鲁迅全集第一卷坟热风呐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7]鲁迅著：《鲁迅全集第一卷坟热风呐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8]【英】弗吉尼亚·吴尔夫著：《一间自己的房间》，贾辉丰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9]【秘】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绿房子》，孙家孟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10]赵德明著：《巴尔加斯·略萨传》。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11]【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第二性ⅱ》，郑克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封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