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最早的电台和通信鼻祖王诤都出自国民党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这是毛泽东写的一首词的上半阕。
描述的是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中的一次关键性战斗。
从1930年12月16日开始，蒋介石纠集10万人马“围剿”中央根据地。
毛泽东总政委和朱德总司令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指挥红一方面军约4万人，于12月30日在龙冈一战活捉了国民党军的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全歼所部9千兵力。
毛泽东的词句勾画了当时的胜利情景。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战役不但活捉了张辉瓒，还缴获了半部电台，以此为标志，我军开始了在前线创建无线电通信的时期。
早在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时就缴获了9部无线电台。
8月，红一军团在文家市全歼戴斗垣旅时又缴获了一部电台。
由于战士们不知道电台的用途，都给砸坏了。
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知道后下达命令：今后凡缴获电台，“不得擅自破坏，违者严究”。
龙冈战斗之前，又签发命令，重申“无线电亦不准破坏”。
这些命令在龙冈战斗中收到了成效，在缴获张辉瓒的电台中，虽然发信机被砸坏了，但终于保住了半部电台———一部收信机。
电台的报务员王诤、刘寅等人参加了红军。
1931年元旦，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在发布进攻谭道源师的命令中进一步强调：“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之军旗及无线电机，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
”第3天，在东韶战斗中果然缴获了一部完好的15瓦电台。
红一方面军从此有了一部半电台。
就在王诤、刘寅等人参加红军的第4天，即1931年1月3日下午，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亲切地接见了他们。
毛总政委和蔼地对他们说：“欢迎你们当红军。
无线电是个新技术，你们参加了红军，希望你们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而努力工作。
”并在生活上也对他们给予了优待。
当时红军战士一天只有3个铜板的伙食费，总部对电台人员规定了技术津贴制度，一个月发给30至50块银元。
这些关怀和信任使王诤、刘寅等人深受感动。
随着觉悟的提高，他们联名给总部写信请求免发技术津贴。
1月中旬，我军第一个无线电队正式成立，王诤被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亲自任命为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队长，并迅速组织开办了无线电培训班。
1931年4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反“围剿”作战开始后，因为只有一部半电台，不能沟通联络。
就由王诤、伍云甫、曹丹辉等人带一部电台随朱总司令和毛总政委在前方，由曾三、刘寅等带收信机在后方实行24小时守听。
前方有事随时架台发报，可使后方及时了解前方情况。
为了弄清敌人的行踪，王诤在前方坚持昼夜监听、捕捉敌台的信号。
5月15日黄昏，王诤突然听到敌公秉藩28师的电台正在与该师设在吉安的留守处电台用明语交谈。
吉安电台问：“你台在哪里？”师部电台答：“现驻富田，明晨出发。
”吉安电台又问：“到哪里去？”师部电台答：“东固。
”东固当时正是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率领的一方面军总部驻地。
王诤感到这一动向很重要，马上和政委冯文彬一道向总部首长作了报告。
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依据这一情报立即下达命令：“夜12时起床，1时吃饭完毕，2时半集合，3时出发，于拂晓前占领东固有利地形，坚决消灭来犯之28师。
”第二天早晨，敌人果然如期来犯，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早已设下了埋伏。
在红军的突然伏击下，敌军很快瓦解。
不但歼灭了28师全部人马，还消灭了同来的敌40师一个旅的大部兵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从这天开始，红军一鼓作气，5战5胜，初出茅庐的无线电通信为这一胜利建立了特殊的功劳。
为此，朱总司令专门到电台对王诤等同志进行了表扬。
尤其令无线电队高兴的是，东固一战，公秉藩师部的100瓦大功率电台也被红军完整地缴获了。
王诤立即调整电台人员：由伍云甫、曹丹辉等带15瓦电台跟随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到前方，王诤和曾三、刘寅等带100瓦电台随叶剑英留在后方办事处。
6月2日，两台沟通联络，实现了我军无线电通信史上的第一次通报。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乘胜进攻，挺进到赣东、闽西地区。
蒋介石乘我中央苏区兵力空虚，从7月1日开始调集30万人马，自任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方针，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这个动向很快被我无线电队侦察到了。
6月30日，毛泽东同志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名义在《致12军军委并转周以栗及边界工作委员会35军军委会信》中写道：“今日无线电消息，何应钦由南昌进到抚州，称其为前敌总司令。
蒋介石有密电对何应钦，电首机急，何总司令官速译转第三军团及追击第一、二两路所属各部队。
又据郝梦麟电台通报称，本军奉令仍随34师，由永丰向上行，由沙溪推进等话。
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敌军要很迅速地向我们进攻已毫无疑义。
”针对敌情，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决定调红一、三军团迅速回师赣南，以便集中力量战胜敌人。
这时，无线电通信第一次发挥了调兵遣将的作用。
红一、三军团接到电报后，于7月10日从闽西出发，绕道千里，昼夜兼程地赶回兴国地区，抢在敌军到达之前做好了应战准备。
7月23日下午4时，配属红三军行动的红军第一期培训班报务员曹丹辉侦收到一份何应钦发给各路部队的“万万火急”电报。
这是一份“限10天扑灭共匪”的命令，全文324个字，是蒋介石关于分进合击红军的兵力配置与战斗部署。
曹丹辉用第二次反“围剿”中缴获的敌军密码全部破译出来。
电报经红三军黄公略军长和蔡会文政委阅后迅速送到一方面军总部。
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依据电报提供的敌军部署，在敌我力量为10：1的悬殊对比和东南北三面受敌的情况下，乘虚蹈隙，避敌主力，打其虚弱，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击，一连打了3仗，3战皆胜，缴枪万余。
8月11日，红三军在黄陂附近与总部会合时，毛总政委亲切地接见了曹丹辉，并高兴地对他说：“你收的那份何应钦的电报对这次战役很有价值。
”毛总政委还当场吩咐胡参谋告诉副官处，发给曹丹辉3块银元以资奖励。
鉴于王诤在反“围剿”中所建的功勋，在1933年中央苏区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时候，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二级红星奖章，同时授予此等奖章的还有陈毅、张云逸、萧克、何长工、罗炳辉、罗瑞卿、滕代远、彭绍辉、彭雪枫、朱良才、程子华等34人。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中央根据地五次反“围剿”失败。
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
1935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电台的联络突然中断了。
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央不知道红二、六军团的下落，无法实施战略指挥。
1935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开会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把“完成与二、六军团的通信联络”列为一项战略性任务，交给了时任中革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的王诤。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王诤带领三局的同志们坚持不间断地守听，精心寻找和捕捉红二、六军团电台的信号。
与中央联络中断后红二、六军团也十分着急，他们仍用原波长和呼号不间断地守听和呼叫中央台。
9月29日，他们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红军总部电台取得了联络，便误以为和中央恢复了联系。
他们不了解，这时的张国焘正在公开分裂党，准备另立中央，并把到红四方面军工作的朱总司令及其所率领的红军总部用武力控制起来，还冒用中央与军委的名义对红二、六军团下达指示，后来又让红二、六军团北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增大了中央恢复同红二、六军团联络的难度。
1936年1月27日夜12时左右，红二、六军团电台与红四方面军电台收发一份长达800余字的电报时，军委台终于捕捉到了红二、六军团电台的信号。
王诤局长亲自上机，将收发信频率对正后，伺机插叫。
当这份长电报发到400字时，红四方面军电台要求暂等10分钟。
乘此间隙，王诤局长立即开机用明语呼叫红二、六军团电台。
因信号音调和发报手法特点不同于红四方面军电台，引起了红二、六军团电台值班员龙振彪的怀疑，当即问道:“你是何台？”王诤局长用明语回答说:“我是总队长王诤，奉命与你们联络。
请阎知非队长上机，有重要事要谈。
”阎队长上机后，双方终于沟通了联络，红二、六军团终于找到了。
但是，由于原来同红二、六军团联络的“豪”字密码本由朱总司令带到红四方面军后被张国焘控制，中央台不能对红二、六军团发指示性电报。
不得已，周恩来副主席以他曾用名“伍豪”的名义，让电台发了一份明码电报给任弼时“弼兄：我们已到陕西保安，密码（豪）留老四处。
……弟豪。
”这时，贺龙、任弼时才明白真相，知道党中央已经北上。
由于没有密码本，双方仍不能进行实质性联络。
7月2日，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
在朱总司令的指示和支持下，任弼时很快从张国焘处要来了密码本，立即同中央沟通联络，很快收到了中央发来的3份重要电报：第一份电报是授予红二、六军团为二方面军的番号，任命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总政委，除红二、六军团外还辖原红九军团；第二份电报是让任弼时亲译的，主要指示红二方面军党委如何开展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和团结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第三份电报是关于红二方面军的行动方针。
这3封电报像指路明灯一样使红二、六军团明确了前进方向。
由于红二方面军坚决执行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由于原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等人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停止了反对党中央的分裂活动，同意与二方面军一道北上。
从此，军委电台和红二、四方面军电台之间保证了电波日夜不断，保持了密切的通信联络。
在王诤他们良好的通信联络保障下，党中央指挥二、四方面军迅速北上。
10月中下旬，三路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结束了“铁流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开始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