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历史理论的深化与发展

J uly ,2006NO.4General 176甘　肃　理　论　学　刊Gansu Theory Research 2006年7月第4期　总第176期文　史　纵　横清代历史理论的深化与发展罗炳良(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收稿日期]2006-04-28[作者简介]罗炳良(1963-),河北定兴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摘　要]　在中国史学史上,历代史家对于中国史学之理论的认识积累了丰厚的遗产。

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包含两大部分:一个部分是人们对于历史学自身发展的理论性认识,我们称之为史学理论;另一个部分是人们对于客观历史发展的理论性认识,我们称之为历史理论。

清代史学不仅在史学理论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且在历史理论方面也呈现出逐步深化和不断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　清代史学;历史理论;史学理论[中图分类号]K 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07(2006)04-0082-05 20世纪以来,在关于清代史学的研究领域中,由于章学诚《文史通义》对传统史学的理论总结和梁启超《新史学》开近代史学理论之先声,其史学理论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以至于掩盖了清代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绩,造成研究较为薄弱的局面。

本文不准备对清代历史理论内容作出全面研究,而是按照清代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就其理论思辨水平所能够达到的高度,来考察清代历史理论逐步深化和不断发展的趋势。

一清代前期,鉴于明清鼎革之际社会结构的变动和清朝统治集团在思想文化领域中专制统治的不断强化,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史学家进一步对历史和现实作出深刻反思,产生出深邃的社会历史批判思想。

他们对历史上的封建专制制度展开猛烈的批判,围绕君主论、兴亡论、封建论等一般理论层面上的重大问题加以讨论。

在这些反映时代精神的历史批判观念中,包含着较为丰富的历史理论。

(一)关于君主理论。

清初史家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从肯定自然人性私欲的合理性出发,到否定封建专制君主独逞一己私欲,再到批判封建专制君主以一己之私欲害天下之大公,形成一个逻辑层次分明的思想体系,把中国古代君主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具有重要的历史理论价值。

顾炎武指出:“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

”[1](《郡县论一》)揭露了君主专制制度形成以后给社会带来的极大弊害。

他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人们存在“私欲”的合理性:“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也,故先王弗为之禁。

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

建国亲侯,胙土命氏,画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

”[2](《言私其豵》)肯定人人存在“私欲”,反对专制君主一己私欲,表现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观念。

黄宗羲从历史对比的角度解释封建专制制度的形成:“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3](《原君》)他肯定存在“公欲”的社会具有合理性:“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

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

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天下28之人。

”[3](《原君》)在反对君主专制思想中蕴含着极为深邃的社会历史批判精神。

王夫之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私天下”,主张实行分权共治的“公天下”。

他说:“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大公。

天下非一姓之私也。

”[4](《叙论一》)唐甄也认为:“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

治乱非他人所能为也,君也。

小人乱天下,用小人者谁也?女子、寺人乱天下,宠女子、寺人者谁也?奸雄、盗贼乱天下,致奸雄、盗贼之乱者谁也?”[5](《鲜君》)他通过历史地考察最后得出结论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5](《室语》)其历史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君主,从根本上否定了历代皇权的合法性。

(二)关于兴亡理论。

中国古代史家非常注重考察历史上的朝代兴亡问题,试图从中探究社会的治乱盛衰法则。

清代前期史家继承这一历史传统,不但关注历代政治与治乱盛衰的关系,而且特别注意到风教与朝代兴亡的关系,形成了深刻的历史进程及其演变法则的理论。

顾炎武对治乱兴衰问题极为关注,突出表现在对“亡国”与“亡天下”概念界定的区别。

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

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2](《正始》)他认为风俗是关系国家命运和社会兴衰的大事,感叹“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阙矣。

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1](《与人书九》),通过对历代社会风俗的历史考察,形成了深刻的历史理论。

王夫之对历代治乱兴衰的认识,突出反映在他关于风教兴废与皇朝兴亡关系的历史评论之中。

他认为:“风教之兴废,天下有道,则上司之;天下无道,则下存之。

下亟去之而不存,而后风教永亡于天下。

”[4](《梁武帝》)王夫之指出自汉以来,统治者托国于谀臣就会造成政治混乱,而托国于贤臣就能达到政治清明,因而特别强调“大臣者,风教之去留所托也”[4](《梁武帝》),把风教的存亡作为衡量社会治乱与天下兴亡的晴雨表,形成风教与社会盛衰关系的理论。

顾祖禹治史注重结合社会历史的发展,阐明历代政治军事的成败得失与治乱盛衰的关系。

他认为“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

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6](《河南方舆纪要序》);又指出“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

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6](《陕西方舆纪要序》);同时还详细探讨了全国各地山川险易与国家政权安稳与否的关系,形成了关于历代政治兴衰成败的理论。

(三)关于封建理论。

中国古代史家对于分封制与郡县制优劣问题的争论,涉及到史家对于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是一个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

唐代柳宗元开始从历史发展之“势”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清初史家王夫之又在历代兴亡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理”的范畴,表现出对历史发展法则的认识不断深化,达到清代前期历史理论的最高水平。

顾炎武讨论分封制与郡县制问题,表现出深刻的理论总结特征。

他说:“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

方今郡县之弊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

此生民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

”[1](《郡县论一》)他认为后世郡县制的最大弊端就在于皇权高度集中:“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η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权乃移于法。

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虽大奸有所不能逾,而贤智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

”[2](《守令》)顾炎武通过全面考察历代政治体制的得失,认为应当兼采分封、郡县两制之长,提出了“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1](《郡县论一》)的主张,把历代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问题的讨论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王夫之历史观的核心内容就是强调“势”和“理”的统一。

他对前人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争论的基本看法是:“两端争胜,而徒为无益之论者,辨封建者是也。

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4](《秦始皇》)指出中国古代的郡县制具有合理性,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

他认为物质自身运动的法则就是“理”,而郡县制之所以不可废弃,也是“理”在起作用的结果。

反过来,“理”也不能脱离“势”,因为“势因乎时,理因乎势”[4](《晋愍帝》)。

王夫之研究历史通过“参古今之理势”[4](《汉文帝》),正确地分析了分封制与郡县制优劣这样的重大历史问题,形成了正确的社会历史观,对历史理论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清代中期,社会思想领域里的历史批判思潮转变为自觉清理和重新阐释传统学术文化的思潮。

广大史家深入总结前代史学遗产,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就,使清代中期史学显示出总结与成熟的特征。

在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方面,同样具有上述特征,形成了带有明显思辨色彩和具有一定哲学体系的历史理论。

(一)社会进步史观。

中国古代史家对历史的认38识,虽然存在历史倒退观念、历史不变观念、历史循环观念等各种错误理论,但是最有价值的是历史进步观念。

章学诚批判地继承前人的理论遗产,初步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演变法则,把古代史家对历史演变之“道”的探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形成了系统的历史进步史观。

章学诚考察人类社会形成的过程,用历史发展之势来说明人类社会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他明确指出:“人之生也,自有其道。

人不自知,故未有形。

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于樵汲。

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

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卑之别形矣。

至于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于千百,则人众而赖于干济,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势纷而须于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作君作师,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之意著矣。

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7](《原道上)说明人类社会的产生是按照自身的法则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

章学诚还指出人类社会的演变和进步也是历史的自然发展:“人之初生,至于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师,分州画野,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

羲、农、轩、颛之制作,初意不过如是尔。

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

殷因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

”[7](《原道上》)揭示出社会制度的发展演变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而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

章学诚认为历代政治以及社会制度的发展有历史的必然性,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他指出:“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

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大成,则亦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

盖自古圣人皆学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阅于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

周公固天纵生知之圣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时会使然也。

……故创制显庸之圣,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独也。

时会适当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7](《原道上》)章学诚的这种认识已经触及到历史发展偶然性与必然性相互关系的理论,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