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均衡模型

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与就业作者：蒋勇来源：《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05期摘要：利用2000—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考察我国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对就业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加强环境规制抑制了就业增长。

而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加强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西部地区加强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负向影响。

（2）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存在策略性竞争行为，从全国层面来看，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以逐底竞争策略为主，而分区域来看则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体现为差异化竞争，而中西部地区则以逐底竞争为特征。

（3）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某一地区放松环境规制将会对邻近地区的就业水平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关键词：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就业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5-0079-11；中图分类号：F427；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与文献综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

不仅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而且就业规模和水平不断扩大。

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财政分权、政治集权”的中国式分权体制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因素。

在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的治理理念使得地方政府一方面过分偏向易拉动GDP的基础设施投入，另一方面倾向于放松环境规制，通过牺牲环境质量降低辖区内企业的环境成本以及吸引辖区外各类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流入，从而形成所谓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逐底竞争”现象。

由此，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代价之一便是环境的急剧恶化。

日益恶化的环境引发了社会公众、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我国也在逐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树立科学发展观，2006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目标，并强调实行严格的环保绩效考核、环境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释放了环境保护将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之中的信号。

中国式环境规制政策演进及其经济效应综述与展望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对中国式环境规制政策的演进过程及其经济效应进行全面的综述与展望。

环境规制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政府干预手段，在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于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

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演进历程，分析其在不同阶段的特点与变化，并探讨这些政策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文章还将对未来的环境规制政策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以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在概述部分，我们将简要介绍环境规制政策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明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我们还将对文章的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分析框架进行说明，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评价，我们将为后续的深入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式环境规制政策的演进历程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演进历程大致可分为起步探索、制度创新以及转型发展三个阶段。

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环境规制政策体系日趋完善，环境规制工具不断创新。

在环境规制政策起步阶段，中国主要以收取排污费的形式对企业进行环境规制，通过经济激励手段促使企业减少污染排放。

然而，这一阶段的环境规制政策存在诸多不足，如政策执行力度不够、监管不严格等问题，导致环境规制效果不佳。

进入制度创新阶段，中国开始尝试采用更加多元化的环境规制工具，如环保税、绿色信贷、环保补贴等。

这些新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实施，有效提高了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环保投入，推动了绿色产业的发展。

同时，中国政府还加强了对环境规制政策的监管力度，提高了政策的执行效率和效果。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日益紧迫，中国环境规制政策进入了转型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国政府更加注重环境规制政策的系统性和协调性，推动环境规制政策与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深度融合。

环境规制分权与治理成本在政府间分担的分析摘要：本文探讨了混合治理结构下我国现有的环境治理成本在各层级政府之间的分担方式，分析中央政府分担支出的必要性，指出地方财力与环境职能之间的不匹配性以及地方环保部门的独立性问题，指出我国环境执行成本在分担方式上改革的方向。

关键词：环境规制分权；执行成本分担；转移支付在实践中，非对称跨界污染的广泛存在以及在我国分权治理结构下难以避免的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地方政府经济竞争，产生中央政府干预的必要性，环境治理结构表现为集权、分权混合结构。

满足环境标准的过程是有成本的，在混合治理结构下，我们面临环境治理成本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分配问题。

而目前的文献主要关注不同政府层级之间环境规制职能的分工问题，却很少涉及环境标准执行成本的分担问题（Segerson et al.，1997）。

环境标准执行成本在政府层级之间的分担问题之间关系着环境标准设定是否有效率、环境标准执行成本是否有效率，地方财力与环境职能之间的匹配性以及环境执行机构的独立性等问题，这些都直接影响环境规制的有效性。

在以前分析中，我们只是简单的假定由地方政府完全承担环境标准的执行成本，而且中央政府在其决策中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执行成本。

那么，完全由地方政府承担执行成本、而中央政府在其决策中却不考虑这种成本支出的方式是否合理，如何形成合理的环境标准执行成本的政府层级分担方案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一、双重道德风险与过度规制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双重道德风险可能会恶化环境规制的效率。

Segerson et al.（1997）在跨界污染情形下由中央政府设定最低标准、地方政府负责执行（设定至少高于最低标准的具体标准）的制度安排中，分析了执行成本分担问题的重要性。

由于跨界外部性的存在，为了避免地方政府设定偏离最优的过松的标准，需要中央政府设定标准（最低标准）。

如果中央振幅完全不承担成本，机会主义动机使其选择过度规制，制定过高的标准；如果中央政府完全承担成本，地方政府则将失去创新和成本最小化的正确激励，这便是因为成本分担问题引致的不同政府层级之间的双重道德风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