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人评《三国演义》及其对历史与虚构的认识
“小说感兴社会之效，殆莫过于《三国演义》一书。”语出清末民初黄人所撰小说小话》，说的是罗贯中小影响之大。且不赘述它对明农民起义军、太平天国和清君臣的影响；只看清末“西人之我国者，稍解中文即争《三国演义》；偶与论及中国英传记则津津乐道者，必此书也。或看今人由此阐发出领导艺术人才学、谋略学等范畴及在国内上八十四集《三国演义》电连续剧而引起的讨论热，见它的魅力方兴未艾。但是历史义小说毕竟不是历史本身，们必须把握历史与文学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关。因为它是一部历演义小说，它是以西晋史学家陈寿著的《三国志》作底本写成的通俗艺读物。本文分析明代文论家对三国演义》的评价中所体现关于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看法。
一般而言，探《三国演义》的真实与虚构问题首先得弄清小说采用的材即历史资料，是否信；小说作者对他所描写历史人物是否做到了“不虚美、不恶”，不含有较大的偏见。显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人们才能较为客观地评论小说家发历史材料、探索历史背景、描写历事件和艺术地再现历史人形象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又有哪些不足，甚至重大的失误。而历来研者往往更多的是拘泥于细枝节，单从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从而作出简单判断，研究小说术再现历史人物及历史发真实风貌的功能方面则稍欠缺。当然还是有些文论家卓见识，能够理解作者罗中是如何运用辩证方法，适当地采用些虚构的情节来强作品的艺术性，而又能使这虚构的情节与历史的真人真事不出现太大的矛盾
突。从而使读者能够从思想上进特定的三国时代氛围，并尚友古人”，和小说中自己爱的人物产生共鸣。这才是备洞见识力的文论家超越世俗浅之处。
罗贯《三国志通俗演义》参陈寿的《三国志》及裴之的注文，也借鉴《后汉书》《晋书》中若干纪传并旁采《世说新语》《搜神记《三国志平话》等古籍。时也取材于《资治通鉴，而胡三省的注解更有助于者理解三国人物与历史事的前因后果。这就小说作者按时问顺序编三国的历史小说提供了鉴。民间传说、历史文、三国故事剧本、正统修史书的因素夹杂一起。可见《三国志通演义》历史与虚构相伴而生，可见时人在历史观题上的混乱之因缘。
明代蒋大器作序的《三国志通演义》，是小说成熟的标。蒋大器在序里第一论述了历史小说的基本特，肯定了他的社会作用。他明确出《三国演义》忠实于基本史事实，做到了“夫史非独纪代之事”，因而“亦庶几史”；另一方面，它又历史材料“留心损益，对某些人物、情节所取舍和虚构，表现出与历史作不同的特点。他说：历代之事，久愈失其传。前代尝以野史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史，自汉灵帝中平元，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心损益，目之曰：《国志通俗演义》。文不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乎史。盖欲读诵者，人得而知之，若诗所里巷歌谣之义也。……则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臧否，一开卷，千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其问未免一二过与不及，俯而就之，观者有所进益焉。予谓其诗，读其书，不识其，可乎?读书例曰：若只读到
人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有益。只读过，而不身体力行，又未读书也。
蒋大器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考证国史，写态度非常严谨；同时有加工，完全可以视史实。他在这里把史与放在同等地位。内容实，文字好读。书成之后，“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以便观览”。所以虽然有虚因素，然而就影响而言，应当逊于传统的诗教作用。
在语言方，《三国演义》具有“文不甚，言不甚俗”的特点，“人得而知之”，不像历著作那样“理微义”。因此，他认为此类历小说，既可以帮人们认识史，又能帮人们区分奸善恶，还可以吸取历教训。由于此书作者有一定的历素养，艺术技巧也很高，塑造了一列风云人物，又生动描写了多个政治斗争和重大战役对三国历史按年代先作了鸟瞰式的叙写。这样书虽然不大为正统史学家重视，但很受群众欢迎。蒋大器一方面摆脱正统史学家的偏见，确指出历史小说的特点特别是强调了与正史的区别，指历史演义小说可以必要时加工虚构，为后张尚德的进一步提出“羽信史说”作了准备同时蒋大器在序中阐述了己所尊奉的儒家的历史观：他崇孔子修《春秋》“立万万世至至正之大法”，和孟子的言仁而不言利；至朱熹《通鉴纲目》“亦由是也；岂徒历史之事而己乎?”这就是说：史是为“劝惩警惧当世”而作，它不是为了纪往事。为此他特别强此书是贯穿了尊蜀汉，特孔明，并尊刘、关、张，贬抑权和极端反对曹操的思想。
张尚德驳斥把历小说视为多余的观点，对于明代历小说和小说理论的发展起了好的作用。他重申蒋大器的一些基观点，指出“史氏所，事
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因此“非通儒耳而通其事，因事而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他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里说，史氏所志，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宿夙学，展卷问鲜不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隐栝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其事，因事而悟其义，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风教广且大焉，何病其赘耶?客仰大唬曰：有是哉?子之我诬也。是可谓羽翼信史而不者矣。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诸梓，公之四方，可乎?余不揣劣，原作者之意，俚语四下韵于卷端，庶几咏而有所得欤。于戏!牛溲马勃，良医所，孰谓稗官小说不为世道重轻哉?
历史演义小说“羽翼史而不违”，即不违背历史真，但又不能与历史完全同，否则历史演义说也就成了多余。他认为它有不忽视的社会教育作用，其“稗益风，广且大焉”，不能因其是稗官小说”就认为“不足为世所轻重”。
《三国志通俗演义》后，历史演义说大量流布，且作在如何对待历史事实和术虚构关系问题上看法不一小说理论上，有熊大木和观道人为代表的争论。前者在《新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里对所谓史演义小说“不可紊以正史”的观点进了驳斥，申明在尊重历史基本事的同时可以“用广发挥”后者则在《新列国志叙》说在“敷衍不无增添，形容不无色”基础上，必得“大不敢违其实”。其实他并无根本分歧，只不过是各自侧重不同。当然，也刚好说明明人在此问题上未彻底弄清楚。此后谢涮进一步提出“凡小说杂剧戏文，须虚实相半，方为游三昧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