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揭西钱坑宗族的历史变迁

17区域历史一、引言所谓家族，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由家庭房派结成的亲缘集团或社会群体单位。

同宗同族之人集结成为宗族，宗族乃家族的扩大，故宗族常常也可以代称家族。

典型的家族通常有五个基本组织，即族谱、族祠、族规、族产、族长。

宗族作为一种血缘社会群体和组织存在于国家社会之中，与国家政权密切联系，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中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不可忽略的作用。

关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实质，一直存在争议。

项继权认为，乡村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自治”状态，国家权力主要是依靠家庭组织并以亦官亦民的乡绅为中介而行使的。

[1]54马克斯韦伯则将中国形容为“家庭结构式的国家”。

王玉亮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下，皇权通过采取各种措施，有效地将宗族权力划入国家权力管理的范畴，乡村社会仍是集权式“官治”，地方民众处于“治于人”的政治地位，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村民自治。

实质是王权专制下国家政权与族权、绅权共同统治的“官治”。

[2]3唐军、侯红蕊、陈午晴等认为中国社会很早就进入了有着提要：家族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由家庭房派结成的亲缘集团或社会群体单位。

钱坑寨古系揭阳县金山洞的村寨，有着充沛的自然水资源，既可开垦耕种，又是处于安全隐蔽的丘陵地带，收守自如，能有效避免匪患战乱，是致寨谋生的理想之地。

钱坑在历史上曾是宗族势力强大的乡村，曾经长期拒险对抗官府，民风彪悍。

自元代以来，钱坑以林姓为多，人丁兴旺，经济发展，至清中叶尤称盛族。

晚清以后，风光不再，钱坑境内民不聊生。

20世纪90年代，钱坑宗族有复兴的迹象。

但实际上复兴的只是家族的若干形式而已，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文化共同体，体现一种乡土家族文化现象，文化上的意义远远大于社会政治组织功能及功利上的意义。

关键词： 钱坑；宗族历史；乡绅阶层；民风彪悍作者简介：林翠双（1984—），女，广东揭西人，普宁市梅峰中学教师。

略述揭西钱坑宗族的历史变迁林翠双　尔　迟别，不同的学者各自关注的地区不同所致。

只有深入农村做更多细致的调查研究，了解掌握更多的地区情况，综合研究，才能得出较正确全面的一般性结论。

[5]19粤东潮汕地区宗族色彩向来浓厚，而揭西县钱坑镇的地理、历史状况颇具代表性。

笔者为本地人，对本地区有一定的了解，也出于对家乡的特殊感情，故以该镇作为研究对象，作个案调查和文献分析，探讨该镇的宗族发展情况，并试图研究如何有效利用相关条件，推进该镇基层民主建设，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钱坑的历史沿革述略钱坑镇位于揭阳市揭西县境东南部，东接金和（1264～1294），林氏南山公经过艰辛的颠沛流徙之后，也终于选定钱坑为开基创业之地。

虽然是杂姓聚居，但各为生计而艰苦奋斗，彼此相安无事，由于人口大量增多，势必有向周边地区开拓发展之举，这就成为后来钱坑租田遍布周围乡里的事实。

明代洪武十四年（1381），朝廷核天下田土，编天下郡县黄册，计天下人丁、户额，实行府、县、都、乡、里制，定一百一十户为里，设里长，十户为甲，设甲首。

至清沿明制，大同小异。

明清两代，钱坑地域一直隶属于揭阳县。

“国初(清初)时，郡属多山贼，乡村咸筑寨以自保。

钱坑四围皆山，天然寨也，中有良田数百倾，当春季苗翼翼然茂，山水足灌溉，陂池沟洫有潴有泻，无旱潦之患，故岁常丰。

”[7]119区域历史钱坑地域交通不便，“山高皇帝远”，历史上多数时候实际上为区域自治，抵抗外侮，反对朝廷官府，抗租抗税。

宋叛军侬智高败经此处时，曾占地为王。

宋军平南时，南越金山洞被当作贼匪营盘而遭大扫荡，经历此遭大洗劫，逃离走避，散寨不少。

[8]9而自元至元南山公定居后，经元、明、清三朝代五百余载，子孙繁衍迅速，人丁兴旺，经济逐步发展。

尤其是在清朝中叶，出现了一个较好的发展期。

原来其他各姓氏的人家，有的衰没破落，有的迁徙他方。

林姓人多势众，以天时地利人和独据一方，颇为殷实，周边地区有很多钱坑佃户，成为远近闻名的地方望族大寨。

流传于潮汕地区的俗语“日出沙陇郑，日落钱坑寨”，说明了清朝中叶，钱坑林氏的富有和强势。

为了保护经榕江南河过往商家的安全和利益，同治十二年（1873），钱坑寨奉官府命在钱坑交界地方竖立界碑，上书“如有抢劫事，惟该乡绅耆是问”。

在乡亲会的办公地点涵德楼旁，笔者见到了这一界碑。

不过可惜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界碑随意倚靠在涵德楼一楼墙壁上，应是文物保护意识的缺失所致。

该碑约高150cm，宽15cm，字大小约为4cm×3cm。

界碑上面所刻之字已经模糊，但仍依稀可见“抢劫事”、“该乡绅耆是问”等字样。

有抢劫事不是官府问责而是“该乡绅耆是问”，既说明钱坑望族的势力之大，也体现了明清乡村社会管理的特色。

同治九年（1870）潮州总兵方耀奉广东总督命清办积案，对抗官抗租、筑堡垒、霸田产的地方土豪劣绅严加惩办。

[8](p10)在清办了潮阳“沙陇郑”郑氏兄弟搞独立王国案后，继而进驻钱坑捉“蟹王”，焚烧祠堂，搜刮民财。

到了晚清时期，外国列强侵入，朝廷腐败无能，钱坑境内盗贼四起，民不聊生，许多走投无路的贫苦人家离乡背井，肩背“市篮”，身着单衣，一条水布“走南洋”。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钱坑地域仍隶属于广东潮循道辖下的揭阳县，县以下设区、乡、保、甲。

钱坑属揭阳县第三区。

当时，揭阳县在民国14年（1925）隶属东江行政委员会，民国17年隶属东江善后委员公署。

民国21年隶属东区绥靖委员公署，民国25年隶属广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民国36年隶属广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民国38年，隶属广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区政府在今棉湖镇，钱坑乡公所在老墟（今供销社办公厅）。

1949年初钱坑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钱坑属五联区，后称第五区。

1965年，成立揭西县，钱坑属揭西县。

1957年，建钱坑乡。

1958年8月金和乡并入，成立钱坑人民公社。

1961年5月，钱坑人民公社分拆为金和人民公社、钱坑人民公社。

1976年9月，钱坑人民公社划出成立大溪人民公社。

1983年改称钱坑区，1986年开始改称钱坑镇。

[6]66三、钱坑宗族历史发展的调查分析钱坑作为一个望族大寨，远近皆知，历史上宗族制度如何，是否周密强固，至今却尚未有人撰文全面考察。

笔者也困于原始资料缺失，徒以亲身考察和所能收集到的资料作为基础，略作综述。

钱坑经历了明代200多年的漫长岁月的发展，全境已为林姓南山公后代裔孙各房系分布定局，在政治经济上已扩及周边乡里，在文化文明程度上有了相应的进步，尤其是在清代中叶，发展迅速，成为闻名遐迩的地方望族大姓。

但是，尽管当时林氏殷实富有，独据一方，宗族势力强大，却未见有严格的宗族管理与控制的相关资料，宗族和村庄管理制度体系也不完整。

钱坑的宗族发展，有着其独特的地方特色。

钱坑古寨，今已无法窥见其貌，根据曾任潮州知府的黄安涛《钱坑寨记》有关描述，钱家寨主寨设东西二门，有沟渠寨墙环绕和碉楼望塔守卫，又现钱坑寨“涩簕丛杂，仅一罅通”。

而寨人早已逃窜室空。

在钱坑“列帐屯卫而居”后，捕获罪犯五人，搜出赃银三千两，军队撤回，平安无事，竟相互庆贺“履虎尾而不咥，触蜂虿而不螫”。

可见当时钱坑民风彪悍之事实。

黄安涛认为钱坑山水清淑，田畴肥美，树艺繁衍，林壑幽深，有如陶渊明所描写的桃花源记，“宅其地者以之供赋税，长子孙，仰事俯育，生养死葬，宽然有余，无待求於外，即世有俶扰，而地既僻，势且险，一夫当关，有类乎丸泥之塞，天造地设，岂非所以富善人而资避世之士者与？”黄安涛因为“不能使民之移其习，革其心，日迁於善，而远於罪，……憪然握管而为之记者，非志惜也，非志幸也，盖所以志愧也云尔。

”[7]1歌册中的“欧南二爷”是钱坑钱东人氏，是当时钱坑宗族首领。

为了惩办抗官抗租搞独立的欧南二爷，潮州总兵方耀进入钱坑，还需从长计议，因为当时的钱坑寨民风强悍，“使机久住无疑虑，面青欲入伊乡难”，可见当是时钱坑人之“野”。

“先命亲丁人数个，入伊乡里无人知，长长短短宽宽入。

或落轿铺来主裁，或把涂番或做工，乡中散往看形藏。

”根据对钱坑一些老人采访所得的说法，当年方耀率兵进入钱坑，是化妆后悄无声息进入的，若非如此，仍很难抓住欧南二爷。

方耀后来割了其首项结案，族人将其安葬时，以泥土捏成的人头代替。

所以直至今日，“土头过欧南爷”这一句俗语，仍然不可以在钱东欧南二爷的后人面前提起，以免激怒了当地人，吃不了兜着走。

21区域历史流传于潮汕地区的俗语“日出沙陇郑，日落钱坑寨”，说明了清朝中叶，钱坑林氏的富有强势。

过去商贸活动和人事往来，主要靠水路通行，榕江是要道。

从汕头、揭阳下游地区要往河婆、五华的船只，经过钱坑已是下午日落时分，一般都需在钱坑宿夜；河婆上面船只商户下行到钱坑也已是日落时分，也须在此停靠住宿。

加上钱坑林姓“富甲一方”，名闻遐迩，为了保护过往商家的安全和利益，清同治十二年（1873），钱坑寨奉官府命，把治安管理措施立文，在钱坑交界地方竖立界碑，公布于众。

例如竖于大茶石地域中的石碑，碑文刻着“……查明所属各乡界址，责成分管……。

兹查此地至石亭巷口与大幅旗、金坑、和顺，计六里界内，如有抢劫事，惟该乡绅耆是问。

合行勒界，以杜推诿……”。

清代，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钱坑范围内，无论谁的财产被盗抢，都给予赔偿。

那些经常出入钱坑边境的客商、挑夫，因在钱坑界内有安全感，常常于夜间偷偷地把钱坑的地界桩向外移动，因此，有钱坑寨“活地界”的传说。

钱坑社会由是治安秩序井然。

乡绅常常是乡村社会及所属家族的代表，也是乡村社会与国家联系的中介，他们在乡村社会的组织与管理及乡村家族与官府的联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王玉亮认为，乡绅是传统社会管理体制中的重要因素，它出现于中国中古后期，到明清时期对地方社会已产生了明显影响。

乡绅主要包括三类人员：一类是现任的官员，二是卸任的官员，三是府州县学的生员、国子监的监生、乡试及第的举人以及会试及第的进士中少数未任官者。

后两类对社会基层乡村的影响比较大。

他们拥有政治、经济和法律上的各种特权，而且特权可以荫及家族，其父兄子弟也因此常常被称为绅士，乡绅阶层也就以家族利益代表的面目出现，与代表国家权力的保甲等乡官组织共同治理乡村事务。

王玉亮认为乡绅亦官亦商，是中央政治权力体系向乡村基层垂直延伸的结果，而不是中央政权的异己或制衡力量。

[2]3不过钱坑的地方环境特殊，因此该地的乡绅也就有了独特的地方色彩。

既需要维持乡村管理，也是家族利益的代表。

根据《钱坑林氏族谱》记载，相传第四代福田公就朝廷“定田赋额”，乡里田赋畸重之事长途跋涉，上京晋朝陈述（约在洪武元年）。

记载是否属实，尚无从考证。

但是，一旦国家社会陷入混乱和战争劫难中，家族往往团结起来，以家族头面人物为领导核心，修筑坞堡，抵抗外侮，以求生存。

《钱坑林氏族谱》载：萃华公，生于明万历丁酉年（1597）十一月二十日，终于康熙戊午年（1678）十月念二日……丙寅年（1626），草寇猖獗，人无宁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