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的翻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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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的翻译问题林纾,号称“龙虎门”的民族文化名家,曾经推动汉语教育的发展,推崇文学翻译,尤其是他的“翻译补血”学说,催生了新中国文学翻译的兴起。
在他看来,文学翻译通过将不同文化中优秀文学作品国门之外传入国门之内,从而有效地拉近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距离,为各民族文化的互相了解与和谐共处搭建了桥梁。
然而,他也指出,文学翻译有其固有的问题,需要我们学会妥善处理。
首先,林纾提出了“文字换汤不换药”的翻译理念。
他认为,翻译的根本任务不是对原文的简单照搬,而是要尽力保留原文的精神内涵,照顾中外文化的特色,及时把握原文的精义和文化内涵,进行有效的翻译。
其次,林纾认为,翻译是有限的,要求翻译者善于把握原文正义才能正确地将原文的精神传达给读者。
第三,林纾认为翻译要注重文化背景,对于原著作者使用的言辞和文化概念,只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才能够完成精准的翻译。
林纾的翻译理念引发了许多学者的共鸣,但他也有自己的若干弊端。
首先,他以“翻译补血”来比喻文学翻译,虽然强调文学翻译的重要性与功能,但也表现出他对跨文化交流的缺乏实践性的认识。
此外,林纾的翻译理论在文本系统分析上也比较偏颇,他认为,文本“原文本身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而忽略了文本中可能存在的多种含义,因此,他的翻译理论在实践中有较多的局限性。
尽管林纾的翻译理念存在一定的缺陷,但他的理论仍然在当今的文学翻译领域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他认为文学翻译应该是艺术,而不是“文字替换”,应当以真实精准的翻译,传达作品的原意,传播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增进不同文化的和谐共存。
今天,随着跨文化交流的加强,文学翻译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而林纾对文学翻译的理论研究,也一直是当今文学翻译理论界的中心思想。
总之,林纾牢记着“翻译补血”的理念,把文学翻译作为传播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努力地推动文学翻译领域取得质的飞跃,他的理论仍然是当今文学翻译理论界的重要参考。
林纾,号称“龙虎门”的民族文化名家,是新中国文学翻译的先驱者,他给予了许多新的思想,为新中国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
从功能对等视角剖析林纾的翻译策略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的信息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过程,是语言传播和交流的桥梁。
翻译策略的选择对于翻译质量至关重要。
林纾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学家,他在翻译实践中提出了很多独特而富有成效的翻译策略。
本文将从功能对等视角对林纾的翻译策略进行剖析,探讨其独特的翻译思路和方法论。
一、功能对等视角功能对等是翻译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翻译时要保持原文和译文在功能上的对等。
简而言之,就是要在译文中传达出原文所表达的意思和功能。
功能对等视角强调的是译文中对原文功能的保持,而不是对原文文字的逐字逐句翻译。
这种翻译策略更注重翻译的效果和意义,而非形式。
二、林纾的独特翻译策略1. 要义优先2. 重视交际功能林纾在翻译实践中非常重视译文的交际功能。
他认为,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读者理解原文的内容,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要注重译文的流畅性和通俗性,以便更好地传达信息和交流思想。
在实际翻译中,他通常会根据不同读者群体的语言习惯和阅读习惯进行调整,以确保译文更好地发挥交际功能。
3. 灵活使用借词林纾在翻译中也倡导灵活使用借词,尤其是在涉及到技术、文化、风土人情等特定领域的翻译时。
他认为,有些概念和内容在目标语言中并没有完全对应的表达方式,此时可以适当引用原文的术语或者其他语言的词汇,以保持翻译的精确性和准确性。
这种策略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持原文的功能对等。
4. 强调跨文化意识林纾在翻译实践中非常重视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和运用。
他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跨越不同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传递和交流。
在翻译过程中要不断学习和了解原文所处的文化背景和语境,以便更好地理解和传达原文的内涵和意义。
只有通过深入挖掘和理解原文背后的文化内涵,才能更好地保持原文的功能对等。
5. 注重审美效果林纾在翻译中也非常注重审美效果的营造。
他认为,译文不仅仅是对原文的简单转述,更是对原文内容的再创作和再构思。
在翻译过程中要注重语言的优美和形式的精致,以便更好地吸引读者的眼球和情感。
从改写理论视角看林纾的翻译林纾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伟大译者,他的成就无可置疑。
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臣和大师,他不仅将西方文学和哲学翻译成中文,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其中的改写理论。
林纾的翻译不仅被认为是精确的,而且也被看作是一种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在本文中,我将从改写理论的角度分析林纾的翻译。
简洁地说,改写理论是一种以文学文本为基础,以文学文本与其它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系为主线,以文学文本与其它文化因素的关系为理论的文学批评理论。
改写理论的重点是研究文本如何在时间、空间和文本间建立关系,它考虑了作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体现了文本间的差异和改编。
林纾的翻译是一种从改写理论视角的翻译。
按照他的理论,翻译不仅要精确,而且重要的是要保留原文的意思和表达,他认为,翻译质量高低取决于译者精准地将文本所含的含义表达出来,注意不要给读者误导。
此外,他认为,翻译要贴近原文的形式,不要把原文的意义改变或改头换面。
林纾的翻译技巧和理论都是从改写理论的视角出发的。
他将原文的文化、宗教、历史背景及地理资料等都作为参考,以便通过不同的技巧和方法来保留原文的意义,他强调要比较两门语言之间的特色,把背景知识融入翻译中,从而使译文有更强的准确性。
他认为,译者需要时刻尊重原文,不断探索文本的深层含义,而且还要考虑其语言特点,以此来保证翻译质量。
从改写理论视角看,林纾的翻译是一种以文本为本,以读者为对象,以保留原文的意义和质量为目标的文学翻译。
他不仅提高了中国的译文水平,也为中国文学的改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和思路。
林纾的翻译技巧和理论已经受到西方文学理论家的重视,他们认为它是一种不断发展、不断改进的思想,它应用于诗歌翻译,能够更好地表达作品的全部内容,同时避免了不必要的失误,也让人们对林纾翻译的影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总之,从改写理论的角度来看,林纾的翻译是一种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学翻译,他的翻译技巧和理论不仅使中国的文学翻译更加准确和精致,而且也为中国文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改写理论视角看林纾的翻译针对林纾翻译的认识有极大的变化,究竟是什么影响了人们的认识?改写理论可以提供一个范本来把握影响林纾翻译认识的视角。
林纾曾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家中最优秀的一位,他被尊奉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伟大先驱,他的翻译作品被尊奉为最好的翻译示范。
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人们对林纾翻译作品的看法也有所改变。
林纾传统理论认为,翻译应该注重传神把握原文思想,实现其格调的协调性和风格的统一性,以适应读者的文化习俗。
然而,随着改写理论的发展,这种以拟人化视角看待翻译的理论给以极大的批判。
改写理论以语言是一种活动的视角来看待语言,它强调以参与者为中心,将翻译作为一种全方位的活动,包括译者的理解、表达、改写、审稿等多种活动。
因此,改写理论认为,译者不仅要精确、准确地传达原文信息,还要将信息进行积极改写以适应待译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差异。
通过改写,译者可以使用更多的表达语言和表现形式,提高翻译作品的读者友好性。
改写理论以关注译者为核心,并认为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可以自由运用多种手段,使翻译作品更具有吸引力。
因此,从改写理论的角度看,林纾的翻译工作不再仅局限于一种拟人化的认识,而是要运用多种手段,把握翻译过程中的活动性,注重差异性,传达准确有效地信息,并扩大受众群体。
改写理论认为,译者要运用多元的文化视角,从不同的文化视角,从而把握多元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把握多元文化的协同性、差异性和变化性,以达到准确、有效的翻译效果。
从这个角度看,林纾的翻译就显得更加准确,深刻。
他的翻译作品用精美的文字,准确、有效地把握了原文的思想,着力表现不同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把多元文化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副充满生动思想的翻译美作品。
本文以《从改写理论视角看林纾的翻译》为标题,通过深入分析改写理论对林纾翻译的影响,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林纾翻译的独特魅力。
改写理论强调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可以运用多种手段,注重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把握翻译的多元文化性,使翻译作品更加准确、深刻,创造出一副充满思想的翻译美作品。
从改写理论视角看林纾的翻译林纾(1910-1991),字寿卿,湖南湖北汉族,中国近现代语言学家、翻译学家,翻译理论的开拓者和中国翻译史上的伟大学者。
他以其独到的理论观点,提出了林纾模式,在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为中国翻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林纾对翻译理论有著独特的见解,他认为翻译必须兼顾原文和译文,以原文为准,按照原文表达的意思,重点考虑原文思想的表达和译文的艺术性,从而达到恢复原文的目的。
他认为,翻译目的是在表达原文的意思的同时,让译文也能体现出其自身的艺术性。
因此,林纾提出了“改写”理论,即翻译过程中,应当把原文和译文改写一遍,以便达到翻译的要求:保持原文的思想和内容,同时体现译文的艺术性。
林纾认为,改写理论就是把原文中观念和表达方式改写成符合目的语言之间的文化和语言特征的新形式,而不是简单的文字的翻译,它就是把原文中的思想、感情及语言表达方式改写成一种新的语言表达形式。
通过这种改写可以使译文更加贴近原文,有利于表达原文的意思,也有利于译文的艺术性,从而使译文更加地道。
林纾模式的理论思想不仅是在当时的中国翻译理论史上有史以来极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而且对于翻译实践者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有不少学者研究他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并将他的理论作为中国翻译史上一个突出的重要环节。
聚焦林纾模式,从改写理论视角看,林纾主张做到“把原文用活的方式,而不是把原文拿过来,原样复制,而是把原文的内容和意义进行改写,然后用活的新语言表达出原文的思想”。
通过改写,可以保留原文的内容和思想,同时又根据目的语言的文化与语言环境,进行重新表达,使译文更加贴近原文。
此外,林纾认为,翻译者应当重视原文的审美和艺术性,并对翻译的结果负责,要在译文中对原文有自己的理解,充分用语言表达出原文的意义。
在文字翻译过程中,应当分析原文和译文的语言、文化差异,尽量使译文有自己的语言特色,而不是简单地把原文的语言就地复制,只有把原文的思想用语言表达出来,才能达到翻译的本意。
林纾的翻译问题林纾(585689),中国传奇翻译家,曾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翻译家,林纾为中华文明增添了多么多元化的外来文化,他有着数不清的傲人成就,其中最令人折服的莫过于他在翻译领域的出色表现,而此时此刻,它促使我们深入的思考,他的翻译问题究竟是什么?首先,林纾始终把翻译视为创造性的劳动,他提出翻译应该“走通道,跨步去死”,即把原文表达的意义原封不动地译出,只有这样才能将西方文学精髓完整地传达给当时的中国读者,这样的翻译方式充分体现了林纾的才智和技巧,而他的翻译技术也深受后人的肯定和承认。
其次,林纾从不将翻译作为一种文学表现形式,他在翻译中坚持以“贴近原文,还原本意”的原则,在翻译过程中,林纾几乎把原文一字不漏地抄述下来,而不去思考或者加以修改,他把这种方式称作“短句翻译”,这种翻译法即把原文中的短句从口语转化为文字,而不是从文字转换为口语,以此来保留原文的韵律,而不是去改变原文的语义和意思,这一翻译技术的艺术深深打动了翻译界,使林纾在这里受到了深远的影响。
再者,林纾不惜劳动,在翻译过程中,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来探究原文的意思,他会通过台币法、拆字法等,将原文翻译出来,用中国文字表达出西方文学精髓,他把每一个字都当成一个宝贝,努力搜索到原文中暗藏的秘密,他甚至以台币法把英语转成不同的汉语,以实现他的翻译技巧的要求。
最后,林纾的翻译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影响,他的“紧贴原文,还原本意”的准则给当代翻译领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他也为现代翻译学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理论和技术,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值得我们深思。
总之,林纾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位英雄,他的卓越成就,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他的翻译问题一直令人赞叹不已。
作为一名追求卓越的翻译家,林纾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有力的榜样,让我们坚守此道,努力探索翻译的路径,这也是我们永远要追求的。
从归化和异化翻译的角度看林纾、严复和鲁迅的翻译摘要林纾、严复和鲁迅都是著名的翻译家,他们的翻译为他们的时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他们的翻译方法也带来了极大的争议。
本文从归化和异化的角度分析这三位翻译家翻译的背景、原因、联系与区别,可以指导当下的翻译研究。
关键词归化翻译异化翻译一、归化(domesticating)和异化(foreignizing)翻译理论的探讨归化和异化的讨论来源于直译和意译,不少学者常常把它们放在一块来讨论。
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也提出,“归化和异化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
…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
也就是说,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漩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
”(王东风,2002:24-25)。
这就是说,直译和意译比较偏重“形式”上的自由与不自由,而归化和异化关注更多的则是有关文化的问题,及是否要保持原作洋味儿的问题。
归化/异化是在1995年由美国学者L.VENUTI(文努迪)所提出的,而这一术语又直接来源于德国学者Schleiermacher (施莱尔马赫)1813年宣读的一篇论文。
Schleiermacher着重探讨了翻译与理解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异化),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归化)。
归化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使用本民族的方式,用流畅地道的目标语去表现外来的作品,以源语或原文作者文化为归宿,译者在这类翻译中称之为隐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就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化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异化则相反,认为既然是翻译,就得译出外国的味儿,应保留原文中的语言方式,输入新的表达法,并以目的语或译文作者文化为归宿。
林纾及其翻译思想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秉辉,字琴南,号畏庐、畏庐居士,别署冷红生。
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
福建闽县(今福州)人,晚清著名翻译家。
林纾的古文论,以桐城派提倡的义法为核心,以左、马、班、韩之文为“天下文章之祖庭”,以为“取义于经,取材于史,多读儒先之书,留心天下之事,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
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着,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
他不但是我国著名古文家,也是以古文翻译外国小说的第一人,其译作有184种之多,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有40余种左右。
林纾翻译小说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二十五年一月在福州由畏庐刊行。
这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备受赞扬。
接着他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先后共译作品180 余种。
单行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未出单行本的多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上刊载。
他与朋友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
一生着译甚丰,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曾被人誉为“译界之王”。
林纾译得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有《迦因小传》、《鬼山狼侠传》等20种;其次为英国柯南道尔,有《歇洛克奇案开场》等7种。
林译小说属于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着的,有俄国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等6种,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5种,大仲马《玉楼花劫》等2种,英国狄更斯的《贼史》等5种,莎士比亚的《凯撒遗事》等4种,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3种,美国欧文的《拊掌录》等3种,希腊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瑞士威斯的《□巢记》,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英国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菲尔丁的《洞冥记》,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里德的《吟边燕语》,安东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传》,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法国巴尔扎克的《哀吹录》,雨果的《双雄义死录》,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
从多元系统理论的角度看林纾的翻译一、引言多元系统翻译理论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在20 世纪70 年代提出的翻译理论。
此论打破了翻译在文本上对等的传统观念,而将其置于译入语文学、社会和文化的多元系统之中进行考察,予以定位,并给出了相应的翻译准则等概念。
二、多元系统翻译理论概述佐哈尔在多元系统中提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是由相关元素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又是由多个子系统组合而成的开放结构,即多元系统。
这些子系统“相互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
译者的翻译策略与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这个大多元系统内所处的位置及其内部系统结构有着密切联系。
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处于强势地位,属强势文化,翻译文学就处于弱势地位,这时译者多采用归化式的翻译方法,修改抑或舍弃原文的某些内容或形式,使其适合于本土文学规范,译文更具“可接受性”,但会“流失”较多原文特色,“充分性”不足;如果民族文化处于弱势地位,属弱势文化,翻译文学则位于主要地位,这时译者多采用异化式的翻译策略,译者的任务是努力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构建译入语本土文学所缺少的新模式,采用的是“异化”的翻译策略,使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最大可能地贴近原文,融入更多的原文色彩,减少原作中语言及文化特色的损失,从而将原作中的新元素带到译入语文化系统中。
三、林纾其人相左。
其实林纾并不反对白话,他还写过白话诗,他只是反对尽废古文。
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因小传》等书。
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琴南不谙外语,不能读外国原著,只能“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后来他与王寿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等人合作,翻译外国小说,曾笔述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国的作品。
林纾一生著译甚丰,共译小说超过213部,翻译小说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的作品,其他还包括有莎士比亚、笛福、斯威夫特、兰姆、史蒂文森、狄更斯、司各特、科南·道尔、欧文、雨果、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伊索、易卜生、托尔斯泰等名家的作品。
从目的论看林纾翻译的合理性
在汉英文翻译时,由于中英文文化的不同,有时会出现翻译难题。
如果没有正
确把握目的论,那么翻译结果很可能出现偏差;相比之下,林纾的翻译却深藏不漏,很能够体现精湛的语言才能和良好的翻译技巧。
从目的论看,林纾在文章翻译中采用了“重译-精译”的2步翻译路线,例如
他对《九吊桥》的翻译中,重译之前,以原文的审美吸引读者的注意,把原作的涵义层层完善,使得其更加细致入微,再将原句特征浓缩、再创造、完善还原,非常准确地表达了诗歌的内在意境和主题内涵,从而使读者能够享受到其富有情趣的多层次主题。
而在宏观上,经林纾翻译杰出了英文作品带有繁体中文特色,更便于海外华裔
阅读者以及世界其他读者们领略中国文学及文化勃兴,使文学翻译更加贴近读者所能接受的范围,因而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学文化的接轨。
综上所述,林纾翻译的文章高效、完善,转变了之前翻译的思路,有效地解决
了文化冲突的问题,很好地诠释出作品的内涵,使翻译更加符合目的论的要求。
作为汉英文翻译中的翘楚,林纾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翻译理论——林纾篇(一)人物介绍林纾(1852—1924年),近代文学家、翻译家。
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
早年曾从同县薛锡极读欧阳修文及杜甫诗。
后读同县李宗言家所藏书,不下三、四万卷,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
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考进士不中。
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
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益著,因任北京大学讲席。
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
后在北京,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
生平重要事迹为创办“苍霞精舍”——今福建工程学院前身。
(二)林纾翻译的目的1.昌兴西学,开启民智,服务维新;林纾翻译外国小说,是为了顺应当时“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思潮,为清末的维新运动服务。
这种思想在早期表现特别明显。
在林纾的早期译著中,我们大都能看到林纾写下的序言,跋语、例言等等,在这些前言后语里,林纾一再阐明他译介外国小说的目的,在于输入新思想,新学说,以开阔国人的视野,唤起民众的觉醒。
1907年他在一篇译序中写道:“今日之中国,耗衰之中国也,恨余无学,不能著书以勉我国人,则但有多译西产英雄之外传,俾吾种亦去其倦弊之习,追蹑于猛敌之后,老怀其以此少慰乎!”对于那些一味守旧,拒斥西学的顽固派,他也给予尖锐的抨击:“欧人志在维新,非新不学,即区区小说之微,亦必从新世界中着想,斥去陈旧不言,弱吾辈酸腐,嗜古如命,终身又安知有新理耶?”2.励学明耻,翻译救国;林纾鉴于晚清时期列强入侵,民族危机加深,期望通过译介反映其他民族苦难历史的文学作品来警醒世人,使人们认识到亡国灭种的危险正在迫近,从而发愤图强,以求爱国保种。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掀起了排华浪潮,美国大资产阶级对华工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杀戮。
1901年他便翻译了《黑奴吁天录》一书。
林纾认为海外华人之所以备受欺辱,乃是因为中国国力太弱,他希望借此书使中国同胞振作志气,团结一致,奋起抗战。
译论|钱钟书《林纾的翻译》本文转自:珞源国学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
《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
从‘口’,‘化’声。
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譌’。
”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所施的引“诱”,“譌”、“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
“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ni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象经过翻译似的。
但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
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
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
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
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Traduttore traditore)。
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
释赞宁《高僧传三集》卷三《译经篇·论》:“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个比喻使我们想起堂·吉诃德说阅读译本就象从反面来看花毯(es como quien mira los tapices flamencos por el reves)。
林纾的翻译《林纾的翻译》197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是钱钟书先生在20 世纪60 年代写就的著名论作,是体现钱钟书先生翻译理论的代表性作品,对学术界和翻译界产生过极大的启发作用。
本文原是钱钟书《旧文四篇》(1979年)里的一篇。
刘靖之编选的《翻译论集》、罗新璋编选的《翻译论集》、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编选的《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商务印书馆重印林译小说十种的附册以及其它研究林纾的资料选编里,都收采了这篇有影响的文章。
钱钟书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了林纾的翻译作品。
诱导功能诱导功能分为两个方面:正面诱导和反面诱导。
正面诱导体现在“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
”而反面诱导则体现在“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
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连原作也不想看了”。
在文中钱钟书具体地说明读者可能会因为翻译的原因而对原作品产生更浓厚的兴趣,从而勾起想读原着的冲动,然而也有可能因为拙劣的译文而打消接触原作的兴趣。
讹的产生译文中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和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就是讹。
讹产生的原因1、“某些‘讹’是译者的不细心造成,如“排印之误不会没有,但有时一定由于原稿的字迹潦草”。
2、有的是为了能理顺译文,使之更顺应译语文化和阅读习惯强而改之的。
“他(林纾) 一定觉得狄更斯的描写不够淋漓尽致,所以要浓浓地渲染一下,增添了人物和情景的可笑”,这显然是林纾结合自己的体会对原着的“讹”化的处理。
3、某些“讹”则是译者主观为之,其原因有对原作的理解不彻底而产生误解。
“讹”即翻译中难以避免的毛病。
“译文总有失真或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很不贴合原文即是讹”。
钱钟书指出:“讹”的出现源于三种“距离”:“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译者的体会和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