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长恨歌》与其原著的叙事结构比较【摘要】：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自发表以来，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以及蕴含的深厚内涵备受文坛瞩目,但是这些无形之中为它改编成电视剧设置了重重障碍。
文章试图从叙事结构上对小说《长恨歌》和电视剧《长恨歌》进行比较，探讨电视剧是如何重新结构小说的体系而最终实现原著的丰厚内涵并在这基础上加以创新处理的。
【关键词】：《长恨歌》；小说；电视剧；结构王安忆的《长恨歌》自1995年发表以来，曾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成为当代文坛极富光彩的一笔。
小说中凸显的生命韧性，悲剧意识让人产生对生命和历史的无穷喟叹，小说独特新颖的叙事方式和别具一格的语言，也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所以当它被改编成电视剧时，牵动了众多学者以及无数读者的目光。
以语言，叙事方式以及丰富内涵取胜的小说如何改编成以讲故事，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文章试图从叙事结构上对《长恨歌》的小说与电视剧进行比较，探讨电视剧是如何重新结构小说的体系而最终实现原著的丰厚内涵并加以创新处理的。
一、开端不论小说，电视剧还是电影，它们都是叙事的艺术，都是讲故事。
一个故事能不能吸引人，开端非常重要。
悉德·菲尔德曾说，”一般大约10分钟左右，你可以做出你是否喜爱这部电影的决定。
”[1]小说的阅读方式和它的特点决定了小说的开端没有非常严格的界定，可叙，可议，可抒情。
小说《长恨歌》的开头，王安忆首先用了四节的篇幅描绘了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用写意的笔法，层层铺染出了故事发生的外在环境。
但是这不能成为改编电视剧的开头。
小说中景物的铺陈是有一定寓意的，但是毕竟受影像的表达方式和电视剧观众特殊的观看习惯和观看心理的限制。
从影像本身来说，它很难表达写景文字中隐藏的更为深刻的内涵；从电视剧的受众来说，他们比电影观众具有更强的随意性，如果电视剧进行到一定时间，观众还不能看出个所以然来，他们手中的遥控器就要发挥作用切换到其他频道。
麦基认为，”如果主情节的激励事件在影片开演后十五分钟还迟迟不出，那便会有令人厌倦的危险。
”[2]激励事件是意味着某种变化的事件。
悉德·菲尔德认为剧作的开端应该”让读者明白谁是你的主要人物，什么是故事的前提，故事的情境是什么。
”[3]我国老一辈著名剧作家夏衍也把影片的开端归纳为时间，地点，社会背景，人物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四点。
两者共同强调了故事的基本要素。
麦基的理论进一步强调了故事开端的动作性。
他认为，故事的开头应该有一个激励事件，这个事件会导致主人公生活的平衡被打破，随后发生的一切都是主人公为了恢复平衡所作的努力。
因此，一个成功的开端除了交待故事的基本要素以外，还应该是由真正的，有进展的动作构成的。
中国传媒大学的周涌教授总结了开端的三个类型。
1. 以真正的冲突开始，用冲突来引出主要人物和事件。
2. 利用一段富于视觉感染力的场面来开头。
3. 用快速的解说性场景引导人物出场，建构人物关系。
[4]电视剧《长恨歌》即采用第二种开端类型。
电视剧一开头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共舞的场面，字幕：上海·传奇，爱情·欲望。
唯美的画面和字幕传递出来的信息是，这是一个关于爱情的传奇，为电视剧设下了总悬念。
然后切到王琦瑶参加蒋丽丽生日宴会的场面：素净的王琦瑶在隆重的宴会上别具一格，备受瞩目，这一戏剧性的反差令观众对人物及其命运产生强烈的期待。
随后蒋丽莉介绍她是近期的《上海杂志》”沪上淑媛”，进一步激发了观众对她强烈的好奇心。
二、情节线一般来说，情节多指剧作所设计或安排的具体事件，而线索则是指这些具体事件的完整走向及其形式。
情节是一个一个”点”，线索即是众多的”点”连成的”线”，从而呈现出叙事过程的条理或头绪，犹如人体内的脉络。
将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过程中，情节线一般会出现三种变化。
（1）从完整到部分，从整体到片段。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麦茨认为：”在多数电影链的位置上可能出现的单元数目是相当不确定的。
无论如何比词素系列更不确定。
因为尽管难于准确列举一个习语的单词，至少有可能表明最大的和最小的限度，从而获得近似的大小量级，在电影中则不然，形象的数量是无限的。
”而且，”电影中聚合范畴似乎注定了始终是部分的和片段性的”。
[5]电视剧作为与电影类似的以镜头语言叙事的类型，也盖同此理。
因此电视剧的镜头语言配置比小说的文字语言远远来得数量庞大而且分散。
从小说与电视剧的本质来看，小说是历时性的艺术，而电视剧是空间的艺术。
小说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可以随时插叙，倒叙，进行心理描写，变换视角等等，故事仍然是一个清晰可见的整体。
而电视剧则不然，电视剧中无论是时间的流逝，故事的发展变化，还是人物的心理变化都是通过镜头的空间变换传递出来。
”因此，电视剧的情节线比小说的情节线看起来更呈现一种片断性的态势。
（2）电视剧为了增强故事的戏剧效果而丰富小说的情节线。
在从小说到电视剧的转换过程中，小说中一条完整清晰的情节线可能因为改编成电视剧而被旁生出很多交错复杂的枝节。
这些次情节线与主情节线共同推动故事发展。
小说《长恨歌》有两条情节线，一是王琦瑶的命运线，还有一条隐性的情节线，即时代的变化。
但在电视剧中，增加了王琦瑶的家庭的情节线，李主任与前妻的情节线，康明逊家庭的情节线等等。
小说中的程先生，李主任，毛毛娘舅，老克腊都只是王琦瑶生命转折中有意味的某个符号，他们代表了王琦瑶在不同时代的截然不同的命运，他们和王琦瑶的种种纠葛，作者几乎都未给予伦理上的评价，因为他们和王琦瑶一样，是命运摆弄下的无力可施的棋子。
他们和王琦瑶因为情感需要而相爱相聚，因为现实需要而被迫分开。
但在电视剧中，正是由于这些情节线的加入，使故事的发展逐渐淡去了小说中感伤主义情怀和怀旧浪漫主义的色彩，开始在伦理道德规范的轨道上运行，使小说中相对抽象的故事变得具体，使整个故事更加合乎伦常情理。
（3）电视剧中的多条情节线并行发展到一定阶段，故事的发展方向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折，形成一个小高潮。
比如王琦瑶与李主任的结合。
一方面王琦瑶成了”上海小姐”之后心气甚高，和程先生的关系若即若离；另一方面李主任的多次出现已经牵动了王琦瑶的好奇心。
这种好奇驱使她不自觉地走进蒋家那栋神秘的别墅，而且在程先生生日那天接受了他的邀请而违背了对程先生的许诺。
两条情节线，一明一暗，共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在第8集，故事终于发生了转折。
王琦瑶最终选择李主任，并搬进爱丽丝公寓，开始了她的另外一种人生。
三、电视剧比小说更注重戏剧性情境的建构戏剧性是影视剧最大的叙事特征。
戏剧性情境，概括地说，即”容纳了障碍，人物动作与反动作，形成某种’情势’并激发冲突的环境。
”[4]所以在被改编成电视剧时，编剧常常利用悬念、巧合、误会、偶然性等，造成紧张、剧烈的戏剧性动作和戏剧性情境以吸引观众注意。
其中利用倒叙手法制造悬念是最为常见的。
如最后一集老克腊大清早神色慌张从38号王琦瑶家骑车出来让人狐疑，随后老克腊以钥匙为引子回溯到凌晨醒来看到的触目惊心的那一幕：王琦瑶已经是老夫人了。
一般来说，戏剧性情境都起因于上一次冲突并将导致以后的新冲突。
但是，在电视剧《长恨歌》中，故事最大的冲突来自人物内心的冲突，所以电视剧《长恨歌》中的戏剧性情境更多地是为加强故事主题内涵服务，并不一定构成新的戏剧冲突。
王琦瑶在获得”上海小姐”的殊荣之时，父亲突然发生车祸，大悲与大喜冲突，使故事产生强烈的命运感。
在蒋夫人为王琦瑶设的鸿门宴上，李主任的夫人小嫣红突然拔出手枪对准王琦瑶：你的梦永远不会实现的。
这个戏剧性的场面每每在王琦瑶的感情受挫的时候跳将出来成为王琦瑶内心里极大的阴影。
王琦瑶的命运仿佛被下了恶咒一样，抽身不得，体现了小说的宿命主题。
四、结局小说为了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思考空间，比较倾向于开放式结局，或者只交待主人公的命运结局。
但电视剧的结局必须要对人物和事件最终的状态给观众一个交待，所以比较倾向于闭合式结局。
威廉·戈德曼指出，所有故事结局的关键就是给予观众他们想要的东西。
满足观众的情感是对他们情感的尊重。
小说《长恨歌》主要描写一个女人的命运，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只是她生命中的一个过往，因此小说主要交待了王琦瑶的命运结局，而悬置了其他人物的结局。
比如康明逊，他作为微微的父亲，后来有没有在他们母女的生活中出现，还有长脚，在入室偷窃杀人之后，会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等等，小说一一忽略。
但是电视剧《长恨歌》的结尾以字幕形式详细交待了故事中几乎所有与王琦瑶有关人物的命运结局，包括父母，女儿，康明逊，蒋丽丽，阿二，严师母，老克腊等，这是观众一直等待而且希望看到的，对观众来说是这也剧终之前一个必要的情绪缓冲过程。
除此之外，电视剧更交待了平安里的结局--被拆迁，平安里经过那么多年风雨的洗刷和人世的变幻，终于消失在一片流光溢彩，繁花锦簇的现代建筑中，回应了故事开头设下的基调：上海传奇--这是一个隐匿在现代繁华都市里的传奇故事，更加增强了故事的现实感和纪实性。
这是电视剧对小说的又一超越。
同时，讲述故事的现代背景的呈现也增强了故事的命运主题：一切的繁华与寂寥都将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永不复返。
综上所述，由于电视剧和小说的叙事媒介不同，所以对故事结构的呈现方式也大不相同，电视剧发挥影像独特的表达优势，在努力表现小说的主题内涵的同时，也不拘泥于小说，在很多方面，尤其是结尾部分都对小说的主题内涵有大胆的超越和创新。
参考文献[1][3] 悉德·菲尔德. 《电影剧本写作基础》,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5年版, 第3页.[2] 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1年8月, 第235页.[4] 周涌. 《影视剧作元素与技巧》,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年6月, 第160, 69页.[5] 克里斯丁麦茨等《电影与方法：符号学文选》，三联书店出版, 2001年, 第13页.[6] 刘孝存, 曹国瑞. 《小说结构学》，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年版.[7] 王彩蓉. 《长恨歌的叙事学分析》,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4年第6期第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