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研究反思_超越_以西释中_乔清举

中国哲学学习心得（3篇）中国哲学学习心得（精选3篇）中国哲学学习心得篇1西哲课上我们就曾被“残酷”的告知：没有认真阅读过哲学的著作就不要说自己学过哲学，只能说暂且听过哲学课而已。

扪心自问，哲学方面的书籍我确实涉猎得少，少到除了那本编得不算好的课本外就很难想到第二本了。

所以，我这个听过中国哲学课的人也就只能浅谈一下认识了。

我打算说一下道家。

过去，一说起道家，脑海里浮现出的就是青城山那帮会算命的道士，或者就是武当山上那一票靠教授慕名而来的外国人太极拳赚钱的“真人”。

初尝中国哲学智慧之后才发现以上说的那一套其实和哲学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翻开之前上课的笔记，凌乱的字里行间里我发现一个大大的“道”字，看得出我当时写这个字的时候还是很有激情的，大概是被课堂氛围所感染了。

道家说的道即是无，是宇宙万物的根本，之所以说道即是无，是因为再也找不到一个东西和宇宙相对立了，没有参照物的存在当然也就很难证明其本身为何物。

这是我认为道家理论体系里面最难被人所了解的地方（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真正领会其中的深意）。

说到这里，我突然又想到另外一件事。

记得当年理论物理学的泰斗霍金在其著作《时间简史》里面也曾有类似的表述。

大概意思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准确地描述宇宙？为何我们无法精细的预测宇宙的走向而只能看到一个很混沌的状态？那是因为我们无法找到一组完整的公式来描述宇宙的初状态（宇宙的开端）。

这好像很奇怪，怎么就不可以呢？那是因为宇宙的开端就是一个质量无限大的点，在此之前，没有时间的概念，因而今天我们所秉承的那一套经典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的东西就都不适用了，毕竟过去的一切公式定理都是建立在“时间”概念基础之上的。

没有时间概念，自然科学体系也就土崩瓦解了。

所以说：道即是无。

这和道家的理论核心不谋而合。

虽然说用自然科学的思想来揣度哲学的意境得出的结论就不纯粹了，会显得很低级，不过，对于一个理科生而言，这样总能找到一点儿心理慰藉。

时常无聊的时候也可以借此聊以道：原来我离哲学也挺近的嘛。

中国哲学经典的学习心得（精选5篇）冯老不愧是理学传人，非常有理性，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有这样的哲学和思维方式，完全是因为地理的缘故。

中国地处大陆，所以农业占主导，因为经验对生产大有帮助，于是人们迷信经验，因此有历史退化观;因为人被绑在土地上，故有家族意识;因为整天接触都是具体的事物，所以对抽象的东西特别感兴趣，于是整天讨论“有”鞍无”鞍道”鞍天”的……而欧洲海洋贸易发达，商业为主导，所以对“数”和“逻辑”特别敏感，抽象思维发达，一切都建立在抽象推理上的哲学自然对确定的东西又特别渴望，所以有了实证主义……“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者寿智者动。

用来描述东西两种文化很恰当，中国人善良，欧洲人聪明。

”(大意)这多少有点史宾诺莎的味道，我们其实能自己自由决定的事情是没有的，上帝在通过自然法律把我们当成傀儡……另外一点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其实很多哲学并不是“原教旨”的，而更多是一种阐释和再造。

或者叫做“修正”。

就拿孔子来说，“原教旨”是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你怎么解释它才是重要的。

孟子是一种阐释方式，荀子又是另一种阐释方式，但却一个是性善论一个是性恶论相互矛盾。

不论是哪一派，也都在被后世继续阐释继续再造——程颢程颐都是同一个妈妈生的，生理上他们是两兄弟，哲学上他们是拜孔孟，却能发展出理学和心学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观。

哲学就是一棵大树，从最基本的那个根部不断分出枝桠最后形成郁郁葱葱的绿荫。

而且原来截然不同的学说系统都被人为了功利的目的不断糅合嫁接，产生种种怪胎。

西方也一样，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都被宗教人士用来为教义作支撑，于是就有了圣·奥古斯丁和圣·多玛斯的神学……这就导致了两种学派的冲突和矛盾，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其实就是“原教旨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争论，可见“修正”这种东西也是有利有弊，利的一方面就是“与时俱进”，弊的一方面就是一般都是曲解或附会前人的东西，以配合时代的要求，但是往往这种“时代的要求”同时也是“时代的烙颖，越是时髦的东西就越容易过时，(伟大的辩证法!)还不如什么都不解释，一本《论语》放在那里，让你们自个儿猜去吧!另外，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这种矛盾在西方同样存在，文艺复兴其实就是一种古文学派的突围。

中国哲学诠释范式的反省和期望姜广辉进入新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在参与全球文明对话、保持向世界开放的同时，也越来越开始注重对自身的反省和认识。

如果说2003年是中国哲学史学术讨论非常活跃的一年，那么这就体现在它对八十多年来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存续与发展产生了一种深沉的省察与反思。

2003年11月5－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等单位协办，在北京隆重召开了“纪念侯外庐百年诞辰暨中国思想史学术研讨会”，全国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学术讨论的中心论题之一可以概括为“中国哲学诠释范式的反省和期望”，围绕这一论题，学者间展开了比较激烈的辩论和争论。

彭永捷先生对百年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以胡适、冯友兰、牟宗三等哲学史家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不仅参照西方哲学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框架，而且大量套用西方哲学理论和术语来剪裁和附会中国哲学史料。

他认为此种范式面临着“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的实际意思是：第一，中国历史上是否曾有可以称之为“哲学”的学术形态？第二，如果有，那种以西方某种哲学范式剪裁中国思想史料编撰而成的通史性著作，是否可以称之为“中国哲学史”？彭永捷先生还用“汉话胡说”四字来概括八十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历程，认为中国哲学史学科领域内这种“汉话胡说”的模式，虽然取得了看似辉煌的学术成就，却使国人对于中国传统不是更易于理解和更加亲近了，而是更加不解、更加疏远了。

到目前为止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实践，只是使这门学科成为“哲学在中国”，而始终无法做到使其成为“中国底哲学”。

对于彭永捷的看法，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甚至是激烈的批评意见。

郭齐勇先生用反讽的口吻说，彭永捷在讨论中国哲学问题时所用的语言和词汇都是“汉话胡说”，当他用他的“汉话胡说”的方式把前辈学者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定为“汉话胡说”并加以批评时，他首先就失去了立脚点。

《中国哲学史》读后感1500字《中国哲学史》是一本介绍中国哲学发展历史的重要著作，作者对中国哲学的起源、发展和影响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读完这本书，我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之处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这本书让我深感中国哲学的深邃与博大，也让我更加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

《中国哲学史》首先介绍了中国哲学的起源与发展。

作者指出，中国哲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先秦时代。

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的学说争鸣，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和学派，如孔子、墨子、老子、庄子等。

他们的思想思想触及到伦理道德、政治治理、宇宙万物等方方面面，影响深远。

除了介绍中国哲学的起源外，这本书还详细阐述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

作者把中国哲学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如秦汉时期的儒道合一、唐宋时期的理学兴起、明清时期的术法争鸣等。

每一时期都有其独特的思想体系和学术流派，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读到唐宋时期的理学兴起这一章节，我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唐宋时期，中国哲学逐渐从儒道合一发展为以理学为主的学派。

理学强调实践，注重儒家经典的教育和研究，也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重要支撑。

唐宋理学以其独特的思想体系和学术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我看来，唐宋理学的兴起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时代特征，也体现了中国哲学在思想上的成熟和深化。

此外，这本书还介绍了中国哲学对其他学科和文化的影响。

中国哲学不仅影响了国内的政治、伦理、教育等领域，也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佛教思想。

此外，中国哲学也通过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对世界上的其他哲学和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哲学的博大精深使其成为世界上独具魅力的哲学传统。

通过阅读《中国哲学史》，我对中国哲学的独特之处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中国哲学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伦理道德的建设、心性修养的重要性等，与西方哲学有着明显的差异。

哲学812019.9 | SOCIAL SCIENCES DIGEST“以西释中”何以成为问题——中国哲学史现代诠释的可接受标准判定文/匡钊回顾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成长历程，其百年来的道路，即是在不断反思自身“写法”的过程中日趋复杂。

这种“复杂”大体属于积累性的，但在这种积累性复杂的背后，或许还能感受到某种“重复性单调”，围绕构建学科基本形象的努力所展开的话题，多数讨论都停留在诸如“范式”、“合法性”、“以西释中”之类的宏大叙事层面。

百年来汇聚在中国哲学史名义下的学术共同体，对自身地位的焦虑，恐怕不完全出于对类似“哲学”、“智慧”、“诠释”之类术语意义理解方面的困惑，而是更多觉察到在一种“大词滥用”的讨论环境中，使相关话题向更具有细节上的可分析性的方向转移的困难。

线索：以西释中诚如诸多学者所言，迄今为止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实际上只有所谓“以西释中”一种解释模式，且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发展持续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巨大正面作用。

与此同时，反思现有成绩或重写哲学史的呼声亦不绝于耳，无论业内存在的这种普遍焦虑究竟指向何处，至少说明探索中国哲学史的写法、任务与目标的努力远未达成共识。

如将“以西释中”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历程的核心线索，那么这种诠释经典文本、建构现代学科的态度，同样几乎是所有反思的潜在中心对象。

以不精确意义上的西方哲学作为默认的参照来考虑中国本土思想传统中的某些成分，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一贯秉承的出发点。

胡适、冯友兰均沿着“以西释中”的方向前进。

对这种呈现中国哲学史知识的方式所包含的潜在危险，任何对中西文明之间不可否认的巨大差异有所觉察的学者，都不可能不加以注意。

事实上，对哲学领域内笼统的“以西释中”方式的质疑几乎从中国哲学史研究肇端即开始。

梁启超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批评，矛头所指，实际就是“以西释中”的适用性。

被认为开辟了另一种取向的“中国哲学史”撰述方式的钟泰，则在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当中以鲜明的批评态度表示：“中西学术，各有系统，强为比附，转失其真。

中国哲学走出“以西释中”迷局■夏金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哲学研究从唯心、唯物对立的窠臼中走出来，在受到“以西释中”方式的影响之后，经过激烈的自我认同和合法性反思，逐步摆脱在观念、方法上对西方哲学的依赖，进而探索中国哲学学科主体性建构，一步步走向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哲学的最大特色就是，历代文人士大夫不断从古代圣贤的文字中寻找“微言大义”，并结合时代需要加以诠释，作为自身的受用以及治国理政的参考。

一代接着一代，前朝的经验和教训成为当下的继承和殷鉴，至今依然不失其重要意义。

由此，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哲学研究成果，无疑也是中国当代思想的精华之一。

从学界代际上说，大体可分为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及其《新编》，任继愈四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肖箑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冯达文、郭齐勇主编《新编中国哲学史》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哲学史研究成果；其后，在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等激励下，涌现出第二代学者群，代表作包括《朱熹哲学研究》《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道教史》等，内容上偏重于哲学的断代史、哲学家的思想理论以及哲学概念、范畴等研究。

进一步来看，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可分为四个时期。

用12个字来概括主要学术特征就是，首个10年（1978年至1987年）的“返本开新”，第二个10年（1988年至1997年）的“以西释中”，第三个10年（1998年至2007年）的“反思彷徨”，第四个10年（2008年至2017年）的“面向未来”。

“返本开新”时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哲学大讨论的东风鼓荡之下，中国哲学逐步从泛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开始了解放思想、返本开新的工作。

这里的“返本”，是指回归中国哲学倡导生命本性、实现“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之说。

这里，以重版的《中国哲学大纲》为代表。

同时，沿着冯友兰等人的研究路线进一步开创“新生面”，尝试采用“宇宙论”“认识论”“范畴研究”“螺旋结构”等方法，但不足之处在于严谨性相对逊色。

中国哲学史读后感5000中国哲学史读后感。

中国哲学史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历程的宝贵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历史总结，更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阅读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博大精深，以及其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深远影响。

通过学习中国哲学史，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中国哲学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蓬勃发展的时期。

《尚书》、《诗经》等古代文献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孔子、老子、庄子等思想家的思想更是推动了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在中国哲学史中，我最为深刻的感受就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丰富多彩，不同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和思想体系，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在中国哲学史中，孔子的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的思想强调了仁爱、礼乐、忠恕等传统美德，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孔子的思想也对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提出了“君子”、“小人”等政治观念，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通过学习孔子的思想，我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其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中，老子的思想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老子提出了“道”的思想，强调了“无为而治”、“返璞归真”等观念，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老子的思想强调了自然界的无限变化和无限可能性，提出了“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思想，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通过学习老子的思想，我深刻感受到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博大精深，以及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深远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中，庄子的思想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庄子提出了“自由散漫”的思想，强调了“无为而治”、“逍遥游”等观念，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哲学史读后感(3)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有感(2021-03-2812:43:28)《中国哲学史》讲诉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切断了古今中外的有关科学知识，在非常有限的篇幅里带入了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认知，就是史与思的结晶，充满著了人生的内敛与哲人的洞见。

冯先生指出，哲学的功能是提升人的心灵，打破现实世界，体验低于道德的价值。

在自学哲学的过程中，人们没智慧与不能智慧之分后，而哲学家们研究哲学的目的也从来不就是为了提升智慧，仅仅就是为了哲学本身。

哲学并不是存活的工具或手段，的确我们生活的目的与理想。

它能够并使我们更确切地认识到人生的意义。

在书中,冯先生着重于用浅显易懂的言语对哲学家本人思想的重新整理，剖析了中国哲学史上的几个关键的流派：儒家、墨家、道家、名家、阴阳家、法家，及各派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演进、更新。

冯友兰自己指出，就《中国哲学史》的内容来说存有两点可以引以自豪的:一就是把先秦名家的辩者区分成两派;另一点就是辨别出来宋代程颢程颐兄弟思想的差异和各自特点。

此二点均播发前人所未播发，为中国哲学史界广泛拒绝接受。

中国之所以缺乏细致的系统的哲学体系,可能将和中国人思想方式有关。

每个民族都会在其文明发展的同时对人和世界的各种本体性问题提问，于是则产生了哲人。

相同民族的哲人思索的终极问题往往相同，但思索的方法，思想的定义则大相径庭，就是以各民族的哲学之面貌多存有相同。

区别于西方著重逻辑，思维周密，中国的哲学更著重于现象而重规律，逻辑的成分自然较太少，例如各个名家思想，常常就是以其日常的“零散语录”编辑而变成的哲学，因而中国的哲学也就具备直观性、随意性及非专业性了。

但事实上，在中国，哲学如宗教之于西方世界一样深深渗入社会、为常人所持。

是以一些哲人并不以自己为哲人，只于日常行事中表达自己的思想，不求构筑体系，这是以有别于西方的。

而此书的作用，便是系统地讲解了中国哲学史从古至今的发展演变，让人充分了解中国的哲学发展。

MAR 2020如何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研究范式、世界性意义等问题越来越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

为总结并进一步深化建国七十周年以来学界在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2019年11月9—10日，南开大学哲学院在津举办了以“建国七十周年中国哲学方法论的建构与反思”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

来自全国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众多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问题作出专题报告和深入讨论。

会议开幕式由南开大学哲学院的卢兴副教授主持，南开大学哲学院的胡军副院长和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的乔清举教授致欢迎辞。

随后，乔清举教授以“当代中国哲学研究70年的回顾与反思”为题发表主题演讲，在介绍了中国哲学70年来的主要研究模式与思路后，乔教授指出，现如今，纯研究和构造的界限正在逐步融化，未来的中国哲学既是研究，也是创造。

在9日上午的研讨会上，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的李明书讲师以儒家角色伦理学与生命伦理为实质关注点谈论了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概况，并指出安乐哲消解儒家的形上建构从而更顺畅的衔接伦理学的应用层面，是一个可以延伸探讨的方向。

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的耿芳朝讲师梳理了转进流变中的上世纪中国哲学形上学的发展历程，他认为严复和王国维对形上学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留恋不舍，熊十力、冯友兰和金岳霖自觉走上了形上学的重建之路，而冯契则对盘桓近一个世纪的形上学问题做出了一定的反思和总结。

最后，耿老师提到，中国哲学在新世纪的发展不可能抛却形上学，这不仅是哲学自身以免泛化、隐匿的要求，也是人类理性认识所共同追求的领域。

来自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金鑫讲师就象形与拼音文字的差异性对中西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一主题发表演讲。

从古埃及象形文字与古希腊拼音文字的源流关系、拼音与象形文字的抽象化与概念化、逻辑思维与象形思维三个方面，探讨了中西哲学思维方式的同异。

南开大学哲学院的单虹泽讲师对中国哲学史学史的研究进行了思考与探索。

中国哲学研究之反思中国哲学研究之反思一、中西哲学的对比特点中国哲学史可以追溯到易经的出现，发展到当下已经形成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而西方哲学的历史对比其来说时间上有很大的落差。

但是，由于地域特点和语言符号的不同，西方哲学在研究方式和思考力度上来讲和中国哲学有很大的不同。

[1]因此，当前“以西释中”的反思模式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来讲不是非常科学和客观的，往往会隐蔽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

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就对西方的共相说进行了批判吸收，他非常关注中西方哲学二者的共同性，认为哲学思想是跨越国界的，哲学研究不应该存在中西之分。

在哲学研究中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民族性，往往哲学研究会受其影响而在研究中带有一定程度的偏见。

实际上，哲学研究必须打破中西民族观，消除哲学研究的界限，追寻普遍的义理。

然而，冯友兰先生过于关注哲学的共性，而在某种意义上忽略了中西方哲学各自所具有的个性。

当前以西释中的模式包含了通过西方哲学来评价中国哲学，但是其立足点在于用西方哲学的长处来评价东方哲学的短处，这是不足取的。

因为西方哲学从研究方式上采用逻辑和论证的方式来探索人和世界的关系，可是中国哲学在逻辑论证这方面就显得明显不足。

以西释中需要站在二者的中间立场上来进行，否则难免会带有偏颇之处。

二、中国哲学研究反思的独特性首先，中国哲学研究由于历史等一系列的因素影响，在研究模式中主要采取“以西释中”的模式，中国本土化的研究微乎其微。

[2]从字面含义来看，“以西释中”的“释”是以西方哲学为基准来分析中国哲学的异同点，并非比附中国哲学。

很多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进行了阐释，例如哲学家莱布尼茨就认为中国哲学并非典型的哲学，而是自然神论。

另外黑格尔也通过理念观阐释了道家的“无”。

这些都是以西释中的体现。

中国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无哲学，因为中国哲学没有追求终极的理念，也就是没有探究存在之后的存在。

不过也有相反的观点，有哲学家就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道”体现了宇宙的根有的“道”其实就和存在的存在有关，源和终极，“无”本身就是真实的存在，而“道”存在于“无”中，是超越存在而存在。

中国哲学“超越性”问题新论作者：高翔来源：《美与时代·下》2022年第05期摘要：儒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有无“超越性”，是中外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分歧的关键在于，中西方学者都各自强调本民族哲学的局部特征，热衷于探寻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而不能以全人类的视野，从世界历史发展普遍规律，探寻中西方哲学思想的共同特征和民族差异性，从而推进其交流和发展。

中国哲学“超越性”问题新论尝试把“历史类型学”思想和方法，引进比较哲学研究，突破中西方学者各自的局限，以哲学“超越性”问题切入，从宏观上考察中西哲学思维的普遍规律。

关键词：哲学;儒学;超越性;外在超越;内在超越一、“外在超越”概念和“西方中心主义”中国儒学和传统哲学有无“超越性”，一度成为中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

仅在中国知网以“儒家”“超越性”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从1992年至今就有相关论文近600篇。

此外，还有多部著作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哲学中“超越”（Transczndenz）这个概念，在西方是中世纪才出现的，源于拉丁文动词transcendere，指跨越两个区域的界限，特别是从世俗的“此岸”世界，到神性的“彼岸”世界的逾越。

“超越”引进哲学和神学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形而上学的意义。

在中世纪的西方国家，Transcendence一词，首先指称的是“最高者”的上帝，因为它一直是被作为“超验”的神性世界的代表。

之后康德从“超越”（Transzendenz）这一名词中，分解出“先验的”（transzendental）与“超验的”（transzendent）两个形容词，实质上肯定了除上帝的神性世界之外，人类“先验”的思维形式也是一种“超越”。

因为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到康德的时代，基督教神学的“最高者”上帝，其地位已逐渐被人的“理性”所取代，虽然康德哲学中仍然为“上帝”保留了位置，但实际上他是将人的理性认知置于“最高者”的位置上了。

海德格尔在康德的基础上，把哲学的“超越性”区分为“先验——本质”和“超验—实存”两条路向，一方面肯定以上帝神学为代表的“超验—实存”具有超越性，另一方面也肯定“先验—本质”路向之“存在学”也具有“超越”性，代表了当代西方学者的普遍看法[1]。

反思与自省：浅谈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方法问题摘要：中国哲学作为依托于西方哲学的学科范式而建立的学科，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在将西方哲学方法应用于认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机械化、教条化套用西方哲学模式的偏向，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要修正这种偏向我们就要重新对西学方法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具体应用进行分析，慎重选择合适的解释工具、更深入地把握西方哲学体系，以保持中国哲学自身的独立性。

并在“中西融通”的视野下，推动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新建构。

关键词：西学方法；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独立性哲学作为一个泊来词汇，在清末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最早由严复引入。

受当时特殊历史条件影响，中国学者认为中西方产生差距的根本是由中西方学术上的差距导致的，从而激起了学界学习和介绍西方学术的思想热潮，立足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挖掘出与西方科学体系中相似的内容。

世纪初期，胡适、冯友兰等人开始采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来梳理、整合中国传统思想，正式创立了中国哲学这一独立学科。

建国以后，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学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释我国传统思想，中国哲学书写步入了马克思主义化阶段。

问题：西学方法对中国哲学研究的“伤害”不论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以西方哲学的学科范式书写中国哲学，还是以冯友兰、张岱年等为代表的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书写中国哲学，都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书写与研究提供了思路，尤其是胡适、冯友兰开创的“以西释中”的诠释框架，确立了中国哲学史自身的学科范式。

冯友兰指出：“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

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

”①这便奠定了中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三松堂全集》第2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页。

国哲学最初的“以西释中”的最初的研究模式。

中国哲学最初的这一范式，在很长时间被理所当然的认为是研究中国哲学、思想的合理的学术路径，中国哲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功并由此建构起了中国哲学的价值。

哲学思想知识：自我与超越——哲学思考的
宗教反思
自我与超越——哲学思考的宗教反思
哲学是一门深奥而又追求真理的学问，而真理则是人类追求的终
极目标。

而在哲学思考中，自我与超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矛盾，也是
一个问题的源头。

自我是指个人的主观意识和存在状态，是与众不同的，是独特的。

而超越则强调超越自我的存在状态，或强调对真理的搜索与追求。

在
这两个方面，自我和超越是一体的，是人类追求终极目标的两种不同
的方向。

然而，在宗教信仰中，个人的自我和现实世界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而神的存在则被看作是超越自我的存在状态。

在宗教信仰中，人
们相信神是超越世俗的存在，可以超越世俗的束缚，帮助人们摆脱苦
难和痛苦，通过信仰和祷告实现心灵的安慰和慰藉。

然而，尽管宗教信仰强调超越的存在状态，却也不可避免地让人陷入自我中。

在宗教信仰中，个人的信仰和经验，往往使人们忽视他人的不同信仰和经验，没有关注社会公正、平等和友爱的要求。

这就使得宗教信仰和人类发展之间出现了矛盾。

所以，我们在哲学思考中，需要把握好自我与超越的平衡点。

我们需要超越自我的存在状态，去看待其他人的信仰和经验，以此来增进与他人的交流和合作，同时也需要保护和维护自己的自我。

哲学思考中，自我和超越的平衡点应该是信仰和知识的结合，这也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所需要的。

总之，在哲学思考中，自我与超越不应该成为问题的源头，而应该成为一个复杂的关系网，需要我们在这个关系网中找到平衡点，才能在个人和社会中实现和谐和平。

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发挥哲学思考的力量，为人类的幸福和福祉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