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首先应该肯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已经有了把党的工作中心放到农村的思想。
文章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
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
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
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提起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会想到遵义会议，正是在这场会议上肯定的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这也是党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使中国革命从此打开了新局面。
可是这场会议的前后经过，却不一定很清楚。
在说这场会议之前，有一些背景我们要交代下。
1934年10月，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
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发起“围剿”，红军仓促应战。
1933年初，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
战前准备5月，由蒋介石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
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
这年夏秋，蒋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并着手制定“围剿”计划，加紧进行“围剿”准备。
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
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
任命总何键为此次围剿的总司令，制定了五路围剿计划。
这五路是哪五路呢？而此时的红军又是作何应对的呢？此时的红军是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为领导层的“三人团”。
李德和博古分别负责军事、政治。
周则负责具体计划的组织实行。
这里有一份珍贵的录音资料，是当时红三军团第五师特派员陈复生对反围剿战役中的回忆。
陈老口中的制票子的机子，其实就是制币机。
有几百斤重，需要八个人抬。
从这上面看，这种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
怎样个惨烈法呢？由最开始的八万六千人，骤减至三万人。
12月5日突破湘江封锁线后，检点人员，约3.7万人，这是遵义会议前的一个统计。
作为主力的红一、三军团都折损近半，红五军只剩一个师，而主要由长征前刚动员入伍的新兵组成的八军团仅剩1000余人。
红九军团剩3000余人。
湘江之战战斗之烈，牺牲之惨，是红军史上从未有过的。
但是，红军没有失败，蒋介石消灭红军的目标并没有达到，红军还是突破了他最重要的一条封锁线，折向湘桂边界的越城岭(老山界)山区。
对此，蒋介石叹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血的教训使红军对“左”的错误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
为人谦和如周恩来者，也坚决反对洋顾问李德再来指挥红军。
这就为随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湘江之战后，博古时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多次想要自杀，在行军路上经常拿手枪对着自己脑袋比划，被同行的聂荣臻看到，赶忙劝下，说：“这可不是瞎闹玩的。
”李德，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委员会顾问，却是蛮横不认错。
他将湘江失败归咎于领导层意见分歧，导致贻误战机。
周恩来，当时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他认为此次战役的重大失败，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但除了痛心，更多的是反思，如何挽救红军。
随后，遵义会议，此时红军面临三条路：向北进湖南，向西进贵州，向南退广西群山。
李德主张按原计划与贺龙、萧克汇合，依靠二军团创造的根据地建立一个更大的根据地。
毛泽东主张去贵州。
在这里要介绍两个人物，王稼祥，张闻天。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博古将毛、张、王三人分开。
因为那时他已经觉得这三个人在思想上有共鸣。
张闻天这个人在党内影响颇大，他敢说真话，也喜欢听别人说真话。
遵义会议上博古分析失败原因是国民党军队多，兵力强，武器好，有帝国主义的帮助。
张闻天听后，起来发言，称博的报告不正确，红军的失败是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而非一味的客观原因。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
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
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
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
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分析毛泽东在其中的作用，反围剿初期，要求适合我军的游击战被王明拒绝，导致红军被迫转移。
对内，王稼祥做帮手，争取到张闻天，一个好汉三个帮。
在博古、李德、周恩来中选择了周，慧眼识人。
团结党内意见，争取大多数人意见，解决了党内分歧和矛盾。
Balabalabala……对外准确分析，善出奇兵，让敌人摸不到头脑，高超的指挥艺术，在其后的四渡赤水长征路上. Balabalabala……指挥艺术的最高境界，莫过于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
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统帅。
在长征途中，他不仅善于指挥弱小的红军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与强敌作战，而且善于指挥和调动敌人，从而在战争舞台上导演了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创造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典范。
一是以高度的机动作战调动敌人。
遵义会议前，“左”倾错误领导者把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中央机关携带的大批辎重，成了红军的沉重负担，队伍拥挤，行动缓慢，削弱了部队的机动能力，以致在湘江战役中遭到严重损失。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在作战形式上必须由阵地战向运动战转变。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纵横驰骋于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广大地区，以高度的机动作战调动敌人，从被动中争取主动，创造战机，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他善于处理“走”与“打”的关系，既反对消极避战的逃跑主义，又反对同强敌进行决战的冒险主义；既做到避实就虚，又敢于在必要时打好硬仗，击中敌人要害，以打破强敌堵截，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该走就走，该打则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二是以超人的谋略调动敌人。
红军一渡赤水之后，蒋介石调集各路敌军拼命追击，妄图南北夹击，聚歼红军于扎西地区。
正当川滇两军从南北两面迫近扎西时，毛泽东利用敌人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的错觉和黔北兵力空虚的弱点，指挥红军出敌不意地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入贵州，把敌人主力甩在赤水河以西，并取得了连克桐梓、娄山关，重新占领遵义的重大胜利。
此举使蒋介石坐立不安，急忙飞到重庆亲自“督剿”，重新调兵遣将，妄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窄地区。
毛泽东洞察其奸，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诱使更多的敌人前来。
当敌军逼近时，红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与此同时，以红九军团向叙永、古蔺方向继续前进，虚张声势，伪装主力，造成北渡长江假象。
蒋介石再次上当，以为红军又要渡江北上，急调各路大军包围，妄图聚歼红军于长江南岸。
而就在敌军包围红军将成之际，毛泽东却指挥红军主力由镇龙山地区秘密北上，然后突然向东，四渡赤水，继而又南渡乌江，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把敌军重兵远远地甩在后面，乌江天险反而成为敌军的行动障碍。
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造成敌人的错觉，实现巧渡金沙江的战略目的，毛泽东妙计频出，示形于东而击于西，佯攻贵阳而西出云南，威逼昆明而直袭金沙，硬是借蒋介石之手调出滇军为红军让路，结果从容地渡过了金沙江。
三是以灵活多样的战法调动敌人。
说毛泽东用兵如神，神就神在战法灵活性上。
红军长征中的战役战斗，是在极为特殊的条件下和环境中进行的，因而有着不同于一般战役战斗的鲜明特点，既有堂堂之阵，也有随遇交战；既需要大智大勇，又充满千奇百险。
红军经常处于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战场情况千变万化，战机稍纵即逝，红军行动稍一迟缓，敌人即蜂拥而来，随时都有被合围的危险。
毛泽东就是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把战法的灵活性发挥到了应付自如、出神入化的程度。
他经常变换作战方向，适时迅速地转用兵力，声东击西，虚实相间，于劣势中造优势，于平势中造险势，于常势中造奇势，忽而穿插迂回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忽而出其不意地集中兵力打击孤立、薄弱的敌人，一招出手，常使敌人措手不及，防不胜防。
四渡赤水的各次渡法都不一样，三渡赤水是公开的，以全军佯动的方式专门做给敌人看；而四渡赤水则是保密的，做到“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结果红军东渡赤水已经三四天了，敌人还蒙在鼓里，甚至与红军相对而行却毫无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