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和唐代诗歌中的女性“情”“性”状况及心理生理疾病探析中国古代爱情诗歌中有一部分女性形象表现为患有心理生理疾病｡《氓》可视为古代女性心理困扰的真实个案｡焦母患有爱欲偏离的心理偏执症,并因此而导致家庭悲剧｡魏晋女性在诗歌中直言“情”和“性”的愿望及神经官能症的痛楚｡唐代反映妇女“情”“性”状态的诗词有道德化和“诗意化”的倾向,作品中女性的神经官能症症状在文人笔下成为美的意象｡随着封建文化､文学的成熟与发展,大多数不年青貌美的妇女的情爱､性爱生活的真实状态在文学中逐渐缺席,即使《红楼梦》也没能超越这个中国文学独特的男性话语世界｡中国古代的诗歌,凡涉及到妇女的,大多与婚姻爱情有关｡在这些诗歌中的女性,又有相当部分处在“幽思坐独伤”“泪下沾衣裳”的“思妇无眠”的状态｡对此,不少古代文人都表示过欣赏,在诗歌里用各种手段各种意象营造美的意境,如“春啼春雨,笼愁淡月”之类｡这是中国古代爱情诗歌的一个特色,女人的不幸和病态为男人提供了审美客体,并成为吟咏的对象｡不过,如果从人本的角度来重新阅读这些诗歌,是否可以从另一层面来认识那些爱情婚姻中女人的愁和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隐含在爱情诗歌种种诗意的氛围与意境之中的,实质上是精神心理病学意义上的疾病——抑郁､失眠､焦虑(即神经官能症症状)①｡根据中国古代医学的有关理论,精神心理类疾病属情志类疾病,即七情(怒､忧､思､惊､怨､恐､悲､喜)过盛所致的病｡不少古代医案记载中,女性病例多于男性,且多因“忧”“怒”过度而致病｡如明代江民莹的《名医案类》②,记载病例共2384例,女性664例,但患情志类疾病的女性有101例,这一比例是该书所记载的男性情志类病例的3倍｡对于病因的认识,古医者大多认为与肝有关,即“女子以肝为先天”,肝气上逆或郁滞则致病｡不过关乎两性生活的不如意､情感方面的挫折这些致病因素,则涉及不多,此外,对女性精神心理疾病的痛苦所作的描写也是粗略的｡因此,也许可以说,古代爱情诗歌作为对生活的反映,不仅有审美的､社会的､文学的､文化的诸多意义,也有医学的意义——即女性心理生理病史的意义,通过作品中那些具体的形象的描写,可以了解到古代女性在情爱和性爱生活方面所受到的挫折,所遭遇的心理困扰,以及相关的身体健康状况,从而更全面更真实地认识古代妇女的生活｡一､《氓》女主角过份记忆与焦母罪恶的起因《诗经》中的《卫风·氓》从女主人公回忆的角度写了她婚前､婚姻中到被休弃的过程｡被弃的原因是因为“靡室劳矣,夙兴夜寐”,以至“其黄而陨”,操劳家事而憔悴,色衰见弃｡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弃妇故事,这类故事无论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几千年来屡见不鲜｡值得注意的是,《诗经》的“风”采自民间,而非文人在生活基础上的加工创作,因此,可将《氓》视为一个公元前六､七百年以前的妇女心理困境的真实个案｡在作品里,女子被弃后的痛苦心理记录得十分真实详细,她不断地回忆两相欢好的情形,自己操持家务的辛劳,她怨恨,因为对方曾经“信誓旦旦”,得到了自己的一片真情和奉献之后,他却“贰其行”“二三其德”,“至于暴矣”,态度变得粗暴｡她忿忿不平,为这些年的付出,也为自己的被损害而无人理解｡她只能“静言思之”,把痛苦埋在心里,独自默默地忍受这痛苦的咬噬,更让她苦恼的是,难以摆脱曾经有的感情,她自己很清楚这一点:“士之耽兮,犹可说(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说(脱)也”｡男子情短,可轻易断绝,女子情长,难以挣脱｡这更说明了在爱情问题上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心理特征,以及女子更容易受伤的原因｡这位女子在被弃之前,两情欢洽的体验引起了她情绪的强烈振荡,并刻骨铭心,深深地保留在记忆当中｡当对方的温情渐行渐冷直至粗暴相向时,她感到失落,对自己,对对方失望,产生否认感和虚无感｡这时先前那些愉快的体验,不断被回忆,与当前的痛苦体验形成鲜明的对照｡不断地回忆,不断地比较的结果是:失落感和虚无感越来越强,当事人的心理创伤也越来越深,被弃的痛苦情绪,就在这回忆之中被加强了,越发难以摆脱｡这就是心理学中的过份记忆现象,也即已经过去的情感和情绪体验,在大脑皮层中留下过于深的刻痕,无法抹去,无法接受新的信息和进行情绪调整｡这种现象从几千年前的《诗经》到如今的现代社会,都是习见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在《诗经》的305篇中,弃妇诗约有14首左右(例如与《氓》相类似的《谷风》),论者的看法各有不同,或说君臣之义,或说朋友之义等等③,但女子幽怨这一情感主题,却是毋庸置疑的｡作为最早的诗歌,《诗经》不仅是反映妇女情感痛苦的初始文学,也可以作为最早的精神心理病学范畴的真实病案,从另一方面再次证实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论断:男权中心社会确立之后,“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从心理的挫败到明清时的肢体被残(缠足)｡文学史上表现妇女感情痛苦的作品不胜枚举,但漠视自我,压抑个性这一中国文化的特色,却使不少作品在描写妇女感情痛苦时,未能做到完全真实和明了｡汉乐府《焦仲卿妻》里面写到焦仲卿和刘兰芝这对恩爱夫妻被焦母逼迫而分离,后双双赴死的悲剧｡刘兰芝美丽､勤劳､善良,没有任何过失,焦母为何要这样做?如果说,可能是刘没有生育,犯了七出之条,但这恰恰证实了有过失的是焦母｡刘兰芝“十七为君妇,心中常悲苦｡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在焦母的家规管制下,焦仲卿与刘兰芝少有正常的夫妻生活,又如何能生育后代呢｡焦母的行为异于常人,不符合“婆婆”这个身份应该有的心理特点｡对这种行为作品没有提示原因,似乎她天生地就不喜欢刘兰芝,然而用现代精神心理病学的理论分析,或许可以找到根源——这些反常的行为是焦母某种深藏不露的因素的间接表现｡从古代人一般的婚姻年龄推断,焦母在成为婆婆时,年龄应在四十岁或更年轻,从诗中的内容看,她应该是个寡妇,守寡的年龄应该在更年轻时,也就是说,在生理年龄处在育龄期有性需求的时候,她的性生活就缺失了｡汉代社会对妇女的贞操并不像明清时那样看重,改嫁也完全可以(如刘兰芝被休之后很快有人上门提亲),但焦母却没有另找丈夫｡性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心理上会有挫折感与忧虑,焦母产生了爱欲偏离的心理偏执症状｡亲生儿子是与爱欲毫不相干的对象,却集中了她全部注意力,被赋予了爱欲的价值,母爱混杂了爱欲,已很难分清了,被压抑的性欲求由此得到转移｡按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的理论,性的被压抑会导致感情冲突和创伤④｡焦母是个有心理创伤的女人,专横狭隘,缺乏正常的感情调节能力,在儿子爱另一个女人时,她潜意识中感到又一次被夺去爱的对象(前次是丈夫的离去),她恐慌､痛苦,这痛苦甚至不亚于刘兰芝,她赠恨这个被儿子爱的女人,她要阻止这种情形发生,于是便有了上述不可理喻的行为｡一直以来,焦母都是被批判的对象,而她罪恶的起因,却是性心理的不健康,由于一个人的心理问题,而导致了家庭悲剧的发生,千古传唱的刘兰芝的不幸,原来是另一个不幸的女人造成的｡二､魏晋爱情诗歌:女性的情爱､性爱愿望及相关病状的心理分析弗洛伊德认为,很多病人在潜意识中存在着大量被压抑的性欲,这些欲望不能以直白的方式表达出来,经过变形后,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心理症状,使病人备受心理疾患的折磨⑤｡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医案中也有相关的记录｡《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淳于意的病案25个,关于女性患情志病的,有齐北王侍韩女的“单相思”疾病｡淳于意认为该女“……肝脉弦,超出左寸口,故曰欲男子而不可得｡”意即肝脉弦直,肝气失其疏泄而致｡据此,淳于意判断该女子是思念男子,但不能如愿而成病｡韩女的病因用现代的话解释,就是性欲得不到渲泄,因性压抑而致病｡淳于意用降气舒肝(以清心寡欲)的方法治好了韩女的病｡由此可知,不论是哪个民族,或哪个时代,性压抑而致病的问题都有存在｡只是由于中国封建时代的主流文化从不认可男女的自然生理欲望,人们很难正视与生俱来的性需要,古代医学理论也都提倡恬淡寡欲,静心内养｡但是,在魏晋这个少有的张扬个性的时代,人的本性和情感需求能够被正视,得到更多的关注,魏晋的女子,能够在诗歌中直言倾诉情爱和性爱的愿望,坦露自己的精神痛楚｡曹丕的皇后甄氏曾受宠,后被弃｡她在诗中写道:“……念君去我时,独愁常悲苦｡想君见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眠……出亦复苦愁,入亦复苦愁｡边地多悲风,树木何倏倏……”(《塘上行》)⑥甄皇后思念君王,思念太过,有过份记忆症状,精神忧郁,以致脾胃不和,失眠焦虑｡这是典型的神经官能症(又叫神经症)症状｡她在诗中五次提到“君”,可知对“君”是很依恋的,这依恋来自年青美貌时“君”的宠爱,被爱的感觉无法忘怀,现在被冷落了,这个感觉自然被唤起,被不断温习｡“君”不仅是权力地位和物质享受的象征,也是个活生生的有体温有气息的男人,是她性欲望被压抑时潜识中所关注的目标｡这首诗暗示了女主人公生理需求被压抑的痛苦,并且变形为种种不适,折磨着她｡《洛阳伽蓝记》卷三和《魏书·王肃传》里写到王肃为了娶公主而休弃妻子谢氏,谢氏诗云:“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络逐胜去,颇忆缠绵时”｡谢氏和丈夫过去如同蚕在箔上,肌肤相亲,现在丈夫为荣华富贵而休弃了自己,自己只能回忆过去的缠绵了｡诗中的弃妇不仅有过份记忆的倾向,而且也暗示了性的期待｡实际上这两种情况所由产生的往往就是同一个原因——夫妻间的相处,包括性爱在内的温馨成为强烈的美好的情绪体验,一旦失去,难以忘怀｡性爱的缺失使当事人在性期待中不断回忆过去以作为现时的补偿｡晋时苏伯玉被使在蜀,久而不归,居长安的妻子写了《盘中诗》:“……吏人妇,会夫稀｡出门望,见白衣,谓当是,而更非｡还入门,中心悲……长叹息,当语谁……”⑦苏伯玉妻很难见到丈夫,心中太想念,以至将白衣误以为是自己的丈夫,发现认错了之后,情绪沮丧低落｡这种现象在精神病学中属于错觉,是感知障碍中较轻的一种,表现为因过度紧张而对客观刺激产生了错误的反映｡这首诗没有提到失眠,但长期与丈夫分离已成为负性精神刺激,她恍惚焦虑,精神处于非健康状态｡不仅女子对自己的私人感情毫不隐讳,在男性作家的有关作品里,所描写的女性精神心理方面的状态,与女性自己所表露的情形,是十分相近甚至是一致的｡曹植的《弃妇诗》,写到一位因无子而被休的妇女的失眠症状,她“……忧怀从中来,叹息通鸡鸣｡反侧不能寐,逍遥于前庭｡踟蹰还入房,肃肃帷幕声｡搴帷更摄带,抚节弹鸣琴……收泪长叹息……”在汉乐府《伤歌行》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忧人不能寐……揽衣曳长带,屣履下高堂……徘徊以彷徨……”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在《室思》中,更是将女性因思念而患神经官能症的症状写得详细具体:“……念与君相别,各在天一方｡良会未有期,中心摧且伤｡不聊忧飧食,慊慊常饥空｡端坐而无为,仿佛君容光……郁结令人老……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喟然长叹息……展转不能寐,长夜何绵绵｡蹑履起出户,仰观三星联……泣涕如涌泉……”这位思念过度的女子,情绪低落,委靡,对任何事提不起兴趣,郁结,茶饭不思,失眠,焦虑,精神恍惚｡类似的描写妇女因“情”和“性”受挫而精神不适症状的作品,在汉及魏晋南北朝诗歌作品中还有不少｡如: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枚乘《杂诗九首》五)……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枚乘《杂诗九首》九)……长吟兮咏叹,泪下兮沾衣(徐淑(秦嘉妻)《徐秦嘉诗》)涕零雨面毁容颜,谁能怀忧独不叹……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户步东西｡(曹丕《燕歌行》)……思君岁随晚,对食不能餐……(陆机《周夫人赠车骑》)……池上鸳鸯不独自,帐中苏台还空然｡屏风有意障明月,灯火无情照独眠……(江总《闺怨篇》)这些内容反映了古代妇女生存状态中不应忽视的一个方面,困扰现代人尤其是女性的神经官能症,在二千年前就已是普遍现象了｡不同的是,现代人不仅因为“性”和“情”,更多因为各种压力(如工作和生活压力),而那个时代的妇女常常是因为某个男人的离开或疏远而失眠及抑郁｡不过也有例外｡晋武帝嫔左芬,因为貌丑而无宠,却以才德受到武帝的尊重,成为武帝在文学文化方面所倚重的女人｡因为从未被宠过,所以也没有失宠的悲哀和性压抑所产生的不适感｡左芬在《啄木诗》中写道:“南山有鸟,自名啄木｡饥则啄树,暮则巢树｡无干于人,唯志所欲,性清者荣,性浊者辱”⑧｡以啄木鸟比喻自己的生活态度,清楚地认识自己,知道该做什么,怎样做｡有这样的平衡心态和理性头脑,在美女如云的后宫,用不着争风吃醋,也不会因君王的疏远而感情受伤,不过这一切要弃绝“情”和“性”的欲望才能达到,左芬是那个时代少有的能把握自我的女人｡从先秦到唐前这一历史阶段,男女之大防,女子贞节重于生命的准则还只是主流文化中的理想规范,未完全进入民间的日常生活｡这一阶段的思妇､怨妇所怨所悲的,大多基于感情和性的困扰而生发,如情感被疏离而引起的酸楚,情欲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焦虑,因对方负心而愤怒等等｡自我表达,自我“性”“情”感情较天然,男性意识对妇女的塑造作用相对后世较浅,较少出现因失贞而产生的负罪感或因失去婚姻依附地位而绝望的情况｡三､唐代爱情诗词的道德化和“诗意”化:妇女心身疾病被虚饰及女性自我言说权利的丧失随着封建社会进入鼎盛期,唐代的文学和文化也进入了成熟的阶段,诗歌更精致和更华美,与此同时,儒家思想也逐步成为正统思想｡这期间产生了大批关注民生的现实主义诗歌,不少作家在诗中反映了现实中妇女的不幸遭遇,对妇女在情爱和性爱方面受困扰时的精神状态,亦有如之前的诗歌那样的质朴､真实的描述:“征客向轮台,幽闺寂不开｡音书秋雁断,机杼夜恐催｡虚幌风吹叶,闲阶露湿台｡自怜愁思影,常共月徘徊｡”(郑惜《秋闺》)⑨这又是一位因丈夫远去而精神恍惚､失眠的女人｡但这样的诗歌并不能代表唐代诗歌的方向和特点,儒家思想中的一些负面思想,如歧视妇女,过分提倡克己,忽视个体权利等等,这些都使妇女的地位在不断下降,她们的私人情感生活和生理需求在主流话语中被视为罪恶和耻辱｡因此唐代的诗歌在反映妇女的情爱和性爱方面的体验时,其风格和手段与南北朝以前(尤其是魏晋)的诗歌有所不同,逐渐出现了道德化和“诗意化”的倾向,被关注的主体的本真形态被具有道德意义的意象所包裹,或置于诗情画意当中,被隐约起来,被幽美化了｡杜甫的《佳人》就是一首从道德层面上反映弃妇遭遇的诗歌｡首先,他对“轻薄儿”的夫婿和“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的社会进行了道德批评;其次,把这位被弃的女子放在一个颇有道德意味的氛围和环境中,象征她的高洁和坚贞,对弃妇进行道德褒扬:“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此后,“空谷佳人”一词所包含的思想大大超过了“弃妇”这个原本的内容,而具有诸如高洁､孤寂､不同流俗之类的道德象征意义｡诗中“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提示了这位高雅的女子对独宿的怨恨,对合欢的向往,对性爱期待的心理,她在孤独地哭泣,她是忧郁的｡对这些与性有关的心理状态的描写,比之唐以前的诗歌,杜甫含蓄得多,“佳人”的情爱和性爱欲望消融在道德内容当中,朦胧而圣洁｡像杜甫那样关注妇女命运,批判社会不合理现象的诗人,在唐代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如顾况的《弃妇词》,白居易的《母别子》,张籍的《离妇》,戴叔伦的《去妇怨》,杜荀鹤的《山中寡妇》等等｡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是:作家着眼点在道德及社会批判方面,基本与“情”和“性”无涉｡由于社会和文化的原因,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妇女被弃后的愤怒､失去婚姻依附地位所感受到的绝望超过了汉魏六朝诗歌中所表现的心理､生理的痛楚,情感和性愿望的受挫远不如婚姻悲剧所带来的苦难那么深重｡唐代以后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戏曲,有不少表现这方面的内容,如南戏中的《赵贞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张协状元》等等｡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另一种类型的作品｡这首诗流传久远,将天地时空的旷远与人生短暂诗意地结合,升华为可贵的宇宙意识,脍灸人口｡诗中的女子,正在失眠:“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在月的陪伴下,她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溶溶的月色笼罩着“楼上”､“妆镜台”､“玉户”､“捣衣砧”,这些女子日常生活中的“物”,象征着在这些“物”中生活的女子的相思之苦｡她焦虑:“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但诗中水光月色交融一体的意境,过滤了焦虑症原有的焦灼和烦燥,留下给读者的,是淡淡的闲愁,轻柔的喟叹,她优美地失眠着,温婉地焦虑着｡又如杜牧的《秋夕》描写了宫女生活的寂寞,优雅而幽冷,诗情画意之中,暗示了她们憧憬爱情,对性爱的期待心理:“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将妇女的情爱和性爱的感受以及精神痛楚,加上华丽的修饰并予以诗意的表达,这在唐五代的词里更是圆熟和精致:……花露月明残,锦衾知晓寒｡(温庭筠《菩萨蛮》)……隔墙梨雪又玲珑,玉颜憔悴惹微红(韦庄《浣溪沙》)……雨细花零莺语切,愁肠千万结……(魏承班《偈金门》)……锦屏香冷无睡,被头多少泪｡(张泌《河传》)君行登垅上,妾梦在闺中｡玉箸千行落,银床一夕空｡(令狐楚《长相思》)词中的女性在失眠､愁眉苦脸､哭泣,这些神经官能症症状会使人面色晦暗,容颜枯槁,脾性烦躁,但是在月色､莺语､花露､锦屏等意象的修饰和掩映之下,一切都仿佛妩媚动人起来,眼泪成为“玉箸”,憔悴的脸是“玉颜”,等待情人的焦虑心情更是如春天景致般的靡艳湿润,毫无燥气,“酌一勺,须教玉笛吹,锦筵红蜡烛,莫来迟,繁红一夜经风雨,是空枝”(皇甫松《摘得新》),令人不能不产生遐想:一位仪容秀丽､弱不胜衣的芳年女子,梨花带雨,娇喘微微,或许这是花间词的特殊之处——于冶游绮筵的片刻欢娱的记录,所描写的或是虚拟､或是真实的却是有别于妻子或良家女子的以声色娱人的女性,所欣赏的是她们在情爱生活中的凄艳哀怨的姿态｡然而文学史上这种唯美的追求并不止于花间派,应该说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普遍心态,一种对美丽女性的痛苦的欣赏嗜好｡尤其是当这种痛苦产生于对某个男子的思念,之前李白有“……泣归香阁恨,和泪掩红粉”(《菩萨蛮》)⑩,花间之外也有令狐楚之类,至宋代婉约词,其成就达到巅峰地位,这种欣赏偏好也具有了更精湛､更多样的形式｡在男性文人笔下,美丽女性的心理生理的病态成为“美”的意象,令人愉心悦目,越来越动人的古典爱情诗歌,吟咏着美丽女性的眼泪和失眠,营造着一种朦胧的不真实的但却很美的感觉｡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这种感觉,随着作者优美的笔触去品味,去陶醉,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诗歌中忧伤的女人的心身疾病给她带来的折磨｡并且,需要指出的是,这里面并不包括现实生活中占大多数的不太貌美､不太年轻､不太富贵的妇女｡这不仅是花间范式,随着封建文化和文学的成熟与发展,这似乎越来越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规律:广大的既不年轻也不貌美的妇女的情爱和性爱生活的真实状态,在文学中逐渐缺席(《金瓶梅》及艳情类､侠邪小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小说,其妇女形象是不真实的和被丑化的),文学中的爱情世界看不到她们的身影｡一方面是美丽女性的病痛被欣赏,另一方面是既不年轻也不美貌的女性的感情生活被漠视,这是女性的又一溃败,不仅在两性关系中,在抒情审美领域也失去了自我言说的阵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典爱情诗歌(及其他爱情作品)体现了对女性的双重歧视,即使《红楼梦》也没能超越这个中国古典文学的独特的男性话语中心的世界｡注:①张明园:《精神病知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神经官能症”,第90页“神经官能性抑郁”｡②《名医案类》,人民卫生出版社据“知不足斋”藏版影印,1951年第一版｡③《毛诗序》､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1958年版)､姚际恒《诗经通论》(顾颉刚标点,中华书局1958年版)､方玉润《诗经原始》(李先耕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都提到对《诗经》的各种看法｡《毛诗序》认为《卫风·氓》“刺时也”,《郑风·遵大路》“思君子也”,《秦风·晨风》”刺康公也”(见《毛诗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四库全书》经部诗类,第69册卷五､卷七､卷十一)｡④(英)菲尔·莫伦:《弗洛伊德与虚假记忆综合症·癔病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2页｡⑤《弗洛伊德与虚假记忆综合症·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⑥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四》,中华书局1982年版｡⑦⑧丁福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晋诗卷七》,中华书局1959年版｡⑨《全唐诗·卷一百六》,中华书局1960年版｡⑩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编撰:《全唐五代词·正编卷一》,中华书局1999年版｡[参考文献][1](英)哈夫洛斯·埃利斯.性心理学[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2](奥地利)洛弗伊德.性学三论[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3]梁宝勇.医学心理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4](美)埃托奥·布里奇斯.女性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5]张明园.精神病知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79.[6]王米渠.中国古代医学心理学[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