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知识者的创伤记忆与文学想象——解读田中禾长篇小说《父亲和她们》

高考语文阅读理解《父亲的记忆》含答案（2023春·广东·高二统考学业考试）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父亲的记忆孙犁①父亲十六岁到安国县学徒，是招赘在本村的一位姓吴的山西人介绍去的。

这家店铺的字号叫永吉昌，东家是安国县北段村张姓。

②店铺在城里石牌坊南。

门前有一棵空心的老槐树。

前院是柜房，后院是作坊——榨油和轧棉花。

③我从十二岁到安国上学，就常常吃住在这里。

每天掌灯以后，父亲坐在柜房的太师椅上，看着学徒们打算盘。

管账的先生念着账本，人们跟着打，十来个算盘同时响，那声音是很整齐很清脆的：打了一通，学徒们报了结数，先生把数字记下来，说：去了。

人们扫清算盘，又聚精会神地听着。

④在这个时候，父亲总是坐在远离灯光的角落里，默默地抽着旱烟。

⑤我后来听说，父亲也是先熬到先生这一席位，念了十几年账本，然后才当上了掌柜的。

⑥夜晚，父亲睡在库房。

那是放钱的地方，我很少进去，偶尔从撩起的门帘缝望进去，里面是很暗的。

父亲就在这个地方，睡了二十几年，我是跟学徒们睡在一起的。

⑦父亲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离开这家店铺的，那时兵荒马乱，东家也换了年轻一代人，不愿再经营这种传统的老式的买卖，要改营百货。

父亲守旧，意见不合，等于是被辞退了。

⑧父亲在那里，整整工作了四十年。

每年回一次家，过一个正月十五。

先是步行，后来骑驴，再后来是由叔父用牛车接送。

我小的时候，常同父亲坐这个牛车。

父亲很礼貌，总是在出城以后才上车，路过每个村庄，总是先下来，和街上的人打招呼，人们都称他为孙掌柜。

⑨父亲好写字。

那时学生意，一是练字，一是练算盘。

学徒三年，一般的字就写的很可以了。

人家都说父亲的字写得好，连母亲也这样说。

他到天津做买卖时，买了一些旧字帖和破对联，拿回家来叫我临摹，父亲也很爱字画，也有一些收藏，都是很平常的作品。

⑩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家里，看到父亲的身体很衰弱。

这些年闹日本，父亲带着一家人，东逃西奔，饭食也跟不上。

父亲在店铺中吃惯了，回家过日子，舍不得吃些好的，进入老年，身体就不行了。

1、伤痕小说：指的是1977年开始出现的以“文革”时期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其主旨在于展示极左思潮对同一时期的中国人身心所造成的摧残。

发端于刘心武的《班主任》，得名于卢新华的《伤痕》，蓬勃发展时间为1977——1980年之间，短篇小说成就最高。

2、反思小说：指的是1979年开始出现的对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文革”结束20年间的社会历史进程进行回顾和反省的小说。

“反思”小说的开始是以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的发表为标志。

反思小说在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政治上、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从一般地揭示了社会谬误上升到了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3、改革小说：指的是反映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的小说创作。

其滥觞之作是蒋子龙发表于1979年的《乔厂长上任计》，改革小说再次显示了中国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4、寻根小说：是指80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向民族文化、历史积淀发掘为特征，以建树民族的新人格、新精神、新思维及审美体系为宗旨的小说创作潮流。

代表作：阿城《棋王》、韩少功《爸爸爸》。

张承志《北方的河》寻根小说最为显著的特点：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有运用了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方法，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底蕴。

5、先锋小说：1985年前后出现的以个性化的感觉方式和独特的话语风格，致力于小说形式的实验小说创作潮流。

在小说中，作家们对故事和意义进行消解。

以话语欲望的表达颠覆了以人物为中心的故事模式，以叙述官的设置来刺激读者的阅读期待，这些小说文本具有超前性自我。

代表作：马原《冈底斯的诱惑》、余华《现实一种》6、新写实小说：指的是以抽掉了启蒙意识和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写实手法，对1949年以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进行客观叙述的小说。

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

“她们”中的“这一个”与“另一个”摘要：田中禾的长篇小说《父亲和她们》，以其新颖独特的叙述方式个性化的人物塑造以及厚重的思想内涵在新世纪众多长篇小说中脱颖而出。

小说以马长安的父亲马文昌、生母林春如与养母肖兰芝之间恩怨情仇的故事为主线，以三个人物各自的主体言说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第一人称多声部叙述结构。

其中尤以林春如与肖兰芝之间既相互矛盾又相互理解的同性关系最为感人。

肖兰芝是一个被文学所长期遗忘遮蔽的生气勃勃的女性人物形象，读来有一种横空出世的感觉。

正是马文昌与肖兰芝和林春如这“两个母亲”之间分合聚散的故事，演绎出那个时代一部独特的家庭性别关系传奇。

关键词：田中禾；小说；父亲和她们；创造性构思田中禾以20年心血写就的长篇小说力作《父亲和她们》①，以其新颖独特的叙述方式、个性化的人物塑造、厚重的思想内涵和淡泊宁静的语言风格，在新世纪前十年众多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脱颖而出，获得好评。

20年辛苦不寻常。

苦思冥想找不到感觉的苦闷，左右为难的彷徨以及“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如今都凝聚为这一册28万字的沉甸甸的小说著作之中了。

甘苦寸心知。

我作为读者，在逐字逐句地认真细读中，一个突出的感觉是他对小说叙述方式的创造性构思。

全书共15章，前面一个简短的前言，简述了小说中三个主人公即父亲马文昌、母亲林春如及娘肖兰芝三人的独生子马长安。

在刚刚移居美国的一个叫做“渥好思”（wild horse）的小镇上一个宁静的月夜，马长安打开了母亲寄来的一个“砖头”式的录放机，与他的一位来自台湾的河南老乡张公一同聆听他在国内时三个亲人向他讲述的他们的“家庭秘史”即“父母一代人恩怨情仇”的故事的录音。

讲述人是父亲、母亲和娘，他们的儿子马长安作为聆听者和解说者评论者穿插其间，后来由于长安长大成人，他的婚恋问题、升学就业问题逐渐成为三位亲人尤其是母亲林春如关注言说的焦点问题，所以到了后面一、两章，长安在小说中的分量逐渐增多。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长安怎么会有两个母亲——既有“娘”肖兰芝又有“母亲”林春如呢？这就是父亲马文昌特殊的婚姻关系所致：林春如是他的生母，是父亲马文昌冲出与“娘”肖兰芝的包办婚姻之后，与林春如相恋的私生子，一个“爱情的结晶”；而肖兰芝则是马长安的养母。

陈香梅和她的父亲
冯植
【期刊名称】《中国绿色画报》
【年(卷),期】2004(000)010
【摘要】<正> 在华人世界中,人们十分熟悉陈香梅的名字。

她年轻时是一名记者。

1947年冬与美国飞虎领袖、美国第14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将军在上海结婚。

这段深情的姻缘只有10年,陈纳德将军去世后,陈香梅所著的《一千个春天》一书,
很受欢迎。

她在政坛上十分活跃,几乎每年数次回到中国访问,穿梭于美国、中国大
陆和台湾之间,致力于促进中美的友好和合作关系,以及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

近10多年来,尽心尽力从各方面协助祖国的现
【总页数】2页(P58-59)
【作者】冯植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28
【相关文献】
1.宗馥莉和她的父亲 [J], 罗明丽;
2.批评论争事件中的文学场——重审十七年文坛关于《达吉和她的父亲》的讨论[J], 吕东亮;
3.文学是人们修正自身的理想图像——读田中禾长篇小说《父亲和她们》 [J], 墨
白
4.文学是人们修正自身的理想图像——读田中禾长篇小说《父亲和她们》 [J], 墨白
5.历史回望中的人性反思——读田中禾长篇小说《父亲和她们》 [J], 吕豪爽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的倾诉——比较姚纳与祥林嫂的苦恼於敏
【期刊名称】《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年(卷),期】2011(000)002
【摘要】@@ 倾诉,是人们宣泄精神痛楚的特殊方式.在契诃夫的<苦情>与鲁迅的<祝福>中,两位作者不约而同地安排主人公向人们反复倾诉丧子之痛不但得不到理解同情,反而遭到侮辱和嘲笑的情节.下文通过对这两篇小说"倾诉"情节的比较,力图从中探求一些规律,以便帮助我们赏析作品.
【总页数】1页(P41)
【作者】於敏
【作者单位】浙江省衢州二中,324000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祥林嫂：一个绝望母亲的悲剧形象 [J], 汪晶晶
2."她们"中的"这一个"与"另一个"——田中禾长篇小说《父亲和她们》中"两个母亲"人物谈 [J], 刘思谦
3.“小人物”姚纳和祥林嫂之形象的比较 [J], 刘宇
4.最佳女主角奖：桑德拉·科维洛尼(《越线》) 一个母亲在缺失父亲的国家 [J], ;
5.一个父亲的战斗——一个父亲与垃圾焚烧厂的拉锯战 [J], 黄河;冯建红;张哲（摄）;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文学作品中的家庭关系在文学作品中，家庭关系是一个丰富而重要的主题。

家庭是每个人成长的地方，也是情感交流和人际关系发展的重要场所。

通过描绘家庭关系，作家们可以展示出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问题的多样性。

本文将探讨文学作品中的家庭关系，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其中的含义和影响。

一、亲子关系亲子关系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家庭关系之一。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既充满着爱与亲情，又包含着教育与责任。

在许多文学作品中，父母通过引导、教育和榜样的塑造来对子女进行影响。

例如，夏目漱石的小说《我是猫》中，主人公猫的父亲是一位严厉的父亲，他通过严格要求子女的学业，以及传递独特的人生哲学来塑造孩子的成长。

此外，亲子关系也可以表达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孩子的成长也会与父母的期望产生冲突。

例如，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中，主人公方鸿渐与父亲之间存在着世代间的隔阂和价值观的差异。

这种矛盾使得亲子关系的表达更加真实和立体。

二、夫妻关系夫妻关系是另一个常见的家庭关系主题。

婚姻关系是家庭关系中的核心，也是人类情感最为复杂的关系之一。

文学作品经常通过夫妻关系来探索婚姻生活中的欢乐、挫折、矛盾和牺牲等。

例如，杰恩·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描绘了伊丽莎白·班内特与达西先生之间的争吵、误解和最终的相互理解与和解。

夫妻关系也可以反映社会问题和价值观的变化。

例如，嗆鼠塔蒙特的小说《红字》描述了被定性为通奸的年轻女子海丝特·白酷与她的丈夫之间的紧张关系。

小说通过揭示社会对女性的道德标准和性别歧视，使得夫妻关系的刻画充满了社会和历史的视角。

三、兄弟姐妹关系兄弟姐妹关系是文学作品中家庭关系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既有亲情和依赖，又有竞争和嫉妒。

通过兄弟姐妹关系，作家们可以突显个体在家庭中的位置和相互之间的影响。

例如，卢梭的小说《爱弥尔》中，主人公爱弥尔与他的兄弟西尔维恩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竞争和对立，这对他们的个性和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反右”到“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受难的故事，不仅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叙述模式，而且成就了一大批作家，比如，从维熙、张贤亮、王蒙、尤凤伟、李洱、刘庆等，那么，新世纪近20年之后，作家田中禾类似题材长篇小说《模糊》，其意义何在？这种对历史的执着，那种激荡丰沛的历史重写的激情，到底源自何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小说之中，“模糊”不仅是指张书铭懒散的性格和处事风格，更是“历史无法言说的暧昧”的代名词。

然而，小说之外，我们又多了一层对小说意义层面的思考，那就是这种历史的重返和重写，在当下新世纪20年的语境之中，又意味着什么。

创伤，在这里成了“模糊”的隐喻，也是一个“永远重返”、但永远也无法真正在场的真相之谜。

相对于建国神话系列史诗性长篇小说，对革命记忆的抒情颂歌，不断革命激进象征的“革命样板戏”，伤痕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也许是以突如其来的断裂揭示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但也许它更在于以一个“模糊”的共识，结束激进革命幻象，走向以现代化，继而是现代性民族国家叙事的另一重“镜城”之中。

因此，伤痕既属于中国当代文学，也属于中国当代历史。

20世纪80年代伤痕文学叙事凸显的是崇高的苦难感与走向现代化的希望感。

伤痕文学，连同反思文学，都成为国家文学新形式——改革文学的逻辑准备。

正是改革文学抚平了伤痕，结束了反思，使得国家迈向更光明的未来。

类似《血色黄昏》《晚霞消失的时候》《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这类过于批判激进，或阴暗感伤的小说或诗歌，则被排斥在“伤痕”表现的主流范围之内。

中国当代文学，也在文学场域对自身形式独特文体意识的追求中，进行语言转向，走入先锋性与国际性视野的表述语境。

而“革命历史”问题，则成为一种被超越的文学遗产，被文坛所遗忘与遮蔽。

前几年《南方文坛》《文艺争鸣》等杂志开设专栏，探讨伤痕文学和文学史多维复杂关系。

一种看法认为伤痕文学是十七年文学某种惯性延续，比如，李陀认为“它基本还是工农兵文学的继续和发展，作为文学潮流，它并没有提出新的原则、规范和框架，因此，伤痕文学基本上是一种旧文学”[1]。

家庭主题下中外文学作品的一些比较主体学主要探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作家对相同或相似主体，题材，情节，人物典型的不同处理，重点在于研究对象的外延。

家庭是一个古老的文学主题。

从原始的神话传说到当代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一代代文人墨客孜孜不倦地向世人讲述着家庭的故事。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通过家庭这个窗口来展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这种手法一直为中外作家所青睐。

当然由于社会历史传统的差异，家庭在各自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尽相同，中外作家在对相同主题的把握上又会现实出一些不同的特点。

本文主要涉及讨论的几部中外家庭主题的文学作品，西方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托尔斯泰的的《安娜·卡列尼娜》(1877)、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国的《红楼梦》，《家》等，都是中外作家积极运用家庭主题的经典之作。

下面就具体分析下中外作家，运用家庭主题的一些特点。

一，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家庭主题。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偶合家庭家庭自婚姻始。

婚姻不仅是两性问题，而且涉及家族和集团的繁衍、维系、巩固、发展，是人们为了赓续正常的社会生活而采取的一种社会行为。

因此，社会常立下种种禁忌、规则来作为指导婚姻的范式。

而陀氏笔下的家庭却是偶然凑合的产物，它的成立具有非范式的特性。

其表现如下：A，夫妻两人“根本没有什么爱情”。

男性主子使用权力占有自己的女奴，本是封建社会统治者婚姻的合乎范式的补充，而主子为了一时冲动而把自己同一个本不相爱的女奴拴在一起，以致构成事实上的婚姻家庭，则是偶然的，它既不符合旧的、又有悖于新的婚姻范式。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费多尔的两次婚姻一也都出于偶然，成于蹊跷。

费多尔的第一次婚姻建立在富家小姐阿杰莱达的浪漫奇想之上。

阿杰莱达并不是为了爱情，而仅仅是因为不愿用极安静极寻常的方式嫁人，就与食客兼小丑的费多尔私奔了。

他的第二次婚姻则是索非亚的窘困生活促成，她身为养女，“呆在女恩人的家里，本来就不如投何死了的好”，于是慌不择主地投向了费多尔。

田中禾的“纯文学”田中禾是上世纪80年代文坛卓有影响的作家，他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成果丰硕。

就在他从事文学创作60年之际，他的散文随笔集《同石斋札记》四卷出版了。

田中禾说过：“综观十年的文学之路，我既不以重大社会主题使自己风云际会，又不愿以怪异的西式时髦惊世骇俗，躲避的结果是使田中禾的名字在文坛上一直保持着边沿状态，这是个恰当的位置，待在这儿很自在。

”我读了田中禾后来的作品，包括他的长篇小说《十九岁》《父亲和她们》和《同石斋札记》系列，就发现，写这些作品的田中禾还是当年写《五月》的田中禾，但又不完全是当年写《五月》的田中禾了，我们从《五月》到现在这些作品之间既能看到一脉相承的东西，又能看到两者之间所发生的变化。

我以为这种变化可以概括为：现实主义的东西少了一些，浪漫主义的东西变得特别强大。

田中禾大致上把文学分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现实主义偏重人的社会性，浪漫主义偏重人的自然性；现实主义重责任，浪漫主义重自我；现实主义重写实，浪漫主义重想象。

”也就是说，田中禾后来越来越偏重于人的自然性，越来越多了自我和想象。

田中禾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因为在他的内心有一个关于文学的至高理想，他要一步步接近这一理想，这一理想就是田中禾的纯文学。

田中禾并不信服文学理论教科书，当年他上大学，就是对大学讲坛上所宣讲的一套文学理论极度失望，愤而退学的。

田中禾建构了一套自己的文学理论，纯文学在田中禾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说：“纯文学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思想和理性水准，代表着这个民族的精神与智慧，它要求作家、艺术家的献身精神和甘于寂寞的人生态度，但它无权要求每个作家、艺术家都那么纯粹。

”田中禾认为，文学基本上分三大类，即纯文学、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

具体到小说，他是这么界定的：人性哲理与形式实验小说属于纯文学，社会世态小说属于严肃小说，大众休闲娱乐小说属于通俗文学。

三大类文学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互相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田中禾说：“让纯文学去满足人性与生命的探索，艺术形式的创新试验；严肃文学认真地关注社会，举起正义、公理的旗帜；通俗文学给人以轻松、娱乐，让人的生活丰富多彩。

父亲缺失的创伤体验与文学救赎———李娟散文创作论作者：陈经纬王春晓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 2017年第11期摘要：李娟以清新自然的文风而闻名，她的作品被誉为“阿勒泰精灵的吟唱”。

然而，作者却在文章中隐含着自己难以启齿的童年创伤——父亲缺失（fatherabsence）。

作者于单亲家庭长大，由此产生了隐秘而深刻的心理创伤，而文学创作则成为作者精神救赎的一种方式，她将自身的孤独、寂寞诉说出来，从而寻求心灵上的平和。

本文将从父亲缺失这一角度出发，分析它给作者带来的创伤，以及作者是如何用文学来进行自我救赎的。

关键词：父亲缺失创伤体验李娟文学救赎对于创伤，弗洛伊德曾说：“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

”父亲的缺失对于作者来说是一种创伤，它不仅使作者从出生起就缺乏父爱的滋养，还使作者被贴上了“单亲孩子”的标签。

单亲孩子是特殊的存在，往往被人们区别对待。

作者不仅要忍受情感上的缺失，还要遭受来自社会的压力。

孤独、寂寞、缺乏安全感是李娟童年创伤的“后遗症”，而被抛弃感则是其寻找精神归属感与自我救赎的动力，文学创作给作者提供了构建自我理想世界的方法，作者可以在文学世界里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面对创伤，从而与创伤和解。

一、创伤的导火线——父亲缺失在完整的家庭结构中，父亲是力量与权威的象征，是家庭经济收入的支柱，是孩子成长的引路人。

心理学家迈克尔·兰姆将父亲在孩子的成长中扮演的角色分为三种：家庭经济提供者、滋养心灵者、生活照顾者和家庭价值观的维护者。

由此可见，父亲这一角色是不可或缺的。

而何为父亲缺失？目前人们将父亲的缺失大致分为两种形式：“一是父亲角色的缺失，即父亲没有尽其应有的职责，尽管他‘身’在场，但子女感受不到他的存在，他也未能履行父亲的角色；二是指身体上的缺失，即由于离婚、去世或工作等原因造成父亲‘身’不在场。

２０２４年第４期(总第３４５期)㊀㊀㊀㊀㊀㊀学㊀习㊀与㊀探㊀索Ｓｔｕｄｙ＆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Ｎｏ.４ꎬ２０２４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ＳＮ.３４５外国文学研究创伤性 文化记忆与 疗愈式 文学想象张㊀晓㊀红摘㊀要:本文以美国犹太作家辛格的«冤家ꎬ一个爱情故事»和德国作家施林克的«生死朗读»为研究对象ꎬ探究创伤运作机制下关于纳粹大屠杀历史的文学想象性呈现ꎮ创伤理论建基于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ꎬ重点观照集体无意识下的历史访问模式或强迫症式个体记忆机制ꎬ可为我们理解历史与现实㊁记忆与遗忘㊁沉默与发声㊁创伤与创造等多重纠葛关系提供新视角㊁新方法和新洞见ꎮ两部作品书写个体在历史灾难中遭受的身体和精神创伤ꎬ揭示了大屠杀浩劫中犹太民族和德国民族经受的创伤效应ꎮ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创伤书写既是个体表达ꎬ又是纷繁复杂的社会建构ꎮ两部作品从不同视角和维度检视和反思后大屠杀时代美德社会心理与文化思潮ꎬ尤其是美国犹太人的身份焦虑㊁美国社会进步式和悲剧式叙事㊁德国人的集体耻辱ꎬ以及欧美文化对传统宗教和道德哲学的普遍怀疑ꎮ无论过去㊁现在还是未来ꎬ面对宗教㊁政治㊁文化仇恨和冲突造成的种种个体和集体创伤ꎬ不同文化群体之间进行谈判㊁对话㊁磋商和合作ꎬ这可能是最审慎㊁最可取㊁最富建设性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参与ꎮ关键词:文化记忆ꎻ创伤ꎻ怀疑主义ꎻ大屠杀文学ꎻ«冤家ꎬ一个爱情故事»ꎻ«生死朗读»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４㊀㊀文献标志码:Ａ㊀㊀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４６２Ｘ(２０２４)０４－０１５１－０９①㊀相关讨论可参见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ＧｕｉｄｅꎬＤａｖｉｄＧ.ＲｏｓｋｉｅｓａｎｄＮａｏｍｉＤｉａｍａｎｔꎬＢｒａｎｄｉ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２ꎻ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ꎬｅｄｓ.ＡｌａｎＲｏｓｅｎ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ꎬ２０１３.作者简介:张晓红ꎬ深圳大学副校长㊁教授㊁博士生导师ꎮ㊀㊀艾萨克 巴什维斯 辛格的«冤家ꎬ一个爱情故事»和本哈德 施林克的«生死朗读»ꎬ是两部关于纳粹大屠杀的文学经典ꎮ大屠杀文学指由幸存者㊁目击者㊁受害者和其他人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创伤性叙述ꎬ其间杂糅了回忆㊁历史数据㊁虚构㊁诗歌㊁哲学和宗教反思①ꎮ本文从创伤理论视角出发ꎬ对«冤家ꎬ一个爱情故事»和«生死朗读»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ꎬ关注个体在历史灾难中遭受的身体疾患和精神创伤ꎬ探讨它们如何记录㊁反思和批评后大屠杀时代美德社会心理和文化思潮ꎮ创伤理论发端于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ꎬ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美国形成理论流派ꎮ根据凯西 卡鲁斯的定义ꎬ创伤是一种沉重的经历ꎬ是对突然性或灾难性事件的一种反应ꎬ它通常表现为延迟的㊁不受控制的㊁反复的幻觉和其他侵扰现象[１]１１ꎮ纳粹大屠杀由宗教㊁政治㊁文化冲突和仇恨促发ꎬ既造成无法弥补的个体创伤ꎬ也造成长久的㊁代际的集体创伤ꎮ关于大屠杀的创伤书写既是个体表达ꎬ也是纷繁复杂的社会建构ꎮ如何调解过去与现在㊁如何面对未来的问题ꎬ构成本文的核心关切ꎮ两部作品既真实地呈现了战争和大屠杀导致的个体和集体创伤ꎬ又为读者管窥复杂矛盾的人性提供启发性洞见ꎮ生活在后大屠杀时代的德国人和美国人需要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疗愈ꎬ他们渴望与过去达成和解ꎬ重新建构一种免受灾难魅影困扰和折磨的集体身份ꎮ㊀㊀一㊁作为一种阅读策略的创伤理论创伤(ｔｒａｕｍａ)的原意是指身体上的伤害或伤口ꎬ在医学和精神病学文献中ꎬ 创伤 引申为对心灵造成的伤害ꎮ１９世纪末ꎬ 创伤 开始流传于精神病学领域ꎬ在弗洛伊德的文献中尤为常见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ꎬ越南战争在美国引发广泛而深１５１刻的社会反思ꎬ 创伤后应激障碍 (Ｐｏｓｔ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ｏｒｄｅｒ)正式成为一种临床诊断病症ꎬ通常指一个或一连串沉重事件引发的一种反应ꎬ其发生时间或早或迟ꎬ遭受幻觉㊁梦境㊁行为的侵扰ꎬ是患者反复出现的病理性表现ꎮ火车事故生还者㊁受虐待的儿童㊁性侵受害者㊁越战老兵㊁种族大屠杀幸存者ꎬ构成最重要的创伤研究案例ꎮ正如卡鲁斯[１]３㊁亨利 克里斯托[２]７６－９９和多利 劳布[３]５７－７４所言ꎬ关于大屠杀的创伤效应和事后记述ꎬ具有延迟性和不确定性ꎬ灾难延迟性在场给个体造成困扰ꎬ使其生存本身成为一场持续的危机ꎮ关于大屠杀创伤的精神分析意义非凡ꎬ对其进行社会政治分析也同等重要ꎮ伍尔夫 坎斯特纳指出ꎬ卡鲁斯的精神分析仅仅是从个体记忆的心理和情绪维度来把握集体记忆ꎬ因此存在着 一个方法论上常见但严重的错误 [４]１６ꎮ公众对大屠杀的讨论是延迟的ꎬ这并不仅仅关乎持续性创伤或渗透性集体无意识ꎬ更多地还关乎政治利益和社会契机ꎮ根据坎斯特的看法ꎬ由于从精神分析学角度研究大屠杀带有后现代不确定性ꎬ所以有必要强调公共记忆建构过程中的主动性和意向性[４]１８－１９ꎮ相应地ꎬ杰弗里 亚历山大和阿莱德 阿斯曼也从社会和政治层面探讨了大屠杀造成的集体创伤ꎮ亚历山大认为ꎬ集体创伤是一种由某些特定历史和文化环境决定的社会建构ꎮ在他看来ꎬ美国对大屠杀的书写经历了一个从进步式叙事(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到悲剧式叙事(ｔｒａｇｉｃ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的普遍化过程ꎬ前者由美国政府及其盟友主导ꎬ后者由美国社会主导ꎮ尽管美国也长期存在反犹太主义ꎬ但在进步式叙事框架体系中ꎬ纳粹主义与所谓的现代文明形成截然对立ꎬ无异于 绝对的邪恶 中世纪 或 野蛮人 ꎬ而美国及其盟友则是 善的英雄载体 ꎬ同时为了强化美国在 在旧世界的灰烬上建立新世界 的使命与担当ꎬ犹太人被选中与纳粹主义进行抗衡[５]４１－７１ꎮ时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ꎬ进步式叙事开始让位于悲剧式叙事ꎮ在悲剧式叙事中ꎬ美国对大屠杀的叙述开始从特殊化走向普遍化ꎬ不再将纳粹罪行简单等同于被现代进步制服的中世纪野蛮事件ꎮ相反ꎬ它变成一个需要解开的谜团ꎬ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人性和现代性的深度质疑ꎮ有学者认为ꎬ往后一千年我们对大屠杀的理解不会有任何进展ꎬ因为 我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不祥谜团ꎬ它将永远困扰和恐吓人类 [６]１６３－１６４ꎮ有学者积极研究大屠杀的形成机制ꎬ并拓宽施害者和受害者范围ꎬ对悲剧式叙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ꎮ一石激起千层浪ꎬ在备受争议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邪恶的平庸的报告»(１９６３)中ꎬ汉娜阿伦特以 恶魔 或 超人 形容纳粹的心理投射ꎬ将纳粹罪行普遍化ꎬ虽然纳粹分子存有 宏伟的尼采式幻想 ꎬ但审判本身迫使人们认识到 邪恶的平庸 ꎬ纳粹头头艾希曼也不过是 芸芸众生的一分子 [５]６９ꎮ社会学家齐格蒙特 鲍曼指出ꎬ如果没有现代文明及其最重要的基本成就ꎬ就不会发生大屠杀ꎬ施害者蔑视基本人权ꎬ施害方式得益于现代化系统ꎬ即利用现代科学进行系统化地管理和执行[７]８７ꎮ在美国社会ꎬ 大屠杀 一词犹如自由漂浮的能指(ｆｒｅｅ－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ｒ)ꎬ用以泛指越南战争㊁反核运动㊁生态运动等[５]７９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里ꎬ当美国及其盟友作为胜利者制造一个进步式叙事框架时ꎬ德国作为战败者和肇事者ꎬ则选择压制式叙事以减轻自身思想包袱和历史负担ꎬ力求在社会文化重建过程中保持积极向上的自我形象ꎮ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ꎬ在以阿伦特为代表的反纳粹主义学者影响下ꎬ德国媒体开始大量报道法兰克福对奥斯威辛集中营低阶官员的系列审判ꎬ加深了德国战后一代对纳粹罪行的认识ꎮ１９６８年ꎬ德国战后一代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ꎬ反对前纳粹分子的强权地位ꎬ谴责父辈与纳粹的战时共谋ꎬ且在战后保持沉默ꎮ自此ꎬ施害者范围从纳粹军人扩大到 沉默的 战时一代ꎬ但超出犹太人范围的扩大化受害者群体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问题ꎮ根据阿斯曼所述ꎬ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和«摩西和一神论者»中将 创伤 这一术语限定于施害者ꎬ认为施害者 在文化和宗教根源上存在良心不安 [８]７６ꎮ然而ꎬ阿斯曼认为ꎬ创伤概念根本不适用于大屠杀肇事者ꎬ因为他们从意识形态层面自证合理性ꎬ并且从未 突然或不知不觉２５１地感到压倒性㊁不可理解的事件ꎬ对其身体健康和个人身份造成威胁 ꎻ焦虑不安的创伤反应ꎬ实际上是由他们的子孙后代所承受的ꎬ这是集体创伤的一种运作机制[８]７６－７８ꎮ在德国ꎬ 大屠杀 专门指涉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屠杀行为ꎬ很少与其他受害者经历发生关联ꎮ例如ꎬ乔格 弗里德里希在«大火»(２００２)中使用 标准化 术语和语言来描述盟军空军对德国城市实施的地毯式轰炸ꎬ以及德国人遭受的苦难ꎬ这在德国内外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ꎮ辛格的«冤家ꎬ一个爱情故事»和施林克的«生死朗读»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和９０年代德国两个时空维度出发ꎬ从犹太人和德国人两种叙事视角管窥具体社会文化语境下的创伤效应和身份建构ꎮ本文借鉴精神分析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创伤理论ꎬ重点观照集体无意识下的历史访问模式或强迫症式个体记忆机制ꎬ可为我们理解历史与现实㊁记忆与遗忘㊁沉默与发声㊁创伤与创造等多重纠葛关系提供新视角㊁新方法和新洞见ꎮ㊀㊀二、战后美国犹太人的创伤效应在«冤家ꎬ一个爱情故事»中ꎬ犹太幸存者作为大屠杀浩劫的直接受害者ꎬ经受了身体应激反应和身份焦虑ꎬ这种创伤效应与美国社会的进步式叙事密切相关ꎮ如恺 埃里克松所说: 有创伤的人经常紧张地扫描周围的世界ꎬ寻找危险的迹象ꎬ突然变得焦躁ꎬ突然被平常的景象和声响吓一跳ꎮ所有的紧张活动都发生在灰暗的㊁麻木的背景下ꎬ伴随着一种抑郁的㊁无助的感觉ꎬ以及一种精神的封闭状态ꎬ以使自己远离进一步的伤害ꎮ [９]１８４另外ꎬ如本 西格尔所说: 幸存者的创伤效应不仅仅体现在过去的悲惨和死亡魅影ꎬ更体现在他们道德和精神上的怀疑和不确定性ꎮ [１０]在大屠杀阴影笼罩下ꎬ犹太幸存者一方面努力重建其支离破碎的集体身份ꎬ另一方面希望尽快消除他们的口音ꎬ接受其所在社会的同化ꎮ小说主人公赫尔曼和玛莎一直经历着典型的创伤效应ꎮ赫尔曼每天早上醒来时都感到无比压抑和无限恐惧ꎬ耳边反反复复回响着纳粹的厉声呵斥ꎬ幻觉身体被纳粹的刺刀捅刺ꎬ时时刻刻生活在被四处驱逐的噩梦中ꎮ走在大街上ꎬ他总是用目光搜寻藏身之所ꎬ以防纳粹分子前来纽约施害ꎮ他幻想着在附近挖一个掩体ꎬ躲在天主教堂尖顶上ꎬ甚至躲在浴室里ꎻ他让波兰妻子用油漆刷门ꎬ使门看起来像墙体的一部分ꎮ地铁高峰时段ꎬ也让他心生恐惧ꎬ列车使他想起把犹太人运往奥斯威辛的货车: 犹太人一定是这样被装在货车里ꎬ再送到毒气室ꎮ [１１]８９他和玛莎一同旅行时ꎬ他一边向后看ꎬ一边走上坡ꎬ心里暗想: 在这里能躲避纳粹吗?有人可以帮忙把他和玛莎藏在干草棚里吗? [１１]１１８玛莎同样如此ꎮ战争期间ꎬ玛莎与母亲分离ꎬ被送到一个贫民窟ꎬ侥幸从集中营捡了一条命ꎬ又在波兰战后废墟间东游西荡ꎬ最后终于在美国定居下来ꎬ但大屠杀如影随形ꎬ噩梦般地裹挟着她ꎮ她患有一种慢性失眠症ꎬ长期靠服用安眠药入睡ꎮ睡梦中ꎬ她被纳粹追逐㊁拖曳和殴打ꎬ她用德语㊁俄语㊁波兰语尖叫嘶喊ꎬ从梦中惊醒时遍体伤痕ꎮ慢性抑郁症㊁受虐狂生活模式㊁慢性焦虑和心身疾病等病理性问题困扰着她ꎬ导致她无法重建没有黑暗记忆的新生活ꎬ她企图靠吸烟㊁酒精和性生活克服创伤记忆ꎬ但统统无济于事ꎮ除了身体的应激反应ꎬ大屠杀的惨痛经历还粉碎了犹太幸存者的民族尊严ꎬ其民族身份伤痕累累ꎬ充满焦虑㊁怨恨和恐惧ꎮ玛莎幻想通过生育延续犹太身份ꎬ将孩子视为维系跨文化生活的希望ꎬ希望孩子能给她带来快乐ꎬ减轻她的创伤ꎮ正如劳伦斯 弗里德曼所说: 犹太身份的自我定义向来集中体现在儿童身上ꎬ在犹太传统里ꎬ父母从儿童身上得到快乐㊁荣誉和尊敬ꎮ 因此ꎬ 对一个遭受无穷无尽的困扰的人来说ꎬ儿童是代表延续的唯一希望ꎬ生育对传统犹太人而言是神圣的职责 [１２]１５５ꎮ玛莎的母亲什弗拉赫渴望有一个孙子ꎬ以玛莎的父亲梅耶来取名ꎮ玛莎的肚子似乎大了ꎬ她甚至感觉到孩子踢她ꎮ发现自己是假孕后ꎬ玛莎突然痉挛不止ꎬ血从子宫里涌出ꎮ对大屠杀后的妇女而言ꎬ没有孩子ꎬ生活毫无希望ꎮ什弗拉赫喊道: 邪恶的鬼灵在玩弄我们ꎬ我们离开了地狱ꎬ但地狱跟着我们来到了美国ꎬ希特勒还在追杀我们ꎮ [１１]１８４玛莎变得歇斯底里ꎬ母亲自杀就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ꎮ她 发出一声哀号ꎬ面部扭曲ꎬ她扯断了头发ꎬ跺了下脚ꎬ跳向赫尔曼ꎬ仿佛要３５１攻击他 [１１]２６５ꎮ她最后选择自杀驱魔ꎮ赫尔曼的应激反应表现和身份重建路径有所不同ꎮ在躲避纳粹期间ꎬ赫尔曼由非犹太女佣人娅德玮伽掩护和照料ꎮ误以为发妻惨遭纳粹杀害后ꎬ他与娅德玮伽结婚并移民美国ꎬ娅德玮伽也皈依了犹太教ꎮ后来ꎬ赫尔曼瞒着娅德玮伽和情人玛莎结婚ꎮ当发妻塔玛拉历经千辛万苦追随到美国ꎬ赫尔曼拒绝与她破镜重圆ꎮ除了感恩之心ꎬ赫尔曼更想从与娅德玮伽的婚姻关系中找回二战前主人的感觉ꎬ而玛莎低三下四的追求也补偿了他畸变的心态ꎮ塔玛拉现身美国ꎬ让他不得不直面孩子被纳粹活活烧死的惨烈场面ꎮ赫尔曼一方面依赖与他犹太身份有关的女性ꎬ一方面逃避现实与责任ꎮ玛莎的母亲去世后ꎬ他不顾玛莎苦苦哀求ꎬ又抛弃娅德玮伽和孩子ꎬ毅然决然只身出走ꎬ从此杳无音讯ꎮ赫尔曼常常考量自己的身份困境:犹太身份是由什么组成的ꎬ我的犹太身份是什么?他们拥有同一个愿望:尽快地同化和摆脱自己的口音ꎮ赫尔曼既不属于他们当中的一分子ꎬ也不属于美国犹太人㊁波兰犹太人ꎬ或俄国犹太人当中的一员ꎮ他就像某个清晨的一只蚂蚁ꎬ脱离了所生存的社群[１１]１１４ꎮ玛莎的悲剧㊁赫尔曼的困境ꎬ与美国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ꎮ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美国ꎬ犹太人幸存者的身份焦虑ꎬ大多因其对错乱错位的美国身份和犹太移民身份无所适从ꎮ尽管战后犹太人的精神困境源于公平正义的严重缺失ꎬ但在进步式叙述思潮影响下ꎬ美国人普遍缺乏同情心ꎬ他们常常将犹太幸存者描述成一群 乱七八糟的人 ꎬ认为犹太难民是 饥饿的㊁枯竭的㊁长相怪异的㊁行为怪异的ꎬ似乎来自火星或地狱的外国种族 [５]３３ꎮ这种描述是脸谱化而非个体化的ꎮ美国人对犹太难民的不友好ꎬ更体现在当时的移民政策上ꎬ在战争移民的国家配额中ꎬ拥有最大配额的是流离失所的德国公民ꎬ犹太幸存者的配额最少[５]３４ꎮ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降ꎬ犹太移民不再被看作是一群乌合之众ꎬ而开始以个体方式进入公众视野ꎬ普通美国公众开始感受到犹太人的个体创伤ꎮ五花八门的书籍㊁电影㊁戏剧和电视节目纷纷面世ꎬ虚虚实实地再现了大屠杀ꎮ«冤家ꎬ一个爱情故事»出版于１９６６年ꎬ１９７２年被翻译成英文ꎬ１９８９年被改编成电影ꎬ这部小说亲历了大屠杀叙事在美国普遍化历史进程ꎮ尽管大屠杀的虚构化和商业化遭到严厉批评①ꎬ但这确实为犹太难民融入美国社会作出了贡献ꎮ当时ꎬ黑人民权运动如火如荼ꎬ其以非暴力形式对抗美国白人霸权ꎬ强化了非裔美国人的集体身份ꎮ美国原住民同样付出巨大努力ꎬ要求修订法律ꎬ并为历史上美国白人破坏性殖民扩张作出金钱补偿[５]７９ꎮ随着美国社会越来越关注少数族裔身份和权利ꎬ这股思潮大大地推动了犹太群体身份重建ꎮ犹太裔美国人新身份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屠杀的创伤经历ꎬ创伤书写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犹太身份重建工作的一种文化选择和文化参与ꎮ㊀㊀三、战后德国人的创伤效应在德国ꎬ大屠杀塑造了战争一代的意识ꎬ更把其良知受到拷问的创伤转移给后世ꎮ沃尔特 本 麦克尔斯认为ꎬ 本质主义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并不适用于种族身份ꎬ 人们不再认为存在一个身份能将历史中的人们联结起来ꎬ相反ꎬ人们希望通过认知历史而重新获得一种身份 [１３]１８７ꎮ受到麦克尔斯的启发ꎬ露丝 莱斯提出 创伤代际传递 概念ꎬ即当孩子意识到父母为大屠杀肇事者或共谋者时ꎬ他/她可能会把自己与父母的耻辱经历联系起来[１４]８４ꎮ二战后ꎬ德国重新界定其民族身份ꎬ如何认知大屠杀事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ꎬ历史创伤参与了民族身份的社会建构过程ꎮ在现代化和系统化大屠杀浩劫中ꎬ«生死朗读»中的汉娜有着施害者和受害者双重身份ꎮ一方面ꎬ她是一名党卫军警卫ꎬ先被派往奥斯威辛ꎬ后被派往克拉科夫附近一个女子营地ꎮ战争即将结束之际ꎬ她的最后一项任务是监管囚犯西撤ꎮ一天晚上ꎬ囚犯们被囚禁在当地一座教堂里ꎬ一枚盟军炸弹点燃教堂尖塔ꎬ除了一对母女ꎬ所有囚犯４５１①参见ＥｌｉｅＷｉｅｓｅｌꎬＡＪｅｗＴｏｄａｙꎬＲａｎｄｏｍＨｏｕｓｅꎬ１９７８ꎻＴ.Ｗ.Ａｄｏｒｎｏꎬ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１９６２)ꎬｉｎＡ.ＡｒａｔｏａｎｄＥ.Ｇｅｂｈａｒｄｔ(Ｅｄｓ.)ꎬ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ＳｃｈｏｏｌＲｅａｄｅｒꎬ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ꎬ１９８２.都被活活烧死ꎮ战后ꎬ幸存者女儿以著书方式描述始于奥斯威辛的死亡之旅ꎬ为检察官提供了确凿的证据ꎮ汉娜和其他前警卫受到检方有罪指控ꎬ罪名是任由３００名犹太女性葬身紧锁教堂火海中而无动于衷ꎮ威廉 柯林斯 多纳休指出ꎬ汉娜本来可以有所担当地打开教堂大门ꎬ但她俨然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ꎬ甚至是一个合谋者 [１５]５９ꎮ另一方面ꎬ汉娜又是一个受害者ꎮ用理查德 伯恩斯坦的话来说ꎬ是一个双重 替罪羊 ꎬ被同伴甚至整个国家操控[１６]ꎮ汉娜被指控为警卫中的主管ꎬ负责撰写并报告这一恐怖事件ꎬ因而成为最难辞其咎的被告ꎬ被不公正地判处终身监禁ꎮ同伴的指控令人啼笑皆非ꎬ汉娜是文盲ꎬ根本不会写报告ꎮ同时ꎬ汉娜也是系统化管理的纳粹官僚机构的潜在受害者ꎬ正如其呈堂供词所述ꎬ如果她决定帮助被困妇女ꎬ她自身将面临生命危险ꎮ汉娜的受害者身份ꎬ由其延迟出现的负罪感可见一斑ꎮ她在监狱里努力识字ꎬ随着自我认知不断增强ꎬ逐渐表现出罪犯的创伤反应ꎮ她阅读大屠杀文学经典ꎬ如埃利 维塞尔㊁普里莫 利维㊁塔杜兹 博罗夫斯基㊁让 阿梅利和汉娜 阿伦特的作品ꎮ作为一个文盲ꎬ汉娜把自身的残暴当成履职行为ꎻ作为一个文化人ꎬ汉娜才意识到ꎬ她扮演了反人类纳粹政权的共谋者角色ꎮ识字唤起了不光彩的回忆ꎬ她深陷于被冤魂索命的噩梦当中ꎮ识字既增强了她的自我意识ꎬ又使其遭受创伤ꎬ使记忆变成无法承受之重ꎮ在监狱服刑十八年后ꎬ出狱那天早上她在牢房里自尽ꎮ文盲ꎬ关乎沉默和无意识的遗忘ꎻ识字ꎬ关乎表达和有意识的记忆ꎮ正如克里斯托所说: 成年后经历了灾难性精神创伤ꎬ人们就会持续表现出创伤症状ꎬ如高度警觉和焦虑不安的梦境ꎬ他们有时需要讨论创伤事件ꎬ有时需要避免谈论创伤ꎮ [２]８１起初ꎬ汉娜避免谈论创伤事件ꎮ她不识字ꎬ说不出自己的故事ꎬ也不能理解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ꎬ她过去大部分经历笼罩在黑暗中ꎮ正如她告诉迈克尔: 我总觉得没人能理解我ꎬ没人知道我是谁ꎬ也没人知道是什么让我这么做ꎮ你知道ꎬ当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ꎬ就没有人给你解释机会ꎮ [１７]１９６汉娜被监禁的第八年ꎬ迈克尔又开始把自制录音带邮寄给她ꎬ但没有任何留言ꎮ借助录音带ꎬ汉娜学会了独立阅读ꎮ正如伊娃 霍夫曼所言: 直到审判时ꎬ她才意识到自己可能做错了什么ꎮ直到她可以使用书面文字时ꎬ她的道德意识才得以发展ꎮ [１８]她写信给迈克尔ꎬ但没有收到回复ꎮ监狱长告诉迈克尔: 汉娜希望你能给她回信ꎬ你是唯一给她寄信的人ꎮ每回分发邮件时ꎬ她都问ꎬ没有给她的信吗ꎬ她说的不是寄来的磁带ꎮ [１７]２０５汉娜自我疗愈式书写没能助她克服创伤ꎬ其书面忏悔需要获得读者(迈克尔)反馈ꎮ如劳布所说ꎬ如果 一个人谈论创伤时没有被真正听到ꎬ那么诉说本身也就变成创伤 这是对创伤事件的再体验 [３]６７ꎮ如果有互联互动ꎬ如果汉娜能得到一些情感和道义上的支持ꎬ她或许能够克服创伤ꎮ卡鲁斯在探讨创伤与生存的关系时指出ꎬ 对于那些遭受创伤的人来说ꎬ创伤不仅存在于事件发生的时刻ꎬ也存在于度过创伤的过程ꎬ换而言之ꎬ生存本身可能是一场危机 [１９]９ꎮ两部作品中的女主角都是如此ꎮ玛莎深受创伤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消除创伤记忆上ꎬ但是大屠杀的创伤效应不断地困扰着她的生活ꎮ类似地ꎬ汉娜一直在与过去的幽灵徒劳无益地作斗争ꎮ在某种程度上ꎬ自我毁灭变成了玛莎和汉娜最好的自我疗愈和自我救赎ꎮ汉娜的觉醒和创伤效应ꎬ仅仅代表一小部分德国战争一代对大屠杀的认知ꎮ如阿斯曼分析ꎬ为了减轻罪恶感ꎬ大多数德国人利用了五种压制策略:用战争中的苦难来抵消纳粹罪行ꎻ东德把责任推给西德ꎬ而西德把责任推给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ꎻ把古老的反犹太主义偏见提升至意识形态层面ꎬ这种意识形态集中在德国人和犹太人的相斥性上ꎬ并被塑造成一种或多种存在主义选择ꎻ保持沉默ꎻ完全伪造个人和社会历史[８]１４１－１５３ꎮ战争一代对记忆的压制ꎬ意味着他们的孩子必须承受其排斥的罪恶感ꎮ作为战后的年轻德国人㊁男主人公和叙述者ꎬ迈克尔与战争一代的关系在小说中反复出现ꎬ反映了德国战后几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ꎮ首先ꎬ他与汉娜的情人关系ꎬ让他深感羞愧ꎮ其次ꎬ迈克尔和父亲的关系疏远冷淡ꎬ以至于他们之间见面和谈话都非常生硬艰涩ꎮ正如５５１厄休拉 马赫伦多夫所说ꎬ父子之间的对话 表明了父亲对儿子㊁儿子对父亲双向共情的回避 [２０]ꎮ迈克尔曾回忆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ꎬ 我相信在那种不交流的态度背后一定有一大堆未被发现的宝藏 ꎬ 他是纳粹政权的旁观者吗?即使他没有参与犯罪ꎬ他也确实参与了大屠杀 [１７]１３８ꎮ同样地ꎬ迈克尔同学的父母要么是第三帝国罪犯ꎬ要么是合谋者ꎮ迈克尔指出ꎬ 我们都谴责各自父母ꎬ我们都感到羞耻ꎬ谴责他们在１９４５年后依然不揭开历史迷雾ꎬ依然选择包容施害者 [１７]９０ꎮ集体罪恶感构成德国战后一代生活现实ꎮ最后ꎬ父辈的沉默使得迈克尔和他的同学们感到困惑和羞耻ꎬ战争一代残存的反犹主义更是让他们愤怒不已ꎮ为了在关于汉娜的战争罪行审判中获得一手资料ꎬ迈克尔决定访问斯特劳斯集中营ꎮ路上ꎬ大奔车司机戴着纯白手套ꎬ右边太阳穴上有一个深红色的胎记或疤痕ꎬ让人联想到该隐的标记ꎮ言谈间ꎬ司机挖苦迈克尔居然想要弄明白人为何杀人ꎮ接下来ꎬ司机绘声绘色地描述一张俄罗斯大规模处决犹太人的照片ꎬ照片上一名官员看起来闷闷不乐ꎬ原因是他杀人的速度不够快ꎮ在司机眼里ꎬ犹太人是如此微不足道㊁命如草芥ꎮ迈克尔以盘问的方式表达愤怒ꎬ司机气得脸色煞白ꎬ直接下了逐客令ꎬ车轮飞速转动着ꎬ几乎撞倒被赶下车的迈克尔ꎮ正如马赫伦多夫所说: 战后一代在调查大屠杀期间发生的事情时ꎬ得到的常常是嘲讽㊁责骂㊁谋杀㊁愤怒㊁恐吓㊁人身攻击ꎮ [２０]在战后二十多年时间里ꎬ大多数德国人的反应和态度ꎬ在奔驰司机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ꎮ表面上ꎬ迈克尔的精神创伤源于沟通障碍ꎬ实际上ꎬ这是战前和战后几代德国人意识形态上的交锋和价值观上的碰撞所致ꎮ如果说汉娜是字面意义上的文盲ꎬ迈克尔的父亲是情感上的文盲ꎬ那么ꎬ整个战争一代则是道德上的文盲ꎮ无知是邪恶的根源ꎬ对战争一代及其后代而言ꎬ认知建构过程也是创伤历程ꎮ卡鲁斯指出ꎬ 历史不仅是危机传承ꎬ也是生存传承ꎬ危机中的生存问题存在于历史中ꎬ这样的历史是比任何一个个体生命或任何一代人都大的一个时间概念 [１]７１ꎮ迈克尔认识到大屠杀对德国民族的持续影响ꎬ 我经历的痛苦ꎬ在某种程度上ꎬ是我这一代人的命运ꎬ是一种德国人的命运ꎬ而我对汉娜的爱使得这种痛苦更难逃避㊁更难应付ꎬ这怎么会是一种慰藉呢?尽管如此ꎬ如果我能感觉到我自己是这一代人的一部分ꎬ那对我来说还是件好事 [１７]１６９ꎮ迈克尔的创伤经历表明ꎬ 德国无疑也是其谋杀史上的受害者ꎬ但是ꎬ即使施害者本身也是受害者ꎬ真正受伤害的是下一代德国人 [２１]ꎮ历史学家康拉德 雅罗斯谈及战后德国人的痛苦时指出ꎬ尽管德国人的身份遭到纳粹罪行摧毁ꎬ但它 并没有完全消失ꎬ恰恰相反ꎬ其身份特征转变为 命运共同体意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ｆａｔｅ) [２２]５９－６３ꎮ这种命运共同体意识源于共同的受害者身份ꎮ德国人努力摆脱纳粹遗留的罪恶感ꎬ克服创伤成为一项终身任务ꎮ创伤书写无异于一种批判性思维和疗愈性社会实践ꎮ 尽管这种写作不是不可质疑的ꎬ但它依然可以行之有效地抵制局限性和不可判定性ꎬ制止不可判定性导向混淆视听ꎮ [２３]２２小说中ꎬ只有通过历时三十年的写作准备和创伤书写ꎬ迈克尔及其一代人才能与满目疮痍的过去达成和解ꎬ并重新体验一种生活在此时此地的感觉ꎬ未来之门也才能向他们敞开ꎮ像虚构作者迈克尔一样ꎬ真实作者施林克试图将犹太人的受害经历和德国人的痛苦双双融入德国文化记忆当中ꎮ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８８年间ꎬ就 如何面对大屠杀 议题ꎬ保守派历史学家(如恩斯特 诺尔特和安德烈亚斯 希尔格鲁伯)与自由派学者(如朱尔根 哈贝马斯)展开了一场大论战ꎮ诺尔特否认 大屠杀的特殊性 ꎬ强调 它与其他种族灭绝ꎬ特别是与苏联斯大林主义罪行的可比性 [４]５９ꎮ按照赫尔穆特 科尔于１９８５年在比特堡推行的议程ꎬ希尔格鲁伯主张与纳粹过去达成和解ꎬ谅解和认同防御战中的德国军队和牺牲的德国士兵(包括一些党卫军成员)[４]５９－６０ꎮ自由派学者坚持大屠杀作为一个特殊历史事件的地位ꎬ反对用纳粹在战争中遭受的痛苦来抵消纳粹罪行ꎬ也谴责将德国集体身份建立在这种粉饰性修辞手段的基础上[４]５９－６０ꎮ大论战后ꎬ根据阿斯曼的观察ꎬ德国战争期间的痛苦已然成为一个禁忌ꎬ因为人们担心ꎬ６５１。

小说中的父母与子女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往往深刻地描绘了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在许多经典小说中，我们能够看到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爱恨交织的情感以及对家庭价值的探索。

本文将通过分析几部著名的小说，探讨小说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一、《骆驼祥子》《骆驼祥子》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描写了一个穷苦无依的年轻人骆驼祥子为了改变命运而奋斗的故事。

在小说中，作者曹禺巧妙地刻画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祥子的父母在小说中被描绘为土地和家园的象征，他们对家庭和传统价值的执着让他们难以接受祥子的选择和行为。

祥子为了摆脱贫困，选择了一条不择手段的道路，他们对此深感失望和无法理解。

与此同时，祥子对父母的尊重和敬爱也一直存在，尽管有时他们之间产生了冲突和分歧。

这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社会变革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和冲击。

小说通过这种关系的描写，探索了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同时展示了一个普通人在复杂社会中奋斗的人生轨迹。

二、《了不起的盖茨比》《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作家F. Scott Fitzgerald的作品，描写了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社会的繁华与虚幻。

在这部小说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体现了社会阶层和金钱对人性的影响。

小说中，盖茨比是一个不择手段追求成功和财富的人，但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吸引迷恋的女人黛西回到他的身边。

然而，盖茨比长久以来的追求被黛西的丈夫汤姆所反对和破坏，使得盖茨比与黛西之间的关系难以实现。

汤姆作为一个社会地位和财富都非常稳固的人，对自己的地位和财产有着异常强烈的意识，丝毫不顾及黛西的真实感受。

通过盖茨比、黛西和汤姆之间的复杂关系，小说展现了金钱和地位对个人的影响以及对家庭关系的破坏力。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矛盾和争斗，揭示了社会阶级与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反映了人性中的善恶与骄傲。

三、《百年孤独》《百年孤独》是拉丁美洲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被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家庭题材家庭是每个人成长的摇篮，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题材。

在这个主题下，作家们通过描写家庭生活、家庭关系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个人命运的起伏。

本文将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家庭题材。

首先，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单位，承载着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被视为一个重要的价值基石，尤其是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和教育。

这一主题在鲁迅的小说《药》中得到了深刻的揭示。

小说中的主人公药东海，是一个为了家庭荣誉而奋斗的人。

他为了让儿子考上大学，不惜倾尽所有的力量，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

这个故事反映了中国家庭中的孝道观念和牺牲精神，同时也揭示了家庭对个人命运的影响。

其次，家庭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地方。

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另一个重要的家庭题材。

在杨绛的小说《家》中，作者以自己的家庭为背景，描绘了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家庭。

小说中的父母关系紧张，兄弟姐妹之间也存在着嫉妒和争斗。

这个故事展现了家庭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家庭关系的复杂性。

此外，家庭也是一个个人成长和自我认知的重要场所。

在家庭中，人们经历着成长和变化，也通过家庭来认识自己。

在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中，作者通过描写一个农村家庭的故事，展现了家庭成员在面对生活困境和社会变革时的成长和反思。

小说中的主人公红高粱，通过家庭的经历和亲人的教导，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并最终成为一个坚强而勇敢的人。

这个故事反映了家庭对个人成长和自我认知的重要影响。

最后，家庭也是一个温暖和谐的地方。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家庭也被描绘为一个温暖和谐的地方，给人以安慰和支持。

在余华的小说《活着》中，作者通过描写一个农村家庭的故事，展现了家庭成员在面对生活困境和个人悲剧时的互助和支持。

小说中的主人公福贵，在家庭的关爱和支持下，坚持活下去，并最终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这个故事展现了家庭的温暖和谐，同时也传递了人们对生活的乐观和希望。

《父亲和我》赏析父亲是我们一生受过最深刻教育的人，他是我们的榜样、支柱和朋友。

父亲对我们的影响有时会被忽视，但却像水一样贯穿了我们整个生命。

在我的童年，我的父亲教给了我经典的人生智慧，帮助我理解了这个世界。

他告诉我拥有一颗坚定的信念，不要放弃希望，尽管有困难，要勇敢面对困境。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只有努力才能实现梦想，只有用自己的双手才能赢得荣誉。

他的教育让我明白了应该做一个有责任、守信可靠的人，让我学会把握和估量各种事物，以免走入死胡同。

父亲还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总是鼓励我去探索不一样的世界，挑战自我，拓宽自己的视野，增长智慧和见识。

他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我，以确保我不走弯路，在困境中获得更多的机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有时，当时间变得越来越少，我们会发现久违的温暖。

家是一个安全的地方，父亲是那里的核心。

每当我遇到困难，父亲便会给予一颗助我一跃而起的真心。

我知道，只要有他在身边，就没有令我畏惧的东西。

父亲就像一座坚不可摧的桥梁，在我们面对人生挑战时，他总是给予我们无尽的力量和支持。

毕竟，他是我们最爱的英雄，比任何人都要忠实和可靠。

当我们有资格被称作“父亲”的时候，实现“父亲的荣耀”，就会感到无比的高兴与自豪。

也许这时我们才真正明白，一直以来他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将成为我们自己完整而美好的人生。

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莫过于父亲，他们赋予我们温暖，关爱我们，给予我们安全感，并帮助我们成长。

因此，我们应当致敬父亲们，让他们感到自己是最了不起的人！我们应当懂得把最珍贵的时光留给那些最亲爱的人，与他们共度良宵，共度美好的时光，让父亲知道，我们时刻都在他身边。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父子冲突”父子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亲属关系，也是构成社会关系以及生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农村题材小说中，父子冲突往往成为小说中的重要主题之一。

这种冲突的产生往往源于生活环境的变化、文化观念的冲突以及人性的复杂性等多种因素。

下面将通过解读几部典型的农村题材小说，来探讨其中父子冲突的表达和意义。

首先是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这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描写了农民工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斗争。

小说中的主人公祥子是一个智力平平但意志坚定的农民工，他一直渴望摆脱贫困和社会压迫。

而祥子的父亲则受传统观念束缚，希望祥子能够继续过着农民的生活。

父子之间的冲突因此产生，在祥子追求个人发展和解放的也与父亲的期待产生了冲突。

这种冲突既体现了社会变革对人们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也反映了传统与现代、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

另一部经典的小说是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小说通过描写高家一代代人的命运，展现了掌故和众多冲突。

在小说中，高家的家庭关系复杂而扭曲，父子之间的爱恨纠葛成为故事的主要冲突之一。

高阿娘在高府的权谋中夭折，而她的儿子银儿因对这段屈辱经历的深恶痛绝而与世长辞。

对父亲的极度不满和反抗，形成了整个家族的动荡与争斗。

这种冲突表达了家族威权制度对个体的压迫与摧残，同时也揭示了传统观念与新时代的冲突以及人性的复杂性。

还有一部经典小说是莫言的《丰乳肥臀》，小说通过一位女性角色八七的人生经历来表达对封建道德束缚的反思。

在小说中，八七是一个被裹挟在各种封建传统和男权制度中的女性，她的父亲代表了封建主义的家族观念和道德标准。

父亲希望八七成为一个贞洁贤良的女人，但八七总是无法满足他的期望，深受痛苦和压抑。

父女之间的冲突体现了封建道德对女性的束缚以及女性对自由和权利的渴望。

这种冲突揭示了封建文化对个体的压迫，进而引起了对传统观念的反思。

农村题材小说中的“父子冲突”不仅是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文学作品中丰富多样的主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