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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理理念引言在现代社会中，德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治理理念。
德治强调个体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规范的引导作用，而法治依靠法律规范和法律机构的运作来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
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可以有效提高社会治理的效能和公正性，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德治的意义和作用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强调道德伦理的引导和自觉遵守。
德治的核心是培养公民的良好道德品质和价值观念。
在德治理念下，公民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形成遵守诚信、友善、守法等好的道德习惯，从而促进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转。
德治与公民道德伦理公民道德伦理是德治的基础，它是公民行为的准则和规范。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多元化，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道德伦理的引导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只有通过培养公民道德伦理，才能减少个体行为对社会造成的伤害，维护社会公平和谐。
德治与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培养良好道德伦理的重要环节。
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位，通过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可以培养下一代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德治强调家庭对个体的道德培养作用，提倡家庭教育要注重培养孩子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观念，塑造健康的人格和良好的行为习惯。
法治的意义和作用法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运用法律规范和法律机构来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
法治的核心是依法行政和依法裁判，通过法律的刚性约束和权威体现社会治理的公正和效能。
法治与法律规范法治依赖于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
法律规范是社会行为的准则和规定，它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法律约束力。
在法治理念下，法律规范得到全面贯彻和执行，无论是大事小事，都要依法行事。
法治与法律机构法律机构是法治的重要保障。
法律机构包括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它们共同组成了法律体系的运行机制。
法律机构的设置和规范运作，保证了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和社会治理的正常运转。
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必要性德治和法治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
德治强调道德意识和自律，是法治的内在支撑；法治依靠法律规范和法律机构，使德治得以有效实施。
浅析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及其时代意义内容提要：坚持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德法并重，德法同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治国理论的新发展，是加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关键词：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结合时代意义在今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
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社会治理方式的探索又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一、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德法并重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即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通过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在全社会形成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健康文明的人际关系。
总结中西方历史，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1、法治以德治为基础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
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
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法律的产生以道德为基础，以正义和善为价值依托和最终归宿。
道德是立法的基础，是司法的思想保障，在法律未涉及的领域，道德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道德具有法律所没有的灵活性，其影响也更为普遍和深远。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近年来，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司法公正逐步得到保障。
我们也意识到单纯依靠法治体系的建设仍然还不足以完全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更需要德治在法治中发挥作用。
法治与德治的相结合，才能真正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
一、法治与德治的理念法治与德治是国家治理的两个重要理念，法治注重依法治国，是依法保障公民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和平等正义；而德治则强调以德治国，是通过道德教育和文化引领，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公德心和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就是在依法治国的通过道德建设和文化引领推动社会的和谐、进步和稳定。
二、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重要性1.为法治提供社会共识法治的有效实施需要社会的共识和支持，而这种共识和支持必须建立在全社会的道德伦理认同基础之上。
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对法治价值的共同认同，才能使法治的条文不再是一纸空文，而成为全社会自觉遵守的规范。
德治的推进为法治提供了社会共识和道德支持。
2.为法治建设提供基础德治是对个体行为的道德规范和自我约束，是人们内心的一种自觉，是法治落实的基础。
在法治的框架下，如果没有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的道德支持，那么法治就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德治是法治建设的基础，也是法治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
3.为法治社会保持稳定传统的法治社会仅仅靠制度和法律的约束，并不能完全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而德治的推进则能够增强人民群众的自治意识和行为规范，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稳定性。
通过德治的推进，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的谐和稳定。
1.加强法治宣传和教育通过加强法治宣传和教育，引导公众充分认识法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培养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精神。
也要注重德治的宣传和教育，提升全社会的社会道德水平，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心。
2.健全法治体系和法律法规完善法律体系，健全法律法规，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利益，提升法治保障的有效性。
班集体是构成学校的细胞，而班主任是班集体的组织者、管理者，也是学校管理和班级管理的纽带，对良好班风和校风的形成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以说，一个班的好坏与班主任的工作关系十分紧密，一个学校的好坏与班主任工作关系也有重大关系。
那么什么是班主任工作的核心内容呢？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内容非常重要：一、“以德治班”，注重情感效应。
我这里所说的“德”是人们通常意义上的情感教育，教育学上称之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绝大部分高中生，已经基本上形成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人生观和和价值观，班主任不仅要把自己扮成严师的角色，而且还要扮演好“管如严父，爱如慈母，亲如朋友”的角色。
在尊重学生的基础上用情感去教育学生，爱学生、信任学生、规范学生，人非草木，熟能无情。
首先，班主任要热爱学生，能形成班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只有把爱的情感投射到学生的心田，师生之间才会产生心心相印的体验，受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一位当了二十年班主任的老教师语重心长的告诉我，教师爱学生，师生感情好，老师表扬学生，学生认为是鼓励，老师批评学生，学生认为是爱护；如果师生关系紧张，表扬学生认为是哄人，批评学生认为是整人。
在我短短几个月的教学过程中，我曾遇到这样的一件事：班里有个学生连续几天咳嗽，我拿了一版感冒通给了他，并让他自己先注意身体，然后再学习！这只是很细微的小举动，但是学生却把这写进了日记，而且在以后的班级管理中给予我很多的理解和建议。
用他的话说，老师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我们，对我们的生活细节很留心，像个朋友。
用“心”教育，确实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次，班主任要平等民主对待学生，能增加教育的可信度。
爱学生，就要面向全体学生，平等民主对待学生，学生才会“亲其师，信其道”。
平等对待学生不仅指教师要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学生，也指教师和学生保持平等的地位。
有一句名言叫“蹲下来看孩子”，蹲下来，以学生的眼光看问题，看世界，这样才能真正成为尊重学生，理解学生，让学生在轻松的环境里率直地袒露他的一切。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发布时间：2021-04-20T05:44:39.091Z 来源：《学习与科普》2021年1期作者：贺辉雄[导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研究生陕西西安 710000法治与德治是两个并行不悖的治国方略。
在中国历史上，儒法之争由来已久。
儒家创始人孔孟倡导德治，主张以教化为主，明德慎罚，推行仁义之政。
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反对儒家的说教，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主张实行法治，严刑峻法。
其实，德治和法治各有千秋，又各有欠缺。
荀子则集儒法之大战，把两者的长处融合起来，他认为治理社会单靠道德教化，或只靠法令刑罚，都是不能奏效的，必须把“君上之势、礼义之化、法正之治、刑罚之禁”结合起来，做到“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无恤亲疏、无偏贵贱”，才是治国之上策。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很多明君较好地运用荀子这一理论治理。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新世纪伊始又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思想，强调“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这里的两个“紧密结合”，揭示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应该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一思想是对党的十五提出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它把思想道德建设第一次提到了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上来，不仅会有力地推动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而且也将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
一、“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德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在不同时代被统治阶级赋予了不同的内容。
从西汉起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立法和司法指导思想的儒家“德治”学说，主张“德主刑辅”。
“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历来都是法律家们所争论不休的一个论题。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二者究竟应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曾成为一段时期内理论界探讨的热点。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需要有法律来为之保驾护航，同时也离不开道德的影响与支持，因而在我国，“法治”与“德治”应当同步并举。
然而，诸方面的原因，却使得我国法学界不少人对“德治”的认识有些偏颇，以致许多情况下，当我们一提到“德治”这种说法的时候，便会招来许多非议。
江泽民同志在一次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
这说明，对“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
因此，研究“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探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途径与方式应成为每一个法学工作者所必须要思考的现实问题。
一、“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一）“法治”与“德治”区别1、治国方略上的差异“法治”与“德治”的最终归宿都在治国上，但二者在治国的侧重点上却截然不同。
换言之，前者主要侧重于先“治法”，后者则主要侧重于先“治人”。
理论上，就“治人”与“治法”的轻重而言，“治人”应重于“治法”。
这是因为：首先，“治人”在内容上实际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 治人”，在本末顺序上，应当是“治人”为本，而“治法”为末。
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托，“治人”有助于更好地“治法”。
作为一种规范，法只能约束人们的外在行为，对人的内心世界则无法涉足；要涉足人们的内心世界还需要人本身。
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没有具备应有素质的人去执行，仍无异于一纸具文。
因此，单纯“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实现法治的理想目标，还必须要把最终的依赖点放在“治人”上。
否则，即便将完善至极的法律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也仍难以实现我们最初设想用法制所要实现的理想目标。
试析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论基础(一)论文关键词：德治法治理论基础论文摘要]透过人类的文明史，我们不难发现在国家治理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难选择；德治还是法治？其原因在于两种治理方式各有利弊，实难取舍。
本文认为，现代国家的治理逻辑要求德治与法治应紧密结合，这样才能扬长避短，兴利除弊。
本文重点论述了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的理论基础，为现代国家的治理逻辑寻求其理论根据。
Abstract]Inthehumanhistoryofcivilization,wecaneasilydiscoverthatinthestate-governingtherehasb eenexistingadilemma：bymoral-governingorbylaw-governing?Thereasonisthateitherwayhasitsownadvantagesanddisadv antages.Itisreallyahardchoice.Inthisarticle,theauthorbelievesthatthelogicalgoverningofthemodern staterequiresthecombinationofthemoral-governingandlaw-governing.Inthisway,moreadvantagest handisadvantagescanbeachieved.Thispapermainlystatesthetheoreticalbasisoftheclosecombinatio nbetweenmoral-governingandlaw-governinganddiscoversthetheoreticalfoundationforthegoverni nglogicofmoderncountries.Keywords]moralgoverning,lawgoverning,theoreticalbasis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一、法治与德治的概念法治是指以法律作为治理社会的根本途径，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保证公民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
德治是指以德为基础，以道德和文明促进社会治理的理念。
法治强调通过法律来规范社会行为，保障公平正义；德治强调通过道德和文明来引导人们的行为，促进社会和谐。
法治和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两者缺一不可。
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法治需要德治的支撑。
法律是社会规范的外在表现，而道德则是社会规范的内在力量。
缺乏道德支撑的法治难以维持长久，只有道德底线得到尊重和遵守，法律才能得到有效执行。
德治需要法治的保障。
道德是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规范，但并不能完全约束所有人的行为。
只有法律的强制力才能给予人们更多的约束和规范。
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还体现在社会治理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准决定了法治的有效程度。
在一个文明程度较高、大家都遵守社会准则的社会中，法治的效率和公正性会更加明显；而在一个道德底线被侵犯、不守规矩的社会中，法治反而会显得束手无策。
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必须强调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形成法治与德治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三、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途径（一）注重加强法治建设，完善法律体系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必须加强法治建设，完善法律体系，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要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健全法律法规的起草、解释、实施、监督、评价等制度，不断提高法律法规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二）加强道德教育，促进德治建设德治是社会治理的内在动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必须加强道德教育，促进德治建设。
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培养全社会公民的道德修养，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
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自觉遵循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
德治与法治结合的科学精神(一)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是德治与法治关系在现代社会发展背景下的一种科学形态。
探讨德治与法治结合的科学精神，需关注以下几方面，首先，德治与法治的结合决不仅仅意味着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应该从更深刻层面上把握两者结合的科学精神；其次，合理定位德治民法治结合的价值旨归，以避免治理理念的混淆；第三，明确治国理念如何变为治理实践，使德治与法治的结合获得可操作性。
一、德治、法治思想的学界观点“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有自己的重要作用。
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同时要充分发挥以德治国的重要作用。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337页)江泽民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揭示，表明中国政府对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达到了一种新的理性高度，它既与传统治理遥相呼应，又有其独特的时代创新精神，理论界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深度研究。
就目前研究状况，我们可以把理论界对德治思想的研究观点概括为以下四种：第一种观点认为，“以德治国”的基本主张就是“政府以道德为手段治理国家”。
道德具有调整人的行为的作用，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通过发挥道德的作用，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所谓德治，是在通过道德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就是说，国家的治理需要道德在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领域发挥教育和协调作用。
”(王小锡主编：《以德治国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59页)这种观点坚持，法治具有强制性，它可以限制人的行为而不能改变人的内心思想，道德在维护和巩固社会秩序方面有着法律不具有的特殊功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惟有从思想上改造人，才能最终达到“有耻且格”。
这显然是一种工具主义德治观，它一方面将道德作为功利化的统治手段，它以追求社会稳定、实现政治统治秩序为要务，另一方面在事实上将道德理解为狭义的道德规范，没有认识到道德的多元性。
不能把德治仅仅理解为一种行为规范，道德还是一种价值理念、社会精神和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
第二种观点认为，德治强调的是一种民间治理。
德治“并不是指由统治者推行的‘治国之术’，而仅仅表示一种规范和相应形成的多少带有自发性的民间的社会秩序。
”(马戎：“罪与孽：中国的‘法治’与‘德治’概说”，《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2)这是一种侧重于私人的、精神的而非公共的、行为秩序层面的德治观。
它将德治限于类似于西方与基督教相关联的“德治”，是区别于政治层面的民间“小传统”的伦理规范，是与中国传统社会民间宗教相关的“宗教”。
“习惯法的支配原则与官府之法的支配原则不尽相同。
前者是一套实用性知识，其应用关乎民生日用，因此主要受实用理性支配。
后者则相反，作为一种精英知识传统，它的符号意味更强，文化选择色彩也更浓。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40页)从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分析理路出发，德治的治理主要立足于社会非政治(政府)层面，这合乎于德治的自律性特质，且“德治”的“治”不仅仅指政府“治理”社会的规范或原则，可以有更广泛的内涵。
但仅仅将德治局限于民间治理，则面对复杂的社会公共关系，如何凝聚共同体的生命力，是值得反思的。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395页)德治还需要发挥在一个共同体内起到预设公共精神空间的功能。
第三种观点认为，德治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德治(ruleofmoral)是与法制相对立的范畴，其核心不仅仅是强调要依靠、通过道德治理社会，更在于强调德规优于法规、道德高于法律。
在实际生活中，它则是以道德规范作为事实上社会的最高规范体系。
”或者说，“广义的‘德治’是指，凡充分发挥道德在社会生活(包括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的应有功能，以达到维护和稳定社会目的的国家控制模式。
”而狭义上的德治是指，“仅依靠道德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来实施统治的国家控制战略”(冯振萍，陈路芳：“论传统德治与现代德治”，《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1)。
这种认识是与德治具有关联性的德法关系的复杂性有关的。
同时它也认识到道德的工具性价值功能在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这种广义德治观认为德规高于法规，这显然是受康德道德观影响，认为法只是道德的一种特殊形态，它以特殊的形式和手段实现道德的目的。
却没有认识到道德与法的区别，即法具有道德所不具有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等的技术规则。
同时以社会秩序为目的，没有考虑到德治要解决人的内心信念的问题。
人的主体内在价值的培养，人的精神世界问题决不等同于社会规范问题。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德治首先是治官而非首先治民。
德治的内涵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德治必须体现施政的社会公正性；二是教化；三是治者的道德垂范；四是在法与道德之间寻求平衡，使立法司法具有道义性。
(上海社科院2001年3月10日“学习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这种德治强调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应当以身作则、自身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这种观点的思维定式还是沿袭古代中国德治的“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认为为政者的道德表率作用对百姓的道德言行以及对社会的稳定起着关键作用，即“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
仅靠对共同的价值信仰、权威认同和道德行为规范而忽视德治必须体现施政的社会公正性，历史证明，社会秩序维系于官员之个体道德而无外在制衡措施是不可取的。
同时，如果将作为官员的责任作为一种道德要求，这决非是康德意义上出于责任的那种高尚道德行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4页)，而不过是降低了对公职人员的要求罢了。
不能把德治仅仅理解为是“为政以德”这种传统式的道德教化，它还是一种社会正义的诉求，一种社会美德的寻注。
而这后者正是德治的精神实质之所在。
基于以上对当前学界德治思想的简单归纳总结，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理论界对德治思想的研究态度是积极的、成果是显著的，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学界注意的倾向和问题：首先，学界对德治思想的理解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工具主义和技术主义倾向。
在这种工具主义和技术主义德治观中，强调更多的是德治如何为政府统治或治理服务，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德治对公民权利和主体素质的终极性价值追求。
其实这是对“以德治国”理念的片面理解，“以德治国”理念应该是“从唯物史观出发，既科学地揭示了道德的政治功能，又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从而在目的和手段的结合点上达致‘有德而治’与‘有治而德’的有机统一”(张晓东、李兰芬：“‘以德治国’谁为主体”，《道德与文明》2002，2)。
其次，学界对德治思想的理解存在着泛政治倾向，而忽略了德治思想深刻的价值理性和社会信仰导向。
德治不仅仅是政府国家的一种治理模式，而且是一种以价值理性和社会信仰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人们精神世界和生存方式的社会管理模式。
再次，割裂德治工具品质和价值品质之间的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是当前中国学界对德治思想发生误解的学理根源。
强调作为价值品质即实体性治理内容的道德境界层面的德治内涵，而忽视了工具品质的制度化形式，使得德治难具操作性，这是当前德治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与德治研究相呼应，理论界对法治研究也兴起了一股热潮。
就其主要观点可概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种观点认为，法治是社会行为规范体系。
“所谓法治，就是国家以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
”(王建国：“人治与法治”，载于强国论坛)这种法治观的实施主体是国家，作为被治理的人们在法治的载体——法律面前只具有服从的义务，缺乏对法律制定的参与权的合理性、正义性品质要求的权利，尽管它主张权利平等、权力制衡，但这不能保证人们不受法的暴力统治，存在着人人都平等地受恶法压的可能性。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治法”(以法律为工具，以人为治理对象——中国传统法家的法治即属于此)而非“法治”(即以人为权利主体，要求立法和司法都以保护人的权利为第一要义)。
其实，在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工具主义法治观，它将法治片面理解为社会行为规范体系，而忽视对法治精神实质的探究。
不同于法制的法治本质在于主张权利平等和社会正义的人性品质和生存习尚。
在由人治社会步入法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法治化的存在与发挥作用不仅需要外在规则约束，而且需要克服凝聚于人们内心深处的生存习惯，它要求人们对法产生信任和信仰，并能够通过法律获得生存条件的保障和利益关系的正义衡平。
第二种观点认为，法治是体现了一定价值内涵的行为组织图式。
“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291页)“实现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实行法治国最根本的价值追求。
”同时，“个人权威要服从于法律权威，权力要服从于法律。
”法治决非仅仅意味着单纯的法律的存在，它要确立法律的统治的治理理念。
法治(ruleoflaw)不同于依法而治(rulebylaw)，真正的法治是以法律为治国之宗旨，而依法而治是以法律为手段。
法治不仅仅是“以法治国”的意义，而且含有用于治国的法律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规范或理想的意思，如“公正原则”、“平等原则”、“维护人的尊严的原则”(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81页)。
法治既以法律为最高准绳，同时也对法律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善良之法。
不对法律提出这一合理要求，则仅仅是依法而治，排除法律的渊源这一问题，它就是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
使权力服从法律是法治的根本内涵，也是法治的神圣使命。
这是从法治的实质层面上探讨其价值取向，法治的价值追求是为保障民主、人权、并且要求权力服从法律的规定，但是法治的表现形式也是法治所必须考虑的，法治的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实体正义与形式正义都是必需的。
这是一种试图将法治纳入到社会秩序与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广义的法治观。
它涉及到对公共权力的价值与功能的理解，这是对法治精神的揭示，但缺少程序化的实施标准，而程序化讲求的是既要存在着对正义结果的衡量标准，又要具备一种保证达到预期目的的程序。
而这种程序在中国这种具备浓厚规则试错(对即存规则的讨价还价、人情漫溢)环境下，程序化是急需的，也是必然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法治是一种局限于公法领域的国家治理模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法治的含义有三种：一是实行宪政，宪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确定政治权力划分的基本规则、确定国家活动的基本范围、确定政府作用的领域与界限；二是实行行政法治，公共部门的活动必须受到严格的公法约束，公共部门不能从事没有法律依据的活动，公共管理活动要以普通法为基础，而不是以行政规章为基础，公共部门活动必须符合正当程序原则；三是政府管理要以公平、统一、无歧视的公共管理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