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等法学教育向何处去？(续)

什么是你的贡献“什么是你的贡献”是苏力原本想给现名为《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论文集定的名称，但终因其太散文化而没有采用，但是，这句话却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苏力先生的思想，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只是一个表象或者说一个命题，而究竟什么才是中国法律、法学家的贡献，什么才是你的贡献，才是这个命题背后深深的隐忧。

《秋菊打官司》似乎是苏力先生特别钟情的一部影片，从文学作品中研究法律和社会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了，苏力先生专门写了一篇《从文学艺术作品来研究法律与社会》的文章（收录在《法治与本土资源》一书中）来阐释以文学作品作为素材来进行法社会学研究的独到的优点，文学作品是对现实的反映，以这样的作品作为素材，正是以中国的国情为研究对象。

可是，邓正来先生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下）——对苏力本土资源论的批判》一文中对此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文学作品是作者、导演刻意选择了人民生活的某一个片段，不能反映现实全貌，并且添加了主观的价值判断，以此作为法学研究的对象，实在是荒唐。

鉴于两位泰斗的激烈争论，在此，作为一个法学本科的“小虾米”，我还是将此篇文章定位于一篇观后感罢。

《秋菊打官司》，一部将近两个小时的电影，在我脑海中最后只浓缩成一些片段的记忆，“说法”、“要命的地方”和最后秋菊看着警车远去的那个迷惑的眼神就是我对这部电影残留的印象了。

什么是秋菊要的说法？李警官明白，村里人明白，读者明白，可法律不明白。

苏力在《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一文中将“说法”理解为“大致是要上级领导批评村长，村长认个错”，这个解释似乎正是秋菊那没有明说的“说法”。

可是，这样的解释却过于草率了，赵晓力先生在《要命的地方《秋菊打官司》再解读》一文中对说法的解释似乎更有说服力。

对秋菊而言，她所讨要的说法因村长踢了他丈夫“要命的地方”引起，因“生了男孩”而圆满结束。

秋菊作为一个媳妇，担负着为万家传继香火的众人，在她还不知道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是女的情况下，她丈夫“要命的地方”一旦被村长踢坏，那么就有可能产生“断子绝孙”的后果。

安身立命，法学赖何？——法学的“科学性”及自主性散论安身立命，法学赖何？——法学的“科学性”及自主性散论法学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可称为“科学”，它何以在社会上特立独行，或是基于分工社会职业的专门化，或是对饭碗不无偏心的顾忌，还有对何谓法学的偏执追问，这些旧话，常令我们这些诸如法官、律师、法学教师和学生等所谓的“法律者”（Lawyer，Jurist）不能释怀。

一、法学是科学吗？设问和争端源于亚里士多德主义对科学的界定。

据亚里士多德，“科学”（epistene，scientia）在本质上是客观先在和不可把握的。

科学要解决的是真假问题，能纳入其范围的标准是可检验性，只有客观外在于人的、具有确定性的东西才可经验地测度，证明其存在与否，“水往低处流”这一论断历经检验，是为真理，“太阳绕地球转”已被证为谬论。

所以，科学就是可检验的知识。

以可检验性、客观性、确定性这种眼光，去打量关于人及由人组成的社会的知识，它们均是非科学的。

“人往高处走”，何谓高低因人因时而异。

“杀人者死”不可证实只可证伪，于是便有死刑存废迥然相异的制度和主张。

社会知识与科学攀亲，冠以社会科学头衔，意在寻找自身的说服力、权威性，另外，也露出了底气不足自信心不强之怯。

法学被说成法律科学出于同一愿望，不过其更要紧的目的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立法及判决提供正当性。

法学的根本特点在于其对象-法律是人建构的，并不存在科学意义上的客观法律，自然法学眼里“遵守契约”之“自然法”，社会学者笔下“肥水不流外人田”之“活法”，其“客观性”明显是一些人的假定或合意，是故“自然法”可变，“活法”不居。

将什么建不建构为法律，取决于造法者的意志，成为法律的带有鲜明的价值判断。

法学的使命是，为造法用法提供不可避免地带有前见、偏向、明确目的、相对性、非中立的建议和解释。

所以，以对社会作应然理解为内容的规范性总是其要义。

它使法学不是对外部世界的描摹，而是对外部世界的建构，经验的逻辑与理论的逻辑不具有必然的同构关系。

法学教育的问题及解决当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着如下问题: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学生知识结构单一,缺乏人文素养和法学综合能力、填鸭式教学导致学生缺乏创造性、法学教育的应试化越来越明显。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大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和通识教育的力度,鼓励不同学科的教师合作授课,加大师生互动环节,走实然教育与应然教育相结合道路。

标签：法学教育;通识教育;创造力当前,我国的法学教育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发展之中。

法学专业已经慢慢地从以前的紧缺专业变为今日的“过剩”专业,一度有学者指出,“法学文凭贱如粪土”。

在此背景下,寻求一种符合法学特点的教学方法,真正满足社会对法科学生的需要,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法学教学存在的问题(一)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法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

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上,法学是最古老的一门学科。

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是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而波伦亚大学设立时只有一个专业——法学,后来又陆续设立了神学、医学。

神学解决的是人的精神问题;医学解决的是人的身体问题;而法学解决的是的人的世俗问题。

作为世俗性的学问,法学从本质上来说就应当紧密地与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

然而,当前的法学教育,普遍重思辨、重理论,而轻实践、轻实务。

这突出的体现为如下两个方面:首先,过分强调法学理论,而忽视这种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大多数的法学教师本身缺乏法学的实践经历,他们成长于象牙塔的书斋之中,对各部门法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缺乏了解。

因此在授课过程中,许多教师偏爱的是一些晦涩、复杂、有争议的学术理论,而很少会去思考这种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更为严重的是,当前的法学研究也偏好宏大叙事的理论,而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知识却难登学术的“大雅之堂”。

在各类法学期刊上登载的文章越来越“曲高和寡”,思辨文章充斥坊间,少有论著有实证研究。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教学工作,其社会效果可想而知。

比如,刑法中的罪数理论,本是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行为人表面上符合数罪,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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