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２ ７卷 第１ １期２ ０ １ １年 １ １月 自然辩证法研究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１Ｎｏｖ．，２０１１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９３４（２０１１）１１－０１０５－０７公理·规则·公德———儒家私德与墨家公德之伦理辨析萧成勇（上海政法学院社科系上海２０１７０１） 摘要：通过对孔孟儒家私德伦理与墨子墨家公德伦理的比较研究，发现科学理性之缺失是儒家私德伦理陷入现代困境及其深层悖论的根源；而墨家科学理性的优势，在其“兼相爱”和“交相利”公德伦理体系建构中，起到了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奠基作用。
并指出：规则是社会公德的核心，遵循和崇尚规则以及公平竞争和合作，既是一种科学精神，又是一种公德精神，在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和公德建设中亟待振兴。
关键词：儒家墨家公德私德规则科学理性中图分类号：Ｎ０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５－０６作者简介：萧成勇（１９５７—），安徽定远人，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科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伦理学及德育教学。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不断拓展并涵盖了经济活动和家庭生活的社会公共生活及其道德亟待建设。
然而，如何建设新型的社会道德，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是基于儒家原有的伦理文脉还是另辟溪径？而近年来墨子的再现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尤其是在墨家的公德伦理思想中，一种运用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以及“公理———规则———公德”的能力结构，更优质于儒家的私德伦理，可作为公德建设的传统文化资源，值得进一步挖掘和传承。
一 儒家私德伦理结构及其深层悖论传统儒家以孔孟为代表，主张仁爱或仁义。
基于血缘亲情和宗法关系的私德伦理，尝试仁学之建构以及公德的积极开展。
但其思想体系中所蕴含的逻辑方法及成效仍值得人们一再反思。
这里所讨论的私德与公德，只是一对相对的伦理概念，它们相对于不同范围和性质的社会关系及其交往。
所谓私德，一般是指建立于自然经济和血缘宗法伦理之基础上，在原本“熟人熟事”社会中所形成的，以为人们所遵循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也表现为人们的道德品质。
而公德则是建立于工业社会或市场经济社会的基础上，在“陌生人”所组成的社会公共生活中，为人们所遵守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以及人们所表现的道德品质。
社会公共生活是广义的，包括了各种职业和经济活动，因此可以说现代社会公德已涵盖了职业道德，甚至于浸入了婚姻家庭生活领域。
而由儒家“家国一体”的社会观或天下观〔１〕，社会公共生活可视为家庭生活的延伸，因此其社会公德也就是私德的拓展。
所以，儒家认为，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德，只不过是私德生活的逐步扩大，在性质和特征上它们是一致的。
不难发现，孔孟在其教育生涯中，致力于私德的公德化。
比如，曾被弟子们所总结的一以贯之的夫子之道，即孔子的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以及孟子主张的“仁、义、礼、智”（《孟子·公孙丑上》）等道德规范，都可说是儒家在私德伦理之基础上，所关切和倡导的社会公德。
无论是从文字考据学，还是孔孟对于公德建设的实际关切和努力，似乎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据许慎《说文解字》上的解说，“仁”与“人”是密切关联的，“仁，亲也，从人从二”；近年海外学者在训导“仁”时同样指出，始初的“仁”的涵义近似“爱”，“从身从心”，有爱惜人之生命的人本主义思想〔２〕。
其实孔孟当初就已明确指出：“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孟子·离娄下》），等等。
然而，从人的自然性情出发，孔孟的仁爱或仁义学说是强调私德的本根性的，即孔孟所宣扬的仁爱学说，其对象并非是无缘无故和人际平等的，即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有着亲疏远近和出身等第及其利益５０１的关系，仁爱是“爱有差等”的，确实也应该是“爱有差等”，其核心正是传统儒家文化中所主张的“孝道”。
当然，所谓孝道，并非作为规范的“孝”的概念，而是以“孝”为核心的私德伦理结构及其体系。
不妨引用孔孟有关公德与私德关系的几则例证，以说明孔孟是如何将私德置于公德之上的。
一则是孔孟关于“仁”的俗解。
关于“什么是仁”的问题，孔子及其弟子们每每离不开其私德伦理的结构。
如“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
”（《孟子·离娄上》）；“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虽然不能像“文革”中所指责的，孔子旨在复辟奴隶制，但这个“礼”基本上还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天下关系。
二则是孔子关于“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公案：而当遇到父亲攘了羊，其子应不应该做伪证的公德问题时，孔子则明白回答：“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论语·子路》）由此可见，孔子强调的“刚、毅、木、讷”和“恭、宽、信、敏、惠”等道德规范的主观性和工具性特征。
三则是孟子与万章关于舜对待象的态度的评价：传说舜与象为兄弟关系。
舜为平民时，象屡次要谋害他。
但对于这样一个“至不仁”的兄弟，舜在做了天子后却封象为诸侯。
万章因此质之道：“仁人固如是乎！”然而孟子却辩白道：“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
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
封之有庳，富贵之也。
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孟子·万章上》）。
另一方面，应当看到，孔孟同时也主张仁心的开发，道德人格的塑造，仁学的建构，以此逻辑关系促进和弘扬社会公德。
在方法论上，孔孟总结了一套使仁爱逐步扩大的途径：即凭借如孟子设想的人皆有之的不忍之心，“推己及人”，尽力做到“博施于众”的博爱。
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运于掌。
”（《孟子·梁惠王上》）依据这种自然性情和心性之德将仁爱外推而去。
在今天看来，孔孟这种寄托于自然性情的力量，采取逐步外推的方法，企图使私德公德化的仁爱与忠恕之道，只是适应或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但随着近代经济与社会发展，“仁者，爱人”的道德却表现得软弱无力，只能作为人道的口号，或少数仁人君子人格完善的“专利”，很难适应和建立社会公德的伦理大厦。
即问题是，一旦在公德与私德“出现冲突的情况下，他们最终会凭借家庭私德而否定社会公德，从而导致儒家伦理陷入一个难以摆脱的深度悖论。
”〔３〕那么，上述孔孟悖论的深度到底在哪？这是需要进一步挖掘的。
其实，发生于孔孟的这一悖论在于：儒家这种“仁爱”和“忠恕”之道，建立于血缘亲情和宗法伦理之基础上，局限于情感及其利益。
在认识上基于经验和直觉，在功能上着重于实用和情感，尽管竭力提倡了仁爱的公德，却不能揭示和建立公德的理性基础，如同孔子一再讨伐的“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即为了一己的利益而做虚伪或表面的道德工作，只是以一种利己的道德否定另一种利己的道德，却难以超越“乡愿式”的自我利益或有限整体利益的格局。
人们终于发现，当社会不断步入工业社会或市场经济社会，原本建立在亲情和宗法伦理基础上的原则和规范便失去了活力。
似乎每个人都是缺乏自律的“经济人”，很难从一己之私中真正超越出来。
有康德研究学者指出：“儒家伦理是建立于‘他律’之上的道德，仍然摆脱不了‘乡愿’的道德。
所以，儒家伦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算不上道德的。
”〔４〕总之，儒家私德伦理缺乏自律的理性基础。
在这一深层悖论上，康德似乎已经对诸如儒家的经验和实用主义伦理道德进行了清算：“那些经验性原则，不论在哪里，都不适于作道德的基础，因为，如果道德规律立足于人的自然本性的特殊结构，或者立足于人之所处的偶然环境，那么这些法则就不会有对于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都有效的那种普遍性，也不会有由此给予有理性的存在者以实践必然性。
因为经验原则为道德提供的动机不如说是摧毁了道德，包括其崇高性在内的德行和罪恶的动因一起，只是教人如何更好地进行算计，而完全抹刹了两者的特殊区别。
”〔５〕二 墨家的公德伦理结构及其特质墨家创史人墨子名翟，生于战国早期的“鲁之南鄙”，介于孔子之后和孟子之前。
墨子本隶属于平民阶层，一生未脱离生产劳动。
但与一般平民不同，墨子还是一位士人。
他熟读经书，对人文与社会科学且自然科学均有兴趣且有大造诣。
墨子最初习儒，因儒学已成为了显学。
与儒家一样，墨子有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同样主张仁义道德。
据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淮南子·要略》）在政治和道德观上，墨子开６０１自然辩证法研究 第２７卷 第１１期始与孔儒有许多相通之处，而有别于老庄道家等学派。
但是后来墨子还是另立了门户，创立了墨学，而且成为与儒学相抗衡的另一门显学。
如上所述，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出于贵族，儒家儒学所关切的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礼治的秩序，其思想核心则是以维护血缘亲情和宗法等级的利益关系，而墨家墨学则站在平民劳动者阶层的立场上，主张的是人人平等的“兼相爱”、“交相利”及“尚贤”“、非攻”等公德伦理。
其实，“非攻”处理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兼相爱”和“交相利”原则的必然诉求。
所谓“兼相爱，交相利”，即天下所有之人，不论亲疏远近或上下等第和贫富贵贱都应该互助互利而相亲相爱，而非“别相恶”或如儒家主张的“爱有差等”，以分亲疏远近。
如墨子言，“兼相爱”者，“是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
”（《墨子·兼爱中》）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动乱，臣不孝君，子不孝父；君不爱臣，父不爱子；各家以利其家，贼人以利其身，等等而不得治，乃是因为人们“亏人自利”，不能相爱而生。
那么，怎么才能做到“兼相爱”？墨子提出了“交相利”的法则。
实际上，墨子“交相利”则是其“兼相爱”法则的具体实践，是为人处事的一种态度和方法。
如墨子所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
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
”（《墨子·兼爱中》）兼有理想色彩的墨家的伦理思想，与儒家私德伦理相比，似乎脱离了人之常情，最显著的特征在于“爱无差等”的“兼爱”。
但这一点却是关键性的，它反映了社会公德的本质特征。
众所周知，公德是在更大范围内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社会公共生活中，为人们所遵守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以及人们所具有的道德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