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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土地管理法心得体会作为一名法律专业学生，我对土地管理法的学习和研究一直充满兴趣。
通过学习土地管理法，我深刻体会到土地是国家的基本资源，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同时，土地管理法对于保护土地资源，促进土地可持续利用以及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首先，在学习土地管理法的过程中，我对土地作为国家的基本资源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承载着人们的生产活动、生活需求和文化传承。
因此，土地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土地管理法将土地列为国家的基本资源，强调了土地的公益属性，明确了国家对土地实行统一的管理制度。
通过法律的手段，国家能够确保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保护，进而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
其次，土地管理法对于保护土地资源，促进土地可持续利用起到了重要作用。
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其开发和利用必须符合一定的规划和标准。
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土地的分类管理制度，明确了各种土地用途的范围和限制条件，保护了良田、基本农田和生态用地等重要土地资源。
同时，土地管理法还规定了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制度和变更手续，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土地利用行为，保护了农民的土地权益，防止了无序开发和过度利用土地资源的现象。
通过土地管理法的规范，可有效保障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最后，学习土地管理法，我对于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农民是土地的直接使用者和保护者，他们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使用权。
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保护制度，保障了农民合法土地使用权的稳定和安全。
在土地收回、征用等情况下，土地管理法要求有必要时，国家应当给予农民合理的补偿，并为农民提供其他合适的土地等补偿安置。
通过这一制度的规定，土地管理法能够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确保农民能够稳定地从事农业生产，实现农民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通过学习土地管理法，我深刻认识到土地是国家的基本资源，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
表1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论文题目土地执法监察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析一、立题依据1、研究背景土地是民生之本，是确定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为此，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目标。
然而，这道红线能否守住，却成了摆在国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土地资源已成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特别是近几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紧缺与增长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资源供需矛盾凸显期。
在巨额利益的驱动下，违法占地的现象屡禁不止，破坏资源、浪费资源的现象相当严重，群众反响强烈。
近期，随着我国扩大内需的政策相继出台，生产建设用地与保护耕地和节约用地之间的矛盾将更加突出，资源紧缺的情况将日益加剧，土地违法行为必将进一步抬头，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面临的压力和阻力逐步增大。
从2012年新昌县土地市场秩序治理整顿和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情况看，各级管地者和各类用地者的依法管、用地意识有所增强，但是以发展为名不惜牺牲土地、损害农民利益的违法用地行为在一些地方还比较突出，土地利用和管理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因国土资源违法和纠纷引发的社会矛盾与群众信访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
据全县土地市场秩序治理整顿统计：全县各类企业、个人共违法使用12919平方米。
新《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全县共发现圈占土地12919平方米；乡、镇、街道村民委员会非法占地9宗，面积7957平方米，罚款金额12.0522万元；企业非法占地8宗，面积4639平方米，罚款金额8.8011万元；个人非法占地3宗，面积323平方米，罚款金额2787元。
从2012年全县国土资源违法案件年报看：全县共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20件，结案20件，涉及土地面积12919平方米，其中耕地7150平方米。
从上述情况看出，加强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确保国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任务还十分繁重。
中国土地政策发展论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逐步深入，各项政策和制度都在不断的发生着改革和变化，从农村到城市，社会转型关涉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下面是店铺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土地政策发展论文，供大家参考。
中国土地政策发展论文范文一：目前中国土地政策面对的挑战中国政府日益认识到土地政策问题在实现预期的经济与社会结果中的重要性。
事实上，中国近些年来的土地政策是与这种快速变化的环境相适应的。
迄今为止的改革值得称道，但还不够全面，在土地政策和实践方面仍存在一些遗留问题亟待解决。
一、农村与城市土地制度仍然维持着二元性，以及相关的国家对城市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现象，造成了经济的重大扭曲，也刺激了城市以不合理的方式增长在一个城市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以及城市与农村经济越来越整合的年代，中国土地政策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却是对待城市与农村土地上的一直绝然分割。
这两类土地受制于不同的权利体系并由分立的机构和法规所管理。
作为这一分割的主要结果是，政府成为农地转变为城市土地的惟一仲裁者，它拥有从农村获得土地及将之转换给城市使用者的排他性权力。
在现行法律下，所有土地进入城市市场必须首先由城市政府当局进行强制征用，然后通过几种方式将之再配置给城市使用者。
换言之，在土地转换用途的过程中，不需要在原有的农村土地拥有者和最终获得土地的城市新使用者之间进行直接交易。
无论是土地被作为公共目的、准公共用途还是明确作为私人使用，都是如此。
这一特征以国际标准来看是非常独特的——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主要的市场经济像中国这样维持着城市与农村在土地权利、管理与市场上的绝对分割。
而且全球趋势与这一特征正好相反。
这些国家日益认识到，随着城市与农村经济的日益整合、城市的快速增长、人口与资本的流动，对土地的区别对待将是不合时宜的，其效果是适得其反的。
尽管不同类型的土地确实需要有不同的规划方法和程度不一的规制和经济干预，但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将城市和农村土地人为地归入完全分割的两类制度体系并不是最好的方式。
国土空间规划视域下土地发展权配置的理论思考摘要：国土空间是自然资源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载体，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浪潮使得中国的国土空间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盲目、无序的开发建设导致自然资源过度损耗、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空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
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加大了空间治理体系改革和制度建设力度，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成为推进中国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土地发展权配置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灵魂”，与国土空间规划有着紧密关联，涉及建设开发、生态保护、利益分配等多个方面，贯穿了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监督等全过程，是国土空间规划难以回避的核心议题。
关键词：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发展权配置；理论思考引言当前，正处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关键时期，必须高度重视农村留用地问题。
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将形成新一轮的城乡土地发展权再分配格局，如何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落实好留用地，不仅是对失地农民“迟到的补偿”，也是释放留用地土地发展权能，发挥“造血”功能，实现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的重要支撑。
因此，本文将基于土地发展权的视角，分析我国留用地政策的演变路径，总结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中留用地土地发展权受抑制的特征表现，并以厦门、杭州、广州等城市留用地开发利用实践为例，提出国土空间规划中留用地开发利用的若干建议。
1土地发展权配置的基本内涵土地发展权配置形式具有“行政配置”与“市场流转”的二元特征。
在完全竞争市场下，理性的经济主体倾向于选择收益最大的用途，由此导致耕地、生态用地等外部性较高的土地供应不足。
从央地关系视角来看，中央政府从长远战略、公共利益出发，试图通过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等行政手段配置土地发展权。
然而，耕地与生态保护只是中央政府的目标追求，而非地方政府核心诉求。
地方政府在“有地斯有财”的竞争框架下，往往以牺牲耕地资源、破坏生态系统为代价来谋求自身发展，规划失灵屡见不鲜。
2024北京丰台高二（上）期末历史2024.01本部分共15小题，每小题3分，共45分。
在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符合题目要求的一项。
1. 距今7000至5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磨制的石器、骨器、玉器以及陶器、木器等生产生活用品，还出土了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等。
以上材料能够实证（）①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②中国是世界稻作文明重要发源地③河姆渡人以采集和渔猎生活为主④河姆渡人已经进入了新石器时代A. ①②③B. ①②④C. ①③④D. ②③④2. 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法律条文铸在象征国君地位的金属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
公元前450年左右，罗马共和国为了缓和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将《十二铜表法》刻于铜牌之上并公布。
两部法律的共同点有（）A. 引发了德治与法治之争B. 都消除了各自的社会矛盾C. 符合当时社会发展需求D. 代表本国法律的最高成就3. 如图是出土于甘肃武威的彩绘木王杖（鸠杖）及《王杖简》，王杖杖杆粗细均匀，杖顶端有鸠鸟横卧。
木简载有公元前31年“年七十受王杖”的诏书及公元前28年“殴击王杖主当弃市”的令。
这说明当时（）A. 实行尊重和优抚老人的政策B. 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救助机构C. 宗族内部救助活动逐渐兴起D. 善堂、善会等慈善组织出现4. 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唐代商人石染典买马契，契约明确记载了买卖双方的个人信息、商品状况、交易细节、违约责任及3位保人做证情况。
另一份出土于吐鲁番的《石染典过所》中还记载了唐政府在瓜州、沙洲等地的地方官员批准石染典过境经商的情况。
以上材料反映当时（）A. 实行“工商食官”的政策B. 政府积极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C. 东西方商业贸易往来频繁D. 契约有效保护交易双方的权益5. 下列史料反映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赋税制度、政策，按其出现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①“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②“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③“凡丁，岁役二旬。
土地立法新探以土地开发权为视角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０－１２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科技大学科学研究“春蕾计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２０１０ＡＺＺ１６０。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资源，“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
［１］（ｐ１０９）同时，土地又是不可更新资源，耕地一旦变成建设用地便不可恢复。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经营城市之风盛行，人们对土地需求的日益高涨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是各国土地立法的重中之重。
肇始于英国的土地开发权制度，立足于土地的充分有效利用，并旨在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和谐，已经被许多国家写入法律，在土地利用权利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我国，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乱占滥用、水土流失、沙漠化、土壤污染与土地破坏等现象屡见不鲜。
这类现象的出现与我国的土地利用和保护制度不无关系。
我国的土地立法以义务为本位，忽视了产权对于土地利用和保护的重要作用。
“或许更加有害的是将‘人人有责’和‘应尽义务’在普世层面上的滥用，导致国民会以为法治国家的法律并非建立在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的基础之上”。
［２］鉴于此，本文试从权利的角度进行研究，提出在我国现有的土地权利体系中引入土地开发权的设想，并结合我国国情探讨了土地开发权的归属及实现方式。
一、土地开发权的概念和功能（一）土地开发权的概念所谓土地开发权（Ｌ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ｉｇｈｔ，ＬＤＲ），是对土地在利用上进行再发展的权利，即土地所有权人或土地使用权人改变土地现有用途或者提高土地利用程度的权利。
有的学者将土地开发权称为土地发展权或农地发展权。
［３］如周诚教授认为，英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ｉｇｈｔ”一词，具有中文的发展、开发、展开、发达等四个含义，而按照习惯，中文的“发展”一词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等变化；而“开发”一词则是指对于资源的利用或进一步利用。
农地转变为非农用地，是指对于农地资源的进一步利用，从而应当使用“开发权”一词方为确切。
［４］将土地开发权等同于农地发展权的观点显然不足以全面概括土地开发权的涵义。
笔者较为赞同周教授的观点。
另外，我国台湾学者大都将“Ｌ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ｉｇｈｔ”称为土地开发权，如李鸿毅、［５］（ｐ３９０）边泰明、［６］（ｐ２０５）谢哲胜［７］（ｐ７４）等。
为了两岸法律文化的交流，更应该将发展权称为土地开发权。
我国《土地管理法》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据此，有的学者将土地开发权分为以下三类：农业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商业用地）的权利（即农地开发权），提高建设用地利用度（建筑容积）的权利（即市地开发权），以及对未利用地进行开发的权利（即未利用地开发权）。
［８］（ｐ６５）受人类中心主义的支配，我国关于土地的分类是以土地的经济利用价值为标准的，笔者认为，对我国土地进行分类应当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目的。
因此，土地的分类中应当包含生态用地，而土地开发权还应当包括生态用地开发权。
（二）土地开发权的功能土地开发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其功能首先表现为给权利人带来收益，其次，从土地开发权的产生背景和创设目的来看，其功能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⒈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
通过对土地开发权的限制和补偿，可以顺利实现土地利用规划，对农地、环境敏感地带以及历史古迹等的保护起到积极的作用。
⒉调节因土地使用而产生的暴利与暴损，消除因规划造成的土地所有人之间的不公平。
在传统的分区管制制度之下，一方面，被限制发展地区的权利人因为政府行使警察权而得不到补偿，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被规划为可发展地区的主体，因为高密度的发展而获得巨大收益。
可见，传统的分区管制造成了暴损和暴利的不公平局面。
土地开发权创设后，通过土地开发权的移转可以很好地平衡被限制地区和发展地区主体的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公平。
⒊美国的可移转土地开发权计划（ＴＤＲ）用来替代或配合分区控制办法，强化了土地使用管制，清除了都市发展规划面临的强大而主体众多的私权障碍。
⒋以转让部分或全部开发权替代征收或购买所有权，实现土地多元主体立体开发利用，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
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人口的增加，在土地供给固定的情况下，需求增加，土地则更加集约地利用，亦即追求土地的立体开发。
在传统的使用分区管制下，土地必须受分区使用以及建筑容积率的限制，但因为地区区位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当地土地使用因特定目的而受限制时，为使其土地开发权有效利用，则赋予其弹性，让开发权移转至邻近地区。
如此，因开发权的使用具有弹性，则能促进土地整体化、高效率的利用。
［９］⒌明晰土地产权，理顺集体土地的产权关系，通过市场机制补偿限制发展地区的权利主体，从而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将土地开发权纳入土地权利体系，可以将农地、环境敏感地带等特殊区域的正外部性内部化。
通过土地开发权移转制度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对受限制区域权利主体的补偿，从而既免除了政府对受限制区域的补偿义务，又达到了土地规划管制的目的。
正如，西尔克斯和盖斯勒所言，允许开发权移转可以帮助政府避免征收之诉。
［１０］二、我国创设土地开发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一）我国创设土地开发权的必要性⒈土地开发权缺位，导致农地保护成效差。
严厉的强制性的农地城市流转控制政策，对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遏止大量优质农地盲目无序的流失是必要的，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缺乏市场理念，往往就显得力不从心。
地方政府热衷于农地流转，把土地财政作为维护脸面子（ＧＤＰ）和官帽子（政绩）的最佳手段。
开发商寻求城乡交错区廉价农地以使利润最大化。
只要农地流转所得净利大于为此担当的风险（处分、处罚等），农地流转现象就可能时时发生。
就农民集体或个体而言，其个体决策除考虑经济比较利益外，不少农民更重视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因农村社会保险市场缺失而存在），因而仍会保有农地。
另一部分农民即使也会考虑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但农地收益的低效性与风险性在相当程度上会弱化农地的社会保障价值，而就医、教育等开销费用日益高涨，因而更注重短期经济利益或预期城市产业收益，通常会相伴劳动力转移，弃耕或消减农地投资，致使农地质量下降，为农地转用创造了条件。
他们中一些人也确实获得了比种地高得多的非农收益，这反过来又会影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积极性。
而且随着征地补偿制度的逐步完善，如用安置补助费（养老保险费）对应农地的社会保障价值给予补偿，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利益应将日益改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城乡交错区农民对保有农地以提供社会保障的依赖可能也会减少。
这使得更多农民珍惜农地的观念进一步淡化，意欲农地流转甚至直接投机入市谋利。
［１１］究其根源，相当程度上在于农地保护作为一项具有正外部性的经济活动，实质是基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形成的人类行为，其目的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农地资源，保障整个社会的粮食安全，维护公众健康和生态平衡。
然而，这项惠及整个社会和人类的公益行为却不是由社会受益群体共同承担，而是需要保护区的农民以农地的低报酬和高机会成本为代价，牺牲农地发展的经济利益来换取生态平衡和粮食安全等，增进了全社会的福利，却得不到合理补偿。
相反，对农地保护区外的农地开发没有限制，可以向高价值的用地方式转移，这种土地增值部分是在经济社会进步的条件下产生的，部分应回馈国家和社会，可以补偿保护区保护者因农地保护而招致的经济损失，但是土地使用者却将增值部分纳为己有。
显然，城乡交错区农地保护是欠缺公平的，农地保护的经济激励也不足。
若能增强农地保护政策的公平性，创造经济诱因，将最广大的农民从强制的无积极性或有一定积极性的保护行为变为一种自愿的、有积极性的行动，农民才可能自觉保护农地，才能逐步形成可持续性的良性循环，农地保护政策也才算是成功的。
这就需要设立一种产权即土地开发权，以将农地保护的正外部性内部化。
因为依照科斯的说法，所有外部效益问题的本质就是产权问题。
只要产权界定明确，行为人之间的交易就能导致外部效应的有效配置。
［１２］（ｐ７００）⒉土地开发权缺位，致使土地征用中土地增值利益分配不公。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了步伐，建设用地需求的急剧增长使得大量农民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在土地被征用的过程中，本应成为土地的最大受益者。
可事实上，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后，本应该在土地上获得的收益大部分被剥夺。
据有关部门调查表明，如果以成本价（征地价加各级政府收取的各类税费）为１００，农民只得到５％－１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得到２５％－３０％，６０％－７０％为政府以及各级部门所得。
［１３］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各级政府通过低价征用，高价出让土地的形式，从农民手中拿走土地资产收益高达２万亿元。
［１４］土地征用使得失地农民变成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致使其生活贫困。
导致农民对土地权利的缺失是导致失地农民贫困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谓农民土地权利的缺失就是农民使用土地、处分土地和获取土地收益的权利被排斥或剥夺，因而缺乏获取土地使用权、处置土地财产、决定土地用途、参与利益分配和享受土地转让收益的应有权利。
［１５］土地开发权是改变土地用途和提高土地利用度的权利。
如果赋予农民土地开发权，土地征用补偿就会以市场价格为标准，而不是现在的以农业用地的年产值为标准，这样，农民就可以分享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利益。
⒊土地开发权的缺位是导致我国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土地规划难于执行的原因之一。
法律制度是特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和反映，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演变。
２０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人们的权利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众所周知，在土地资源稀缺的约束条件下，对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
保证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就必须保证土地资源为能有效利用它的人所掌握和控制，并能使其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自由而有序地转让和流动。
而土地的转让和流动是通过权利的设置和转让来完成的。
因此，土地法律制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对土地财产权的权利创设与制度安排，来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利用。
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采用的是“命令――控制”模式，国家坚持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土地资源的配置由政府主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应当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
在严格的土地管制制度下，国家垄断建设用地的一级市场，土地资源的配置处于低效率状态。
一方面，国家要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对土地市场进行监管，而这些财力完全可以用于农地保护等公益目的；另一方面，国家主导型的资源配置不具有灵活性，束缚了土地资源的流通。
尽管我国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但是土地违法现象还是屡禁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