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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造的解释学”反思社会学原著导读”的教学原则和方法作者：王静来源：《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 2019年第1期摘要：“社会学原著导读”是社会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旨在向学生推介一部分中西方社会学家的经典著作，以引导学生通过读“原著”进而不断拓展自身专业阅读的广度和深度。
文章借鉴了美国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解释学”的理论方法，结合其依次推进的五个辩证步骤反思了“社会学原著导读”课程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关键词：创造的解释学；教学原则；原著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9）01-0024-02“创造的解释学”是美国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一种研究方法，这是一种“文本诠释”的理论方法，最早被引入和应用到哲学研究。
实际上，在诸如原著类、思想史类的具体教学实践过程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本文期望运用这一理论方法对“社会学原著导读”课程的教学原则和方法进行反思。
“创造的解释学”共分为五个层次：一是原作者实际上说了什么？二是原作者真正意谓什么？三是原作者可能说什么？四是原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五是层次自问：作为创造的解释学家，我应该说什么？[1]这五个层次概括起来实际上指向一个“理解和解释”的过程，每一步骤环节对于社会学经典著作的“读”和“讲”而言都至关重要，参照这五个辩证层次，我们能够进一步发现和明晰“社会学原著导读”课程中“教”与“学”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一些具体问题，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关键性因素。
一、必要前提：认真读“原著”第一个层次“原作者实际上说了什么”是“社会学原著导读”课程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关乎后几个层次的推进及达成效果。
这要求学生在教师导读具体著作之前应认真研读“原著”，学生只有对作者及其著作有最为基本的了解和熟悉度，教师在课堂上的解读和引领才能有效开展和进行。
在这一层次，教师需要给学生布置课前的读书任务。
其中有两方面要着重强调：一是注重采取精读与泛读相结合的方式。
创作当代人民的中国文学 ——以21世纪初年以来的中国文学为例＋傅汝新2014年10月15日，对当代中国文艺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的理论高度与深度蕴含交融在日常性叙述与风格独特的口语中，而强大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将展开在彻底改变清除21世纪初年以来中国文艺的诸多抄袭模仿、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以及低俗、颓废、丑陋，甚至反崇高与精神矮化等思潮与现象，引领中国当代文艺健康繁荣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的伟大创造中。
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转折时刻，深入学习并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精神，应是每一个有理想、有志气、有抱负的作家、艺术家当下最为紧要的职责与使命；而反思与梳理21世纪初年以来的文学思潮与现象，进而理清前行的路径，创造出无愧于人民与时代的当代人民的中国文学，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
一、低俗化与市场21世纪初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可以谓之大众狂欢的时代，借助网络与影视，通俗文学悄然崛起，在某种意义或程度上抚慰了人们空洞了的情感与心灵似在情理之中。
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着大众的通俗文学和知识阶层的纯文学，从形式和读者层面的角度不能简单将其进行好坏高下的划分；但在思想与内容上却有着健康与低俗、崇高与颓废等方面的本质差异。
世俗化与娱乐化本来就是通俗文学的本质，无可厚非；但21世纪初年以来，在市场与资本的强力推动下，通俗文学迅速向低俗化嬗变，暴力、滥情、性爱，以及商界的尔虞我诈与官场的权力角逐成为叙事的主要内容与精神向度，而打着后现代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戏仿、颠覆“红色经典”与伪历史叙事也成为文学与影视合谋的一股思潮。
理想价值虚无，道德伦理失范无序，精神性贫乏，思想能力丧失，不要说英雄与崇高，连起码的人文理想亦丧失殆尽。
在文学中，我们看不到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激烈碰撞，感受不到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更遑论中国社会重大转型期既波澜壮阔又严酷悲壮的现实生活。
个人简介吴根友，男，1963年2月生于安徽枞阳县一个农民家庭。
1986年获安徽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89年获武汉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2001年10月晋升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2002年增列为博士生导师。
先后出版了《中国社会思想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郑板桥的诗与画》（南京出版社，1998年版）《先秦诸子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武汉大学学术丛书2004年版）《中国辩证法史》（第二作者，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十部著作，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学术月刊》、（台湾）《哲学杂志》、《人文论丛》等刊物上发表《分理与自由——戴震伦理片论》（《哲学研究》1999年第4期）、《个人自由与理想社会——殷海光与冯契自由思想之比较》（《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2期）等学术论文近40篇。
1999年9月—2000年8月，曾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访问研究一年。
现为武汉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学院副院长。
人生的座右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一、著述情况（出版的著作有）：1、《四书五经简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10月；2、《三言简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年10月；3、《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与人合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4、《社会学概论》（与人合著，军事谊文出版社1995年7月；5、《中国社会思想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6、《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与人合编，第一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7、《法句经释译》、佛光出版社会1997版8、《那先比丘经译释》、佛光出版社会1997版9、《墨子与世界和平》（第三作者）中国书店1997年版；10、《郑板桥的诗与画》南京出版社1998年版11、《诸子学志》（第二作者）上海人民出版社会1998年版12、《鲲化鹏飞——传统价值的当代透视》（第二主编）2001年9月版；13《自由的表演与与力——中国人的自由》，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14、《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译）J.Spence(中国名史景迁)；2001年12月版；15、《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会议论文集）（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
《学思平治——名家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王蒙 朱永新 谢春涛 王伟光 叶小文 等著长安街读书会 张斗伟 主编人民出版社/2023.12/75.00元本书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精选了若干名家的文章，从“文明起源”“文明特性”“文明互鉴”“文明发展”四个维度系统阐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刻内涵及其实践路径，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实践性和可读性。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获是初步摸索出一套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案，为正式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
这一阶段开展“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这一时间段是龙山时代晚期到商朝初年，主要探讨中原地区这一时期的环境背景和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各个都邑性遗址的年代、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期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形态等问题。
之所以从中原地区入手，是因为该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建立，又有较多历史文献和古史传说作为参考，比较容易推动相关研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
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把研究的时间范围扩展到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空间范围从黄河中游扩展至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主要研究该时间段中各个地区都邑和区域中心性遗址及其所属考古学文化的年代、环境变化、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和社会结构变化。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阶段（2009—2012年）。
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深化研究，研究的时间范围依然是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1500年，重点研究课题包括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考古学文化年代谱系的完善和各地文明化进程中重大事件的年代学研究，各地区环境变化与文明演进的关系研究，各地区技术和生业的发展以及铜、玉、盐等重要资源与文明形成的关系研究，都邑性聚落和各个区域中心性聚落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文明形成过程中精神文化的发展状况研究，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整体性研究。
我们人民
作者：
来源：《艺术与设计·理论》2014年第06期
我们人民 | 年轻的丹麦艺术家傅丹以概念和诗意并存的作品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获得了世界的高度认可。
将于林冠艺术基金会（北京）展出的《我们人民（局部）》，是自由女神像等比复制的部分雕塑，这件作品在过去几年里一直被拆分、重组，散布在世界各地展出。
傅丹的作品往往受个人经验启发，通常以现成物置于特定展览背景下，成为特定历史叙事的部分。
在令人惊讶的创新中，傅丹解构、阐释和重新诠释着我们共享的历史。
他审视主流价值观、历史冲突、殖民主义、移民以及文化的集体记忆和跨境存在等现象及问题。
韩国当代艺术 | 泉空间近日举办了“文化符码”韩国当代艺术联展，展出朴胜模、崔永旭、金基罗、李庆美四位艺术家作品。
此次展览以文化符码为概念，四位艺术家从各自独特的视角，反映韩国当代社会的不同层面。
作者： 冯金朋
作者机构：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天津300071
出版物刊名： 重庆社会科学
页码： 76-81页
主题词： 傅伟勋 创造的诠释学 科际整合 多层远近观
摘要：傅伟勋方法论体系基本上由“创造的诠释学”、“科际整合的探索理念”、“整全（顾及全面）的多层远近观”构成，它对现在和未来中国的思想文化研究与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教益。
创造的诠释学缘起并适用于对原典思想的研究和创新，科际整合适用于对不同学科的相关知识进行比较综合研究，整全的多层远近观要求学者所创的思想或理论要具有辩证的开放性和顾及全面的包容性。
三个方法论的互融性和“辩证的开放性格”是其方法论体系的两大特质。
文化价值与当代文化建设高宏存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教研部副教授、博士十六大以后，文化建设列入了我国小康社会建设的四大建设之一，四位一体，小康社会建设要把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四大建设，五位一体。
文化建设在十七大以后我们又有了巨大的进步，很多新的理念的提出都是在十七大以后。
特别是去年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蓝图，进一步确立了我国未来文化发展的战略蓝图，同时也明确了具体的路径，实现途径、方法。
因此，文化建设与文化的价值地位越来越高。
这些年，我们在文化建设过程当中有很多理念创新和机制体制方面的一些创新，文化理念的创新与变革成为推动我们当代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动力。
今天，主要跟大家交流一下文化价值与当代文化建设的相关问题。
我主要是想从三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第一，文化的价值和地位。
第二方面，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从哪些方面具体展开，我们这些年来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
第三个方面，在推进文化建设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体制机制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创新的工作要做，也给大家提几点。
一、文化的价值和地位（一）文化的性质和地位首先我们来了解，文化的价值和地位到底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认识文化，在这里边我们对文化是什么的认识是逐渐突破的，特别是我们对于文化的经济属性的认识，影响了当代文化建设成绩的取得。
2001年，在这一年文化产业属性终于获得了认识，写入了中央文件，十五届五中全会的文件里边专门提到我们要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加强文化事业，通过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方面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长期以来，我们对文化的性质的认识更加切合实际，同时也非常切合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来繁荣发展文化的新的语境。
我党对文化的领导权问题的实现又进一步地在全球化背景下获得了新的认识的高度。
文化经济属性的认识与过去我们单纯把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看待是一个质的飞跃，这种对文化的认识，文化的功能也就更加全面了，由此才提出了使得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那也是从10几年前获得了这种合法的地位。
收稿日期:2012-08-31作者简介:唐立新(1974-),男,湖南平江人,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化、美国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翻译学。
文明史的立体型研究———论阮炜文明史研究的特色与成就唐立新(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深圳518060)摘要:对文明史的立体性研究是阮炜研究世界文明史的主要倾向。
阮炜对世界文明史的立体型研究又体现出以下几个特色:1.现代性视野中的写作模式转变和方法论革新;2.在理论探索中融合中西学问而综合创新;3.对文明史研究怀着深刻的质疑超越精神和本土意识。
关键词:文明史;立体型研究;写作模式转变和方法论革新;综合创新;质疑精神和本土意识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365(2012)05-0025-06在西方,文明史的研究和写作肇端于启蒙时代。
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于1756年写成《风俗论》。
19世纪法国的政治家基佐写出了《欧洲文明史》和《法国文明史》。
黑格尔时代以降,西方学者研究世界文明史已经悄然成风。
20世纪初,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完成巨著《历史研究》,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史的扛鼎之作。
相比之下,同时代的中国学者研究文明史的则不多见。
新时期以来,中国学者也开始纷纷投入到世界文明史的研究当中,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也因此蔚然成风。
在这些学者当中,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阮炜是其中相当杰出的一位。
阮炜从事文明史的研究长达20年,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有《文明的表现:对5000年人类文明的评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与西方:宗教、文化、文明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地缘文明》(上海三联,2006年版),《中外文明十五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不自由的希腊民主》(上海三联,2009年版),《另一个希腊》(上海三联,2010年版)。
这些著作都是近年来我国世界文明史写作和研究中的上乘之作。
儒家伦理本体思想的基本肯认──评傅伟勋的哲学
宋开之
【期刊名称】《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0(0)1
【摘要】傅伟勋博士以其完备的语言及训练有素的学术，对儒家心性论进行较为
全面的现代诠释，从肯定传统儒家的伦理本性入手，结合“内圣外王”的社会实践，为自我修养达致天下共善提供了理论根据。
为了克服现实与理想间的矛盾，他进一步提出了伦理本性乃道德教育之前提及“现实存在”与“真实存在”一致性原则，从而奠定了道德“外铄”的理想基础。
然而，其理论本身却存在着不可证实的矛盾，从而陷入了理论前提与思想展开间无法推论的逻辑困境，同时这种诠释亦已超越传统儒家理论域限，从而不自觉地迫使传统儒学的退却。
【总页数】4页(P16-19)
【关键词】儒家传统;四端;伦理;道德;善恶;良知良能
【作者】宋开之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人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22
【相关文献】
1.傅伟勋堪当现代新儒家论 [J], 蒋国保
2.儒家心性伦理的现代化课题--评傅伟勋的哲学 [J], 宋开之
3.傅伟勋诠释学之思想渊源与哲学背景探要--"创造的诠释学"的构想及其哲学基础与思想脉络 [J], 王兴国
4.为何以及如何普及儒家伦理?——评傅永聚主编《生活中的儒家伦理》 [J], 李钧
5.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讨论为中心 [J], 林合华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作者： 潘德荣
出版物刊名： 哲学动态
页码： 15-18页
主题词： 马克思主义诠释学;本体诠释学;成中英;研究述评;中国化;傅伟勋;解释学;本体论;合理重建;释义学
摘要： 诠释学的中国化研究述评潘德荣诠释学经过了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一股令人瞩目的世界性哲学思潮。
如今，这股思潮再次突破了语言的界限，向着传统的中国哲学领域蔓延开来，一批海外华裔学者首先对此作出了反应。
他们或是发掘中国哲学传统的诠释学特征，或是在这个传统的基础上重建诠释学，成绩斐然。
近来，一些国内学者也开始探索如何构建马克思主义诠释学的问题。
凡此种种，拉开了诠释学的中国化研究之序幕。
中国思维传统中的诠释特征美国天普大学教授傅伟勋先生认为，中国的经学注疏有类似于西方哲学诠释学的特征。
他指出，“以儒道佛三家为主的中国思想史乃是一部我所云创造的解释学史（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譬如儒家与大乘佛教的思想发展，可以说是分别对于早期儒家的原先观念（如仁义礼智，天命天道）与原始佛教的根本理法（如法印、四谛、缘起等）所作‘解释再解释，建构再建构’的思维理论发展史。
””他通过对老庄、郭象与禅宗的比较研究，凸显了中国禅道哲理中隐含的诠释传统产出于对中国哲学的独特体认，傅先生创立了“创造的解释学”。
创造的解释学共分五个步骤：（）“原作者（或原思想家）实际上说了什么？”（２）“原作者真正意味什么。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革故鼎新思想的当代价值、现代性转换与传承路径蒋承伟【期刊名称】《长治学院学报》【年(卷),期】2024(41)1【摘要】“第二个结合”是一次思想解放,为我们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打开了文化创新空间,也为我们掌握文化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革故鼎新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是五千多年民族发展和文化创新的宝贵精神资源和重要精神支撑。
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革故鼎新思想形成了变中求新、因时乘变、应势而动的通变、趣时、尊道意蕴。
一百多年来,革故鼎新思想的传承对实现民族复兴、增进社会认同、赓续传统文化、涵养创新精神价值重大。
伴随马克思主义传播,革故鼎新思想与之结合使其内容中的“变”“时”“势”进一步延伸和丰富,这为革故鼎新思想赋予新的面貌和现代力量。
新时代传承和发展革故鼎新思想,要坚持科学理论指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扎根中国大地实践、推进“五史”理论学习,以此实现革故鼎新思想创新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有效推动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
【总页数】7页(P1-7)【作者】蒋承伟【作者单位】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64【相关文献】1.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视域下毛泽东管理思想的当代价值2.“两个结合”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民族地区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价值与路径研究——以河池学院为例3.文化自信视域下汉字文化的当代价值及传承路径4.“第二个结合”视域下“礼法合治”思想对当代的启示5.“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及路径研究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文化现代化：国学复兴的现实之维
傅济锋
【期刊名称】《兰州学刊》
【年(卷),期】2009(000)008
【摘要】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仍未完成的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课题.如何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百余年来仍未解决.随着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中西古今各种思潮交错冲突日益加深,而且始终无法避开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根基这一事实.因此,只有立足于传统文化现代化,推动传统文化所弘扬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在价值合理性基础上的双向转化,为现实社会安顿世道人心的价值体系,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提供有效的实现途径,这才是国学复兴的现实性之所在.
【总页数】3页(P31-32,35)
【作者】傅济锋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苏州市职业大学,江苏,苏
州,21502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
【相关文献】
1.文化现代化视角中的伊斯兰复兴运动 [J], 田文林
2.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文化复兴的理论基础--恽代英文化现代化思想导论 [J], 谭献
民;肖光荣
3.“国学热”的兴起及其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启示 [J], 张喆;
4.“国学热”的兴起及其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启示 [J], 张喆
5.关于“国学热”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几点思考 [J], 支海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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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塑造：现代新思潮与中国革命思想
郭若平;凌承纬
【期刊名称】《中共党史研究》
【年(卷),期】2015(0)12
【摘要】《新青年》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和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期刊之一,在其存续期间,因以追求"新"的文化思潮和"新"的政治理念而塑造了一个时代。
《新青年》推动了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营造了思想解放的舆论气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译述与引介,造就了一代中共党人思想"新"的成长基础,奠定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新"的发展基础,准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新"的理论基础。
《新青年》塑造了一种"新"的思想理论生态,它的历史遗产构成了一种"新"的传统,成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宝贵资源。
【总页数】11页(P30-40)
【关键词】《新青年》;新思潮;中国革命思想
【作者】郭若平;凌承纬
【作者单位】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研究所;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231;K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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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一朵新葩——读《（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 [J], 李庆刚
2.铁凝《笨花》人物塑造与现代中国革命思想的互动 [J], 任慧群
3.现代新儒学思潮及其研究的基本估价——现代新儒学与当代中国学术讨论会侧记[J], 严书翔
4.深入开展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学术讨论会记要 [J], 顾伟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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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傅伟勋创造性诠释思想的内容主要含涉五个层次，即“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创谓”，其中层次之间各有次序，不可随意僭越。
这一思想有不同于其他诠释思想的理论特点，主要包括创造性的“误读”、对特殊方法论的一般性超越、辨证开放的学术性格和对化约主义的批判性。
创造性诠释思想是傅伟勋文本诠释和理论创造的方法论基础，其实质是对传统文化现代性重建的一种探索，以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傅伟勋；创造性诠释；传统文化；现代性重建一、创造性诠释思想的主要内容创造性诠释思想作为一种一般方法论的内容，自上而下共分为五个层次，即“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创谓”。
第三，“蕴谓”层次——“原思想家可能要说什么”或“原思想家所说的可能蕴含是什么”。
这一层次是对诠释理路的一种梳理，通过思想史上已经有过的许多原典诠释进路的探讨，发掘原典所表达的深层思想和义理，由此来发掘出更多层面的诠释蕴含。
“蕴谓”层次是一次系统性的诠释学经历，这一经历不但增加了诠释学者们的视野，还以相互了解主体性意义的可能义理蕴含代替了“意谓”层次的“诠释客观性”。
当然，在这一层次，系统的、历史的梳理依然停留在表层结构，我们并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矛盾，为了进一步解决问题，我们还需上升至“当谓”层次。
第四，“当谓”层次——“原思想家本来应该说出什么”或“创造的诠释学者应当为原思想家说出什么”。
在这一层次，诠释学者的任务是要通过思想史的探讨，中外哲学与诠释学的方法论研究，为原思想家说出他本应该说出的话，为他澄清表面矛盾，发掘其思想体系中的深层结构，发现终极义理，借以重新安排原思想家体系之中的多层意涵。
“当谓”层次指，原思想家应当说出什么？这里的“应当”当然不是指原思想家本人亲自说出来，而是诠释学者在发觉了原典或原思想家的深层结构之后，超越了“蕴谓”层次中诸多的诠释学进路，基本判定了原思想家的义理的根本和理论的实质，依次重新安排文本的脉络意义、层面结构等，提出自己的诠释洞见。
傅伟勋创造性诠释思想的文化现代性启示傅伟勋创造性诠释思想的内容主要含涉五个层次，即“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创谓”，其中层次之间各有次序，不可随意僭越。
这一思想有不同于其他诠释思想的理论特点，主要包括创造性的“误读”、对特殊方法论的一般性超越、辨证开放的学术性格和对化约主义的批判性。
创造性诠释思想是傅伟勋文本诠释和理论创造的方法论基础，其实质是对传统文化现代性重建的一种探索，以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标签：傅伟勋；创造性诠释；传统文化；现代性重建20世纪70年代，中国哲学的研究有了较大发展，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与世界交流的日益广泛，中国哲学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和冲击，这些矛盾的关键点集中在“中国哲学是否是一种真正的哲学”，即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哲学仅是一种“道德哲学”，而不是西方哲学式的“思辨哲学”[1]。
作为一个对东西方哲学都有着深入研究经验的学者，傅伟勋认为中国哲学有着相当丰富的哲学资料，它在形而上学、宗教哲学、心性论、伦理学等方面足以与西方哲学相抗衡。
但是中国哲学的问题在于一般方法论的缺失，在他看来，为应对西方哲学的冲击，中国学者必须打破传统德性之知重于见闻之知的片面看法，设法早日解决中国方法论的建立课题[2]13。
1972年，傅教授开始构想创造性的诠释学，并于1974年12月6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研讨会俱乐部上，作了以“创造的诠释学——道家形而上学与海德格尔”为题的演讲，首次公开这一方法论[3]18。
一、创造性诠释思想的主要内容创造性诠释思想作为一种一般方法论的内容，自上而下共分为五个层次，即“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创谓”。
第一，“实谓”层次——“原思想家（或原典）实际上说了什么”。
这是纯客观语詞呈现的阶段，关于这一层次，傅伟勋借用了英国日常语言分析学派的表达，即这是一种“习惯地只说出了口的语言活动”，它“约略等于发出具有某种意思与指谓的某种语句”。
在该层次，它仍停留在纯客观性的语词呈现状态，并表现为一种“朴素的原始资料”而已。
因此，诠释者在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便是对原典的寻找。
第二，“意谓”层次——“原思想家想要表达什么”或“他所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这一层次的主要关涉对原典的诠释，实行一种创造性的对谈，在傅伟勋看来，这种对谈应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即诠释者的主体性方面和原典本身的诠释方面。
首先就诠释者的主体性这一方面说，诠释者所需要的是一种如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所说的“随后体验”的态度。
即为了能够与原文作者更好“对谈”，并增加对原典的深刻了解，诠释学者还必须设法了解原思想家的生平传记、时代背景以及思想发展的历程等等。
这一层面的文本分析包括三种，即脉络、逻辑分析以及层面分析。
第三，“蕴谓”层次——“原思想家可能要说什么”或“原思想家所说的可能蕴含是什么”。
这一层次是对诠释理路的一种梳理，通过思想史上已经有过的许多原典诠释进路的探讨，发掘原典所表达的深层思想和义理，由此来发掘出更多层面的诠释蕴含。
“蕴谓”层次是一次系统性的诠释学经历，这一经历不但增加了诠释学者们的视野，还以相互了解主体性意义的可能义理蕴含代替了“意谓”层次的“诠释客观性”。
当然，在这一层次，系统的、历史的梳理依然停留在表层结构，我们并不能解决深层次的矛盾，为了进一步解决问题，我们还需上升至“当谓”层次。
第四，“当谓”层次——“原思想家本来应该说出什么”或“创造的诠释学者应当为原思想家说出什么”。
在这一层次，诠释学者的任务是要通过思想史的探讨，中外哲学与诠释学的方法论研究，为原思想家说出他本应该说出的话，为他澄清表面矛盾，发掘其思想体系中的深层结构，发现终极义理，借以重新安排原思想家体系之中的多层意涵。
“当谓”层次指，原思想家应当说出什么？这里的“应当”当然不是指原思想家本人亲自说出来，而是诠释学者在发觉了原典或原思想家的深层结构之后，超越了“蕴谓”层次中诸多的诠释学进路，基本判定了原思想家的义理的根本和理论的实质，依次重新安排文本的脉络意义、层面结构等，提出自己的诠释洞见。
第五，“创谓”层次——“原思想家现在必须说出什么”或“为了解决原思想家未完成的思想课题，创造的诠释学者现在必须践行什么”[4]10，即批判的超克层次。
通过与中外各大思想及其传统的互相对谈和交流，并将原思想家的思想放到当下的思想系统中，融合诠释学者自身的创造性思维，经过这种工作和交融，诠释学者应该可以培养出能为原有思想及其历史传统“继往开来”的新力量。
这五个层次可以说是一个从“依文解义”到“依义解文”的过程，从内容和结构上，这几个层次之间为诠释之间的依次递进关系。
二、创造性诠释思想的理论意蕴创造性的“误读”。
傅伟勋创造性诠释思想最有别于其他诠释理论的一点便是在“创谓”这一层次之中，在这一层次，诠释学者从批判的继承者转变为创造的发展者，从而真正体现出了傅氏所强调的“创造”意义。
原典诠释当然是创造性的诠释学的开始的一般方法和理路，但“创谓”层次有意的误读才最能体现出诠释者的理论突破性和文化的创造性。
潘德荣教授认为，傅氏的“误读”并非是将文本解释的痴人说梦，而是一种经过详细论证的“误读”。
它是对原有思想作了合乎逻辑的深化和发展，即通过有意的曲解，使理论体系内部的各部分阐述之间的矛盾、不协调之处和谐统一起来，使之成为基于某种理念而一以贯之的体系，或是对原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5]。
对特殊方法论的一般性超越。
在傅先生看来，哲学方法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一般的与特殊的两种。
其中，如黑格尔的辩证法、胡塞尔的现象学等与哲学家的思想创造为一体两面、不可分离的被认为是特殊方法论。
而一般方法论的目的在于为有意传承或创新哲学思想的学者提供一种可能性的思维方法或诠释进路，并不涉及特定的思想立场，如现代西方哲学界所熟悉的逻辑、语意学等等。
创造性诠释思想便是一般方法论的进路。
它的建构有赖于现象学、辩证法、实存分析以及日常语言分析等哲学理路，并将其中较为重要的特殊方法论进行一般化过滤，以及吸收了中国传统的考据、义理之学而形成。
创造的诠释学之所以构建为一般的方法论，也可以看成专为缺乏高层次方法论反思的中国思想传统，设法建构有高度适用性的一种方法论尝试。
辩证开放的学术性格。
辩证开放性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如源头活水一般的理论来源，使其不断完善自己、发展自己。
这也是傅伟勋创造性诠释思想与其他封闭、静止的诠释理论最大的不同。
首先，这种开放性体现于创造性诠释思想的具体层次之中。
就五个层次之间的工作关系来说，傅伟勋认为，“任何下层的解决方式的改变，都会辩证地催生上层的解决方式的再检讨”。
因此，创造性诠释思想的各个层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来不断改变、发展自己，具有历史性。
其次，这种辩证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当谓”和“创谓”层次之中，这也是创造性诠释思想与其他诠释理论最大的区别。
只有对前人进行超越，才能得到前人所未得到的理论，培养出为原有思想及其历史传统“继往开来”的新力量。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虽是不断发展和改变的，但并不是肆意的变化。
“创造的诠释学虽然重视诠释学的创造性，但绝不作主观任意的层次跳跃；虽不承认有所谓诠释的绝对客观性，却十分强调相互主体性的诠释强度与强制性。
”[6]45-46对文化化约主义的批判。
傅伟勋认为，以传统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即标榜德性之知重于见闻之知的泛道德主义立场，容易使人产生单元简易的心态，以化约主义的态度对待学理研究。
“传统的中国思想家急于获得实践性的结论，故对纯理论的知性探求无甚兴致与耐性，而在建立自己的思想时，也多半抓住大体，却抛落了重要细节。
所以我说中国学者容易变成‘笼统先生’。
”[2]32创造性的诠释学从“实谓”到“创谓”的五个层次，则要求学者从纯客观的语词呈现出发到根据客观文献对原典进行诠释，最后到学者创造性的诠释。
这样一种递进的诠释理路，在重视事实经验的基础上，以一种较为思辨的方式为传统中国文化提供了一种诠释方法。
这种诠释方法旨在修正德性之知重于见闻之知的偏差，进而促进中国学者纯理论的知性探求。
三、创造性诠释思想对传统文化现代性重建的启示创造性诠释思想是傅伟勋诠释文本和创造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傅伟勋不仅将此方法运用于对《道德经》《檀经》等原典诠释的研究中，而且还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论”“生命的十大层面与价值取向”等重要的思想理论，为解决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难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其中，“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论”旨在超越“体用”二元论的僵化模式，寻求中西文化的真正融合，以解决中外文化的关系问题。
“生命的十大层面与价值取向”则是将创造性的诠释思想运用于儒家心性论（尤其是孟子的性善论）而创立出来，以多元开放的心态和多层远近观的角度来诠释一种学术理论，弥补了化约主义的偏失，解决了古今文化的关系问题，以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因此归结起来，创造性诠释思想的实质和最重要的时代价值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重建的一种探索。
傅伟勋先生是一位“出乎中国哲学之外”而又“入乎中国哲学之内”的现代学人[7]，他一生都在追求的一个目标便是，怎样使中国传统文化真正走向世界，真正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因此，在保留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的同时，他用一种更加思辨和西方化的方式来对待中国哲学，使其更加国际化，创造性诠释学便是其中的一个成果之一。
创造性诠释思想为了弥补缺乏高层次方法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其实不仅创造性诠释思想，观其毕生的学术贡献，从中西互为体用论到顾及全面的多层远近观，其最终目的都是克服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局限性，为传统文化找到一条适合于现代发展，并促使其走向世界的道路。
对于如何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重建，傅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中国传统的考据、训诂之学已具有学问的规模，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谓”“意谓”“蕴谓”这三个层次上已达到了一定水平，但仍需继承和引进。
当代学者的着重点应放在“当谓”和“创谓”这两个较高的层次上。
对此，傅先生曾提出过自己的一些观点，首先，他认为，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的分际应该划清，以便哲学家与哲学史家能够分工合作，分别完成哲学的思想开创与纯学术工作的发展与深入；其次，当代学者应重新探寻中国哲学语言的得失所在，以便经由传统哲学语言之批判地继承设法创造合乎时代需求的哲学语言；再次，中国当代学者必须面对西方哲学的冲击，设法早日解决中国方法论的建立课题，在解释学、语言分析、比较哲学、后设理论等方面应多探讨；最后，当代中国学者必须关注哲学思想的齐全性、无暇性、严密性和明晰性，以便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