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族群意识的萌芽与生长

黑人族群意识的萌芽与生长（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美国黑人社会地位演进系列（二）人民教育出版社陈其20世纪的前四五十年，美国经历了“进步主义时期”、柯立芝繁荣时期、罗斯福新政时期和二战时期。

这是一段历史内容丰富、社会变动剧烈、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更加紧密的时期。

黑人作为非主流社会的次等公民，在这剧烈的变动中，继续为体现“自由与平等”的基本公民权，还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的权利而艰苦奋战。

一、进步主义运动时期：一等公民梦想的幻灭美国联邦宪法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条修正案的初衷，是在司法平等的基础上把被解放的奴隶融入到美国政治和社会中。

重建时期，美国政府中的共和党激进派虽作出巨大努力，但未能达到这个根本目标。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约有1000万黑人，其中五分之四仍然生活在南方，大部分以农业为生。

在城市里，他们也主要在矿山工作。

当然，也有一小部分黑人中产阶级企业家和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通过做买卖和把产品卖给黑人社区捞了几桶金，社会地位有所上升。

在这段时期，解放黑奴以来在南方初具雏形的种族歧视模式和种族肉体分离（physical separation）逐渐转化为法律认可的种族隔离和对黑人选举权的剥夺。

究其深层原因，是这一时期美国政治和文化领域中种族主义思想的泛滥。

黑人在新的环境下受到更致命的心灵伤害。

美国的种族主义思潮中最为恶毒的是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流派。

它认为黑人是“退化种族”（degenerated race），天性偏好邪恶、与犯罪和疾病为伍，命运决定他们在与白人的生存竞争中必败无疑。

白人种族主义者把黑人定性为无能力进行自我改善的人种，这就为压迫和忽视黑人的政策奠立了理论基础。

在文化领域，黑人遭到更为深厚的种族主义大众文化的凌辱。

在美国政治辩论和日常生活中，白人不断塑造出令人憎恶的黑人形象。

来自南卡罗莱纳州的联邦参议员本杰明·提尔曼（Benjamin Tillman）把黑人贬损为“恶魔”“野兽”。

托马斯·迪克森（Thomas Dixon）1905年的畅销小说《宗族成员》（The Clansman），把美国黑人典型化为“半孩子、半动物、神经冲动、一时兴致和奇想的变形”。

他甚至说：“黑人是一种生物，行尸走肉般地半夜吼叫、白天睡觉”“它们的语言中没有爱的词汇，一旦性起，它们的情感就如同老虎的狂怒”①。

北方城市里以黑人生活为基础的“黑鬼歌曲”（coon② songs）在剧院中火爆至极。

与内战前流浪乐师的演出一样，这些歌曲把黑人刻画为具有原始欲望的物种，只知食、色、酒和暴力。

黑人知识分子对白人种族主义理论持有不同的反应和策略。

进入20世纪，布克·华盛顿继续在黑人地位的改进和自我完善方面发挥他的影响力。

1901年，他的著作《从奴隶身份崛起》（Up from Slavery）是美国黑人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成功的经典自述。

为取得白人的理解与支持，他强调黑人要学习诸如节约、清洁和个人道德这样的价值观。

他的举动赢得很多白人、特别是具有进步主义思想的白人改革家的尊敬。

他的黑人支持者当然多是接近中产阶级的商业人士。

华盛顿建立了全美黑人商人联盟（National Negro Business League），在黑人社区中宣传黑人发展商业的美德，倡导黑人在工业化社会中的工业教育。

华盛顿还在南方黑人学校的资金问题上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公开场合，华盛顿坚持认为：“在社会平等问题上表现出的愤怒是最极端的愚蠢”。

但是，他还是在私下以个人名义向种族歧视和剥夺黑人选举权进行斗争，自己掏钱帮助黑人打官司。

他还向路易斯安那的祖父条款（grandfather clause）③、阿拉巴马州把黑人排除在陪审团之外、田纳西和佐治亚在铁路上的种族隔离发起挑战。

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黑人杜波依斯，却主张另一种斗争策略。

1899年他就出版了专著《费城的黑人》（Philadelphia Negro）。

该书讨论了黑人对费城政治生活的贡献、描述了黑人多方面的商业活动，从而否定种族主义中黑人的固有形象。

1903年，在《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一书中，他颇有预见性地指出：“20世纪的问题是肤色界限的问题”④。

他还撰写了大量有关黑人历史、文化、教育和政治的论文，探讨了黑人的“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概念。

他认为，黑人将永远在非洲传统和被同化为美国人的渴望之间承受压力与煎熬。

与华盛顿的根本不同点是，他不接受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社会价值观。

在他看来，植根于黑人民歌、宗教、音乐和历史中的精神激励比工业教育更为重要。

这本著作，标志着美国黑人首次明确提出美国黑人文化是黑人集体力量的源泉，是值得保存的遗产，从而唤醒和激发了黑人的独立自主的族群意识。

杜波依斯与支持者们联合起来反对华盛顿与白人的和解观点。

他们在尼亚加拉瀑布开会，宣布“任何仅仅建立在种族和肤色基础之上的歧视是野蛮的”，提出“保持男子汉的愤怒才是通向自由之路”。

尼亚加拉会议对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工会排除黑人、对黑人选举权和公民权的限制提出抗议。

1909年，在杜波依斯领导下，运动中的很多成员，包括具有进步主义思想的反华盛顿哲学的白人共同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全国黑人大会。

结果，一个新的、跨种族的组织出现了，称全美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⑤，著名哲学家杜威也在其中。

协会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清除种族歧视。

协会早期领导人绝大多是白人，而杜波依斯作为黑人成为国家官员和协会杂志《危机》（The Crisis）的编辑。

尼亚加拉运动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正是从1909年起，黑人斗争的方向发生转折。

黑人运动的领导人，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拒绝华盛顿的斗争策略。

他们开始越来越转向对黑人历史的研究，以此激发黑人对自己种族遗产的骄傲。

1915年，武德森（Cater G． Woodson）创立了黑人生活和历史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Negro Life and History）。

第二年，他创办《黑人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这是对黑人历史文化进行学术研究的主要出版机构。

这个时期的总统们在黑人民权问题上没有太大作为。

老罗斯福似乎是个机会主义者，他是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不断改变对黑人的态度。

比如在1912年的总统竞选中，为打破民主党对南方的绝对控制，求得黑人支持，他许诺了“南方有色人种终将获得公正”⑥的美好但空洞的愿景。

南方出身的威尔逊总统则是天生讨厌黑人。

但是在1912年的大选中，为获取黑人支持，他发誓用任何可能的办法“为推动黑人利益而努力”。

然而一旦当选，他就把诺言抛到九霄云外。

南方人掌控了他的内阁班子和国会，黑人地位因而有所下降。

在首都华盛顿，很多政府办公室实行种族隔离，反对者当场解职。

他的政策激起强烈反应，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即“种族隔离对黑人是最好不过的”⑦。

他标榜的“新自由”（New Freedom）遭到黑人的强烈批判，甚至主张黑人应自我完善的华盛顿都感到深深失望和心酸。

杜波依斯在《危机》上发表文章抨击威尔逊的政策。

1914年杜波依斯在哈佛的同学、更为激进的《波士顿卫报》编辑特罗特（William M Trotter）率领代表团到白宫，抗议政府部门中的种族隔离，并与总统发生激烈冲突。

总之，在进步主义改革热潮中，威尔逊实行的政府文职官员的种族隔离、全美范围内对黑人的私刑处死及攻击案件的急剧增加，使黑人成为美国一等公民的梦想基本幻灭。

但是，从司法角度看，最高法院还是为黑人地位的改善做出了贡献。

1910年至1917年间，最高法院分别利用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条修正案有关条文宣布债务劳工法（debt-labor）、“祖父条款”和居住区种族隔离法违反宪法。

另外全美有色人种促进会的成立，是黑人专业人士和白领阶级形成的重要标志。

二、一战和繁荣时期：黑人族群意识和势力的发展一战时期是美国黑人在美国本土内迁徙规模增大和族群集中迅猛的时期。

战争带来的经济机会，进一步激起农业南方地区黑人向北方城市的移民浪潮。

1914年至1920年间，约30万到50万南方黑人离开家园迁往北方。

北方城市中的美国黑人社区增长迅速。

芝加哥的黑人人口增加了两倍，底特律增长了五六倍，纽约的增加近50%。

到20年代，近40万黑人在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伊利诺依州定居。

其中绝大多数集中在纽约市、费城和芝加哥。

1920至1930年间，纽约市的黑人人口增长一倍多。

由于劳动力缺乏，北方工厂管理者把新来黑人吸收到正在扩张的工业中心。

但黑人从事的行业基本上局限在建筑工、清洁工、搬运工或其他低工资工作，很少有人能干上高工资的熟练工种。

引起黑人移民大潮的另一原因与南方对黑人的私刑处死（lynching）和其他种族暴力有关。

但暴力并不仅仅局限在南方。

美国历史上两起最恶性的种族骚乱发生在北方。

1917年，在伊利诺依州的东圣路易斯（East St． Louis）一群白人攻击了黑人，杀死至少200名黑人。

1919年，芝加哥白人发动反黑人暴乱，在大街上的烧杀和冲突中黑人亡23人，白人15人死。

尽管黑人主要是受害者，而非肇事者，但这两个地方的政府把骚乱的全部责任归咎于黑人。

当时有人要求威尔逊总统对此进行联邦干涉或调查，但被总统拒绝。

在芝加哥街头被追杀的一位黑人老兵责问道：“难道我在法国10个月的兵役一文不值？难道民主只是一种空洞的情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在美国军队中种族主义也颇为盛行。

黑人士兵被分配到隔离的军事单位。

他们根本进不了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大部分只能担任厨子、洗衣和码头装卸等工作，并忍受着侮辱和暴力。

南方白人军官对黑人格外残忍。

黑人还受到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白人普通民众的敌意。

他们营地附近的白人餐馆拒绝向他们提供服务，剧院不许他们入场。

最丑恶的一幕发生在1917年德克萨斯州休斯敦。

当时黑人士兵由于受到地方种族隔离法的侮辱和虐待，杀死7名白人平民。

在不允许上诉的情况下，军事法庭处死了13名黑人士兵。

一战期间，20多万美国黑人在法国服役，但由于得不到信任，只有五分之一参加了真正的战斗，而白人士兵的比例则是三分之二。

但是，黑人的族群意识通过战争服役和战时服务得到进一步增强。

当时黑人积极参军、勤勤恳恳担任志愿工作，同其他族群一样对美国忠贞不二。

尽管在国防工业中存在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几乎所有黑人都乐观地预计这场战争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芝加哥保卫者》建议：“如果我们再次表现出我们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和奉献，这些不公正将会消失，引起抱怨的基础将不复存在”。

杜波伊斯甚至要求黑人在战时与白人战友宽容和解，同协约国一起为民主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