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漏洞评估分析报告_情况报告制度漏洞评估分析报告根据《国土资源系统开展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年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我局对查找出的权力关键点、权力运行的风险点及制度漏洞，开展评估分析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一、以工作重点领域为依托，查找权力的关键点、权力运行的风险点我局围绕《国土资源系统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年活动实施方案》的要求，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广泛征求机关内部、人大代表、服务对象等方面对我单位工作重点领域的建议和意见，并进行梳理，主要是在用人权、审批（预审）权、处罚权、监督权等方面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易发多发，主要表现在：1、领导岗位”三重一大”即重大事项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及分管工作等方面存在的廉政和履职风险及问题，产生权力的关键点；2、用人机制不够健全，工作岗位缺乏流动性，重要岗位长期由同一人任职，极易造成各种问题的发生，产生权力的关键点；3、利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为用地单位将土地调整为其期望状态，产生权力运行风险点；4、土地审批（预审）过程中，从中捞取不义之财，产生权力运行风险点；5、是用地单位不按规定缴纳相关费用，不履行追缴义务，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产生权力运行风险点；6、是土地执法环节中，在测量违法用地面积上，随意减少违法用地面积，产生权力运行风险点；7、是违法用地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随意性大，产生权力运行风险点；8、征地补偿环节中，对补偿费的发放监督不力，产生权力运行风险点。
二、统筹安排，查找权力运行制度漏洞权力运行制度漏洞查找坚持清理与审查相结合。
对反腐倡廉23项制度进行了全面清理和审查，重点围绕”两权”运行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相关制度进行清理审查，按照”分权制衡、监督制约、公开透明”，提出”立、改、废”意见，对不适应工作需要的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对过于原则、不便操作的进一步细化，下一步将对《**区国土资源局重大事项民主决策制度》、《**区国土资源局集体会审制度》、、《**区国土资源局会议、学习制度》、《国土资源局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进行完善、修改；对《**区国土资源局诫勉谈制度》、《国土资源局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区国土资源局干部轮岗制度》进行细化；建立《征地拆迁违法违规行为责任追究办法》、《”三重一大”议事规则》2项制度。
三、发生权力运行关键点、风险点的原因分析国土资源管理领域发生权力运行关键点、风险点的原因是：1、个别人思想不够端正。
表现在忽视政治学习，放松世界观的改造，法制观念淡薄，责任意识差；对事情擅自处理，玩忽职守；思想观念转变不到位，办事效率低下，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2、管理体制不够完善，系统内部管理机制、监督机制不健全，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手段；3、监督机制不够到位，监督监察工作不规范，在思想认识上有偏差，存有消极抵触情绪，认为上级监督是”不信任”、群众监督是”找茬子”，”同级监督是不团结”；4、用人机制不够健全，工作岗位缺乏流动性，某些重要岗位长期由同一人任职，有些工作从开始准备到最后验收都是相对固定的一批人，极易造成各种问题的发生。
四、健全制度体系，规范工作行为针对查找出的权力关键点、权力运行的风险点、权力运行的制度漏洞，加强对重点人员和重要环节的制度建立、健全、完善、创新，形成用制度规范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
（一）建立健全运行类制度体系，规范工作管理。
一是完善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制度。
修订、完善了党组议事规则和局长办公会议制度、廉政谈话、述职述廉、民主评议等制度规定，防止权力失控、行为失范、决策失误。
凡”三重一大”事项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推行主办部门辅助决策、”一把手”末位发言制，确保决策民主、科学。
二是完善土地执法管理制度。
制订、完善了执法人员工作制度实施意见，推行重大涉土事项集体审批和重大案件集体审议制，加强对土地执法行为的考核监控和制约，不断完善执法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进一步规范了行政收费和行政处罚，减少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有效缩减办事程序，用制度规范工作行为。
三是完善行政管理制度。
()制定实施后备干部管理办法、财务管理办法，大宗物品采购监督制约办法。
人事管理上实行竞争制、交流制、任期制，建立起透明、合理的人、财、物管理制度体系。
（二）建立健全责任类制度体系，推动工作开展。
一是完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通过对党风廉政建设任务进行分解，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等形式，构建党组（领导班子）负全面责任，”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分工负责，部门”一岗两责”的责任机制，进一步明确了工作任务、责任部门、责任人和完成时限等。
二是完善国土资源服务责任制。
全面推行服务承诺制、首问负责制、延时服务制、预约服务制等工作制度，以制度规范服务项目、内容，严明工作纪律，强化服务责任。
（三）建立健全追究类工作体系，促进工作落实。
一是修订完善综合考核办法。
推行综合考核，涵盖全面，量化标准，综合运用。
将制度落实情况、职责履行情况、工作开展情况等纳入综合考核范围。
二是开展党风廉政责任制考核。
建立完善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考核追究办法，丰富考核内容，完善考核方法，综合运用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廉政谈话、效能监察等方式，定期考核与年终考核相结合、评议与测评相结合，对不落实、落实不到位的严格按规定追究责任。
三是完善执法过错追究制。
对执法过错追究办法进行修订完善，对发生过错的及时追究责任。
时，这种影响也的确是根本性的。
这一点对于像伦理学这样具有强烈实践性品格（康德的所谓“实践理性”）的知识体系来说尤其明显。
但人类生活实践的变化在理论或知识层面上的反映并不都是直接“镜像”式的，毋宁说，这种反映更多的是过程性的、渐进式的。
因此，我们在讨论二十一世纪的伦理学发展及其研究范式转型的时候，采取了一种我们自认为还算慎重的学术姿态。
我们只是选择性地讨论了现当代伦理学理论发展的几个值得注意的侧面，并力图通过这些侧面展示当代伦理学研究范式的某些明显变化。
比如说，制度伦理和政治伦理的研究取向；元伦理学的技术发展及其学理效应；当代生态环境伦理研究中所遇到的“环境正义运动”的新挑战；以及作为个案的现代宗教伦理的理论关切点；等等。
当然，我们也试图从某一视角对当代伦理学发展和研究的整体趋势发表我们自己的审视。
总之，我们没有刻意地追求某种程式化和总体化的谈论方式，而仅仅是通过表达我们自己的理论感受和判断，引起学界同志的关注和讨论，权作抛砖引玉之言。
本期主题研讨主持人万俊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人类的知识增长与其物质文明的进步总是相辅相成的。
但这是否意味着作为体系化的知识学科、尤其是像诸如伦理学这样的经典人文学科，也会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展而产生根本性的知识结构或知识范式的转变？对此，人们一直存在着不尽一致的看法。
确切地说，人们看法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会发生这种转变，而在于这种转变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转变？其转变的程度或性质究竟如何？很显然，人类的知识增长与知识积累常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不同只在于观察者或评估者所站的学术立场或理解意图。
通常说来，对于像伦理学这样的经典性人文学科来说，人们更看重其知识积累方面而非其知识增长方面。
这是因为，一方面，学科知识的经典性或权威性主要源于其知识积累性效应，而道德伦理本身即是人类价值意识和价值规范的文化积淀，因而，作为以其为研究对象的伦理学知识也具有传统积累性的特性；另一方面，在人类社会的实际生活中，道德伦理本身、以及作为其知识形态的伦理学的改变，往往具有特别明显的（相对于其他文化现象和知识体系而言）文化敏感性。
这就是说，人们常常容易把道德伦理和伦理学知识的改变，看作是某个时代和某个社会发展重大文化价值转型或秩序变动的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文化症候。
与之相对，对于像经济学这样一些现代性的社会科学和诸如技术物理一类的现代技术科学来说，人们看重的则是其知识增长效应。
原因在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对于这些学科有着远为急迫和强烈的工具性实用价值的需求。
这一点正是为什么现代社会特别强调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重要理由之所在。
可是，知识技术的创新与知识本身的积累是无法断然分离开来的两个风火轮，缺其一，则无其二。
这是永远存在于传统经典学科与现代技术学科之间不可忽略的源流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知识的门类区分并非源自知识生产本身，毋宁说知识类型学的根源在于人类生活世界和生活方式本身的多样性。
知识之源在于人的生活实践。
我们不能说，哪一门知识学科比其他知识学科更为重要，但生活实践本身的运行规律和价值指向，肯定会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使得一些知识学科比另一些知识学科显得更为突显，因之其知识生产或增长的速度也更快一些。
这种知识增长方式的变化，同样是由人类自身的生活实践需求所决定的。
但是，当某一生活实践发展与之相应的知识增长突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对某些其他相关实践和知识条件的要求。
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社会经济生活经验的迅疾增长，似乎也到了这样一种需要其他知识条件支援的时候，伦理学就是这种被需求的友邻知识学科之一。
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经济中心、文道边缘。
也许这样的描述并不确切。
“经济中心”不假，但“文道边缘”则不能一概而论，尤其是当我们把所谓“文道”不只是理解为经典意义上的文、史、哲一类传统文科知识，而是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科学的话。
比如说，经济学、法学等“文道”就非但没有被边缘化，反而是借助经济中心和社会改革的热潮而变显赫起来，成为当今文道的中心和热门。
而且，当社会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即：经济自身的结构性变化不仅突破了原有的框架，而且也已经处于新的结构性重建，包括经济制度和秩序的重建的关键时期，这时候，社会法制（政治）秩序的重建就成为其能否取得最终成功所必需的制度条件之一，进而，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重估和重整也就紧接着成为社会改革目标得以达成的充分必要条件。
换句话说，社会法制秩序和社会伦理秩序是建立并确保社会经济秩序良序运转的充分必要条件。
如果说，在社会经济改革初期，思想理论和道德价值观念的解放更显迫切和必要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彻底，它对于社会政治法制和道德伦理的条件支援或支撑的需求就会变得日益高涨和急迫。
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公共权力管理者的国家政府制定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国策。
作为现代公共社会的治理方式，德与法既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范围、层次和功能，又具有共同的或相似的治理目标，这就是为社会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乃至为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重建规范和秩序。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伦理学理论或知识的研究开始发生悄悄的然而却是十分重大的范式转型。
这一范式转型的重要标志和特征之一，就是作为现代规范伦理学之优先目标的社会制度伦理研究日趋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