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1938年英国公众舆论、和平运动与夕卜交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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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1938年英国公众舆论、和平运动与夕卜交决策

作者：史林凡

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17年第03期

[摘要]20世纪30年代，英国一些典型舆论事件的真相是复杂的，不宜简单地被视为绥靖政策的民意基础。面对接踵而至的国际危机，活跃的英国和平运动出现严重分裂，并成为其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虽然英国和平运动的主流拒绝“绥靖化”，但英国宪政体制的弊端和张伯伦内阁决策的高度封闭使抗击法西斯侵略的舆论呼声无法体现于外交政策中。

[关键词]公众舆论，和平组织，和平运动，外交决策

[中图分类号]K15[文献标识号]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6-0065-08

因《公众舆论》一书闻名的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曾言：

英美两国和平主义者的说教和活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他们导致本国军备建设落后于德国和日本。他们促生了绥靖政策。

“二战”后，中外不少学者认为30年代和平运动与英国绥靖政策的形成之间存在重要关联。一些舆论事件被视为民众反战的典型表现，如1933年春牛津大学俱乐部模拟辩论会的决议“本议院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和1933年秋东富勒姆补缺选举结果。它们喧嚣一时，在学界却久有争议，其原委值得细心考辨。另外，在保守党政治家的回忆录里，1934年至1935年的“和平投票”也被指责为英国重整军备和对抗法西斯的绊脚石。国内虽有学者指出“和平投票”没能对英国外交产生实质性影响，但仍未充分揭示其体制性根源。

论及30年代英国和平运动失败的原因时，下述看法颇具代表性：当时的和平主义者是空想家，严重脱离社会实际；他们的和平主义信仰与公民权利义务之间发生了严重冲突，处于两难选择之中。事实上，不少维护集体安全制度的主张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只可惜被英国政府弃之不用；当国家面临反侵略战争，并非所有和平主义者都会遇到所谓的两难选择，只有极端的和平主义者会为了信仰而拒绝履行军事义务。

在此，一些关键问题需更为明确地回答：30年代英国和平组织是否都无原则地反对一切战争？若不是，谁是和平运动的主流？代表着民意的主流，它却无力在实质上影响外交决策，体制性原因何在？本文拟围绕公众舆论的复杂性、和平运动的分裂和政府决策的封闭性作一简略探讨。

一、复杂的公众舆论 龙源期刊网

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有时表达的是多数派的观点，有时却是大事声張的少数派观点，但它很少是全体公众的共同看法。30年代有两种性质迥异的反战舆论：一种是群众自发的对于战争的厌恶和恐惧；另一种是英国的《泰晤士报》《观察家报》，法国的《法兰西行动报》《巴黎回声报》之类的报刊，它们实际上是右派的喉舌，用战争的恐怖恫吓人民，为推行绥靖政策制造舆论。

公众舆论缺乏一致性，常相互冲突，且变动不居，易大幅摆动。因此，严格讲，公众舆论是特定时间和条件下部分公众针对某一具体问题所表达出来的看法。不过，即便如此界定，精确测评公众舆论依然困难，其原因还在于测评手段本身的局限性。当那些未经表达但确实存在于公众心中的看法以行动而非言语体现出来，且这样做的公众足够多时，舆论专家事前的预测很可能出现大偏差。尽管公众舆论有这些特质，但在它被高度重视甚至扭曲的30年代，和平组织、英国政府并未减少对其进行塑造和管控的努力。

首先，1933年2月9日牛津大学俱乐部“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决议与其说反映了民众对战争的忧恐，倒不如说反映了他们对“国王和国家”的不信任、对“一战”正义性质的幻灭感和经济大危机中英国社会空前的怨怼。

本质上，这场模拟英国下院议事规程而举行的辩论会是民众在与政府争夺重构战争记忆的主导权。“一战”中，“为了国王和国家”曾是英国战争动员的响亮口号。1920年，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无名勇士墓落成，墓志铭继续掩盖“一战”是帝国主义之间争霸战的实质，吹捧英国将士是：“为了上帝，为了国王和国家，为了所爱之人的家园和土地，为了正义的神圣事业和全世界的自由。”但“一战”后长期的经济低迷、大量的失业工人、失望的退伍军人以及动荡的局势使人们逐渐清醒。1930年，在伊尔福德（Ilford）地区的集会上，有人高声演讲：

无论是在停战纪念日里，还是在各种俱乐部里，抑或读报时，只要听到和看到“大战光荣”的论调或字眼，我都会说上一句：“遭天谴的光荣！”

此言一出，掌声一片。在1934年停战纪念日之夜，格林上尉的谴责更为严厉：

1914年，我和数以千计的青年人，情绪高昂，怀着援救可怜的比利时的信念奔赴战场。今天，我们清醒了很多。这都是谎言。更糟的是，我们当时竟然相信了。我们被有权有势的人玩弄了。

以此背景看，“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决议对英国政府掩盖“一战”根源和性质的行为着实是个打击。执掌权柄的保守党政要不但没有自省，反而曲解民众的愤懑和悔悟之辞，将之标榜为绥靖政策的民意基础。温斯顿·丘吉尔虽是绥靖政策的主要反对者之一，但他对“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评论同样暴露了英国统治阶级的狭隘和自私。丘吉尔认为这个决议“真够丢脸”，使其他国家“深深感到英国已萎靡不振”了。在他看来，“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就是不爱国，就是失去了战斗意志。 龙源期刊网

逻辑上，“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人不一定是反战者，他有可能为了抗击法西斯、不经国家组织甚至违反政府法令而自愿投入战斗。事实上，“萎靡不振”的是英国统治阶级而非那些明辨善恶的民众。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次年2月，英国加入不干涉委员会，明令禁止本国民众参战。但仍有2500名英国人参加国际纵队，并在1936年12月组成英国营，舍生忘死，支持进步的西班牙共和国。他们来自英国各个行业和阶层，不乏社会上层人士。两年内“有1762人受伤，562人阵亡，营长换了11任，政委换了10任。……他们的参战动机其实很简单：不满本国政府的绥靖政策，为了打击法西斯，阻止即将爆发的欧洲大战。幸存者的大量访谈和回忆录足以证明这一点”。他们投身西班牙战场，自然“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

据马丁·西代尔（Martin Ceadel）考证，牛津大学俱乐部的模拟辩论本不值得人们关注，只是因为英国报纸盈利的需要才被炒成了重大新闻，进而为解释英国无力约束希特勒提供了简明易懂的辩词；丘吉尔之所以要編造这份决议对希特勒产生重大影响的神话，是为了败坏牛津大学俱乐部的声誉。1933年，著名作家和讲师西里尔·乔德（Cyril Joad）的演讲很有煽动性，使“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动议以275票赞成、153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但此后，牛津大学俱乐部多数成员的态度渐有变化。1938年11月10日，初衷不改的乔德再来辩论时，“国家之间爆发战争，时而有正当理由”的动议却得到176张赞成票，反对票只有145张。可见，用1933年牛津大学俱乐部的决议去指代30年代英国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民意难免以偏概全；拿它去推测1935年后英国绥靖政策的民意基础，会有刻舟求剑的风险。

其次，1933年秋东富勒姆选区的补缺选举结果被不少学者用作英国民众厌战的证据，这与首相鲍尔温的狡辩不无关系。1936年11月12日，他在下院演讲，认为当年这个席位被工党夺去，“完全是因为和平主义者”；他还说，“当时富勒姆选区表达出来的情绪在全国很普遍”，而且随后两年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使英国政府得不到重整军备的民意授权。但实情并非如此。

1933年，东富勒姆的议席只是保守党力保不失的40个席位之一。从全国范围看，不仅大多数议席被保守党重新获得，而且有些选区的保守党候选人恰因支持重整军备而当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东富勒姆地区的席位都处在边缘地带，没有特别重要的价值。时任财政大臣的尼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有家书可佐证：

富勒姆让首相非常悲伤。但我得承认，此事丝毫没有让我辗转反侧。媒体都把失败归咎于住房问题和关于战争的谎言。无疑，这都是导致保守党失败的因素。我有一位朋友曾在富勒姆和一位街头演讲者聊天。他告诉我真正的攻击是财产调查。

英国学者理查德·海勒（Richard HeHer）研究了补缺选举的全过程，认为把东富勒姆选举描述成和平主义者的选举的任何做法都是错误的，选民之所以抛弃保守党而选择工党，是因为：

在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上，工党给出了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对自由主义者和独立选民来说，这可能意味裁军。但对大多数富勒姆选民而言，这几乎肯定地意味着住房、食品价格和就业。 龙源期刊网

也就是说，保守党败在了民生问题上，而非败在提倡重整军备上。1936年，鲍尔温在下院重提三年前东富勒姆地区的选举结果时，1933年当选的工党议员已经离开下院了。但他为何要重提旧事？用意很明显：掩盖保守党败选的真正原因时不用担心遭到质疑和反对，并让选民充当重整军备不力的替罪羊。

再次，以1934至1935年的“和平投票”为例，来论证和平运动为绥靖政策的形成奠定了民意基础，也颇为不妥。“和平投票”的主要组织者是国联协会（League of Nations Union），其宗旨是力促英国民众衷心支持国联，力促英国政府按《国联盟约》处理外事。但30年代初，因远东危机、日本德国相继退出国联和世界裁军大会屡陷僵局，国联权威受挫，声誉日衰。由于害怕履行盟约义务，英国时常绕开国联，与其他大国私下寻求妥协。此间，对国联感到失望的民众越来越多。国联协会（LNU）会员数量从1932年开始减少，财政收入也从1932年的399931英镑锐减至1933年的29975英镑。

国联协会（LNU）试图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唤起民众对国联的支持，改善自身财政状况，并通过舆论来胁迫英国政府改变政策。它的宣传导向性很明显，使“和平投票”更像一场社会动员，而非科学的民意测验，就连其领导人菲利普·诺埃尔一贝克（Philip Noel-Baker）也承认这一点。为了鼓动民众，国联协会（LNU）没有考虑抽样方面的事情。填写问卷并及时交回的都是那些愿意合作的民众。反对者或没有收到问卷，或拒绝作答。所以，投票结果更多反映的是国联协会（LNU）的宣传成效，并非对公众舆论的准确评测。另外，从技术角度看，现代民意测验专家总要把偏见的影响减至最小。1934年时，相对客观的民意测验手段尚处于萌芽状态，直到1937年才初步在英国运用。因此，把“和平投票”视为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公决或民意调查，有拔高其意义之嫌。

“二战”后，有政要说30年代英国政府在对外强硬之前，一直在等待舆论转向。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和平投票”历经15个月，从宣传的成效看，约有1163万人投票，95.9%的受访者赞成英国留在国联内，86.8%的受访者赞成联合起来对侵略者进行经济及非军事手段的制裁，58.7%的受访者赞成必要时采用军事手段制止侵略。在军备问题上，90.6%的受访者赞成用“国际协定”来实现全面裁军，82.5%的受访者赞成根据“国际协定”来实现全面废除各国陆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也就是说，在国际协定缺失的情况下，他们不要求英国单方面裁军。

二、分裂的和平运动

从最基本的含义上讲，和平运动是维护和平、消弭冲突、制止战争的社会运动，其参加者是任何以此为目标的个人、团体或机构。但在维和止战的方式上，英国和平运动一直是分裂的。很多人认为反击战争必须使用物质力量，包括最后使用军事力量。他们拥护《国联盟约》和集体安全制度，加入或支持国联协会（LNU），赞成强力制裁和反侵略战争，是“可战派”，如丘吉尔和工党领导人艾德礼。与之相对，有数量可观的英国人信奉古老的和平理念，即基于宗教和伦理等方面的考虑，在任何情况下都谴责和反对战争，而不考虑战争的性质和目的。面对危机和冲突，他们放弃制裁和反击，过于强调合作的重要性，以致不断妥协退让，是“弃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