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高考上海语文卷标准答案

20０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语文试题(上海卷）答案详解

一、阅读 ８0分

(一)阅读下文，完成第1－６题。（17分)

⒈【参考答案】只关注自己的研究方向、方法与立场的人（程度1分,关注点1分)ﻫ 【考点】理解文中重要概念的含义 能力层级要求 Ｂ

重要概念指准确把握文意时必须理解的概念。要注意这些概念在文中的具体含义。

【解析】通过分析综合全文很容易看出“死抱一隅之见的人”具体指的是什么人。

⒉【参考答案】Dﻫ 【考点】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义能力层级要求 Bﻫ 重要句子指对理解文章起重要作用的句子。考查重点是内涵较为丰富的句子,极富表现力的句子，结构比较复杂的句子。ﻫ 【解析】准确地把握文中重要词语的含义，综合分析理解在四项选择中选出一项符合题意的选项。ﻫ⒊【参考答案】大学轻基本课程,求专精与研究的美名（一点1分)

【考点】筛选并整合文中的信息能力层级要求Ｃﻫ重点考查辨别、筛选并整合重要信息的能力。重要信息包括文章的基本观点，以及最能表达文章主旨和作者写作意图的语句等。

【解析】就是本段的第一、第二句话，概括后便是。

⒋【参考答案】⑵“真正的精通”与“做深刻的专门研究”照应,“广泛的博通”与“正当地应付复杂的人生”照应,根据后者的并列关系可以判定：作者主张要“广泛的博通”,“真正的精通”虽然程度较深,却不是作者要强调的,据此判断。（选项1分,答对一点理由即得2分）

【考点】正确使用词语(包括成语)能力层级要求表达应用 E

正确理解词语(包括成语）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并能正确使用。ﻫ 【解析】在两项中选出一项并进行分析，这是关联词语的运用,在一定的语境中，分析运用。

⒌【参考答案】( 5分)培养“通人”，有利于追求学问的全境，有利于做一个“十足的人”,有利于青年的长远发展，也符合二十世纪的时代需求。（一点1分，两点3分,三点4分）

【考点】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能力层级要求:分析综合 C

作者的观点态度，有的直接表述，有的间接表述;有的集中,有的分散；有的明朗，有的含蓄。要求能够筛选和辨析，并加以分析概括。ﻫ 【解析】对原文充分阅读,分别找出作者说明培养“通人”的重要性。ﻫ⒍【参考答案】鲁迅是我们中国文坛、教育、乃至是革命上,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哲学领域有杰出贡献，在数学等领域也有独到发现，所以他是“通人”。（一点2分，两点3分） 【考点】概括运用ﻫ 【解析】对原文的理解和把握然后熟练地运用文中作者对“通人”的表述复制到这几位人物身上。ﻫ 【文本分析】按照惯常的说法，这是一篇议论文。中学语文讲议论文,有两个最重要的知识，一是议论文三要素:“论点、论据、论证”；一是议论文基本结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议论文三要素的解释是：议论文写作，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论点,然后围绕论点收集材料,最后用材料论证论点。很少有人质疑这样的解释,其实它和议论文基本结构的定义正好相反。这就发生了一个疑问：议论文的写作究竟是始于问题还是始于观点?如果说议论文可以始于“正确的观点”，这无疑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也不是。人们总是首先在社会实践中发现问题，为了解决问题而去收集材料,从对材料的研究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最终形成正确的观点。这就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然而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教学思想如何能长期相安无事？事实上人们甚至觉得“三要素”的方法更方便教学,这是为什么?这是中学语文没能解决，甚至也从来没想到要解决的问题。大学语文要么放弃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这样本来就并不科学的文体划分，要么就正视这一划分所带来的种种问题。ﻫ 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只是一种方便教学的文体划分，实际上有很多问题尚无人进行过研究，比如这些文体的阅读与写作,就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思维方向。在议论文的阅读教学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完成的文本,在这个文本中，论点、论据、论证呈清晰显示,从论点入手，把握课文的基本思想,然后寻找围绕观点而组织的论据材料,并揭示这些材料论证观点时所采用的方法，这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问题是一定要把阅读学和写作学区别开来,在阅读教学中正确的东西，到写作教学中可能恰恰是错误的。在写作过程中，文本只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在此之前还有大量的文外功夫,作者为了得到写作所需的正确观点，需要进行长期、艰巨、大量的研究、探索工作。以《专家与通人》为例，雷海宗关于高等教育要培养“通人”而非“专家”的思想，并非在拿起笔来写这篇文章时才有的。以他个人的经历说，1922年他清华毕业后，公费留美,主修西方历史,1９27年获博士学位后返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当时校内一些史学“专家”以己度人,认为他既专修外国史,自然就不通中国史学,雷海宗也不屑于争辩，而是通过开设中国史课程，发表中国史文章，大得史学界好评,甚至誉满全国，用这些事实回击了那些“专家”。这件事一定对他形成“专家与通人”的想法大有影响。

从国内教育界方面说，20世纪30年代,一些在西方大学受过良好教育的归国之士,看到了过于重视专业培养的弊端,大力呼吁通识教育。比如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早在担任教务长时就提出大学本科四年的课程应当按“先通后专”来设置。１9３１年他当校长以后,进一步主张:“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抗战时期，他发表了著名的《大学一解》,更加鲜明地提出“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通重于专”。和梅贻琦一样,蔡元培、胡适、冯友兰、潘光旦、朱光潜等人也都具有这种“通识教育”思想，这不会不对雷海宗发生影响。

而且，真理总是在争辩中发光的。“通识教育”的思想,在当时也遭到多方面的反对意见。

首先是学生的反对。1９33年清华大学为了贯彻通识教育思想，推行“大一共同科目”、文理法三院不分院系的重要举措。这本是为学生的根本利益着想，然而当年的清华学生大多数不满意，1935年后的几年,“一年级学生都给学校写过信,请求废止这个制度,他们的理由也有两层：第一,专门训练早一年，该是切实些。第二，勉强学生修习没有兴趣的科目,徒劳无功。他们是为专门训练来的,却学些无关的科目，又学不好白费时间，是很可惜的。他们甚至觉得大学一年级好像只是高中的延长。”对此校方和一些教师对学生进行苦口婆心的开导，也有严肃的批评，比如朱自清就曾批评学生说:“学生的理由却不充分。大学教育应注重通才，不应该一味注重专家。……学生倘若只需要专业训练就满足，他们应该到专科学校去。”ﻫ 其次,一些教授也有不同意见。据冯友兰回忆:“当时教授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哪一种人呢?是通才呢？还是专业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学生们都学一点关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总名之曰人文科学。如果是专业人才，那就不必要有这样的要求了。这个分歧,用一种比较尖锐的提法,就是说,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两种主张，各有理由,屡次会议都未能解决。后来，折中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为主,三、四年级以专业为主。”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说：“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学家们希望高度专门化,他们希望学生在第一年中就开始接受专门课程。我们教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同寅却希望晚一点开始专门课程,要多授一些普通课程。结果,经过一番折中妥协，才算解决。但是结果双方都认为不满意。”尽管主张通识教育的一方把问题提到“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的高度，但仍然不能说服持反对意见的人，最后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

第三,政府也有反感。上一部分提到，抗战之初,当时的国民党教育部还是主张大学教育应该以“通才与专才之教育”兼重的，但是随着抗战的深入,越来越急需技术方面人才,于是就把教育方针修改为以“实用科学”为主旨的专才教育。更不用说,当时潘光旦等人是把这个问题放在宏观的背景上来议论的，认为要造就通人，首先就要发展自由人格，要发展自由人格，就必须建立民主政治。更有反对学生入党(国民党）的主张,认为不利于发展自由人格。这就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国民党政府,难怪会让政府感到强烈不满。ﻫ 正是有了自身经历、同仁呼应、校园内外激烈争论、抗日战争的形势,才使得雷海宗这篇文章有的放矢，具有“凌厉逼人”的气势。假如不了解文章写作前的这些准备，仅仅限于文本的阅读，就得出作者“首先有一个正确的观点”的结论,甚而至于把阅读教学的文本想当然地转换成写作文本，让学生学习这种“首先有一个正确的观点,围绕观点收集材料,最后用材料证明观点”的写作方法,这样的写作训练，必然导致学生思想的肤浅,甚至造成唯心主义思想方法盛行。所以，提供文本以外的资料，研究议论文论点的形成过程,这应该是大学语文教学参考书的一个重要内容。

⒈中国现代大学的理念培养和制度建设，是２0世纪三四十年代教育界学者教授共同关注的大问题。不少人──多是教授又兼大学行政职务者，如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冯友兰、潘光旦、朱光潜等,均发表了有关文字,表达了很多真知灼见。特别是在大学之通才教育方面,议论很多，在实践上也有宝贵的探索和尝试。其中,尤以雷海宗这篇文章引发的震动为甚,时人和后人均以其在当时学术界和教育界“轰动一时”、“掀起轩然大波”形容之。可见其观点鲜明,眼光独到，批评犀利，切中要害。

⒉文章首先指出,“专家”一语流行,成为时髦和大学求学者追求的目标，“可说是今日学术界的最大流弊”。然后辨析了学问各科与学问全境的关系，指出学问“是一种对于宇宙人生全境的探索与追求”，“人生是整个的,支离破碎之后就不是真正的人生”,“若欲求得彻底的智慧，就必须旁通本门以外的知识”；凡有划时代贡献者，无一是“死抱一隅之见的人”，如牛顿或达尔文,“他们是专家,但又超过专家；他是通人”。于此拈出“通人”一义。ﻫ ⒊我们看到,作者对所谓“专家”实无好感。他尖锐指出“专家”“实际并非一个全人”,实患有“精神上之残废”；即便单就学问而言，某一领域的专家对学问“若真欲明了，却非注意全局不可”。作者又抨击了当日学术界崇尚专家之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除做专家外,也要做“人”，做一个十足的人──在一般生活上讲,是“全人”，由学术的立场讲,是“通人”。至此,文章将人生与学术打通。即：所谓“通人”不但在专业以外注意全局,旁通本门以外的知识，是学问上的“通人”,在生活上,则还应是“全人”。这真是见道之言！直指问题的核心。ﻫ ⒋作者接着讨论学术界太专的趋势与高等教育制度的密切关系：课程为求“专精”，舍本逐末，而学生对本门已感应接不暇，更难以再求旁通,真正的精通既谈不到,广泛的博通又无从求得;结果各大学每年只送出一批一批半生不熟的智识青年，既不能作深刻的专门研究，又不能正当地应付复杂的人生。而抗战也好,长远目标也罢,“无论做学问，或是做事业,所需要的都是眼光远大的人才”。这实际上是在力倡“通才教育”。ﻫ ⒌所谓“通才教育”,即是主张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的应该是“通人”,而不是“专才”;在大学本科阶段，不应过早地追求专门的知识（专识），而应首先接受“知类通达”的“通识”教育；学校应给学子们以“通识”的滋养,在四年左右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至少要有三分之一属于普通教育，以使每个学生对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能达到一定程度上的融会贯通。雷文发表的次年,原清华校长梅贻琦发表著名的《大学一解》文，也明确指出：“大学期内，通专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与雷海宗先生后先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