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顿河》中主人公葛利高里悲剧命运的根源

《静静的顿河》中主人公葛利高里悲剧命运的根源

作者：张 爽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2期

张 爽

（鸡西大学 东方语言系，黑龙江 鸡西 158100）

摘 要：葛利高里的一生是一幕悲剧。造成这个物毁灭的原因主要有四：一是葛利高里身上潜藏着哥萨克的文化因素；二是其自身情感与理性矛盾冲突的因素；三是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所犯的“左”倾错误的因素；四是战争的因素。葛利高里既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天使、“高大全”式的英雄，也不是一个天生的坏蛋、十恶不赦的魔鬼，他同命运苦苦抗争，却终究逃不掉悲剧的结局，他的命运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是他个人无法抗拒的，时代已为他的一生谱下了悲剧式的乐章。

关键词：《静静的顿河》；葛利高里；悲剧；根源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2-0146-02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部前苏联文坛上不朽的巨著，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和现实主义艺术手法，描绘了顿河哥萨克在两次革命大动荡时期走向革命的艰难曲折历程，而书中的主人公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正是这一巨大历史变迁中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悲剧冲突，成功塑造了主人公葛利高里这一世界著名的悲剧形象。

葛利高里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是被痛苦煎熬的一生，更是矛盾的一生，企图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一生。他在动荡年代所作的所有抗争都没能挽救他悲剧的命运，反而愈加将他推入绝境。他的生活历程完全是矛盾双方作用的结果。从十九岁初次踏上生活旅程，到白发苍苍返回故乡，经历整个人生沧桑，这段历程完整地展现了他整个心灵矛盾运动，演绎了一段痛苦的命运悲剧。但从复杂的个人和社会历史因素来看，葛利高里愿望的破灭和悲剧命运的发生是必然的。

一、葛利高里的悲剧是传统哥萨克的悲剧

哥萨克是一个酷爱自由的部族，自由神圣不可侵犯。自由地生活在顿河河畔大草原几乎成了他们终极的目标。为了神圣的自由和祖先用生命换来的美丽家园，哥萨克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这种强烈的、固执的部族精神延续到1914—1921年期间，就表现为坚决阻止外来力量插足顿河草原，不管是白军还是红军，都不放进来。他们时而支持红军，时而支持白军并无多少政治野心或偏见，都是以保护自由和祖传的家园及生活习惯为根本动机。

从罗曼诺夫王朝开始，沙皇对他们实行收买招安政策，使他们享有较其它社会阶层优异的待遇。但他们为此必须对沙皇效忠，听从沙皇调遣，充当沙皇的战争工具，用他们的鲜血来报答所获得的自由和优越地位。直到十月革命前夕，哥萨克还是俄国一个保留着许多中世纪生活、经济和风俗习惯特点的边区富有者、中小土地占有者阶层，正是这种特殊的经济地位和传统思想决定了哥萨克接受革命真理的动摇性。葛利高里在与奥地利人作战负伤后住院，在医院里，革命者贾兰沙的思想强烈地破坏了“他以前对沙皇、祖国和他的哥萨克军人天职的全部概念”。他的思想觉醒了，“心里在滋长着一种还没有形成的决心”。

在旧观念的束缚下，葛利高里把社会主义革命当作洪水猛兽，把外来的“庄稼佬”当作哥萨克追求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像沙皇旧时代给予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挡路人。这种偏见使他步入连他自己也模糊不清的、充满矛盾的理想追求中。他把自己的才智、自己的英雄气概花费在探索所谓哥萨克自治的第三条道路上，抗击人类历史的发展。因此，他越执着于这种追求，就越是堕入深渊。更为可悲的是，葛利高里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继承了哥萨克优秀品质的同时，也深深地受到了哥萨克传统的等级偏见和腐败习俗的毒害。他可以爱自己的情人爱得那么执着强烈，然而对真诚爱他的妻子却是那么冷酷无情；他可以为了一只被自己失手砍死的小野鸭而伤心难过，却对同村的穷苦工人“丁钩”凶声恶语、骄横霸道。他不知道自己的思想意识和心灵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理解自己抗逆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悲剧性，更无法找到摆脱困境的正确道路，因此，他不可避免地经受了痛苦的悲剧过程。

二、葛利高里命运的悲剧源于情感与理性的冲突

在悲剧中，最感人的东西是情绪，特别是性格悲剧，情绪在很大程度上主宰着悲剧主人公的个性发展，影响着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莎士比亚把情绪贯穿于哈姆雷特性格的理想框架中，奥赛罗是在情感最强烈的时刻勒死苔丝狄蒙娜的。肖洛霍夫也是让葛利高里经常处于情感和理性的冲突中。葛利高里任凭冲动的情绪把自己推向悲剧的深渊。

随着社会的动荡，随着他所接触的人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真理的不断探求，他性格中的矛盾越来越明显、突出。贾兰沙向他揭示帝国主义战争真正的本质、沙皇专制政体的腐朽没落，“锅圈儿”却告诉他：“你不要老想这想那，你是哥萨克，你的天职就是砍杀，别的全不用问”。波得捷尔珂夫对他说，要建立人民的政权，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伊兹瓦林却对他鼓吹靠十二个军团建立共和国，实行哥萨克自治的思想。葛利高里被弄糊涂了，像在草原上的大风雪里迷了路的人，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他痛苦又不由自主地从一方走到另一方，每一步都充满着矛盾。当他走在正确道路的时候，却包含有内在的将要离开这条道路的因素，当他步入歧途，在歧途上行走的时候，又同时包含有离开这条歧路，向往走上正确道路的因素。这种动摇在很大程度上是情绪在起作用。

葛利高里站在十字路口上，他的动摇使他虽然在艰难的生活道路上懂得了反对革命斗争、反对社会主义、反人民的错误，但他终究未能摆脱哥萨克旧传统的束缚，没有走向在生活中已为现实所证实的真理，这是他悲剧命运的另一个重要根源。

三、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所犯的“左”倾错误也是葛利高里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肖洛霍夫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待历史转折时期急剧多变的事件，尖锐地批判了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的错误和“左”倾政策。哥萨克在顿河地区发起了三次叛乱，葛利高里参加了其中的两次，而每一次叛乱都与托洛茨基的极“左”路线和错误有关。

第一次（1918年4月的叛乱）他是不由自主参加的，这次叛乱是红军指导员波得捷尔珂夫不加区分地把全部被俘的旧军官砍死激起的。

但是到了第二次（1919年春天维约申斯克的叛乱）时就不同了。这一次葛利高里已经从不自觉到完全自觉。这次叛乱的导火线是鞑靼村苏维埃“左”的政策。托洛茨基伙同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布）顿河委员会主席塞尔佐夫等人搞的“分化顿河”的行动，向哥萨克军团号召：凡是放下武器的人，都保证其安全从事和平劳动或参加红军部队。

事后不到一个月，托洛茨基向南方战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命令，要求各团里建立革命军事法庭，用大规模的镇手段对付所有放弃100俄里长战线的哥萨克。凡在白军中服务过的哥萨克整天都提心吊胆，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人头落地。当过白军军官的葛利高里更是感到害怕，他的头上随时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威胁着他的生命，像悬崖巨石，随时可能倒塌下来把他压为齑粉。终于，在“反对枪毙和抢动”的口号下开始了第二次反革命暴动。葛利高里对这次叛乱很激动，“感觉到一种非常强烈的愉快，感觉到无比强大的力量和决心，使他不由自主地从嗓子眼里发出吱吱叫的咕噜咕噜响的哼哼声。他心里被压抑着和隐藏着的感情解放出来了。此时，葛利高里参加暴动的思想和行动完全是自觉的了，这种自觉可以说是托洛茨基“左”倾错误政策的产物。葛利高里进行着疯狂的报复，要用火与剑来对付一切，他在悲剧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四、造成葛利高里人生悲剧的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因素是战争

无论什么样的战争，帝国主义战争，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它们共同作为战争的性质对人民生活的灾难性影响是无法回避的历史真实。哥萨克人民在十年中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内战争，战争是他们的灾难，因为战争，残酷的战争，哥萨克的男人们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女人们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声；曾经充满生活气息的庭院变得凄凉，曾经收获着希望的草原笼罩着死亡的阴影……战争这只野兽，大量吞噬着人们的生命。

在这十年当中，在鞑靼村里没有一家不死人的。我们通读小说，会感受到这样一种情绪：把造成人类相互仇恨、相互残杀的战争永远结束掉该有多好！然而人类又暂时消灭不了战争，形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冲突。葛利高里对娜塔莉娅忏悔时说出了这样悲苦的话：“我身上涂的别人的鲜血可太多了，对于什么人我都没有什么怜悯的心啦。……战争把我的一切都吸干了。我自己都害怕自己啦……如果往我的心里看，那是一片漆黑，好像在一口枯井里。……”

葛利高里后来疲惫不堪地回到自己的村子里，希望和阿克西妮娅一起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和劳动，把红军和白军都忘掉，可是这都做不到。他在遭到逮捕的威胁下逃出了村子，不得已参加佛明匪帮。他带着阿克西妮娅跑出来，阿克西妮娅却在途中被红军的流弹打中死了。他用马刀挖坑把她掩埋之后，在墓旁跪了半天时间，当他好像从一场噩梦中惊醒过来，抬起头来看见自己头顶上的是“一片黑色的天空和一轮耀眼的黑色太阳”。他内心充满着多少痛苦啊！他把随身携带的枪支弹药扔进滔滔不息的顿河，急切地向自己的家园走去。回到家，一家人都死光了，只剩下小儿子—米沙特卡了。“这就是他生活中剩下的一切，这就是暂时还使他和大地，和整个这个在太阳的寒光照耀下，光辉灿烂的大千世界相联系的一切”了。

战争啊，战争，战争使葛利高里丧失了原本属于他的一切！战争使他家破人亡，他的哥哥、嫂子、妻子、母亲、女儿和情人相继离开人间，他自己也由一个年轻快活的十九岁小伙子变成了饱经风霜、心如枯井的“老人”。这是战争中葛利高里的悲歌，从作品扩大的氛围看这也是战争中人类的悲歌。

可见，葛利高里的悲剧因素是多方面的。他的悲剧是复杂的，不仅有时代、历史、社会的因素，也有阶层、部族、性格的因素。葛利高里本来自于人民，他的根本利益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他所具有的优秀品质，他超人的毅力本应用来为人民的事业服务。但是，由于人物的复杂性格和特定的时代精神等诸多因素之间的错位，使全他陷入了反对人民的歧途，而将自己身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殆尽。

四、结束语

肖洛霍夫通过对葛利高里悲剧命运的展示，形象地反映了上个世纪初俄罗斯历史巨变中哥萨克的命运。他们一度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徘徊，既有其自身的主观原因，又有来自环境的客观原因。葛利高里的多次反复是对这些反复的深刻述说。我们应当理解哥萨克，历史既然允许有战争的存在，就必须理解与宽容那些渴望安宁与和平，却又被迫卷入战争之中的形形色色的战争受害者们。《静静的顿河》就是这样记录社会变革与人的命运的伟大史诗，葛利高里就是这部史诗中最光彩照人的形象，他的艺术魅力经久不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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