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读书笔记五篇范文

法律读书笔记五篇范文

第一篇：法律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读后感

《乡土中国》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一本小册子，这本不过五六万字的小书却成为了涉足社会科学的年轻学子的必读书之一。尽管时隔七八十年，里面描述的过去岁月里种种对我来说也仿佛似曾相识。中国的近代史向来被认为是惊天巨变、翻天覆地的百年，但费老有意无意地向我们暗示隐藏在表面的惊涛骇浪之下，那社会结构深处的平静绵延。

《乡土中国》全书分成十四个篇目，共同勾勒了传统中国的面目轮廓，也正因为是对传统中国的勾勒，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当今中国的描摹。每个民族有其独特的历史，从而展现出丰富的形态。我们要去更好的理解理解这些形态，就要去探究背后的原因。

传统中国的生产力条件可以简单概括为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其中两个特点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权力结构和统治策略。这两个特点分别是剩余价值不足与简单再生产。存在剩余价值是剥削的基础，而一般的情况下，中国农民那人均一亩三分地的产量，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所需之外，往往是所剩无几。即使是今天，粮食产量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农民家庭也往往需要依靠外出打工或是种植经济作物等方法才能够维持生计。事实上，明朝开始，人均耕地面积就已经非常紧张，也是在那个时候，家庭副业才在这种情况下兴盛起来。存在剩余价值也同时是

正如前面所说，治理需要一个权威，谁来统治的问题就转化为了谁最具有权威性的问题。传统社会，是一个变化缓慢的社会，在这里，最重要的知识是经验而不是理论。在那个没有杂交水稻，没有播种机，没有收割机，没有大棚，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没有种种今天农业生产的常见事物的时代里，年长者的经验而不是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年轻人需要像陶渊明那样，“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于是长者就成了那个时候的“先进阶级”。权威的树立从来都是基于实用而不是道德，尊老的道德与无为的政治理念一样，是为了避免权威受到不必要的挑战导致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而事后形成的。我们也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孝这个传统美德日渐式微，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老人在其他领域丧失话语权的同时，在调解生活琐事上依然能够发挥余热。

说完了基本的社会权力结构，接下来就要关注被视为社会缩影的的“家”了。费老把中国式的家称为“家族”，以此区别于西方传统包括当今中国的“家庭”。家族与家庭的概念，并不在于人数上的多寡，而在于内里的结构。家庭的主轴是横向的，是夫妻之间的，子女并不是家庭的永久性成员。而家族的主轴是纵向的，是父子之间的，夫妻关系往往处于从属地位。这种结构上的不同，对应的是“家”在的功能上的差异：家庭是一个生活单位而家族是一个生产单位。既然是生产单位，所追求的就不是浪漫情调而是经济效益。要想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就必须有严

经济的另一个基本特征上来，也即是小农经济生产的封闭性。对于小农经济来说，家族单位就已经足够提供所需要的条件，除了极少数诸如水利设施这样的工程，个人并不需要与外界有太多的合作，对外在的团体也就没有什么概念。团体格局的产生，更多的是现代分工的后果，人们必须从家里走出来，去参与到社会化大生产的进程中去。

更重要的，是这两种个体与团体关系所决定的道德差异。团体格局中，基于团体内成员的平等性，要求有某个“代理人”，由代理人来维护这种平等的秩序，团体当中的成员之间权利平等同时团体也不能侵犯个人的权利，这种理念后来发展成为社会契约思想。差序格局中团体是依个人而存在的，道德标准也是因个人的关系而不同的。一个人因此可以骂别人贪污腐败，而当自己贪污时，却可以以能干居之。“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对于一个法科出生的人来说，《乡土中国》在许多地方提供了我们反思现代法治的思路，首先，是在法治与礼治的对比中，我们应该可以认识到，制度这种上层建筑，最重要的是它的适应性，而不是抽象的先进性。正如礼治在现代工商业社会不合时宜一般，法治也不可能在小农经济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如今的中国，一如毛泽东当年判断地那样“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当东部沿海地区马不停蹄地与国际接轨时，还有许多地方依旧保持这乡土本

第二篇：《法律科学》读书笔记

[瑞典]佩岑尼克：《法律科学》

本书的全名为：《法律科学：作为法律知识和法律渊源的法律学说》。首先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探讨内容是“法律学说”，法律学说在本书中意指“学者们的思想活动，以及该活动的产物”。①同时它还有另外一重性质，即作为一种法律渊源的法律学说，为支持特定立法决定、司法裁决提供一种权威性理由(authority reasons)。这就是作者所说的，“法律学术具有双重性质(Janus-faced)：它致力于获得一种法律的知识；但同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它又是法律的一部分，因为

②它推动了社会规范的发展”。因此作者给自己的研究对象限定在作为法律学说和

法律渊源的法律学说之上，而不是还有其他可能的性质的法律学说。

其次，主标题——法律科学——实际上是作者对法律学说研究所要达至的目标，也即作者开篇点明的“本书的首要目的是对法律学说(legal doctrine)进行理性的重构。而作者之所以要对法律学说重构是要解决证成的问题，也就是试图确立某种标准来回答什么才是强有力的、有效的命题。而这个标准就是融贯性。那么作者是如何来安排前人的智慧来引出自己的融贯性理论呢？

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主要是为全文奠定基调，即在做出法律决策的时候需要对之进行证成，而证成该裁决就需要有效的理由。而这些理由并不仅仅限定在明显的现行成文法规则，还有原则政策、道德价值以及其他学科比如经济学或社会学的理论。当然这些作为裁决所依赖的前提性理由之间并不一定是一致的，而是存在冲突矛盾、位阶前后的情况，因此就需要对这些理由进行权衡。第一章主要是概括或者笼统性地介绍一般性法律学说。其中不管是法律渊源的多种分类，还是在制定法解释中可供使用的多种论据类型，抑或是证成先例正当性的多种价值标准，都意在说明权衡跟所有这些法学语境的相关性。第二章则比较详细具体地介绍了特殊性法律学说，比如财产的哲学理论、合同中的诚信理论和假设理论、侵权法之证成的哲学理论，及刑罚的哲学证成，这些都体现了“法学理论也可以使用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或者辅助性学科，诸如心理学和社会学，法学理论可以使用作为法理学之基础的所有基础类别的哲学研究，即道德理论、政治理论、语言理论、逻辑学、认识论科学理论和形而上学”。③而通过对部门法相关哲学的①

② [瑞典]亚历山大·佩岑尼克：《法律科学》，桂晓伟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瑞典]亚历山大·佩岑尼克：《法律科学》，桂晓伟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2页。③ 参见[瑞典]亚历山大·佩岑尼克：《法律科学》，桂晓伟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介绍作者意在说明不管是法学理论的构建还是法律实践，人们都必须权衡各种各样的理由。权衡是不可或缺的。

在强调了法律学说中权衡的必要性之后，接下来作者展开了对法律学说的历史回溯，包括不同学派对法律学说存在不同问题的批判，也有作者对法律学说的辩护。在别人批判与自己辩护的一来一回中作者树立了自己的哲学立场。作者认为法律理论与道德理论之间的关系应该发生“哥白尼式转向”(Copernican inversion)。“不是调试法律理论以符合某个声名狼藉、矛盾重重的道德理论，而

①是代之以使道德理论符合法律理论。”因为所有的哲学都是充满争议的而且具有

严重的问题②，因此作者主张对弱理论(Weak theories)的偏好。即与法律学说证成的相关的哲学理论并非都是绝对正确的，而是具有可反驳性或可废止性。在特定的情势下，一些理由比另一些理由更加强烈就可以造成那些弱理由的废弃，也就是说这些理由之间是可以衡量和废止的。而作者主张对弱理论的偏好，则是要致力于对这些理论进行整合以达到一种融贯的状态，这也就是作者要对法律学说进行规范性重构所要完成的合理性的标准。

在接下来的第四章，作者论述自然法、排他性的法律实证主义和包容性的实证主义对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联的回答，并进而论述了法律的多元主义和道德的相对性。作者坚持法律与道德的紧密联系，主张道德是法律结论的深层次理由，认为证成或辩护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植根于我们社会传统之中的道德考量的具有融惯性的权衡。最终在第五章提出了自己的关键理论，即法律学说的融惯性。

一、何为融贯性？

作者虽然列了“融贯性的概念”的标题，但是作者列举了其他学者关于融贯性的一般性概念之后，并没有清晰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但是在随后的“法律学说的融贯性判准”和“时间流逝中的融贯性”的内容中还是有一些说明。逻辑一致性并不是融贯性的一个充分条件，尽管在任何时候都是完美的融贯性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且作者认为“法律的融贯性并不反对改变”。“科学、法律、文化等持续地发生变迁。新的内容与旧的内容在逻辑上可能非常地不一致，但它们仍然能够组成一个融贯的整体”。③还存在着融贯性的附加判断标准。作者列举了在其他条①

② [瑞典]亚历山大·佩岑尼克：《法律科学》，桂晓伟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113页。[瑞典]亚历山大·佩岑尼克：《法律科学》，桂晓伟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页。③ [瑞典]亚历山大·佩岑尼克：《法律科学》，桂晓伟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页，第220页。

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理论的融贯性程度的一些取决性因素。①

可以说，法律知识的融贯性重构是受道德哲学中反思平衡理论的启发而形成的，约翰·罗尔斯在他的特定理论语境中如此描绘了反思平衡的特征：“我们或者修改对原初状态的解释；或者修改我们现在的判断„„通过这样的反复来回：有时改正契约环境的条件；有时又撤销我们的判断使之符合原则，我预期最后我们将达到这样一种对原初状态的描述：它既表达了合理的条件，又适合我们所考 ②虑的并已及时修正和调整了的判断”。佩岑尼克主张法律论证中的反思平衡并不

像哲学中的反思平衡那样是完全自由的，它受经验证据的限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平衡，即：广泛的、受限制的、被分割的和围绕着普遍接受的共识。③

对法律学说而言，简单的反思平衡过于狭隘，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广泛的平衡。就合道德性的广泛的反思平衡而言：

一个广泛的反思平衡是由特定人持有的融贯的、三重的信仰体系，也即，（1）一系列特定的道德判断；（2）一系列道德原则；（3）一系列相关的背景理论，它可能包含道德的和非道德的理论。该能动主体可能会来回地回溯或前行，修改他最初的深思熟虑的判断、道德原则以及背景理论，以便达到一种由（1）、（2）及

（3）构成的平衡点。

当然法律学说中的反思平衡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这一过程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也就是说应该受到法律渊源如制定法的约束。由于每一种法学理论都应该以与其自身有着内在一致性的标准为根据，他们都有着不同的范围，有些是相对狭窄的，如侵权法中的充分因果关系理论；有些则贯穿了法律的整个分支，如私法。最终，法教义学中广泛的、受限制的反思平衡被分割了。同时，作为一个整体的法教义学存在着完全统一的结构，最终形成一个与法律有关的接受、推理和偏好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学说的目的不仅在于法律体系内在的平衡，还在于与社会学或哲学的背景知识的平衡，法律与道德或政治有着规范性的联系。佩岑尼克对法律学说的理性重构就是希望借此能在理论上沟通法律与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