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政策_二_加润国

二、马克思主义宗教政策的精神实质：彻底实现宗教信仰自由既然宗教信仰自由属于基本人权，政治解放不但不废除宗教而且实现宗教信仰自由，那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当然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还是遥远的事情，所以他们并没有十分明确地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宗教政策。

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直到十月革命胜利后才由列宁制定和实施的。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有关实现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论和政策主张。

正是这些理论政策主张，为列宁后来制定和实行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奠定了基础。

1.彻底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政教分离既包括教会与政权的分离，也包括宗教与教育的分离。

资产阶级民主派之所以批判宗教，就是因为宗教与政权及教育的结合妨碍了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基本人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第一部著作，即明确提出唯物史观理论体系重要原则的《神圣家族》（写于1844年，即《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一书，对鲍威尔的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做了进一步批判，并且指出：“当国家摆脱了国教并且让宗教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存在时，国家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同样，当单个的人已经不再把宗教当作公事而当作自己的私事来对待时，他在政治上也就从宗教下解放出来了。

”⑨这不仅科学地说明了“政治解放对宗教的关系问题”，而且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宗教政策的重要原则———让宗教信仰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为了实现这一人权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写于1848年）中规定：“彻底实行政教分离。

各教派牧师的薪金一律由各个自愿组织起来的宗教团体支付。

”⑩不过在当时情况下，这一反映无产阶级宗教人权主张的要求还无法实行。

1871年法国工人建立巴黎公社的革命创举，为无产阶级实践自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政策（二）●加润国提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包括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两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政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制定的服务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的专项政策体系，其直接的理论支点是无产阶级的宗教人权观，其基本内容包括彻底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坚持进行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宣传教育两个方面，既反对用行政手段取缔和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的极左路线，又反对放弃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右倾机会主义。

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政策，对于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待宗教问题的科学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宗教政策己的主张创造了条件。

关于巴黎公社在宗教问题上的创举，恩格斯这样记述：“次日下令，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并把一切教会财产转为国家财产；4月8日又据此下令把一切宗教象征、神像、教义、祷告，总之，把‘有关个人良心的一切’，从学校中革除出去，此命令逐步付诸实施。

”輥輯訛当时，马克思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专门为巴黎公社起草了致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宣言，即著名的《法兰西内战》，该著作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马克思在宣言中指出：“公社在铲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支旧政府手中的物质力量以后，便急切地着手摧毁作为压迫工具的精神力量，即‘僧侣势力’。

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

教士们要重新过私人的清修隐遁的生活，像他们的先驱者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

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完全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

这样，不但人人都能受教育，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偏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輥輰訛对于这一举措的无产阶级性质，恩格斯指出：“因为公社委员几乎全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公社所通过的决议也都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

这些决议，要么是规定实行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怯懦才不敢实行的、然而却是工人阶级自由行动的必要前提的那些改革，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而言纯属私事的原则；要么就是直接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有时还深深地触动了旧的社会制度。

”輥輱訛1891年，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重申了马克思的主张，并且作了补充：“教会和国家完全分离。

国家无例外地把一切宗教团体视为私人的团体。

停止用国家资金对宗教团体提供任何资助，排除宗教团体对公立学校的一切影响（但是不能禁止它们用自己的资金办自己的学校并在那里教他们的胡说）。

”輥輲訛括弧内的补充说明，无产阶级所主张的宗教与教育分离，并不剥夺宗教团体自办宗教教育的权利，这正是工人阶级政党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具体体现。

有人可能对“胡说”二字敏感，但我们今天完全没有必要纠缠革命年代的语言风格和用词习惯。

当时是宗教有神论与科学无神论激烈斗争的年代，与历史上有神论对无神论的攻击和迫害相比，恩格斯的用词已经是相当文明了。

在我国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今天，无论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都应该遵守“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

2.彻底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主张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际上已经逻辑地包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有关政教分离原则的论述中了。

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前半期就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为宗教信仰自由辩护了，他不仅把宗教信仰自由视为基本人权，而且把政治解放视为实现宗教信仰自由的手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述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中之所以强调政教分离而不谈宗教信仰自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宗教信仰自由乃是“工人阶级自由行动的必要前提”，而为了真正实现宗教信仰自由就必须实行彻底的政教分离。

所谓“教士们要重新过私人的清修隐遁的生活，像他们的先驱者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所谓“国家无例外地把一切宗教团体视为私人的团体”，其精神实质就是要使宗教信仰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

只有废除国家政权对思想信仰问题的干预，才能还宗教信仰以本来面目，使人们自由地决定“有关个人良心的一切”。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明确表述，出现在他1875年撰写的《哥达纲领批判》这一科学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中。

1875年5月22～27日，德国工人在哥达召开代表大会，当时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存在两个派别，即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于1869年在爱森纳赫建立，并由他们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由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和特耳克领导的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实现了合并，合并后的党命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为这次大会起草的《德国工人党党纲》后来被称为《哥达纲领》。

马克思对党纲草案因受拉萨尔机会主义影响而表现出的明显退步特别愤慨，专门写了《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予以纠正。

马克思的批注发表后，受到各国社会主义者的普遍欢迎，被看作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这就是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

哥达纲领草案在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上没有阐明无产阶级的革命主张，而只是笼统地重复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旧口号。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信仰自由’！如果现在，在进行文化斗争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记住他们的旧口号，那么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形式才行：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满足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不受警察干涉……”輥輳訛所谓文化斗争，是指19世纪70年代以俾斯麦政府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一方，以具有资产阶级分裂主义倾向的教会中央党和天主教教会为另一方展开的政治论战。

由于内政和外交上的原因，俾斯麦与天主教教权主义势力处于敌对状态。

中央党与其他分裂主义势力（其中包括进入帝国国会的波兰人）结成了联盟。

俾斯麦认为这一联盟危及具有普鲁士特征的以新教为主的帝国的进一步巩固，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法律措施。

俾斯麦利用在论战过程中于1872年3月11日在普鲁士公布的教学监督法来压制波兰居民的文化活动，推行波兰居民的普鲁士化。

这一法律实施的结果是，普鲁士官员不仅应对波兰神职人员进行监督，而且也应对所有波兰居民的学校进行监督。

从这一背景不难看出，马克思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恰恰是针对资产阶级鼓吹和实行的所谓“信仰自由”的不彻底性和虚伪性而提出来的，它比资产阶级的所谓“信仰自由”要彻底得多！在围绕宗教人权问题的国际斗争中，真正占主动地位的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而不应该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权”！3.反对取缔和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的倾向在马克思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恩格斯对党内少数人企图以行政手段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斗争。

他在1874～1875年间撰写的《流亡者文献》中指出：“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他们都想成为走得最远、最极端的派别的代表者。

因此，顺便提一下，尽管他们的目的与巴枯宁主义者根本对立，他们采用的手段却常常与后者相同。

这就是说，他们要在无神论方面比所有的人都激进……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比谁都激进，于是像1793年那样，用法令来取消神……而这个要求，即遵照穆夫提的吩咐使人们成为无神论者，是由两位公社委员签署的，而他们一定已有充分的机会体验到：首先，在纸上可以随便写多少条命令，而用不着去实际执行；其次，取缔手段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我们的时代唯一能替神帮点忙的事情，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仰象征，并以禁止一切宗教来超越俾斯麦的文化斗争中的反教会法令。

”輥輴訛恩格斯在这里把“两位公社委员签署的”禁止宗教的做法比喻为“穆夫提的吩咐”，就是要指明其中暴露出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具体说就是以极左路线表现出来的封建专制主义，他批判这种粗暴对待宗教信仰的做法比俾斯麦资产阶级政府在文化斗争中实行的反教会法令还要反动，因此必须予以坚决反对。

恩格斯反对在社会主义国家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的最著名范例是《反杜林论》。

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自称社会主义信徒的杜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著作反对马克思主义，其言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影响颇大，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进行反击。

从1876年到1878年的两年间，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支持下完成了他的理论巨著《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

该书在全面批判杜林的谬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无端攻击的过程中，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以《反杜林论》的名称载入史册。

这一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名著当然也对宗教问题作了最经典的论述。

针对杜林要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禁止宗教的谬论，恩格斯指出：“杜林先生不同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地方是，在杜林先生的未来国家中，决不是人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升入天堂的……宗教被禁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