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浅谈中国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及前景展望论文摘要在引领中国改革方向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赫然在列，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及经济腾飞意义非凡。
本文从政府治理的现实困境入手，分析政府、市场、社会的盘根错节的关系，为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鑒。
论文关键词治理理论治理能力治理体系一、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政府与市场相互博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当市场失灵出现时，需要政府充当消防员的角色，对市场不能起作用的领域进行补位。
但政府干预并不能代替市场，政府也会出现效率低下、决策失误甚至寻租行为。
所以，只有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像齿轮一样紧紧咬合，并相互配合补位，社会的大机器才能正常运转。
而当今中国的实际是，政府职能边界不清，对经济生活干预过多，严重干预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另一个方面，市场机制发育不成熟、不完善，缺少法制的规整。
特别是在地方层面，政府与市场相互博弈，导致在各自领域都有错位、缺位。
社会分化不足，公民社会尚待发育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阶层出现了新鲜的血液，民营企业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开始崛起；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中产阶级不足，民众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关注尚未觉醒，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有待进一步分化。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些年，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迁，民间组织由此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功能初步显现。
但这些民间组织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甚至日常经费都是由政府拨付，其部门负责人也是政府任命，发挥作用的空间缺乏独立性。
权威体制与多元治理在当代中国，中央政府通过掌握行政管辖权，特别是人事安排和资源分配的权力，建立起了一套自上而下的权威体制，这种权威体制的运行主要通过科层制和一统的观念来进行维系。
权威体制的治理方式也颇具特点，中央政策的一统性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灵活性相结合，通过政治动员的运动性治理方式，在当今社会某些复杂问题的解决中显示出良好的效果。
滞胀危机应对措施当前世界各国经济呈现滞胀危机的现象，这种局面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为了有效地应对滞胀危机，各国政府和企业应采取以下措施：一、调整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调节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
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扩大货币供应等方式来刺激消费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在滞胀危机期间，政府应该适当收紧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避免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
二、加强监管和调控。
在滞胀危机期间，政府应该加强市场监管和调控力度，防止企业哄抬物价和恶意炒作等行为。
政府应该建立有效的监测机制，及时发现并防止过度通货膨胀。
三、加强对国内产业的支持。
滞胀危机期间，政府应该对国内产业加强支持，尤其是那些能够提高国内自给能力的产业。
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方式为这些产业提供必要的支持，以避免因国际贸易不确定性加剧而导致的经济危机。
四、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
滞胀危机期间，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下降，这会对经济带来一定的压力。
政府应该通过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来提高其购买力。
政府可以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加住房补贴、加强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投资，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五、加强国际合作。
滞胀危机不仅是一个国内问题，它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需要国际合作来解决。
各国政府和企业可以通过合作来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共同应对滞胀危机的挑战。
综上所述，政府和企业应该在滞胀危机期间采取上述措施，以有效地应对这个全球性的经济问题。
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滞胀危机虽然会带来一段经济困难期，但是只要各国秉持开放、合作和发展的理念，就一定能够走出这个低谷，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逆全球化”思潮下中国的应对之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文化和技术进步，也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近年来，全球化在一些国家中出现了受阻甚至逆转的趋势，这一现象被称为“逆全球化”。
在逆全球化的思潮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重要的全球化参与者，需要积极应对，寻找自己的发展之策。
一、坚持开放战略在逆全球化的思潮下，中国需要坚持开放战略，继续推进对外开放。
全球化本身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应该通过扩大市场准入、降低贸易壁垒、优化投资环境等方式，吸引更多国际企业和资本投向中国，从而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中国也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
二、提升自身科技实力在逆全球化的思潮下，科技创新成为中国的重要策略之一。
中国应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升自身的科技实力。
只有在科技领域取得更多突破，中国才能在全球化思潮下保持竞争力和话语权。
中国也应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创新企业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政策支持，鼓励更多的科技人才投身创新领域，为中国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三、加强国际合作在逆全球化的思潮下，国际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应该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合作。
特别是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帮助这些国家改善发展环境，增进共同利益，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四、绿色发展在逆全球化的思潮下，环保问题愈发受到重视。
中国应该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强环保治理，推动绿色发展。
中国应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能源转型，发展清洁能源，减少碳排放，降低对环境的影响，为全球环保事业作出贡献。
中国也应该加强国际环保合作，与其他国家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环保问题。
五、加强文化输出在逆全球化的思潮下，文化输出是中国应对之策之一。
新时代的公共管理与政府治理变革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公共管理和政府治理模式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深化改革，推动公共管理和政府治理体系的变革。
一、公共管理体系变革公共管理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社会发展的需求，公共管理体系需要不断进行创新和改进。
新时代对公共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建立起更加完善的公共管理体系。
首先，我们需要加大对人才的重视。
公共管理体系需要一批高素质的人才来支撑。
因此，应该从教育入手，加强公共管理能力的教育培训，并为相关人员提供更加丰富和充分的发展机会。
其次，我们需要加强信息化建设。
现代化的公共管理体系需要基于信息技术创新。
政府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和人力，推动公共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和信息化建设。
最后，我们需要加强公民参与。
公共管理体系的建设不能单靠政府自身，需要广泛发动群众，促进公民参与到公共管理的各个环节中来。
政府应当建立更加完善的公开信息渠道和民意调查系统，以便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的意愿和需求。
二、政府治理模式变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治理模式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探索出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政府治理模式。
首先，我们需要更加注重权利制约。
一方面，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应该严格遵守法治原则，不得擅自行使权力，损害社会公义；另一方面，还要实现有效的权利制约，建立和完善权力查处和监督机制，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保证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其次，我们需要更加注重公共参与。
政府治理模式必须建立在更规范、更透明的公共参与机制之上。
政府应当将公共参与纳入治理的全过程中，健全公共参与机制，充分发挥公众的作用，以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化。
最后，我们需要更加注重创新。
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该保持创新思维和创新机制，不断推陈出新，积极探索新的治理模式。
政府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和完善智慧政务系统和数字治理平台，为治理创新提供更加强大的支撑和保障。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论文参考选题方向(一)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研究1.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2.发达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3.欧盟的环境贸易政策及其启示4.论非关税壁垒下的我国农产品出口5.后危机时代非关税壁垒的新形式及中国的对策6.纺织品的绿色关税壁垒与应对方案7.避免国外反补贴调查的策略8.调整我国出口补贴政策应对反补贴摩擦9.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成因分析10.中国家具遭遇反倾销的原因及应对策略11.绿色壁垒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12.绿色壁垒对我国西部地区出口贸易的影响13.绿色壁垒对我国蔬菜出口和生产的影响14.绿色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和生产的影响15.低碳经济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16.我国中小型外贸企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17.外商在安徽省的投资现状及对策18.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19.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蔬菜出口的影响20.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21.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22.国外对华反倾销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23.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问题与对策-24.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25.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26.反倾销（反补贴）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27.国际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28.后配额时代纺织业贸易发展前景分析29.出口退税政策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30.对我国现行外贸政策的反思与重新定位31.中国商品遭遇反倾销现状与原因分析32.试论我国行业协会在应对反倾销中的角色33.试论增强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能力的对策建议34.国际贸易中的绿色贸易壁垒问题35.欧盟技术性贸易壁垒实施现状及我国的对策36.浅谈欧盟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家电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37.论我国农产品绿色贸易发展战略38.中国农产品出口面对国外技术壁垒的挑战39.植物检验检疫与出口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40.WTO补贴与反补贴规则与财政补贴手段的运用41.国外反补贴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42.国际贸易中的反补贴趋势与我国反补贴制度的完善43.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如何应对新贸易壁垒——吴晓芳44.国际环境技术贸易壁垒对中国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影响45.中国进口贸易政策调整与贸易平衡问题研究46.发达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47.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及应对48.国外反倾销措施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及应对49.反倾销对国内产业安全的影响及应对50.绿色贸易壁垒对水产品出口的影响51.低碳经济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52.从外贸依存度看中国外贸面临的结构性风险53.国外对华反倾销发展态势及应对措施54.绿色壁垒对安徽省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与对策55.中国企业应对特保措施的对策分析56.美国专利壁垒的发展趋势及中国企业的因应之道57.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出口退税问题58.出口退税新机制对我国企业出口的影响及对策59.市场经济地位与我国企业的反倾销应诉60.普惠制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61.SPS措施对我国畜产品出口的影响62.国际劳工标准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及对策63.国际市场水果检疫准入与促进我国水果出口的对策（二）国际贸易理论研究64.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述评65.产业内贸易的动因探析66.产业内贸易的动态效应67.产业内贸易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68.产业内贸易与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69.“比较优势陷阱”评析70.区域经济一体化非传统理论评析71.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述评72.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在中国的应用73.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创新思考74.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与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75.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非传统效应探析76.区域经济合作的非传统收益及其对中国的启示77.生产要素禀赋学说在中国的适应性78.幼稚产业的标准79.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在中国的应用80.新贸易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经验研究述评81.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新进展与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82.当代国际贸易理论对我国开放型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启示83.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及其阶段特色84.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国际贸易理论创新85.区域经济合作对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影响86.当代国际贸易理论及其在我国的适应性问题87.新增长理论的国际贸易发展观及其启示88.论比较优势理论的缺陷89.外部规模经济与国际贸易研究90.规模报酬递增视角下的国际贸易理论评析91. 论我国进出口贸易对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92.技术进步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影响93.贸易救济制度研究（三）国际服务贸易研究94.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95.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96.中国服务贸易结构的国际比较97.中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研究98.中国服务业市场准入研究99.服务贸易理论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100.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及对策101.服务贸易总协定框架下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及对策102.论建立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103.论我国服务贸易开放的策略选择104.完善服务贸易数据统计：国外的实践与我国的对策105.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与对策106.中国服务业的开放度与竞争力分析107.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及对策108.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问题的分析与思考109.中国服务贸易结构与竞争力的国际比较110.我国服务贸易承诺表中的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研究111.服务贸易中自由化趋势下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112.我国服务业的生产率分析113.中国服务贸易中的政府管理体制研究114.中印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分析115.生产性服务贸易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研究---以我国沿海地区为例116.“金砖四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结构与竞争力研究117.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结构与贸易竞争力分析118.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及其结构分析119.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与对策120.国际服务贸易的新趋势及我国的对策121.安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122.中国承接服务业外包比较优势分析123.国际服务外包对承接国服务业的促进效应研究124.中国发展服务外包的战略目标及发展模式分析125.服务外包国家竞争优势分析及对策研究126.中印服务外包产业政策对比分析127.江苏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128.我国发展离岸服务外包SWOT分析与战略对策129.安徽发展离岸服务外包的SWOT分析与对策130.离岸服务外包的动因与发展趋势分析131.中国出口产品遭遇国外反倾销现状及对策132.（四）国际贸易实务研究133.出口企业外汇风险及对策134.国际海运服务贸易市场与我国海洋运输业135.国际贸易中信用证结算的风险与防范136.论信用证欺诈例外与第三方欺诈137.信用证独立性的欺诈例外与违法例外138.论信用证交易中严格相符的条件139.如何避免提单“过期”及其收汇风险140.国内信用证为何遭遇冷落141.空运方式下的信用证风险防范142.国际贸易惯例的最新发展143.试论我国海上保险中的委付制度144.海运提单的风险和防范措施145.试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救济方法146.反信用证欺诈的对策研究147.无单放货研究148.无船承运业务若干问题研究149.如何保证EDI中信息传输的安全性和真实性150.外贸出口谨防商标侵权151.L/C项下的押汇与议付152.对外贸易信用风险预警管理指标探讨153.延期付款信用证的风险154.倒签提单及收货人的权益保护155.浅议企业外汇风险的规避技巧156.货运代理提单对国际货物买卖法律关系的影响157.信用证保证人责任及其免除158.出口商业发票贴现的风险与防范159.信用证项下不符点的产生及其预防160.浅议可转让信用证对第二受益人的保障161.假远期信用证融资及应注意问题162.浅谈进口业务中对卖方风险的规避163.出口报价方法研究164.国际货运代理人的法律地位探析165.论信用证支付方式下单据作假问题166.浅谈违约救济条款在中国企业对外贸易实务中的适用167.FOB术语在中国外贸实务中的应用对策分析168.信用证欺诈及其例外原则的研究169.保险利益原则及海上保险利益的转移170.最新国际贸易术语惯例的发展变化及其应用策略171.企业利用出口信用保险的比较分析和策略探究172.跟单信用证当事人权利义务风险浅析——基于UCP600视角下173.论信用证中的软条款及自我防范措施174.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现状与创新（五）国际投资与跨国公司研究175.我国中小企业进行国际投资的区位因素分析176.跨国公司价值链模块化经营理念实践及其启示177.从新贸易理论看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新主张178.经济全球化中的我国境外直接投资179.全球价值链下的我国区域产业集群战略研究180.国际价值链分工条件下我国制造业发展战略181.全球化制造条件下的价值链优化182.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及影响183.国际投资对东道国的效应分析184.国际投资中市场进入策略的选择185.跨国经营中的转移定价分析186.国际投资结构调整取向与我国的利用外资方略187.国际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分析188.外国制造企业在我国的国际投资分析189.外国服务企业在我国的国际投资分析190.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现状与发展趋势191.外资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及对策---以沿海地区为例192.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现状及前景展望193.外资对其在华合资企业的控制研究194.经济全球化中的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研究195.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与开发（R&D）的现状、影响与对策196.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公民”行为研究197.我国企业应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策略研究198.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及对策199.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问题及对策200.跨国联盟对我国企业的影响及对策201.我国企业国际化中营销渠道的构建202.国际营销的定价策略研究203.中外企业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的差异研究204.美、日跨国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的差异研究205.知识产权对我国企业的影响及对策206.我国报关行业的发展研究207.我国出口加工制造业面临的困境与对策208.安徽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209.我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210.我国企业国外并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211.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212.中国现代物流的发展与国际贸易213.延长我国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问题探析214.论国际贸易中的售后服务215.我国外贸出口品牌战略的实施与研究216.跨国公司并购我国企业的现状分析217.BOT投资与西部地区引进外资218.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的非均衡增长研究219.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分析220.FDI的区位分布、路径依赖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221.FDI 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作用研究222.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农业的影响研究22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研究22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225.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226.金融危机后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情况227.经济全球化中的我国境外直接投资228.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229.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研究230.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区域差异性研究231.安徽跨国公司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232.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区位选择分析233.贸易转型对贸易竞争优势影响探析234.中国企业国际品牌培育模式分析235.中国承接国际外包的机遇与挑战分析236.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237.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绩效分析238.中国动漫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239.我国利用FDI的负面影响与对策分析240.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分析241.长三角地区外贸竞争力的现状分析与对策242.外国直接投资对服务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243.跨国公司R&D投资对东道国国家创新系统的影响244.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集群的影响245.浅析中国驰名商标的国际保护246.外商投资在中国不均衡分布的分析247.安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现状及发展探析248.在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及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与对策研究249.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竞争力提升研究250.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感知与评价及对中国企业的启示与建议251.FDI对泛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的影响252.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253.安徽省汽车产业出口竞争力研究（六）WTO与区域经济一体化254.WTO后过渡期国外零售企业投资战略研究255.区域经济一体化与WTO多边贸易体制256.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257.WTO框架下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研究258.WTO背景下政府管理职能的战略转变259.中国产业集群国际化发展研究260.产业集群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261.WTO框架下中国应对环境贸易壁垒研究26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263.WTO贸易政策评审机制及其存在问题探讨264.WTO争端解决机制及其存在问题研究265.试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与完善266.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267.自由贸易区与我国保税区的功能比较研究。
“逆全球化”思潮下中国的应对之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逆全球化思潮在国际社会中逐渐兴起。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必须对逆全球化思潮做出积极的应对，以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发展稳定。
本文将就逆全球化思潮下中国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探讨中国的应对策略。
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和挑战使得一些国家和地区对全球化抱有不满和质疑。
比如全球化带来了国际贸易不平衡、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性竞争、经济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导致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反思全球化的利与弊。
一些国家的保护主义倾向和排外情绪也是逆全球化思潮兴起的原因之一。
这些国家通过采取各种措施，试图削弱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程度，阻碍跨国公司的跨境投资和业务拓展，加强对本国市场的保护，以维护本国经济和利益。
逆全球化思潮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之一，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受益于全球化。
逆全球化思潮的出现可能会削弱国际间的贸易往来，对中国的出口和对外投资产生负面影响。
逆全球化思潮可能会导致国际治理体系和国际合作机制的削弱，给中国的国际发展和对外交往带来不利影响。
逆全球化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跨国公司的业务受到限制，对中国的市场开放和国际间经济交流产生不利影响。
为了应对逆全球化思潮带来的挑战，中国可以制定多方面的应对策略。
中国可以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改革，推动全球化的公平和包容发展。
中国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加强国际间的经济交流和政治合作，争取更多的国际发展机遇。
中国可以通过加强自身的内部改革和发展，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和自主发展能力。
中国可以加大对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投入，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从而在国际经济市场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中国可以加强地区合作，推动地区间的互利合作，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和开放发展，实现亚太地区的共同繁荣。
未来人类社会的与治理模式未来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人类社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变革。
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挑战，未来人类社会需要更加有效的治理模式来应对各种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未来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并分析其特点和挑战。
一、全球化治理未来人类社会将面临许多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贫富差距等。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和协调。
因此，全球化治理将成为未来治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化治理需要建立起更加有效的国际组织和机制，以促进国际间的沟通和合作。
同时，各国之间还需进行更加紧密的协调，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这关乎到全球治理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二、民主治理尽管全球治理需要国际合作，但在国内层面，民主治理仍然是未来社会的一项重要原则。
民主治理通过民主选举、法治制度和公众参与等手段，保障公众的权益，促进社会的公平和稳定发展。
民主治理的核心是建立一个透明、公正和负责任的政府体系。
政府应该积极倾听民众的声音，并及时回应公众的需求。
此外，公众参与在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中也至关重要。
三、科技驱动的治理未来人类社会将会进一步依赖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
这些技术的应用将给治理模式带来新的变革和挑战。
科技驱动的治理将通过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来了解社会问题，并提供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例如，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更好地预测和管理自然灾害，提前采取防范措施。
同时，科技还可以帮助提高治理的效率和精细程度。
然而，科技驱动的治理模式也面临着隐私和伦理等诸多问题。
因此，在推动科技发展的同时，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和伦理框架，确保科技的应用符合公共利益和道德规范。
四、多元治理未来社会的治理模式应该具有多元性，充分尊重和发展不同文化和社会体制。
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存在着差异，因此，治理模式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灵活调整。
多元治理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开放、包容和多样化的社会环境。
这样，各个群体和利益相关者都能够有机会参与决策和管理事务，并共享社会的发展成果。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房地产开发模式转型升级路径及对策作者：李光绪来源：《商业经济研究》2016年第06期内容摘要：本文基于后金融危机的时代背景系统分析了中国传统房地产开发模式所面临的挑战及其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和对策建议。
研究发现，成本的提高和收益的下降使得传统的滚动开发销售型模式面临盈利空间缩小、融资成本提高和销售陷入僵局的严峻挑战。
为了克服这些挑战，实现房地产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应该遵循房地产开发产业链的内部分工专业化、以直接融资为主的筹资多元化和销售与持有并重的经营稳健化三条路径，并最终建立起以资本和服务为主导的全国一体化房地产市场。
为了顺利实现这些路径，可以采用资源整合、资本运作和品牌构建等具体的应对策略。
同时，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改革与支持必不可少。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房地产开发模式转型升级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房地产传统开发模式面临的挑战后金融危机时代，民众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均大幅下降，行业风险明显加剧，然而与楼市持续低迷相比，中国传统的房地产开发模式所面临的挑战更大。
中国在房地产开发方面主要采取的是香港模式，这一模式以房地产开发商为中心，集土地购买、房屋建造、销售管理于一体，以预售回款和银行贷款为主要筹资方式，并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第一，土地增值是开发商主要的盈利来源，在刚性需求的刺激下，城市土地价格不断上涨，而总房价中有超过一半是属于土地价格，因此圈地升值是开发商的主要盈利模式，“地王”是开发商实力象征的典型代表；第二，滚动开发是开发商的主要运作方式，房产一旦开发完成，开发商获得回款之后会立即开始新的项目，而项目一旦销售完毕，开发商就基本上与其没有任何关系了；第三，销售回款是开发商的主要目的，正是基于土地增值和滚动开发的盈利和运作模式，能够在短时间内将项目销售给客户从而获得回款并进而从事下一轮的圈地和开发就成为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的主要目的。
虽然这一模式在城镇化迅速发展和房价不断高涨的情况下给开发商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但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则对开发商形成了极大挑战：（一）土地成本不断提高，盈利空间迅速缩小金融危机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开发商获取土地的使用权较为容易，成本较低，这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土地供给较为充足，政策不够规范，而且很多“地王”本身就是国有企业，因此可以通过较为低廉的价格拿到土地转而在市场上高价出售直接获取高额收益；二是土地补偿标准较低，相关主体维权意识淡薄，而且维权部门对于相关的维权请求不重视，造成征地过程普遍较为简单粗暴。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各领域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1］，这其中自然包括公共危机治理模式。
公共危机治理模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由于我国政府习惯将公共危机治理称为应急管理，因而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应急管理体系的发展史。
我国从改革开放前建立以职能部门分类管理为主、单纯注重防灾减灾的应急管理体系，到不断加强综合协调和过程管理，建立议事协调机构与临时机构以及部际联席会议，再到新时代成立应急管理部，走向全面综合统一管理，每一阶段都是对应急管理体系的创新和发展，是应急管理体系质的飞跃。
在全球进入系统性风险高发期、公共危机跨界特征日益彰显的背景下；在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的历史方位下，如何整合优化应急力量和资源，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危机治理模式，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
因此，研究公共危机治理模式，有必要梳理和归纳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发展历程、优势特点，在此基础上，积极回应国际国内环境和公共危机属性变化，不断调适公共危机治理模式，探寻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变革取向，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制度效能，提高公共危机治理能力。
收稿日期：2020-10-05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 ：///jhxs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的组织间网络建构研究”（18BGL234）作者简介：张玉磊，男，河南延津人，淮阴师范学院法律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江苏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校外研究基地培育点“社会风险评估与治理法治化”研究员，E-mail ：*********************。
中国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发展演变与变革取向——基于应急管理体系发展史的考察张玉磊（淮阴师范学院法律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淮安223001）摘要：基于应急管理体系发展史的考察，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的发展演变与变革取向。
后危机时代中国治理模式提升的策略选择黄秋菊，景维民2011-02-24摘要：以强政府为核心的中国治理模式成为支撑中国三十年转型奇迹的制度基石。
成功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再次验证了中国治理模式在面临市场化和全球化负面冲击时的治理有效性。
在后危机时代，世界格局和国内环境的变化为中国治理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
文章认为，提升中国治理模式，延续中国转型奇迹，有赖于三个方面的策略选择：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巩固与优化政府能力；构建社会规制型市场经济，提高本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实施积极的社会经济政策，培育和谐的社会结构。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中国治理模式，社会规制型，利益整合型中国的转型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叙事，而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相互影响并协同演进的复杂制度变迁过程。
30年的转型使中国的治理模式发生了深刻变革。
中国已经从政府严格排挤市场并深入控制社会的全能主义治理模式中走出，初步形成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并存与互惠共生的现代治理模式。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主动地推动市场化、社会化和国际化变革进程，并持续不断地对自身的目标、角色、制度和能力进行适应性调整，从而保持了对社会经济变迁的有效掌控与调节。
2007年以来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则提供了一个检验中国治理模式有效性的试验场。
面对危机，实践再一次验证了中国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也暴露出中国治理模式内在的缺陷和不足。
对中国而言，后危机时代为其治理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
把握机遇，实现自我超越，将会使中国治理模式提升到一个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平稳、持续发展的崭新境界。
一、全球经济危机与中国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检验2007年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在2008、2009年迅速扩散，并进而由金融危机演变为全球经济危机。
尽管各国采取了各种金融援助计划、经济刺激方案来应对挑战，但这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还是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和破坏，从而导致世界经济自二战以来首度出现负增长。
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提供的数据，2009年全球GDP增长率为-2.2%，其中高收入国家为-3.3%，发展中国家为1.2%。
中国是个极少数的正面例外，虽然同样面临严重冲击，但在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后，仍保持了8.7%的增长速度。
中国应对危机挑战所展现出的佳绩验证了中国治理模式的有效性。
（一）强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强政府是中国治理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
需要强调的是，强政府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大而无当，硬而无效的“全能型政府”，后者看似强大的外表之下却隐藏着能力薄弱的问题。
强政府的内核在于政府具备充足有效的制度供给和秩序治理能力，从而能够在矛盾尖锐复杂的转型期有效掌控社会秩序，应对内外挑战，组织与动员社会资源，实现推动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的目标。
在中国转型进程中，强政府的能力构建主要取决于如下一些因素：（1）政治结构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确保了国家制度的整合度与协调性，避免了激进变革导致的政府组织涣散、行政机能瘫痪，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和无序；（2）集权与分权的有机结合，既维系了中央政府的必要权威，确保了中央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能力，也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3）持续不断的政府体制改革优化了政府的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更新了官僚系统的人力资本，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能，也使政府的行为更加理性化、制度化；（4）政府在学习、试验、危机中进行适应性调整，以不断更新治理理念，积累制度知识，提高自身驾驭市场和治理社会的能力。
强政府的能力演化是中国制度变迁的结果（张慧君、景维民，2010）。
在前期的转型中，强政府对改革进程和社会秩序的有效掌控，使中国避免了前苏东国家在激进转型中出现的“制度崩溃”，确保了新旧体制的平稳转换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挑战，中国的强政府也同样展现出较为有效的应对危机的能力。
早在2007年次贷危机虽已爆发但尚未演变为全球经济危机之时，中国政府就敏锐地意识到，在全球化和对外开放日益深化的条件下，需要强化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和预警，着力提升国家的应对危机的能力，增强金融体系抗击风险的能力。
这种判断不仅源于对国内外时局的全面考量，而且也充分汲取了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风暴的经验和教训。
由于具备了未雨绸缪的思想准备，因此，当危机在2008年下半年迅速扩散并蔓延至实体经济之时，政府能够果断决策，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并相应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
首先，通过增加财政支出（两年内新增4万亿元投资），结构性减税（约5500亿元），对耐用消费品（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及工业品下乡等综合性措施来带动投资和消费，以扩大内需。
其次，通过连续五次降低利率，增加银行流动性，增强对中小企业金融扶持力度等措施来稳定国内金融体系。
再次，推动产业振兴和科技创新。
选择十个重点产业进行结构调整和振兴，支持新能源、环保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在核心电子器件、核能开发利用、高档数控机床等16个领域推动技术创新步伐。
最后，通过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扶持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大幅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措施来确保民生。
面对危机，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出台如此全面而深刻的经济刺激方案，以缓解危机冲击、促进经济增长，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具备极强的决策能力、实施能力、动员能力和应对危机的能力。
这种强大的政府能力与一些前苏东转型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后者的政府囿于意识形态教条和内外政治压力犹豫踯躅、裹足不前，错过了应对危机的最佳时机，最终只能吞下社会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苦果。
（二）混合型经济的制度优势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具有明显的混合性色彩。
萨缪尔森在新版《经济学》中把混合经济概括为：“在所有的发达工业国中，我们都看到了一种混合经济，即市场决定大多数物品的价格和产量，而政府运用税收，支出和货币管理计划以调控总体经济。
”这种混合型经济并不局限于狭义的公有制主导下的混合所有制结构，而是涉及更加广泛的层面，如政府与市场的平衡，外需与内需的关系等诸多领域（郑永年，2009）。
中国混合型经济的主要特征体现在如下方面：（1）虽然农业部门市场化程度很高，但非农业部门市场化程度较低，特别是由于没有采取大规模私有化，在公用事业、重工业、金融部门中，国有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2）虽然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引进的国际化程度大幅提高，但要素市场的开放程度仍比其他国家低，如银行业、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等；（3）金融部门和资本市场的发育仍处于初级阶段，政府主导的金融机构控制了债券、股票和银行市场；（4）政府与私人部门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仍然主导着市场的运行，并实施广泛的调节和干预；（5）政府通过强有力的产业政策推动本国产业的发展和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多元化，提高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不过，以主流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混合型经济显然不是一种最优的经济体制。
无论在微观领域、中观领域，还是在宏观领域，都存在过度的政府介入，这势必抑制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市场自发的资源配置能力，并产生诸如寻租、腐败等分利性活动，由此带来资源浪费和社会成本。
然而，恰恰是这种西方视野中不彻底的市场化、国际化的独特经济体制，却在危机来临时表现出更强的风险抗击能力。
这与俄罗斯、中东欧等国家的全面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脆弱性同样形成鲜明的对比①。
首先，政府对银行业、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的必要管制，将国际金融体系崩溃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不利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有效避免了本国金融体系的动荡甚至崩溃。
其次，政府不仅可以使用一般的财政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来刺激经济，而且可以通过国有部门这一强有力的经济杠杆来实施促进投资、扩大内需。
最后，在30年转型进程中，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已经使中国整体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更加多元化和合理化，特别是制造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这就使得中国沿着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阶梯迅速爬升，经济发展的自主性空前提高，从而避免了产业结构单一化所导致的对国际经济环境的严重依附性。
（三）弹性社会的稳定器作用伴随着转型的深入推进，传统体制下简单、封闭、僵化的“总体性社会”逐步解体，社会分化开始加速，多元开放的社会结构也在形成之中。
这种变化虽然顺应了市场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但也蕴藏着潜在的社会风险。
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社会风险进一步加大，从而有可能使经济危机演变为社会危机。
从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主要有两种传导机制：一是失业率的大幅增长、实际收入水平的急剧下降导致严重的社会不满；二是信心崩溃所产生的连锁反映，使长期萧条和动荡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刘世定，2009）。
这两种传导机制相互强化所引爆的社会危机，在一些前苏东转型国家遭遇危机的过程中已得到明显体现。
特别是民众对政府未能有效应对危机表示严重不满，导致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甚至引发社会骚乱。
而社会秩序的动荡进一步制约了政府的决策，削弱了其应对危机的能力。
与其他转型国家相比，中国虽然也遭受到较为严重的冲击，但社会秩序总体上保持了稳定的态势，从而为经济的复苏创造了稳固的社会基础。
这表明中国社会具有相当强的缓解、吸纳和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弹性和适应能力。
这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特质，而且与政府治理社会的能力具有密切关联。
首先，虽然中国的市场化和城市化得到不断推进，但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仍占有绝对优势的比重。
当农村人口占据多数时，社会在应对外部经济冲击时的弹性较大，因为受全球经济危机冲击最大的是城市部门。
尽管在失业人群中农民工占据了多数，但他们依然可以返回自己的乡土，从事农业生产或经营其它小型的工业、服务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危机给社会造成的冲击。
其次，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社会自身具备了缓解与克服危机的条件。
特别是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的改善，使他们获得了抗击风险的必要资源、机会和能力。
同时，在市场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民众的理性化程度也得到很大提高，人们能够相对平和地理解经济的周期性或偶然性波动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常态，从而更加冷静、沉着地加以应对（孙立平，2009）。
最后，政府掌握和运用资源处理危机和矛盾的经验更加丰富，技巧更为娴熟。
政府不仅能够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确保增长和民生，而且还通过各种渠道来引导民众的危机心理，重建信心。
二、后危机时代中国治理模式面临的新挑战前30年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国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机遇，而全球经济危机同样是历史赋予“中国治理模式”重新审视自我，实现发展与提升的重要契机。
如果能够抓住机遇，客观、准确地把握自身的优势和不足，那么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转型与发展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中国治理模式也将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境界。
纵观世界历史，危机的爆发总会带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革，本次全球经济危机也是如此。
危机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打破了由美国完全主导的单极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世界格局日益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