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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专论 ·自动驾驶的风险类型与法律规制刘艳红摘要：自动驾驶汽车事故的法律责任应依据不同风险对事故主体和责任类型进行区分。
在自动驾驶汽车生产阶段，存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自动驾驶汽车的制造风险与难以进行特殊道路路段测试的安全风险。
在自动驾驶汽车应用阶段，基于发生事故后的事故责任和保险责任的认定，存在自动驾驶系统与驾驶员的过失风险和故意风险。
根据不同风险类型，在坚持自动驾驶责任主体否定论的前提下，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规制路径应从民事侵权责任和刑事责任两方面展开。
在民事责任方面，驾驶员与自动驾驶系统本身均不适合责任承担，由生产者一方承担责任更具正当性，并应同时引入责任保险制度作为社会化救济方式。
在刑事责任方面，生产者因为设计缺陷或者未履行自动驾驶汽车应用安全管理义务并发生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对于交通肇事过程中驾驶员的刑事责任，则应该根据自动驾驶汽车的自动化分级进行分类探讨。
关键词：自动驾驶汽车 风险类型 交通肇事 过失责任 刑事责任中图分类号：D9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28（2024）01-0114-17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意味着自动驾驶汽车成为整个人工智能产业的“领航者”，包括脑机结合、情感计算、避险算法在内的诸多人工智能前沿科技被应用于自动驾驶汽车，寄希望于将人类驾驶汽车时的情感状态投射于自动驾驶过程中，〔1〕从而最大程度上发挥出自动驾驶汽车的行驶潜能。
对于自动驾驶汽车而言，传统的“机械功能汽车”正逐步向“人工智能汽车”进化，其原因在于人工智能汽车对非结构化环境的高适应性，但是这同时也引发了关于自动驾驶的安全监管、道德伦理、风险类型以及责任认定等一系列未知的问题，〔2〕当前自动驾驶汽车的最新算法已经简化至19个控制神经元的单一算法，并尝试学习将高维度的作者简介：刘艳红，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数字经济的刑事安全风险防范体系建构研究”（21&ZD209）阶段成果。
现代经济信息人工智能的侵权责任及其责任主体韩 雪 中国民航大学摘要：随着社会与科技的进步，人工智能的应用时代已经来临。
初期的人工智能仅仅是作为一种被设置好运行算法的工具，其作用往往是单一的，更多的是作为“机器”这种“物”的存在。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初级人工智能逐步向高级人工智能过渡。
笔者认为高级人工智能虽然依旧是被人类提前设计好运行算法，但并非人类一直控制的工具，而是可以随着指令、环境和情形的变化自主地做出判断选择。
高级人工智能应当具有部分人格，其造成的侵权责任应当使用公平责任原则，实行替代责任制可能将成为一种解决人工智能侵权的办法。
关键词：人工智能；侵权；责任主体；归责原则中图分类号：D923.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9)034-0272-03一、关于人工智能的概论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的应用时代已经来临。
初期的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创造的具有辅助性功能的工具确实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早期的人工智能仅仅是作为一种被设置好的运行算法的工具，同时算法本身便是运行规则。
它的作用往往是单一的，更多的是作为“机器”这种“物”的存在。
然而，无论人们接受与否，人类目前即将处于的正是这种初级的人工智能向高级的人工智能过渡的时代，所谓的高级人工智能是指虽然依旧是被人类提前设计好的运行算法，但并非人类一直控制的工具。
该类人工智能可以随着指令、环境和情形的变化自主地做出判断，并根据自己的运行算法做出判断选择。
例如，苹果公司设计的智能虚拟手机助手Siri，当用户对智能助手Siri发出指令时，Siri本身的软件会评估所接受到的命令，并做出相应的判断，将选择后的信息进行传送，这就是典型的高级人工智能。
如果说初级的人工智能的算法是“感知命令——做出行动”的话，那么高级的人工智能的算法则是“感知命令——自主判断——做出行动”。
虽然现阶段的人工智能仍旧不能完全脱离人类的控制与操作，但比起初级人工智能单纯“接受命令”和“做出反馈”，已经有了“自主判断并做出选择”这一不受人类控制的运行过程。
人格财产善意取得否定论摘要：现代法律强化了人文主义的关怀，越来越重视保护与人格有关的财产利益。
我国《物权法》的善意取得制度，主要适用于体现纯财产利益的财产，若财产兼具人格利益而且作为主要利益的人格利益的价值大于财产利益，那么就不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若人格财产中人格利益丧失或因某种原因降低为次要利益，则与一般的财产无异，此时，又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关键词：人格财产；人格利益；善意取得一、问题的提出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案例：张某（男）和谢某（女）结婚，男方向女方赠送一枚价值5000元的订婚戒指。
男方在结婚后因故去世，女方对男方感情颇深，始终念念不忘，女方一直戴在手上十年有余，已经视该戒指为生命的一部分。
后因女方急需用钱，便向朋友刘某借钱并以该戒指做抵押，后刘某发现该戒指价钱颇高，便以当时合理价格出卖给善意第三人。
谢某如期还钱，但戒指已卖，她痛不欲生。
谢某找到第三人愿意付出同样的价钱把戒指赎回来，但是第三人不允。
第三人主张其是善意取得该戒指，谢某只能向刘某求偿。
在上述案例中，这一枚戒指市场价为5000元，但是该戒指是双方感情的见证，在女方心中已视其为自己的生命，应当说对于该女子来说此戒指是无价的，甚至此戒指可以代表其已故的丈夫，虽然戒指也属于种类物，但由此来看此戒指是无可替代的。
第三人要购买的也是戒指，但对第三人来说按照市场价他可以购买其他任何一款戒指，毕竟第三人要买的是新戒指，对其并无特殊意义。
但按照我国物权法规定，第三人可以根据善意取得制度获得此戒指的所有权。
所以如果第三人不同意返还戒指，那么谢某也不能通过法律途径要回她的戒指。
实践中，类似的案例屡见不鲜，一些物品虽然属于种类物，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对所有权人的意义重大。
在理论上, 存在“人格物权”、“人格物”、“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等多种称谓。
①但以“人格财产”最为简洁、精准地反映了此类财产所体现的人格象征的意义。
公司法人人格否定是怎么规定？我国修改后的公司法第二十条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予以了明确：“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公司法人的权力是非常大的，但是董事会也可以更换法人代表，那么在公司法中是否对于法人代表的相关行为有着更加深刻的规定吗?下面就由小编来为您解答公司法人人格否定是怎么规定?希望能够为您带来一定的帮助。
适用范围(一)适用的公司类型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公司法人人格否认适用的公司类型并未区分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因此，只要符合《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条件，不论是什么类型的公司，都可以适用法人人格否认。
[1](二)适用的案件类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被列为一类专门的案件类型，该案件类型的案由称作“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赔偿纠纷”。
制度意义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意义：(一)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公司法人制度的必要、有益的补充。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是当股东运用背离法律赋予法人人格的原始初衷(即公平、平等、正义)的手段而为他人控制和操纵时，公司法人已不再具有独立性质，法律将无视法人的独立人格而追究法人背后的操纵者的法律责任。
因此，这种法人人格否认所引起的从法人人格确认向法人人格否认的复归并非是对整个法人制度的否定，恰恰是对法人人格的严格恪守。
因为运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所否认的法人，实际上是一个被控制了的、失去人格独立性的法人空壳。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为在特定条件下对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是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合理与必要的保护手段，有效地维护了法人制度的健康发展，防止法人制度的价值目标不致发生偏向和被异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不仅不是法人制度的否认，反而是法人制度的补充与升华。
正是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证明并捍卫了法人制度的公平、合理与正义。
论法人人格否认制度2000字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指一种法律制度，它质疑并否定了法人拥有独立的法律人格的概念。
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法人被视为独立的法律主体，拥有类似于自然人的权利和义务。
然而，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认为，法人只是由自然人组成的集体，其行为和责任应由实际参与者承担，而不是由法人本身。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主张将法人视为一种经济工具，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这种制度认为，法人应该被视为自然人的延伸，其行为和责任应该与实际参与者的行为和责任相一致。
这样做可以防止法人滥用其独立法律人格的优势，例如逃避责任或实施不当行为。
从法律角度来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主张法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应该由实际参与者承担。
这意味着，如果法人实施了违法行为，实际参与者可能会被追究责任，而不是法人本身。
这种制度的目的是激励实际参与者更加谨慎地管理和控制法人行为，以避免违法行为的发生。
此外，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还可以促进经济效率和公平性。
通过将法人与实际参与者的责任相结合，可以减少法人滥用其独立法律人格的可能性，从而提高经济效率。
此外，这种制度还可以确保受害者能够获得公正的赔偿，因为他们可以追究实际参与者的责任，而不仅仅局限于法人。
然而，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也面临一些争议和挑战。
一方面，这种制度可能会给实际参与者带来不公正的风险和责任。
如果法人实施了违法行为，实际参与者可能会被追究责任，即使他们并不知情或没有直接参与。
这可能不公平地损害了实际参与者的权益。
另一方面，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可能会导致法律执行的困难。
由于法人被否认了独立的法律人格，追究法人责任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
这可能导致法律程序的延迟和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司法公正和效率。
综上所述，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一种对传统法人人格概念的质疑和否定。
它主张法人应该被视为自然人的延伸，其行为和责任应与实际参与者相一致。
这种制度旨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经济效率和公平性。
然而，它也面临一些争议和挑战，例如不公平的风险和责任分配以及法律执行的困难。
解读《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解读《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作者：昆山律师发布时间：2013-7-24 阅读：1068一、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设立背景及其特点（一）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设立2005年《公司法》修改后，新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其中第3款是修改后公司法的新增条款，其明确了股东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 是一条典型的公司人格否认的规定。
该条款引起国内广大学者热议。
几乎所有公司法学者都认为我国修改后的《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就是对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规定，有学者甚至评价认为，我国公司法将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上升为成文法是一项大胆的创举，是对世界公司法的贡献。
（二）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立法背景股东有限责任与公司独立责任是现代公司独立人格制度的基本标志，也是我国公司立法的责任基础，公司法人格制度将公司、股东和公司经营管理者三者的人格予以明确区分，即三者均为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民事主体。
人格独立也就意味着财产独立、意志独立，这就意味着各自的债权人不可以超越债务人本身而追向另外主体的财产主张债权。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公司法人格制度不仅很好地维护了公司、股东以及公司经营管理者的权益，同时也比较好地维护了公司、股东以及公司经营管理者三者各自债权人的权益。
然而这潜藏着一种道德风险，即股东可利用有限责任和公司独立人格这层"面纱"，以公司作为其从事不法活动和欺诈债权人的理由。
所以当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被公司法人人格与有限责任的滥用打破时，便需要一种衡平的法律制度来纠偏校正，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应运而生。
反向刺破公司面纱——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的扩张适用人民司法?案例14/2010向刺破公司面纱公文/陈林贾宏斌司法z,2a-否认规则的扩张适用【裁判要旨】公司独立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制度的两大基石,但若存在股东滥用法人格,导致股东与公司人格混同,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在特定个案中,法院可能会刺破公司面纱,否定公司独立人格的存在,使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与此扩张适用的情形则称之为反向刺破公司面纱,即在特定条件下,法律将公司与股东视为一体,令公司为股东的债务承担责任.【案情】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天公司).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二建公司).原审被告:沈阳新东方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东方公司).新东方公司为惠天公司的子公司,惠天公司拥有新东方公司51%的股份,新东方公司成立日期为2003年12月4日.2003年7月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发包人为惠天公司,承包人为市二建公司,工程名称为"沈阳农业高新区热网预埋套管工程",该合同有惠天公司盖章及代理人文军签字,市二建公司的单位盖章及市二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印鉴和签字.2003年8月18A,市二建公司与惠天公司签订建筑安装工程安全合同.该合同属于2003年7月1曰签订的建筑工程合同的附属合同,合同上有惠天公司及市二建公司双方单位盖章和法人代表印鉴和签字.后惠天公司与市二建公司又签订了开工日期为2004年3月20目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该项合同的签订时间在合同中没有体现,但工程名称,工程地点,工程内容,承包范围等内容和市二建公司与惠天公司在2003年7月1El签订的内容一致,合同约定的价款为200万元, 与原合同约定的价款5O万元不同,但该合同发包人处签字为惠天公司委托代理人文军,发包人住所地为惠天热电住所地即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47号,盖章为新东方公司,市二建公司的盖章及签字均与原来相同.2004年4月及8月发包工程安全生产合同.此外,庭审中查明,2007年8月7日惠天公司在建行用电汇的方式给市二建公司汇款6O万元,2008年1月23 日惠天公司给付市二建公司排水, 道路两笔工程款,金额分别为150 万元及50万元.同时.市二建公司在开据工程发票时付款人名称亦为惠天公司.此后,新东方公司给市二建公司发过两次往来征询函,往来征询函中表明截止到2009年6 月30日,新东方公司欠市二建公司工程款1400221.70元.该往来询征函中有新东方公司盖章.【审判】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一审经审理认为:本案所涉几个合同签订的双方都是市二建公司和惠天公司,时间是从2003年7月到2004年10月,此后,惠天公司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至市二建公司起诉前惠天公司并未与市二建公司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惠天公司应向市二建公司履行给付工程款的义务. 而新东方公司在2004年3月已经成立.开工时间为2004年3月2O Et的合同是由新东方公司盖的章,但签名是惠天公司的代理人文军, 合同的书写名头为惠天公司.惠天公司也没有在该份合同中转让其此前与市二建公司签订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新东方公司在该合同上盖章,应视为受该合同条款约束, 且新东方公司为该工程实际使用人,此后又向市二建公司发来往来征询函,认可欠市二建公司工程款数额的事实.因此新东方公司亦应当承担给付市二建公司工程款的义务,惠天公司,新东方公司应共同承担给付市二建公司工程款的义务从新东公司与市二建公司企业往来征询函中可以看出.该笔欠款数额为人民币1400221.70元,予以认定.对市二建公司要求惠天公司,新东方公司给付工程款1400221.7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一,惠天公司与新东方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共同给付市二建公司工程款人民币1400221.70 元及利息(自2008年12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时止);二,如未按本院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市二建公司,惠天公司,新东方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惠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驳回市二建公司的诉讼请求.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经审理认为:(一)关于惠天公司应否承担给付所欠工程款责任问题.在新东方公司成立前后.本案中涉诉的若干份:[程合同缔约主体分别为市二建公司与惠天公司,期间,惠天公司业已向市二建公司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市二建公司也向惠天公司出具了发票及收据,上述事实为双方所不争.惠天公司上诉称在新东方公司成立前,惠天公司系代新东方公司与市二建公司签订和履行施工合同,在新东方公司成立后,上述施工合同的权利义务已转移至新东方公司,惠天公司不再承担责任.对此主张,惠天公司并未举证予以证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惠天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市二建公司向惠天公司主张所欠工程款有合同依据,惠天公司应负给付所欠工程款的义务. (二)关于新东方公司应否对惠天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问题.惠天公司持有新东方公司51% 的股份,在本案纠纷中,二者在人员,业务管理,资金方面存在人格混同情形,具体表现在:新东方公司董事长杨兆生同时又是惠天公司的董事,就涉诉工程对外发包时无论是在新东方公司成立之前或成立之后,惠天公司代理人文军均在合同发包方处署名,表明在人员,业务管理方面,惠天公司与新东方公司已无法区分:在合同履行方面,无论新东方公司成立前或成立后,惠天公司均存在支付工程款的事实(自惠天公司与市二建公司订立合同最初时间2003年7月至惠天公司最后一笔付款时间2008 年1月,前后长达4年之久),而且对于市二建公司以惠天公司为付款人所开具的发票及收据,惠天公司照收不误,未提出任何异议.上述事实表明惠天公司与新东方公司较长时间内在经营与资金方面难分彼此.基于上述两点,可以推人民司法?案例定,本案在合同的订立,履行以及结算方面.反映不出新东方公司的独立意思表示,该公司的经营活动已处于一种不正常状态,其与惠天公司之间出现人员,经营管理,资金方面的混同,说明新东方公司法人格已形骸化,实际是惠天公司的另一个自我.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两大基石,若存在股东滥用法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导致股东与公司人格混同的,则令滥用独立人格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民事责任.此为公司法第二十条所明确规定.由于存在股东与公司间人格混同,股东须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自不待言.而公司也须为股东债务承担责任.也应是公司法第二十条有关法人格否认规定的应有之义.另外,新东方公司通过询证函形式业已确认上述所欠债务.结合本案事实,新东方公司应对其股东惠天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当然,公司法人格否认规则仅适用于本案,其效力不得扩张适用于未参加诉讼的债权人或公司股东.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令惠天公司与新东方公司共同给付市二建公司工程款及利息并无不当.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评析】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母公司惠天公司与其子公司新东方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人格混同情形;如若存在,如何适用公司法反向刺破公司面纱法理确定双方责任承担问题.一,反向刺破公司面纱的界定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反向适用,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反向刺破公司人民司法?案例14/2010面纱.传统的揭开公司面纱仅是指通过揭开公司面纱而追究公司面纱背后的股东个人的连带责任,或母子公司场合下的母公司的连带责任,而反向刺破公司面纱是指在揭开公司面纱之后,由公司替股东承担责任,或母子公司场合下由子公司替母公司承担责任.母子公司是指彼此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而又相互存在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的关联公司.反向刺破公司面纱是从公司的人格否认制度引申而来的. 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对最常见的公司法人格否认而导致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作出直接的, 确定的,清晰的规定,对于实践中需要追究关联公司,子公司责任的情形,可通过对该条第一款的解读,将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导致的利益不当输送的其他情形囊括进来,为反向剌破公司面纱寻求到法律依据,从而使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构成一个完整的规制网络,使任何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行为都难逃法网二,反向刺破公司面纱的构成要件法人人格否认只是在特定法律关系中对法人独立人格的相对否定,并不是对法人独立人格的绝对的,永久的否认,这就决定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有其独特之处.公司法人人络否认理论的实质就是在公司独立人格被滥用后,得以揭开公司面纱,即直接绕过公司而直接追究隐藏在公司法人背后的股东的责任.反向剌破公司面纱与传统的人格否认制度在法理上并无二致,二者概念区分的意义在于此责任流向上的差异, 即反向刺破公司面纱.主要规制股东向公司转移资产,逃避股东个人债务的情形.故此,结合法人格否认制度,反向刺破公司面纱可归纳为以下三个主要构成要件:(一)主体要件.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主体要件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公司法人人格的滥用者:二是有权提起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的当事人.(二)行为要件.公司法人格否认是因为法人人格被滥用致使法人人格独立性丧失而引起的.公司股东滥用公司人格行为通常如下: 1.公司在设立时资金显着不足:2. 存在欺诈行为,逃避合同义务或规避法律的行为;3.人格混同;4.过度控制;5.公司形骸化等等.(三)结果要件.公司股东或其他实际控制公司的人滥用公司人格给公司债权人及其他社会群体造成客观上的实际损害,并且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与造成的损失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三,反向刺破公司面纱适用时应注意的问题公司享有独立人格.得以独立承担责任,使股东承担有限责任.公司独立与股东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制度的两大基石.公司人格否认只是公司法人制度之例外,是对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的一种修正.反向刺破公司面纱从根本上颠覆了公司有限责任基础,适用过程中应慎之又慎.实践中,对反向刺破公司面纱的适用应予以严格限制,特别是在母子公司场合下.应注意存在下列情形方可适用: (一)母公司对子公司存在过度控制.即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经营有完全的支配,而且这种支配具有连续性,持久性,广泛性的特点.母公司对子公司销售控制权系为不正当之利益,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行为对母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害.(二)母子公司在人格上基本混同.多表现为母公司与子公司从事经营管理的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完全或基本相同;使用同一办公地点或营业地点;雇佣相同的经理或职员,即所谓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三)母子公司在财产上基本混同.多表现为母子公司拥有相同的财产,利润归属不清,账簿不分, 子公司自己没有财产处分权等情况.(四)子公司对母公司债务的承担可以适用实质合并原则.在母公司实施如上所述的滥用行为时, 母子公司实际上已完全混同.法律将其视为一体,母子公司相互为对方承担责任都是应该的.需要注意的是,在保护母公司债权人的同时不能损害子公司善意债权人的合法权利.在诉讼中, 反向刺破公司面纱规则仅适用于个案,其效力亦不得扩张适用未参加诉讼的债权人或公司股东.i四,对本案的解析本案中,惠天公司与新东方公司系母子公司,虽名为两个独立承i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实际上存在着多种情形的混同,如人事安排,经营j业务,资金财产存在持续混同的情形.表现在:新东方公司董事长杨兆生同时又是惠天公司的董事.就涉诉工程对外发包时无论是在新东方公司成立之前或成立之后.惠天i公司代理人文军均在合同发包方处署名.在合同履行方面,自惠天公司与市二建公司订立合同最初时间2003年7月至惠天公司最后一笔付款时间2008年1月,前后长达4年之久,而且对于市二建公司以惠天公司为付款人所开具的发票及收据,惠天公司照收不误, 未提出任何异议,惠天公司与新东方公司不存在划分母子公司与市二建公司交易的持续的明确界限, 从而导致市二建公司对惠天公司与新东方公司在请求给付工程欠款上难以区分.在本案中如仅追究惠天公司或新东方公司一方的责任.则作为善意相对人的市二建公司将无法或可能无法实现其债权, 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理念. 综上,可以认定惠天公司与新东方公司母子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情形,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可对二者适用反向刺破公司面纱法理,判令惠天公司和新东方公司共同承担偿还欠款责任.无论是传统的公司法人格否认,还是反向刺破公司面纱,都属于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应有之义.换人民司法?案例言之.只要存在公司法人格滥用情形,公司和股东实质上已成为一个整体,责任的承担也就不分彼此, 股东既可以为公司承担责任,同样.公司也可以为股东承担责任.唯如此,方能匡正失衡的法律关系,维护公平与正义.卜-'I(作者单位: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人工智能的刑事主体地位问题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目录（一）人工智能意识科研现状 (1)（二）弱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主体研究 (2)（三）强人工智能能否成为刑事责任的主体 (2)1.否定说 (2)2.肯定说 (3)关于人工智能的刑事主体地位问题，在刑法学界算是一个比较新颖的问题，相关文章及观点主要从2018年以后逐渐被发表以及表达出来。
对于此问题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强人工智能是否具有刑事主体，对于弱人工智能，基本已经形成不具有主体地位的共识。
以下，将从人工智能意识技术当前研究现状、弱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研究、强人工智能刑事主体地位研究3个方面对当前研究动态进行分析。
（一）人工智能意识科研现状近些年来,Nature和Science杂志中涌现出了很多关于研究人工智能意识的成果。
到目前为止，已经提出了一些人工智能意识理论,，比如整合信息理论、全局工作空间理论等，1根据这些理论，科学家们对人工智能意识的智能体进行研发，这些智能体能够做出一些具有意识的行为，并且可喜的是，这些智能体已经在娱乐、医疗、教育、工业等的多个领域有了广泛的应用。
科学家们根据已提出的人工智能意识理论研发的人工智能体可以表现出一定的意识行为，并广泛应用于工业、教育、医疗、娱乐等不同领域。
234目前，人工智能意识研究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进入初级阶段，对于人工智能意识科研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比如感受意识、自我意识等，已经开始逐渐有所涉及。
当前的人工智能体虽然不理解其所执行任务的内容，还不具有“自我”概念，但是“他们”根据预先给予的编程算法，可以表现出一些意识行为。
5意识不能被算法所支配，因为意识是超逻辑性的存在，因此人工神经网络、1Graziano M S A,Guterstam A,Bio B J,Wilterson A I.Towarda standard model of consciousness:reconciling the attention schema,global workspace,higher-order thought,and illusionisttheories.Cognitive Neuropsychology ,2019.2 Lake B M,Ullman T D,Tenenbaum J B,Gershman S J.Building machines that learn and think like people.Beha 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17,40:e253.3Koumpis A,Christoforaki M,Handschuh S.The robot wholoved me:building consciousness models for use in h umanrobotinteraction following a collaborative systems approach.In:Proceedings of the19th IFIP WG5.5Worki ng Conference on Virtual Enterprises.Cham,Switzerland:Springer Publishing,2018. 409- 416.4Chella A,Cangelosi A,Metta G,Bringsjord S.Editorial:consciousness in humanoid robots.Frontiers in Robotics and AI ,2019,6:17.5秦瑞琳、周昌乐、晁飞：《机器意识研究综述》，载《自动化学报》，2021年第1期，第18-34页。
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否定论 摘要】赋予人工智能以法律人格，既缺乏必要性又缺乏可行性。按照当下的研究进度以及现有的研究方法，强人工智能根本难以实现；另外，若赋予强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将有可能对现有社会制度造成较大的冲击，导致社会秩序陷入混乱。而弱人工智能运用和发展产生的法律问题均可以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有效解决，同时因其难以产生独立自主的意思能力,缺乏独立的财产，也缺乏赋予法律人格的可行性。 【关键词】强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法律人格
能否赋予人工智能以法律人格？理论界纷争不断，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对立的观点。“肯定说”内部存在不同的学说，有“拟制说”、“电子奴隶说”、“电子人格说”、“有限人格说”等。“拟制说”认为需要运用法律拟制的方式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1]“电子奴隶说”将人工智能定性为电子奴隶，奴隶本身没有权利和义务，没有权利订立合同，但是奴隶对外行为的后果由其主人承担。[2]“电子人格说”认为，应当将人工智能认定为电子人，并且赋予该类电子人法律人格。[3]“有限人格说”认为，人工智能应当具有法律人格，但是其仅具有有限的权利，仅具有有限的法律人格。[4]“否定说”细分为两派：“工具说”认为人工智能应当被定性为工具，不应当赋予其法律人格，。[5]“软件代理说”认为人工智能仅仅是智能软件的信息传递者，不需要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6] “肯定说”在讨论该问题时未能准确分析人工智能发展的趋势，在强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的态度上过于乐观；同时，忽略了哲学及伦理对于法律和法学观点的影响，错误的认为应当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夸大了人工智能发展中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不能赋予人工智能以法律人格。 一、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不符合伦理性要求 （一）具有理性特质的自然人具有法律人格 从哲学上看，理性包括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理性不但包括基础判断力也包括演绎推理能力。康德哲学理论认为，理性特质是自然人所特有的，由此得以将自然人与物进行有效区分。物具有相对价值，其本质属性是手段，而具有理性特质的自然人的本质属性是目的。[7]也因为理性，自然人与物有本质的区分。理性的目的是从现象向物自身前进,从不完整的经验知识向全部经验知识的大统一前进,所要达到的最高统一体就是理性的理念。自然人是一类特殊的存在，能够产生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8]黑格尔提出，人类具有理性特质，人类的属性是目的，并且人类依据自己的意愿做决策的行为就是自由。[9]自然人为了实现价值，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手段，手段必须依附于目的才能具有一定的价值，即仅具有相对价值；主体利用和改造客体，客体作为手段，其实就是主体的工具。物因为没有理性，确定物为客体，其仅具有相对的价值，是主体改造世界利用的工具。自然人因具有理性而与物之间存在着泾渭分明的明显界限，人类的地位高于其他存在的物。 （二）缺乏理性特质的人工智能不具有法律人格 人工智能属于人工创造的物，自然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也应当符合上述哲学分析。目前人工智能尚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运行的程序均由人为事先设定并调试，其在预先设定的规则或模式内行动，不具有主观能动性。以阿尔法围棋为例，围棋也是一项规则性极强的活动，围绕围棋的规则而展开，并且阿尔法围棋完全在人类事先设置好的规则内行动，阿尔法围棋的优势在于其高速的运行能力和海量的处理分析数据能力，寻找每一步最优的策略，而每一步的选择都是人类事先输入的数据，完全没有自主学习、随机应变的能力和独立的意识。那么，当人工智能发展到强人工智能时是否可以作为目的？强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更高，并且有可能达到与人类近似的智能水平，具备产生独立意思的可能。但是，强人工智能能否实现，尚存疑问；并且脱离自然人自身的人工创造物，即使具有一定的智能和独立性，但相对于自然人，其也不能具有绝对价值，仍仅具有相对价值，仍旧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故不论人工智能发展到哪一阶段，均不能赋予其法律人格。因为，一旦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将其放到与人类等同的地位，认定其也具有绝对价值，甚至让其统治全地球，让自然人成为其手段，则人类完全失去了价值，世界本身也将变得毫无意义。 二、缺乏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必要性 现代民法具有法律人格的主体逐渐扩充，法律人格的范畴由自然人逐步扩展到了自然人之外的非生命实体，出现了“非人可人”的变革。法律人格具有明显的抽象性。在适当情形下，法律人格可以突破伦理性的要求，赋予公司等社会团体法律人格。从逻辑上讲，也可以将法律人格赋予自然人之外的如动物、公共群体等其他实体。但本文认为，通过法律拟制的方式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做法不可取。 （一）缺乏赋予弱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必要性 就当前的研究情形而言，弱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包括责任认定、责任承担主体、确定责任的规则、生成内容著作权归属等均可在现有法律制度内予以有效解决。 （二）缺乏赋予强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必要性 在乐观主义者的设想下，在不远的将来强人工智能将全面的介入人类社会生活，因此，借鉴团体法律人格的经验，基于社会现实需要，亟需突破伦理性的要求，赋予强人工智能法律人格。那么现有的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技术，能够支撑强人工智能的实现吗？答案是否定的。人工智能的研究方法包括结构模拟法、功能模拟法和行为模拟法，上述三种研究方法均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如果研究方法没有取得关键性的改变，强人工智能将难以实现。 所谓结构模拟法，即通过技术手段模拟人类的大脑皮层结构，以此来实现对于人类智慧的模拟。人脑科学研究表明，人类智慧的产生主要集中于大脑皮层，想要有效模拟人类的智慧，首先则应当了解人类大脑皮层的结构和机理。经研究发现，对于大脑皮层神经元结构的模拟主要有以下困难：首先，神经元的数量繁多，结构复杂；其次，人类大脑皮层的运行机制和原理不明确，导致即使完成了对于人类大脑皮层结构的模拟，仍缺乏使其自动运行的机制，仍难以实现模拟人类智慧的目的。 所谓功能模拟法，即通过计算机的功能来实现对于人类智慧的模拟。该方法的理论基础是，人类大脑的功能与计算机的功能等效，因此可以通过编订计算机程序的方法来模拟人类的智慧。该方法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首先，运用计算机的功能实现对人类智慧的模拟，要求计算机具有充足的知识储备，因为只有具备了充足的知识储备，才能在面对问题和面临抉择时做出正确的决策。目前人工智能自主学习能力尚未实现，人工智能知识的储备主要依靠人类手工输入，手工输入的方式效率很低，因此导致运用功能模拟法模拟人类智慧的时候人工智能容易出现知识储备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功能模拟法仅能模拟人类的“显性智慧”，而对于人类的“隐性智慧”则难以模拟。人类不仅具有“显性智慧”的能力，同时也具有“隐性智慧”的能力，“隐性智慧”能力和“显性智慧”能力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人类的智慧能力。计算机仅具有形式逻辑运算功能，逻辑运算功能仅相当于人类智慧中的“显性智慧”，即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难以对于人类智慧中的“隐性智慧”进行模拟，这也导致该研究方法仅适用于弱人工智能的研究，运用该方法难以实现生产制造强人工智能的目标。 所谓行为模拟，即人工智能对于任何的外界刺激，均能够以合理的行为妥当的应对，就像人类表现的那样。当人类面对外界刺激时，总能迅速的做出恰当的反应，例如天气冷了，便添加衣服；驾驶汽车遇到红灯时则停止，变成绿灯时再通行等。行为模拟要求人工智能具有很强的模式分类能力，首先要求系统能准确的识别外界的刺激，同时也要求其能迅速的根据刺激做出合理的行动。但是这一方法具有很严重的局限性，因为该行为模拟方法仅能模拟一些简单的行为，而对于比较复杂的行为或者体现人本能的行为，则会显得无能为力。 正因为如此，强人工智能的研究在经历一段时期的高速发展后，美国、英国等国家分别就本国强人工智能的研究现状展开评估，并出具了分析报告。评估报告的结果使强人工智能界的信心遭受了极大的打击，并开始对强人工智能的实现产生了怀疑，甚至有部分专家改变了对强人工智能的乐观态度，主动放弃了强人工智能的研究。英国、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也纷纷减少了对于强人工智能研究的支持力度，许多正在进行中的强人工智能的研究项目因为缺少经费而被迫停止。在这种情况下，强人工智能研究界开始出现分裂,部分研究者转变了研究的思路，不再积极投身于强人工智能的研究，而是开始了一类名为增强人类智能的研究，该研究将人工智能明确的定位为协助和辅助人类的工具，人工智能只是增强人类智能的手段。强人工智能的研究面临着多重的困难，强人工智能难以成为现实，缺乏赋予强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必要性。 三、缺乏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可行性 如果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将打破法律世界主客体二元结构，在人工智能与人类形成的法律关系中，人工智能与人类将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当人类与人工智能产生利益冲突时，该如何处理？无疑这将对现有成熟的民事法律制度造成颠覆性的冲击。 （一）缺乏赋予弱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可行性 假设赋予弱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弱人工智能将一定程度上独立自主的参与法律关系，而参与法律关系以具有相应的意思能力为前提。而弱人工智能难以产生独立意思能力。弱人工智能的主要功能在于解决特定的问题，其主要能力体现在逻辑运算和推理方面，缺乏动机、情感等非逻辑运算和推理的功能。动机的缺乏，使得弱人工智能的行为难以被认定为民法上的意思表示行为，因为其行为不具有目的意思和效果意思。从形式上看，弱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某些行为表示某些意思，例如签订合同等，但其行为实际上仅仅是在执行设定的程序而已，弱人工智能难以真正理解其所从事行为的真实意思，因此弱人工智能难以产生必要的意思能力。其次，弱人工智能缺乏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作为法律主体，应当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仅从民事责任而言，成为民事主体需要具备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很显然，弱人工智能缺乏承担民事责任的物质基础，其一般不拥有财产，在特殊情况下弱人工智能可能会拥有一定的财产，但是其作为所有人或使用人控制下的工具，所获得的财产也应归属于其所有人或使用人。故此，因弱人工智能不具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