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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喜福会》看华裔女性从“他者”到“自我”的身份寻求之路作者：于坤来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05期摘要：《喜福会》是美国新生代华裔小说家谭恩美的经典之作，后被华裔导演改编为电影，其影响经久不衰。
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出发，通过描写作品中四对母女在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之间的融合和碰撞，探讨被“边缘化”的美国华裔女性在美国主流社会遭受到的压迫和歧视，揭示出她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最终从沉默的“他者”到找寻回自己话语权的艰辛之路，以此探寻华裔女性实现自我身份构建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关键词：《喜福会》；谭恩美；“他者”；“自我身份构建”中图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6）05-0147-03一、谭恩美及其作品《喜福会》在美国华裔作家的舞台上，女作家无疑是一支引人注目的队伍，她们的作品以其独特的叙述视角和手法、丰富的文化形象震撼了美国文坛，引起了西方主流社会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
作为种族和性别双重边缘的女性，她们在作品中竭力再现被遗忘和忽略的华裔移民的历史，并以真实的笔触揭示华裔女性作为“边缘人”在美国主流社会所遭遇的不公正的待遇以及面临的种种矛盾和困惑，对华裔女性文化身份自我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众多的华裔女作家中，谭恩美是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是继汤亭亭之后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界又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后起之秀，在美国华裔文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89年，谭恩美发表了她的处女作《喜福会》，之后又接连出版了《灶神之妻》、《一百种神秘的感觉》、《接骨师之女》和《拯救溺水鱼》等四部小说。
谭恩美的五部小说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她的第一部作品《喜福会》，此书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巨大轰动，蝉联《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达40周之久，销量高达500万册，受到了主流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谭恩美因为此书被誉为当代能触及人们心灵的讲故事的高手，其作品被认为开创了美国小说的一种新体式。
《喜福会》中母女关系的文学伦理学解读《喜福会》是韩寒的长篇小说，讲述了没落名门望族的两位女性喜儿和福贵的命运故事。
在这部小说中，母女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韩寒通过细致入微的描写，展示了母女之间的复杂情感和道德决策所带来的影响。
本文将从文学伦理学层面解读小说中母女关系的意义，并探讨其对读者的启示。
首先，小说中的母女关系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关于爱和亲情的伦理学问题。
在小说中，喜儿和福贵两位母亲都对自己的孩子充满了无限的爱和期盼，但是这种爱却常常混淆了她们的判断力。
例如，喜儿对自己的女儿小云过分溺爱，丝毫不顾及她成长的需要；而福贵则因为对自己的儿子重情重义，而犯下了让人无法容忍的罪行。
这使得我们不禁要问：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否应该和孩子的利益、命运分离开来？当母爱和道德责任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如何取舍？其次，小说中的母女关系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人类行为的伦理学范式。
在小说中，喜儿的行为丑陋却又人性化，她具有的良心和善意却常常被自己的情感所淹没。
相比之下，福贵的行为虽然比喜儿更严重，但他对自己的罪行感到痛心疾首，反思自己的道德底线。
这使得我们再次思考：人类的行为是由自身决定还是由外部环境所影响？伦理标准是一种普遍的规则还是主观的选择？如果我们违反了伦理标准，应该如何赎罪？最后，小说中的母女关系呈现了一种关于人性和人格塑造的伦理学思考。
在小说中，喜儿和福贵都是基于他们对爱和道德的追求而塑造了自己的人格。
两位女性面对命运的挑战，内心挣扎，却都让自己的内在力量逐渐成为更强大的存在。
这使得我们不禁要问：人的人性如何发展？人的性格又是如何被塑造的？是由自身的努力，还是由外在环境的决定？总的来说，《喜福会》中的母女关系提供了一种复杂的人性之旅的伦理学思考。
小说通过描绘两个有着独特命运的母亲和他们的子女之间的关系，从多维度角度向我们展示了伦理规范和人性塑造的复杂性。
通过对这种主题的解读，我们可以探讨文学对生活的启示和对读者的教育作用。
论《喜福会》中华裔女性母性谱系的构建喜福会莺莺人物分析在西方，女人是传统宗教文化歧视的对象。
基督教把女性定义为男人的附庸，她们是上帝用男人的肋骨做成的。
在《圣经・创世纪》中，女性被列为万恶之首，因为是她们的始祖夏娃偷吃禁果才有了人类最初的堕落。
亚里士多德说：“女性之为女性是由于某种优良品德的缺乏”；弥尔顿的《失乐园》中，夏娃对亚当说：“上帝是你的法则，而你是我的法则；”尼采说：“妇人应当服从……你到妇人那边去吗？别忘了你的鞭子。
”千百年来，女性受到了人类文明的无尽压迫，然而华裔美国女性所遭受到的歧视却远远超过其他女性族群，因为她们所受到的歧视不但来自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男性，同时还来自异域的性别世界：在家中，她们的地位是最为低下的；在家之外的异域世界，她们曾被美国男性视为性奴，被认为是白人男性堕落的根源。
经过努力地抗争，尽管到20世纪后半叶，美国华人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针对华人女性的种族主义臆断以及模式化的形象却一直持续着。
比如在一些影视作品中，华人女性要么是“蓄有鹰爪般指甲的坏女人”，要么就是在作品的结尾以她们的死作为白人男性欲望的终结。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女性主义者已不再简单地追求男女平等或关注男女两性内部各自拥有的差异，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女性内部的差异以及文化、历史的特殊性，把贫穷的劳动妇女、有色人种妇女、少数族裔妇女以及同性恋者的生活和问题逐渐上升为女性主义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
其中，华裔美国女作家谭恩美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在她的数部小说中，她将“母与女”的主题反复着重的予以展现，成功地抓住了“母性谱系文学”特有的矛盾，从而使其小说成为美国华裔女性运动有力量的宣言。
一母性谱系文学的理论渊源追溯女性文学发展的历史，英国著名女作家伍尔夫特别注意到，在英国文学史上极为灿烂的伊丽莎白时代，不仅产生了莎士比亚等许多男性文学巨人，而且似乎所有其他男人都能写点歌剧或者十四行诗，惟独不见任何妇女写过只言片语。
美国华裔的身份协商解析过去的数十年中，学者们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华裔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尝试解开自华裔群体诞生以来就伴随着他们的种种困惑。
电影《喜福会》中的二代华裔女儿们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身份协商，从反抗，到反思，到最后的和解与重建，最终女儿们意识到自己不能“忘本”，不能不理性地意味排斥、抵触自己的根文化身份，而应该积极地探索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保持与母亲之间的文化身份联系，并将这种文化身份继续传承下去。
正如众多研究者们已经指出的：文化身份的协商与构建一直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态、一成不变的过程，《喜福会》中的二代华裔们，完成了一个身份协商的蜕变，从漠视自己的根文化身份，到意识到自身文化的部分缺失，再到最终找回文化身份中对母亲而言最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逐渐踏上了一段“无止境”的根文化找寻与保存之旅。
标签：身份认同，移民，二代华裔引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的相互联系带来了民族间文化迁移的影响。
国内外的形势促使或促使人们离开他们的国家去追求和平、就业、学习，或者仅仅是新的生活开始。
自建国以来，美国一直是一个移民社会和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占其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
在亚洲移民中，华人是最大的民族群体。
语篇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包括语言使用的许多不同方面。
近年来，语篇研究已扩展到文学语篇、文化和符号系统的各个领域。
诺曼费尔克隆（1992）认为话语是“一种表现世界的实践，但是是用意义来表示世界、构成和构建世界的實践”。
因此，语言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话语和语言有助于创造“身份”。
同时，话语“有助于构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本文试图通过对电影“喜福会”（1993）的话语分析来考察华裔美国人的文化边疆生活，并揭示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女儿的自我身份。
一、《喜福会》简介《喜福会》（1993）是王伟导演的电影，改编自谭恩美的第一部同名小说。
这部电影对比了四位在中国艰苦环境下长大的母亲和四个出生在特权和富裕家庭的华裔美国女儿的生活。
《喜福会》中美国华裔女儿的灵魂之旅大理学院J0URNALOFDALIUNIVERSITY第8卷第9期2009年9月V ol8No9Sep.2009《喜福会》中美国华裔女儿的灵魂之旅顾向阳(大理学院外国语学院,云南大理671003)[摘要]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关在《喜福会》中塑造的第二代华裔女儿,有着比母亲一代更为复杂的文化认同和身份危机,她们排斥祖先文化却又不为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处于文化夹缝状态的女)L,4fl与代表中国文化的母亲从冲突,对抗到最后理解,调和的漫长过程就是她们在文化和种族身份定位中,从迷茫到成熟的过程.二元对立是确立华裔移民女性自我身份的最大障碍,华裔身份的危机是可以通过异质文化间相互沟通,兼容共存来消除的.[关键词]华人移民后裔;双重身份;对抗;调和;选择[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2345(2009)09—0052—03 ASoulsJourneyoftheABCDaughtersinTheJoyLuckClubGuXiangyang(CollegeofForeignLanguages,DaliUniversity,Dali,Yunnan671003,China) 【AbstractJTheAmerican-hornChinesedaughtersinThe奶LuckClubsuffermoregreatlyfromthedilemmaofdoubleidentitythantheirfirst—generation-immigrantmothers.TheyarecaughtbetweenChinesecultureandthemainstreamofthewhiteculture.The changeoftheABCdaughtersattitudesfromresistancetoreconciliationtotheirmotherscultur eisaprocessofthematurationintheirchoiceofculturalandethnicidentities.Togiveuponecultureandgiveintoanotherisnotd esirable.Theoptimalchoiceforthe ABCistoembracebothhalvesoftheiridentitiesandserveasabridgebetweentwocultures. 【KeywordsJABC;doubleidentity;confrontation;compromise;choice0引言华人移民后裔在英语中简称ABC,即在美国生的中国人(American—bornChinese).除了少数混血儿,他们中的大多数具有中国人的外表: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但他们说的是英语,喝的是可口可乐,接受的是美国主流文化的教育,对美国国旗宣誓效忠.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喜福会》中的女儿们就是这样一些外黄内白的边缘人.在华人移民眼中,她们被形象地称为"香蕉人".黑头发黄皮肤注定这些移民后代们无法在美国文化中轻易进入主流社会.尽管有着中国人的长相,她们却对中国的东西有种天然的抵触情绪.华人的语言,习俗和宗教信仰让她们感到痛苦和羞辱.她们将美利坚视为自己真正的家同,对美国文化采取零距离的仰视和忘本的赞赏,可却被白人至上的美国社会视为"他者".移民的身份问题是一个痛苦的裂变过程,她们在两种文化间进退维谷,在"两个世界之外"的边缘地带徘徊,而子女与父母文[收稿日期]2009—04～01[作者简介]顾向阳(1974一),女,云南宾川人,讲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与文化,美国华商文学研究52总第69期顾向阳《喜福会》中美国量督商女儿的灵魂之旅第8卷化的冲突则更加深了这种痛苦.l对抗《喜福会》反映的就是美国华裔家庭中母女两代人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与调和中对自己特殊身份的自我认识的过程."身份就是表明一个人是谁"….文化和种族身份是个人身份中最基本的,影响其交际行为的因素.自我与文化紧密关联,因此文化身份中包含了自我的价值观.作为个人对其出身的主观取向,一个人对种族身份的认同强度和内容也会对其交际行为产生影响.肤色,国籍,语言通常作为种族身份的标志.对自身文化和种族身份的不同态度在跨文化交流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弄清"我是谁"这一问题并非易事.这就是《喜福会》中的女儿们所处的困境.相对于第一代移民母亲,女JL~/]遭受更为严重的身份危机.她们在美国出生,长大,全盘接受了美国文化的熏陶,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真正的美国人,即便受到种族歧视,也很难认同那个"遥远而陌生"的中国.在美国种族主义的规训中,只有西方的观念和价值标准是唯一自然,正确,合理的."在英语学校里,老师不让我们说广东话;他们阻止我们做一切和中国有关的事.在他们眼中,中国人是邪恶,不开化,不正派的."[]在白人至上的美国社会,东方主义的东方模式给华人移民后裔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们眼中的中国总是和"奴隶","迷信","奸诈","鸦片","暴政"等等令人鄙视的词语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长大的年轻华裔往往有意地抵触自己的母国文化,极力否定和排斥依附于她们主体之上的"卑劣"成分,努力地摆脱自己的华人文化身份.精美认为母亲穿的前胸绣着大花的中国式立领衫古里古怪,甚至连她们的"喜福会"也成了"一种令人感到羞耻的习俗,就好象三K党的聚会一样,或者就像是电视上印第安人出征前的狂欢仪式."【3]16实际上,母亲们的麻将聚会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更是在磨难中找寻"喜乐"和"福气"的美好愿望的寄托.怀揣着美国梦的母亲们在移民后受到种族歧视,处于被排斥的尴尬境地,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她们聚会,打麻将,比赛烹饪,一遍又一遍地讲中国的故事,以此让自己的心与遥远的故乡紧紧相连. 随着土生华裔日益西化与独立,她们开始向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挑战.对第一代移民来说,讲中国话就是对自己文化身份的坚守.而在华人后裔的意识里,英语才是她们的语言,讲英语能让她们充满优越感.违背父母的意愿,不愿学中文就是她们挑战的第一步.结果,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丧失了它本该具有的沟通功能,语言的生疏加深了母女之间的文化隔膜.另外,华裔对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的反抗也加剧了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母亲们在旧中国饱受父权压迫和战争之苦,她们翘首美国,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在这个充满自由的国度幸福生活,实现自己不能实现的梦想.她们不惜任何代价为女儿创造条件,在各个方面关心鼓励女儿,甚至逼迫女儿获得成功.而女儿们崇尚的是美国的个人主义,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母亲满口的"孝道","光宗耀祖"让她们无法忍受.对她们而言,母亲简直就是具有强烈占有欲和支配欲的女魔头,是既卑劣又专制的暴君].Waverley用棋子来揭示她和母亲关系的本质,"在她的手上,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卒子.我只能选择逃避,而她呢,就是皇后,无拘无束,无论我逃到哪里,她都能追捕到我."[3精美的母亲希望她学好钢琴,增加一门才艺,她却鄙视母亲的鼓励,认为母亲的敦促是对她的奴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她拒绝学琴,不是因为没天分,而是不愿听从母亲摆布."我不是她的奴隶,这里又不是中国."J1然而,无论自己对中国文化身份放弃多彻底,无论自己如何努力,华裔女JL~f]发现美国主流社会并没有接纳她们,而是始终把她们当作"他者"加以歧视.歧视的社会现实使得她们产生卑下心理,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放到弱者的地位.这种内化的自卑感使这些华裔女性的婚姻布满荆棘.Rose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先后约会了好几个华人男子,最终被白人男友Ted迷得神魂颠倒,因为在他的身上, Rose找到了她认为中国男人欠缺的优秀品质.更重要的是"他的父母是来自纽约的泰兰城,而不是中国的天津."[3]3其实,Rose心中华人男子的缺陷都是东方主义对华人男子"他者化"的文化构建在她观念上打上的烙印].婚姻成了这个自认为是中国文化受害者的女人摆脱威胁,进入美国中产阶级和主流社会的跳板.她和白人丈夫的关系就是拯救和被拯救的关系.然而,15年后,这种关系让Ted厌倦, 他们婚姻的崩溃彻底粉碎了她的美国梦.和Rose一样,当其他几个女儿在事业,婚姻上遭受挫败而身总第69期技会科学大理学院心疲惫时,她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她们发现"中国人有中国式的想法,而美国人有美国式的想法.……其实美国人的看法也有严重的缺陷.选择不止个,一不小心就会犯错."3Ⅲ2调和在经历挫折以后,女儿们逐渐成熟,逐渐懂得了母亲对自己的爱,懂得了两代人之间冲突的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她们领悟到自己与母亲和中国文化血脉相连,不可分割,只有当最终接纳了祖先文化和自己的中国血统时,一个完整的文化身份才能得以构建.自己就是母亲的"翻版".倘若失去与母亲文化的联系,她们便会失去支持和力量,失去支撑认同的文化基础,正如中国人说的"唇亡齿寒".母亲去世后,精美重新弹奏起那曾经让她讨厌的钢琴,发现一切好像又回到了过去.她后悔自己从未努力去学习弹琴,正如从未努力去试图理解母亲的良苦用心.当她弹起舒曼的《乞求的孩子》和《心满意足》两支曲子时,发现它们简直就是一首歌的两个组成部分.就像她和母亲,对方就是自己的那一半,两个一半,构成了一个坚固的整体.当父亲准备用英语给她讲母亲的故事时,精美说:"不,请用中国话给我讲吧.我能懂."㈩这是一个女儿对自我有了更深了解后更加成熟的,与先前截然不同的声音.和精美一样,其他的女儿们也开始回归自己的中国文化传统.她们意识到,母亲正是利用中国文化赋予她们无形的力量,教会她们生存的策略,以对抗强势的种族主义与父权制的双重束缚,并争取两种文化的调和与兼容.Waverley承认她从母亲那里学到的就是"疾风无形"的儒家之道,最终成了她对弈时克敌制胜的法宝.她还希望第二次蜜月就到中国去旅行.Rose明白了母亲在解释她五行缺木时说的话:"……那你就成了小草,随风摇摆,贴着地面任意生长,直到大风把你连根拔起,最后扔掉."拟她意识到是自己一味的忍耐和顺从导致了婚姻触礁,她最终变得坚强起来,走出了婚姻的阴影,站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Lena也从风的平衡中意识到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平衡,摆正了自己在婚姻中的位置,争取到与白人丈夫的平等对话权.3结语《喜福会》的作者以一个充满希望的暗示结束全书.精美实现了母亲的夙愿,回到中国与失散的姐姐团聚.华裔女儿的最终回归绝不是单纯的原始回归,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己的文化传承的进一步探索.对华裔来说,绝对认同哪一种文化传承都不可能带来心灵的平静,不可能解除他们的身份危机,只有实现两种文化的和平共处,形成后殖民主义所谓的"文化杂交"才是解决自己文化身份问题的根本途径.在美籍巴勒斯坦学者Said看来,"杂交性"是文化的本质特征:"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6华裔文化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又独立于美国主流文化,是一种融汇着中美两种文化的崭新的杂交文化.正如杨萱(BelleY ang)说:"作为亚裔美国人,我的世界更宽广.我可以从中国人的角度来审视美国人的文化,也可能从美国人的角度对中国文化进行批判.所以我有更多的观察角度.""《喜福会》的结局有力地印证了文化杂交的可能性.精美回到中国,在机场与两个姐姐紧紧相拥的一瞬间,东西方文化最终在经历了漫长的冲突,调和之后实现了交融.精美的这次寻亲不是一次简单的旅行,而是华裔女儿在对自己文化认同痛苦反思后灵魂的回归.从西方到东方,她们用爱架起了沟通心灵的桥梁,连接世界的纽带.[参考文献](1]Gudykunst,WilliamB,municatingwith Strangers:AnApproachtoUnderstanding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3rded.NewY ork:TheMcGrawHill Companies,1997:94.[2]RonaldTakaki.StrangersfromADifferentShore:AHistory ofAsianAmericans[M],Boston:Little,Brown,1989:259.[3]AmyTan.TheJoyLuckClub[M].NewY ork:IvyBooks,】989.(4]李贵苍.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224—250.[5]nAmericanLiterature:AnIntroduction totheWritingsandTheirSocialContext【Mj.Beijing: 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2006: 128.[6]EdwardW.Said.CultureandImperialism(M].NewY ork: VintageBooks,1994:25.[7]薛玉凤.美国华裔文学之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31.(责任编辑党红梅)。
《喜福会》中女儿们的伦理身份选择
作者：杨潇慧
来源：《现代交际》2017年第14期
摘要：《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是华裔美国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处女作，讲述了四位华裔母亲与她们女儿之间的故事。
“华裔后代”这一身份的特殊性常常使已经是美国公民的女儿们在生活中陷入一种伦理身份选择的困境，认可母亲们的教育方式意味着选择其中国人身份，而渴望融入美国社会的女儿们更加青睐美国人身份，让她们在问题面前通常与母亲的意见背道而驰，双方由此引发了各种矛盾。
随着故事的推进，女儿们愈发感觉西式文化并不是自己想象中那么完美，从而重新作出伦理选择，认可母亲的华裔身份并与母亲达成和解。
关键词：伦理身份伦理困境伦理选择矛盾和解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4-0122-02
《喜福会》是谭恩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经问世便受到了广泛好评。
作品从华人母亲和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从冲突到和解这一全新视角，为读者剖析华人移民及他们的后代在美国的“他者”生活。
《喜福会》描写了四对母女之间的关系：吴素云和吴精美、许安梅和许露丝、龚琳达和薇弗莱·龚、映映·圣克莱尔和丽娜·圣克莱尔，文章居于女儿们代表的二代华裔的角度以文学伦理学批评重新诠释母女产生矛盾及最终和解的原因。
作品中的母女从矛盾到和解本质上是女儿们作出的两次伦理身份的选择，第一次是因对美式文化的盲目追求选择美国人身份，第二次是日渐成熟之后发现中式文化更加适合自己而选择华人身份。
文学伦理学批评分析文学作品强调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问题等给予解释，并从历史角度作出道德评价。
因此对作品中母女矛盾及和解的阐释必须回到19世纪50年代的华人大量移民美国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与伦理语境中，才能真正理解四位母亲和女儿们发生矛盾冲突的原因以及和解背后的动机。
一、双重身份导致的伦理困境
在19世纪50年代出现的华人移民潮的背景下，这些母亲都是在美国重组家庭，孕育后代。
女儿们出生于美国，不知不觉中接受着西方文化理念，“那阵我开始上学了，我们的贝蕾夫人厉害极了，如果你不听她的话，她那把戒尺就足以令你附身听话。
（许露丝）”在这里“贝蕾夫人”是美国文化的象征，不管主动吸收还是被迫接受，在西方思想占主流地位的整体文化背景下女儿们已经在潜意识里形成了美式文化理念。
整部作品共有十六个小故事，四对母女分别讲述四个，每对母女的四个故事中二、四是关于母亲，一和三是关于女儿，母亲的故事中介绍了母亲们在中国的经历和各自移民美国的原因，从女儿的故事里可以看出她们与华裔母亲的关系变化及母女矛盾的事态发展。
母亲们在中国的经历使她们对女儿们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方式，也正是她们的教育方式让女儿们陷入伦理身份错位的伦理困境。
吴素云将从中国带来的期望施加在美国出生的女儿吴精美身上，强迫女儿剪秀兰·邓波儿的发型，每天晚上做智力测试，以无偿劳动换取女儿的钢琴课等激发女儿的天才潜力，但是精美生活的美国社会时时提醒她“我只可能是我自己”。
母亲的教育和外部环境影响让精美在生活的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未来的方向。
龚琳达教育女儿薇弗莱·龚“万事要不露声色，才会成功”，铸就薇弗莱在下棋方面获得成功。
随后女儿的棋艺成为龚在别人面前的炫耀对象，引起女儿不悦，与母亲争吵让她在棋局中不似之前那样自如，反而无所适从，“我闭上眼睛，思索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暗示薇弗莱在母亲的观念和美国理念的夹缝中茫然生活。
另外两对母女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是女儿的婚姻问题。
丽娜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照顾家庭方面都比丈夫付出更多，却要和丈夫平等承担生活账单，甚至一些莫名的支出也要算在自己名下，尽管丽娜认同母亲映映坚持的中国传统婚姻，却又不得不屈从于美国婚姻模式，常常在想要改变但无力改变生活的痛苦中挣扎。
许安梅在母亲中是独特的存在，她并不希望女儿以中国方式生活，但是骨子里东方女性优柔寡断的基因从女儿出生就显示出来，中西文化的夹击让她在一切事情上犹豫不决，家庭问题上习惯了顺从丈夫，最终引发了离婚悲剧。
“在众多文学文本里，伦理线、伦理结、伦理禁忌等都同伦理身份联系在一起。
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
”女儿们在生活中常常无法准确定位自己的伦理身份，在美国人身份和华人身份之间不断抉择而陷入伦理困境。
二、困境中自主选择
美国社会教给女儿们美式准则，不可否认她们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自然更倾向美国理念，选择美国人身份。
吴精美厌烦了受母亲控制的生活，为了摆脱控制故意触碰母亲的“伤疤”（在中国丢弃的孪生女儿），从此就可以自由发展，这样的结果就是母女再也走不进彼此的内心，精美最后做了自由撰稿人。
薇弗莱对母亲用自己的成功在别人面前的炫耀行为提出抗议后，母亲决定不再强迫她做任何事情，包括下棋，因此薇弗莱高中就不顾反对执意跟前夫相爱，私奔之后最终被抛弃。
薇弗莱要求母亲去自己家里事先打个招呼，母亲对这种美国准则嗤之以鼻，所以干脆不去女儿家里或者等着女儿发出正式邀请，母女间的矛盾愈演愈深。
结婚对象的选择也同样如此，美国男人的浪漫、柔情让丽娜彻底陷入丈夫的甜言蜜语中，婚后日常生活支出依据丈夫定的原则：自行负责自己的开支，共享的部分双方实行AA，结婚初期丽娜十分满意这种婚姻生活，母亲则对此嗤之以鼻。
露丝选择嫁给特德正是因为特德异于中国男生的美国特质，保守的母亲因目睹自己母亲不幸的婚姻生活而自知选择正确配偶的重
要，极力反对这场婚姻，最终拗不过女儿对美国人身份的执念，但露丝在婚姻中习惯听从丈夫的意见，优柔寡断注定了她的婚姻悲剧。
“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秩序，以及在这种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维护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
”伦理选择从伦理上解决人的身份问题，决定人应该遵守的伦理秩序，伦理秩序需要人与人、社会、自然共同接受和认可，女儿们选择了美国准则，必然遵守美国社会的伦理秩序，但母亲们自小生活在中国，接受中国传统教育，认可的是中国的伦理秩序，这样的结果就是双方思想意识互斥，生活中矛盾、隔阂不断加深。
三、挫折之后重新选择
斯图亚特·霍尔曾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讲到“文化身份即指那种藏身于许多肤浅的、表面的人为的‘自我’之中的一种更为深厚、集体‘自我’表现。
这种‘集体无意识’缘于我们来自共同民族的历史文化。
”女儿们频频受挫后发现自己与母亲具有相同的文化根源，选择回归华人文化身份。
母亲去世之后，谭恩美再次回忆以前极其排斥的钢琴乐曲，现在可以很快想起那时弹过的曲子的乐谱。
“下棋争执”和第一次婚姻的失败让薇弗莱和母亲之间隔阂越来越深，但是自己再婚的事情必须告知母亲，在她为既可以避免母亲反对又可以将这件事情告诉母亲想尽方法的时候，突然发现母亲并不是自己想象的浑身是刺，她只是用这些刺保护自己等着女儿走进自己的生活，最后薇弗莱决定蜜月旅行要去中国，并且迫切想被认作中国人。
女儿们的中国基因随着对母亲们的逐渐理解与接受加之外部世界对自己的疏离感慢慢凸显出来，让她们愈发感觉自己是出生在美国的中国人，与母亲拥有共同的文化渊源。
母亲的到来彻底泯灭了丽娜对丈夫仅存的忍耐，少女时期幻想的浪漫爱情变成了对美式婚姻模式的厌恶，故事最后大理石茶几倒塌预示丽娜推翻丈夫的家庭独断统治。
露丝与生俱来的东方女性特质使她习惯了听从别人的建议生活，一贯采用的美式建议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总是有太多取向，所以对于丈夫提出的离婚，露丝茫然到必须求助咨询心理医生，问题没有解决反而让露丝更加犹豫不决，最后是母亲的中式建议点醒露丝将丈夫彻底击败。
华裔文学批评家林敏英说过：“移居其他国家的中国人，不管是思乡离愁的缘故，还是种族歧视使然，他们都牢牢地固守着故国的观念，而这些传统文化故国可能已经改变或者根本就消失了，但是在海外中国人身上，这些却几乎没有改变。
”固守中国传统的母亲成为拥有美国独立思想的女儿融入白人社会的束缚，必然产生矛盾隔阂，但也正是因为固守传统的母亲，女儿们才能在异国感受到强大的母国文化，重新作出伦理选择，接受中国传统，认同母亲华人身份。
四、结语
从《喜福会》可以看出二代华裔的美国文化理念并不是他们主动选择的，而是被动接受的。
正如爱德华·萨义德讲到的“西方中心主义还抱有西方文化普遍化情结，它时而利用某种其种族优越性把自己作为规范强加于内部及外部的他者，时而又掩饰某种族裔性使自身成为一种隐性规范”。
女儿们生活的伦理环境是西方文化占据话语地位的美国社会，耳濡目染美国文化思想，然后将其内化，和西方人一样视母亲一代为“他者”，文化冲突导致母女关系的疏离与隔阂。
女儿们在迷茫中作出的两次伦理身份选择，完成了对母亲伦理身份的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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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