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

天堂喜宴——青海海西州郭里木吐蕃棺板画笺证罗世2011-11-27 20:54:36 来源：《文物》(京)2006年7期第68～82页【作者简介】罗世平，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吐蕃绘画的庐山真面目，在尘封了千年之后于20世纪逐渐有所发覆，最先进入学界视野的是敦煌莫高窟的部分壁画和绢纸画，一些作品即画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物考古部门在青海省都兰县血渭草场又发现了吐蕃墓葬群，出土了一批吐蕃时期的重要文物，其中的丝织品图案和木板画残片为观察吐蕃绘画增加了新内容[1]。

2002年，青海省海西州郭里木乡再次发现吐蕃时期的墓葬，从中出土的彩绘棺板虽已难作组合拼对，但部分彩绘画面保存较好，内容有画在棺头挡上的朱雀、玄武和花鸟，画在棺侧板上的会盟图和葬礼图[2]。

特别是其中两块侧板上的多情节画面，人物形象、题材内容和风格技法均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一些情节可以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

本文拟题“天堂喜宴”，是因为两块棺板上画的拂庐宴饮不仅是画面的中心，而且还带有生活实录的特点。

显然，它是这个民族社会生活和表达天国观念的特有方式。

以下即是关于这两块棺板画主题内容的考识，与棺板画相关的其他问题容另文讨论。

A板画的图像与主题郭里木棺板画A板是由多个叙事情节组成的主题画面，以拂庐宴饮为叙事的中心，相关的人物活动分别安排在两侧，现按画面的叙事顺序和情节标出5个图号，为每图配上题目，再参用文献逐图给予说明（图一、九～一四）。

1.A板图①猎鹿驱牛猎鹿驱牛图可以视作A板画的起首。

在棺板左下画一人骑马引弓，马前画有三头奔鹿，其中一鹿中箭将仆，另二鹿急急逃窜。

人马和奔鹿向左冲向板外。

转上是追射牦牛的场面，画三位骑猎者追杀二头壮健的牦牛，其中一牛中箭仍负痛奔突。

在牦中的下方，一条猎犬追堵牦牛的逃路。

在牦牛的头前另有两骑，近牛者的坐骑撒开四蹄，仍是追猎的动势，最前的一骑贴近中心的大帐，画的是勒缰控马的姿势。

从A板左下的猎鹿开始，到左上控马者为止，猎鹿射牛告一段落，画面开始由动转静。

这个以狩猎开场的画面是古代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生活的真实写照。

据史籍记载，在吐蕃领有这个地区之前的民族是吐谷浑，《隋书•吐谷浑传》记其地的物产和生活方式：地数千里，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室，肉酪为粮……气候多寒，土宜大麦，蔓青，颇有菽粟。

出良马、牦牛、铜铁、朱砂之类。

7世纪以后吐蕃逐渐强盛，成为这块土地的统领者。

吐蕃人仍是以游牧为主。

《旧唐书•吐蕃传》：其地气候大寒……畜多牦牛猪犬羊马……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阙居，然颇有城郭……贵人处于大毡帐，名为拂庐。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曾收录有墀都松（器弩悉弄）赞普唱出的一段歌词，是对吐蕃游牧生活的描述：青天上出了太阳，和煦阳光使大地温暖，羽翎安装得很精细，箭镞头非常锋利，一箭就能射死麋鹿，射死了麋鹿养活了人[3]。

无论是吐谷浑人还是吐蕃人，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仍处在骑猎游牧的阶段。

在吐蕃人进入青海之后，吐蕃的生活习俗也随之进入青海地区。

棺板上所画猎鹿和射牦牛的情景即是吐蕃时期青海地区民族的生活习俗之一。

2.A板图②驼运赴盟棺板左侧的中部画一支驼队，左起猎鹿的追骑，右止庐帐。

中间一驼，满载货物，驼前三骑，驼后一骑，前后相继。

人物缠头，着圆领或翻领长袍，束腰佩带箭囊。

面向驼队有二位袖手躬腰的人物，他们立于帐前迎候这支驼队的到来。

帐前迎候者起着叙事情节的转换作用，一方面将画面引入拂庐宴饮，一方面示意这支驼队是为会盟而来，驼运的货物也是专为会集而征调。

吐蕃是一个军事部落联盟的邦国，会盟是维系各部落联盟的重要手段，王室与小邦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勋臣与贵族之间，乃至于吐蕃与邻国之间，常以盟誓的方式结成盟友。

《新唐书•吐蕃传》称：赞普与其臣一岁一小盟，用羊、犬、猴为牲；三岁一大盟，夜肴诸坛，用人、马、牛、闾为牲。

这是定期的会盟。

吐蕃集会议盟形成制度，是在芒松芒赞五年（木虎年，654年），时由大相禄东赞召集盟会，将松赞干布时期实行的“桂”、“庸”等级及财产义务，征发户丁，粮草劳役，召集部族首领商决军政事务等一系列做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了下来。

从芒松芒赞晚年起，每三年举行集会议盟形成制度，此即《吐蕃传》所说的“三年一大盟”。

如遇有战事或突发事件，盟会则改为每年的冬夏各召集一次或随事举行。

比如吐蕃与唐朝在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的会盟，即是历史上著名的一次因事而盟，其事详见《新唐书•吐蕃传》，《唐蕃会盟碑》至今仍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公主柳下。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中对这类临时性的会盟另有多条记载。

如29条：及至虎年（高宗仪凤三年，戊寅，678年）赞普父王遗骸隐匿不报，厝于“巴拉木”。

初冬，于“洛”之“玉阶”集会议盟。

隆冬于“邓”集会议盟……是为一年。

又33条：及至狗年（武则天垂拱二年，丙戌， 686年）赞普驻于辗噶尔。

大论钦陵声言领兵赴突厥，实延缓未行，夏，于“雄那”集会议盟。

冬，于查玛塘集会议盟。

定襄•蒙恰德田地之贡赋。

是为一年。

会盟中有一项重要内容是征调赋税粮草和劳役兵丁，吐蕃称作“大料集”。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47条：及至猴年（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丙申，696年）赞普驻于“悉立”河谷。

大论钦陵于吐谷浑之西古井之倭高儿征吐谷浑大料集。

冬，于“倭巴尔园”由芒辗细赞集会议盟。

赞蒙芒末支调集青壮兵丁多人。

是为一年。

类似的记载在汉藏文史料中还有多处，不一一引录，会盟和料集反映了吐蕃军事部落联盟的基本特点。

棺板上画出的驼运会盟虽不能完全反映吐蕃王室会盟料集的规模，但可从图中知悉吐蕃会盟料集的基本方式。

3.A板图③拂庐宴饮这是A板的主题画面，中心绘二顶帐篷，一前一后相连。

前面的大帐门口，左右各立一人迎接客人。

门帘卷起，可见帐内举杯对饮的夫妇。

男子头戴虚帽，着翻领长袍，女子戴巾佩珠饰，穿翻领衣。

帐外是摆开的酒席，饮酒者有坐有立，姿态各不相同。

靠棺板的底边，见一醉酒者转身吐酒，一人仰面吹角。

宴席中的男子着翻领长袍，头上的帽子有两种，一种包头缠巾，一种为高起的虚帽。

宴席的右边站立一组长袍女子。

画面因漫漶人物有残缺，但仍可看出是一次人物众多的大型集会，坐帐对饮的夫妇应是本次盟会的召集人。

画上的帐篷很有特点，顶部开有喇叭形的圆孔，吐蕃称作“拂庐”。

按《新唐书•吐蕃传》：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城郭而不肯处，联毳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其卫甚严，而牙甚隘。

部人处小拂庐。

看来“拂庐”这种吐蕃人所用的帐篷不仅能遮风挡雨，而且形制大小还有贵贱等级的区别。

画上的二座拂庐，前后相连，即可与《吐蕃传》“联毳帐以居”的说法相照应。

举凡会盟料集，婚葬节庆等宴饮活动通常也以拂庐为中心。

《新唐书•吐蕃传》中收录唐穆宗长庆二年唐蕃会盟使者刘元鼎所见吐蕃赞普大帐及宴饮的情状：臧河之北川，赞普之夏牙也。

周以枪累，率十步植百长槊，中剚大帜为三门，相距皆百余步。

甲士持门……中有高台，环以宝循，赞普坐帐中，以黄金饰以蛟螭虎豹，身披素褐，结朝霞冒首，佩金镂剑……唐使者始至，给事中论悉答热来议盟，大享于牙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

吐蕃赞普为唐蕃会盟而建牙帐，设宴会，礼客方式是吐蕃式的。

拂庐宴饮的情节常见用于吐蕃的集会议盟、奖励功臣的活动中。

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中讲述墀松赞赞普与韦•邦多日义策父兄子侄七人的盟会：（韦氏）乃于拉木、恰拉山中间之冲木地方，以半克青稞煮酒，敬献饮宴，并献上犀皮铠甲一套，自战场缴获之带鞘之长剑两把，作为贽见之礼，赞普乃与之盟誓。

墀松赞与韦氏部族盟会，以酒盟誓，内容是保证在韦•义策死后，韦氏子孙永受金字告身，不会断绝。

另有一例为表彰功臣的特殊设宴，是赤德松赞对创制吐蕃新体字的轨范师珠•云丹的奖赏。

按《娘氏教法源流》的说法，在云丹书写范本时，要设开头宴；进行到中间时，设工间宴；书写完成后，设结束宴。

月亮升起时，设月宴；洗发时，设水宴。

还有举食宴、褒奖宴等名目繁多的宴会[4]。

可见，吐蕃人在集会议盟，军政料集、论功行赏、婚丧嫁娶、降神祭祖的活动都有宴饮的安排，蕃人喜宴，这几乎成了维系吐蕃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方式。

4.A板图④客射牦牛在大帐的右边，棺板高帮的右上角绘有客射牦牛的情节，中心人物是一位张弓搭箭的男子，弓箭所对的牦牛被拴系于树干，伏卧于地。

射牛者头戴虚帽，足踏一方小垫毯。

其余5人半围着射牛者。

他身后的人物一手持弓，一手取箭待射。

上方有二人袖手观看，一人手捧杯盘，一人执酒壶侍奉。

客射牦牛是吐蕃接待宾客的一种特殊礼节，《新唐书•吐蕃传》称：其宴大宾客，必驱牦牛，使客自射，乃敢馈。

《吐蕃传》所描述的吐蕃人待客的这个习俗，包括了驱赶牦牛和客人自射的内容。

前述图①骑射驱赶牦牛的情节和这幅客射牦牛的画面可以前后相续，文字记载并不如图画来得真实生动，一目了然。

驱赶牦牛，使客自射在画上明确地表现为一种仪式，射牛者足下的方毯表明了他大宾客的身份。

5.A板图⑤男女合欢画面情节由3人组成，画在大帐的上方。

一对青年男女正在做爱，其旁另画一缠头大须的男子双膝跪踞，手抚阳物。

在青年男女的头边画出图案化的花草，表明是在野外。

如此真实的描绘男女合欢的情节，在墓葬壁画和葬具图像中从未见到过，从两名男子一长一少的特征来看，或与吐蕃部落一妻多夫的婚姻习俗有关。

在以上A板图的画面中，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不论男女，面部都用赭色涂画，男子涂画较满，女子有的是对称画出的条纹，带有某种化妆的特点。

与文献曾记载的吐蕃人的赭面习俗相符。

所谓“赭面”，即是用赭红的颜色涂在脸上，有的涂成满面，有的画成对称的条纹，带有原始禁忌的遗痕。

郭里木棺板画上的人物赭面，应是由吐蕃民族自远古传下来的特有习俗。

据《旧唐书•吐蕃传》的记载，吐蕃赭面的习俗曾因文成公主进藏之初，“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其国中权且罢之”。

这个习俗自此并没有消除，大概在文成公主安居其地后，赭面的禁令就被解除。

到松赞干布的孙子赤松德赞主政时，吐蕃旧有的本教习俗禁咒，包括赭面在内，仍是吐蕃推行佛教的主要障碍。

如赤松德赞发布的《兴佛盟书》（即第二盟书）中斥责的那样：夫吐蕃之旧有宗教实为不善，敬奉神灵之方法与仪轨不符，故众人沉溺于不善，有人身涂红颜，有人存心有碍国政，有人癖好使人畜生病，有人醉心于招致灾荒饥馑[5]。

兴佛盟书中的“身涂红颜”指的即是赭面。

当时四处征战的吐蕃军队因其赭面而被称作“红脸军”。

那当版《甘珠尔》(Bkav-vgyur, fol. 14a. 7, sqq.)目录卷引录的莲花生(Padma byung-gnas)文告中就曾提及，现予摘录：突厥(Gru-gu)格萨尔，居住于北方一隅，后来因对命令不满，敌对的吐蕃护法神红脸军开始行动。

在远至突厥国的温弩地方，吐蕃军队撑起了黑帐篷，护卫人民，那些人的国家被推翻，迁入“门(Mon)”的领土内[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