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舆情不能有“鸵鸟心态”

对舆情不能有“鸵鸟心态”面对各类舆情，回避和敷衍，犹如把头埋在沙中的鸵鸟，不能解决问题。

正确的态度和办法是改进执政方式、提高执政效能，加快推进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努力在进网用网上有突破，在育网管网上见成效，争做敢用善用网络的先行者旗臶问题、导向问题，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核心问题。

高举旗臶、弘扬主流是舆论引导的关键所在，凝聚人心、疏解矛盾是当前舆论引导的重要任务，能否有效应对突发事件、重大舆情，是对舆论引导工作水平的重要检验。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微博、博客等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已日益成为舆论传播和热点聚集的重要源头，舆论热点的多发、突发、频发也已成为常态。

上海作为一个开放性、流动性和集聚度很高的城市，备受国内外关注，很容易成为舆情的聚焦点、热源地。

相对而言，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在面对各类舆情时，往往顾虑太多、声音太少。

必须清醒地看到，回避和敷衍，犹如把头埋在沙中的鸵鸟，不能解决问题；忧心忡忡、束手无策，也不是应有的状态；正确的态度和办法是改进执政方式、提高执政效能，加快推进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努力在进网用网上有突破，在育网管网上见成效，争做敢用善用网络的先行者。

要勇于直面群众关注的问题，凡是群众关心、涉及并可能影响群众利益的，要力所能及地及时回应、给予答复。

要不断提高各类舆情应对能力，主动回应媒体关切，善于运用媒体引导社情民意。

能否善用媒体是新时期群众工作能力的重要标志。

现阶段，人们的思想多样多变决定了我们必须改进工作方法，找到直接宣传群众、相互沟通、增加互信的新途径。

尊重科学精神、增强法治意识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要求。

科学精神讲究实事求是，有调查才有发言权，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特别是当前的很多社会热点和舆论话题，往往涉及我们并不熟悉的政策新领域、经济新问题、民生新矛盾、科学新前沿，需要我们加强学习、多方求证，不能偏信盲从、人云亦云，更不能为了“眼球效应”而故意耸人听闻。

尤其需要认识到，严谨的调查作风、深入的专业精神，以及对新闻真实性的苛求态度，不仅是科学的新闻观的问题，而且已经成为今天新兴媒体和信息渠道纷繁复杂的环境下，主流媒体能否取信受众、保持权威地位的立身之本。

“守德”如何不再难？最近，社会道德领域的一些现象给人“冰火两重天”之感。

吉林长春一家小馄饨馆的店主，收下乞讨老人捡的游戏币和圆铁片，照样送上热腾腾的馄饨；河南郑州卖馒头的老太7年“无人售馍”，顾客自觉“天下无贼”，使人感到暖流涌动。

而一些老人倒地之后无人救助的场景、佛山“小悦悦”事件的伤痛，又让人颇觉寒意袭来。

其实，在“冰火两重天”的表象背后，是更令人纠结的“道德两难”问题。

当道德面临现实风险，我们能否为道德埋单？如果见义勇为可能付出被诬陷的司法代价，老人倒下了扶还是不扶？如果救助伤者可能因救助不当被告上法庭，孩子被撞救还是不救？当经济快速攀升，社会急剧变迁，各种出人意料的道德事件像集束炸弹轰击传统道德理念，我们又该如何坚守道德底线，重构道德世界？这确实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严峻挑战，只有找准这一现实问题的“题眼”，才能找到破解的钥匙。

一方面，馄饨店主、售馍老太同样面临道德风险，却用信任、爱心等朴素的情怀避免了“两难”处境，带来了良性的道德循环，这说明人们并不乏道德良知与勇气，个体的善行也能激发出令人敬佩的道德能量。

另一方面，一系列负面道德事件也在警醒我们，如果好人屡屡受到诬陷讹诈，如果法律在关键时刻不能站在善良这一边，如果社会心理一再被暗示行善的后果，那么人们即使在情感上渴望扶危济困，在生活中也很可能选择独善其身。

“道德两难”由此向社会现实提出了迫切的课题：营造道德践行的社会环境，解除道德行为的后顾之忧。

让道德不再为难，降低行善所要付出的代价和成本，是破解“道德两难”的现实路径，也是描绘社会道德图景的基础工程。

正反的事例告诉我们，道德不仅是个人的良知与修养，更是社会共同的责任与担当。

这就需要执法者守护道德底线，别让常理推定淹没道德情理；需要媒体坚守社会道义，不再为吸引眼球去夸大渲染；需要公众守望社会公德，不再只是针对他人而抛开自己去做道德评判。

只有这些成为常态，才能走出“道德两难”的困境。

换一个视角来看，日本作家栗良平感人肺腑的《一碗清汤荞麦面》正在长春那个小馄饨馆中，以关爱和尊重为主题上演；一些公司贴出的行善“撑腰通告”，以责任与行动为潜台词传播；山东“最美女孩”刁娜在车流中救助陌生伤者，车祸肇事者、被救者、施救者三家人互谅互帮，以良知和大爱感动了无数人。

这些让人眼热的场景都在真切地告诉我们：只要更多的人站出来去修复和维护道德，就能为破解“道德两难”提供更多现实支点，让“两难”变成受助者获益、道德受鼓舞的“两全”。

“道德两难”的存在，也在提醒我们，当经济的洪流冲刷道德的堤岸，对道德的坚守与建设迫在眉睫，决不能让道德“亡羊”了才想起“补牢”，“积重”了才想起“难返”。

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深入探究道德问题的演化轨迹，照亮其曲折路途，疗治其存在病症，以抓经济搞改革那样的干劲，脚踏实地致力于精神家园的建设，这样才能创造出与时代梦想相辉映的道德成果。

公平就是所有人遵守同一套规则据齐鲁晚报报道，因收入超出廉租房低收入家庭标准十几元钱，济南一名廉租户面临退房的问题。

这是当地首个“因收入超标”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住户。

为打破廉租房“一住终身制”，济南已有20多套廉租房被政府收回重新分配。

大家都会为这一名廉租户抱憾。

很多人可能觉得廉租房的规则太死板，不够“人性化”。

但是，同情改变不了规则。

习惯人情，却不习惯规则，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规则就是规则，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身份特殊而改变。

规则是针对社会上所有人的，同样，对社会上所有人来讲，只有同一套规则，没有例外。

廉租户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一个人值得同情通融，其他人就没有特殊情况了吗？按照现在的条件，这个庞大的群体根本就通融不过来。

试想，如果每个人都因为特殊原因，可以忽略我们共同定下的规则，那么在我们身边，就会有无数“特权人士”存在了。

我们的社会恰恰比较缺乏这种看似“冷漠”的规则。

如果在社会运行中存在几套规则，官员有官员的规则，富人有富人的规则，穷人有穷人的规则，在同一件事面前，他们都使用自己的规则行事，或被根据不同的规则对待，那么从结果上说就谈不上公平和正义了。

相反，如果严格遵守“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因身份、金钱、权力的干扰而改变的话，那对于每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一件幸事。

所以，无论我们是何种身份、拥有多少金钱、掌握多大权力，或是多么困难，情况多么特殊，都不能成为规则破坏者。

要是觉得我违反法律是事出有因，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或是觉得我情况特殊，略略超出标准也可以继续占着廉租房，那都是在破坏规则。

要公平，说难也不难。

遵守规则，不去破坏它，同时要求别人也不去破坏。

所以说，廉租户的收入超出标准十几元钱，似乎可以忽略，但若按照规则来办事，那么对不起，我同情你，但是不会通融。

这次没有因为超出标准十几元而通融，下次也不会有人因为其他特殊原因而成为例外。

这对当事人是公平的，对其他人也是公平的。

因为，公平就是所有的社会成员都遵守同一套规则。

以就业率定大学专业“生死”，太功利实践证明，将就业率与大学专业“生死”挂钩，并没改变高校专业设臵不合理的问题，反而催生了就业率造假，况且就业率与专业好坏本就很难挂钩，也会使学校在追逐热门中迷失办学方向。

根据教育部网站11月21日公布的一份文件，我国将探索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和重点产业人才供需年度报告制度，健全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退出机制，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

将就业率与大学专业的“生死”挂钩的做法，其实早在7年前就推出了。

2004年12月10日，教育部在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上表示，坚决调整过多、过滥甚至不具备办学条件的学科专业，对连续两年就业率不足50%的专业，要严格控制招生规模，就业率连续三年不足30%的专业，要减少招生甚至停止招生。

然而，这一做法并没有有效改变高校专业设臵不合理的问题，反而催生了高校就业率注水与造假，一些高校从“生计”出发，不但编造就业数据，还出现大学生“被就业”和“被要求就业”的乱象。

虽然教育部此次同时要求大学“四不准”，以防止就业率造假，但由于高校就业率的统计和发布，采取的是学校自行统计、上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方式，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

因此可以预见，在进一步提高的就业率要求面前，出于利益因素，一些陷入就业困境的高校难免有注水冲动。

而且，将就业率与高校专业“生死”挂钩的做法，本身也值得商榷。

在具体执行时，是以初次就业率还是半年后、一年后就业率为标准？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毕业半年之后的就业率要高于初次就业率20到30个百分点，那么，以哪个就业率和专业“生死”挂钩才科学？此外，一个专业的学生未必全在本专业的岗位上就业，这样的就业率高低和该专业的好坏之间如何画等号？其实，不同大学本应有不同的办学定位，985高校、211高校这类院校，应该实施精英教育，以能力为导向培养学生，而职业教育学校则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

如果都用就业率评价大学办学，无疑将把所有学校都变为了“职业培训所”。

更重要的是，目前大学的一些基础学科、专业，不能仅因社会需求而决定是否开办，相反，在社会需求不足、基础学科不受学生欢迎的情况下，政府更应该加大扶持力度，通过特殊政策，保障这些学科的发展。

如果功利性地以就业率定专业“生死”，不但让某些基础学科岌岌可危，还将使学校在追逐社会热门中迷失办学方向。

我国有些大学专业过多过滥，不是有关部门监控不够，而是管得太多、太死。

只有按照教改纲要的要求，给予学校更多办学自主权，大学才能有属于自己的办学定位，也才能根据自己的办学条件，开设相关专业，提高专业的教育质量，进而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