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与行政区体制合一的成功实践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体制创新案例分析
案例：
坚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谋划发展，逐步建立一套科学创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本文主要讲述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不断推进体制、机制的创新，成功实现与行政区管理体制合一的案例。
案例背景：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1984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原规划面积为15平方公里，建在与青岛隔海相望的黄岛区内。黄岛原来是青岛市所属的一个县级区，下辖四个乡镇，基本上是以农业为主的城乡接合部，面积220平方公里（现两区总面积为274平方公里）。黄岛区内有大型电厂、大型油库、港口，基础条件与浦东有类似之处。
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我国掀起了新一轮对外开放、加快发展的高潮，在这一背景下，山东省委、省政府决定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尽快形成由东向西、由沿海到内地对外开放的整体布局。为了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开发区的体制优势和政策优势，带动黄岛的发展，实现两区优势互补，1992年山东省和青岛市政府将青岛开发区扩展到黄岛全区，开发区管委会与黄岛区政府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班人马，开了全国沿海城市把经济区与行政区融为一体的先河。
案例分析：
青岛开发区与黄岛区体制合一的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创新领导体制，两区部分领导交叉任职。两区体制合一后，为了应对当时两区分离的实际情况，实现强有力的领导，青岛开发区实行了一套机构、四块牌子的领导体制，党政领导交叉任职。即：开发区的工委、管委和黄岛区的区委、区政府合并设立、合署办公，工委（区委）、管委（区政府）的主要负责人由一人兼任，并享受青岛副市级待遇。2005年1月，市委、市政府对开发区的领导体制做了调整，规定工委书记、区委书记与区长可以分设，适当时候也可以一人兼任，管委会主任可由工委书记兼任，适当时候也可以分设（目前由1名青岛市委常委兼任开发区工委（黄岛区委）书记、管委主任）。开发区工委（黄岛区委）常委不超过11名；工委（区委）设副书记4名（目前实际为副书记3名），管委会设副主任4—5名；设黄岛区政府副区长3—4名。其中，2名副书记兼任管委会副主任、政府副区长，分工各有侧重。
2、推进机构改革，两区部分部门合署办公。两区合一，在管理体制的设计上，指导思想是向开发区靠，保持开发区精简高效的特色。但完全按照开发区的模式设置也是不行的，因为开发区是一个单一的经济区域；黄岛区是一个行政区，对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社会管理与服务均要负责。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还要设立人大、政协、政法等部门。综合以上因素，两区体制合一时，在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总量上，定了这样一条原则：1+1<1，即合并后的总量小于原黄岛区的1（两个硬指标：合并前区直机关、事业单位共72个，合并后精简为33个，精简幅度为54%；人员编制由合并前的1155人压缩为766人，精简幅度为34%）。
采取的措施可以概括为5个字，即“合、撤、放、改、转”，“合”就是将职能相近、交叉、重叠的部门合并，如：组织部、人事局、编委办合并，一个机构多块牌子；“撤”就是撤销一些专业性行政部门；“放”就是将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下放给企业或社会中介组织；“改”就是将一些服务性的工作机构改为事业单位或中介组织，逐步与主管部门脱钩分离；“转”就是将一些以经营性为主，兼具部分行政职能的单位，将其行政职能剥离后，转为经济实体，如：一次性将工业局、商业局等12个部门转为经济实体。同时，通过转一批、下一批、培训一批、退一批等办法，将人员压缩到编制数额内。按照上述原则，工委（区委）设置6个部门，管委（区政府）设置14个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保留了原黄岛区的人大、政协、公检法司及群团部门。在此体制框架下，2001年12月党政机关机构改革时，青岛市委、市政府批复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黄岛区委）设置7个部门，管委（区政府）设置20个部门（实际设置18个）。
3、开发区与行政区职能相对分开，部门分设运作。两区体制合一时，由于实行两区党政领导交叉任职、部门合署办公，众多社会事务的羁绊以及新旧观念严重冲突，使青岛开发区一定程度上削弱和转移了抓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精力和视野，造成了开发区的开发开放功能相对弱化、向旧体制小步复归的问题。2005年1月，市委、市政府对开发区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基本框架是管委、区政府职能适当分开，各有侧重，部门分设运作。管委会主要负责开发区的经济发展、外经外贸、招商引资、协调服务和城市建设等事务；黄岛区政府主要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管理、市场监管、劳动和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社会事
务、公共服务、农村经济等。涉及经济发展、外经外贸和规划建设等的部门，以开发区管委管理为主。开发区管委还设置少量精干的招商引资、开发建设和协调服务机构，按事业单位管理，实行公司化运作，其工作人员实行全员聘用制，搞活分配，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竞争激励的用人和分配机制。同时，向开发区管委会下放了工商、食品药品监督、质量技术监督和规划、环保、广播电视等6个垂直管理部门的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包括人、财、物）。
总体而言，两区体制合一是“利”远大于“弊”，促进了开发区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其有利的方面主要体现在：
第一，减少区域内的行政运行成本。两区体制合一前，两区之间的利益取向有很大的差异，很多社会事务难以协调，司法管辖、公交线路断档等问题冲突不断，造成内耗非常严重，同时，由于对土地、港口、旅游等资源的分割，造成区内新进大项目难以合理安排，使得开发区的开放资源和功能优势，黄岛区的区位优势、港口等资源优势，都不能得到集约化利用，这对两区的发展都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两区体制合一后，减少了区域摩擦，提高了行政效率，使两区优势得以有机结合，拓展了开放空间，增强了开放活力，整个新区已经初步成为一个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功能相对完善的区域，具有一般开发区和行政区不可比拟的特殊优势，为建设现代化国际新城区创造了必要条件。
第二，有利于统一规划、统一产业布局。在规划建设上，两区体制合一后，青岛开发区由起步的15平方公里扩展为274平方公里，发展空间严重不足（1992年开发区15平方公里的规划总面积中已经开发建设了10平方公里）的问题得到缓解，也使两区整体区域空间上的合理布局成为可能。
青岛开发区按照建设现代化国际新城区的城区发展定位和目标，确定了“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经营，高效能管理，高速度配套”的规划建设指导方针，确立了功能区布局，完成了各分区规划、专业规划和详细规划，城区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城市基础设施迅速发展，为项目建设和居民生活服务的功能显著增强。青岛开发区于1996年完成了区域总体规划布局的调整，2005年进行了完善，将开发区和黄岛区共同管辖的274平方公里的区域规划为四大主体功能区，包括“大港口”和大物流功能区、“大工业”功能区、唐岛湾行政商务中心区功能区、特色旅游功能区。实践证明，这一规划是较为科学合理、合乎实际的，保证了青岛西海岸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第三，有利于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在项目布局上，体制合一为项目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使开发区能够按照“四大主体功能区”的总体布局和每个功能区的发展重点对项目进行统一安排，从根本上解决了两区并存所引起的规划和土地征用等方面的矛盾。在招商领域上，依托“大工业”功能区内的临港产业区、重化工业区、北部工业区和西海岸出口加工区，进行工业项目的招商；依托“大港口”和大物流功能区内的前湾港区、物流贸易区、港航生活区和特色旅游功能区内的凤凰岛旅游度假区、珠山国家森林公园以及唐岛湾行政商务中心区，加快现代物流、特色旅游、总部经济、服务外包、商贸业等服务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利用外资的步伐。在投资软环境上，两区体制合一、机构精简高效的管理体制，使区内的一切管理权限集中于开发区管委会，减少了体制磨擦，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上能够实现“一幢楼”办公、“一站式”审批、“一个窗口”收费、“一条龙”服务，提高办事效率，降低管理成
本，优化投资环境，增强了新区的对外吸引力。
案例总结与启示：
1、国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宏观政策性指引，是开发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合一的形成与发展的前提。正是基于这样的有利背景下，才为开发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合一这种管理模式的产生、发展和不断完善创造了条件。
2、山东省委、省政府和青岛市委、市政府的关注与支持，是开发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合一成功实践的有力保障。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青岛开发区的发展，对开发区体制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给予大力支持。青岛市委、市政府多次出台文件，理顺开发区和黄岛区的管理体制，实施推进西海岸战略，将青岛开发区定位为“环湾保护、拥湾发展”的重要一极，多次出台区域性扶持措施，保证了青岛开发区的快速发展。
3、青岛开发区工委（管委）注意总结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不断提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战略性构想，是保证开发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合一成功实践的重要依托。正是开发区工委（管委）在领导体制、机构设置、管理权限等方面的多次积极建议，使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持续获得了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4、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开发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合一成功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两区合一以来，青岛开发区经济社会保持了又好又快发展的良好态势，主要经济指标连续10余年保持30%左右的增长速度，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以五年翻两番的速度跨越式发展，形成了产业集群、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循环经济“四大经济亮点”和家电电子、石化、造修船、海洋工程、汽
车、港口“六大产业集群”。实践证明，青岛开发区与黄岛区的体制合一是成功的，为全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体制改革探索做出了贡献和示范，具有可借鉴性。目前，广州、宁波、福州等开发区也都采取了开发区与行政区体制合一的管理模式。
《物业客户服务与管理》课程标准 课程编码：050370 课程类别：专业能力拓展课 适用专业：社区管理原理与案例归属系部：专业核心课 学时：72 学分：4 一、课程定位 课程性质与功能：社区管理原理与案例是一门专业能力拓展课，教学培养目标是使学生具备认识和分析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能够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社区现象进行客观的分析，这些是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应用技能型人才必备的条件，是符合社会与学院人才培养目标的专业能力拓展课。基于此，本课程紧紧围绕专业能力拓展课的定位，教学上以社区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为主线，结合大量的社区案例分析，以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和分析能力为目标，不断强化在物业管理中的服务意识，是以培养实践能力为目的的课程，使学生成长为懂服务、懂技术、高素质的社区服务及物业管理的一线岗位人才。 二、课程设计思路 课程设计的依据：本课程基于《社会工作者国家职业标准》中社会工作者四级的岗位任职要求，以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为重点，实现为物业管理企业培养合格的高技能、高素质的上岗人才为目标。 本课程既要注重讲授基本的理论和知识，更要重视对学生的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教学组织实施“教、学、做”一体化教学：一是注重宏观社区理论的教学，突出对社区理论模式、概念的掌握和应用，将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与教改教研成果吸收到教学内容中；二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三是注重实践性教学，把抽象的理论变成直观可感的现实存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指导下，掌握社区的基本理论，并能够运用社区的理论和方法认识社会现象、分析社区问题。为学生学习其他相关课程提供理论基础和知识准备，同时也会培养学生参与社区的能力。
经济研究导刊 ECONOMIC RESEARCH GUIDE 总第216期2013年第34期Serial No．216 No．34，2013中国城市社区制的概念，是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获得确认，并逐步被官方文献所采用。９０年代初，政府主管部门正式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思路。随着城市中传统单位社会的瓦解，各项社区发展和社区工作陆续提上议事日程并取得了初步成效，社区建设越来越成为城市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对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研究进行系统的回顾与反思，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围绕三个方面，对十几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研究的重要成果做了系统综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变迁的背景分析；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基本理论的研究；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从学科研究和实践模式的角度，对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研究的未来方向提出几点建议。 一、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变迁的背景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逐步建立了计划为主的经济体制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国家几乎垄断着全部重要资源，表现出“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方式中，在城市基层社会逐步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以基层地区管理（ “街居制”）为辅的管理体制（何海兵，２００３）。中国城市社会管理的“单位制”和“街居制”之外，几乎不存在任何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个人缺乏主体性的地位。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实施了以产权的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和从中央集权向中央地方适度分权的政治体制改革，导致国家与社会间结构分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促使“单位制”逐步走向解体，“单位人”转变成为“社会人”、“社区人”，越来越多的人们要靠市场和社区，而不再完全靠单位来解决生活需求问题。例如，伴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出现了大量下岗失业 人员，他们与原单位几乎没有多少联系，直接面向社会；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私营从业人员等“无单位归属人员”和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员越来越多；伴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各居民区的老年人显著增多。这些新情况的出现，都增加了城市基层管理的任务。“单位制”的瓦解导致单位职能的外移， “街居制”体系被动地承接大量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工作，致使其无力承担起社会整合的繁重任务，出现职能超载、职权有限和角色尴尬的现实困境。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社会的力量也逐渐地发育和成长，国家不能再采取以前的方式，还把触角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 社会自由空间的出现和不断扩大，导致国家与社会间结构分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等，１９９４）。因此，面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形势新任务，城市基层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组织形态和管理体制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和各种矛盾，承担起重新整合社会的功能。 在此背景下，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大中城市掀起了社区建设的热潮，民政部首先选择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青岛等城市设立了２６个“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例如，上海市卢湾区在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改革，将社区定位于街道范围，构筑了领导系统、执行系统和支持系统相结合的街道社区管理体制；沈阳市春河社区以“社区自治、议行分离”为理念，将社区定位于小于街道而大于居委会辖区的范围上，在社区内创造性地设立了社区成员代表大会、 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和社区（管理）委员会３个社区自治的主体组织；武汉市江汉区以“政社分离、合作互动”为理念，以主动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特征，通过民主协商和依法选举，构建了社区自治组织，即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并明确提出社区自治的目标；北京市鲁谷街道社区以“三个体系，两个关系，两个归位”为理念，重新设计组织架构，实施社区自治管理；深圳市盐田区以“议行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１９ 作者简介：冉敏（1981-），女，甘肃兰州人，讲师，硕士，从事地方政府治理研究。 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研究综述 冉 敏 （甘肃政法学院行政学院，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摘要：围绕三个方面，对十几年来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研究的重要成果做系统综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变迁 的背景分析；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基本理论的研究；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从学科研究方向和实践模式分析的角度，对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研究的未来方向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社区；城市社区管理；基本理论中图分类号：Ｆ２９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９１Ｘ（２０１３）３４－０２１９－０３ ２１９——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探索及完善1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探索及完善 摘要：创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对推动基层自治与促进社区和谐意义重大，但社区管理体制创新需要政府权力边界厘定、社区职能定位明晰及社会互动机制形成等基本条件。文章在对近年来成都市武侯区及其所辖的黉门街社区在社区管理体制创新中的实践探索梳理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城乡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措施，对于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和激发居民参与民主自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成都市武侯区 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社会转型时期的社区功能作用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肩负着更大责任，需要对社区资源、力量及作用进行再认识。物质投入和意识判断的过程都需要从现阶段中国城乡社区的实际出发，结合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才能使之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 一、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基本条件 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但从和社区发展密切 相关的主体进行分析的研究角度出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需要满足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一）政府权力边界厘定
2007年党的十七大要求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轨时期，在人治向法治治理过渡时期，在发展是硬道理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完善时期，政府职能如何转变角色和适应形势意义重大。一句话，政府权力应当尽快告别“全能”的职能定位，积极主动地向“有限”政府过渡，虽然这中间存在诸多利益羁绊和体制障碍，但趋势是十分明确的，当务之急是厘定权力边界，为有限政府权力的转型创造先决条件。权力边界划分的核心原则是坚持“以人为本”，基本思路是给权力与权利排序。依据《行政许可法》第13条的核心精神，权力与权利排序的基本思路是先老百姓，后市场，再到行业或中介，再后是政府事后监管，最后是政府的事前干预。以上排序是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首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排序或者在实践中不能完全贯彻这个排序，那么社区管理体制创新就将是一句空话。因为这反映着政府能否积极转变职能，社区体制创新能否获得政府支持，政府与社区之间能否进行有序衔接和互动等问题。 （二）社区职能定位明晰 我国《宪法》第111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当前的社区管理创新应当积极且尽快地回归宪法精神，即一方面要明确社区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宪法性质定位，杜绝行政化倾向；另一方面要严格遵循居民选举、机构设置、依法处理及上情下达等原则，避免孤立化趋势。 （三）社会互动机制形成
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坐落于长沙县果园镇西北部，接近长沙市三环，处在长沙县“一心三片”中经济核心区东北部，距长沙县城10分钟车程，距市区25分钟车程。是以浔龙河1.4万余亩原生山河资源(包括近8000亩山地，2000余亩水域，以及4800余亩建设用地)为基础，结合全球最前沿的小镇规划与本土人文风情而打造的世界级田园综合体，旨在为湖南呈现一个既生态环保又原味浓情的理想小镇。 项目依托生态农业基础，充分结合政府PPP模式，围绕现代农业、生态旅游、宜居城镇来营造乐农、慢游、宜居的生活之境，形成了以景观农业+旅游产业+生态居住为产业核心，以颐养产业、第二居所、亲子产业、文创产业、农业产业为辐射产业的整体布局规划。
建设成就：截至2016年底，全国已公布190个宜居示范小镇和575个宜居示范村庄中，湖南长沙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被纳入第四批宜居示范村庄之列，成为湖南农村“公共工程建设”与“产业发展”双轮驱动城乡一体化探索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成功案例。 案例意义：浔龙河生态城镇模式，是棕榈股份“穷山恶水如何变成青山绿水，青山绿水又如何成为金山银山”的成功范例。项目按照“政府推动和监管、企业市场运作、基层组织保障、群众参与决策”的方式，通过村民集中居住促进公共服务集中推进、环境集中保护和资本集中下乡，让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有机融合，形成新型农村社区，既实现了当地村民就地城镇化，又打通了城市居民下乡的通道;通过土地集中流转，依托独特的交通区位、山水资源优势，发展现代农业、现代休闲旅游和小城镇商居开发建设的一、二、三产业，促进村民就地就业，进而形成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发展的良好局面。 项目基础条件 1 地理区位 项目位于长沙县果园镇双河村，区位优势明显，接近长沙市三环，处在长沙县“一心三片”中经济核心区东北部，距长沙县城10分钟车程，距市区25分钟车程，距黄花国际机场25分钟车程。
《中国政府与政治》课程论文 ——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 赵庆吉、玉珍、胡馨 内容提要: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根据宪法、通过基本法设立的国家管理香港这一特殊地域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三部分:一是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制度，二是中央权力行使的制度，三是特别行政区内部行使高度自治权的制度。这一制度的特征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享有中央授予的高度自治权、保持原有的普通法制度并享有终审权、允许保留其他的原有的制度基本不变、制度设置和实施方式法治化程度非常高。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丰富了我国的单一制，是我国地方治理多元化的表现。 关键字：行政长官、自治、立法会、特征、单一制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成立以及实施条件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表决通过了香港基本法的同一天，通过了《全国人大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该决定指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和第六域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以及所辖的岛屿和附属海域。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区域图由国务院另行公布。”从此，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正式设立，并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日起开始实施。 即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 不过行使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前提是1： （1）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2）维护中央的管治权威； （3）维护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4）只能在国家的具有特殊历史和现实原因的部分地区实行； （5）符合国家建设和发展战略要求 “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这可以说是建立和实行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根本宗旨和目的2。我国是统一的单一制国家，所以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我国地方制度多元化和充实单一制的表现。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容和形式 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根据宪法、通过基本法设立的国家管理香港这一特殊地域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三部分:一是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制度，二是中央权力行使的制度，三是特别行政区内部行使高度自治权的制度。 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对某些区域采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 1参见邹国平《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内容、特征和实施条件》法学评论（双月刊）2014年第1期(总第183期) 2基本法的序言第二段：中国宪法奉行人民主权原则，在终极意义上全体中国人民是主权的拥有者，在法律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主权的行使者和代表者，中国立法法把属于国家主权的事项排他性地规定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事项范围内即是明证。
沈阳市社区管理模式研究——以珠东社区为例
强联促发展，打造五星新社区 ——珠东社区党委与业委会、物业公司联合共建社区 社区是一个城市的基本单位，在我国管理体制走向“小政府，大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城市管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大量的“单位人”变为“社会人”。社区上要为政府分忧，承担行政职能；下要为百姓解愁，倾听百姓的呼声，社区地位越来越重要，所承担的工作责任越来越大，任务越来越艰巨，迫切需要加强社区建设，创建和谐社会，提高居民幸福指数。 一．自然情况 珠东社区是皇姑区老牌资深社区，成立时间长，有效资源丰富。珠东社区毗邻繁华的北行商业街，以“关注民生，完善服务，科学发展，共创和谐”为理念。东起长江街，西至金沙江街，南起宁山中路，北至崇山中路，占地面积5.5平方米，现有居民3238户，人口9616人，现有23栋楼，包括7栋散体楼和16栋物业管理小区，物业公司有经典生活所管辖的14栋楼，名仕之都和四季菁华各一栋。全体工作人员在社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团结一心，努力拼搏，连续2年被评为先进集体，在全国第2次经济普查中被评为沈阳市先进集体。 二．社区优势 1.办公面积大。总面积608平方米，内部装修齐全、配套设施完善，为打造星级社区、服务社区居民提供了“硬件”支持。其中三层有专为老年人准备的代养等居家养老服务，二层设有“一站式”服务大厅，低保救助、计划生育、就业服务、退休管理、民政优抚、综合治理等项目，面向社区居民进行“一站式”敞开服务。多种服务项目应运而生，良好的服务态度和精神风貌，提高了工作效率。 2.社区干部年轻有活力。平均年龄24岁，他们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发挥自身的才能和优势，为社区建设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3.宣传力度强。社区投入的人力物力多，建设成果显著，辽宁电视台《第一时间》栏目和《新北方》栏目等多家媒体均到社区进行采访，市内其他社区也来参观学习，为珠东社区打造五星级社区创造了宣传基础。 4.活动丰富。社区成立以来，成立了合唱团，乐队等娱乐团体，相继开展了
1“三规合一”的初步分析了解 1.1“三规合一” 1.1.1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是全国或者某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纲要，以国民经济、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城乡建设为对象，体现了国家或地方方向、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以及城乡建设的各个方面所作的全面规划、部署和安排，提出政府在规划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战略目标、主要任务、实施重点，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指导性文件。 关于国民经济计划与城市规划的关系，从法定地位上讲，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是城市规划的上位规划，但是两者在内容上实际上是互补的，因此应该是一种相互依存、互为依据的关系。前者的国家规划色彩更强，后者在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中的地位正逐步提高。但是前者近年来酝酿的改革中一个最主要的方向是向空间领域倾斜，这对于城市规划而言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使得两者的主要矛盾之处不仅限于城区内短期（5年）的规划安排，而且拓展到区域层次的规划问题。 关于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关系，在地域覆盖上，城市规划包含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之中，但在城市规划区内，后者承认前者的特殊的法定地位；在调节的内容上，城市规划包含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法定地位上，城市规划略高于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在实际操作中，城市规划明显逊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后者否定了前者的特殊地位。总体讲，法律规定的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关系，正逐渐演变或被诠释为“服从”关系或“依据”关系。 1.2 三大规划存在不足与矛盾 虽然城乡总体规划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三大规划职能明确，但由于三大规划独立编制，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配合，导致长期以来三大战略规划存在内容不一致、相互衔接差等缺陷，不能有效起到空间统筹、优化开发和耕地保护的作用。 建设部主管的城市规划最具有技术和管理实力，但建设部属于专业管理部门，城市规划在综合作用的发挥上受到较大制约。国家发改委具有综合协调发展职能，但其空间规划技术力量与管理基础相对薄弱，行使区域规划职能力不从心，无法解决空间结构合理组织的全部问题，不能替代同层次的空间规划。国土资源部也是一个专业管理部门，空间规划的技术和管理基础相对薄弱。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以耕地保护为主要约束条件的单一目标规划体系，难以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发挥各项用地供需之间的综合协调作用。 1.2.3 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对经济社会因素考虑不足 相对来看，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约束力相对较强，但是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均存在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条件考虑不够的硬伤。 1.3“三规合一”中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 1.3.1经济社会发展与土地开发利用相协调
特别行政区的含义是什么？ 特别行政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域范围内设立的，享有特殊法律地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地方行政区域。特别行政区是我国为以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和台湾问题而设立的特殊的地方行政区域。特别行政区的建立构成了我国单一制的一大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我国具体情况下的创造性运用。 特别行政区有哪些特点？ 特别行政区相对于我国的其他地方行政区域(自治区)来说具有以下特点： （1）在特别行政区实行不同于祖国内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我国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实行“一国两制”，即在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大陆主体部分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这一前提下，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根据宪法的规定建立特别行政区，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实行社会
主义的制度和政策。 （2）特别行政区行使的权力不同于普通地方机关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特别行政区是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但与其他一般行政区域不同，它实行高度自治，依照法律的规定享有文法权、行政管理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特别行政区通用自己的货币，财政独立、收入全部用于自身需要，不上缴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不在特别行政区征税。（3）特别行政区的事务由当地人进行管理。即特别行政区的政权机关由当地人组成，中央人民政府不派遣干部到特别行政区担任公职。 中央人民政府与特别行政区政府是什么关系？ 中央人民政府对特别行政区的统一领导。全国人大分别于1990年和1993年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两个基本法的第一条规定：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第十二条规定：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
关于“多规合一”规划的思路方法与技术应用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蔡克光 2015.04
?关于“三规合一”—多规融合的思路与方法?信息技术的应用（GIS-CAD-GPS）
“多规合一”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一）城乡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匹配，需要”多规合一”进行统筹协调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出现城乡建设与经济 发展不匹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主要表现在： （1）?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 （2）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 （3）生态环境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乡建设缺乏特色。 中央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的发展思想，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的背景下，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城乡统筹及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是摆在各地方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全域统筹、城乡一体、多规合一的综合性规划是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包括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交通规划等规划相互衔接，实现多规合一。
（二）我国部分省市对多规合一的探索与实践1、广东 ?2008年6月，《关于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决定》，提出?统筹规划城乡空间布局，逐步推进‘三规合一’?。 ?2010年2月，在《关于印发2010年省政府工作 要点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积极推进广州、河源、云浮等地‘三规合一’试点?。 ?2008年河源市启动广东省第一个地级市三规合一规划，2010年云浮也完成了三规合一规划， ?2012年广州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启动了全市三规合一规划。云浮市 广州市 河源市
城市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社区是 城市的细胞，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基础，是城市居民社会生活的载体。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区作为城市管理最基层的组织，其作用越来越凸现，所承载的功能越来越广泛，地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其相联系的城市社区管理有了新的发展态势，社区管理也遇到许多新的问题。而作为社区工作主要承担者的社区基层组织，其现有的管理体制已明显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因此，深化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高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自治能力，解决好“议事”与“行事”、“资源”与“求职”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建设现代化城市社区的迫切需要，如何实施社区管理体制模式的创新，强化基层政权建设和民主自治建设，已成为一项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昆明市盘龙区城市社区管理的实践与成就 社区管理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城市管理的基础工程。昆明市盘龙区是昆明市的主城核心区。全区国土面积345.83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面积 46平方公里。辖拓东、鼓楼、东华、联盟、金辰、青云、龙 泉、 茨坝、双龙和松华10个街道办事处，有49个社区居委会和16个村民委员会。全区常住人口65.9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4.4万人，城镇化率93.75%。可以说，盘龙区社区管理的好坏对整个昆明市的发展及城市社区管理具有直接影响。为此，近年来，昆明市盘龙区结合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需要，针对城市管理重心偏高、基层社会管理不利的局面，借鉴上海社区管理的经验，在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上进行了改革，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 （一）盘龙区“一委一站”工作体制的具体实践 随着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以及社区居民需求的日益多元化，社区居委会在职能上“议事自治”与“行事服务”的矛盾日益凸现。为解决这一矛盾，2005年，盘龙区组织社区工作者赴上海学习，结合盘龙区的实际，在拓东、东华两个街道下辖的11个社区开展“一委一站”试点，并取得成功经验，2006年底，“一委一站” 工作模式在全区全面推行。“一委一站”，就是在城市化进程中，通过还原居民自治，承载社会事务，以适应社区建设需要而创新的社区基层管理与服务体制。即根据《居民自治组织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问题研究 ———以昆明市盘龙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为例 韩秀红郑静萍 （中共昆明市委党校 科研处，云南 昆明 650215） 摘 要：社区是城市管理最基层的组织。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变革，现有的管理体制已明显不 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因此，深化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高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自治能力，解决好“议事”与“行事”、“资源”与“求职”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建设现代化城市社区的迫切需要。实施社区管理体制模式的创新，强化基层政权建设和民主自治建设，已成为一项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盘龙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基本经验；创新对策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994（2009）06－161－04 收稿日期：2009-09-10 作者简介：韩秀红（1966-），女，辽宁沈阳人，中共昆明市委党校科研处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郑静萍（1961-），女，云南普洱人，中共昆明市委党校科研处副处长、副教授。研究方向：生态文 明建设。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 The Journal of Yun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School of the CPC 2009年11月第10卷第6期 Nov ,2009Vol．10No．6 161··
社区工作典型案例.txt30生命的美丽，永远展现在她的进取之中；就像大树的美丽，是展现在它负势向上高耸入云的蓬勃生机中；像雄鹰的美丽，是展现在它搏风击雨如苍天之魂的翱翔中；像江河的美丽，是展现在它波涛汹涌一泻千里的奔流中。我国社区建设与管理政策法规 一、1、农村组织法1998年开始实行，城市组织法1989年开始实行。 2、居民委员会的任务分为基本任务和其他任务两大类。 3、居民委员会的职能是：实行社区居民自治 也希望在它在社会管理运作中，在城市公共管理中承担相应的职能，发挥特有的作用，这又使得它的任务还有一个方面是涉及协助政府或其他派出机关开展工作，承担一些相关事务。 4、居民委员会的任务是：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②办理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③调解民间纠纷④协助维护社会治安⑤协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⑥向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要关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5、居民委员会的其他任务：开展社区服务活动，管理居民委员会的财产，在多民族居住地区维护民族团结，监督和教育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即社区矫正工作。 居民委员会根据需要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人会。 6、居民委员会负责人的选举：由社区居民民主选举产生，任期为三年，三年一次。 7、居民委员会的选举办法有三种：一是由本居住地区全体有选举权的村民产生，二是由每户派代表选举产生，这可以称为严格的直接选举办法，三是由每个居民小组先选举出2-3名代表，再由他们选举产生居民委员会各负责人。 8、居民委员会选举的基本原则包括：平等性原则，直接选举原则，无记名投票原则，差额选举原则等。 8、居民会议是：居民自治的最高决策机构 9、居民会议的召集和主持，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年满18周岁的居民，五分之一以上的户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小组提议，应当召集居民会议。 10、居民会议的职权：①讨论决定涉及全体居民利益的重要问题②撤换和补选居民委员会成员③讨论制定居民公约④讨论决定居民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公益事业所需的费用以及工作经费和成员生活补贴费的补助。 三、1、2000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主要的政策文本。 2、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是：①以人为本，服务居民②资源共享，共驻共建③责权统一管理有序④扩大民主，居民自治⑤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3、以人为本，服务居民的宗旨是：不断满足居民的社会需求，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 4、社区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是：服务社区居民 5、社区建设的目标是：为了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现，要以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作为衡量社区建设成效好坏的标准。 6、城市社区建设的内容：社区服务、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环境和社区治安。 7、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重点发展的项目，具有广阔的前景，要坚持社会化、产业化的发展方向。 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 来源：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时间：2010-11-12 13:53
国内城市现代有轨电车工程案例汇编 二零一八年五月
前序 现代有轨电车是采用电力驱动并在轨道上行驶的轻型轨道 交通车辆,随着以汽车为主导的交通模式所带来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土地紧缺、交通拥堵等问题,现代有轨电车在欧洲及我国很多中小城市应运而生，作为城市新兴的一种先进的公交方式，在解决城市核心区换乘、市郊接驳、以及景区旅游观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有轨电车已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变。 城市名片景观线 有轨电车作为“一道浪漫的移动城市”，不仅可以丰富城市旅游内涵，更可提升城市形象，传导城市文化。被世界公认的宜居城市如温哥华、墨尔本、慕尼黑等都将有轨电车作为自己的城市名片。 城市旅游黄金线 有轨电车优质、快捷、高效的运营特点，有利于将高铁车站、机场、景区、行政、商业中心等重要节点连接，形成快捷的接驳交通，提升当地群众及外来游客出行安全快捷的体验感，构建“站城一体”的交通新体系。 城市发展产业线 有轨电车由于其公共交通高度可达性，可以增加沿线人口居住密度，吸引大量客流，带动沿线的房地产业发展和物业增值，使社会投资人按照路网的整体布局做好企业及产业的规划，带动
一批有战略布点和产业转移需求的企业，推动城市产业功能的重新布局，形成新的经济长廊。 城市经济提升线 有轨电车作为地方城市交通，审批相对地铁及轻轨程序简单，申请建地铁（轻轨）的城市须满足地方财政收入100（60）亿元、GDP 1000（600）亿元和城区人口300（150）万，并需经国家发改委审批，方可实施。而有轨电车作为城市交通审批权限一般在地市级，且工程造价仅有地铁的1/5,建设周期仅有地铁的1/2，投资小，见效快。 城市安全生命线 有轨电车秉承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采用低地板车厢，客车内没有台阶，一抬腿就能迈进车厢，尤其方便老人、儿童及有需要人士上下车。同时车内配备紧急开门装置、停车装置及呼叫装置，保证车辆安全行驶。 城市绿色环保线 现代有轨电车使用超级电容，利用停站时的30秒钟就可把 电车上的电池充满，刹车时产生的80%的动能被回收并转化成电能，能耗仅为公共汽车的1/2，小汽车的1/7，节能效果最好， 是零排放，零污染的绿色公共交通体系。 城市快捷舒适线 有轨电车半独立路权、优先信号，具有相对通行优先权，能在风，雨，雪，雾和冰霜等侵袭情况下保证正常运行，保证运营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演变、问题、对策 “社区”一词是1933年由费孝通等一批燕京大学的青年学者从英文中翻译过来的。此后“社区研究”在我国一直进行得红红火火。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才被迫中断。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学的重振使“社区研究”又成为中国人民社会生活中的—个热门话题。1986年，开展社区服务正式成厂中国政府的—项行政职能，中国的社区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起步阶段。社区服务因为是适应改革的产物，是满足居民的需求，所以一开始它就有很强的生命力，如雨后春笋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特别是1987年武汉会议和1989年的杭州会议以后，社区服务事业更是有了飞速的发展，到1989年底，我国已有3267个街道开展了社区服务工作，占当年全国城市街道总数的66.9% 。 一、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的变迁。（一）、单位制：走入历史 单位制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管理的产物，单位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而设立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具有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位一体的功能，以行政性、封闭性、单一性为特征。单位制的形成具有历史背景，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社会整合作用，但也带来了制度性的后果，造就了总体性社会和依赖性人格。在我国改革开放后，所有制结构出现了变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社会流动也迅速加剧，导致单位制渐渐走上崩溃的边缘，失去历史的舞台。 （二）、街居制：身陷困境 前文已提到，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对社会的管理以单位制管理为主，以基层地区管理为辅。地区管理主要是通过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这两个行政建制的组织来开展工作，通称为街居制。街居体系经历了50多年的发展变化，但一直扮演着政府的“脚”的角色，简单地被动地执行上级下达的任务。在社会快速转型的今天，街居制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越来越不符合城市社会发展的需要。（三）、社区制：浮出水面 在社会学史上，“社区”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在滕尼斯那里，“社区”这个概念表示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守望相助、富于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在此之后，“社区”这一概念被各国学者加以引申和扩展，但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范畴。在中国大陆，“社区”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被引进，而作为一个广泛使用的名词始于1986年。当时，民政部为推进城市社会福利工作改革，争取社会力量参与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并将后者区别于民政部门代表国家办的社会福利，就另起了一个名字，称之为“社区服务”，由此引入了社区概念。1991年民政部为了开拓民政工作又提出“社区建设”的概念。1998年国务院的政府体制改革方案确定民政部在原基层政权建设司的基础上设立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意在推动社区建设在全国的发展。200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由此带来了社区建设在全国城市中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但是，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各地对“社区”概念的理解并不十分清楚，因而在社区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存在很大的差异。社区建设的本身包含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本文关注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而言，从原来的单位制、街居制向社区制过渡，首先要在指导思想和理念上对“社区制”的本义有个清楚的认识。 二、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府在社区建设观念上不明确。
创新社区服务管理之下的社区人今年2月份以来，上叶家社区把社区服务管理创新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突破口，按照上级精神，积极开展干事对账，包干到人、责任到人的管理模式，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社区服务管理体制，成效初现。 社区工作者的叶孟松是上叶家社区周家路区块的综合协管员，负责社区综合治理，流动人口等方面的工作。责任区里共有流动人口170多户400多人，叶孟松把所有人的资料都归档保存，并把印有自己联系方式的卡片发到每个群众的手中，方便及时为他们提供各项服务。 在上叶家社区，像叶孟松这样的综合协管员连带社区主任共有6名，而社区服务管理创新综合协管员，这仅仅是上叶家社区创新社区服务管理的一个缩影。 上叶家社区位于浒山街道最繁华地段，它东临金东小区，南至金东小区住宅楼，西到南门小学，北至329国道。小区总住宅面积25万平方米，绿化面积3千平方米，辖区内有共建单位3家，住户842户，常住人口1913人。上叶家社区从2010年4月起在开始这项工作已将近两个年头了。整个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综合统一、精简高效和统筹协调”的原则，围绕“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总体要求，创造性提出“网格化包片管理”的管理模式和“条块结合”的工作模式。社区将各种工作站整合为“社区综合服务管理工作站”，由社区党组织书记任站长，并根据工作量大小和工作难易程度把社区合理划
分为5个地域网格，每一块都有一名社区综合协管员负责，全面开展综治维稳、流动人口、劳动就业等相关服务，形成了“网中有格、人在网中”的工作格局。 上叶家社区党总支书记叶柱桉说：“通过我们创新后，比如流动人口可以享受常住居民待遇，儿童就近入学只要五证齐全就可以在附近学校读书，不用回原来户籍所在地读书，所以流动暂住人口非常满意，而且调解了很多矛盾纠纷。” 自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社区共解决群众困难31件，排查矛盾纠纷20多件，并且全部调解成功，无一起群体性事件和非正常上访事件发生。社区服务管理创新工作得到广大居民群众的好评。 70多岁的上叶家社区居民叶华富同志告诉其他居民：“有什么事我就找社区，社区很关心我们，我也很信任社区。”
关于构建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的思考 从逻辑角度来说，构建中国城市新型社区管理体制，首先应该解决构建什么和怎样构建等基本思路问题。本节就此作一些探讨。 一、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 根据已经显露的端倪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笔者认为，我国城市新型社区管理体制应该是以基层法定社区为载体，多元管理主体相统一，多元管理手段相结合的基层社区管理体制。其基本特征主要有： 1．基层法定社区管理是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主体模式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我国城市传统管理体制的主体模式是单位管理，此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主体模式不可能再是单位管理，应该是基层法定社区管理。这是由经济社会变革所决定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使基层法定社区越来越成为社会管理的最基本载体。笔者依据相关统计资料粗略估算，目前，就全国大多数城市而言，主要依靠基层法定社区组织来管理服务的成年市民已占其成年市民总数的60%以上，而主要依靠工作单位来管理服务的成年市民已降至总数的1/3乃至更少。即便对于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来说，由于传统单位体制的衰落，也促使他们从“单位人”向“社区人”、“社会人”转变。与此同时，越来越明显的居民利益社区化趋势客观上要求基层法定社区进一步发挥社会管理之基础载体的功能。 在肯定和认同社区管理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新型管理的主体模式的前提下，还应该看到，作为城市基层社会新型管理之最基本载体的应该是基层法定社区而非自然社区，应该是基层法定社区体系而非其中的某一环节。关于基层法定社区的含义，本书第一章已经论及。简单地说，它是在自然性社区基础上，出于社会管理需要而设置的具有明确边界和法定组织管理机构，且有一定法律地位的基层社区，是基层政权组织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辖区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所构成的社区体系之作为我国城市新型社会管理的最基本载体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由社会管理的操作性所决定的，因为社会管理是一种实际行动，是一种具体的操作过程，客观上要求其基本载体必须具有明确的地域范围和法定的组织管理机构；它是由社会管理的结构性所决定的，因为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管理是政府行政管理
大连理工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研究 姓名：赵东霞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行政管理 指导教师：王卫;蔡小慎 20040601
摘要 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创建出现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很多国外学者在社区管理模式研究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尝试，目前我国也已进入了典型社区模式的推广阶段。但是，对于城市社区管理究竟采用何种模式这一问题，学术界至今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匮乏。因此，本文致力于对中国特色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做～些探索性的研究。 针对目前国外存在的城市社区管理政府主导模式、社区自治模式与混合模式，以及国内纷纷创建的上海模式、青岛模式、天津模式和沈阳模式等，在客观简约地描述其特点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应该走自治、多元、丌放、法治、量化管理的道路。 本文中为了对城市社区管理进行定量分析，在指标选择及设计上应用问卷调查与走访座谈相结合方法，在指标权重确定＇｝＝应用“主成分分析法”与“加权平均法”，在分值计算上利用（如ＳＰＳＳ软件）专用计算机软件系统等，生成了基于大连市中山区社区管理样本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评估指标体系。统计检验分析的结果显示，该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 此外，在查阅、翻译大量国外资料，获得较为详实的实践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国内改革的进程和未来发展趋势，本文探讨了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中制度创新和高效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建的核心问题。 社区在我国尚属年轻的领域，社区的发展需要国际合作与交流，需要国内学者和改革者不懈地探索与实践。本研究就是试图在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研究上进行尝试性探索，力求有所贡献。 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管理：模式；评估
“两图合一”的一张图式管理机制建设探索 ——以武汉市规划管理用图为例 潘聪，肖江 摘要：近年来“多规合一”成为规划体系改革和实践的一个重要方向和手段，但以基于编制体系的研究和技术标准、规程方面的研究居多，本文以武汉市“两图合一”一张图建设项目为例，论述了控规层面的一张图管理机制如何建立、运行并有效规范规划管理审批业务，协调城规与土规在空间上的高度融合与统一实施。 关键词：两图合一一张图管理机制 1.武汉市规划管理用图的建立 武汉市规划管理用图（简称“一张图”）自2010年正式发布以来，广泛应用于武汉市规划编制、管理等各项工作。“一张图”是以基础地理信息、规划审批信息和用地现状信息为基础，以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乡（镇）级土地利用规划为核心，系统整合各层次、各专项规划成果，具备动态更新机制的信息共享技术平台，由“统一规划管理用图”和“法定规划库、专项规划库与现状信息库”构成。 建设初期，“一张图”主要由以控规为核心的各类城乡规划组成，随着应用的不断深化，服务范围的不断扩大，在“规土合一，编管合一”的新形势要求下，2011年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启动了“两规融合”研究工作，将如何尽快在“一张图”平台中纳入土地利用规划信息，实现规划与土地的“两图合一”确定为“一张图”工作的首要任务。 经过系统的研究分析，最终确定“一张图”结构为：市、区、乡三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纳入法定规划库，土地储备近期规划、基本农田划定、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低丘缓坡土地综合开发利用、年度土地储备供应计划和土地资产专项规划等纳入专项规划库，并最终建立了在主城区内部以中心城区（报国务院审批的控制范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控规导则、细则“融合”；在主城外则以乡（镇）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组群控规导则、乡镇总规“融合”，并吸收相关土地整治专项规划内容，两者组合形成统一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