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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思想及其代表人物主要思想
众所周知，儒家创始者孔子主张“德治”，后经孟子、荀子至
汉代董仲舒等儒家思想家不断发展完善。
儒家主要思想为“为国以礼”、“齐之以礼”等。
孔子主张“德治”，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孟子主张“仁政”，表现在经济方面则主张“制民之产”，反对横征暴敛以保持
小生产者的相对稳定。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段话是孟子构建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美好蓝图。这种构思表明孟子承认农民有一定财产权，反对杀鸡取卵式的剥削，主张征税有一定限度，保证农民生活，有利于社会发展。孟子这种“民本”思想对我们现在也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荀子为儒家思想又一重要人物，不仅因为其本身为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家，另外还因其思想同后来出现的法家思想联系紧密。荀子主张的“性恶论”同孟子主张的“性善论”相对，提出“人
性恶，其善者伪”
。荀子这种“性恶论”思想发展成为后来法家思想主要思想基础，其学生，后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韩非、李斯，集中继承并发展了他的这种思想。但后来法家思想家似乎有意曲解荀子“性恶论”思想，避而不谈荀子指出的“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即人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教化而为“善”。
二、法家思想及其代表人物主要思想
法家思想即法家所推崇的“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一断于
法”，其渊源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而法家真正始祖为战国初期
李悝。李悝、
吴起、商鞅、申不害均为战国初期著名法家思想家。李悝著《法经》为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完整法典，为我国后代立法提供了参考。
我国法家集大成者要算战国后期的韩非，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思想，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理论为核心，代表新兴地主
阶级利益要求，把“法，术，势”结合起来总结出完整的政治理论，代表先秦法家重要思想成果，也是本文主要介绍对象。
韩非尤其注重赏罚作用，他认为运用赏罚必须把握几个要
点：一是“信赏必罚”，赏罚唯一的标准是法律。提倡“刑不避大臣，赏不避匹夫”，“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近爱必诛”，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二是厚赏重罚，他认
为“人皆欲利恶害”，厚赏能使人很快追求利益，重罚能够很快制
止人的为乱行为，从而有利于稳定社会。三是“立可立之赏，设可
避之罚”，意思为法律制定的奖赏应是人们通过努力能够到达
的，法律规定的刑罚是人们通过努力可以避免的，充分体现了法律的可实行性，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三、历史上儒法之争
儒家的“礼治”根本含义是“礼”自身，即贵贱、尊卑、长幼，各
有其特定的行为规范，并严格按照其各自的行为规范各行其是，从而达到儒家所提倡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理想社会。国家礼治取决于等级秩序是否稳定。可以说儒家推崇的“礼”是法
律的一种特殊形式。
它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如违反“礼”则受到“刑”的处罚。
儒家“德治”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教育感化人。儒家认为，天伦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这种教化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向善远离罪恶。这是一种思想上的提高，是最根本最彻底的治理国家的方法，是法律制裁所不及的。
同儒家的“礼治”、“德治”相比，法家思想抛弃了传统儒家的思想，推崇“法治”这一思想。法家主张，反对宗法等级和世袭，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定和公布成文法，任何事都做到“不别
亲疏，不分贵贱，一断于法”
，同儒家提倡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有根本区别。所以说，儒法两家思想区别不在于制裁手段，而在于规范内容本身。其主要分歧历史上表现为“人治”与“法治”。两家争论的焦点有：
1.人治法治孰好孰坏。
儒家认为君主英明，人民道德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关键。法家则认为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兴旺发达其关键取决于是否有良好的法律制度。2.“礼”与“法”何为治国之本。儒家认为“夫礼者，所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教训上俗，非礼不备，明争诉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母兄弟非礼不定”
，即礼是辨别是非，判断一切社会等级和行为规范的唯一标准。法家则主张“万事皆应断于法”、“法者国之权衡也”
，即判断一切行为的是非应以法律为标准。3.儒家认为“法不加尊”即“刑不上大夫”，法家则认为法律一经颁布则人人都应遵守，
如触犯法律则应平等对待，即“刑不避大夫”，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家的“法治”思想虽然顺应了历史的发展，但其过于强调国家利益，
轻视个人利益，历史上终未胜过儒家思想，在这场争斗中以失败告终，
其中原因值得深思。四、法家失败原因1.严刑峻法。法家主张以刑为主，先刑后赏，且法律繁多细密，刑罚残酷。这样的重刑主义将天下人置于严刑峻法之中：商鞅在位时曾用
浅析儒法思想及法家失败原因
刘子元
摘要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此相匹配的是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而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儒、法两家思想。众所
周知，儒家思想在汉武帝之后逐渐成为我国传统道德思想，而法家思想则在秦灭之后似乎突然销声匿迹。
本文试从历史上儒、法之争，对儒、法两家思想做一比较，探究为何儒家思想最终成为我国主流思想，以及法家思想其根本弊端在于何处。
关键词儒家思想法家思想儒法之争
158--
··2010·4吏治等各方面，都与汉族封建政权差别不大。主要表现在：刘汉政权的官僚机
构，除保留单于台等与游牧经济相适应的旧官制之外，从中央到地方都仿西晋的官僚体制。前赵几乎完全继承刘汉制度。此外，他们的政府官员中有大批汉族士大夫。据统计，现存史籍所载汉赵263名官员中，刘渊家族有44人，宗室30人，其他匈奴族官员40人，汉族官员131人，其他少数民族官员仅18人[6]。鲜卑族的北魏政权建立后，也采取了汉族的政治制度。北魏皇始二年，拓跋鲜卑入主并州。道武帝立即延揽汉族士大夫，建台省，设北官，为统治中原作准备。他“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7]。
二、婚姻方面
内迁各族接受了汉族的婚姻制度并出现了各族相互通婚的情况。如匈奴深受汉族文化习俗的影响。匈奴旧俗，父兄亡则妻其妻。刘渊亡，子刘聪妻其皇后单氏本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由于受汉族伦理道德的熏陶，单氏之子竟然“屡以为言”，而单氏也“惭恚而死”[8]。各民族间的通婚现象也有许多。太原王氏为魏晋时期山西有名的高门士族，其家族内与鲜卑的婚姻很多。如，王浚将女儿嫁鲜卑务勿尘，以获其军事援助。在民间，由于各族人民混杂聚居，其通婚现象更多。
民族间的杂居使得双方的饮食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饮食原料来看，进入山西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的农耕化，使得五谷杂粮取代牛羊肉而成为饮食的主要部分，日常饮食基本和汉人一样。《十六国春秋》记载羯族石鉴“好食蒸饼，常以干枣胡桃瓤为心，蒸之使拆裂方食”。
一般说来，民族间的隔阂与分歧，主要表现为文化的差异。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影响极为深广。中原历代汉族君主尽管在不断改朝换代，但都恪守夏、商、周三代同宗共祖的“家天下”宗法传统，将自己的祖先纳入华夏族始祖黄帝谱系。于是华夏族正统观逐渐形成。为了生存和发展，进入山西境内的各民族也需要从民族血统上认同汉民族，藉以标榜新朝的正统地位。于是他们纷纷从典籍中寻找族源依据，迈出了同汉族认祖归宗的重要步伐。如刘渊建立的汉国，即因汉高祖刘邦曾以宗女为公主妻冒顿，其子孙“冒姓刘氏”，遂定所建政权曰“汉”，意在继承汉王朝的正统地位。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亦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将拓跋氏的姓氏渊源归之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因以为氏”。汉族正统观被各族普遍认同，表明了民族融合的深入发展。所以到了南北朝对立时期，北朝统治者都以汉族正统自居，称南朝统治者为“岛夷”。
其实，当时山西境内出现的这些民族融合现象就是当时全国性民族融合的缩影。这就为隋唐统一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参考文献：
[1]谭其骧.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A].长水集(下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魏书(卷一一零)·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3.
[4]晋书(卷九七)·北狄匈奴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6.
[5]魏书(卷八四)·儒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3.
[6]周伟洲.汉赵国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184.
[7]魏书(卷一)·序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3.
[8]晋书(卷一零二)·刘聪载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6.
闵睿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硕士研究生
（责编一溪）
血腥的手段镇压反对派，仅一天就处死七百余人，以至于渭水尽赤。而秦始皇不顾人民疾苦，修骊山陵墓、筑长城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造成白骨累累、横尸遍野的残酷的局面。对于人民的反抗更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法律成了君主的工具和利器，使得人心惶惶无法平静生活。曾对法治寄予希望的人们从中得到的却是更多的苦难。“以法治国”甚至成为暴政的标志，最终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
2.蔑视道德教育。
法家思想蔑视文化和教育的力量，以人“性本恶”思想为指导单纯地依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而不重视道德教育，不提倡仁慈友爱，毫无人情可言。法家认为人的关系是利害关系，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的利益关系。而儒家则极力提倡道德教化的力量，灌输国家意识、忠君爱国思想，使臣民团结在一起保卫自己的国家、家园，抛头颅、洒热血而不计较酬赏。所以法家的功利主义使其把物质和强制的力量看得太过重要，把教育变成了惩处，把矫正变成了统治。
3.扼杀人民自由。
我国传统思想之中，道家最重视人民自由，主张无为而治。墨家强调“以天为法”，主张爱人利人。儒家虽也主张君主政治，但也要求行德政，以仁、爱治国。法家则过于重视国家权力，重视集体的利益，忽视个人的利益和自由。在法的统治之下人们毫无自由可言毫无自我可言。
4.忽略人性之善。
法家法律思想在人性本恶的思想指引下忽略了人性之善存在，法家思想家一味强调只有通过强制的法律才能停乱止戈，维护社会稳定与安宁，在人与人组成的社会中法律是唯一可以维系社会稳定的因素，认为利益是人们之间联系的唯一纽带，人们做任何事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五、结论
我们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儒、法两家思想的分析比较得出，法家思想当中过于强调“法治”，忽略人性之善，忽略社会稳定是需要靠道德教化，而并非是靠严刑峻法建立的“稳定”。在那种人人自危的“稳定”下人们毫无幸福可言，因此这种思想无法在历史长河中成为主流。恰恰相反，儒家思想凭借其“仁”、“义”、“德治”等主张在历经“焚书坑儒”之后被汉及以后各朝君王认可并最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
参考文献：
[1]徐祥民.中国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高秀琴.中国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张恺之.中国思想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5]张国华.中国思想史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幺峻洲.孟子解说[M].济南:齐鲁书社,2006.
[7]墨樱.韩非子启示录[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9.
[8]张法祥.荀子解说[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刘子元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责编樊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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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道家、法家学派的教育思想 （六）墨翟与墨家的教育思想 墨翟，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世称墨子。墨子在儒家学习过，但他反对儒家重礼厚葬的繁文缛节，自立学术思想史上第一个批判儒家的学派——墨家，其思想以“兼爱”、“非攻”为核心，以“尚贤”、“节用”为基本点，代表作《墨子》。 1.“农与工肆之人”的代表 墨家和儒家在战国时期并称“显学”，但存有差异。儒家继承了西周以来的文化传统，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墨家主要植根于“农与工肆之人”，重视实用，关注下层人民的利益。 2.“素丝说”与教育作用 （1）教育的社会作用。墨子坚信教育对建立理想社会的作用，主张通过教育建设一个民众平等、互助的“兼爱”社会。在他看来，可以通过教育使天下人“知义”，实现社会的完善。 （2）教育的个人作用。墨子以染丝的过程比喻环境和教育对人品性形成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素丝说”，即“染于仓则仓，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换句话说就是有什么样的环境和教育就有什么样的人。 （3）此外，墨子从人性平等的立场出发认识和阐述教育作用，较孔子的人性论在社会意义方面显的更加进步。 3.以“兼士”为培养目标 墨子认为要建立一个“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就必须培养“兼士”或“贤士”，而“兼士”或“贤士”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①厚乎德行。即道德的要求，道德的要求最为重要，使兼士懂得“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 ②辩乎言谈。即思辨的要求，这是为了兼士能够发挥自己雄辩的才能“上说下教”，向社会推行“兼爱”的主张； ③博乎道术。即知识技能的要求，这是为了兼士有能力投身社会实践，为天下兴利除害； 4.以科技和思维训练为特色的教育内容
浅谈法家思想 博物馆专业张羽1112361 兴起于动乱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思想，曾为秦朝所用，经过千百年的融合，流传至今，仍有着借鉴意义。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生活在春秋战国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西周以来鼎盛的奴隶制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内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两千多年前那个战乱的年代，百姓流离失所，战争一触即发，以掠夺人口和土地为目的的争霸时代，仁义道德显然已经无法遏制这种战争的形式，不可能给予一个国家行王道的机会，使得孔子连连遭拒法家思想应运而生。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深受当时诸侯的推崇，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历史进步论的提出具有跨时代的意义，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法家的法治一个最重要的实践就是秦朝的商鞅变法。众所周知，秦原本是一个“僻在雍州”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国，无权参与中原各国的事务，常受中原诸侯的鄙视，直至秦孝公重用商鞅开始“弃礼任法”，实行“法治”而使秦一跃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并最终实现了“六王毕，四海一”的伟业，可见其“法治”是具有其积极意义的。可见，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很多具有持久生命力和可供现代法治借鉴的东西。 法家的法治也有诸多负面性。一法律万能主义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是万能的，有其滞后性，不可能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诚然，法作为人类阶级社会的调节器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把它的作用加以无限扩大，就会产生负面作用。秦二世而亡即是明证。法家要求“事皆断于法”，否定道德的作用，犯了法律万能主义的错误。现代法治社会虽然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依然需要道德的调解作用来缓解社会矛盾。如果一切都用法律来调节，除非是机器人才能做到。二、法律专制主义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王手里，臣下不得
法家思想对当今中国影响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的一个重要学派。 起源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发展于战国时的李悝、商鞅、慎到和申不害等人。 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 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加以综合，集法家学说之大成。 法家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当时是一种进步势力。 他们要求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为地主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 在思想上，以加强君权，实行法治为其基本主张。 法家思想又叫黄老法家。 黄指黄帝，老指的是道家学说。 有人说“道法不分”，这实际是说法家后世继承了道家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即因顺天时，尊重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不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主张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中国战国时期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重要学派。 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 法家思想同中国封建土地关系的产生与发展相联系，是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理论表现。 在奴隶社会中，“礼”是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治体系和道德规范。 春秋以来，周礼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威力，法家旧有的典章制度随之衰落。
为适应封建土地关系发展的需要，奴隶主贵族中出现了一批改革家，如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郑国的子产等人。 他们颁布法令与刑书，改革田赋制度，促进封建化过程，成为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 管仲和子产既强调法制，又重视道德教化。 在哲学上，他们表述了一些唯物主义的观点，管仲及其后继者提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的观点，子产则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命题，承认自然界有其客观的规律，反对天人感应的迷信观念。 战国初期,封建制在各诸侯国相继建立,应经济、政治、思想领域全面变革奴隶制的需要，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 这一学派的思想家在理论上各有特色，在方策上亦各有别，但都主张以“法”治国。 韩非认为,法令应该"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 齐国早期的法家代表管仲也说：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他们积极主张通过变法来打破贵族统治，用官僚政治代替贵族政治，将最高权力集中于封建君主手中。 因此，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公布法令，统一制度，奖励耕战，富国强民。 法家在理论上提出了进化论和性恶论两个重要观点。 他们认为"古今不一度"，社会是不断演变向前发展的。 固守先王之道是行不通的。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要想使社会达到长治久安，就必须加强法治。
浅谈法家思想在当代管理学中的应用 摘要：法家管理思想是我国古代众多管理思想中重要的一支。它是先秦的一个重要学派。其先驱可以追溯到管仲，李斯。它形成于战国，衰落于西汉时期。经过2500多年的荣辱兴衰，法家思想依然一起持久的生命力影响着后人，它在国家管理，公司经营，企业管理等方面依然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并和我国古代其它学派的管理思想一起相互交融，取长补短。时至今日，它依然对我们的管理学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其思想的优缺点也被我们所认识，所改进。本文就将从一个初学者的角度浅谈一下对法家思想与当代管理学关系的认识。 关键词：法家思想，管理思想，应用价值，优缺点 正文： 1、法家管理思想的具体内容； 先秦法家管理思想体系以价值论，历史论，人性论，知识论这四大支点为基石。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强国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他们主张使用客观的，具体的，强制的法律，通过铁面无私的奖罚制度，进一步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它以提倡愚民政策，强调雷厉风行的作风和严肃无情，激烈强制的手段，在这种管理思想的指导下，法家的管理核心是：以奖惩的强制性来求得公平并以此来实现其社会理想。法家治道的管理内涵是：具备把握管理对象客观化基础和执掌事物规则，来实施组织目标。 法家管理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而绝对不能只依赖管理者的主观判断或个人好恶。他们认为，如果坚守法制，哪怕是平庸普通的人也能成功地进行管理；但若抛开法制，才能超卓的人也必然会面临失败。法家还看到，“徒法不足以自行”，仅有管理制度，没有强力、灵活的推行措施，也不行。所以，管理权威和管理技巧也是必须的。法家将管理权威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前者指管理者在既成条件下（如受委任）所获得的权威，后者指管理者利用各种资源自行创造的权威。法家尤其注重充分利用和强化“自然之势”，主动创设“人为之势”，并以此为后盾，保证管理制度的实施。法家通常较少理会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准则，往往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嫌，但其管理技巧却比其他各家都要丰富。在组织机构的建立、职位的设置、人员的选拔、授权、监督、考查等方面，法家提供了中国古代管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极佳范例。 2、以担保公司中为例，看法家管理思想的积极意义 先秦法家的治道思想是以法家价值论、人性论、历史论、知识论为基石,这四论构成了法家管理思想的哲学观；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国之治强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即:道---管理本质观,治强---管理目标观,法---管理行为观,势---管理组织观,术---管理控制观,以此构建了管理型法家治道模式。
法家思想对现代法律的影响 内容摘要：法的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不仅孕育了中国古代文明，而且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内涵，影响着我国现实社会。现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综合发明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法家是最重视法律的，且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法治”的主张。虽然其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有所不同，但在我国建设法治社会过程中，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键词：法家法家思想当代法律的影响 一．法家的产生与代表人物 1法家的产生 春秋时期，诸侯势力渐盛，建立在氏族血缘基础上的贵族宗法制度开始瓦解，维护宗法社会等级秩序的礼乐也逐渐失去其统摄力量。周王室虽是名义上天下君王，但诸侯各自为政，欲成为当代霸主，于是富国强兵，就成为春秋战国学术的主旋律，也为法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颇具影响的学派，如果说儒家和墨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学术的“显学”，那么，法家当时则是在政治上独步天下。 而在现代也有学者在描述传统政治特点时，用几种说法：儒表法里，儒法互补，儒道互补。这可见法家对历代王朝的巨大影响。 在这“百家争鸣”的时代，法家的产生为当时统治者统治天下，维护自身的权利，建立有秩序的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法家代表人物 法家的代表人物有管仲，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等人。而这些人当中主要代表是：法家理论的真正开创者李悝，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和著名的商鞅变法的商鞅。他们为法家思想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 在法家学派内部，也有不同的学说主张和派别，有齐国一派的法家，有秦国一派的法家；有慎到的“势”，有申不害的“术”，有商鞅的“法”。各种派别甚至互相矛盾。 商鞅认为，不同时代应该有不同的治国手段，他指出，当时的社会已大不同于以前的社会，当时的世道是一个“乱世”，民心堕落狡伪—“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1) 因此，他认为在“贵贵而尊官”的“下世”，则亲
法家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的文献综述1.前言 法家管理思想是我国古代众多管理思想里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支。它是先秦 的一个重要学派，其先驱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形成于战国时期，衰落于西汉，因其强调“法治”，故自西汉以后被称为“法家”。历经2500余年，法家的管理思想至今仍在影响着后世之人，并和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其他 流派之间取长补短、相互交融。时至今日，对我们的现代企业的管理工作仍然 产生着极其有益的的帮助。首先我们还是了解一下法家管理思想的具体内容吧。先秦法家的治道思想是以法家价值论、人性论、历史论、知识论为基石，这四 论构成了法家管理思想的哲学观；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国之治强为目标，以 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 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即：道---管理本质观，治强---管理目标观，法---管理行为观，势---管理组织观，术---管理控制观，以此构建了管理型法家治道模式。法家治道的管理内涵是：具备把握管理对象客观化基础和执 掌事物规则，来实施组织目标。 从法家思想的源流出发,探讨其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 和借鉴,同时对其历史局限亦作出大胆扬弃,以进一步辩识法家思想的合理内涵,为现代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因此,今天我们追源溯流, 寻找法家思想的智慧滥觞并探索它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和借鉴,同时,对法家思 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历史局限作出大胆扬弃,借古鉴今,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法家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研究进展情况 2.1现代常用的法家管理思想理论 一、法家没有久远的谱系，法家的法律思想也难以在战国前找到其理论的前身。这种在战国时期盛极一时的思想体系不是春秋或春秋以前已经存在的某种学说的发展的结果，而是伴随着中国法的成文化，在制定法律、使用法律的摸索中，在对成文法及其应用的讨论中产生的。战国前的中国法制没有进入成文法时代。不仅“禹刑”、“汤刑”、“九刑”不能证明夏、商、西周的法已经成文化，《吕刑》不是周代成文法，而且郑国“铸刑书”、晋国“铸刑鼎” 也没有从根本上把周天下的法制从非成文法改变为成文法。春秋时期的私有化运动，春秋 战国时期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等的变化，推动中国法走向成文化。法家的法律 思想是在战国时期各国纷纷制定、实施成文法的实践中与成文法一起走来的。儒家、法家等称号是汉代人在总结先秦学术时加给其前人的“谥号”，并非先 秦时期本来就形成了界限分明的“百家”。按照司马谈等人设定的法家标准，结合今人对法家的认识，可以在春秋时期找到若干法家先驱。除管仲、子产之外，范宣子、邓析、赵鞅、越王勾践等都各有与法家法律思想接近的政治或法制实践，或者发表过与法家类似的言论。
法家管理思想浅谈 【摘要】：中国有极厚重的历史，有各种成败得失的体验。中国也因而孕育了灿烂的文明，积淀了丰富的智慧。——这一点无可质疑。今天的问题是：如何对中国本土的智慧，尤其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智慧，加以现代化的诠解，并运用到现今的管理过程中。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在组织机构的建立、职位的设置、人员的选拔、授权、监督、考查等方面，法家提供了中国古代管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极佳范例。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仍能从中不断寻求启示。本文浅析了法家思想及其对我们今天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法家，思想，商鞅，韩非子 一、法家管理思想概述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一）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二）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三）“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四）“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概述 中国古代教育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其间涌现出数量众多的著名教育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育思想。这些教育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的古代的教育思想有儒家教育思想、道家教育思想、法家教育思想、和墨家教育思想。 下面先说儒家教育思想。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中华民族道德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凝聚起来的民族精神。历史上的各种哲学派别都曾对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形成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其中以儒家思想的影响最为重要。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他特别向往西周时代的政治秩序，崇拜西周时代制礼作乐的典范人物，仰慕西周时代盛极一时的礼制和文化，并在继承西周时代伦理观念的基础上，建构起了第一个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形成了相对系统的伦理道德思想。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这三个方面可以视为其三基德或三母德。在此之外，孔子还提出了孝、悌、忠、恕、恭、敬、诚、信、刚、直等德目，把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进一步具体化。 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对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他在《孟子·公孙丑下》中集中阐述了他的四母德：“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种母德是与生俱来的，但他同时又强调，人们必须加强后天的自身修养，努力扩充四种母德，才能真正有所作为。“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可见后天修养是多么的重要。孟子将具
体的人际关系归纳为“五伦”，即：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其中前三者属于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后两者则是家庭关系的放大或扩展。“五伦”中的每种社会角色都有着明确的行为规范：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这就是所谓的“五伦十教”。从孟子本人的观点来看，他对五种伦理关系中前后双方的要求是相互的，如“君不敬，则臣不忠”、“父不慈，则子不孝”等，但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其内容则逐渐被歪曲，成为前者对后者的单向约束，片面强调忠孝和恭顺。发展到后来，便形成了具有正统权威性的三纲伦理。 儒家的这种道德规范体系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既促进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又在一定程度上给传统伦理道德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不利因素。 墨家的教育思想 墨子认为人的本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 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名翟，生卒年不可确考，活动于春秋与战国之际。墨子出身微贱，精于工技，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创立墨家学派。他一生的活动主要是“上说下教”，门下弟子众多，声势很大。儒、墨两家并称为“显学”。 墨家私学是一个组织严格、纪律性极强的宗派集团。其领袖称为“巨子”，墨子是第一代巨子。巨子是精通墨家之义的圣贤，而且还是墨家之法的执行者。巨子以自己的品格、道德力量和领袖地位对墨家弟子具有很大的约束力和震慑力。墨家弟子对巨子都绝对服从，并为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墨家以求天下之利为核心内容的教义，使得墨家成员有着一种共同的信仰和执着追求的精神境界，规范着墨家弟子的思想与行为。严格的自我磨炼，又使墨
法家教育思想概括 法家是先秦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激进派利益的学派。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他们都是一批主张“变法”的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他们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极力辅佐一些国君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并从某些方面为维护地主阶级统治提供了理论、原则和方法。法家学派在政治上、理论上，一般说来都是主张变法革新,要求加强君权,提倡以“法治”代替“礼治”,积极发展封建经济,鼓励"耕战"，力求做到“富国强兵”，以达到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目的。在文化教育领域里，法家也提出了许多有别于其他学派的教育理论和政策。其中杰出的思想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韩非。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卫国人，战国中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吴起的变法活动给予他深刻的影响，因此他“少好刑名之学”（法家学说），到秦国后，在秦孝公支持下，进行变法，终于使秦国“乡邑大治”，“国以（此）富强”，一跃成为战国时期强盛的大国。 商鞅变法是当时各国变法运动中比较彻底的一次，文化教育的改革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商鞅的文化教育思想与当时的儒家思想是对立的。他指责“儒学”为“虱子”,他说:“礼乐”、“诗书”、“仁义”、“修善”、“孝悌”等等都是祸国殃民的东西，如果用这些复古主义的教条来治理国家，就会“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农战》）。敌人一来，国土就必被侵削；敌人不来,国家也必定贫穷。他同时痛斥那些“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画策》) 的奴隶主贵族和儒生都是"奸民"。必除之而后快。而当他们利用“诗”、"书"作为“以古非今”的舆论工具，企图进行反对活动的时候，商鞅则坚决主张采取“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打击和镇压。 商鞅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特别重视为新兴地主阶级培养革新变法的人才。他提出：“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所谓“游宦之民”，主要是指那些满脑子腐朽、保守思想意识的儒生及一些游食者。他们摇唇鼓舌，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商鞅认为必须加以禁止和打击。商鞅要培养和提拔的“耕战之士”，就是那些在进行封建兼并战争和发展封建经济中对新兴地主阶级作出了实际贡献的人。商鞅认为对待这样的革新分子则必须按“任其力不任其德”，“官爵必以其力”的原则大胆地培养、提拔和任用。 在教育内容方面,商鞅反对儒家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反对向学生灌输“仁”、“义”、“礼”、“智”等道德准则。他认为“儒学”不过是一些“高言伪议”，不切实际的“浮学”。为了培养“耕战之士”和厉行“法治”的人才，商鞅主张学习法令和对耕战有用的实际知识。他提出“壹教”的教育纲领。“壹教”的实质就是执行新兴地主阶级的统一教育，它的主要内容是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令、政策统一人们的思想。商鞅认为：“壹教则下听上”(《赏刑》)。他强调：“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字分》）。明确指出“法”是地主阶级的生命，治理国家的根本，因此对民众必须加强“法治”的教育。“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君臣》)。即凡不符合法令的言论，不听；不符合法令的行为，不赞扬；不符合法令的事情，不做。一切的言论、行动必须根据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为标准。 为了使“法治”教育能够贯彻执行，商鞅实行“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定分》），把教育的权力掌握在新兴地主阶级官吏的手中。如果遇到“主法令之吏”有迁徙、死亡的情况，得立即选派接替者“学读法令”，可见商鞅对树立法家对教育的领导是十分重视的。商鞅为了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强调“法治”教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漠视了学校在教育中的特殊作用，取消了专业的教师和文化知识的传授，这是违背文化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他对旧文化又采取一概削除的简单粗暴的政策，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商鞅为了使秦国富强，他把农战作为治国之要。他奖励农战，主张加强农战教育。他说：
法家法律思想及其实践 一、引论 法家是先秦诸学派中最重视法律的一派，因此学界也流行着一股到法家思想中寻找现代法治要素的思潮。然而，在进行这种尝试之前，首先应当回答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即在法家法律思想体系中“法”究竟处于何种地位，或者说“法”与法家的另外两个重要范畴“势”与“术”之间是什么关系。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理解法家的理论，更关键的是为法家在现代的复活提供目标指向。事实上，在法家的思想体系中，尊君一直处于核心地位，所谓“法”与“术”只是君主维持“势”的两种工具，韩非就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1]这种倾向掩盖了法家在谈论法律时闪现出的智慧与理性的光芒。秦国的实践正是法家溃败的力证，也表明对法家思想的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在研究上述问题之前，有两个前提必须明确。第一，笔者所指称的法家主要包括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四人，并希望从这四个法家巨子中发现法家思想的合理性与缺陷。第二，笔者所理解的法家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孤立的思想家不足以构成一个学派，因此对法家思想的认识应当将上述四人的思想视为一个整体，并于其中探索思想的内涵及流变。以往的研究多为单独分析慎到、申不害、商鞅，最后再论述集大成者韩非，这种研究方法不易于真正指明法家诸子思想的前后承继关系，似乎给人一种各自为战的感觉。韩非对慎、商、申三人的继承决不可能是简单相加，只有将四人放在一起并置于各自的主题之下，才能真正认识到韩非与其他三者的联系。 二、法家之势论与君主专制 法家思想有三个重要范畴，即“法”、“势”、“术”。关于三者的关系，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术”中心说（如熊十力）、“法”中心说（如杜国庠）、“势”中心说（如谷方）。[2]笔者倾向于第三种观点，这可以从商鞅、慎到以及韩非的论述中获得明证。 《尹文子·大道上》云：“势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为。”非常明显，“势”就是君主统有天下的权位。商鞅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势”这一概念，但也提出一个近乎类似的名词——权。“权者，君之所独制也”。[3]尽管商鞅推崇君权，但是以他又是一个法治主义者，这就使他必须处理君权与法权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商鞅是一个君权胜法权的典型。商鞅认为国家的治乱寄于君主一身，法律只不过是维护君权的手段，“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者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1]同时，商鞅否认君主的圣人化，他指出君主的德行、智力并不是最出众的，君主必须依赖法维持至高无上的权位。“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过人也。然民虽有圣知，弗敢我谋；勇力，弗敢我杀；虽众，不敢胜其主；虽民至亿万之数，县重赏而民不敢急，行罚而民不敢怨者，法也”。[2]基于此，商鞅将君主的地位完全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国之所以重，君之所以尊者，力也”。[3]这种一味推崇实力的政治观点将法权完全置于君权的控制之下，商鞅设想的“君臣共操”之理想绝无实现的可能，相反却转变卡里克利斯、斯拉雪麦格所说的“强权即公理”的霸术。事实上，造就一实力强劲、上下一心、君主独尊的帝国本就是商鞅的心愿，在此过程中君主已成为可怕的权力利维坦，在君主之上没有任何客观的价值准则足以形成制约。在这一点上，韩非传承了商君的事业，并将法、术理论异化，使君主成为恐怖的、深不可测的独丵裁者。恰如萧公权先生所说：“其势治之论，不问君主之行为如何，而责臣民以无条件之服从。于是君主本身遂成为政治之最后目的，唯一之标准，而势治成为君主专制最合逻辑之理论。”[4] 与商鞅的极端尊君不同，慎到虽然直接提出了“势”这一范畴，但是慎到是比较坚定的黄老思想的拥护者，他在君主之上设置了“道”这个永恒的宇宙运行法则作为权力的制约。他基于黄老学的立场，明确主张君主的行为应受到“道”的限制，如“以道变法，君长也”，“小人
法家及主要思想 一、法家及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韩非子》： 法家思想先驱可追溯到春秋初期的齐国管仲和郑国子产，实际创始者是战国前期的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战国末期的韩非子，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 据说韩非子口吃，不善言谈，但善于著述，其文章气势逼人，当时堪称大手笔。他与李斯曾同是荀子的学生，但由于博学多能，才智过人，思维敏捷，让李斯很是嫉妒。其虽师从荀卿，但思想观念却与荀卿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儒家的思想，却“喜刑名法术之学”（申不害主张君主当执术无刑，因循以督责臣下，其责深刻，所以申不害的理论称为“术”。商鞅的理论称为“法”。这两种理论统称“刑名”，所以称为“刑名法术之学”），“归本于黄老”（指韩非的理论与黄老之法相似，都不尚繁华，清简无为，君臣自正），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最终成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著作不受韩王重视。后来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秦王政读了《孤愤》、《五蠹》之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可谓推崇备至，仰慕已极。后来秦王攻打韩国。鉴于形势紧迫韩王安便派遣韩非出使秦国。秦王政见到韩非，极为高兴，却未予信任和重用。韩非曾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诋毁，说其“终为韩不为秦”，“不如以过法诛之。”于是秦王下令将韩非入狱审讯。李斯伺机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王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后秦王后悔，下令赦免韩非，然而为时已晚。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二、法家的主要思想 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2、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3、“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4、“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5、“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韩非认为法、术、势三者都是“帝王之具”。他所说的帝王就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具就是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 法家思想总结 篇一：浅谈法家思想 浅谈法家思想 博物馆专业张羽1112361 兴起于动乱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思想，曾为秦朝所用，经过千百年的融合，流传至今，仍有着借鉴意义。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生活在春秋战国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西周以来鼎盛的奴隶制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内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两千多年前那个战乱的年代，百姓流离失所，战争一触即发，以掠夺人口和土地为目的的争霸时代，仁义道德显然已经无法遏制这种战争的形式，不可能给予一个国家行王道的机会，使得孔子连连遭拒法家思想应运而生。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深受当时诸侯的推崇，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历史进步论的提出具有跨时代的意义，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法家的法治一个最重要的实践就是秦朝的商鞅变法。众所周知，秦原本是一个“僻在雍州”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对落后的小国，无权参与中原各国的事务，常受中原诸侯的鄙视，直至秦孝公重用商鞅开始“弃礼任法”，实行“法治”而使秦一跃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并最终实现了“六王毕，四海一”的伟业，可见其“法治”是具有其积极意义的。可见，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很多具有持久生命力和可供现代法治借
当今的依法治国和古代的法家治国有着本质的区别 法家“法治”主张用“严刑酷罚”来统治社会,现代法治与其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特定的全新的内涵。法家“法治”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专制统治的工具,其目的在于维护权力,现代法治与民主紧密相联,目的在于保障权利,在罪与刑,法与德方面二者也有重要的区别。 法家是产生于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的学派。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这一时期的法家可称为前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申不害、商鞅等,第二阶段是战国末期,这一时期的法家可称为后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韩非和李斯等。在学术上,前期法家代表人物各自主张的重心不同,分为“重势”派(如慎到)、“重术”派(如申不害)、“变法”派(如商鞅)等。后期法家则以韩非为代表,将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对后世影响较大。 法家是我国古代先秦诸子中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个学派。法家主张“法治”,反对礼治,与儒家学派是根本对立的。现代法治有着特定的内涵,与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有本质的区别。本文就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和现代法治进行比较,以便批判继承我国古代法家的有益的法律文化和思想,从而深化对现代法治及其“依法治国”战略的认识。 一、法家“法治”与专制相联,现代法治与民主相联 何为法治?简单的说就是依法办事,依法治国。就是社会的各个领域的活动都有法可依,并且严格的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进行,如果谁违反了法律规定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现代意义的法治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地主阶级、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其目的在于巩固革命斗争的胜利成果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都纷纷通过制定宪法和各种法律来限制王权,保障公民权,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把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把社会各种主体的权利义务都通过法律规定加以明确。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三权分离和相互制衡,以天赋人权为基础,宣称“主权在民”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作为1791年法国宪法序言的《人权宣言》明确规定:“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既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自或经由其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实行保护和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美国宪法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立法权属于最高的人民代表机关,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人民依靠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人民主权”、“基本人权”、“权力制约”和“法治原则”是当今世界各国都普遍确认的宪法原则,这四大基本原则是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基本支柱。可见,现代法治是与民主紧密相联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民主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法家的“法治”理论对于社会发展进步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法家的主要成就在于在我国政治思想中强化了法的概念,并宣扬了贵族平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如“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思想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此外,法家的“法治”思想,采取“世异而事异”的变法态度,这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法家的“法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法家的“法治”本质是人治和专制,皇帝言出法随,言出法废,皇帝就是法,就是王法。法家的“法治”是以君主专制独裁为主的中央集权,法律的权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与手段;法家的“法治”是以惩罚为核心,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皇权和统治人民。 二、法家“法治”重刑轻罪,现代法治罪刑均衡 法家学派是我国古代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家,它主张轻罪重刑,主张用“严刑酷罚”来治理国家,这是法家“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法家认为重刑的作用主要不在于刑罚的对象,而在于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就是重刑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商鞅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则无刑也。”“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主张对轻微的犯罪行为,处以严厉的刑罚,如窥视宫殿者要受膑刑,路上拾遗的要遭断足,甚至对往路上
法家思想的历史意义 历史发展到今天，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已步入正轨，并且有着明确的目标：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法家思想的法治理论，早在数千年前，法家思想的先驱们就树立起了“法任而国治矣”[1]“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2]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3]诸多法治思想。可以说，法家思想，虽然内容及其丰富，但其中最精彩，最集中的就是法治理论了。从形式上看，法家的法治理论与中国当代的法治理论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主张以法为本，强调立法和执法的重要性，强调法律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主张法的公开性﹑平等性﹑客观性和稳定性。对比古今法治，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很多有借鉴意义的结论。 法家所讲的法是君主立法，且强调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君主的利益，而我国现代的法治观念是与公民的意志相联系，与民主相一致。法家认为：“法生于君”。[4]“法审则上尊而不侵。”所谓君主以法制臣，“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所谓贤臣必须“无有二心”“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5]。“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则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6]。甚至提出：“法不信，则君行危矣”[7]，即即使他提倡法的平等适用，也还是为了保护君权。而我国的法治理论的首要内涵，即人民主权原则，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说明我国的立法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是高度民主的。而且在当代，依法治国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我国的依法治国，就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由此可见，我国法治社会的贯彻，是建立在民主制基础上的。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内涵是刑，“凡所治者，刑罚也。”而且这个“刑”还是“重刑”。重刑主义是秦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法家认为，少数人的善良无补于整个社会之治，法家治国关注的是大多数的人，治国不能以治良民的方法治奸民，而是要以治奸民的方法治良民，“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9]。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商鞅主张治国莫若用重刑，对犯罪不管轻重，一律从重处罚，他说：“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10]，目的就是用重刑震慑住人们的犯罪行为，是“刑重者民不敢犯”[11] “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12]。而且，但我国现代刑法，则坚持罪刑相当原则。罪行相当原则的含义是：凡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判处刑罚，相应的也要作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我国《刑法》第五条就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我国现代的法治观点，更多地倾向于“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爱戴和尊重为转移的，而这种爱戴和这种尊重是以内心感到法律公正和合理为转移的。”（罗伯斯庇尔），而且，我们也逐渐认识到，“在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国家里，刑罚给与那些心灵僵硬的印象应该比较强烈和易感。为了打倒一头狂暴的扑向枪弹的狮子，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