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目前，中国正处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带来了一系列的观念的冲突和碰撞，作为经济增长背后的巨大的推动力之一的经济伦理首当其冲。因而，对经济伦理的内涵的界定以及在经济伦理研究中引入制度化的视角，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经济伦理制度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可能性，是对经济伦理作为调节经济发展的第三种手段的一种理论上的丰富、延伸和实践上的推动、促进。经济伦理制度化是确保经济行为与社会美德相契合、社会正义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重要手段，是改变当前中国经济伦理“失范”状况的迫切要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由于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带来了社会、伦理、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较好地处理转型期经济伦理制度化建设问题，以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巨大成就为基础，重视发挥传统美德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影响，努力构建全社会一致认同和遵行的共同的经济伦理道德规范并以之为标准，注重发挥政府职能，强化和硬化经济伦理规范的实现机制，保障经济伦理制度在市场行为中的贯彻，走出一条经济伦理制度化的建设道路，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可能的。经济伦理制度化是保障经济健康、良性发展的一道护身符，也是保证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对经济伦理、经济伦理制度化以及促进经济伦理制度化建设的若干课题的研究，必将形成对经济发展和社会道德进步的双重推动力，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经济伦理制度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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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China is during the drastic social conversion period,and various of optional conflits or bumpinesses appear,in which te problem of economic ethics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as a powerful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So,we need to definite economic ethic and introduce the thought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into the certain study,based on which discussing the necessity,imporssibility and importanc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conomic ethics,and it will not only theriotically enrich and extend the role of economic ethicsas the third approch adjusting economic practice but also practically improv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ny.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conomic ethics is an important demarche to insure the conjunction of economical behavior and social ethics and also the combination of social justice and economical reward.Meanwhile,the current lack of standard of economic ethics in our country requires it urgently,because it is an external requirement by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armony society.The funder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system in our country has lead to great changes in many aspects,such as society,ethic,culture ect.So if we can dea well with the problem of institutionalzation of economic ethics during the social conversion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objective laws, theriotically,it is quite possible to find a right way to build acertain economic ethics institutionalization on the base of the great achivements gained from last more than two decades’reform and opening-up.Of course,some others are also of importance during this process,for example,making much use of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virtues on ethical spiritof our country’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paying attention to giving play to government functions,sthengthening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of the standards of economic ethics ethics to secure its implement in the economical behavior.Because economic ethics institutionalization reasonably affords to safeguard the economy’s heath,development,and is an important promis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the study of economic ethics must be a powerful driving force for both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our social moral,that is,it will contribute a lot for building a harmony society.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social convertion, economicethics,
institutionalization, analysis
II
目录
内容摘要 ..................................................................................................................................I Abstract ................................................................................................................................. II 导论 . (1)
（一）问题的提出及选题的意义 (1)
（二）相关研究现状 (3)
（三）本文的思路和研究方法 (5)
一、经济伦理及经济伦理制度化 (7)
（一）经济伦理的渊源、涵义和特征 (7)
（二）经济伦理制度化的定位 (10)
二、转型期经济伦理制度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2)
（一）转型期经济伦理制度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2)
（二）转型期经济伦理制度化的可能性 (20)
三、转型期经济伦理制度化建设的对策思考 (23)
（一）努力构建全社会一致认同和遵行的共同的经济伦理道德规范 (23)
（二）发挥政府职能，保障经济伦理制度化的顺利进行 (25)
（三）强化和硬化经济伦理规范的实现机制 (26)
注释 (28)
参考文献 (29)
导论
（一）问题的提出及选题的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是当前中国所有工作的中心，学界的核心议题当然也是围绕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而展开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虽然只是经济体制的转换，但由此而产生的变化和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涉及到政治、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经济体制的转轨带来的整个社会的转型，是本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主要的国内环境和基本的国情。
显然，经济的核心地位无可替代，也无可置疑。但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现实社会中的人，既处在经济关系中，也处在政治的、文化的、伦理道德的关系之中。也就是说，在任何经济活动中的人，不仅具有经济人的属性也具有社会人、文化人的品质，他们既是经济主体也是伦理道德主体，他们既具有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追求也有获得社会或他人尊重的伦理追求，见利忘义的可能大有人在，但毕竟不能否定人的多元品格，也不能否定由于这种多重利益追求所导致的对经济活动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实际上，这是由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市场行为选择埋藏有很多伦理道德因素作用的因子。而在社会转型期，由于旧的经济体制已经打破，新的经济体制尚未建设到位，这种经济体制交替的真空也使得合理、利他的伦理道德规范发生缺失，反过来，失去了准确的伦理道德定位及合理的伦理道德追求的人们的行为又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建设。其实，由于个体的人的多元化品格的缘故，就决定了在市场选择中并不是所有的个体的人或主体都能按照惯例和非制度规范行事，而这种规范的行事方式又是市场经济建设所必须的。如果否定了它，就必然会对市场经济本身造成危害，比如说，等价交换、公平交易、买卖自愿等原则既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保证，又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伦理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的基本道德规范要求，但实际上，在中国目前的社会转型期，不按照这些规范、原则行事者比比皆是，这就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所以，社会转型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经济伦理建设，如果做不好，平稳过渡只能是一句空话。目前，我们所说的社会转型主要是说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核心和基础是市场机制。市场机制作用的首要前提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市场是由自然人、法人等经济主体组成的，但它不是人们的机械集合，而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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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联结起来的有机整体。既然是整体，那么市场活动中的个体除了自身特殊利益以外，也会产生某种共同的整体的利益要求，可以说，一种合理、有序、文明、公平的市场交换不仅是社会发展对市场的外在要求，也是绝大多数在市场上活动的人们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一种能够推动市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经济伦理道德规范。这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会推动市场经济从一种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成为一种互守契约的规范经济、法制经济、伦理经济。当然，这种发展过程的快慢，一方面在于人们对这种经济伦理道德规范发展要求的理性认识，而更关键的一点则是人们在充分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对这种伦理道德规范建设所做的制度化努力，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秩序重构的原因，尤其期待经济伦理的制度化。制度使人们把遵循制度的强制经济行为转化为一种习惯经济行为，当遵循制度成为惯例，而违背制度成为少有的例外时，外在的制度约束就会内化为个人的自我约束。个人行为是由制度所决定的，行为的无序与错乱，其本身也反映出制度的不健全。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良好的制度规范会鼓励人们自觉地抑恶从善，而不良的制度则为从恶提供方便，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行善的愿望和动机。
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中过渡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经过党的十四大以来14年的发展、建设，我们已经开始从最初的思想混乱和盲动逐步转向一种有限的合理和有序运转，因为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关于市场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的以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政策、措施、习惯等形式出现的共识，这就使得我们获得了建设市场经济的一定的必要的基础。但我们要想建成全面、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因为，经济体制的转型带来的巨变是整个社会的转轨，包括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的变化，是一个绝不会在短时期内就能够完成的系统工程，而这其中，经济伦理制度化及其实现途径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且难得一蹴而就的课题。
从理论上看，社会转型必然带来思想观念的变革和新旧理论及逻辑思维的冲撞，经济学、伦理学以及政治学等相关社会学科的研究概莫能外。经济伦理学作为新兴的交叉边缘学科，其研究的兴起也是近几十年来的事，尤其是处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期，经济伦理本身就存在很多争论，比如北京大学的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伦理道德规范可以作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与前两种力量一起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东南大学的樊浩先生则认为经济伦理本身尚属虚拟命题，至少实践上如此，樊先生就曾指出，经济伦理面临价值、规范和实践三大悖论，而同时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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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定论却并不多。如果再从制度化的视角来看待经济伦理问题，学术界的研究就更显得并不深入了。而实际上，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具体的行为伦理，只要有经济活动就离不开伦理道德，因此，笔者以为，不论是否存在悖论，在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并不深入的前提下，对经济伦理及经济伦理制度化这一课题的探讨恰能丰富和深化经济伦理的理论研究。
从实践上看，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临道德危机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对这一点也有少数学者并不这样认为，笔者认同出现道德危机的观点)，诚信缺失是这一危机的集中表征，在这个前提下，对经济伦理制度化及其实现途径的课题加以深入地探讨，有利于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这是第一重意义。其二，经济体制与伦理道德之间是互动的机制，共生的局面，辩证统一的关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经济是基础，而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市场经济本身是一种伦理经济，市场经济社会是一种高度契约化、法制化的社会，它的一切秩序基础或运转机理都有赖于制度作为初始和最终决定力量的整合和调适，而非社会或个体道德力量的感染。因此，作为调节经济发展重要手段之一的经济伦理及经济伦理制度化就必然关系到整个社会转型的核心即社会秩序重构问题，对经济伦理制度化的研究，必定有利于推动社会平稳转型，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这是第二重意义。
（二）相关研究现状
关于经济伦理的研究，西方学者是拓荒者，他们走在了历史的前列。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开始关注“公民道德”与社会制度的伦理问题研究。长期以来，伦理的制度化或制度化的伦理问题一直是西方伦理学研究的重点，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亦非常关注伦理问题的研究。斯密1751年至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先后任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包括伦理学）教授，在伦理学讲义的基础上，1759年出版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这之后，许多学者都非常重视研究经济伦理问题，而且研究非常深入。
比如公共选择理论创始人J· M ·布坎南从公共选择和经济正义视角进行经济伦理期望价值方面的研究，于1978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市场、州和道德范围》一书，对经济伦理的诸多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1988年德国学者P·科斯洛夫斯基出版《伦理经济学原理》一书，对以往的相关研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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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为全面的记录，书后竟有长达34页的“参考书目”，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西方学者认为，现代经济学可以证明合作、守约等道德行为能够降低交易成本，遵从道德与功利原则可以并行不悖。总括来看，西方学者非常强调经济与伦理的互动，非常重视道德伦理建设的制度约束问题，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经济秩序视为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和最高尺度，强调对制度化约束的道德评价和选择。虽然西方学者的道德观与我们的道德观有根本区别，但他们对伦理制度化尤其是对经济伦理制度化问题的研究成果，笔者以为，却依然是可以为我们所借鉴的。
近年来，国内学界也开始日益重视经济伦理问题研究，《哲学研究》、《道德之光》等先后刊载过有关的学术论文，《光明日报》曾发表过综述性的文章，从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伦理研究的学科定位问题。这个问题已基本形成共识，很多学者都认为经济伦理研究是一种应用伦理研究，是处在经济学、伦理学之间的交叉边缘地带，是经济学、伦理学相互渗透和结合的产物，而在具体研究上，经济伦理又具有明显的哲学特征，是哲学理论的某种应用，经济伦理实际上又是一种经济哲学。
第二，伦理道德对经济活动影响的问题。很多学者都认为，在经济运行中应该强调道德力量的作用，厉以宁先生是国内较早关注伦理道德对经济活动影响的学者之一，他坚持认为，伦理道德是调节经济运行的第三种力量，在《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等多部著作中，我们都可以发觉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另有一些学者如叶坦的《论伦理道德与经济利益》一文，刘凤仙的《略论经济伦理道德建设在规范市场秩序中的作用》一文，都提出过类似观点。
第三，市场经济伦理的主要原则和规划。比如说等价交换，价格公平，交易自愿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乔法容、朱金瑞主编的《经济伦理学》以及周中之与高惠珠合著的《经济伦理学》教材，都有详细的论述。
从研究的薄弱环节看，新的可能的突破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经济伦理问题是新的生长点。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伦理学界所研究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伦理和我国城市经济伦理问题，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经济的伦理问题却很少被关注。华东师范大学朱贻庭教授和赵修义教授认为，农村经济伦理问题是当代中国经济伦理研究的新的生长点。
第二，权利问题是经济伦理研究的突破口。上海师范大学的陈泽环教授认为，不研究权利问题，就无法界定经济动机和经济行为的道德正当性，当代经济伦理研究要引进权利概念。他还提出，更应该加强对作为失利群体的农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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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政府职能与制度伦理建设。经济伦理所涉及的经济大环境和经济制度政策的设定，政府负有重要责任。因此，政府职能问题也将成为经济伦理研究的新的突破口。复旦大学的高国希教授认为，政府要发挥公共服务功能，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制度伦理建设也应加强，以便促进道德规范本身制度化建设与实际的可操作性，体现公平，平等，公正的基本原则。
（三）本文的思路和研究方法
经济伦理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课题，不能简单地从一些大的抽象的道德原则出发，把超现实的、理想化的道德尺度硬性切入现实的经济生活。笔者以为经济伦理的制度化问题应该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在两种经济体制转换的大背景下，依据市场经济建设的现实情况，通过制度化的伦理道德建设达到促进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推动社会平稳转型、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的。当然，以本人现有的水平，面临的又是一些零散的研究成果，完成本课题，也只能是抛砖引玉吧！
如前所述，关于经济伦理尤其是从制度化的视角研究经济伦理，学术界是有争论的，因此，笔者在写作时将会留意就这些和本论题相关的争议表明自已的态度。故而，笔者的写作思路是，首先廓清“经济伦理”、“经济伦理制度化”这些基本概念范畴以及对目前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这一写作背景作一简要介绍，同时，笔者将就社会转型期经济伦理制度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展开论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关于怎样具体开展转型期经济伦理制度化建设问题，笔者将提出自己的建议。
关于经济伦理及经济伦理制度化，笔者将就有关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进行论证，廓清其基本内涵，并将就经济伦理的发展渊源及其基本特征提出自己的看法，为下文的写作埋好伏笔。
关于社会转型期经济伦理制度化建设，笔者拟分二个部分论述。首先是经济伦理制度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部分主要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证为什么转型期经济伦理必须进行制度化建设。其次，笔者将就经济伦理制度化建设的可行性问题作一探讨。
最后一部分的研究是对策分析，是本文的落脚点。本人拟从实践入手，以现实经济生活为立足点，通过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在结合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经济伦理制度化建设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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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结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立足中国现实国情，应用经济学、伦理学、德育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综合运用文献资料、访谈、理论分析等方法进行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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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伦理及经济伦理制度化
作为对经济伦理和经济伦理制度化问题的一种认识和理解,相关概念和范畴的诠释是分析这一课题的前提。笔者将从经济伦理的涵义、特征和经济伦理制度化的定位两个方面对经济伦理和经济伦理制度化进行概念的厘定和廓清。
（一）经济伦理的渊源、涵义和特征
对经济伦理的研究,源于西方。在西方，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联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经济一词，源于希腊文oikonomia,原意为家计管理。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公元前354）在《经济论》中对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管理的论述，就是当时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色诺芬把经济活动看作是创造有用物品，即使用价值的过程。他是古希腊作家中第一个注意到工场内部分工的人，他告诫奴隶主，为了发财致富，必须最低限度地满足奴隶的需要。色诺芬的主张实际上是试图建立一种有利于奴隶主的经济伦理规范。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关心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但在更深的层次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卷和结尾，亚里士多德还涉及到了劳动意义问题，他从现实的经济生活出发，强调一切具体的行动和职业活动，都在追求某种目的，是在实现某一具体的善。而且劳动的普遍的善是和个别的善相联系的。尽管亚里士多德反对以赚钱为目的的交易，但他还是对私有制表示拥护，而且反对对拥有私有财产数量的限制。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可以看出，古希腊伦理思想既有其深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也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它反映了古希腊人对自然秩序、社会关系和人的行为品质的认识。
从西方经济伦理的学术渊源来看，它主要是研究“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契合，研究“经济人”在伦理规范约束下的理性选择。实际上，早在休谟那里，就蕴涵着这种对经济伦理的思考。他对经济行为进行道德解析，力图恢复道德原则在维系经济正义中的原始地位。休谟对经济伦理问题的研究对后世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及后继的经济学家们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如前所述，西方对经济伦理的研究侧重点在于研究“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契合,在这个研究的侧重点上,第一个取得重要成就的当属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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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斯密是古典经济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接受了来自方方面面的他认为科学、合理的思想,包括当时整个欧洲的文化传统、他所处时代的哲学思潮等等,都是其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尤其是重农学派和大卫·休谟、弗兰西斯·哈奇森、贝纳德·曼德威尔对斯密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直接影响斯密的思想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休谟；休谟对同情的探讨和把德性与社会的经济因素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特点，都为斯密所继承和发展。正是在继承各家所长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 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实现了“经济人” 和“道德人”的理论契合。
关于斯密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涵盖“经济人” 和“道德人”可以实现契合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以他对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的把握为出发点对“亚当·斯密问题”的解决方案上。一般认为对于“亚当·斯密问题”的非此即彼的不同看法都只是看到了斯密对经济(学)与伦理 (学)关系的矛盾性把握的一个方面。其实,在斯密的内心里或潜意识层面上，他早已形成了对“亚当·斯密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一方面，他通过旁观者的同情过程所形成的道德约束，使个人的利己冲动受到约束，尽量保持在不伤害他人的范围内，并由此给予利他的行为以相当的发展空间，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互情感作用与评价过程来协调经济与伦理、人性的利己与利他的关系;另一方面，他通过“看不见的手”这一市场机制，在体制的、制度的层面上说明了个人的利己行为自发地产生利他的道德结果，从而解决了自利与利他的矛盾。同时，我们还可以对“亚当·斯密问题”进行社会学的考察，即把这一“问题”作为一个蕴涵着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的关系范畴放在现实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和学术思想的发展进程中来考察，可以看到，“亚当·斯密问题”呈现为一个辩证的运动过程。斯密在形成了关于经济与伦理关系的看法之后，把研究工作的重心转向经济学方面。他把自由、自然秩序、个人自利和正义这些具有着不同功能和价值的观念作为其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或前提，自由、自利和正义等内容或规定是以现实的人为载体，通过行为主体----“经济人”的活动来实现的，“经济人”的活动反映和体现了这些基础性的伦理规定。在斯密看来，“经济人”的活动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被纳入到一个井然有序的经济结构和制度之中。在分工、交换和“看不见的手”这些市场运行机制的作用下，实现了个人利己与利他的协调统一,也即“经济人”在制度化的经济运行架构中实现了与“道德人”的完美契合。在他看来，个人的一切经济行为不仅通过制度的中介作用使其具有一定的道德性质，而且由于经济生活的内在要求，个人为着自利的目的也应当形成相应的谨慎、正义等利他的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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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对西方经济伦理的起源所作的简要概述。其实,在东方,经济伦理的发展渊源也极其深厚,只不过,作为学科体系的成型相对西方较晚罢了。早在中国古代的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的各派著述中对经济伦理问题就有着非常丰富的阐述,这种论述也集中显现出当时中国思想界突出的思辩特色,思想家们把经济活动与道德节操的关系也即经济伦理思想集中地概括为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属性即“义”与经济行为中的功利价值即“利”的相互关系的讨论中。从那时起，“义”与“利”的争论就成为中国传统经济伦理观念的核心要义。
综上所述，无论古代中国还是西方，经济伦理的思想都源远流长。其实，只要人类社会进行经济活动就一定会产生伦理道德，也就是经济伦理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伦理问题，经济伦理指的是规范经济学对经济制度和平等、效率等经济范畴以及个人消费等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问题；从伦理学的角度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经济伦理指的是经济活动、经济行为的道德前提和背景条件，人们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应该与不应该问题，也涉及经济制度、经济秩序的合理性，经济主体的伦理关系以及经济范畴的价值判断。综合起来看，所谓经济伦理指的就是直接调节和规范人们经济活动的一系列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是和人们的经济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内在于人们经济活动中的伦理道德规范。经济伦理中的“经济”两字表明了它和一般伦理道德的区别，“伦理”两字表明了它和一般伦理道德的联系。
为了对经济伦理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我们还必须进一步了解经济伦理有哪些特有属性、亦即它的基本特征。由于经济伦理是在经济与伦理道德之间内在逻辑联系中产生的，这就使得它具备了其它伦理所没有的基本特征：
第一、交融性。经济伦理作为一个学科融合的概念，它在概念范畴上具有交融性。很显然，经济伦理是经济学与伦理学两门学科交叉而产生的一个新的概念范畴，又加之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所发生的经济行为及对其行为的规范要求不是单向进行的，而是在经济主体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满足和经济行为合理性的价值判断这两个方面的双向交互作用中界定的，因此，经济伦理具有明显的交叉交融性。
第二、实践性。经济伦理是对经济主体行为本身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准体系，它具有强烈的实践色彩。只要有经济活动，就会产生价值纠纷，实际上，在现实的每一起经济事件、每一桩经济交易、每一份经济合同中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方，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都有自己的经济利益方面的诉求和伦理道德方面的期望。因此，经济伦理不能仅仅表现为一种理论，而应当在实践中既保护人们正常的、合理的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又要坚持体现公平、正义的人类共同美德的贯彻，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这就要求经济伦理从实践中去寻找、探究二者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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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结合点，作出高度的理论总结和概括。故而，实践性是经济伦理区别于其它伦理的重要特征。
第三、职业性。经济伦理在实践中更多的体现为职业伦理，因此，经济伦理具有职业性。经济伦理与爱情、家庭伦理不同，它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即由不同职业的具体利益、义务和业务内容所决定的，并由现实的经济活动所体现出的具体职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社会负有特殊职业责任的专业性，也即职业性。
这是经济伦理的三大基本特征，其它诸如稳定性、规范性、广泛性等都以以上三点为基础，这三大特征是理解经济伦理的关键，也是对经济伦理制度化进行科学定位的基础。
（二）经济伦理制度化的定位
从以上分析来看，经济伦理指的就是直接调节和规范人们经济活动的一系列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是和人们的经济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内在于人们经济活动中的伦理道德规范。它的基本特征体现为交融性、实践性和职业性，那么，何谓经济伦理的制度化呢?
首先，何谓制度?何谓制度化?制度（institutions）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则或行动准则,它是人与人之间表示非个人关系的一种手段。也有学者认为,制度是直接或通过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而间接地规制或约束人们行为的社会交往规则。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中，“制度”的概念中既包含“机构”的含义，也表示规范化、定型化了的行为方式。由于这种规范化、定型化了的行为方式与交往关系结构受到一定权力机构的强力保障，它的外在表现则体现为具有管束、支配、调节作用的行为规则、程度。因此，无论制度在何种意义上被使用，它都是从非个人关系的角度表示“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且具有规范意义的范畴”。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事实上能（该）做些什么，不能（该）做些什么，拥有什么权利，承担什么责任，做了某事、做出了某种行为就会得到什么或者失去什么，这都是由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制度体系所先在地规定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本身是社会的一个整合机制，它通过社会的制度体制将社会统一协调为一个整体。制度整合本身就隐含着对制度认同这一前提。所谓制度认同就是指公民对某一制度框架体系在价值上的承认和肯定，认为它是基本公正的，自己愿意遵守与维护这一制度体系。因此，制度认同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价值上的肯定，一是有转化行为的现实趋势与取向。只有这时，当一个组织成功地吸纳到了成员，并且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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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的依赖，能富有效率地实现目标，能被更大的社会所接受，它就通常能在相对稳定的结构中，在一整套目标和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新的运行模式，简言之，它就制度化了（institutionalized）。
可见，制度化是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规则化，它包含一整套交往规范、价值标准、角色的固定化和实体化，是社会关系比较稳定的持续性发展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化过程就是制度推进的过程，而社会制度推进并非只是人为地制定一些规则，制度的有效运作离不开社会互动和社会利益的平衡，离不开社会行动主体的认同和遵守。正如布劳所说，制度化不仅意味着形式上的规范，而且离不开文化价值和社会力量的支援。
所以,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就是指群体和组织的社会生活从特殊的、不固定的方式，向被普遍认可的固定化模式转化的过程。制度化是群体与组织发展、成熟的过程，也是整个社会生活规范化、有序化的变迁过程。制度化的本质在于人们的“共同契约”，所以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公共意志作为诉求的基础。
综合以上关于经济伦理、制度及制度化的内涵,以笔者的理解,所谓经济伦理制度化,就是指政府、组织和个人等经济主体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经济行为与社会公众所认同、所倡导的经济伦理道德标准以规范化、固定化的形式逐渐地相互契合的程度和过程。简言之，经济伦理制度化既要确保经济行为与社会美德的契合，又要保障社会正义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经济伦理的制度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经济伦理规范的正规化、合理化、系统化，固定化。这一过程可以具体概括为：第一,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念，树立一致的价值取向，建立规范体系，加强个人对组织的认同，并将其人格融合于组织之中，以增强群体的凝聚力。第二,制定规范。根据共同的价值需要而制定的规范，把人们的行为纳入相同的固定模式之中。它注重的是标准的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第三,建立机构。规范的实施要由组织机构保证，制度化过程也是组织机构建立和健全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这些伦理道德规范的内化，普遍地被社会成员、组织所认同、接受和践行，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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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型期经济伦理制度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转型期经济伦理制度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在内的所有生产，都是人类的专能，所以物质资料的生产又以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为基础和背景。因此，我们在研究经济时不能脱离经济发展的基础环境，孤立的、静止的看待经济发展。对经济伦理和经济伦理制度化的研究也不例外，也必须充分考虑它的基本的环境影响因素。
一般地说，对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经济发展所处的社会及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历史时期。经济伦理由于和社会道德规范之间的关联，社会历史时期对它的影响相对经济发展本身来说，作用更明显、更突出。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对经济伦理制度化的环境基础做一详细的分析和认定。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社会转型期。
何谓社会转型?从不同的视角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它或是指当今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传统文化到现代（信息）社会、现代文化的转型；或是指从高度集权到自由民主的转型；或是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或是指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或是指从“闭关锁国”到全面开放的转型；或是指从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型；或是指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或是指从解决温饱到“小康社会”的转型。以笔者的理解,经济是基础,也是作为社会关系的基本构成因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规定性,因此,社会转型首先是指整个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其次还应当涵盖着伴随而来的社会形态的转换，换句话说，社会转型期就是指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形态转换以及社会各个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过渡时期,从历史阶段上来看, 社会转型期专门用来指中国社会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
社会转型本身的广阔论域就已大致涵盖了经济体制、社会形态、文化传统、伦理观念等诸多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的意指，而以这种基本内涵所形成的理论视阈作为研究视野的经济伦理制度化，面临社会发生诸多致使规则、规范、制度弱化的重大变化的环境，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就显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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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伦理制度化是改变当前我国经济伦理“失范”状况的迫切要求
社会转型期最大的特点是“社会失范”,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伦理的等各领域的社会规范的缺失。
这种“失范”的状况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比如，由于规范的缺失使得社会主体的行为不能得到有效的制约，导致社会的整体稳定性减弱，不确定性异常突出，突发性社会公众事件增多，整个社会的应急预警功能明显降低；又比如，由于失去规范的制约，又加之国门大开，外来的文化、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等不受限制地一涌而入，也曾一度造成社会不稳，甚至演变成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建立一种全新的经济体制,各方面的配套措施在短暂的转换过程中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 失范就成为社会转型期最大的特点。由于根本的转型发生在经济领域，所以，经济伦理方面的失范表现尤为突出,经济伦理制度化的要求也就体现得最为强烈。
“社会失范”的真正原因乃是体制转换期所产生的规范“真空”现象。社会转型，归根到底，就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经历从以往的有序向新的有序的转换。原有的社会体制、社会文化心理、伦理道德规范、话语言说方式、行为处事习惯等旧的一套随着以经济体制的转轨为根本标志的社会转型而被急剧地砸碎、抛弃，而新的一套的建立健全需要时间，需要过程，也就是说，旧的体制已经打破，新的体制尚未形成，就社会规范来说，产生了“真空”，这种规范“真空”的现象使得人们在经济、社会中的行为失去了应有的规范的管制和约束，于是出现了变革年代、社会转型时期所特有的“社会失范”。就经济而言，“失范”的状况主要体现在如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偷税漏税、走私贩私；权钱交易、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惟钱是逐、损人利已、损公肥私；侵犯产权、借债不还、不守信用、恶意经营、财务欺诈等方面,其他如文化方面的“失范”就更复杂了。这种“社会失范”会给人以空前的行为自由的空间，人们为所欲为、丝毫不按规则办事的状况比比皆是，而各级政府由于对新体制的陌生也不得不以长时间的等待来判断某一经济行为是否合乎新体制的要求，这种政府反应的迟钝和职能的弱化使得经济发展的环境空前混乱，对经济发展的危害巨大而深远。比如，1988年的经济灾变直接导致了1989年至1992年长达三年的经济上的治理整顿期。
此外，这种规范“真空”还会导致大量外来异质文化的涌入，使得各种不同类型的观点、思潮长驱直入，进而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
由于外来异质文化涌入，各种思潮交互激荡，人们的价值取向也日趋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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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蜂拥而入，各种思潮相互碰撞激荡，中华大地上曾一度出现过“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等文化的热潮，出现过“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大讨论，人们的思想由单纯渐趋复杂，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转变。这种外来的多元化的价值观、道德观由于缺乏一种社会大众共同体认的道德规范标准的衡量，使得人们在面对和判断这些观念、思潮时盲目相向、无所适从，接受者有之，否定者有之，徘徊犹豫者亦有之。这种面对文化多元化的多元化态度也导致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于是，信奉“一切向钱看”的金钱至上者有之，践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者有之，依靠合法经营、勤劳致富者亦有之，但由于人们普遍的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远远重于对应共同遵守的经济伦理道德规范的体认，非法经营、行贿受贿、偷税漏税、权力寻租、走私、洗钱等不道德的经济行为远远多于合法经营、勤劳致富的作为，这种不道德的经济行为造成了对整个经济发展的巨大冲击，比如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中，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通过违报货物品名等手法所走私进口的名牌香烟300多万箱，一度造成在国内走私香烟的黑市上某种牌子的外烟平均每两盒中就有一盒是赖昌星走私入境的。1996年到1998年厦门海关征收的关税、增值税等总计只有50.88亿元，而基本上是在相同的时间里，由于赖昌星走私偷漏的应交税款，仅被查实的就有300亿元，是厦门海关3年征收关税总和的六倍，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的巨大损失，令人怵目惊心。
由于规范“真空”，缺失的规范无法制约社会主体的行为，导致整个社会的稳定性减弱，不确定性特征异常突出。在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很多东西根本无法预见，很多事件经常突如其来，社会稳定性、确定性原则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不确定性成为社会转型期的重要标志。而众所周知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一整套的确定的制度化规则的制约和规范，但规范的“真空”却与此背道而驰，这就需要我们大力开展制度化建设，而经济伦理的制度化是其最基本的要求之一。
规范“真空”还致使公众普遍缺乏规则意识。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开会有开会的规则，议会有议会议事规则，国际组织有自己的组织规则，公司董事会有自己的执行规则；体育运动有运动员的规则……可以说，规则是人类活动的基础。任何社会的运行都离不开规则，任何经济的运行也必须在契约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但在目前的社会环境里，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人们对规则的遵守程度比较弱，最深层的原因在于我们根本无规则可依。经济伦理道德规范实际上是一种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而这种规则本身的缺失、不健全和非制度化就会对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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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造成巨大的损失、制造无形的障碍。
既然规范出现了“真空”，我们就应以制度化建设去填补它，既然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和经济的运行本身呼唤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的支撑和保障，我们就应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大力开展经济伦理制度化建设，为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铺平道路。因为，经济伦理制度化正是解决中国目前经济伦理“失范”状况的迫切要求和根本途径。
2、经济伦理制度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市场经济既是一种法制经济，同时又是一种德性经济。经济的社会形态决定经济伦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把德性的要求——伦理道德作为重要的动力机制和价值衡量标准纳入自身的动力系统。所以,从根本上说,市场经济是伦理经济，经济伦理制度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首先，经济伦理制度化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伦理辩护和道义合理性的系统依据。从一般意义上看，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但同时,市场活动的主体是人，且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经济体制和制度所规定的秩序框架中运作。因此，市场活动本身也内在的生成着一种对市场经济所需要和鼓励的伦理道德精神的期盼。正如西方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经济体制是一个价值实体，它包含着一整套关于人的本性及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价值观。”或者说，“每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义”。①马克思主义也认为，“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②它由“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构成。所谓“市场无心脏”、“市场无良心”之说，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异化的表现。在经济活动中，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行贿受贿、不安全产品、环境污染等是市场法规不能自行解决的。因此，市场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必须有相应的以文化精神和价值理性为基础的伦理道德规范的支撑。
其次，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伦理制度化是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精神条件、精神动力和人文道德诉求。市场经济促进了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发展，同时，社会的文化价值取向和模式体系又影响着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在市场经济最早产生的欧洲，14—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17—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形成了自由、平等观念，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形成。亚当·斯密认为，鼓励勤勉、谨慎的最合适的报酬就是一切经营上的成功；节俭、勤勉、诚实等情操，既是个人修身养性、履践德行的表现，又是个人治生、聚财的方法，因而修行慎思之德既是通往有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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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又是通向富裕之道。斯密的著名论断是：“从中层以及下层社会阶层看，在众多场合下，德之路和富之路均为同一条路。”③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十分肯定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因素具有决定作用的观点，他还提出非理性因素对理性的经济活动也具有决定性作用。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和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价值观念推动了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价值观念决定着这种经济模式的成败兴衰。韦伯特别推崇美国的富兰克林，他经常引用富兰克林“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等有关格言，并指出“诚实有用，因为诚实能带来信誉；守时勤奋、节俭都有用，所以都是美德。”④德国其他历史学派代表人物F·李斯特、W·罗雪尔、G·封·施默勒等，也注重经济与社会文化、道德伦理的联系。施默勒在其就任柏林大学校长的讲演中，强调在财富与资本之外，要重新把人放到科学的中心地位。
马克思的经济伦理思想最为丰富，他沿袭了西方从17世纪就开始使用的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把社会发展视为一个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交互作用的有机过程，在坚持物质生活决定精神生活前提下，又强调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能动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经济的和各种非经济的因素形成一种“合力”在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而今，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是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的渐进过程。在不完善的初期，拜金主义、分配不公、道德滑坡等问题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这就需要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建立健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制度化的机制。韦伯曾论述资本主义精神对经济的决定作用，实际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更注重人文道德精神的塑造，笔者以为，不妨与韦伯的说法对应，称之为“社会主义精神”，而这种社会主义人文精神的道德底线恰恰要依赖于经济伦理制度化建设。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也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中共中央曾经提出“以德治国”的战略思想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以德治国”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上归属“精神文明”范畴，应当理解为一种社会主义精神的塑造运动。这实际上说明，经济伦理制度化作为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精神条件、精神动力和人文道德诉求已经得到中国高层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法制经济，同时又是伦理经济。离开适应市场需求的经济伦理道德规范这个基础，市场经济将无法健康生存与发展。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把经济运行过程中支撑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伦理道德逐渐地加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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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系统化、固定化,并通过有效的保障机制使之逐渐地内化于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中并成为其共同履行的契约,也就是实现经济伦理制度化, 恰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伦理经济所提出的客观要求。
3、经济伦理制度化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而经济伦理的制度化既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文明、和谐的标志，又是和谐社会形成的前提和保证。
首先、经济伦理制度化所维系的经济和谐发展是和谐社会形成的基本标志。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秩序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现象，经济伦理制度化所维护的秩序主要是指经济和谐发展的秩序，它意味着一种有序的社会经济状态，这种有序性是通过正常的经济关系的稳定性、经济结构的有序性、经济运行的规范性、经济发展的程序性、经济事件的可预测性等表现出来的。因为经济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和最本质的关系，所以，安定有序的经济环境是和谐社会形成的最基本标志和必要条件。和谐是一种有序的状态，和谐社会必定是运行有序的社会，社会运行有序体现在很多方面，而以经济的发展和运行等各方面都有章可循为首要的条件。一个社会安定有序，首先是在经济上不同利益的群体均可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因此，经济伦理制度化所维系的秩序就构成了人类理想的基本要素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目标，它的存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一个社会如果处在动荡不安、混乱无序、规范缺失的状态下，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就是镜月水花，人民群众也就不可能安居乐业、和睦相处，和谐社会又从何谈起。社会的和谐除了要有运行有序的经济环境，还要有稳定安宁的政治环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的秩序就是建立在方方面面的“制度化”基础之上，以制度化来实现的社会平稳运行的态势。
其次、经济伦理制度化所维护的经济正义是和谐社会形成的前提。
正义，同公平、公正、公道、合理等所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都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在伦理学意义上，正义要求人们各得其所，满足其合理的、公正的需要和要求；在经济上，正义指一种既与社会发展的理想相符合、又足以保证人们的合理需要和经济利益的制度性安排。
维护公平与正义是和谐社会形成的前提条件。人类社会是一个利益互动的社会，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经济利益关系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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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转型期的新矛盾 在三大社会和经济体制转型当中我们也是付出了代价，5000万工人下岗再就业，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二亿多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全国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稳定。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全国的政治和社会还等保持基本稳定，这是很不容易的。就是欧美社会他在这个社会转型中，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他们经过了200、300年的革命和战争，侵略、掠夺才实现了这个转型。但是我们就这么30几年能够这样实现转型，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同时，在这个阶段中我们还遇到了各种危机、灾难的冲击。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大洪水，2003年非典危机，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和汶川大地震，2009年世界金融大危机，2010年玉树大地震，2011年长江中下游特大干旱，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这几年以来，我们基本上在改革发展转型当中不断的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的冲击，我们是这样子走过来的。 所以，判断出来，改革开放的威力就在我们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它显示出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战胜各种灾害风险的巨大威力。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改革的进程当中，总体上还是基本稳定，这是很不容易的。 那么，社会经济转型期面临的问题，我把它概括为下面几点： 一是贫富差距拉大。这个大家讲了很多，我不具体讲了。 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 三是发展方式粗放带来的生态遭到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空气、水资源污染严重，食品卫生存在问题更多。我们这些年，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造成生态破坏更是要花几代人力物力财力去弥补。这就是我们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今年十八大以后第一次召开“两会”的时候，我们北京是严重的雾霾。在晚上有人调侃，讲在北京可以免费吸烟，上海黄埔江漂流着万头死猪，所以上海的老百姓就调侃说在上海可以免费喝排骨汤，打开水龙头就喝到排骨汤。 四是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这里我特别强调卖官买官盛行，导致吏治腐败，影响很恶劣。前几年很典型，比如说沈阳市买官卖官案，涉及到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等16个第一把手。接下来黑龙江省买官卖官案，涉及干部900多人，多名省级领导、上百名地市级领导卷入，引发全省领导干部大调整。 有的贪得无厌，涉案金额达高达几十亿。在贪污当中，95%贪官有情妇，60%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所以，在网上也有“二奶排行榜”，典型的就是江苏建设厅长徐其耀包养146名情妇得数量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宾馆包养未婚大学本科女大学生17人，得素质奖；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在16-18岁，得青春奖；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性爱日记95本，制作性爱标本236份，得学术奖。一共有10个奖，我只是简单地举了这6个奖，这个腐败的现象非常荒唐。
健康的社会和经济决定因素 郭岩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我今天主要讲的是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在这样的一讲中，我想主要跟大家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健康社会决定因素概念框架 第一，什么是健康社会决定因素。也就是说可能健康是大家所熟知的概念，但是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可能是最近几年才开始为大家所了解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跟大家回顾一下，到底什么是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它的框架是什么。第二点健康社会决定因素概念最先提出或者是说以一个整体的完整的概念框架提出，是世界卫生组织在它的报告里边，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的报告里边提出来的，所以借这个机会，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决定因素的行动策略是什么？基于这样一个行动策略在两年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在澳大利亚的南澳的首都阿德雷德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结束以后发表了一个宣言，它的宣我言名字就是《阿德雷德宣言》，它的副标题就是《health in all policy》，或者说将健康融入所有的社会政策之中。我们想用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将健康融入所有的社会政策之中，它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它的基本理念是什么。 首先我们先看健康社会因素的概念。既然健康社会决定因素，首先我们看什么是健康。对于健康，我相信大家所熟知的就是我们PPT里边所展示的，说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与身体虚弱，而是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都处于一种完满的状态。首先我在这一点上我想有两点跟大家强调，第一点要强调的就是健康这样一个概念的给出就是不仅仅是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说没有疾病了，而是它包括了心理上和社会上处于一种完满的状态。既然它心理上和社会上处于一种完满的状态，也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身体疾病实际上是受社会因素的影响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强调的，常常我们在媒体说这是新的健康观，或者有一些领导说是新的健康观，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概念是世界卫生组织成立的时候，也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在1948年成立，在它成立的时候，这段话已经写入了它的组织宪章，也就是说这个概念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当世界卫生组织，当把健康作为奋斗目标的时候，就提出了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是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有完满的状态。 在组织宪章里边提出这个话，其实接着还有一句话它叫无论其种族、政治信仰和宗教信
中国（大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分析 一、关于中国区域的划分 中国是一个大国，幅员广阔，陆上国土总面积960万平方公里，2001年，人口达12.8亿。由于历史和现实诸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如2001年，上海市人均GDP高达37382元，而贵州省人均GDP只有2895元，两者相差10倍以上。因此，研究中国的区域问题，必须把中国分成若干不同的区域。 20世纪50年代，有关方面曾经将中国大陆分为沿海和内地；60年代，曾经将中国大陆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地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区域经济研究的活跃和深化，人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划分方法。主要有： （一）三大地带。这一方法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带，但不同的时期，每个地带覆盖的地域范围不同。在三大地带的概念提出之初，广西壮族自治区曾被视为属于东部；内蒙古曾被视为属于中部。后来，人们对此划法提出了很多异议。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三大地带覆盖的地域范围逐渐被确定了下来。东部地带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地带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8省；西部地带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等12个省、市、自治区。 （二）六大综合经济区。包括东北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南沿海、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 （三）七大经济区。包括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华北（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山西）、华东（山东、上海、江苏、浙江）、华中（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华南（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和西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四）九大经济区。这里有两种划法方法。第一种划法包括东北地区（东北三省、内蒙古东部）、环渤海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黄河中游流域（山西、河南、内蒙古中西部）、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江苏、浙江）、长江中游地区（湖北、湖南、安徽、江西）、东南沿海地区（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西北地区（山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等。第二种划法包括东北地区（东北三省）、北部沿海（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北部内陆（山西、陕西、内蒙古）、东部沿海（上海、江苏、浙江）、东部内陆（河南、安徽、江西）、中部内陆（湖南、湖北）、南部沿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西部内陆（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和西南内陆（四川、云南、贵州）等。（五）九个“大都市经济圈”。包括沈大（沈阳、大连）、京津冀（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石家庄）、济青（济南、青岛、烟台）、大上海（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宁波、杭州）、珠江三角洲（广州、深圳、珠海、汕头）、吉黑（长春、哈尔滨）、湘鄂赣（武汉、长沙、南昌）和成渝（成都、重庆）
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考纲课程标准 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民族工业的兴起简述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史实，认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了解民国时期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主要史实，探讨影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探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概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总结其经验教训。 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开放的决策了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改革开放决策的内容，认识其对我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意义。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讲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认识改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概述我国创办经济特区、
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和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史实，分析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的特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了解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认识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 重点 难点本课重点：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本课难点：近现代各种主要经济成份的基本概念、演变过程及相互关系 教法 教具讲述法、讨论法等。新课标历史（必修Ⅲ）、《系统集成历史》二轮总复习学生用书、多媒体课件等教学过程 【专题概要】 近现代有四种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近现代中国的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错综复杂。其经济成份主要包括封建自然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受经济性质和各历史时期社会矛盾的影响，各经济
社会因素与健康 班级： 姓名： 学号：
社会因素与健康 现代社会中，人类健康不仅受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同时还受社会因素的影响。社会因素是指社会的各项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环境、人口与文明程度。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具有广泛性、持久性、积累性和交互性作用的特点，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以及防治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社会经济因素包括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状况、科学技术等，和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关系等。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经济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一、社会经济与健康 （一）经济发展与健康 经济是满足社会人群基本需要的物质基础，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卫生工作，卫生工作也同样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两者具有双向互动作用。 1.经济发展对人群健康的促进作用 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人群健康水平提高的根本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人群健康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明显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促进健康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必须以人群健康为条件，人群健康水平的提高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健康问题 经济发展在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劳动条件以及社会医疗保障、促进人类健康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环境的污染：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国家和地区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非 绿色GDP的增长，势必诱发工业的后发劣势。这是社会经济 发展中的伴随问题，但本质上是人类生产劳动失控的结果。 2）生活方式的改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主要健康问题已不再是来自营养不良等疾病，而是不良的行为和生活方 式，如酗酒、吸毒、性瘾乱、不良饮食习惯、缺乏运动等引 起的疾病。 3）心理健康问题的突显：随着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工作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和紧张程度逐渐增加，心理 健康问题也越加明显，给人们的身心健康带来了不良影响。 4）社会负性事件的增多：伴随经济的发展，交通事故增多。同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差距加大，使暴力、犯罪事件 增多。 5）流动人口的增加：人口流动对居民健康造成的影响程度及性质取决于社会因素、自然条件和人口特点。人口流动可促进 经济发展，但也会出现一些特殊的卫生问题。 3.健康水平的提高促进经济的发展 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人群健康水平的提高必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人口特征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人口特征人口基数人口素质人口流动人口分布经济发展 索引： 人，作为经济发展的最主观和客观因素，是促进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主因。而人口特征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性也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差异性结果。本文将利用一些统计学原理对我国人口主要特征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做一些论证式的阐述，通过一些统计学的分析和论证说明人口特征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 正文： 基于地理，文化，历史，经济等各种因素，一个国家的人口普遍具有与其相对应的人口特征，而人口特征与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人，作为经济发展的最主观和客观因素，是促进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主因。而人口特征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性也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差异性结果。本文将利用一些统计学原理对我国人口主要特征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做一些论证式的阐述，通过一些统计学的分析和论证说明人口特征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 综合统计学原理，一个国家在人口基数，文化素质，年龄结构，人口的流动性，人口性别比，人口的区域性分布、人口城镇化等方面的特征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 一、人口基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基数的大小直接关系着经济发展的模式，规模，速度等因素。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一方面对资源消耗的需求旺盛，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资源供应，这方面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成本具有较大的压力，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却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庞大的劳动力人口，一般而言对于外向性经济尤其是提供加工制造的外向性经济而言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中国至改革开放起始，巨大的人口基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人口，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分享了人口基数庞大的红利，劳动力供给非常充足，而劳动力的价格非常低，生产制造的人力成本相对就低。但这样的人口红利需要与之对应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外向性的加工制造型经济模式中，这种人口红利就具备了特定的条件和基础；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经发展模式是以创新性的高科技或金融发展等高端产业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人口基数庞情况见一斑。美国人口3亿多，经济以高科技，金融等高端为产业为主导，经济规模相当于2个中国的经济规模；而中国人口基数13亿，比美国多出10亿，但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向型的加工制造产业，且经济规模虽然快速提升，但仅相当于美国的1/4，所以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红利因素也仅限于特定的经济模式。抛开经济发展模式，单纯的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就很难说明。 二、人口年龄化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的年龄化结构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着一定的关系，人口基数庞大可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但如果人口基数中人口的年龄化结构不合理，这种人口基数庞大的人口红利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中间最主要的就是老龄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13亿人口中年龄超过60岁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0%之多。老龄化人口比重过大，说明劳动力人口一定程度的减少。但从绝对数而言，
中外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的历史 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个精彩片段。它往往诱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变革和革命，成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历史的关键。 ★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 一、春秋战国(公元前5～3世纪) 总体特征：中国社会经历着大变革。 具体而言：1、从国家政局看：国家由分裂逐步走向统一。2、从社会性质看：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的兴起预示着中国社会由奴隶社会逐步向封建社会过渡。3、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看：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表明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中国历史由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耕作动力由人力转向畜力；耕作方式由商周时期的大规模简单协作转向以户为单位，以男耕女织为特点的家庭个体经营。4、从民族关系看：诸侯争葫和兼并战争直接推动了中原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我国历史出现了第一次民族融合。5、从思想文化看，呈现出繁荣景象：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其中儒家的“以德治民”，法家的“以法治国”，道家的“无为而治”，墨家的“兼爱”、“尚贤”等思想主张，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而且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重大的现实借鉴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正值西方(欧洲)古典文化(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繁荣)时代。古典文化倡导的“人文思想”，为14～16世纪“文艺复兴”的兴起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思想武器。 二、明末清初(17～18世纪) 总体特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封建制度的渐趋衰落。 具体而言：1．政治领域：中央集权空前强化，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的腐败。2．经济领域：商品经济活跃，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但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3．民族关系领域：明清大大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定型。4．对外关系出现新现象：一方面西方殖民者开始侵略中国，中国开始了反殖民侵略的斗争；另一方面，对外政策由开放逐步走向闭关。5．思想文化领域呈现的特征——承古萌新。“承古”的具体表现：一方面集大成的科技著作问世；另一方面古典文化进入总结时期，官方组织编纂大型图书成就突出(类书——《永乐大典》、《占今图书集成》；丛书——《四库全书》)。“萌新”的具体表现：一方面带有反封建色彩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产生；另一方面“西学东渐”，西方一些科学技术和自然科学知识开始传人中国。 这一时期，欧美国家处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中西对比，中国已明显落后于西方。
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形势 在当今中国，世界都被经济危机所笼罩着，当今中国也不例外，也受到影响，很多企业在这经济危机中，面临着困难和挑战，如果经不起挑战，那就意味倒闭或者破产，这也会导致很多人失业。所以我们国家应该面临着挑战和困难，但是这也是机遇，因为这时候欧洲正面临危机，中国使他们的经济的复兴的希望，因为在危机的这时，中国的经济还在增长，，对世界的经济有很大的贡献。当这是，中国应该抓住机遇，不断增加内需，转变经济的方向，不再依赖出口经济。在当今世界，创新是大一生产力，我们应该提高我们的创新能力，这样我们的经济才更加有发展的空间，这样我们就不用依靠原料，从而我们就不会总在生产链的末端，这样我们的受益为更大，我们就不会总依靠别人的技术，当我们的创新能力在世界的前端时，我们国家会更加强大，那么我们在国际的地位会更加高，我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我们会更有发言权，我们的影响力会更加大，这是我们的文化也会得到传播。所以在当今经济球化时，也在危机面前，我们要抓住机遇，发展我们的经济这样我们社会会更加和谐，我们的失业率就会降低，社会会更加安定。所以我们国家应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夯实“三农”发展基础，扩大内需增长空间；深化体制改革，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推动出口稳定增长，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对于企业，同样面临着危机，如果不能在危机面前，抓住机遇，那么企业也会面临困难，所以企业应该提高企业各竞争力，提高企业的创新力。在学别人时，也要发展自己的特点，那么企业就会更加有活力，在与别的企业竞争时，特别是外企时，我们才会有优势。所以企业应该吸收更多的人才，从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还要加强与政府的合作。这时政府更加要出台优惠的政策来支持企业，所以政府要与企业合作。让我们的经济快速发展。在当今世界虽然和平时主题，但是战争是有的。随着我们国家的强大，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开始注视着我们，欧洲开始传播“中国威胁论”，又加上南海问题，加上钓鱼岛问题，我们中国现在正成为世界的焦点，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我们还是要重视经济的发展，不要让这些问题影响我们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也要处理好国际问题，这关系到我们的国家的主权，我们不能轻视，这关系到国家的利益，我们要重视它，否则，我们的国家主权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国家应该利用我们的外交，合理的处理国际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快速发展，这也会引起发达国家的重视，这也是问题的起源。他们害怕中国的强大，会影响他们的国际地位，特别是美国。所以他们引起这么多问题，希望我们被这些问题所影响，导致经济的不利。无论他们怎样，我们国家应该合理处理这些问题。 在我们中国我们的政治也出现里问题，如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妨碍了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强有力的工作
浅析中国经济转型与中国经济的现状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辉煌瞩目的成绩。不过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如宏观经济出现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以及严峻的国际现状等，这就迫切地要求中国进行经济转型。中国的经济转型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很多的障碍，而中国经济转型对中国本身及世界都是很有意义的。同时面对金融危机的加剧，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进行了下调。 【关键词】转型障碍中国经济现状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与中国经济现状分析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经济总量迅速扩大，经济结构不断得到调整和优化。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过度依赖资源投入和投资驱动的基础之上，现在这样的增长方式已经引发了严重的问题。 从宏观经济的深层结构看，表现为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和消费的失衡，过度投资而消费不足。现在西方发达圜家每年GDP中只有20％左右用于投资，而中国却高达50％左右，从而导致最终需求不足，越来越多的东西卖不掉，国家只好再投资，利用投资带动消费，久而久之就会进入经济发展恶性循环。外部失衡的主要袭现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外汇存底的大量增加．这样可能会造成中国和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同时使国内的贸易条件变差．
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是货币的过量供应。货币的过量供应会导致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泡沫的形成，而且会使一圜的金融体系变得非常脆弱，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当遇到外部或者内部冲击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系统性风险，中国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这些问题深层的根源在于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或称经济发展模式)，所以为了解决宏观经济中的这些问题，就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另外，当前的国际环境也是很严峻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仍在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世界经济面临衰退的风险加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增长将降至0．5％，发达国家经济将出现2．O％的负增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将大副滑落至3．3％，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也将出现2．8％的负增长。在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边和日趋严峻的同时，我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很突出，外部冲击与内部因素相互交织影响，使得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此，为了应对国内和国外的挑战，中国应当寻求经济转型，以实现经济的义快又好又平稳的发展 二：中国转型中遇到的障碍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出路 然而中国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开始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十年以后，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 ★教学目标： 1、了解古代农耕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况。 2、掌握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表现及结果。 3、掌握历代土地政策、赋税制度以及发展农业的基本措施。 4、概括归纳古代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 5、概括归纳古代商业的发展。 6、了解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原因、标志、特点及意义。 ★学法指导： 1、注意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找出共同点和不同点，培养分析、比较能力。 2、采用因果分析的方法，正确分析和认识古代一些经济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影响。 3、学会处理宏观和微观的关系。 4、通过理解或记忆，掌握基本史实。 ★高考展望： 1、注意古代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2、联系现代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和税费制度的改革，注重古代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的发展演变所反映的历史趋势和特点。 3、注意梳理古代各时期封建城市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并注意内在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知识整合： 一、古代农业的发展 1、基础知识 （1）生产工具的进步和生产技术的发展 ①夏商周：农具大多是木、石、骨、蚌所制，仅有少量的青铜农具。 ②春秋：铁农具开始出现。 ③战国：铁农具使用范围扩大。铁器时代的到来，标志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 ④两汉：犁壁的出现，赵过发明耧车；牛耕法有二牛抬杠式、一牛挽犁法。 ⑤魏晋南北朝：马钧发明翻车；水碓、水磨等广泛用于谷物加工。 ⑥唐朝：创制了曲辕犁、筒车。 （2）农作物的推广 ①夏商周：五谷 ②魏晋南北朝：南方农作物品种增多 ③隋唐：江淮地区大面积种植水稻；经济作物茶叶生产规模大。 ④明清：棉花种植由江南推向江北；外来农作物玉米、甘薯的推官种植；清朝前期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 （3）土地开发 ①魏晋南北朝：江南农业的开发由江东扩展至整个长江流域，波及到岭南和闽江地区；边疆的河西走廊和辽东地区得以开发。 ②隋唐：江南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围湖造田和向山要田。 ③明清：外来农作物玉米和甘薯的种植，使贫瘠土地得到利用。 （4）农产品商品化 ①隋唐：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高，特别是茶叶的市场广泛，唐中期以后征收茶税。 ②明清：棉花种植由江南扩展至江北。经济农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形成了专业生产区域。（5）古代重大的水利工程
经济变量的因素分析 王 世 炎 （2004，3，11） 一个社会经济变量的变动往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这诸多因素中，有的因素影响大，有的因素影响小，有些因素的影响是本质的，有些是表面的可以忽略不计。研究各因素影响作用的大小，在实际工作中是很有用的。 因素分析的任务主要是两个：首先要确定出诸多影响因素中，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可以忽略不计的；然后，将每种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用数字表示出来。 一般来讲，社会经济变量可以归结为三种类型，因此，因素分析也就有三种情况，三种不同的分析方法。 一、“积”变量的因素分析 当一个经济总量可以表示为若干影响因素乘积时，这个总量就具有“积”特征，如工业总产值＝产量×价格，商品销售额＝价格×销售量。这时，可以利用统计学上的指数体系进行因素分析，以确定各因素的变动对总量变动的影响程度和绝对量。 用指数体系进行因素分析的公式为： )1()()(001010110011001010110011?????-+-=-?=∑∑∑∑∑∑∑∑∑∑∑∑q p q p q p q p q p q p q p q p q p q p q p q p
例1 商场三种商品销售情况 则销售额总的变化为： %68.123236500 2925000011===∑∑q p q p K pq ∑∑=-560000011q p q p (元) 即本月该商场甲、乙、丙三种商品的总销售额比上月增加了 23.68%，增加的总金额为56000元。变动原因为： 1.量的变动影响：∑∑=0010q p q p K q ＝114.17% ∑∑-0010q p q p ＝33500(元) 即由于销售量的增加使该商场本月三种商品的总销售额比上月 增长了14.17%，增加的绝对量为33500元。 2.价格变动的影响
世界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 分析历史，比照现实是历史高考命题的重要方向之一，综观近几年高考试题命制情况，社会转型成为了高考历史命题的重点内容。命题者之所以青睐社会转型，其原因在于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精彩片段，往往诱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革或革命，是我们认识和把握历史的关键。处于社会转型的各个历史时期，包含着丰富的知识体系和阶段特征，以社会转型为切入点考查学生对不同时期基本史实的识记以及理解分析问题的能力，不仅可以弥补各个模块之间的裂痕，还能帮助学生从不同的思维角度、多元的思维层次去认识和理解事物，从而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基于上述考量，笔者试图对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发表于《广东教育》高中版214年1期）和世界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做一简要勾勒。 【考点链接】 社会转型期的含义： 1、是指社会结构变动，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具体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2、从唯物史观角度看：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历史阶段。从文明史观角度看：指人类由采集渔猎文明到农耕文明再到工业文明更替的重要历史阶段。 世界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 （一）殖民扩张和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14-18世纪） 总体特征：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 具体表现： ①政治：英、美、法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确立资产阶级代议制。 ②经济：新航路开辟、殖民扩张和工业革命的开展，促进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一步拓展。 ③文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把人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传播资产
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分析 “十二五”来，十堰市从市域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区域发展定位的功能性和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区生态安全的战略性出发，全力实施“一城两带”战略，科学谋划经济转型之路，加快集聚经济后发之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区县产业同步升级，城乡发展动能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稳步提升。 一、县域经济提速，三大区域协调发展 2012年，围绕“一城两带”总体目标，扎实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加快竹房城镇带城乡一体化试验区和十堰汉江生态经济带的规划实施，初步形成了以城区为中心，以“南三县”、“北三县”为腹地的三大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1、中心城区稳健增长。充分发挥武当山、丹江水、汽车城的品牌效应，加快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打造汽车、旅游、交通信息、装备制造、高新技术、能源材料、轻纺食品等产业集群和园区平台，提高城市资源配置、产业带动、研发创新、综合服务管理功能，扩大城市载体和辐射带动作用，中心城市发展活力和统筹发展能力增强，经济稳健增长。2012年，中心城区实现生产总值557.32亿元，增长5.4%，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0.5%，拉动全市经济增长3.3个百分点。 2、南、北县域经济加速。以“一统三分”战略为指导，以促进市县对接为目标，重点发挥县域自然资源和人口优势，壮大绿色食品、农产品加工、生物及能矿等劳动密集型、资源开发型产业基地，加快推进竹房城镇带城乡一体化、水源区生态低碳经
济建设，县域经济高速增长。2012年，6县市实现生产总值399.16亿元，增长12.2%，快于中心城区 6.8个百分点，对全市经济贡献率达57.7%，高于城区17.2个百分点，直接拉动全市经济增长4.7个百分点。其中，以“竹房城镇带”为核心的“南三县”实现生产总值159.64亿元，增长12.2%，对全市经济贡献率为23.6%，拉动全市经济增长1.9个百分点；以“汉江生态经济带”为支撑的“北三县”实现生产总值239.53亿元，增长12.2%，对全市经济贡献率为35.2%，拉动全市经济增长2.9个百分点。 3、城乡差距不断缩小。通过构建竹房城镇带、十堰汉江生态经济带，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和“二元”结构转型，区域经济差距明显缩小。从总量看，县域经济规模扩大。2012年县域GDP 占中心城区的71.5%，比2010年提升11百分点。从人均比值看，县域人均GDP1.55万元，与中心城区的比值为0.22：1，比2010年提升0.4个百分点。从人均增幅看，县域人均GDP增幅快于中心城区。2012年中心城区人均7.06万元，增长2.7%；“南三县”人均1.43万元，增长14.1%；“北三县”人均1.64万元，增长12.7%，南、北地区增速分别高出城区11.4和10个百分点。 二、结构调整加快，区县产业同步升级 面对调整和转变方式的战略目标，从构建国家生态屏障、推进全省城乡一体化、打造“鄂西圈”层面入手，突出转型重点、选准绿色支撑点，加快区县产业调整融合，构建具有生态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1、农业产业化加速。一是推进“四百万”工程，围绕城郊型农业和园林城市发展、生态保护带和产业带布局以及秦巴山区
经济转型与经济政策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就是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也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经济的发展中存在着很多的隐患，发展的背后我们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环境破坏、资源枯竭、就业困难、贫富差距……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不能够持续，能不能成功转型?近来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议论的热点。中国经济能不能够持续发展和怎么样才能持续发展的问题，就成为一个不但关系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今后走向的世界性问题。 面对现实，我国应如何实现经济转型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呢？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的作用是第一性的，是基础的、充分的、经常的；而政府宏观调控则是第二性的，是有限的、高层次的、相机的。因此，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总是相辅相成的。政府宏观调控最主要的工具和手段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就是政府运用财政手段和工具，使微观经济活动符合宏观经济目标的过程。应如何通过加快财政改革，加大市场体系的构建力度，实现制度创新，同时又在加快体制改革中完善财政政策体系，使之与经济转型相互促进？ 财政政策应以推进根本性经济结构转变为重点。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若干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转变，而这也决定了财政政策的重点。首先，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供给结构；必须增强科技创新、生产率提高以及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高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的总量和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比重，并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其次，必须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使金融、技术等现代服务业以及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成为支柱产业，并在全球产业链中稳固地占据高端环节。再次，必须调整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使国内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均衡；在现有基础上必须显著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四，必须促成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经济更为均衡地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显著的地区差异。第五，必须保证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第六，必须在效率基础上，通过制度化的再分配调节，实现收入财富分配的相对公正，使社会公众共享经济发展的福利。最后，推动高、低能耗
课题中国历史上的四次重大社会转型课时1课时课型复习课科目历史班级姓名 流程具体内容笔记栏 考纲 要求 重点：掌握中国历史上四次转型时期的阶段特征及表现。 难点：明清时期阻碍社会转型的因素；新中国三次大的经济体制转型 【课前导入】 “社会转型”的基本内涵就是指社会的整体性变动。 具体来说，社会转型主要是指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根本性变迁，它不是指社会某个领域的变化， 更不是指社会某项制度的变化，而是指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 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社会转型: 一、春秋战国时期——向封建社会过渡 二、明清民国时期——向资本主义过渡 三、新中国初期——向社会主义过渡 四、改革开放时期——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渡 ◆一、春秋战国时期——向封建社会过渡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农耕文明的转型期。这一时期，发端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西周成型的我国古代早期文明被以小农经济、 中央集权为特点的我国古代文明所取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转型的推动因素、表现与影响 1.推动因素 (1)根本原因：铁犁牛耕的使用和推广是该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变革的根本动力。 (2)直接原因：争霸战争和各国改革变法加速了社会的转型。 2.转型的主要表现 (1)政治上 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宗法制、分封制崩溃；各国纷纷变法图强，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形成。 (2)经济上 铁犁牛耕出现和推广，井田制瓦解；封建土地私有制确立；小农经济产生，精耕细作生产模式形 成. (3)文化上 学术下移，私学兴起；“百家争鸣”，思想自由，儒、道、墨、法成为主要流派。 (4)阶级上 贵族阶层逐渐失去政治特权，经济上日趋衰落；“士”阶层活跃；拥有大量土地的新兴地主和自 耕农的兴起。
影响农业区位的因素分为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 自然条件包括，气候，水源，地形，土壤，热量，光照，温差； 社会经济因素包括，市场需求，交通，国家政策，农业生产技术,工业基础，劳动力； 一。自然条件 1.气候：热量..光照..降水..季风等气候因素对农业区为的影响极大.是影响农作物分布与农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不同动植物的生长发育要求不同的气候条件,而气候条件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一个地区农业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当地的气候因素.水分：年降水量小于250毫米的干旱地区，除有灌溉水源外，一般不能发展农业。 2.地形：不同的地形区,适宜发展不同类型的农业.平原地区地势平坦,土层深厚,有利于实现农业的水利化和机械化，适宜发展耕作业;山地耕作不便,且不易于水土保持,但适宜发展畜牧业.山地自然条件的垂直分异,使农作物分布垂直化，多样化。 3.土壤：土壤是农作物生长的物质基础,不同种类的土壤,适宜生长不同的作物.例如我国东南丘陵广泛分布着酸性的红壤,适宜种植茶树等.土壤的肥沃程度也对农业的影响较大。例如我国东北平原（黑土）、华北平原（钙质土）等地土壤肥沃，大豆单位面积产量较高。 经济条件 1.市场：农业产品要到市场上销售,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市场的需求量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类型和规模. 2.交通运输：农业选择必须充分考虑当地的交通运输条件.园艺业..乳蓄业等,由于其产品保鲜期较短,要求又方便快捷的交通运输方式. 3.政策：世界各国的农业,都受到国家政策以及政府干预的影响.例如,我国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积极建设商品性农业生产基地,这对我国的农业区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农业生产技术：优良品种的培育，机械化耕作，化肥的广泛使用及科学的灌溉技术，可使产量提高，生产成本降低，提高播种效率。农业保鲜技术的发展（冷藏/保鲜船/车） 5.工业基础：农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工业基础，工业与农业是息息相关的。例如，我国的东北，是老工业基地，对于农业的发展就比较有利。
2021年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城市化的质与量 1城市化：从理论研究到发展实践 城市化为当今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之一，是随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人口构成、地域景观、经济结构、生活方式等诸方面向具有城市特点而变迁的系统过程。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就城市化与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城市化模式、过程与动力机制、城市化空间格局与政策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城市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尽管如此，大多数国家仍将城市化看成一个人口统计学的变化趋势，尤其是在亚洲和非洲地区[1]。最近，伴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繁荣，很多学者开始关注经济增长、聚集经济与城市化问题。《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强调了密度、距离、分割，意味着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市场的流动与一体化对于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性。由于城市化意味着人口和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地域的转移和集中，这样就会对环境造成潜在的较大影响[2]。因此，近年来已有研究开始调查城市化及其差异在城市和乡村家庭之间能源相关消费中的作用[3]。最近三十多年来，由于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世界的眼光都集中到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上。中国因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吸引了众多国际学者的关注[4-6]。EricJ.Heikkila指出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政治分散化、人口统计变化、全球化和技术变化是中国城市化的贡献因子，其中，市场和全球化是最重要的因子[7]。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已经与全球城市化密切相关，并出现了部分融合的趋势。尤其是进入21
世纪，中国城市化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开始进入全方位高速发展时代，以更开放的姿态嵌入全球城市网络，成为了新一轮世界城市化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城市化在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同时，城市化特征也正在从新城市的增长及城市规模的扩张向城市化质量的提升转型。顾朝林等人强调了中国城市化研究必须从多维视角关注社会、经济、人口、政治、文化、环境、技术和公共政策等的发展进程对城市化的影响[8]。然而，现有的城市化研究偏重于量，而对质的关注不够。联合国人居中心对城市化质量的研究在国际上有一定的代表性，评价体系包括城市发展指数(CDI)[9]和城市指标准则(UrbanIndicatorsGuidelines)[10]。前者包括基础设施、废弃物处理、健康、教育及生产5项内容共11个指标；后者从居住、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环境治理、经济发展及管治5个方面评价人类居住。国内对于城市化质量的定量研究始于2001年叶裕民对当时300万人以上的9个超大城市的研究[11]，近几年城市化质量的定量研究逐渐增多[12]。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化质量的内涵、综合测度、影响因素及提升对策等方面，但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还有学者研究了城市化过程中的效率问题，包括对城市系统的经济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定与评价，以及城市化过程中土地的利用效率研究和城市化效率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2008年，全球已有超过半数人口居住在城市中。根据联合国《世界城市展望》(2008)预测，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70％。最近，麦肯锡发布了多个关于世界城市以及中国城市与城市化发展的研究报告，包括《从中国制造到中国销售：中
世界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 刘凯华 （广东省兴宁市第一中学兴宁市 514500） 分析历史，比照现实是历史高考命题的重要方向之一，综观近几年高考试题命制情况，社会转型成为了高考历史命题的重点内容。命题者之所以青睐社会转型，其原因在于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精彩片段，往往诱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革或革命，是我们认识和把握历史的关键。处于社会转型的各个历史时期，包含着丰富的知识体系和阶段特征，以社会转型为切入点考查学生对不同时期基本史实的识记以及理解分析问题的能力，不仅可以弥补各个模块之间的裂痕，还能帮助学生从不同的思维角度、多元的思维层次去认识和理解事物，从而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基于上述考量，笔者试图对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发表于《广东教育》高中版214年1期）和世界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做一简要勾勒。 【考点链接】 社会转型期的含义： 1、是指社会结构变动，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具体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2、从唯物史观角度看：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历史阶段。从文明史观角度看：指人类由采集渔猎文明到农耕文明再到工业文明更替的重要历史阶段。 世界历史上重要的社会转型期 （一）殖民扩张和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14-18世纪） 总体特征：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 具体表现： ①政治：英、美、法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确立资产阶级代议制。 ②经济：新航路开辟、殖民扩张和工业革命的开展，促进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一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