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既判力与审判监督程序的制约和平衡?对我国民事再审制度改革的思考https://www.doczj.com/doc/fe321312.html, 来源：东台市人民法院作者:卢映宇更新时间：2007-07-26 00:00:00
[论文提要]
本文从司法既判力与审判监督程序的制约与平衡出发，对我国的民事裁判的既判力状况作深入的思考，侧重从改革再审程序的角度，切实探究如何维护并加强我国的司法既判力。从主观方面、客观主面、基准时间三方面确定既判力的涵义，从民事判决的拘束力、确定力、执行力等一系列效力中，论述司法既判力的本质和核心地位。从立法层面总结我国再审制度的无限性弊端，从司法层面揭示我国司法既判力的倾斜地位，从我国的历史传统探索轻视司法既判力的源头。从法律原则的角度，揭显再审启动主体无限的悖论；从审判监督程序操作的矛盾，列明再审事由无限的弊病；从诉讼陷入恶性循环的现象，表现再审审级无限的结果；从再审泛滥的现实，剖析再审次数不加限制的错误；从法的安定性的动摇，彰示了再审期限无限的恶果。从法哲学的高度提出以削弱、控制当前审判监督程序的强势来维护、提升和巩固司法既判力，以司法既判力抑制、平衡当前再审权力的滥用。本文鲜明提出：从立法层面改革，将无限再审改为有限再审，表现为主体限制、审级限制、事由限制、次数限制、期限限制以及对再审管辖、规则的科学规范。在司法层面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监审分离”的构想。从提高法官职业素质的角度探究增强司法既判力的有效途径。
一、既判力效应与司法纠错程序的一般关系
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终途径，判决是法院解决纠纷的最后手段，是诉讼活动的结果，是法律权威的载体。判决既然是公权性、强制性解决纠纷的制度，则判决的存在以及判决的内容就绝对不允许轻易被动摇。[1]所以，判决效力问题，是诉讼法的基础理论问题和核心问题。
判决效力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维护司法权威、法安定性、社会稳定、诚实信用、保障人权和节约诉讼成本。它的积极作用表现在：1、最终确定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或法律关系；2、就同一诉讼标的既判事项，禁止另作不一致裁判。消极作用表现在：如果后诉与已经确定判决的诉讼标的相同，则应当维护已经确定判决的既判力，以诉不合法为理由驳回后诉，即“一事不再理”原则。
既判力是判决效力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本质就是判决一经成立即不容许轻易改变，而作为审理对象的纠纷也被视为得到了最终解决，即具有裁判的终局性，并体现在拘束力、确定力、执行力、形成力等一系列效力中。[2]既判力在以上各效力中应当处于核心地位，这是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的必然需要。既判力的强制作用力，不仅针对当事人，同样也针对法院，维护司法既判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瑕疵判决甚至错误判决，这是维护法律安定性与权威性的代价，是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在不同情形下的价值取舍。终局判决确定后，当事人应当服从判决，不得对判决确定的事项再起争议；法院也应当尊重自己作出的判决，在其它案件中不得作出与此相矛盾的判决。
既判力的具体含义，包括三个方面：
（1）主观方面，即民事裁判一经作出，并依法生效后，即对相关当事人产生一系列效力。一般情况下，判决的效力及于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但在一定范围与条件下，既判力可以扩及于当事人以外的特定或不特定的人，甚至所有的社会成员。
（2）客观方面，生效的民事判决针对特定的诉讼对象产生实体上的法律效力。根据既判力的客观范围用以明确哪些事项已经被判决所确定，并排除以后的诉讼对其再次争论。
（3）时间方面，生效的民事判决明确从什么时间基准开始产生既判力。即既判力的效力于民事判决的确定时间而发生，或在确定的时间与情形下消灭。一般认为，应当于当事人试图提出并且能够提出诉讼资料的最大限度的时间点作为既判力的基准时点，即以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时为基准确定既判力的基准时点。[3]再审制度是对法院已生效的裁判发现有错误，依照法定程序予以纠正的制度，我国的再审程序又称作审判
监督程序。[4]再审制度是为了实现个别公正对判决既判力的例外规定，是以确保既判力为前提的。[5]再审制度以牺牲法的安定性为代价，它与既判力是一对辩证的矛盾，两者之间是对立统一、互相平衡和制约的关系。既然维护法的安定性是法治国家的必然需要，则每个纠纷都必须得到司法的终局裁判，而禁止滥用审判监督程序。因此，即使判决有错误，也应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中遵从与认可，因为相对不可忍受的法的不安定性而言，在具体案件上忍受错误判决的危险，其危害要少得多。[6]综上所述，司法既判力与审判监督程序之间必须是互相制约并达到合理平衡的关系。
二、中国语境下的既判力效应分析：
然而，在我国，对司法既判力的维护与审判监督程序的运用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审判监督程序日益被滥用，而司法既判力的地位岌岌可危、几乎无容身之处，对审判监督程序缺乏应有的制约。
（一）在立法层面，我国的再审制度存在无限性问题，即“启动主体无限、再审事由无限、再审审级无限、再审次数无限和再审期限无限”，导致裁判实际上没有终局性。从《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解释中，维护既判力的立法精神甚微，既判力在立法中被严重漠视。
1、启动主体无限。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有三类：法院、检察院、当事人。法院为了追求裁判的绝对客观真实，有权自行决定再审旧案；检察院有权抗诉旧案，且其事由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这些其实都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权、处分权的不当干预，违背了“不告不理”、“诉审分离”、“司法中立”、“司法被动”、“司法公正”、“司法平等”、“司法消极”以及自愿等原则，使我国的再审制度具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不利于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与时代潮流相悖。
职权主义再审模式为干预司法提供了法律途径。党政领导、人大代表以及社会各界团体，都可以要求法院依职权主动纠正所谓错案。而法院因为拥有再审决定权，几乎无法推辞，只能服从照办。长此以往，法院变相成为替相关单位和个人处理信访的工具，并被不断指责，越来越陷入难以自拔的被动深渊，司法独立的步伐也无法前行。[7]
2、再审事由无限。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7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第178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提起再审的法定理由就是认为原裁判“确有错误”，但如此宽泛、笼统又抽象的规定使再审程序的启动没有具体标准和条件的限制，即任何理由都能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判决的既判力和终局性等同虚无。究竟什么是“确有错误”？对该进入再审程序的法定理由至今在诉讼法中无明确、具体的规定。另一方面，在未再审之前就已经认为或确信原判决“确有错误”，显然有先定后审之嫌，也不符合再审案件维持率较高的现实。
3、再审审级无限。
《民事诉讼法》第184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因此，再审判决如果按一审程序作出，当事人仍然可以上诉；上诉后有发回重审的可能，对发回重审的裁判当事人还可以再上诉，所以再审案件从理论上可以无限循环下去。
4、再审次数无限。
审判监督程序没有限制再审次数，致使对同一案件可以无数次提起再审，法律上未规定裁判的终局性，司法既判力等同虚无。无限申诉、无限申请再审造成法院的沉重压力和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也使当事人不堪重负。
5、再审期限无限。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但是，对法院决定再审权和检察院再审抗诉权的行使并无期限规定，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也往往爱钻这一法律空子，通过法院决定再审和检察院抗诉再审来达到自己逾期申请再审的目的。因此，我国的再审程序启动实际上没有期限限制，只要认为原裁判“确有错误”，不论该裁判已确定了多少年，都可以翻案再审。这种“翻烧饼”式无期限的再审，使社会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严重动摇了法的安定性和司法权威。
6、此外，我国的再审制度还存在管辖交叉易乱、程序重叠、再审不收费等弊端。例如：同一生效的裁判，当事人可以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同时也可以向检察院、人大等有关部门申诉，造成了同一个案件可能被两级法院同时复查，也可能被法检两院同时复查的现象。[8]再审的泛滥危害了其功能的发挥，损害了司法既判力。
（二）在司法层面，既判力处于被牺牲的境地。
在审判实践中，既判力受到多方面的冲击，同一个案件能由于多种原因被反复审判。从法院、检察院、人大包括信访部门都有权对法院生效民事判决提出质疑、异议，乃至干涉或推翻；以及在政治和政策的影响下，片面强调降低上访率，把社会纠纷硬性纳入“大调解”格局等，造成诸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否定法院生效民事判决书的啼笑皆非的案例。
据统计，从2000年至2007年上半年，盐城市两级法院共受理再审案件2452件，因抗诉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880件，因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558件，因当事人申诉、申请再审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678件，通过人大监督等渠道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336件。而东台市人民法院在2006年至2007年上半年之间，尽管抗诉成功率低于70 %，抗诉率仍在直线上升。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近年来，再审程序实际上已成为二审终审之外的第三审，成为当事人规避上诉费用的“捷径”，当事人通过多种途径、多种理由并以申请再审、申诉、信访等多种方式无止境地挑战着法律尊严，严重侵蚀着司法终局解决纠纷的机制。
判决的执行力是体现司法既判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挥司法解决纠纷功能的当然要求。然而，执行难是全国法院系统的普遍现象，我国当事人很少主动履行判决义务，大部分民、商事案件要进入强制执行。从全国来看，已生效民事判决书得到完全、正确执行的比例不足40%，民商事案件的主动履行率不到10%，而完全实现裁判确定的权利义务的不超过25%。民事案件执行难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执行率低严重降低了司法权威，动摇了公民对法律的信赖。
三、为什么存在我国司法既判力与审判监督程序的冲突与失衡？
（一）我国再审制度偏重追求实体正义，是造成既判力先天不足的主观原因。
追求“客观真实”、“有错必纠”的主流诉讼观念使既判力理念在法治体系中无应有的地位。我国长期受实体公正和客观真实价值观念的影响，严重地重实体轻程序，把实现案件处理结果的绝对真实与公正作为司法的唯一目标，致使再审制度的设计“过于强调裁判的绝对正确性而忽视诉讼公正的相对性，过于强调错误裁判的可救济性而忽视诉讼公正的相对性，过于强调法院的客观公正而忽视司法的被动性和中立性”。[9]坚持“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不承认判决的既判力，只要认为判决与客观事实有差异，则不管原因，不管程度，不管时间，一概予以纠正，从而导致无限再审，纠纷无法最终解决，判决没有终局性。
（二）与西方法治国家不同，我国的法律文化与历史传统缺少尊崇既判力的环境与土壤。
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中从来就缺乏判决效力的观念，历史诉讼制度中也没有相应的程序规定。相反，在中国历史上，“不惮改错”被视为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原则和常识，从官方成制到民众心理，倡导的都是“申冤”、“平反”、“昭雪”、“青天”等非正当程序的、随意性的、极具个人英雄色彩的、非法治的东西。[10]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诉讼法理论对判决效力的认识局限于对当事人和法院的拘束力及强制执行力，这种理论缺陷造成了我国司法既判力虚无的状况。在民事诉讼中，法院经常变更已宣告的判决，再审程序轻易开启，判决解决纠纷的终局性等同无存，很少有当事人慑于法律的威严主动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而信访、上访、缠纺、申诉、申冤等行为被政府和司法界列为“哄”、“顺”、“安抚”甚至“惧怕”的对象，司法权威、司法既判力和终结性却无容身之地，实在是法治的悲哀。
（三）西方法治国家是怎样维护司法既判力的？
既判力起源于罗马法中的“诉权消耗”理论，是西欧法律文化历史形成的一种观念。根据“诉权消耗”理论，当事人以诉讼方式提出的实体请求经法院审理并作出判决后，其再次起诉的权利即已消耗殆尽，不得再次起诉，也就是“一事不再理”。这种观念后来分别被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诉讼制度继承，并经过发展和完善，成为既判力理论。[11]既判力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具体诉讼制度中保持了微妙的设计，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完善，已经成为一个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以及台湾地区等都确立了既判力概念，并在司法中力行尊崇。
四、司法既判力与审判纠错衡平的依据：
没有制约就没有平衡，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要达到“黄金分割”的比例才能处于最佳状态，这是两者张力的平衡点。根据我国当前的司法形势，必须坚决树立既判力的地位以遏制我国司法权威不振的现象，以司法既判力制约审判监督程序的滥用。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5项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第141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第158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上述法条的规定，虽然没有明示“既判力”的概念，但所谓“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终审的判决、裁定”均表达了“确定性”这一涵义。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确定的事实”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确定的事实”等规定，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审判监督程序之中既判力的内涵，也是维护我国民事判决的法律依据。
五、既判力视野下的审判监督程序改革思路：
（一）观念改革：
1、降低再审制度中追求实体正义的强度，提升对司法既判力的维护强度，使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达到和谐、合理的比例，以既判力制约和遏止审判监督程序的滥用倾向。
无论法律多么完善，司法制度多么发达，法官的素质多么高，由于司法活动的滞后性、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诉讼规则的确定性，要求法院认定的每一起案件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无论经过多少审级，再审多少次，都不能保证所有的案件都与客观真实完全一致。[12]也就是说，必须认识到追求司法裁判的绝对正确是不可能的；而且实体公正固然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目标，但不是唯一的目标，因为程序公正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目标，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最终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尊崇既判力和法的安定性是建设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必需，对此漠视不顾只能导致法治陷入误区。
2、以再审程序的概念取代审判监督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具有较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的申诉权不能直接引发审判监督程序，而必须由人民检察院运用再审抗诉权或人民法院运用再审决定权才能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应有体现。这与尊重当事人的申诉权并由申诉权直接启动再审程序的国际立法通例相悖，所以，应当以现代司法理念取代陈旧司法观念，以再审程序的概念取代审判监督程序。
（二）立法改革：
再审制度是为纠正生效判决中的错误而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设置的，是在确保裁判终局性与裁判认定事实之间取得平衡的必备制度。[13]再审程序的启动必然损害已确定判决的既判力，其与既判力制度之间存在内在的张力，要维护司法的权威性、终局性和法院裁判的安定性，则必须维护司法既判力，所以再审程序的本质必须是有限的，应当以维护司法既判力为前提。
针对我国现行再审制度无限性的弊端，按照有限再审制度的本质要求，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重新建立我国的有限再审制度。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
1、对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限制。
建议规定只有当事人才有资格提起再审，如此方符合自愿与处分原则。取消人民法院决定再审权，限制检
察院的抗诉再审权，规定检察院只有在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时才有权提起民事判决的抗诉。淡化再审程序的职权主义色彩，将审判监督程序名称改为再审程序，确保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
在再审程序中，当事人既是前一诉讼法律关系的参加者，也是再审诉讼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当然的诉讼活动主体。因此，再审程序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诉以及申请再审确定为诉讼权利和行为，只要当事人依法提出再审申请，则对其申请内容的审查就是诉讼行为，受理或驳回都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构建符合国际惯例的申请再审之诉，将当事人的申诉权或申请再审权诉权化，只要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再审申请，并符合其它条件，则可以直接启动再审程序。
2、对进入再审的事由限制。
启动再审程序的理由是认为存在司法错误，但并非只要存在司法错误就必须启动再审，应当以“依法纠错”替代“有错必纠”。因此，认真研究和确立现代司法错误的概念，依法规定作为再审理由的程序错误和实体错误标准，是科学构建现代再审机制的关键所在。[14]
例如：判决生效后又出现不同证据，并不必然进入再审，对证据的差异要有相应的衡量标准，以及设定便于操作的具体规定，避免扩大再审程序的适用范围，危及判决的既判力。又如：发现法官有违法、违纪行为，如当事人愿意按自愿原则、处分原则善后，也可以不需要再审；对法官可以按照法律、法规或政纪另行处罚。发现有违反法定程序行为，也要视其是否必然导致裁判不公，而不可轻易启动再审。
一般地，关于程序方面的再审理由有：
（1）裁判法院无案件管辖权的。
（2）审判组织不合法的。
（3）审理本案的审判人员、书记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
（4）依法应当开庭审理而未经开庭审理即作出判决的。
（5）未经合法传唤当事人而缺席判决的。
（6）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
（7）审判人员犯有与案件有关的职务犯罪的。
（8）对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未予裁判的。
（9）超越诉讼请求事项作出裁判的。[15]
关于实体方面的再审理由有：
（1）足以影响裁判公正的证据，后经司法认定系虚假、伪造或变造。
（2）裁判生效后发现的新证据，足以撤销或者变更裁判。
（3）裁判与前后就相同事项或者同一法律关系作出的另一生效裁判相互矛盾，或者作为裁判援引基础的另一生效裁判已被撤销、变更。
（4）运用法律、法规错误，且足以影响裁判公正的。[16]
3、对再审审级的限制。
建议规定再审案件一律由原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审理，且不得再上诉，杜绝审级无限的恶性循环，避免原审法院的成见和地方保护主义。同时与当今国际惯例的再审专属管辖相一致，确立我国的再审案件专属管辖制度，规定对于两审终审的案件由终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再审，对于一审终审的案件也由该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再审；对于可以上诉而没有上诉的案件不得申请再审，因法官徇私枉法引起的再审由上一级法院提审。
4、对再审次数的限制。
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借鉴国际通例，规定同一理由或者同一请求事项只能进行一次再审。对申请人以同一理由或者同一请求事项多次重复申请再审，无限进行申诉、缠诉的，依法予以驳回。
5、对提起再审的期限限制。
裁判的安定性是司法的核心价值之一，不得对同一民事案件无休止提起再审。《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这二年系不变期间，自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次日起计算；建议规定当事人在二年后才得知再审理由的，则以不变期间与除斥期间相结合，
以当事人知道再审理由三个月内提出为宜；但如果自判决确定已满三年的，则不得再提起再审之诉，已确定的民事裁判即具有永久的既判效力。
6、规定再审程序不得中止执行原裁判。
世界各国对再审案件一般不具备中止执行的效力，但我国的再审案件规定中止执行原判，造成了很多当事人恶意申请再审，滥用中止执行权，毁坏了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执行力。因此，应当改为规定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后不中止原裁判的执行；同时允许申请再审人在提供合法担保或依据案情需要时，法院有中止原判执行的权力。
7、明确案件再审的阶段。
再审属于非常救济程序，其有两个阶段：一是审查是否符合再审条件的阶段，二是对案件重新审理的阶段。其中对再审之诉能否成立的审查，即再审之诉理由成立与否的程序应当被视为法定程序，对此规定具体严格的操作细则，并赋予当事人正当的诉讼权利。
8、规范再审案件的改判规则。
再审程序又称作纠错程序，但是，并非凡有错误则必须以再审裁判予以纠正，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纠正之错误，才以再审纠正。所以，再审制度应当规定限制再审改判的具体范围和事项。例如：基于司法活动的规律，对于法官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而裁判的事项，不能作为司法错误而予以纠正；不得仅以对原认定证据的不同判断而作出与原裁判不同的再审结果，不得仅以对所适用的法律的见解不同而作出与原裁判不同的再审结果。[17]
9、建立案外人异议及再审缴费制度。
司法实践中，生效裁判经常涉及第三人权益，故应当允许第三人直接对生效裁判提出异议，并以此申请再审，如此方符合司法效率和诉讼经济原则。另外，规定民事再审缴费制度，可以减少仅为规避缴纳上诉费而申请再审的情形，同时也节约了司法资源。
（三）司法改革：
加强民事诉讼过程中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保障当事人在一审、二审中充分行使诉讼权利，最大程度地举证、质证、辩论，以及依法申请鉴定、勘验、检查、调查等。当事人穷尽诉权后，会心悦诚服地认为判决已历经诉讼对抗，是所能得到的最大程度的公正结果，如此自然减弱了其“翻案”的动机。
实施“监审分离”，把对法官的职业道德和操守的监督与对个案业务内容的监督严格区分开来。当前，除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外，还有来自法院内部的纪检监督、监察监督、审判管理监督，以及人大监督、检察院监督、信访监督、舆论监督等等，以上监督手段、途径有日益交叉、混合的趋势，使得本来行政化、政治化管理色彩就很浓的法院更加偏离现代司法理念的轨道，且以上监督都能引发再审程序，实在是法治的不幸。要坚决杜绝以信访、上访压制司法的行为，遏制上访、信访凌驾于司法的趋势。
（四）提高法官的素质，优化法官队伍，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实现法官职业化、精英化，是维护司法既判力的有效措施。
《民事诉讼法》第185条第1款第4项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这是从对法官遵守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的角度对启动再审程序的规定，表明了保障司法既判力也有赖于法官良好素质。
毋庸置疑，判决效力和司法权威除了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之外，更要依靠司法公信力而树立，而法官公正地主持诉讼程序与确定实体权利义务方能从根源上保证司法公信力。司法是一种判断性的主观活动，对法官主观思想的监督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上帝监督法官，法官监督自我”，法官的良知是司法公正的最根本的保障。没有高尚的道德修养，拥有再丰富的法律知识，再高超的司法技巧，也不能实现司法公正，反而会更大地损害司法公正。[18]
但是，目前我国法官的总体素质远远不能达到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赖标准。大多数法官的生活阅历、专业知识、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等都与职业化、精英化的要求相去甚远，司法公信力缺失，司法权威不足。主要表
现在：法官的业务素质较低，人文素养不够，职业道德不高。在现实生活中，为数甚多的法官缺乏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热衷于以权谋私，心甘情愿地混迹于世俗关系，顺从长官意志、迎合大众心理。即便是心存良知的法官，在事关前途、命运的时候，也很难坚守职业道德底线。而且，法院系统的职业道德教育具有强烈的泛政治化色彩，不能真正触及法官的灵魂，并未能使大多数法官树立职业道德信仰，并以此指引、规范自己的职业行为。[19]
我国法官的法律地位不符合职业化的要求。司法权地方化、人事管理地方化、财政管理地方化、法官来源地方化、司法管理行政化、法官管理行政化、上下级法院关系的异化、审委会对司法规律的违背、法官职业保障大众化、法官的职务和福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等等，只有这一切都从根本上变革，才能真正实现我国法官的职业化和精英化，才能使全方位地树立并保障司法既判力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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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刘青峰：《司法判决效力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99页。
18、刘青峰：《司法判决效力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页。
19、刘青峰：《司法判决效力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54页
审判监督程序题库1- 0-8
问题： [单选]甲因犯抢劫罪被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经一审法院审理，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甲上诉，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缓判决。根据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下列哪一做法是错误的？（） A.最高人民法院自行对该案重新审理，依法改判 B.最高人民法院指令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C.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该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D.省检察院对该案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本题考查提起再审的主体和理由。选项A、B说法正确。《刑事诉讼法》第243条第2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选项C说法正确，选项D说法错误。《刑事诉讼法》第243条第3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本案死缓判决是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那么生效判决就是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依法应由上级检察院即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其抗诉，省检察院不能就该案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问题： [单选]A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被告人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抗诉。该案经B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判决生效后，被害人某甲不服，提起申诉。如果判决确有错误，下列哪一司法机关有权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A.A市检察院 B.A市中级人民法院 C.B省检察院 D.B省高级人民法院 本题考查提起再审的主体和理由。《刑事诉讼法》第243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中，该死刑缓期执行的案件经B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后生效，因此，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最后判决的机关是B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上述规定可知．B省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同时，B省检察院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即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有权提起审判监督程序。据此，本题的正确答案是D。
网络舆论对司法公正弊大于利 总结陈词： 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如果网络舆论对于司法的影响是趋于这个态势的，那么就是利大，反之则是弊大。而现有的网络舆论，能否让我们往这个目标更进一步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对方辩友说了什么。 他们说：网络舆论，有利于程序公正。理想情况下是可以这样，而当下的网络环境无法实现这个美好愿景。因为网络话语权依然没有能力还原事件的原始过程，更多的是揣测和过度解读，夏俊峰事件，民众对城管的厌恶和夏俊峰妻子雇佣网络推手的炒作，舆论一度信假为真，所有这些舆论的共性在于，营造所谓“事件透明化”的过程中并没能让人们获得理性的思考，何有程序公正可言 他们还说：网络舆论，有利于实体公正。实体公正的具体实现是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为基础的，但我们信手拈来看一下实际，张金柱案，“不杀不足以泄恨”的舆论迫使一件普通的交通案最后过度宣判，成为立即死刑，舆论很高兴；邓玉娇案，使得虽构成过度防卫却因舆论同情弱者，最后妥协地无罪释放，舆论认为这是胜利，而事实，这些看似顺应了民意的审判，却无不在严重损害实体公正和司法独立！ 在辩论过程中，总感觉对方将监督的重点纠缠在行政而非司法上，不知这是否在辩题的理解上存有瑕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网络舆论弊的方面。 首先，现有网络舆论的特殊结构决定了其不能代表完全意义上的民意，这种从源头上并不科学的构成，究竟能否推动整个司法环境的公正，还是一个具大的问号。 其次，网络舆论大多是基于道德探讨，而非法律剖析。在药嘉鑫、许霆等案件中就可看出端倪。司法审判前，舆论对案件人员的背景进行人肉或造谣，在官二富二等强者前，舆论表示要严打，在弱者前，则呼吁法外开恩，这种过分偏好锄强扶弱的基调往往与理性的司法审判结果产生对抗。
传媒与司法统一于社会公正-论舆论监督与司法独 立的关系 [内容提要]舆论监督是权利，不是权力，但它和司法独立一样都是受宪法 保护的。二者的目标统一于社会公正。司法不能封闭，新闻自由不能滥用。论 文以国内外的司法和新闻实践说明，为平衡司法的封闭性与新闻自由的滥用， 二者应该各自明确自己的行为方式。论文最后探讨了新闻媒介报道和监督司法 的五个耍点。 [关键词]舆论监督司法独立社会公正 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的主张和要求。但近几年来，传媒在执行舆论监督的重任时，与司法机关有过一些小的碰撞，引发了一些有意义的讨论。在舆论监督与 司法独立的关系上，理论上应该怎样看，实践中又应该怎样做，都是非常值得 研究的问题。这些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二者的宪法根据及宗旨的一致性 舆论监督从广义上说，是指通过传媒对党务、政务的公开报道，对国家机关和 国家工作人员施政活动的报道和评论，以及对各类坏人坏事，特别是腐败行为、 腐败分子的披露和批评。[1]。对作为国家机关之一的司法部门进行报道和评论， 自然也是舆论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 舆论监督不是一种权力（power)，而是一种权利（right)。这从舆论监督的 权利的来源，可以获得说明。舆论监督的权利来肖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批评建议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 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和知情权（宪法对知情权没有直接规定，但“一切国 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 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的条文间接含有此 内容）。可见，传媒虽不是法定的监督机构，不享有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力， 但它在反映和代表舆论时，享有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权、批评建议权和知情权。 传媒作为公民实现上述三项权利的载体，客观上具有了监督司法的效能。
论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方式 [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方式包括决定再审、提审、指令再审以及抗诉四种方式。文章对四种方式的含义、特征、要求进行了论述，并着重围绕着提审、指令再审和抗诉中有争论的几个问题，如在什么情况下提审或指令再审、谁有权决定提审或指令再审、指令再审的下级法院如何界定？以及对检察院按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抗诉，法院是否必须受理和审理、可否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等等，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审判监督；决定再审；提审；指令再审；抗诉 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方式，是指有权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对生效裁判提出重新审判时采用的形式。采用一定的方式提起审判监督程序是审判监督中的重要一环。没有一定的方式提起或者采用非法定的方式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便无法启动，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便不能纳入诉讼程序中加以纠正。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5条的规定，笔者认为，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方式包括决定再审、提审、指令再审以及抗诉。 一、决定再审 刑事诉讼法第205条第1款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这是决定再审方式的法律依据。根据这一规定，决定再审方式的法律特征是：首先，这种方式只能发生在各级人民法院发现本院已经生效的判决和裁定确有错误时作出的再审决定。从基层法院到最高人民法院，各个级别的人民法院发现已经生效的判决或裁定确有错误，都有权利也有义务提起审判监督程序，通过再审加以纠正。但不同的法院提起的方式不尽相同。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采用的是提审或指令再审的方式，各级人民法院对本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则只能采用由院长提议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的方式。在实践中，尽管上级人民法院在作出提审或指令再审决定时通常均由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但是，这种决定再审本身不是提起的方式，提起的方式是决定采用提审还是采用指令再审，这与各级法院纠正自己错误裁判的决定再审方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其次，这种决定再审是由院长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并由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的。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院长对于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时，不能直接决定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而应当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对案件是否
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材料来源 我国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材料来源，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主要有下列几方面：（一）当事人等的申诉（二）人民群众来信来访这里所说的来信来访，不同于广义上泛指人民群众向一切党政机关反映情况及提出要求的来信来访，也不同于人民群众向人民法院和人民法院谈及非诉讼问题的来信来访，诸如反映司法人员的工作作风，揭发检举干部违法乱纪行为以及法律咨询等。有些虽然涉及诉讼方面的内容，但涉及的多是尚未立案的或者是正在审理的案件。这里所指的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是指人民群众对已经生效的裁判提出的意见和反映。他们如果认为生效裁判确有错误，都可以口头反映意见，或者提出书面意见，或者在报刊上反映情况，要求司法机关予以复查和纠正。这种来信来访，既是审判监督程序的重要材料来源，又是人民群众监督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工作的重要方式。但是，这种涉及生效裁判的反映，与当事人等的申诉是有区别的。对于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应当重视和审查，但是不能把它与申诉相混同，更不能把申诉当作群众一般来信来访对待。 （三）司法机关复查案件发现的错误司法机关为了保证办案质量，定期或不定期地自查或互查，或按上级指示进行必要的总结检查或复查。通过日常的工作检查及全面复查或对部分案件的复查，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就应当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四）各有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纠正错案的议案人民代表与广大人民群众具有密切的关系，人民群众乐于向他们反映情况和要求。他们在视察工作和调查研究过程中，以及在代表会议期间，针对确有错误的裁判而提出的议案或者反映的冤假错案的材料，体现着权力机关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司法机关应将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质询意见或反映的情况作为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一个重要的材料来源，迅速审查，并将是否提审判监督程序的决定报告权力机关。对权力机关交办的案件，还应报告处理结果。 （五）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新闻媒介等对生效裁判提出的意见党政发信部门根据国家形势、政策方针的变化及司法工作情况所提出的关于复查某类案件的文件，当然应是提起再审程序的重要材料来源和依据。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机关、律师协会及律师事务所等机关、团体转处的材料或法律意见书，也是再审材料的一个重要来源。有的省级权力机关已经制定有关律师
辩论舆论对司法利大于 弊 公司内部编号：（GOOD-TMMT-MMUT-UUPTY-UUYY-DTTI-
舆论对司法利大于弊 2分30秒 陈词： 谢谢主席，大家好。 刚才听了对方的精彩陈词，有几点让我不敢苟同。。。 我们今天说舆论对司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标准主要是舆论对司法是起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让我们用事实说话。 2003年3月孙志刚事件发生后，4月，题为《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文章在《南方周末》登出，引发全国关于收容遣送制度的热议。5月，北京大学八名法学博士联名上书，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因为一个人的死亡而废除了一部法律，孙志刚事件——生命谱写中国法制进程，围观彰显舆论监督力量。 2003年，李桂芳因行窃被抓获，由于办案人员的“不作为”，李桂芳的女儿李思怡独自饿死在家中。四川媒体记者采访了此事后在报社压力下未能发出稿件，遂在网络发出文章，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人们在网络上自发的组织纪念思怡。在舆论的压力下，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涉案的民警以涉嫌玩忽职守罪被提起公诉。 2006年唐慧案中，唐慧为被迫卖淫的女儿多次上访，却被当地公安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处以劳动教养。唐慧被判劳教后，普通民众、意见领袖、官方媒体都纷纷为唐慧发声。巨大舆论关注成为推动事件发展的关键力量之一。2008年4月，案件由当地检察院向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几名犯人分获死刑、无期徒刑等罪名。
2007年12月一审，许霆因恶意取款被判处无期徒刑以来，舆论普遍认为许霆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较轻，呼吁重刑的不合理性。截止12月24日网易网友的投票结果显示，93%的网友认为许霆不该获重刑。重审判决改判5年有期徒刑，这正是舆论对司法公正的推动 2009年“躲猫猫”事件的产生加之网络舆论的巨大压力，推动了我国将严禁刑讯逼供列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法院的权力是人民交与的，所以人民理所当然地对司法行为有监督权。舆论的存在为案件的公正处理提供了极佳的外界助力，也监督着司法人员严格公正廉洁高效处理各种纠纷。一些在舆论的压力下最终得到公正判决的案例，例如“许霆案”、“邓玉娇案”等不仅表达了公众追求公平正义的愿望，同时也对司法公正的推进起到了积极作用。 真正的司法从不缺乏接纳舆论的勇气，公正的审判决不能依靠雅雀无声来维系，利是全面必要，弊是个别可控，因此我方坚持认为舆论对司法利大于弊。 反驳 1、（舆论易受操纵，缺乏独立性，影响司法独立）世上并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我们并不否认舆论也存在着弊端，但是对方辩友可不要因噎废食，以偏概全。舆论对司法公正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难道你们看不到吗？ 2，即使舆论存在一些片面弊端，这些弊端也未必能影响司法。我们的司法具有它自身的程序性，这个严密的程序对司法的独立性构成了一个保护网。不知对方辩友所说舆论对司法独立性的影响从何得出,还请给出具体的数据和案例。
新闻舆论监督与新闻审判 姓名张雨 学号08022060 院系（部所）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专业新闻学 指导教师熊焰 完成日期2010年 11月 05日
一．两者涵义 1.新闻舆论监督 新闻舆论监督是针对对社会上某些组织或个人的违法、违纪、违背民意的不良现象及行为，通过报道进行曝光和揭露，抨击时弊、抑恶扬善，以达到对其进行制约的目的。舆论监督是现代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这是因为腐败行为具有隐蔽性，是在黑暗中进行的肮脏交易，所以，担心腐败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之成为千夫所指的丑闻，一直是腐败分子的心病。 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社会矛盾相对比较复杂的特定环境之中，当事人寻找媒体介入几乎成了一种潮流。这一方面体现了目前我国司法功能、行政功能一定程度上的松驰无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新闻舆论监督在解决问题中的独特功能。从理论上说媒体只是一个传播工具，并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我国许多媒体具有半官方性质，有时可以通过舆论使松驰的司法功能得以恢复，并最终解决当事人的各种问题。 “新闻舆论监督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它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播手段，对国家、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违反公共道德或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批评，引起人们的关注，形成社会普遍性的看法，借助舆论的压力使上述不良、不法行为得以及时纠正，从而确保权力的良性运行，维护社会公平及正义。因此，新闻舆论监督是实现公民言论自由权的最根本体现，是公民参与和监督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重要途径，也是宣传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的重要手段。 2.新闻审判 “新闻审判”又名“媒介审判”，原初是西方新闻传播法中的一个概念，意指新闻报道超越法律规定，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一些国家通过法律或者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来禁止和防范这类行为。积极作用是媒介发挥其监督作用,第四权利的作用,与立法,司法,行政机关一起促进社会的民主法制进步。用不好则会导致媒介超越了本职,越俎代庖,扰乱司法程序,混淆社会舆论，干预正常的审判。
精品文档 。 1欢迎下载 谢谢主席，各位评委，观众大家好： 我们先来明确定义，大众舆论是泛指由广大民众自发形成的，在一定时间与空间范围之内的，对某件事物或某种社会现象的集合意识或多数意见。司法审判是司法机关根据现有法律对客观事实进行审判。今天判断大众舆论关注司法审判利大还是弊大的标准就是看能否 推进司法审判的良性发展，我方认为大众舆论关注司法审判弊大于利，理由如下： 首先，大众舆论与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存在冲突，法律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扰，对于大众舆论，无论法官接受还是拒绝，在权衡利益时，无形已经受到舆论的影响，这就影响法官判案所要保持的中立性。司法所追求的目标是程序公正，而大众舆论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对于司法审判的案件来说，大众舆论制造压力来影响司法审判进程，从而变成“新闻审判，网络审判，严重破坏司法审判的独立性。看药家鑫案，面对采访，一个堂堂七尺男儿也流下了悔恨的泪水。药家鑫父母也积极凑钱来弥补药家鑫对被害人家属的伤害。从受害人方面，在对被害人父亲张平选的采访中，能够看出被害人父亲张平选也不希望药家鑫判处死刑。药家鑫应该受到刑罚的制裁，对于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也是符合罪责刑相适应，也能够达到预防犯罪。在药家鑫杀人案中，如果没有外界的干扰，法官作出理智的独立审判，结果不一定是死刑立即执行。 其次，大众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公正具有破坏。审判活动本质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专业工作，法官要保持中立态度，而大众舆论，一方面对法官直接影响，案件尚未审判舆论已经形成相应的评价，对法官以形成心里压力，司法公正无法保证，另一方面，舆论引起相关部门及领导的关注，进而向司法人员传递压力，迎合舆论判断，造成对司法公正的损害。如李昌奎案，一审判死刑，二审：其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经济损失。判处李昌奎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而最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撤销原二审死缓判决，改判李昌奎死刑。这看似公正实则伤害法治，破坏司法公正。 诚然，大众舆论本身的监督作用不容忽视，司法活动也需要民意，但要注意的是，民意的行使应该通过正当的程序譬如上级提审来发挥作用，而不是让他作用与法院的司法审判，破坏社会的司法建设的发展。我们认可的监督和讨论要在不侵害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为前提，这也是宪法要求我们做到的。而现在大众舆论易明显影响司法审判的独立和公正。 综上所述，我方认为大众舆论关注司法审判弊大于利。
简述审判监督程序的特点 审判监督程序是指有监督权的机关或组织，或者当事人认为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发动或申请再审，由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的意义是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可依法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判决、裁定，有利于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准确有效地惩罚犯罪分子，充分体现和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政策；有利于加强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以及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及时发现审判中存在的问题，改进审判工作方法和作风，提高审判人员的素质；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可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对审判工作的监督作用。 与其他诉讼程序相比，它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必须是特定的机关和人员：本级人民法院院长、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享有审判监督权的人民检察院及符合再审申请条件的当事人。 第二，依审判监督程序法院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既包括第一审法院审理的已发生的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调解协议，也包括二审法院审理的已生效的判决、裁定或者调解协议。
第三，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案件的裁判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 第四，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法院，可能是再审案件的原审人民法院，也可能是再审案件的上诉审法院；同时，上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有权进行审理，并依法重新作出裁判。 第五，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时限的规定与其他程序不同，除当事人申请再审须在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两年内提出外，无论是人民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还是人民检察院基于审判监督权提起抗诉，都不存在时间性的限制，只要符合法定的再审条件，任何时间都可提起再审。 第六，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生效的法律文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调解书具有强制性和稳定性，任何人都无权改变，当事人必须依法执行该生效的裁决。只有当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使监督权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或者当事人依法申请再审引起再审程 序的发生，才能对该判决、裁定或调解再次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 第七，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审判的案件不交纳诉讼费。因为再审案件大部分是错案，造成错案的原因是法院审判人员的主观疏忽或徇私舞弊，对错案再审向当事人收取诉讼费是有失公允的。
新闻舆论监督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以“呼格案”为例 新闻舆论监督对司法审判的介入在我国已悄然演变为一种社会现象，集中反映最广泛民意的新闻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维护司法公正，确保司法审判的公开透明。在“呼格案”的发展历程中，新闻媒体持续的报道促使广大民众形成了自己的认知，网络上各种意见层出不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场，从而推动“呼格案”再审，重塑了司法公信力。 关于“呼格案” 1996年4月9日，呼和浩特市毛纺厂的职工呼格吉勒图在值夜班时，听到女厕内有呼喊声，便急忙前往。当他赶到时，女子已遭强奸且身亡。61天后，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报案的呼格吉勒图被判处死刑。 2005年，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被抓获,其落网后交代的第一起强奸杀人案就是“4.9”女尸案。但赵志红在一审被判死刑后，始终未进行二审。直到2014年10月，内蒙自治区政法委在获得多个信源的消息证实后，决定自11月启动针对呼格吉勒图的法律重审程序。11月20日，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呼格案”进入再审程序。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一审判决和二审裁定并宣告无罪。12月16日，呼市检察院经对1996年“4·9”案进行审查，指控赵志红构成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并决定成立调查组，对“呼格案”负有责任的人员展开调查。12月30日，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对“呼格案”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决定支付呼格吉勒图父母国家赔偿金共计2059621.4元。 “呼格案”形成的舆论监督格局 1、舆论领袖的意见引导 舆论领袖亦被称为意见领袖。这一概念由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提出，其认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存在“二级传播”现象，承担“二级传播”使命的是舆论领袖,其模式是“大众传播→舆论领袖→一般受众”。[1] 舆论领袖是意见的生产者，舆论领袖将生成的意见传播给媒体，再由媒体传播给大众或大众中的人际传播说服者。公众舆论的大规模形成，需要舆论领袖的引导，将局部舆论演化
驳论 谢谢主席，问候到场各位。 今天我们双方都能达成共识 ．．．．就是大众舆论的利弊都存在，今天辩题是就两者进行比较，还请您方不要只谈利好而不谈弊端，且您方好处逻辑模糊，也从未提出弊端的解决方法，论证单一片面。 基于对方以偏概全的论证前提，我们再看对方的两个论点： 一.谈司法审判掌握案情具有局限性：大众舆论为 司法审判提供多元化材料，弥补证据不足。 首先， 众热议昆山案中刘海龙系天安社成员药家鑫案军二代富二代身份不最后都被证伪？中间并不能避免媒体出于利益考量的炒作，而存疑的前提如何利于司法审判 其次，对方显然是对司法审判程序不了解，根据行政，民事，刑事诉讼主体不同，证据由原被告出具，对方大众弥补证据观点根本不存在 再者，大众根据所谓的多元化材料产生的舆论审判一旦与司法审判结果略有偏差，就会对法院产生压力，其对司法审判影响的危害不言而喻，邓玉娇案披露开始舆论就已认定其无罪，舆论提前审判这样不道德也不公正 二.谈大众舆论促进法律体系完善：大众舆论完善相关法规，维护司法公正，推动法律建设 首先，大众舆论完善相关法规想当然论证，您方显然对法律出台过程不够了解。法治体系完善的过程复杂性对当前司法审判何来利处 其次，张学英案，梁丽案已然应因舆论对司法审判造成了不良影响，众多事实下司法公正如何维护。 再者，您方所提到案例的只关乎司法的实体正义，全然不顾司法程序正义，这样情况下的大众舆论如何论证您方维护司法公正的利处，其弊端还是规避不了。 综上谢谢 对辩 ●司法审判依据宪法一百二十六条规定要 保持独立性您方是否承认？ ●而对于药家鑫案，于欢案等热点事件，大 众舆论法官无论接受与否，权衡利弊时已 然对其施加社会预判压力您方承认吗？ ●以司法审判和舆论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 进行搜索其中明显表明两者属于冲突关 系的文献52.8，大众的法律专业知识有 限，不能给量刑细节予以准确判断，例如 死缓无期死刑的区别您方认为大众舆论 是否明清晰? 既然无法明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缺乏司法程 序正义的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不是弊端显 著吗？ ●今天双方所谈到的热点案件是经由新闻 媒体传播影响力扩大您方承认吗？ ●那在我国尚未有《新闻法》出台前提下， 媒体素质未有统一标准对不对？ ●您方在新闻媒体案件报道可靠性存疑的 前提下，再推出大众舆论得出客观评价可 行吗？彭宇案中公众对其确实撞老人不 知，一味称其无罪客观吗？ 今天大众舆论无法得到案件全面信息，所以得 出结论司法审判的弊端无法避免
舆论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辨析 ————以李某某等五人强奸案为例 摘要 舆论监督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审判独立是法治国家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在一个民主的法治社会里 两者都有它各自的功能和价值 都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形势下 如何理性定位舆论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 并找到二者的最佳平衡点使舆论对司法审判的监督自由而不过度 司法审判对舆论监督的排斥合理而不过分 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论述二者既有兼容统一性 又有冲突对立性 并简析了二者产生冲突的原因 最后提出构建我国舆论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平衡协调机制 以实现二者相互制衡的良性互动关系。关键词 舆论监督审判独立兼容统一冲突对立平衡 引言 轰动一时 喧嚣了近半年的李某某等五人强奸案 经北京市海淀法院于2013年9月26日公开宣判 李某某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其余4人分别获刑三年至十二年不等。11月27日 二审法院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宣布终审判决结果 维持李某某等原审审判结果不变。这个案件虽属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 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当然 多数民众关注的焦点还是这起案件的真相 关注该案的审判能否排除身份差异和权贵干扰 能否严格依照法律程
序审理 判决结果是否公平公正。在媒体令案情越来越公开透明的该案中 言论的交锋与舆情的对峙 使司法审判机关承受了很大压力。宣判结束后 海淀法院就此问题向社会作了公开回应 该案审理严格按照新刑诉法的相关规定进行 没有“舆论审判”的因素 真正做到了依法独立办案 体现了程序正义和实体公正。 该案从头至尾舆论监督在公民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的保障下提前介入 营造出了强烈的舆论氛围。可以说 案件的审理在很大程度上寄托着民众对审判独立和司法公正的期待。舆论的强势介入促进了司法审判活动的公开和透明 同时也彰显出审判独立在当今社会中的重大价值。本文欲以此案为例就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舆论监督与审判独立的关系试做浅论。 舆论监督是广大社会公众及新闻工作者通过多元化的媒体对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运行中存在的偏差行为进行批评、建议和制约的一种监督 是公民言论自由权、批评建议权和知情权的延伸权利。我国从宪法层面确立了舆论监督的法律依据和法律地位。审判独立指司法审判机关在法律的范围内对案件进行独立公正审判 而不受任何干扰。审判独立在法治国家中是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 既是宪法原则 又是审判原则。 舆论监督和审判独立均有其合法性根据 它们的最终价值追求和根
舆论对司法的影响——现今舆论对司法的影响弊大于利 第七组数学科学学院高月洁12300180129 我们先来说两段公案。 古希腊的雅典以民主著称，其中最著名的五百人议事会，其成员来自各个城邦各个阶层，并在任期中专制行使着自己的权利。公元前399年，哲学家、教育家苏格拉底以藐视传统宗教，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的名义，在充分代表各阶层意愿的501人的陪审团中被判处死刑。 中国历史中唐朝以民风开放、法治完备而流传青史。德宗年间，徐州一位女子关盼盼在夫死守节于燕子楼十余年后，在与白居易书信往来中，白多次写诗直言批评她只能守节不能以死殉节，终于逼得一介弱女子自杀身亡。 近年来，舆论对司法的影响力逐渐加大，人们也更深入的思考着舆论对司法的作用究其几何。舆论于司法而言，民意并不等于公正，它容易并往往受着内心道德、时代的价值观、情感倾向等因素的影响。 1.舆论具有片面性、倾向性： 由于舆论大众多为非专业人士、知识结构的不完善等原因，他们对于案件的关注往往只是个别事件，有时甚至仅仅是个案中某些因素而已，于是在作出评论时，容易对某一点过分强调，存在以偏概全的现象。甚至由于信息来源有限，或由于炒作乃至网络推手的存在，使舆论出现一定的倾向性，使得具有煽动性的言论更利于传播，对于案件的讨论往往超越了案件本身，对于案件的真相的渴求屈居次位，对于案件新的进展，也往往只会择其有利于己方观点的部分加以阐述，即使案件已水落石出，舆论的内容并不会完全随之更新。如药家鑫一案中，前期有舆论将矛头指向“药家鑫为富二代”而引起广泛讨论，虽然在后期的权威调查中发现，药家鑫家庭情况只算普通中产家庭，但舆论对此的攻击依旧存在，甚至存在大量言论表示对调查结果的不屑，此时，这种不尊重事实的舆论其实已沦为发泄个人不满情绪的狂欢。 2.舆论的对法律的要求道德化 法律所提出的是人要遵循的最低要求，而道德则是对于崇高人格的一种理想状态。当案件触动人们的道德神经之时，舆论则带有明显的价值情感倾向，出于对弱者的同情，感性的判断往往代替了理性的分析，严惩的愿望往往压倒法律程序的要求。宪法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所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并不能因身份而罪加一等。 民意的复杂性、局限性导致并不是大多数人都赞成的东西就是对的，譬如苏格拉底之死。而如今的舆论素质与当年的评审团相比，更是存在质的差距。再则，舆论是否能对它导致的结果负责，对于关盼盼之死，后世还可以找到“压死骆驼的最后那位稻草”来加以谴责，但对于当世而言，即使舆论导致了可以被目睹的严重后果，面对舆论的散乱，实在无法追究责任。而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司法系统、一个负责任的社会所希望出现的。因此我国宪法第126条已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法学大词典》中也提到：“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权由司法机关独立行使，不受其他任何机关或者个人干涉的原则。” 当然，舆论对于司法的影响也有其积极一面。
蚁民事再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的区别 薀一、民事再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之间的区别 莆民事再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尽管有上述的相同之处，但二者之间的差别也是非常明显的，或者说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蚂1、民事再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启动再审的主体不同。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引起再审程序启动的主体有四类: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及审判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同级人民法院的上级人民检察院;诉讼当事人。概括起来启动再审的主体就是三类，一是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及审判委员会依法律规定是一类，因为本院院长和本院审判委员会都具有审判监督权。但院长只是发现并提交审判委员会会讨论，是否决定再审和作出准予或不准予再审的裁定书的是本院审判委员会，而不是院长个人，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完全可以代表人民法院）。二是人民检察院，三是当事人（现实中还有一类法律没有规定的主体，各级党政机关领导的批转，通常为：“根据某某的多次申诉，法院应酌定是否立案复查。”一般称作交督办案件）。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行使监督权而引起的再审程序是审判监督程序；当事人行使申请再审权而引起的再审程序是民事再审程序。通常的做法是分为因行使监督权而引起的再审程序和因行使申请再审权而引起的再审程序两种。启动主体的明显差异，使得法律规定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莃2、民事再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启动再审的目的不同。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行使监督权而引起的审判监督程序是为了纠正错误裁判，以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有的学者还认为，人民检察院启动再审是从“社会本位”出发，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而当事人行使申请再审权而引起的民事再审程序是为了达到诉上利益和实现民事权利和义务的重新调整和分配。是以寻求法律上的最后救济为目的。楚雄州法院系统2007年到2009年三年间共审结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345件，我们对其中法院决定审理的29件案件进行了逐一分析，发现要求启动再审的目的都是希望实现民事权利和义务的重新调整和分配。其实，从两者的语义上也应看出目的的不同，“审判监督”顾名思义，就是审判之监督，再审仅仅是达到监督目的的手段而已。 荿3、民事再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启动再审的法律效力不同。审判监督程序启动主体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启动再审是“当然的启动”，法院可以主动发动再审,撤销其认为确有错误的判决,不仅上级法院可以通过再审撤销自己的判决,原审法院也可以通过院长发现再审撤销自己的判决。检察机关同样可以通过抗诉主动发动再审，法律的规定使法院和检察院在此点上表现得非常默契，是逢抗必再审。而民事再审程序的主体当事人启动再审是“可能的启动”，其申请再审成功以否取决于人民法院的决定或指令。法院和检察机关发动再审无期限的限制，使得法院和检察机关只要认为生效裁判确有错误,无论过多长时间都可以发动再审，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是二年（特殊情况下是二年后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特殊情况
论民事诉讼中的审判监督程序(一) 内容提要 审判监督程序是独立于审级之外的一种重要的程序制度，它不是每一案件必经的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又叫再审程序。再审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审判程序中争议最大的一个程序，本文拟对其基本制度及缺陷加以阐述并提出一些改进思路。 首先丛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入手，给出定义，阐述了定义的三大特点：（１）审判监督程序具有补救的性质。（２）审判监督程序是由特定主体提起的。（３）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再审的原因是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同时从三方面区分审判监督程序与二审程序的不同之处。 其次阐述审判监督的条件、主体、审判及存在的问题：再审必须是由有审判监督权的组织和人员提起；再审必须是针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提起按照再审程序提起再审，是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错误的补救程序；再审必须是针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起。主体分别为：人民法院再审；检察院抗诉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再审案件的审判：裁定原判决终止执行；按法定程序进行审理。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当事人申请再审难；有些案件反复再审影响了裁判的稳定性；法律规定太笼统难以操作；违背两审终审原则；审级安排不合理，原法院不应再审；未审选定，本末倒置。 最后笔者写出了一些关于再审制度的的想法：正名。即将审判监督程序改名为再审程序；更新我国立法指导思想；严格再审事由；取消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取消检察院抗诉再审；坚持法的安定性和程序公正原则，放弃“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思想；确立再审上诉制度。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1、审判监督程序是指判决确定后，因有法定事由而提出重新审判的程序。所以，审判监督程序是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之外的，不增加审级的一种救济程序，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审判监督程序具有补救的性质。这就是说，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并不是审理第一个案件所必经的程序。只有在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需要进行再审的才能适用审判监督程序。从诉讼阶段来说，也不是每一个案件的审理都必须经过的诉讼阶段。对那些没有必要再审的案件，就不经过这一特殊诉讼阶段。第二，审判监督程序是由特定主体提起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提起案件再审的，有人民法院（包括原审人民法院的院长，上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有当事人申请，也有人民检察院起诉。除此以外其他任何人，任何机关都无权提起再审。第三，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再审的原因是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其判决，裁定不论是第一审人民法院还是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都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并且确有错误。 2、审判监督程序与二审程序的不同 首先，两者提起的主体、时间和对象不同。二审程序是由当事人提起上诉开始的，而再审程序，除了因当事人根据法定理由申请再审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提起和发动再审程序。从时间上说，二审程序规定上诉人必须在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作出后分别在十五天和十天限期内提出，超过上诉期限即丧失了上诉的权利。而审判监督程序中，当事人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两年期限内，都可以申请再审。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发动再审，则不受两年时间的限制。其次，两者程序的性质，提起的理由和审理的程序不同。二审程序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二审程序是当事人提起上诉后的必经程序。而审判监督程序不是诉讼的必经阶段，不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不具有审级的性质，只是为纠正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裁决而规定的特殊诉讼阶段和补救程序。第三，两者发起程序的理由不同。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理由没有限制，而提起再审的理由则有限制，必须有法律规定的错误才能提起再审。 二、审判监督程序的条件
谢谢主席，各位评委，观众大家好： 我们先来明确定义，大众舆论是泛指由广大民众自发形成的，在一定时间与空间范围之内的，对某件事物或某种社会现象的集合意识或多数意见。司法审判是司法机关根据现有法律对客观事实进行审判。今天判断大众舆论关注司法审判利大还是弊大的标准就是看能否推进司法审判的良性发展，我方认为大众舆论关注司法审判弊大于利，理由如下： 首先，大众舆论与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存在冲突，法律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扰，对于大众舆论，无论法官接受还是拒绝，在权衡利益时，无形已经受到舆论的影响，这就影响法官判案所要保持的中立性。司法所追求的目标是程序公正，而大众舆论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对于司法审判的案件来说，大众舆论制造压力来影响司法审判进程，从而变成“新闻审判，网络审判，严重破坏司法审判的独立性。看药家鑫案，面对采访，一个堂堂七尺男儿也流下了悔恨的泪水。药家鑫父母也积极凑钱来弥补药家鑫对被害人家属的伤害。从受害人方面，在对被害人父亲张平选的采访中，能够看出被害人父亲张平选也不希望药家鑫判处死刑。药家鑫应该受到刑罚的制裁，对于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也是符合罪责刑相适应，也能够达到预防犯罪。在药家鑫杀人案中，如果没有外界的干扰，法官作出理智的独立审判，结果不一定是死刑立即执行。 其次，大众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公正具有破坏。审判活动本质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专业工作，法官要保持中立态度，而大众舆论，一方面对法官直接影响，案件尚未审判舆论已经形成相应的评价，对法官以形成心里压力，司法公正无法保证，另一方面，舆论引起相关部门及领导的关注，进而向司法人员传递压力，迎合舆论判断，造成对司法公正的损害。如李昌奎案，一审判死刑，二审：其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经济损失。判处李昌奎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而最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撤销原二审死缓判决，改判李昌奎死刑。这看似公正实则伤害法治，破坏司法公正。 诚然，大众舆论本身的监督作用不容忽视，司法活动也需要民意，但要注意的是，民意的行使应该通过正当的程序譬如上级提审来发挥作用，而不是让他作用与法院的司法审判，破坏社会的司法建设的发展。我们认可的监督和讨论要在不侵害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为前提，这也是宪法要求我们做到的。而现在大众舆论易明显影响司法审判的独立和公正。 综上所述，我方认为大众舆论关注司法审判弊大于利。 word文档可自由复制编辑
简论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 如何处理好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西方法律界，不论是海洋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都排斥“舆论监督司法”这样的概念，担心造成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从而损害法律的权威性；而新闻界，则习惯于担当与主流政治制度对抗的角色，司法便是主流政治制度的替身。但是，由于传媒和司法至少在形式上都宣布其价值追求是“公正”，因而各法治国家均将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作为基本价值予以肯定。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司法追求的是法律公正，而传媒体现的是自身或受众观念上的道德意义的公正。这两者的差异正是本文企图厘清的 一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媒介与司法都是在党的领导下，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不应处于根本对立的态势。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也确实出现过媒介不大正确的意见压力，影响司法公正的事件；出现过司法压制正确舆论监督的事件。矛盾在于二者社会职能和工作性质的差异。差异在于： 第一，媒介的职业特征就是报道动态的东西、超常的事情；而司法对待纠纷的态度是消极的，按照法律规定的管辖权限和程序去消弭纠纷。 第二，媒介要求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报道，而司法审判的时效要宽松得多，以经得起时间考验。 第三，新闻语言力求标新立异，扣人心弦；司法讲求用词严谨，要求前后的一致性。 第四，新闻事实是记者的所见所闻或采访所得，而司法事实是指以法律为准绳，有确凿的证据的事实。 第五，舆论监督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位，而司法代表着国家强制力与终局裁量权。 出现传媒与司法之间的矛盾是正常的，问题在于需要找寻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二 现在，我国的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都存职业化程度不高的问题。某些司法部门一方面未完全履行职责，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越权和扩张权力。有些媒介也在利益驱动下，以舆论监督司法的名义进行炒作，这种非规范行为对司法的损害是很大的。这里开的是传播学界的研讨会，所以特别就传媒关于司法报道的炒作态势多讲几句。 我国传统的犯罪案件报道，本来有“声讨、公审、枪毙”的模式，忽视司法独立，实行舆论审判的积习较深厚。现在又多了一层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出现干扰司法审判的情形增多。例如在报道蒋艳萍经济犯罪案件时，各媒体的报道一边倒，难以看到或听到不同的、客观的评说。法庭还没有庭审调查，报道中就说起诉书“言之凿凿”（那么何必还要法院审判呢？）；审理过程中，又把律师和蒋的申辩斥责为“强行狡辩”、“百般抵赖”（那么何必还要设置辩护制度呢？）。再如张君抢劫杀人案审理时，某家全国性报纸发表《重庆满街声讨“魔头”》的通讯，抢在法庭判决前，做了大量的渲染，诸如“张君该千刀万剐”、“杀一儆百”、“用张君人头祭奠亡灵”等等极端的语句，缺乏基本的文明。这种“文革”式的对案件报道的热心，显然会妨碍司法的公正审判。 针对这类情况，可以考虑一些解决问题的应景措施（作为道德性质的要求，它们尚是相当软弱的）。例如，媒介对于司法的监督需要做好以下几点：首先，报道中绝不能有意炒作，要表现出尊重事实的严肃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