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民和国籍
公民是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的自然人。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就表明，任何自然人要成为我国公民，除必须具有我国国籍外，并无其他资格要求。由此可见，公民和国籍密不可分。
国籍是指一个人隶属于某个国家的法律上的身份，一个人一旦具有某个国家的国籍，通常就被认为是该国的公民，就享有该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承担该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同时，该国对侨居他国的本国公民也有义务给予外交保护，并在必要时接纳其回国。
纵观各国国籍法的规定可见，取得国籍通常有两种方式:即出生国籍；继有国籍。我国也是如此。
所谓出生国籍，是指因㈩牛而取得国籍。
对此，各国要么采取血统主义原则，以一个人出生时父母的国籍为依据确定其国籍；要么采取出生地主义原则，以一个人的出生地所属的国家为依据确定其国籍；要么采取血统主义与出生地主义相结合的原则确定其国籍，这也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遵循的原则。
根据我国国籍法的规定，我国采取的是以血统主义为主、以出生地主义为辅的原则。具体内容有三:一是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的，具有中国国籍；二是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国的，具有中国国籍；但如果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生时具有外国国籍的，则不具有中国国籍；三是父母无国籍，或者国籍不明，定居在中国，本人出生在中国的，具有中国国籍。
继有国籍则指因加入而取得国籍。根据我国国籍法的规定，外国人或无国籍人中请加入中国国籍必须具备两个前提，即一是申请人必须愿意遵守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二是必须出于本人的自愿。同时还须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第一，申请人是中国公民的近亲属；第二，本人定居在中国；第三，有其他正当理由，等等。只要具备上述前提并符合上述条件，就可以申请加人中国国籍。
我国管理国籍申请的机关，在国内是申请人居住地的县、市公安机关，在国外是中国外交代表机关和领事机关。但这些机关只负责管理申请并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最后的审批权则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一旦经公安部批准，由有关公安机关发给证书后，申请人就具有了中国国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被批准加人中国国籍的人，不得保留外国国籍。
中国公民也有权申请退出中国国籍，办理程序与申请程序基本相同。曾经具有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如有正当理由，可以申请恢复中国国籍；在
申请被批准恢复中国国籍后，不得再保留外国国籍。在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后，国籍法也适用于香港和澳门的中国公民。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但在香港和澳门的特殊情况下，中国公民可以保留其在外国的居留权。
二、公民与人民
详解:一般说来，“公民”与“国民”的涵义相同。我国建国初期，曾经将“国民”作为“公民”的同义语使用过，从1953年选举法开始，才用“公民”取代了“国民”的称谓。但在我国，“公民”和“人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的区别在于:第一，性质不同。公民是与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相对应的法律概念，人民则是与敌人相对应的政治概念；第二，范围不同。公民的范围比人民的范围更加广泛，公民中除包括人民外，还包括人民的敌人；第三，后果不同。公民中的人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一切公民权利并履行全部义务，公民中的敌人，则不能享有全部公民权利，也不能履行公民的某些义务。此外，公民所表达的一般是个体概念，而人民所表达的往往是群体概念。
三、公民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概念
所谓权利是指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从事某种行为的可能性；义务则是指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从事某种行为的必要性。权利和义务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利可以放弃，义务必须履行。
公民的基本权利也称宪法权利或者基本人权，是指由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主要的、必不可少的权利。众所周知，公民的法律权利名目繁多、范围广泛，既包括基本权利，也包括一般权利。但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对公民的各种权利进行规定，因此宪法所确认的只能是一些基本权利。尽管基本权利和一般权利在本质上相一致，但基本权利具有其自身的法律特性:第一，基本权利决定着公民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第二，基本权利是公民在社会生活中最主要、最基本而又不可缺少的权利；第三，基本权利具有母体性，它能派生出公民的一般权利；第四，基本权利具有稳定性和排他性，它与人的公民资格不可分，与人的法律平等地位不可分，因而是所谓“不证自明”的权利。
公民的基本义务也称宪法义务，是指由宪法规定的公民必须遵守和应尽的根本责任。公民的基本义务是公民对国家具有首要意义的义务，它构成普通法律所规定的义务的基础。公民的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一起共同反映并决定着公民在国家中的政治与法律地位，构成普通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义务的基础和原则。
四、公民权与人权
人权是指作为一个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公民权则是
人权的法律表现形式，是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本国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因此，一国宪法所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是该国国内法对人权的具体规定和保护。
如前所述，人权是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特权而提出来的口号。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以及革命胜利以后，人权也由理论概念上升为法律原则，直接成为政治纲领或者资产阶级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历史上，资产阶级人权口号和人权实践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由于资本特权的存在，使资产阶级人权理论和实践始终存在极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毫无疑问，人权的主张和维护人权的实践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的人权实践曾历经曲折，人权内容及其保障措施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但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人权领域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而且在长期的人权实践中，中国政府和人民有着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第一，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社会的人，因而作为现实的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通过斗争而争取的。因此在阶级社会里，人权总具有一定的阶级性。第二，各国的人权实践总要受到其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制约，因而观察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不能割断该国的历史，不能脱离该国的国情。第三，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生存权是首要人权。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人权都无从谈起。而国家的独立权和发展权则是生存权的保障。第四，中国愿意积极参加国际人权活动，十分重视在相互理解、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加强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同时，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人权问题本质上属于一国内部管辖的问题，任何国家的人权制度都应当由该主权国家通过国内立法加以确认和保护。
五、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新发展
我国现行宪法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后产生的，是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它以1954年宪法为蓝本，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并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总任务和国家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因此，现行宪法是我国宪法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与新中国的前三部宪法相比，现行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方面主要有以下新的发展:第一，突出了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重要地位。这集中表现在调整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在宪法结构中的位置，将其从第三章调整到第二章，放在第一章“总纲”之后，“国家机构”一章之前，从而表明在国家生活中，保护公民权利的地位重于国家
机构，反映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机构之间的价值取向，亦即由国家机构管理人民改变为国家机构的权力来自人民，并为人民服务。第二，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有所增加，内容更加充实具体。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1954年宪法是14条，1975年宪法是2条，1978年宪法是12条，而现行宪法则增加到18条，而且内容更加充分、具体、明确。第三，更加强调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条件。现行宪法充分体现了公民基本权利的价值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原则，从而注意从法律上和物质上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实现。比如为了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宪法规定:“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等等。
在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同时，宪法还确定了相应的物质和法律保障，使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具有现实基础。第四，更加强调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一致性。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此外，宪法还要求公民在行使权利和自由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不可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我国现行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一规定表明，我国公民既是享有权利的主体，又是履行义务的主体。尽管从国家性质来说，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表明了其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地位，但国家的富强昌盛是人民享有权利和自由的前提和保证，因此，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既是公民切身利益的需要，也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因而是公民当然的责任。
公民基本义务是国家对公民最重要、最根本的要求。因为相对于国家来说，公民的基本义务就是国家的权利，国家有权要求其公民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作出一定行为或者不作出一定行为。如果个别公民不履行义务或者不忠实地履行义务，国家和社会有权予以谴责、处分和制裁。 三、宗教信仰自由
我国现行宪法第36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是指公民依据内心的信念，自愿地信仰宗教的自由。其涵义包括:公民有信教或者不信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或者那种宗教的自由，有信仰同宗教中的这个教派或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信教现在不信教或者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
我国宪法之所以要如此规定是因为:第一，宗教是一种历史现象，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
程，在它存在的条件尚未消失的时候，它还会继续存在；第二，宗教信仰属于思想范畴问题，对待公民的思想认识问题，只能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强迫命令、粗暴压制；第三，宗教的存在具有长期性、国际性、民族性和群众性的特点，正确处理好宗教问题，对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国际交往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宪法第36条第2款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然而，由于公民是特定国家中的一员，因而在从事宗教活动中，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服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因此，宪法第36条第3款规定:“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但“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这就表明，公民一方面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宗教信仰自由，另一方面则必须承担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有关义务，否则宗教信仰自由就失去了其合法基础。
宗教与邪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邪教具有反社会、反政府的特征，其歪理邪说与宗教教义是相对立的。1999年10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
《决定》指出，依法取缔邪教组织，惩治邪教活动，有利于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若干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国家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由此可见，已为国家取缔的“法轮大法研究会”即是借练气功和宗教名义进行反社会活动的邪教组织，必须予以坚决清除。
宪法第36条第4款还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因此，宗教团体必须坚持自主、自办、自传的“三自”原则。我国宗教团体可以与其他国家的宗教界保持宗教的学术文化交流，但不允许外国宗教势力干涉我国内部的宗教事务，我国宗教团体也不去干涉我国以外的宗教问题，以防止国际上的宗教势力干涉、控制、支配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