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愿动词“要”的主要语法化机制
作者：文内作者 考试周刊 来源：考试周刊杂志社 发布时间：2010-03-29 21:32:47-
能愿动词“要”的主要语法化机制
□ 王华丽
摘 要： 本文简单介绍了能愿动词“要”的语法化过程，特别强调了能愿动词情态意义的语法化的演变过程，并结合该过程说明其总语法化的深层机制，由此证明汉语语法化的主要机制是隐喻和推理。
关键词： 能愿动词 “要”语法化 深层机制
“语法化”通常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意义虚化，表示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语言演变的过程或现象。中国传统语言学称之为“实词虚化”，例如汉语里的“把”“被”“从”等词原来都是实义动词，现已虚化为为介词，即西方的功能词（function words）。
“语法化”的英译词为grammatication。西方对此的基本观点：语言具有不确定性，语言的范畴具有非离散性，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的使用是互相依赖的。Kurylowicz（1965：69）认为语法化不仅仅存在词汇语素进而为语法语素，还存在于从较低的地位进而为具有较高的语法地位，其范围有所增加。
汉语中的能愿动词“要”正是实词虚化，虚化后的语法意义更加虚化的典型。我想就此点展开，探讨其逐步虚化的深层机制。在此需阐明一点：“机制”并不等同于“原因”，原因与结果相对，而机制只是产生变化的可能。
1.“要”的语法化过程
卢卓群已在《助动词“要”的汉代起源说》中详细介绍“要”的虚化过程。在他看来，“要”主要经历两大过程。（1）由名词向动词的演变。（2）由动词向助动词的演变。在此我觉得还应补充第三大过程：（3）助动词内部的语义虚化。因为前两步可概括为实词转化为语法虚词，而虚化并非就此完成，它在确立能愿助词的语法功能后还得进一步虚化，从而扩展其情态意义。第三步看似并不明显，耐人思索。
1.1名词向实义动词的演变
“要”通“腰”，本指人的身体部位，是名词。人们的生活经历促使其发展出动词用法，即“系在腰间”。腰处常常会系结东西，然后可能引申出“从中拦截”，如：
（1）愿诚素之先达兮，结下玉佩而要之。（三国魏·曹植《洛神赋》）意为“系在腰间”。
（2）无人要而击之。（《左传·囊公五年》）意为“拦阻”。
1.2实义动词演变为助动词
我们知道，由于时间的一维性，决定了同一时间位置上的两个动词，只能选取一个具有指示“时间信息”有关的句法特征的动词来计量，这便是主要动词，其它的则处于次要地位，帮
助主要动词表达情态意义，而发展成为助动词。
先秦末，“要”产生“求取”义，该义为动词虚化提供了语义基础，求取必定有目的。强求义项自然容易发展为“必定”。此时外部条件如句法结构和语境的制约也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要+宾+动+之”的句式结构慢慢演化为“要+（而）动+宾”。对比这两种句式，我们会明白新的结构类似于现代汉语的联谓式，使“要”的语义弱化，逐渐处于助动词的地位。试看一例；
（3）孔子不悦于鲁、魏，遭来恒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来。（《孟子·万章》）
“要”的语义弱化后，慢慢拥有助动词的一系列属性，即作状语说明动词“杀”的情态。对以上例句的理解，也渐渐出现分歧，司马迁似乎悟出“要”中隐含了表意志的助动词“欲”的内在语义，而该义项此时极为弱小，还不能与当时使用频率广泛的情态动词“欲”相抗衡。直到两汉时期“必定”、“应当”意义渐渐稳定，该义也就是最早成形的必要式“要”。试看例句：
（4）黄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为苦心。（《汉书·广陵厉王胥传》）意为“必定”。
1.3助动词的进一步虚化
“要”用作“意志式”助动词正式出现在唐代。汉代时已有少许现象，司马迁开始意识到例3中隐含“欲”义。其实意志、愿望和决心往往和人的目的紧密挂钩。
（5）将军要却敌，城高功亦高。（陆龟蒙：筑城曲）
宋代，“意志式”出现了一种尚待实现的“将然意志”，表现出一种动作或事物的发展趋势，意为“将要”，“快要”。
历史的发展终于形成现代汉语中助词“要”的三种主要用法：
（6）学习要认真（必要式）
（7）他要见你（意志式）
（8）天要下雨了（将然态意志）
以上这些实例反映出语法化过程中的一些规律，如同义共存，《语法化》认为语法化的程度在某一阶段的变异形式构成“连续统”（conntinuum）。连续统上范畴与范畴之间的分界是模糊的。可用公式A＞A/B＞B加以说明，新的形式出现后，老的形式不一定马上消失，因此由A虚化为B的过程中，总是存在一个A和B共存的阶段。例3中“要”主要含有“要求”的意思，同时隐含了“欲”的意思。新生的助词“要”得依附于实力强大者，发展自己，进而独立。下面将进一步分析助动词词义的扩展机制。
2.能愿动词“要”的情态意义
能愿动词是能用在一般动词、形容词前，表示意愿、可能或必要的动词，在句子里常作状语。这类词与英语的情态动词比较相似。易仲良教授曾就英语情态动词意义进行详细
分类。在他看来情态动词的语义实质是可能性（likelinehood），即说话人将动词表示的动作或状态，设想于一切非现实的可能世界里成为现实可能的特性。人们对这种可能性的估判通常受社会法则、自然法则和推理法则的支配，并以此产生了不同的可能相（phase of likelinehood）：义务相（deontic phase）、原动相（dynamic phase）以及推测相（epistemic phase）。如：
1）Everybody must hand in the paper，before five o’clock.（deontic）
2）Creature must eat food for survive.（dynamic）
3）The floor is wet，it must have rained yesterday evening.（epistemic）
不同的语言学家为说明各自的理论往往会对术语的界定不同。Eve Sweester就以上三种可能相用两大情态意义概括：根情态（root modality）和知识情态（epistemic modality）。根情态实质上包括了社会自然世界中的情态意义，是义务相与原动相的总称。她选择这套术语更为了充分说明情态动词的隐喻化理论。
隐喻是一种意象图式从一个认知域映射到另一个认知域的心理机制，意象图式的基本精神是：由于我们存在和活动于这个世界的物理经验——感知环境，移动身体，实施和经受行为等——我们形成了一些基本的概念结构，并用这些概念结构来组织那些涉及更抽象领域的思想。
在Eve Sweester看来，英语情态动词往往一词多意，就是行域（root modality）投射到知域（epistemic modality）的隐喻，这种理论一方面符合认知规律。人的认识往往从具体到抽象，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情态动词的语义发展过程是实义动词义——根情态意义——知识情态意义。所以知识情态意义也是三者中虚化程度最高的义相。
人的认知相似，语言因此也具有普遍性特征。西方语言学家提出的理论同样可以应用于汉语研究中。“要”的语法化产生三大情态意义：必要式、意志式、将然态意志。
例6表依据社会法则对学习作出的评说，例7依据人的意愿作出的判断，可理解为作为自然个体的人的倾向。正因为它们都是依据社会和自然的情况作出的论断，指导“行域”的活动，所以必要式和意志式可总括为根情态（root modality）。将然态则依据现实迹象，如“天空乌云密布”，通过人的认知而作出的推论。因此属于知识情态（epistemic modality）。
必要式形成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而意志式主要形成于唐代，将然态出现时间靠后，大约是宋代。这段演化史充分证明了情态动词的语义发展过程：它们最初只是名词，随后出现相应的动词意，实义动词逐步虚化为情态动词，情态动词进一步衍生各种现成的情态意义。
3.“要
”的主要语法化机制
实词虚化的机制主要有5种：1）隐喻，2）推理，3）泛化，4）和谐，5）吸收。首先，这些主要机制，一般的语法化总少不了这两者。后面三种机制往往出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隐喻在西方看来是用一个具体概念来理解一个抽象概念的认知方式，Lackoff认为隐喻无所不在，它建立在人类经验基础上，并组织我们的世界。所以它的含义远远超出修辞学上的含义。
推理是语用学的重要概念。语用学认为说话人（S）与听话人（H）间有种紧张关系：S不想说得太详细，而H又想要S尽量说得详细，双方为了解决这种紧张关系就让H依靠语境从S有限的话语中推导出没有说出而实际需要表达的意思（或叫“隐含义），如果一种话语形式经常传递某种隐含义，这种隐含义就逐渐“固化”，最后成为那种形式固有的意义。
细细分析“要”的语法化过程，我们能看出其中隐喻与推理机制在语法化过程中交织着起作用，两者关系密不可分。实义动词“要”意义的扩展依次主要有：系在腰间→从中拦截→求教/求得。人对世界的了解往往源于对自身的了解，人们首先认识自己的身体构造，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为满足人类交际的需求，他们会将具体概念投射于抽象领域，显然，这种由具体到抽象的语言现象也符合我们的认知规律。古人最初认识“腰”这个人体部位，随后又派生出直接作动词的用法，这是虚化的必要准备。“系在腰间”这一具体动作与“从中拦截”具有共同的意象图式，即约束，使其受阻。这一图式使两种意思具有关联性。可见隐喻使其意义扩展，同时扩展的过程也离不开人的推理机制。又因“从中拦截”必然有所目的，于是便引申出“求救/求得”的义项。这里“目的”与“拦截”动作有关联性的结果。这种关联性使我们的推理更为有理可拒。
“要”的情态意义如何进一步虚化的呢？这又和我们前面说的根情态义和知识情态义紧密相连。在Sweetser看来两者首先有一共同的意象图式，然后前者投射到后者从而形成知识情态意义。Sweetser此处的意象图式主要借用了Talmy的“作用力图式”（force dynamic）然而遗憾的是当她应用该理论解释will时却显示出理论不足。Languacker认识到该理论的不足，同时试着用她的“进化理论模式”（dynamic evolutionary model）：说话者将他所知的现实世界投射于潜在世界的一部分，从而形成投射现实世界。投射现实世界正是通过will的进化动力图式而形成的。“要”的根情态主要是表“意愿”，这种意愿是说话者（conceptualizer）所理解的世界的（现实世界）一部分，而“将然
态”（投射的世界）则是现实世界的延伸的结果。所以，该现象也从隐喻的角度对情态意义作出了解释。
综上所述，“要”的语法化主要通过推理与隐喻，两者紧密相连。准确地说，推理贯穿虚化全过程；隐喻关键是找到相关联的意象图式。因为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在语言发展中极有说服力，现在是研究热点，我们汉语研究不应忽视这个重要理论。当然，汉语的研究终归不同于西方语言，它的演化发展也会受自身所处的文化影响。如“要”同“腰”这是古汉语常常出现的词汇发展现象。而英语中就没有这样的语法化过程。其次，其它机制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如和谐机制在“要”由实义动词变成助动词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了达到句型的整体和谐，终于确立了这种语法范畴。
4.结语
语法化研究将研究对象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察，对当代的共时研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汉语能愿动词本身和情态意义紧密相连，而情态自身也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种分析会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参与。能愿动词“要”由单一的名词虚化成今天具有多种情态意义的助词，这段历史表面上看杂乱无章，其实却隐含许多内在语法化机制。这些机制虽有程度差别，但都对今天的语言产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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