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元曲中屈原人物形象分析_
时间：2011-07-05 09:32:39 作者：秩名
论文导读:：本文受谢模楷《唐诗中的屈原》一文的启发。元曲中的陶渊明形象。可以说在屈原入世的人格模式之后。
论文关键词：唐诗，元曲，屈原，人物形象
屈原作为中国伟大的诗人，因其文学作品给予后代文人以启发和营养，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苏轼以及现代的郭沫若无不受其影响；同时，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屈原也频频出现在后代文学作品中，他成为了一个特定的符号，带上了特定的含义。本文主要选择三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的屈原形象进行分析比较：唐代以前，这是屈原形象的奠定期，屈原的传记作者们通过自己的理解，塑造出了一个文学形象；唐代，这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期，楚辞的影响扩大，屈原形象在诗歌这一文体中不断被丰富；元代，一个少数民族统治时期，汉族文人受到一定压制，但是却出现了元曲的兴盛，与唐诗一样成为了“一代之文学”。汉代作为封建制度、文化的奠定时期，唐代作为中古的结束、近代的开端，元代作为一个外来文化的冲击时期，各有特点；散文、诗歌、散曲、杂剧，作为这几个时期各具代表性的文体，是如何塑造同一人物形象的？有何不同？汉代作为一个经学时代，以汉族文化为中心，唐代以其开阔的气度吸收外来文化——唐人大有胡气，元代作为一个蒙古族为中心的统治时期，他们在不同文体中给予了屈原哪些不同的意义？本文将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一、唐代以前文人对屈原的书写
较早记载屈原生平事迹的是司马迁的《史记》 ，其《屈原贾生列传》一篇塑造出了一个屈原形象：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於治乱，嫺於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史记》司马迁，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1版）
屈原作为一个有为者，能够为楚怀王所识、所用，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也有实现的可能，但是从后面的叙述来看，屈原的遭遇并没有这么乐观：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史记》司马迁，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1版）
因同僚的嫉恨，屈原被怀王所疏远，最终没有逃过流放的命运，当理想丧失殆尽的时候，他选择了死亡，死亡是他对自己命运的抗争。联系到自己的遭遇，司马迁开始完成把屈原塑造成“
逐臣”和“忠臣”的工作。
班固对于屈原则是出于前后不同的两种态度：对屈原“忠臣”形象的大加赞赏，延续了前代屈原形象塑造；但是在《离骚序》却采用了另外一种观点：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楚辞补注》，洪兴祖，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1版）
屈原最终被疏远的原因归结为其性格上的缺陷——露才扬己。尽管班固的观点受到了后来王逸的反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从汉代开始对屈原人物形象的认识就出现分歧论文的格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占据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士人不需要付出努力就可以获得官职，因此在诗歌中也就缺少了“述怀言志”的倾向，文人们对朝廷和实务亦不关心，士人做官为了维持门户，绝少为了安邦定国、济世安民。而朝代的更替也基本上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因此萧子显会发出这样的感叹。而屈原这种忠君爱国的思想在士族社会当中也就缺乏影响力，魏晋文人也就少有赞赏其“忠臣”形象。
二、唐诗对屈原的书写
谢模楷先生在《唐诗中的屈原形象》一文中对“屈原”在唐诗中描绘形象作了极为精当的概括，该文将屈原形象分为三种：生命形象、人格形象、文学形象：
屈原的生命形象，在唐诗中是憔悴、悲怨、愤恨和痛苦的集合。
唐诗中屈原最主要的人格形象是“独醒”，它蕴含着高处不胜寒的寂寞与困苦。
屈原的文学形象，从唐诗评价屈原的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
但是屈原的生命形象与人格形象很多时候不是截然可分的，同时也为了与唐代以前的屈原形象塑造进行对比，本文将这两种形象归为“逐臣”与“忠臣”形象：
1、逐臣与忠臣形象
这在唐代诗歌中出现频率非常之高，唐代诗人延续了前代文人对于屈原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 ，唐王朝逐渐衰弱：一方面文人的贬谪情况逐渐增加，而且条件越来越苛刻，很多文人在屈原的贬谪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和感情寄托，通过歌咏屈原来宣泄自己的不满与无奈；另一方面，此时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党争盛行，政治已经远不如盛唐时期开明，文人要求积极改革社会，与黑暗势力抗争，于是屈原的这种抗争精神、人格魅力逐渐的走入了中唐文人的视野。
李白《笑歌行》：赵有豫让楚屈平，卖身买得千年名。
杜甫《地隅》：丧乱秦公子，悲凉楚大夫。
钱起《江行无题一百首》(其十)：憔悴异灵均，非谗作逐臣。
柳宗元《汨罗遇风》：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白居易《咏怀》：长笑灵均不
知命，江蓠丛畔苦悲吟。
李商隐《楚宫》：湘波如泪色潦潦，楚厉迷魂逐恨遥。《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
2、文学形象
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品在唐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作为学习和汲取的对象，作为文学形象存在的屈原开始于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鼎盛的初盛唐时期，因为在经历了南朝文风之后，唐代文人急切希望能够建设自己的文化形态，形成自己的文学特色，他们注重对前代文学遗产的吸收和利用，于是楚辞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屈原作为一个文学作者也得到了唐代文人的认同：
骆宾王《同辛薄简仰酬思玄上人林泉四首》其一：芳杜湘君曲，幽兰楚客词。
李白《江上吟》：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元稹《楚歌十首》其一：栖栖王粲赋，愤愤屈平篇。
白居易《寄唐生》：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
韩愈《感春四首》其一：屈原《离骚》二十五。不肯餔啜糟与醴。（《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
3、对屈原形象的不同意见
唐代文人对屈原更多的是同情和赞赏，但是此时也出现了不同意见：
贾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三代文章，炳然可观。洎骚人怨靡，扬马诡丽，……大变风雅。（《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11月第1版）
汪遵《渔父》：棹月眠流处处通，绿蓑苇带混元风。灵均说尽孤高事，全与逍遥意不同。（《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
孙郃《古意二首》其一：介洁世不容，迹合藏蒿莱。（《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4月第1版）
前两则材料主要是将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归结为绮靡文风的源头，需要加以修正和批评，但是我们今天看来这样的批评是有失公允的；孟郊的诗歌实际上是欲扬反抑的作法，其虽说“死为不吊鬼”，最终还是表现出了钦佩；后两首诗歌无疑都是表达了不同意见，但是都是建立在同情基础之上的。
三、元曲中的屈原书写
与唐宋时期屈原形象的丰富相比，元曲中对屈原的书写显得较为单一，作者一致将屈原塑造成为一个逐臣和忠臣形象，而对其文人形象却极少提及。
例如吴仁卿的杂剧《楚大夫屈原投江》以及雎景臣的《屈原投江》，都涉及屈原，但是皆不存。从题目中还是可以见元代文人对屈原形象书写的兴趣 ，而且应将其描绘成为一个逐臣与忠臣形象。
白朴《仙吕·寄生草》：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
钟嗣成《双调·清江引》：试问屈原醒，争似渊明醉？
《荆钗记》：问出奸情，押还原籍，教你虽无尾生难，也有屈原
愁。
《死生交范张鸡黍》：那楚屈原终日独醒，投江而死，何足道哉。
《刘晨阮肇误入桃源》：怎学他屈原湘水，怎学他贾谊长沙。
《包待制陈州粜米》：有一个楚屈原在江上死，有一个关龙逢刀下休，有一个纣比干曾将心剖，有一个未央宫屈斩了韩侯。（《全元曲》，徐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由上引例子可以看出，元曲中对屈原的塑造，多不注重其文学成就，这是与唐诗异趣的：一是仅塑造其逐臣、忠臣形象；再则，对其逐臣、忠臣形象加以否定论文的格式。究其原因：
1、文体的差异
李灿朝在《祖骚与非屈——元代屈原接受史片论》一文中，认为元曲是新兴文体，其来源与民间结合紧密，其接受者文化水平不会太高，因此元曲不注重屈原的文学形象，偏于其作为叙事主人公的逐臣和忠臣形象；唐诗对诗骚有继承、吸收，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就明确号召唐诗要复归风雅，作为文学创作者的屈原在唐代能够得到身份的认同。
诗歌这一文体在《尚书》中就明确：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古代文论名篇详注》，霍松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从而开始了述怀言志的传统，适于表达政治理想、政治抱负；元曲则因其俚俗性，适于宣泄内在的情感，而且来得世俗，不乏辛辣嘲讽，这与诗歌的温柔敦厚相去甚远，无法塑造屈原的文学形象。
2、现实政治因素
元曲中的屈原绝大部分是逐臣、忠臣，而且作家都对这一价值取向加以彻底否定，这与其政治环境有关。元代为蒙古族统治时期，对汉族文化不重视，多年取消科举考试，打压汉族文人，因此元代文人整体情感是压抑、苦闷的；唐代虽然也有政治残害，但是终唐一代文人看得到未来和希望，虽有失意，但不久又会斗志昂扬。
在自身理想失落的情况下，元代文人开始否定屈原这种忠臣的人生价值，既然不能“兼济天下”那就选择“独善其身”，于是元代文人找到了陶渊明。以上所引的元曲就有把屈原与陶渊明对举的，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模式：出世与入世。元代文人否定屈原亲近陶渊明，实际上也正是放不下屈原，正如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所言元人是“强为旷达”。
3、前代的不同意见
如前所述 ，对屈原形象的不同意见在汉代班固那里就已经开始，而后唐宋两代仍然有人提出异议。因此，元曲中对屈原的逐臣、忠臣的否定也属正常现象。
4、接受群体的差异
李渔在《闲情偶寄》论及元曲：
其事不取幽深，其深不搜隐
僻，其句采街谈巷议。即有时偶涉诗书，亦系耳根听熟之语，舌端调惯之文，虽出诗书，实与街谈巷议无别者。（《闲情偶寄》，李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
元曲的接受面比诗歌更为宽广，要照顾普通市民，因此相对于《离骚》而言更能引起兴趣的是他的故事，而不是他的文学。
在经历了宋代圣贤化的倾向之后，屈原又逐渐的走向了通俗文学领域，其民间形象更多的就偏向于逐臣与忠臣形象。而后到了明清时期，屈原又被塑造成为了一个民族英雄形象，因《屈原形象的历史诠释及其演变》一文有所阐释，本文不再涉及。我们可以看出由唐至元，屈原这一文学形象有继承有发展，这无疑受到时代风气、文体以及文学观念的影响。正如《经典与解释的张力》一书所说：
经典是时空的产物，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被反复考验、被反复选择和确认的产物。（刘小枫、陈少明主编，三联书店，2003年10月第1版）
中国古代文人根据现实塑造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屈原形象，或者赞扬或者批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理解，不辨真假，我们只能去观察其后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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