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3）一中民初字第2944号
原告关东升，男，满族，1949年11月5日出生，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交流研究所所长、教授，住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27号24单元14号。
委托代理人汤兆志，男，汉族，1965年11月22日出生，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主任，住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西庄三街20号。
委托代理人倪德奎，男，满族，1958年12月5日出生，河北省文化经济促进会副会长，住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省宾馆宿舍2栋2单元403号。
被告赵淑雯，女，满族，1944年8月10日出生，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盛祥书店业主，住北京市海淀区半壁街南路1号院5楼甲门13号。
委托代理人赵恒，北京市双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振宏，北京市双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道琼斯公司（英文名称DOW JONES & COMPANY, INC），住所地美国纽约市自由大街200号世界金融中心。
法定代表人康彼德，首席执行官。
委托代理人李清，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华苓，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关东升诉被告赵淑雯、道琼斯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3年3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3年7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关东升及其委托代理人汤兆志、倪德奎，被告赵淑雯的委托代理人赵恒，被告道琼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清、高华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关东升诉称，1994年春夏之交，原告为道琼斯公司总裁康彼得先生题写具有独特风格的“道”字，并题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康彼得先生正”作为落款。2002年2月，原告得知道琼斯公司未经其许可将该款“道”字用于其公司的商业标识，其运用范围包括网络、报纸广告、图书、户外广告、公司简介、各种宣传材料等。而且，所用“道”字将原告所题“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康彼得先生正”及原告名章、闲章等题跋、落款全部删掉，只使用了“道”字，侵犯了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输权等著作权权益。原告认为，原告所创作的“道”字构成美术作品，应受著作权法保护。原告创作的“道”字书法作品是为赠给道琼斯公司总裁，该书法作品原件所有权应归受赠者，但该书法作品的著作权在双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应属于原告。道琼斯公司总裁在受赠该书法作品后，有权展览其受赠的书法作品，但不能以商业目的复制使用或许可他人复制使用该作品。道琼斯公司从未提供原告专门为道琼斯公司商业目的使用而创作该“道”字，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商业目的使用该书法作品得到了原告的许可。因此，道琼斯公司在商业活动中使用书法作品“道”字，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已构成侵权。侵权事实给原告身心造成极大伤害。原告曾多次向道琼斯公司主张权利并力求达到双方接受的解决方案，但道琼斯公司非但不承认事实，反而抵赖和推卸责任。为此，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判令道琼斯公司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及其公司网站首页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判令道琼斯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人民币500万元；判令道琼斯公司赔偿原告为本案支付的合理费用。
被告赵淑雯辩称：其所经营的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盛祥书店（简称盛祥书店）销售的只是有可能侵犯原告著作权的图书，所以，其承担法律责任是建立在道琼斯公司侵权行为成立的基础上的，而且，由于其不存在任何故意，其所承担的责任应仅限于停止销售相关图书。
被告道琼斯公司辩称：其使用的商业标识中包含的“道”字确为原告所写，但其使用是经过原告许可的，并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双方于1994年就书写“道”字进行接洽，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但双方达成一致，原告在有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同意为道琼斯公司书写一幅“道”字，道琼斯公司可以将其用于本企业的商业活动，具体包括将其用于企业商标、
LOGO等商业标识。并且原告谢绝了被告给付相应报酬的提议。在原告为道琼斯公司创作“道”字作品后近十年间，双方一直保持友好往来，而且原告至2002年初从未对道琼斯公司将“道”字用于商业用途表示反对。道琼斯公司将原告的题字、名章等与公司企业身份无关的题跋、落款删掉也是由使用方式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道琼斯公司认为其使用“道”字是有合法依据的，并表示希望与原告协商以达成谅解，恢复友好关系。
经审理查明：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康彼德先生与麦健陆先生在“道”字前的合影，证明涉案作品系原告创作并赠与康彼德先生个人的。证据2、中华人民共和国长安公证处（2003）长证内经字第00291号公证书及公证购买的《道琼斯教你投资理财》一书；证据3、中华人民共和国长安公证处（2002）长证内经字第04418号公证书；证据4、中华人民共和国长安公证处（2002）长证内经字第04419号公证书；证据5、手提袋照片；证据6、T恤衫照片；证据7、贺卡之外套信封、封面、内页的照片共三张；证据8、名片的照片；证据9、2002年4月15日《环球时报》；证据10、道琼斯公司简介照片二张；证据11、道琼斯公司的一份宣传材料。上述证据均用以证明道琼斯公司在商业活动中使用了原告书写的“道”字。证据12、1996年4月11日麦健陆致关东升的中文函件、英文函件及中文译文，证明邀请原告参加道琼斯指数发行100周年纪念会。证据13、2002年10月30日道琼斯公司总法律顾问助理南希?L?吉利斯皮（Nancy gillespie）致亚瑟?温伯格（Arthur Wineburg）先生的函（英文及中文翻译件），证明双方曾就纠纷处理进行过协商，道琼斯公司试图支付4万美元与原告达成和解。证据14、一组证明原告艺术成就的介绍材料。证据15、费用单据，包括购书单据1张（金额68元），工商登记信息查询费单据1张（金额20元），翻译费单据3张（均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具，一张金额为780元，标明“道琼斯英文函”，另两张金额分别为80元和1460元，未标明翻译内容），公证费单据2张（金额分别为1800元和3050元），证明原告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证据16、原告与麦健陆等人的合影；证据17、王喆证言；证据18、王悦义证言，并申请二人于开庭审理时出庭作证，均为证明原告书写该幅“道”字是赠与道琼斯公司总裁个人而非该公司，被告所提交的证言不真实。
为支持其抗辩理由，道琼斯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经公证的胡鸿证言，证明原告接受道琼斯公司委托书写涉案“道”字，并同意道琼斯公司将其作为企业标识使用且谢绝了给付报酬。证据2、原告出版的《关东升书法篆刻》封面、内页，内页有原告书写的“道”字，标有“1995年，为美国道琼斯公司题写‘道’”的文字，证明原告承认该“道”字系接受道琼斯公司委托而创作。证据3、安?拉特利奇证言，证明原告接受道琼斯公司委托，在该证人面前因商业用途为道琼斯公司书写了涉案“道”字。证据4、1996年原告出席道琼斯公司主办的庆祝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发布100周年暨道琼斯中国指数发布会的照片；证据5、原告收到道琼斯公司支付的1000美元酬金所签收的收条，此两份证据证明原告同意将该“道”字用于商业用途，而且为道琼斯公司的商业使用作了积极的宣传推广工作。证据6、美国道琼斯公司北京办事处相关批准证书及内容变更批准书；证据7、道琼斯公司致饶猛志（道琼斯公司北京办事处代表）的聘请函及北京市劳动局颁发的饶猛志就业证和北京市工商局颁发的饶猛志工作证；证据8、1996年5月26日原告为道琼斯公司书写的另一幅“道”字复印件；证据9为经过公证的詹姆斯?麦格雷戈（麦健陆）的证言，并于庭审中申请饶猛志出庭作证；以上证据均用于证明原告曾为道琼斯公司书写过两幅“道”字，原告提交的王喆、王悦义证言不真实。
被告赵淑雯未向法庭提交证据材料，也未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表示异议。
本院对原告、道琼斯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进行了证据交换并于庭审中进行了质证。对于原告证据1－3、证据5－13、证据16道琼斯公司认可其真实性，但对原告的证明事项持有异议,主张原告是将“道”字书法作品赠与道琼斯公司，而非康彼德个人。道琼斯公司认为原告证据4、证据14与本案无关；认为其未侵权故不应承担证据15所显示的费用，且翻译费单据数量与原告提供的翻译件数量不符；对于原告证据17－18及出庭的两位证人证言均不认可其真实性。对于道琼斯公司提交的证据1、3、9，原告对公证书的形式无异议，但对证言的真实性
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认为证据4照片中的人物部分不是原告本人；证据5、证据8与本案无关；证据6、7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对出庭的饶猛志之证言真实性有异议。
对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于原告证据1－3、证据5－13、证据16、被告证据2、5、8，各方当事人或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表示认可，或虽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但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上述证据予以认定。原告证据4系公证证据，其真实性应予认定。道琼斯公司对原告证据15的本身的真实性未提异议，因此这些收据本身的真实性应予认定。对于道琼斯公司就翻译费用单据数量所提异议，原告未做出合理解释，故本院仅认定标明翻译内容为“道琼斯英文函”的单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原告证据17、18，被告证据1、3、9，以及原告提供的证人王喆、王悦义证言，被告提供的证人饶猛志证言，这些证人证言应认定是证人本人所做陈述，但由于这些证人证言相互矛盾，且均无其它有效证据充分佐证，故其证明内容本院均不予认定。原告证据14与本案处理没有关联性；被告证据4因照片中人物不能证明是原告，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在被告证人饶猛志的证言内容没有被认定的情况下，被告证据6、7对本案处理没有实际意义；故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认定。
根据对上述证据的认定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1994年下半年，原告书写了一幅“道”字书画，其中包括“道”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及“康比德先生正”的题跋、落款、原告名章、闲章。原告将该幅书画交付给道琼斯公司委派来的人员。
1994年11月开始，道琼斯公司将原告书画中的“道”字用于商业标识。
1996年4月，道琼斯公司中国首席代表向原告发出中文和英文书面邀请。中文邀请函表示将原告作为唯一的书法界代表，邀请原告参加当年5月在香港举行的道琼斯新指数发布会及道琼斯指数发行100周年纪念活动。英文邀请函中有称原告为“我们商标中的‘道’字的创作者”的内容。1996年5月25日，原告收到道琼斯公司北京办事处支付的费用1000美元，收据表明为对原告在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100周年纪念推广活动中所做工作的酬谢。
1996年5月26日，原告再次书写了“道”字书画，并标有“道琼斯指数发行一百周年纪念”的落款。
在《关东升书法篆刻》一书中，收集了原告书写的“道”字，并附有“1995年，为美国道琼斯公司题写‘道’字”的内容。
2002年11月21日，经原告及公证人员上网查询，“道琼斯国际财讯”网页上，使用了原告书写的“道”字、侧面的“道琼斯”印章及下面的英文“DOWJONES”作为标识。
2002年11月21日，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在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2号科伦大厦A座对其外部的广告牌及大厅的指示牌现场进行拍摄，取得照片7张，公证人员对拍照过程进行了公证。照片显示广告有原告书写的“道”字、侧面的“道琼斯”印章及下面的英文“DOWJONES”作为标识。
道琼斯公司在其公司的手提袋、信封、贺年卡、职员名片、公司简介封面、报刊广告上均使用了原告书写的“道”字作为标识。上述商业标识均包括“道”字、侧面的“道琼斯”印章及下面的英文“DOWJONES”字样。
2003年1月20日，原告在被告赵淑雯所经营的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盛祥书店购买了《道琼斯教你理财》一书。该书封面标明为“道琼斯财经系列之一”，上有原告书写的“道”字作为装潢。
原告为购买《道琼斯教你理财》一书（两本）支付费用68元，支付公证费4850元，支付工商登记信息查询费20元，支付翻译费780元。
就原告于1994年书写的“道”字作品，原告与道琼斯公司之间未就作品的使用问题达成过书面协议，道琼斯公司亦未就此向原告支付过费用。
2002年间，原告曾与道琼斯公司就“道”字作品的使用纠纷的处理进行过协商。
本院认为：本案被控侵权行为发生于2001年10月27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实施前，并持续到该日期之后，故本案审理应适用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
本案原告主张权利的作品为其于1994年所书写的“道”字书画。该书画为书法艺术创作成果，属于美术作品中的书法作品。该作品内容包括“道”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及“康比德先生正”的题跋、落款、原告名章、闲章，“道”字为该作品的主要内容，亦独立构成作品。原告作为上述作品的创作者，对该作品享有著作权。未经原告许可，以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的方式使用原告上述作品，均属于侵犯原告著作权的行为。
道琼斯公司将原告书写的“道”字用于其商业标识，在其广告、商业招牌、互联网网页上使用，属于法律所规定的以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的方式使用作品的行为。根据著作权法规定，道琼斯公司以上述方式使用原告的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许可使用合同。
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与道琼斯公司未就“道”字书法作品的使用签订书面许可使用合同，且原告现否认自己曾许可道琼斯公司以商业标识的方式使用该作品，在这种情况下，道琼斯公司应就其已实际获得原告许可承担举证责任。道琼斯公司主张原告口头同意道琼斯公司将其书写“道”字用于其商业标识，且谢绝了道琼斯公司支付报酬的要求，但道琼斯公司未就该主张提供充分证据，对此本院不予认定。道琼斯公司主张该作品是原告为道琼斯公司创作的，故可得出原告许可道琼斯公司使用该作品的结论。对此，本院认为，即使该作品是原告为道琼斯公司所创作，也只能认定原告将作品原件的所有权转让与道琼斯公司，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道琼斯公司虽然受赠获得该作品的原件，并未获得该作品的著作权，道琼斯公司可以以展览作品原件的方式使用该作品，但不能据此认为原告已许可其将该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道琼斯公司以原告对道琼斯公司将该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长期未表示异议为理由，主张原告已实际许可其使用作品，该观点亦不能成立。著作权法确实未限定许可必须采用书面方式，但道琼斯公司如主张自己获得原告实际或口头的许可，必须证明原告做出过明确的、直接的许可其使用作品的意思表示。原告对道琼斯公司将该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未及时提出异议，以及原告参加道琼斯公司的纪念活动，均不能证明原告做出过明确及直接的许可道琼斯公司使用其作品的意思表示。因此，道琼斯公司关于自己将原告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已获得原告许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以上理由，道琼斯公司未经原告许可，将原告的“道”字书法作品用于其商业标识，在其广告、商业招牌、互联网网页上使用，其行为侵犯了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道琼斯公司在以商业标识方式使用原告作品过程中，未给原告署名，同时将原告书法作品的题跋、落款、名章、闲章删去，虽然道琼斯公司主张这是因将“道”字作为商标使用而造成的，但在原告未许可道琼斯公司将其作品作为商标使用的情况下，道琼斯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对原告就其作品所享有的署名权、修改权的侵犯。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道琼斯公司应就上述侵权行为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原告因此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
关于赔偿数额。由于原告因道琼斯公司侵权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及道琼斯公司因此所获得的利益不能确定，故本院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原告主张道琼斯公司存在数十种使用原告“道”字作品的侵权行为，每种使用方式均可赔偿5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虽然道琼斯公司的侵权行为包括在广告、网页、名片等多种作品使用方式，但均是作为其商业标识来使用的，各种使用方式只是标识的载体有所不同，其性质是同一的。正常情况下，道琼斯公司只要取得原告同意其将“道”字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这一项许可，即可以以上述多种方式使用作品。因此，道琼斯公司的多种作品使用方式应视为一项侵权行为，对原告要求每种使用方式均可赔偿50万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院将根据道琼斯公司的侵权情节，在50万元以内确定赔偿数额。原告因诉讼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亦应包含在内。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过高，本院不予全额支持。原告未就道琼斯公司侵权行为给其造成精神损失的实际费用提供证据，对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由于被告赵淑雯所经营的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盛祥书店所销售的《道琼斯教你理财》一书属于正式出版物，作为销售商，该书店不可能知道该书存在侵犯原告著作权的问题，故其主观无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四）项、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一）项、第四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八）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道琼斯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将原告书写的“道”字作品作为商业标识使用的侵权行为。
二、被告道琼斯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就其侵权行为向原告关东升书面赔礼道歉。道歉内容需经本院审核。逾期不执行，本院将公布判决主要内容，其费用由被告道琼斯公司承担。
三、被告道琼斯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关东升经济损失四十万零五千六百八十四元。
四、驳回原告关东升其它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三万五千零一十元，由被告道琼斯公司负担一万零一十元（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
日内交纳）；由原告关东升负担两万五千元（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关东升、被告赵淑雯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被告道琼斯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35 010元，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马来客
代理审判员仪军
代理审判员彭文毅
二 O O 三年九月十九日
书记员董晓敏
合同法案例分析 【案例一】企业招聘不得有性别歧视 某公司因扩大生产,需要招用5名技术工人。但在招聘条件中记载要求男性,谢绝女性。结果在招工当天,遭到不少女性的投诉,要求劳动主管部门对该公司的招工歧视行为进行依法处理。 【评析】《就业促进法》要求保障男女平等的权利,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建议:企业的招聘条件必须公平、平等,在具体的录用过程中可做适当筛选和技术处理。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6条、27条、62条.doc 【案例二】招用未解除劳动合同员工,企业面临风险 甲公司因工作急需招聘录用了工程师乙,双方签订了5年劳动合同。半年后,甲公司突然接到一封律师函:乙原来与丙公司尚未解除劳动合同,要求甲立即解除与乙的劳动关系并处理善后事宜,否则将追究甲公司和乙的连带责任。 【评析】招聘录用时应要求应聘者提供其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并要求员工承诺若因此造成企业损失的,由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否则,聘用未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员工,将面临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 【法律依据】《劳动合同法》第91条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给其他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案例三】应聘者提供假学历,企业可以解除合同
甲公司录用了工程师乙,录用条件中明确了研究生学历要求,乙在应聘时也提供了相应学历证件,并在登记表中注明学历层次。双方签订了5年劳动合同。半年后甲公司偶然得知乙的研究生学历系假的。公司要求与乙解除劳动关系。 【评析】劳动合同法规定,凭借假学历签订劳动合同,可导致劳动合同无效。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不用支付经济补偿金。但应注意,甲公司需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录用乙时,并不知道其研究生学历是假的,并且据此录用了他。 【法律依据】劳动合同法26、39条.doc 案例四】试用期满后不得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合同 公司招聘录用了王某,双方签订了2年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3个月。一个半月后,王某的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公司车间主任将考核的依据和材料于当月底转到人力资源部。人力资源部考虑解除合同。在第3月的第2天,公司通知王某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王某不服提起仲裁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仲裁庭裁定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评析】: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2年的劳动合同试 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超过部分无效。虽然在2个月内公司已经证明王不符合录用条件,但公司的解除决定是第3个月作出的,此时已经不在试用期内。如要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合同,必须证明王某不胜任工作岗位,且经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后仍不胜任。 建议: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必须在试用期内进行。试用期限的约定要合法,试用期的考核要及时作出,业务部门和人事部门要加强职能合作。 【法律依据】劳动合同法19、21、39条.doc
广州中院释疑许霆为何被判5年有期徒刑 2008年03月31日 23:17:29 来源：新华网 2008年3月31日许霆案重审宣判：盗窃罪名依然成立改判有期徒刑5年许霆 在被告席上听法官宣读判决书(3月31日摄)。广受关注的许霆涉嫌利用银行自动柜员机 出错盗窃一案，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后，31日15时公开宣判。法院认定被告人许 霆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继续追缴许霆未退还的犯罪所得人 民币173826元。新华社发(罗伟雄摄)
许霆在被告席站立，听取法官宣读对其的判决结果(3月31日摄)。 新华网广州３月３１日电（记者郑天虹、肖文峰）备受社会关注的许霆案３１日在广州公开宣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仍认定被告人许霆犯盗窃罪，但将一审的无期徒刑改为判处有期徒刑５年，并处罚金２万元。 广州中院刑二庭庭长、法学博士甘正培针对社会公众热议的一些许霆案中的争议以及许霆为何获法定刑以下的量刑，在案件宣判后进行了公开的释法答疑。 许霆的行为属于“秘密窃取” 许霆使用自己的银行卡，输入密码，提取了１７万余元不属于自己的款项，这一行为是否符合刑法对盗窃罪规定的“秘密窃取”特征，成为本案的关键。 甘正培解释说，我国刑法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盗窃罪中
的“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采取主观上自认为不被财物所有者、保管者或经手者发觉的方法，暗中窃取财物的行为。至于行为人是否实际上已被当场发觉、是否事后马上被发觉、是否因行为人在窃取财物时留下身份识别标志而事后被发觉等等，均不影响“秘密窃取”的成立。 甘正培说，许霆利用银行自动柜员机程序升级出错之机，多次恶意取款，就是自认为银行工作人员不会当场发觉。许霆在庭审时也供述称，明知其银行卡内仅有１７０余元，在第一次取款和查询后已意识到自动柜员机出现了异常，仍然连续１７０次取款１７４０００元，并认为“银行应该不知道”、“机器知道，人不知道”，这都证实了许霆实施取款行为时主观上自认为银行人员不能及时发现，符合“秘密窃取”的客观特征。 至于法院为何认定许霆为“盗窃金融机构”，甘正培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窃金融机构，是指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等，如储户的存款、债券、其他款物，企业的结算资金、股票，不包括盗窃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财物的行为。”自动柜员机是银行对外提供客户自助金融服务的设备，机内储存的资金是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因此，许霆盗窃柜员机内资金的行为依法当然属于“盗窃金融机构”。 为何对许霆在法定刑以下量刑 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并且在盗窃后携款逃匿，案发后又没有退赃，没有法定减轻处罚的情节。依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盗窃金融机构且数额特别巨大，应当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法院为何对许霆在
大学生违法犯罪案例分析 摘要：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既是青年中有较多机会接受现代科学技术教育的一部分人，承担着振兴祖国科技事业、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重担，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但近年来，大学生违法犯罪数量的不断增长，严重程度的加深，大学生违法犯罪成为了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大学生违法犯罪案例的分析，着力考察大学生犯罪的基本情况和原因，探究其犯罪的根源，并更多地从社会，教育，犯罪心理的角度提出预防对策，以减少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 关键词:大学生；违法犯罪；校园案例；成因分析 1.校园违法犯罪案例 2004年寒假马加爵因为打工没有回家，留在学校住宿。邵瑞杰和唐学李提早回到了学校。唐学李原本是住在校外的出租房的，只是因为那几天还是假期，校内宿舍的床位空置率较高而入住邵瑞杰和马加爵的317室。案发前几天，马加爵和邵瑞杰等几个同学打牌时，因邵瑞杰怀疑马加爵出牌作弊两人发生争执。曾被马认为与其关系较好的邵瑞杰说“没想到连打牌你都玩假，你为人太差了，难怪龚博过生日都不请你……”，马认为他的这番话伤害了自己的自尊心，转而动了杀机。在2013年10月1日2日的锵锵三人行节目中，李玫瑾教授透露马加爵真正的杀人动机之一是因为寒假期间涉及性的行为 (外出嫖娼) 被室友发现，当年之所以不公布真相是怕给受害者和加害者家属造成二次伤害。 马加爵利用电脑在互联网上查阅资料，确定用杀人后流血相对较少的铁锤作为他的作案工具，同时查阅了一些省份的地理资料及登录过公安部的网站。他在自己电脑上查阅的这些资料后来成为警方的查案线索。马加爵到一个旧货市场买了一把石工锤，据其自称为了使用方便，他请店主把锤子的木柄锯短。马加爵把锤子藏在宿舍楼内厕所的隐蔽处，但后来却被人偷走。他又到同一间商店再买了一把锤，并同样让店主锯断。他还买了日后用于捆扎尸体的黑色塑料袋、胶带纸，又制作了假身份证以备逃跑时使用。 唐学李的存在成为马加爵杀人的障碍，因此马决定先除掉他。2月13日晚，马加爵趁唐学李不备用石工锤砸向其头部，杀死唐学李后马用塑料袋扎住唐的头部，藏进衣柜锁好。14日晚，邵瑞杰回到宿舍，因隔壁宿舍同学已经回来他只好回到317室。马加爵趁其洗脚时用石工锤把他砸死。15日中午，杨开红到317室找马加爵打牌，马趁机用同一办法将他杀死。当晚马加爵到龚博的宿舍，跟龚博说317室打牌三缺一，将其引到317室后杀死。四人的尸体均被马加爵用黑色塑料袋扎住头部后放入衣柜锁住。据马加爵本人事后指称，当时曾有一广西老乡过来找马加爵打牌，马加爵曾打算将其杀死，因其曾为马加爵到饭堂拿饭，加上马加爵觉得他平时对其不错而没有动手。 15日当天，马加爵到云南省工商银行汇通支行学府路储蓄所分两次提取了350元和100元人民币现金。杀死4人后，马加爵在2月17日带着现金和自己之前制作的假身份证乘坐火车离开。在火车站他的假身份证被警察查到，但由于其案情还未被发现，他得以逃脱并乘坐到广州的火车离开。 2004年2月23日中午13时18分，结束寒假刚返校不久的云南大学北院鼎鑫学生公寓6幢317室两名学生感觉宿舍有异味，遂一起打扫卫生，发现本室一衣柜内有液体流出并带有臭味后，随即向学校宿舍报告，保安撬开后发现四名学生尸体都被藏在宿舍内的四个衣柜里，校方随即向昆明市公安局报警。 警方经过侦查后，认定317室即为作案现场；被害人均系钝器打击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死亡时间约一周左右；作案时间初步认定在2月13日至15日，作案工具即现场遗留的石工锤。同时，警方将嫌疑对象为云南大学本校学生、当时居住于该寝室的马加爵。2004年2月23日晚11时，云南省公安厅向全省公安机关发出A级通缉令；公安部于24日向全国发出A级通缉令。 2004年3月15日下午7时20分许，海南省三亚当地人摩的司机陈贤壮向三亚市河西派出所派出所举报：在三亚的河西路一河堤附近，发现一相貌极似马加爵的男子。警方接报后，迅速赶往发现地抓获该人，
一、商品房预约合同性质的认定 案例1：成都讯捷通讯连锁有限公司与四川蜀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1期（总第219期） 【裁判观点】判断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系本约还是预约的根本标准应当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当事人是否有意在将来订立一个新的合同，以最终明确在双方之间形成某种法律关系的具体内容。对于当事人之间存在预约还是本约关系，不能仅孤立地以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协议之约定为依据，而是应当综合审查相关协议的内容以及当事人嗣后为达成交易进行的磋商和有关的履行行为等事实，从中探寻当事人真实意思，并据此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作出准确界定。 最高院认为蜀都实业公司与讯捷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法律关系成立，且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二审判决认定《购房协议书》即构成本约的理由不当，但其关于蜀都实业公司和讯捷公司之间成立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的结论是正确的。理由如下：
首先，仅就案涉《购房协议书》而言，其性质应为预约。预约是指将来订立一定契约的契约。预约的形态多种多样，有的预约条款非常简略，仅表达了当事人之间有将来订立本约的意思，至于本约规定什么内容留待以后磋商决定；有的预约条款则非常详尽，将未来本约应该规定的内容几乎都在预约中作了明确约定。而若仅从内容上看，后者在合同内容的确定性上几乎与本约无异，即使欠缺某些条款，往往也可以通过合同解释的方式加以补全。因此，仅根据当事人合意内容上是否全面，并不足以界分预约和本约。判断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系本约还是预约的根本标准应当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当事人是否有意在将来订立一个新的合同，以最终明确在双方之间形成某种法律关系的具体内容。如果当事人存在明确的将来订立本约的意思，那么，即使预约的内容与本约已经十分接近，即便通过合同解释，从预约中可以推导出本约的全部内容，也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排除这种客观解释的可能性。本案中，蜀都实业公司与讯捷公司在2006年9月20日签订的《购房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双方拟进行买卖的房屋的位置、面积和价款，应当说具备了一份正式的房屋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可直接据此履行而无须另订本约。但是，双方当事人同时在该协议中约定：“……3．甲、乙双方应就购房合同及付款方式等问题在本协议原则下进行具体磋商。……5．甲乙双方就该宗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本协议自动失效。”可见，双方当事人虽然约定了房屋的位置、面积及总价款，但仍一致认为在付款方式等问题上需要日后进一步磋商，双方的这一意思表示是明确的，而且，当事人在该协议第5条进一步明确要在将来订立一个新的合同，以最终明确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的具体内容。因此，本院认为，案涉《购房协议书》的性质为预约合同，一审、二审判决认定该《购房协议书》的性质为本约是错误的，应予纠
据说，这是一份”史上最伟大“的判决书 你听说过，惠州许霆案吗？据说，这是“史上最伟大的判决，没有之一”、“这也许是一份伟大的裁判”、“该判决刷新了其对刑事法官的认识”、“法官在文书中表述‘我们也不能确认和保证本判决是唯一正确的略显自信不足，若对情节恶劣的犯罪，恐难压场”、“认真写一份判决易，每份判决写成这样难”、“该判决文风过于絮叨啰嗦，距离判决要求的精炼、简洁、平实相去甚远，不具有可复制性”……这些“赞弹皆有、褒贬不一”的评论同指一份裁判文书的作者：“惠阳于德水案”审判长、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法院院长万翔。事实上，对于裁判文书的争论从来没有中断。“基层法院有很多法官一辈子也遇不到一个有挑战性的案件，职业生涯能遇到这样的案件是我的幸运。我下决心要写好这个判决。”——万翔记者：你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接到这个案子的？这个案件刚开始是在刑二庭审理，第一次开完庭后，因为舆论反馈，庭长便向我介绍案情，我立马感知：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案件，此案贴有“惠阳许霆案”标签。广州许霆案在业界争论很大，要做出一个真正服众的判决难度很大。难度大，观点争议激烈也有它的好处，如果判得好，就是一个宣传法治、宣传法院、宣传司法正义的一次极好的机会。经反复研究，我们做出了：更改合议庭重新审理的决定。实事求是地说，社会上认为很多
法官没有什么真才华，而遇到这样的案件是能够体现法官的智慧、法官的才华和专业品质，这样的案子怎么可以轻描淡写就公布出去呢？我下决心要写好这个判决，因为基层法院有很多法官一辈子也遇不到一个有挑战性的案件，职业生涯能遇到这样的案件是我的幸运。为了办好这个案子，我几乎翻阅了所有广州许霆案的各种观点。发现各种说法都有，业界讨论至今未有定论。我觉得，法律专家意见有分歧正好可以展示法官的独立思考，如果所有的人都知道该怎样判这个案子，那法官判案就没有挑战性，案件本身和结果也不会受到关注。 2014年9月28日下午，于德水案传唤证人再次开庭，图为庭审现场照片。摄影吴晓红“要判于德水去坐牢，我良心上过不去；要判于德水无罪，我心里也过不去。”——万翔记者：业界讨论尚无定论，你是如何看待“于德水案”的？在罪与非罪上，我的态度犹豫过，但最终我的态度是坚定的：于德水在明知柜员机故障的情况下，多次作案，其非法占有的意识非常明显。很多人说，机器问题是导致他犯罪的主因，我认为不是，这里面没有因果关系。只能说，银行柜员机出错是量刑时考虑从轻的一个因素，绝对不是说，机器坏了，你就可以乱来。这样一来，要我判于德水无罪，我心里过不去，因为案件事实让我无法做出无罪判决。但是，如果在于德水认罪、又主动退还赃款的情况下，要判于德水坐牢，我良心
合同法经典案例分析（一） 买卖合同、共有关系 个体户张某、王某二人于1999年10月1日从汽车交易中心购得一辆“东风”牌二手卡车，，共同从事长途货物的运输业务。二人各出资人民币3万元。同年12月，张某驾驶这辆汽车外出联系业务时，遇到李某，李某表示愿意出资人民币8万元购买此车，张某随即氢车卖给了李某，并办理了过户手续，事后，张某把卖车一事告知王某、王某要求分得一半款项。 李某买到此车后，于同年年底又将这辆卡车以人民币9万元卖给赵某。二人约定，买卖合同签订时，卡车即归赵某所有，赵某某租车给李某使用，租期为1年，租金人民币1万元，二人签定协议后，到有关部门办理了登记过户手续。 赵某把车租赁给李某使用期间，由于运输缺乏货源，于是李某准备自己备货，因缺乏资金遂向银行贷款人民币5万元，李某把那辆卡车作为抵押物，设定了抵押，双方签订了抵押协议，但没有进行抵押登记。 次年11月赵某把该车以人民币1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钱某。12月赵某以租期届满为由，要求李某归还卡车，李某得知赵某把车卖给钱某，遂不愿归还卡车，主张以人民币9万元买回此车，赵某不允，遂生纠纷。 现问： （1）张某、王某对卡车是什么财产关系？
（2）张某、李某的汽车买卖合同是否有效？为什么？ （3）李某、赵某约定买卖合同签订时，卡车即归赵某所有，该约定是否有效？为什么？ （4）李某与银行的抵押合同能否生效？为什么？ （5）李某主张买回卡车的主张能否得到支持？为什么？ （6）截止纠纷发生时，该卡车所有权归谁享有？为什么？ 答案： （1）张某、王某对卡车是按份共有关系。 （2）有效。因为张某擅自处分共有财产，该合同初为效务待定合同，后经王某默认而得补正，转为有效合同。 （3）有效。合同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时间。 （4）不能生效。一是因为李某无权以他人所有之物设立抵押，二是因为未办理抵押登记。 （5）不能。因为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应以同等价格为条件。（6）归赵某所有。因为赵某尚未将卡车交付给钱某，卡车所有权并未转移。 解题思路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07）穗中法刑二初字第196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许霆，男，1983年2月7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山西省襄汾县，文化程度高中，住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郭家庄社区向阳路西4巷3号。因涉嫌犯盗窃罪于2007年5月22日被羁押，同年6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 辩护人杨振平、吴义春，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以穗检刑诉字［2007］14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许霆犯盗窃罪，于2007年7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谭海霞、代理检察员王烨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许霆及其辩护人杨振平、吴义春，证人黄敏惠、卢哲、赵永强、李琴、许静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6年4月21日，被告人许霆窜至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平云路的广州市商业银行ATM提款机，利用银行系统升级出错之机，多次从该提款机取款，至4月22日许霆共提取现金人民币175000元，之后携款潜逃。该院当庭宣读、出示了受害单位的报案陈述；证人黄敏惠、卢哲、赵永强等人的证言；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受害单位提供的银行个人客户业务申请书、银行取款流水记录数据、犯罪嫌疑人取款截图、辨认笔录、报案材料；许霆的供述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构成盗窃罪，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许霆在本次庭审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无异议，但辩解，其发现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后，为了保护银行财产而才把款项全部取出，并准备交给单位领导。其后主动与银行方面联系，欲退还所得钱款。其与家人到处筹款以弥补银行损失。另外自动柜员机出现故障，银行也有责任。 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 本案的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盗窃，应判其无罪，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银行所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不足，存在疑点并不可信。被告人许霆的行为不是盗窃金融机构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被告人许霆是通过公开的方式而非秘密的手段取得钱款。刑法关于盗窃罪的相关规定，与本案的具体情况并不相符，亦未对此行为作出相关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所以，许霆的行为显然不能构成盗窃罪。被告人许霆所实施行为
马加爵案例分析
马加爵案例分析 马加爵事件反映出的社会现象 马加爵，男，汉族，1981年4月生，广西宾阳人 1996年至1997年宾州初中复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省重点中学宾州中学。 1997年至1998年班主任家庭保姆，负责家庭杂务。 1999年至2000年读高三，由于成绩优异，被预评为“省三好学生”。 2000年7月由于高考录取的严重不公平性，他未能如愿以偿考取心中的“三航殿堂”——西北工业大学，又没钱复读，屈就云南大学。 2000年至2001年云南大学大一学生。 2001年至2002年云南大学大二学生。 2002年至2003年云南大学大三学生。 2003年至2004年云南大学大四学生。 2004年3月15日为A级杀人犯。[编辑本段]马加爵事件始末： 2004年在云大宿舍连杀四人引发了轰
动全国的"马加爵事件" 2004年2月23日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接报后，在云南大学学生公寓一宿舍柜子内发现4具被钝器击打致死的男性尸体。 2月25日云南省公安厅发出A级通缉令，悬赏15万元人民币捉拿云南大学凶杀案犯罪嫌疑人马加爵。4受害学生均为马加爵同窗非好友。 2月26日广西自治区发出通缉令，并悬赏5万元捉拿马加爵。此前，警方查明，马加爵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宾州镇人。 3月1日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通缉在逃杀人犯罪嫌疑人马加爵。公安机关悬赏20万元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通缉。 3月15日晚7时30分左右马加爵在海南省三亚市河西区落网，当地公安部门正对其进行审讯。 公元2004年6月17上午9时，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核准了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马加爵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宣判结束，马加爵即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法学专业《商法》案例分析报告 “张军与安徽国茂建设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例分析班级：法学122班姓名：徐强学号：51 成绩： 案件来源 1、案由：张军与安徽国茂建设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 2、案件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2014/5/27访问（案号：（2012）滁民一初字第00065号） 裁判要旨 1、张军和国贸置业公司签订的3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成立； 2、《破产法》规定，破产程序开始后，应当成立破产清算组接管被清算公司的全部财产，并代表该公司参与诉讼等事务； 3、破产清算组可以决定被清算公司在被法院受理破产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但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 4、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对国贸置业公司显失公平，因此破产清算组可以解除合同； 5、破产清算组决定解除合同的，给对方造成损害的，对方可以按照一般债权申报；
一、案情简介 原告：张军，男，1971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个体户。 被告：安徽国茂建设置业有限公司。 受理法院：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年1月12日，张军与国茂置业公司签订了3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其购买国茂置业公司开发建设的坐落于天长市冶山路东、千秋大道北侧上城风景3幢104、105、106、107号，5幢112、113、114、115号，6幢118、
119、120、121、122、123、124号商品房，合同单价每平方米3229元，并于同日到房地产主管部门办理了涉案共计15套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手续。张军则于2012年1月13日、1月16日分三次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国茂置业公司支付购房款共计10052135元，国茂置业公司于2012年1月12日向张军开具了三张收款收据。上述合同约定的交房期限到期后，国茂置业公司未按期交付，张军遂向本院起诉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交付房屋并承担逾期交付违约金。在本案审理中，国茂置业公司于2012年11月13日向安徽省天长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双方所签订的共计13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其中包括本案的3份）并被受理。2013年4月2日，安徽省天长市人民法院根据国茂置业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国茂置业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并指定国茂置业公司资产清算小组为国茂置业公司破产管理人。2013年6月22日，国茂置业公司破产管理人向张军邮寄送达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并告知张军如合同解除产生损失的，可依据损害赔偿请求权向管理人申报债权。2013年6月24日，张军就涉案标的向国茂置业公司破产管理人书面提出情况反映，认为其所购房屋为物定物，不属于破产财产，要求交付涉案房屋。2013年8月21日，天长市人民法院作出（2012）天民一初字第02170-3号民事裁定，准许国茂置业公司撤回对张军要求撤销双方所签订的共计13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起诉。本院在庭审中向张军释明如国茂置业公司无法履行合同其可变更诉讼请求，但张军未予变更。 国茂置业公司在同一小区开发销售的商业门面房在同期销售单价为每平方米16000元至26000元不等。 二、审判情况
“许霆案”的反思 4月17日晚七点半，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做客百年暨南文化素质教育讲堂，在国际会议厅为我们奉上一场题为“‘许霆案’审理的启示”的精彩讲座。讲座上，贺教授分别从法律制度的确定性、司法与传媒的关系、判例法体系建立的可能性三个方面阐述了他对此案件的见解，他深入浅出的分析、旁征博引的说理以及幽默风趣的语言引得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贺教授认为首要启示是重视法律制度的确定性。他从语言构造开始说起，说“法律概念处于不清晰状态，会导致人民处于不安定不可预知的状态”。联系案件来说，他认为司法者该深入解读立法者的意图，“法官对法律的解读得使法律仍能有效调整已变化了的社会关系”。 而对于司法与传媒的关系，贺教授用“唇齿相依、唇寒齿亡”八个字来形容。通过对众多案例的分析，贺教授希望传媒能够“像一面镜子，无所谓价值偏好地反应各方的声音”，维护好司法的独立性。 最后，贺教授表示，现在我们进入判例时代，法律不能因地域或时间的差异而不统一，人们的命运“不能取决于偶然的因素”。我们要从制度上去努力，要“驾驭自己的命运”。 让我们来重温一下事情的经过。 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被告人许霆来到广州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的ATM取款机取款。结果取出1000元后，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1元，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许霆潜逃一年后被抓获，以盗窃罪被判无期徒刑。许父对一审判决不服，筹钱20万准备继续上诉。他认为，“这就像路边捡了别人的钱一样―――就算花了别人多给的钱，还了不就没事了嘛，怎么是秘密窃取，又怎么非法占有了呢？” 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有专家、网友组成两派阵营——挺霆方与倒霆方进行激辩。倒霆方认为许霆恶意取款构成盗窃罪，判重刑无不妥！而挺霆方则认为许霆恶意取款不是盗窃，是不当得利，并且量型过重！双方就问题的关键点:ATM 机是否是金融机构？银行是否有责任？许霆恶取款是否构成盗窃罪？许霆案是否量刑适当？是民事还是刑事责任进行了讨论。最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
几内亚《合同法》与中国《合同法》比较研究 几内亚《合同法》与中国《合同法》比较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几内亚和中国在经贸、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将会更加频繁,两国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各种合同的数量也会增长。这就需要两国法学学术界在合同法的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迫切需要比较研究两国的合同法。本文就两国的合同法的法律渊源、对价理论和合同形式等问题作一些对比论文联盟分析,希望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两国《合同法》的法律渊源 根据大陆法系的一般理论，将法律渊源定义为各种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在法律渊源方面，中国合同法的有两大表现形式，一部分主要是作为合同法总则的《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以及有关合同的法律行政法规，如，《海商法》、《票据法》、《保险法》等，这一部分被称为国内法渊源,另一部分主要指中国参加的有关合同法方面的国际条约，被称为国际法渊源。不难发现中国合同法以成文法作为其主要的法律渊源,判例在中国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而是只能作为各级法院系统法官审判的参考资料。代写论文 几内亚也有自己专门的《合同法》法典,从法律渊源而言,几内亚也是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基本上是以成文法为主。但是，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原则在几内亚法律体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体现。几内亚《合同法》之类的成文法中的体系、理论和有关规定,以及一般原则大部分是从殖民时代的判例中引伸出来的。其中判例法原则中的一项
重要原则——“先例约束力原则”(Ruleofprecedent),强调对作出判决的法院本身和对下级法院日后处理同类案件均具有约束力,即法院在判决中所包括的判决理由必须得到遵循。这一原则在几内亚《合同法》也有体现。 通过以上有关合同法法律渊源的对照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把判例法视为相对弱化，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境地，中国法院判例的地位有待提高,。必须看到,源远流长的英美法系所形成的判例法，如何维护判例中正确的法律原则是判例法最重要的原则。同时又可以由高级法官在坚持判例法的原则之下，扬弃不合时宜的规范,并在新的判例中形成新的法律规范。在特定限度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科学性。这是成文法所不能实现的优势。成文法形式下的合同法法典无法预先考虑到所有现实中可能发生的情况,难以概括应当作出规定的一切法律细节。这是成文法形式所无法克服的弱点。如果在成文法的形式下，同时赋予判例法一定的法律地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成文法的不足。此外,成文法的制定与修改需要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经历较长的时间，,而判例法在修改和制定方面比成文法要灵活得多。为避免某些方面无法可依的局面，审判法官可及时地确立某些法律规范,,也可及时矫正对新近才发现的法律规定中的缺陷。总而言之,几内亚《合同法》注重判例法对成文法的补充作用,这对中国的《合同法》发展有其借鉴作用。毕业论文 二、几内亚与中国合同立法及其模式选择 根据私法立法传统,几中两国都是成文法国家,。在几内亚民法体
许霆案从一审开始就受到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以许霆案为主题的文章实在是不在少数，如果我再老生重谈，既受制于现有文章的观点，又缺乏新意。我注意到，虽然有关许霆的文章或多或少会涉及到刑法谦抑性，但是少有专门从刑法谦抑性角度对本案进行论述的，就算涉及谦抑性比较多的，也是仅仅从罪与非罪的角度来谈。而我个人认为，罪与非罪固然是刑法谦抑性问题的核心之核心，但是在适用刑法过程中，秉承谦抑的思想也是刑法谦抑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因此我选择了从本案反思我国有关刑法的谦抑性问题，包括了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 由文章的主题所限定，我的论文不再探讨本案罪与非罪的问题，而且以许霆在现有法律规定之下构成盗窃罪为基点，从本案一审到终审的过程和结果中进行刑法谦抑性的反思。 从立法的层面，许霆利用ATM机故障，窃取银行17万余元，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金融机构的规定，构成盗窃罪。但是第二百六十四条对盗窃金融机构的法定刑规定出现了断档现象，缺乏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梯度，造成了刑罚上的不衔接，显然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结合刑法谦抑性主义来说，这就是刑事立法还不够谨慎，刑法在介入社会生活之前没有做足自我审视，导致刑法不能对犯罪人进行客观、公平的评价。这是有悖于刑法谦抑性的要求的。 如果单从数额来看，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巨大，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但是学界普遍指责，该司法解释于1997年出台，已经严重落后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状况，再加之广东作为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经济大省，以十万元作为“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实在是显失公平。结合刑法的谦抑性，谦抑、谨慎不仅体现在初次制定上，也应当贯穿在法律的整个生命延续中。法律修改是广义上的立法活动之一，因此，当法律严重落后于生活现实时，就应当及时做出自我调整，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对此，我又以传授犯罪方法罪目前仍保留了无期徒刑和死刑为例，作为我对部分刑事立法严重滞后的观点的支撑。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本身出现立法失误，有关司法解释又严重滞后，这二者是造成许霆案一审适用法律僵化的主要原因。但是司法适用也对本案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法官适用法律称得上是循规蹈矩。但无期徒刑的判决恰恰是社会反响最强烈所在。在目前的法律规定之下，即使许霆的特殊情况不能与“政治、外交、国防”等原因相提并论，但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依然是为许霆减刑最好的一条出路。可是一审法官适用法律随意，将许霆第一次取款也视为盗窃，同时没有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造成对许霆的量刑与其犯罪情节出现巨大差别的难堪。倘若一审法官知道判处许霆无期徒刑会招来如此强烈的反对，我想那位法官定会想方设法为许霆减轻刑罚。 跟重审相比，一审判决有误，且判决书寥寥数语未详细说理；最高人民法院在核准许霆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时，不但没有详细说明核准理由，更将许霆第一次取款数额也算在了盗窃数额里，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我国部分司法工作者对待法律不认真、适用法律不谨慎的态度。刑法作为保障法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制裁手段的严厉性和“国家对公民的政治否定和道德贬损”的严厉程度是其他部门法不具有的，因此不但要求在制定的过程中保持谦抑，也要求司法工作者在适用刑法时谦抑、谨慎。法律被制定出来仅仅是一些文字，被实际运用才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此有的时候，如何运用好法律可能比制定好的法律更重要、更需要技巧。对法学耳濡目染四年，法律的神圣性早已根植于我心，深入骨髓，所以我始终认为，面对各种法律关系，法官应当始终秉持“公正、节制、谨慎、坚韧”的司法道德，将公平和正义怀揣于心中，把抽象的正义变成具体的正义。因为法官的一个判决，可能影响当事人的一生，更何况是如此严厉的刑法判决。 此外，我个人认为，从刑法谦抑性角度出发，对许霆的第二次取款也可以视为是不当得利。换位思考一下，取款人在正常取款100元时，取款机居然吐出了 1000元且账户上只被扣除了1元，一般人的第一反应会是取款机可能出现故障了，但是ATM机出现故障的情况是少之又少的，且第一次出钞出错不见得第二次、第三次也会出错，所以取款人可能会再次尝试以确定取款机是否真的出错，等到第二次取款机仍然出钞1000元，基本可以确定取款机确实出现故障了。因此许霆第二次取款可以视为是尝试，在第二次尝试之后，确定取款机出现故障，这才产生了非
下列行为，属于要约的是：（C） A、发布拍卖公告 B、寄送商品价目表 C、在报纸上发布新书广告，称款到发书 D、某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发布招股说明书 甲公司向包括乙公司在内的十余家厂商发出关于某项目的招标书。乙公司在接到招标书后向甲公司发出了投标书。甲公司经过决标，确定乙公司中标，并向其发出中标通知书。则下列各项正确的是：（ACD） A、甲发出招标书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要约邀请 B、甲发出招标书的行为为要约 C、乙发出投标书的行为为要约 D、甲发出中标通知书的行为为承诺 甲向乙于5月1日发出一要约，后反悔欲撤回，遂于5月3日发出撤回通知。要约于5月5日至乙处，但因乙外出，未能拆阅。撤回通知则于5月6日到达乙处，乙于5月7日返回家中。则此要约：（A） A、有效，因为要约已先于撤回通知到达乙 B、有效，因为要约发出后不是任意撤回 C、无效，因为撤回通知和要约同时到达乙 D、无效，因为要约已被撤销 甲公司因建楼急需要水泥，遂向乙水泥厂发函，称我公司愿购贵厂XX型水泥50吨，单价300元/吨，货到付款。第二天乙水泥厂即向甲公司发出货物。下列说法正确的是：（D） A、甲公司发函的行为是要约邀请 B、乙公司发货的行为不构成承诺，因为承诺须以通知的方式发出 C、乙公司发货行为构成承诺，货物到达甲公司时承诺生效 D、乙公司发货行为构成承诺，货物发出时承诺生效 北京公司与上海公司在贸易洽谈会上达成订立合同的初步意向。洽谈会结束后，北京公司于8月7日以信件方式（当日邮戳）向上海公司正式发出要约，欲以一定的价格出售一批机器给上海公司，并言明，上海公司可在10日内答复。信件内未载明日期。上海公司于8月9日收到该信件。因此时上海公司正与宁波公司磋商合同事宜，及至8月18日，因与宁波公司的磋商失败，才急忙向北京公司用传真发出承诺通知。北京公司收到传真后，未作任何表示。后因双方对合同是否成立发生纠纷。对此，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D）?A、上海公司的通知为有效承诺，因其未过承诺期限 ?B、上海公司的通知为有效承诺，因北京公司未作任何表示 ?C、上海公司的通知为新要约，但北京公司不作任何表示，视为承诺，故合同成立?D、上海公司的通知为新要约，北京公司不作任何表示，故合同未成立 北京甲公司与上海乙公司签订一份书面合同，甲公司签字、盖章后邮寄给乙公司签字、盖章。则该合同成立的时间为：（D） A、甲、乙公司达成合意时 B、甲公司签字、盖章时
·盗窃罪：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 还可以判处死刑。 ·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他人的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 作者：王琳 备受关注的许霆案一审重审结果宣布，广州中院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两万元，追讨其取出的173826元。许霆当庭表示不上诉。 从实际来看，许霆上诉与不上诉其实已无多大区别。如广州中院在宣判书中所陈述的：“经最高院批准，遂作出上述判决。”既然最高法院都已批准，就算许霆上诉到了广东省高级法院，又如何能推翻这一已经最高院批准的“一审重审”？更何况，根据之前的报道，广州中院本就经由广东高院“逐级请示”到最高法院的。如果广东高院对许霆案没有不同认识，根本就不会有“发回重审”，更不会同意广州中院的“逐级请示”。 民众关注许霆案，并非关注结果，而是关注这一个案的司法过程。由许霆案所引发的公共议题不仅包括罪与非罪，罪重或罪轻，更包括了平等保护、有效辩护、程序正义、司法独立、罪刑相适应等诸多现代司法理念。进入重审程序之后，公众既担心司法能否打破“官不悔判”的潜规则，又隐忧于承受了舆论重压的法官们会否只顾迎合民意，而不顾手中所操持的是司法权柄，本应唯法是从。民意沸腾与独立审判的碰撞，会否令本就欠缺独立主张的司法再次失去其应有的品格，从而洞开民意干涉司法之管道。从理论上说，尊重民意与尊重法律并不必然存在着对立，它们之间应该有着某种微妙的平衡。作为法官，如果硬要说对民意保持视而不见，这似乎强人所难。要的就是走在这样的钢丝绳上，能够心无二致，不为民意所左右。 许霆案一审之所以备受质疑，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判决书中缺乏对“许霆盗窃金融机构罪名”之所以成立的周详论证。公众期待再审判决，很大程度上也期待着一份能够动之以理、晓之以法的精典判词。尽管再审判决书的全文还有待法院和媒体披露，但从现有的公开信息来看，仍难以回应之前的舆论批评。据报道，法院在判决书中表示，许霆构成盗窃罪，符合盗窃金融机构罪的主、客观要件。法院同时认为，许霆第一次取款1000元，是正常取款时，因自动柜员机出现故障，无意中提取的，所以不被法院认定为盗窃，而其余170次取款，自动柜员机在其银行账户上自动扣款的174元，也不被视为盗窃。因此，法院最后认定，许霆实际盗窃金额为人民币173826元。 不过这样的认定，仍让人犯疑。许霆取款171次，为何取出了17.5万元？同一个取款行为，为何多取的999元就是盗窃，被扣掉的1元就不是？因为ATM只划扣1元，那1元就成了“合法支取”，而999元就是“秘密窃取”？将许霆定罪时，ATM机是金融机构；而ATM 机响应许霆的恶意取款指令，却又不代表金融机构的意思表示。怎么ATM有时是金融机构，有时又不是？作为储户如何辨别它是不是？许霆有按协议合法支取存款的义务，银行(ATM)是否也有按合同依约支付的责任？以及如何在法律上体现出银行的责任？这些问题都有待再审判决一一化解。如果仅仅是对备受质疑的一审裁判的从轻，那么一直未有共识的司法分歧仍将加诸再审判决———一个已成事实的佐证是，网络上对再审判决的质疑较之原审裁判，似乎愈加激烈。 更为关键的是，再审判决仍认定许霆盗窃罪名成立，且盗窃金融机构数额巨大。依《刑法》的规定，这一罪状的最低刑为无期徒刑。这一刑罚的适用在我们看来，倒不应有多大争议———该争议的也许是立法本身，而不是司法。在制定法国家，法官本就只能依据事实适用法律，而不能创设法律。最高法院若认定许霆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同样应向公众提供足够的理由。所谓“社会危害不大，情节较轻”，应针对许霆的行为，而不是许霆案备受舆
马加爵案件 简介：2004年寒假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因为打工没有回家，留在学校住宿。邵瑞杰和唐学李提早回到了学校。唐学李原本是住在校外的出租房的，只是因为那几天还是假期，校内宿舍的床位空置率较高而入住邵瑞杰和马加爵的317室。案发前几天，马加爵和邵瑞杰等几个同学打牌时，因邵瑞杰怀疑马加爵出牌作弊两人发生争执。曾被马认为与其关系较好的邵瑞杰说“没想到连打牌你都玩假，你为人太差了，难怪龚博过生日都不请你……”，马认为他的这番话伤害了自己的自尊心，转而动了杀机。 马加爵利用电脑在互联网上查阅资料，确定用杀人后流血相对较少的铁锤作为他的作案工具，同时查阅了一些省份的地理资料及登录过公安部的网站。他在自己电脑上查阅的这些资料后来成为警方的查案线索。马加爵到一个旧货市场买了一把石工锤，据其自称为了使用方便，他请店主把锤子的木柄锯短。马加爵把锤子藏在宿舍楼内厕所的隐蔽处，但后来却被人偷走。他又到同一间商店再买了一把锤，并同样让店主锯断。他还买了日后用于捆扎尸体的黑色塑料袋、胶带纸，又制作了假身份证以备逃跑时使用。 唐学李的存在成为马加爵杀人的障碍，因此马决定先除掉他。2月13日晚，马加爵趁唐学李不备用石工锤砸向其头部，杀死唐学李后马用塑料袋扎住唐的头部，藏进衣柜锁好。14日晚，邵瑞杰回到宿舍，因隔壁宿舍同学已经回来他只好回到317室。马加爵趁其洗脚时用石工锤把他砸死。15日中午，杨开红到317室找马加爵打牌，马趁机用同一办法将他杀死。当晚马加爵到龚博的宿舍，跟龚博说317室打牌三缺一，将其引到317室后杀死。四人的尸体均被马加爵用黑色塑料袋扎住头部后放入衣柜锁住。据马加爵本人事后指称，当时曾有一广西老乡过来找马加爵打牌，马加爵曾打算将其杀死，因其曾为马加爵到饭堂拿饭，加上马加爵觉得他平时对其不错而没有动手。 15日当天，马加爵到云南省工商银行汇通支行学府路储蓄所分两次提取了350元和100元人民币现金。杀死4人后，马加爵在2月17日带着现金和自己之前制作的假身份证乘坐火车离开。在火车站他的假身份证被警察查到，但由于其案情还未被发现，他得以逃脱并乘坐到广州的火车离开。 2004年2月23日中午13时18分，结束寒假刚返校不久的云南大学北院鼎鑫学生公寓6幢317室两名学生感觉宿舍有异味，遂一起打扫卫生，发现本室一衣柜内有液体流出并带有臭味后，随即向学校宿舍报告，保安撬开后发现四名学生尸体都被藏在宿舍内的四个衣柜里，校方随即向昆明市公安局报警。
有关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的11个经典判例及分析 一、商品房预约合同性质的认定 案例1:成都讯捷通讯连锁有限公司与四川蜀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友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1期（总第219期） 【裁判观点】判断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系本约还是预约的根本标准应当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当事人是否有意在将来订立一个新的合同，以最终明确在双方之间形成某种法律关系的具体内容。对于当事人之间存在预约还是本约关系，不能仅孤立地以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协议之约定为依据，而是应当综合审查 相关协议的内容以及当事人嗣后为达成交易进行的磋商和有关的履行行为等事实，从中探寻当事人真实意思，并据此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作出准确界 ^定。 最高院认为蜀都实业公司与讯捷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法律关系成立，且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二审判决认定《购房协议书》即构成本约的理由不当，但其关于蜀都实业公司和讯捷公司之间成立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的结论是正确的。理由如下： 首先，仅就案涉《购房协议书》而言，其性质应为预约。预约是指将来订立一定契约
的契约。预约的形态多种多样，有的预约条款非常简略，仅表达了当事人之间有将来订立本约的意思，至于本约规定什么内容留待以后磋商决定；有的预约条款则非常详尽，将未来本约应该规定的内容几乎都在预约中作了明确约定。而若仅从内容上看，后者在合同内容的确定性上几乎与本约无异，即使欠缺某些条款，往往也可以通过合同解释的方式加以补全。因此，仅根据当事人合意内容上是否全面，并不足以界分预约和本约。判断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系本约还是预约的根本标准应当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当事人是否有意在将来订立一个新的合同，以最终明确在双方之间形成某种法律关系的具体内容。如果当事人存在明确的将来订立本约的意思，那么，即使预约的内容与本约已经十分接近，即便通过合同解释，从预约中可以推导出本约的全部内容，也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排除这种客观解释的可能性。本案中，蜀都实业公司与讯捷公司在2006年9月20日签订的《购房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双方拟进行买卖的房屋的位置、面积和价款，应当说具备了一份正式的房屋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可直接据此履行而无须另订本约。但是，双方当事人同时在该协议中约定：“……3?甲、乙双方应就购房合同及付款方式等问题在本协议原则下进行具体磋商。……5?甲乙双方就该宗房屋买卖合同签订时，本协议自动失效。”可见，双方当事人虽然约定了房屋的位置、面积及总价款，但仍一致认为在付款方式等问题上需要日后进一步磋商，双方的这一意思表示是明确的，而且，当事人在该协议第5条进一步明确要在将来订立一个新的合同，以最终明确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的具体内容。因此，本院认为，案涉《购房协议书》的性质为预约合同，一审、二审判决认定该《购房协议书》的性质为本约是错误的，应予纠 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