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首次登上“胡润百富榜”这一具有“自然实验”性质的事件，实证考察了上榜引起的政治成本上升对于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具有何种影响。我们预期，富豪公司在上榜后将理性地选择“低调”行事，通过降低会计信息质量，以尽量规避或减轻公众关注所带来的政治成本。通过对比匹配样本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我们发现，与上榜前相比，富豪公司在上榜之后、相对于非富豪公司其会计信息质量确有显著下降。并且，这种下降在具有原罪嫌疑因而政治成本上升更为剧烈的子样本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文的研究对理解新兴市场国家中政治成本如何影响公司的会计信息生产过程具有启发意义。并且，本文的富豪榜情境表明，公众负面关注的压力与追溯企业家原罪的威胁也可能是构成政治成本的来源，从而增进和丰富了人们对于政治成本的理论内涵的理解。此外，本文在研究设计与研究结论的一般性方面对相关文献亦有改进与拓展。
关键词：胡润百富榜
政治成本
会计信息质量
一、引言
利用我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首次登上“胡润百富榜”这一外生事件，本文考察了政治成本在塑造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过程中的作用。最近一系列跨国研究发现，新兴市场国家中企业呈报的会计信息质量普遍较低（Ball et al.，2000；Ball et al.，2003；Fan and Wong ，2002；Haw et al.，2004；Leuz et al.，2003；Bushman et al.，2004；Bushman and Piotroski ，2006；DeFond et al.，2007），受上述文献激发，但与此类跨国研究着重从国家间制度结构的差异来探讨会计信
息质量的角度不同，本文关注的是，在一国内部制度结构既定的条件下，政治成本对于企业呈报的会计信息质量具有何种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政治成本的视角来丰富和增进人们对新兴市场中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的理解。
我们搜集了自1999年“胡润百富榜”首次发布以来至2005年的所有上榜富豪及其控制的上市公司的相关信息。由于传媒报道，富豪上榜事件引发了普遍的公众关注，人们不但关注上榜富豪所拥有的财富规模及其增速，而且还探讨富豪公司经营活动的性质、财富积累的方式以及合法性，甚至追问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王磊，2006）。如此的公众关注可能导致许多不利后果，譬如当局的严苛管制甚至追溯原罪，致使富豪上榜后的政治成本陡然增加。由于高质量信息将使公司易于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而丰厚的利润不但吸引传媒与公众的眼球，使得富豪之富愈加醒目，并且一旦有各类问题曝光，富豪及其公司也更容易被贴上“不义而富”的标签而无法赢得公众的认同和谅解，导致政治成本急剧放大（Watts and Zimmerman ，
富豪榜会影响企业
会计信息质量吗？
*
——基于政治成本视角的考察□叶
青
李增泉
李光青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70802035）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课题（批准号07JJD630006）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上海财经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基金和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编号CXJJ-2011-325）的资助。作者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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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1986；Guay，2010）。因此，我们预期，富豪公司在上榜后将理性地选择“低调”行事（白红义，2006），降低会计信息质量，以尽量规避或减轻公众关注所带来的政治成本。
我们用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earnings informa?tiveness）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操控两个指标来衡量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通过为每个富豪公司在其同行业中寻找规模近似的非富豪公司作为对照组，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控制住时间序列上其他事件带来的混淆效应（confounding effects），我们考察了上榜前后政治成本对于富豪公司信息质量的“净影响”。结果发现，上榜之后，相对于非富豪公司的对照组，富豪公司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确有显著下降，并且，富豪公司有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操控利润，进行方向向下的盈余管理的迹象。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上述会计信息质量下降的现象在具有原罪嫌疑因而政治成本上升更为剧烈的子样本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最后，我们探讨了上榜事件的外生性、考虑替代解释，并从多个方面对上述发现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基本不变。总体上看，本文的经验证据表明，政治成本确是导致富豪上市公司信息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
鉴于现有跨国研究大都从国家间制度结构的差异来对新兴市场国家会计信息质量为何较低这一议题进行探讨，本文从政治成本出发，为理解新兴市场中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丰富和补充了这一领域的文献。
同时，本文对“政治成本假说”的相关文献亦有贡献，这主要体现在对政治成本理论内涵的进一步丰富，以及对既有研究设计之改进及其研究结论一般性之拓展。
据现有文献记载，不利管制（比如反垄断法案、暴利税征收）的威胁与有利政策（比如进口救济）的争取构成了企业政治成本的两大组成部分（Cahan，1992；Hall，1993；Han and Wang，1998；Jones，1991；Key，1997）。然而，本文的富豪榜情境表明，公众负面关注的压力与追溯清算企业家原罪的威胁，也可能是构成政治成本的来源，这增进和丰富了人们对于政治成本理论内涵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可能部分地内生于制度变迁过
程中立法与执法的欠完善，因此，本文的发现可能更切合新兴市场和转型经济这样的制度环境。
此外，在研究设计方面，富豪上榜事件所具有的“自然实验”性质可使本文对政治成本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的因果关系检验免受内生性之困扰①；其次，找到匹配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可以控制住时间序列上的其他事件所带来的混淆效应（confounding effects），从而使得估计较为干净；再次，由于本文是基于更广泛行业和寻常情境之下的考察，因此，所得结论在一般性方面较现有文献亦有所拓展（这3点详见下文文献述评部分）。
最后，由于目前我国政治成本的研究较为鲜见，且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选取合适的事件与借助良好的研究设计可以考察政治成本假说在我国到底是否适用，从而较为有效地解决现有研究存在的争议。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引出本文的研究动机；第三部分介绍制度背景，对研究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说；第四部分介绍研究设计，包括对样本选择和模型设定的说明；第五部分报告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第六部分是稳健性检验；最后是总结和讨论。
二、文献述评和研究动机
（一）新兴市场国家的会计信息质量
近来，一系列跨国研究发现，在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呈报的会计信息质量普遍较低。给定高质量信息可以增进交易的效率，促成资源的优化配置，那么，为何在这些市场之中未能自发地产生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呢？
Ball等（2000）以及Ball等（2003）认为，上述现象内生于这些国家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由于公司的合约各方拥有私下渠道进行沟通，故而抑制了对外公开披露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内在需求。Fan 和Wong（2002）及Haw等（2004）则指出，这些国家普遍存在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分离的股权结构，控股股东有强烈动机获取控制权私利，而低质量的信息呈报则是控股股东为掩盖其掠夺行径的有意为之。Leuz等（2003）、Bushman等（2004）、Bushman 和Piotroski（2006）以及DeFond等（2007）则从政治经济制度结构这一更为广阔的视野论证了其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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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他们认为，投资者保护强度、司
法执行公正及效率、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等制度
性因素决定了呈报者的动机，从而塑造了会计信息
特征及其质量。总体言之，上述研究为我们理解新
兴市场国家会计信息质量的决定因素提供了许多
重要洞识。
然而，给定现有文献提及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宏
观制度结构在短期内没有重大变迁（North，1990），
而内生于此制度结构的微观治理模式和股权结构
也因而未发生重大改变（Williamson，2000），那么，
在新兴市场国家内部是否还有其他因素也会对会
计信息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呢？本文将试从政治成
本这一新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这构成了本文的研
究动机之一。
（二）会计信息的“政治成本假说”
自Watts和Zimmerman（1978、1986）提出会计
选择的“政治成本假说”（political cost hypothesis）以
来，陆续有研究对其进行检验，梳理一下文献，该领
域的研究进展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
在早期的第一阶段，研究实质上将“政治成本
假说”简化为“规模假说”（size hypothesis），考察企
业规模和会计信息生产之间的关系②。尽管“规模
假说”得到了部分经验证据的支持（Zmijewski and Hagerman，1981；Zimmerman，1983），但由于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规模假说”对“政治成本假说”的
简单替代不但在理论上受到了诸多诟病③（Ball and Foster，1982；Holthausen and Leftwich，1983；Watts and Zimmerman，1986、1990），在实证上也存在不支持的证据（Bowen et al.，1981；Moyer，1990；Zimmer，1986）。因此，“政治成本假说”需要更加精细有效的检验。此后，第二阶段的研究遂聚焦于特定事件（比如当局反垄断审查或暴利税的征收等），有针对性地考察与特定事件相关的某类企业在事件区间内，与非事件区间相比，政治成本的变化对企业会计信息生产过程的影响（Cahan，1992；Hall，1993；Han and Wang，1998；Jones，1991；Key，1997；Monem，2003）。最近，第三阶段的研究则是通过寻找不同的情境来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政治成本假说的理论内涵。比如，Ramanna和Roychowdhury （2010）运用美国大选的情境检验了有政商关联的公司如何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来保护与其关联的
政客在大选期间免受公众关注从而也维护自身政商关联的价值。他们的研究涉及的选举情境超出了传统政治成本研究文献讨论的范围，故而拓展了政治成本的理论内涵（Ramanna and Roychowdhury，2010）。
诚然，在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研究中，选取外生事件可以减轻内生性问题从而增强检验之效力。然而，因该类研究是进行前后跨期比较，一旦在不同期间掺有其他宏观层面的变化（比如行业景气与否），这种宏观层面的变化势必会影响到企业微观层面会计信息捕捉和计量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过程（Dechow et al.，2010），那么，如果匆忙地将前后会计信息的变化完全归因于某个特定事件的影响，便可能忽略了时间序列上潜在的遗漏事件所带来的混淆效应（confounding effects），致使研究结论的内部有效性（internal validity）留有瑕疵（Leuz，2007）。故而，在考察特定事件影响的同时，还需要尽力寻找匹配样本来控制时间序列上的混淆效应（Cahan，1992；Monem，2003）。遗憾的是，因该类研究在寻找匹配样本方面具有特别的难处，至今仍未有妥善的解决④。此外，受特定事件本身影响，该类研究往往局限于某一政治敏感的非常时期以及（或者）某一特定行业，尽管这在文献积累方面确有集腋成裘之功，但其结论是否具有一般性，是否普遍适用于其他行业乃至寻常时期，从而具备充分的外部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客观上非其力所能逮，故而也存阙疑。因此，对更广泛行业、在更具普遍性的寻常情境下检验会计信息的“政治成本假说”有其必要性、挑战性，也更有趣（Cahan，1992；Guay，2010；Key，1997）。
鉴于上述问题，本文拟用“胡润百富榜”上榜事件来检验会计信息生产的“政治成本假说”，将对该领域的研究有如下贡献。一方面，富豪榜的情境表明，公众负面关注的压力与追溯企业家原罪的威胁亦可能是构成政治成本的来源（详见下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因此本文可以进一步丰富政治成本的理论内涵，来推进关于政治成本第三阶段的研究。另一方面，在研究设计上，本文也试图对现有文献进行改进，并对研究结论的一般性加以拓展。具体言之，（1）由于富豪上榜这一事件具有“自然实验”的性质，它影响到企业的政治成本，却和企业信息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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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本身并无直接联系，因而有利于在因果关系上更为坚实地探究政治成本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2）通过寻找同行业内未曾上榜、但与富豪公司可比性较强的匹配样本，可对时间序列上其他事件的混淆效应的潜在干扰予以控制，从而能更加精确地估计政治成本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净影响”；（3）由于“胡润百富榜”事件并非特殊政治性事件（相比于反垄断调查、国会大选等），而是发生于寻常情境之下，且年年都有新富上榜，同时，由于该事件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行业而是涉及众多行业（详见后文实证部分），故而，上述考察所得的结论也将更具一般性。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西方有关政治成本假说的检验已有较多研究，但根据我们的有限知识，政治成本假说在新兴市场的检验却较为鲜见。具体到中国，目前的少量研究还停留在第一阶段（规模假说）和第二阶段（事件研究），并且研究结论互相矛盾，并不一致。比如，在规模假说的检验方面，王跃堂（2000）发现政治成本对于企业会计选择并无影响，而李增福等（2011）则发现政治成本越高的企业则倾向于将应计利润往下做。在事件研究方面，田丰和周红（2000）研究了我国新闻纸行业上市公司在1997~1998年反倾销调查中的盈余管理行为，但是结果发现公司没有为了获得有利的申述地位而进行盈余管理；而张晓东（2008）的研究发现，出于规避政治成本的需要，在2005~2006年间油价飙升阶段，石化行业公司具有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上述研究之所以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设计上存在的潜在缺陷制约了政治成本假说检验的效力，因此，找到合适的情境和借助良好的研究设计来进一步考察政治成本假说在我国是否适用，从而解决目前存在的争议，有其必要性。此外，目前有关政治成本的中国研究尚未在政治成本的理论内涵上有所拓展（即政治成本研究进展的第三阶段），而我们则试图在上述方面进行改善和补充。
三、制度背景、理论分析和假说发展
（一）制度环境与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兴起
成熟市场经济中，从事商业领域的创新活动并对经济发展产生推动作用是企业家的重要职能（Schumpeter，1934；Aghion and Howitt，1997）。然而，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特殊阶段——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赋予了中国企业家以独特的职能和内涵。
新兴市场中陈旧体制之变革、新生规则之建立需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North，1990）；但由此引致的制度变迁的滞后性（比如融资政策的歧视、行业准入的禁止等）却难以满足企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于是，这一客观状况便催生出一批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企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阶层（Li et al.，2006）。在经营过程中，他们不但从事商业创新，扮演熊彼特意义上“市场企业家”的角色，更进一步，他们还发挥着“制度企业家”的功能——即通过各式各样的制度创新来突破旧体制的种种障碍，最终实现企业的成功与发展⑤。尽管在此过程中他们承担了诸多制度性风险，但是，此类个体层面的制度创新活动却促成了事后更大范围内的制度变革并促进了长期的经济增长（Li et al.，2006；Xu，forthcoming）。
与上述“制度企业家”不同，同样在发展的初期，由于法律的不健全及其执行的欠完善，或迫于竞争压力，或出于贪婪本性，部分企业家亦可能从事不合乎商业道德的活动，甚至涉嫌寻租、偷漏税等等犯法之事——此类情形在实际中也确乎存在（Shleifer，2004；Cai and Liu，2009；Cai et al.，2011）。
且不论上述方式方法之差异，总体观之，一个客观事实是，在制度转型的大背景下，经过若干年的经营，中国企业家这个群体所积累的个人财富已然蔚为壮观，并且，这个阶层的兴起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并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此时，“胡润百富榜”的诞生与兴起则很好地捕捉和顺应了这一历史契机。
（二）“胡润百富榜”与政治成本
1999年，胡润首次编制并发布“胡润百富榜”，对中国内地企业家按其财富状况进行排名。此后每年均有榜单问世，已成定例⑥。
“胡润百富榜”的发布吸引了众多传媒报道，公众也翘首注目，上榜富豪及其企业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⑦。公众不但对上榜富豪拥有的个人财富规模及其增长速度饶有兴趣，同时，对富豪企业的经营性质、财富积累方式及其合法性也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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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部分企业家的原罪问题也因之浮出水面而受到普遍质疑和追问（凤凰网，2006；王磊，2006；魏和平；2006；杨秀伟，2007）。在此万众瞩目之下，不免“一纸排行榜，搅动天下富人心”（康健，2005），以至于在一段时期内，部分上榜的企业家甚至到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王磊，2006）。
我们推测，富豪因上榜而产生的种种不安与传媒和公众的关注导致其政治成本陡然上升有关。首先，作为企业监管者的行政机构（比如证监会、各级政府、工商行政管理局、税务局等等）原本处于信息劣势，然而传媒具有生产信息与传播信息的功能，后者对于富豪及其企业的深入报道以及公众随后的回应和广泛讨论，使得富豪及其企业的各类问题容易曝光，从而大大降低了行政机构进行监管时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了行政介入的概率以及监管效率（Dyck et al.，2008；李培功、沈艺峰，2010）。其次，传媒也起到传达民意的作用，这种民意的传达将对行政机构的官员构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政治压力，官员有可能迫于对公众关注和诉求的回应而对富豪企业采取更加严厉的监管措施（Watts and Zimmerman，1986；Snyder and Stromberg，2010）。因此，我们认为，富豪上榜之后政治成本将显著上升，并且这种政治成本的上升是通过传媒与公众关于富豪及其企业信息的互动，传递到行政机构及其官员，最后施加于上榜富豪及其企业这样的压力循环来实现的。
作为压力的承受一方，经济理性的上榜富豪必然具有趋利避害之本能。面对陡然增大的政治成本，其理性选择便是尽可能通过采取种种措施来规避或者减轻因上榜带来的政治成本。由于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将使公司变得透明，从而更容易暴露于公众视野之中招致更多监督（Fan and Wong，2002；Leuz et al.，2003），而丰厚的利润不但吸引传媒与公众的眼球，使得富豪之富愈加醒目，而且一旦有各类问题曝光，富豪及其公司也更容易被贴上“不义而富”或“为富不仁”的标签而无法赢得公众的认同与谅解，导致政治成本愈加放大⑧（Watts and Zimmerman，1978、1986；Guay，2010）。因此，我们预期，富豪公司在上榜后将理性地选择“低调”行事，降低会计信息质量，从而一方面使自己变得不透明，来尽量规避或减轻公众关注，另一方面增加传媒和公众关于企业信息的解读成本，以使政治成本有所降低⑨（白红义，2006；陈建军，2006）。至此，我们提出本
文的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在上榜之后，富豪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比上榜前有显著下降。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我们收集了“胡润百富榜”自初始年度1999~2005年的所有榜单，根据榜单列示的富豪姓名等相关信息，利用网络搜索，并依据上市公司的年报、招股说明书、上市说明书，判断上榜富豪是否与我国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有关联，并最终确认上榜富豪是否实际控制上市公司⑩。由于部分富豪的上榜先于公司上市，使得我们无法观测到其上榜之前（此时公司尚未上市）的会计信息质量，所以也无从考察其上榜之前、之后会计信息质量的变化，于是，我们只选择那些“公司上市在先、富豪上榜在后”的样本来考察富豪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在上榜前后的变化，这样总共有51家富豪公司入选 。
表1的Panel A列出了这51家富豪公司对应的首次上榜年度。由Panel A可知，除了2001年进入样本的新富较多之外，在其他年度都较为平均。这一平均化的时间分布特征具有良好的性质，它有利于随机化掉（randomize）时间序列上其他干扰因素的系统性影响（相比于样本群聚（clustering）在某一特定时点而言），同时，客观上它也使我们可以在每年均有新富上榜事件发生、较为寻常的情境下（相对于某一次特定的政治事件而言）来对“政治成本假说”进行检验。
表1的Panel B是富豪公司的行业分布，共计7个大类，其中以制造业居多。尽管样本的行业分布看似不均，然而，这却与我国上市公司总体行业分布的实际情况较为接近。如将制造业
表１富豪公司首次上榜的年度分布和行业分布Panel A:年度分布
频数
比例
Panel B:行业分布
频数
比例
1999
6
11.80%
A
2
3.90%
2000
6
11.80%
B
30
58.80%
2001
13
25.50%
C
6
11.80%
2002
6
11.80%
D
2
3.90%
2003
6
11.80%
E
3
3.90%
2004
9
17.60%
F
1
1.96%
2005
5
9.80%
G
7
13.73%
合计
51
100%
合计
51
100%
注：基于中国证监会2001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A=农林牧渔业，B=制造业，C=信息技术业，D=批发和零售贸易，E=
房地产业，F=传播与文化产业，G=综合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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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行业代码前两位进一步细分，制造业将有7个小
类。与之前相关研究局限在某一特定行业相比（比
如，Hall，1993；Han and Wang，1998；Key，1997；Mo?nem，2003），本文研究对象的行业分布较为广泛，这将有利于研究结论在一般性上得以拓展。
现有文献认为，会计信息质量不单由呈报者的
动机决定，而且还受信息披露制度（会计准则）及其
执行效果决定（Ball et al.，2000；Leuz et al.，2003；Dechow et al.，2010）。自2007年开始，我国上市公司全面推行新会计准则，而突破“历史成本原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是此次会计制度改革的重点。已有研究表明，公允价值导向的会计准则改革对于信息质量将产生重要影响（Barth et al.，2008；Ramanna and Watts，2009；He et al.，forthcoming），为避免本文考察的会计信息质量的变化是因会计制度的重大变革引起，我们遂将样本的观测区间限制在1996~2006年 。这样，我们共获得51家富豪公司合计376个年度观测 。
然而，在此会计制度大致稳定的期间，仍可能
有其他事件（比如经济周期、行业兴衰）影响公司的
经济活动进而影响会计信息对其的捕捉和计量，或
者监管力度的变化也会导致呈报者的动机具有差
异（Cohen and Zarowin，2007；Dechow et al.，2010；Johnson，1999；Liu and Ryan，2006；Chen et al.，2010），因此，我们需要在同行业内寻找匹配样本来控制时间序列上可能的其他事件带来的混淆效应（confounding effects）。若能将此类混淆效应尽量分离出来，则观察到的因上榜事件引起的政治成本对于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净效应”就更为准确。具体的匹配原则是：（1）与富豪公司处于同一行业（制造业取两位代码，其他行业取一位代码）；（2）与富豪公司上榜前一年的规模最为接近 ；（3）财务状况正常 。这样，我们共找到51家非富豪公司作为控制样本，在1996~2006年间共有366个对应观测 。
由于公司IPO当年经营未能趋于稳定且缺少数
据来计算相关指标，而财务状况异常的观测将导致
某些指标的计算缺乏经济含义，因此我们剔除这些
观测 。最终共保留686个公司年度观测，其中富豪
组346个，对照组340个。
本文用到的股价和财务数据均取自CSMAR数
据库。
（二）变量定义和模型设定
1.会计信息质量
本文采用两个指标来衡量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
首先，我们用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earnings in?formativness）来从总体上刻画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借鉴Fan和Wong（2002）、Francis等（2005）以及Hanlon等（2008）等人的研究，本文用长窗口的股票收益率对会计盈余的变化进行回归所得的斜率——盈余反应系数（earnings response coefficient，简称ERC）作为会计盈余信息含量的度量。Francis 和Schipper（1999）以及Kothari（2001）认为，这个指标可以从总体上表征会计信息捕捉和反映企业经济业绩的能力，因此我们将其作为总体会计信息质量的衡量。具体方程如下：RETURN=α0+α1×ΔE+ε
其中，RETURN是经过同期市场收益率调整的每年1月至12月买入并持有的累积收益率，ΔE是本年每股盈余（EPS）与上年每股盈余之差再除以年初股价，ΔE的系数α1即是盈余反应系数ERC。
此外，我们还考察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是否在上榜前后有所变化。Chen和Yuan（2004）以及Haw等（2005）的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利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即线下项目）来进行盈余操控。因此，考察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一定程度上可以探测上市公司是否具有盈余操控的行为。我们用利润总额减去营业利润得到非经常性损益，并经同期行业中位数调整。值得注意的是，非经常性损益只是会计盈余的一个具体组成部分，故而由此捕捉到的盈余操控行为不一定能涵盖企业全部的盈余管理，也未必能表征企业总体的会计信息质量，这是它与之前会计盈余信息含量的一个重要区别。尽管我们的目的在于尝试性地探测公司是否有运用某些具体手段操纵盈余的迹象，但我们提醒读者在解读实证结果时需加谨慎。
2.模型设定
我们构建以下两个模型来检验本文的假说。RETURN=β0+β1×RICH+β2×LIST+β3×ΔE
+β4×RICH×ΔE+β5×LIST×ΔE+β6×RICH×LIST
+β7×RICH×LIST×ΔE+β8×AGE+β9×SIZE
+β10×TOBINQ+β11×STDRET+β12×LEVERAGE
+ε（E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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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γ0+γ1×RICH+γ2×LIST+γ3×RICH×LIST
+γ4×AGE+γ5×SIZE+γ6×TOBINQ+γ7×STDRET +γ8×LEVERAGE+γ9×SEO+γ10×AVLOSS
+γ11×RETURN+μ（EM）
其中，RICH是指示变量，富豪公司定义为1，与其匹配的对照组取值为0；LIST是区分上榜前后的指示变量，上榜之后定义为1，之前为0 。
在ERC模型中，ΔE的系数β3表示上榜前对照组的盈余反应系数，我们预测符号为正。RICH×ΔE 的系数β4表示上榜前富豪组与对照组相比盈余反应系数的差异；LIST×ΔE的系数β5表示上榜后对照组的盈余反应系数与之前相比的变化，它是我们需要控制的时间序列上与上榜本身无关的其他事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对β4和β5的符号我们不做预测。RICH×LIST×ΔE的系数β7是我们感兴趣的，研究假说预测其符号为负，它表示上榜之后富豪组的盈余反应系数与对照组相比、相对于上榜之前的变化，因此β7衡量的是上榜事件对于富豪组会计信息质量的“净影响”。
与之类似，在EM模型中，我们关注的是RICH×LIST的系数γ3，并预测其符号为负，表示与对照组相比，相对于上榜之前，富豪组在上榜之后将更多地操控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方向向下的盈余管理。
上述双重差分的模型设定方法与Bertrand和Mullainathan（2003）以及Hanlon等（2008）类
似。Bertrand等（2004）提到，双重差分模型因
其能够更加坚实地辨识出因果关系并控制住
时间序列上其他因素的影响，故而在经验研究中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
3.控制变量
Chen和Yuan（2004）、Haw等（2005）、王亚平等（2005）的研究发现，当公司具有配股达标和避亏目的时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因此我们在考察非经常性损益操控的EM模型中纳入了配股（SEO）和避亏（AVLOSS）两个变量以控制这种影响，此外我们还在EM模型中控制了业绩（RETURN）对于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Fan等（2007）发现公司在IPO之后具有业绩滑坡的现象，为此，我们加入公司上市年龄（AGE）这个变量。此外，我们在两个模型中对其他公司特征也予以控制，具体包括公司规模（SIZE）、负债率（LEVERAGE）、成长性（TOBINQ）以及风险（STDRET）（Ou and Penman，1989；Fama and French，1992；Fan and Wong，2002）。各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2。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3的Panel A比较了上榜前一年富豪组与其对照组在诸多公司特征方面的描述性统计量。由Panel A可知，除了ROE落入避亏区间[0，1%]的比例两组存在差异以外，富豪组与对照组在市场业绩、盈余变化、上市年龄、规模、成长性、风险以及负
表２变量定义
RETURN ΔE
BL
RICH LIST AGE SIZE TOBINQ STDRET LEVERAGE
SEO AVLOSS
每年1月~12月买入并持有的累积收益率，并经
同期市场收益率调整
本年与上年每股盈余（EPS）之差除以年初股价
利润总额减去营业利润得到非经常性损益，并
经行业同期中位数调整
公司属于上榜富豪控制定义为1；匹配样本则
为0
公司上榜当年及以后年度定义为1；否则为0
从上市年度开始计算的公司上市年龄
年末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每股价格×流通股份数+每股净资产×非流通
股份数+负债账面价值）/总资产账面价值
年度个股日收益率的标准差
长期负债/总资产
如果公司在1996~1998年ROE处于[10%,11%]，
在1999~2000年ROE处于[6%,7%]或[10%,11%]，
自2001年之后ROE处于[6%,7%]，定义为1；否
则为0
如果公司当年ROE处于[0,1%]，定义为1；否则
为0
表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Panel A:上榜前一年富豪组和对照组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RETURN
ΔE
BL
AGE
SIZE
TOBINQ
STDRET
LEVERAGE
SEO
AVLOSS
富豪组
平均值
0.035
0.004
0.010
5.940
20.870
1.697
0.024
0.052
0.060
0.000
标准差
0.402
0.030
0.026
2.867
0.530
0.601
0.006
0.076
0.240
0.000
中位数
-0.073
0.000
0.005
5.500
20.890
1.569
0.024
0.014
0.000
0.000
对照组
平均值
0.010
0.007
0.002
6.059
20.842
1.551
0.024
0.046
0.157
0.078
标准差
0.349
0.038
0.023
2.880
0.557
0.501
0.005
0.071
0.362
0.272
中位数
-0.051
-0.001
0.001
5.000
20.909
1.427
0.025
0.015
0.000
0.000
平均值差异
（p值）
0.745
0.696
0.110
0.836
0.792
0.190
0.557
0.722
0.121
0.044
中位数差异
（p值）
0.995
0.656
0.302
0.886
0.839
0.268
0.620
0.967
0.120
0.044
Panel B:全样本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RETURN
ΔE
BL
AGE
SIZE
TOBINQ
STDRET
LEVERAGE
SEO
AVLOSS
观测数
686
686
686
686
686
686
686
686
686
686
平均值
0.017
-0.002
0.004
7.219
21.071
1.462
0.026
0.055
0.105
0.060
标准差
0.423
0.040
0.025
3.174
0.682
0.530
0.007
0.073
0.307
0.237
第一分位
-0.204
-0.012
-0.004
5.000
20.635
1.092
0.021
0.002
0.000
0.000
中位数
-0.044
-0.002
0.002
7.000
21.042
1.287
0.025
0.025
0.000
0.000
第三分位
0.155
0.004
0.013
9.000
21.453
1.700
0.029
0.082
0.000
0.000
注：变量定义见表2。
--110
债率等方面均没有明显差异，这说明对照组与富豪组的匹配程度比较理想。由于公司特征亦有可能影响到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Kothari，2001），而Panel A的初步比较则可使我们对之后的实证发现并非主要由两组样本的公司特征差异所驱动建立起一点信心，尽管在多元回归分析中我们仍将控制这些公司特征变量。
表3的Panel B汇报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为了避免极端值对结果的影响，我们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此外，我们还将富豪公司和全体上市公司做了比较 ，Wilcoxon秩和检验的结果显示，除了成长性之外，在公司规模、负债率以及风险方面，两组均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本文的处理样本（treatment sample）在公司特征方面具有一定的总体代表性，从而亦有利于我们的结论具有一般性。
（二）回归分析
表4的Panel A报告了ERC模型的全样本回归结果，在此模型中，我们用盈余反应系数来从总体上衡量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我们关心的是RICH×LIST×ΔE前面的系数，它反映的是上榜前后对于富豪组而言因上榜而导致的会计信息质量的净变化，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预测其符号为负。方程（1）未加入其他控制变量，方程（2）纳入了公司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由于结果类似，我们仅就方程（2）进行分析。
方程（2）的结果显示，RICH×LIST×ΔE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富豪公司在上榜之后其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与同期非富豪公司的对照组相比有显著下降，这与我们的预测一致，从而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同时，我们发现ΔE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会计盈余在总体上能够捕捉和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Francis et al.，2005；Han?lon et al.，2008）。RICH×ΔE的系数仅在边际上显著为正，表明富豪公司在上榜前其盈余反应系数略高于对照组，但是这种差别并不明显。LIST×ΔE的系数用于捕捉在上榜之后是否于同一时期有其他事件导致盈余反应系数发生变化，统计上并不显著。此外，公司特征对于因变量亦具有较强的解释力。AGE符号显著为负，说明公司在IPO之后随着上市年龄的增加业绩有下滑趋势，这与Fan等（2007）的研究发现一致。规模越大和成长性越强的公司，其股票收益率越高。个股收益率波动程度、负债率与股票收益率呈正相关关系，表明较高的风险需要更多的风险补偿。
表4的Panel B报告了EM模型的全样本回归结果，在此，我们考察上榜之后富豪公司是否有盈余操控的行为，主要关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前后的变化，即RICH×LIST的系
数。在简化的方程（1）中，我们未纳入任何控制变量，RICH×LIST系数的符号与预期一致，但只在边际上显著（p值=0.140）。当纳入其他公司特征变量之后，方程（2）中RICH×LIST的系数在5%的水平显著为负（p值=0.025），这说明富豪公司在上榜之后，相对于对照组的非富豪公司，其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相比上榜前被显著做低，我们推测富豪公司在上榜之后采取了方向向下的盈余管理，而操控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是其中一个具体体现。有趣的是，RICH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上榜前富豪公司与对照组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上有明显差异，这可能由其他因素导致。LIST捕捉的是上榜之后同期的其他事件对于盈余管理的可能影响，这是我们需要控制的混淆效应，结果并不显著。SEO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具有配股动机的公司越少做低非经常性损益的行为，但避亏动机（AVLOSS）对于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不显著。此外，规模、负债率和
表４全样本回归结果
Panel A：ERC模型
截距
RICH
LIST
ΔE
RICH×ΔE
LIST×ΔE
RICH×LIST
RICH×LIST×ΔE
AGE
SIZE
TOBINQ
STDRET
LEVERAGE
N Adj.R
2
Panel B：EM模型
截距
RICH
LIST
RICH×LIST
AGE
SIZE
TOBINQ
STDRET
LEVERAGE
SEO
AVLOSS
RETURN
N Adj.R
2
(1)
系数
0.0470.082
-0.069
1.611
2.318
1.028
-0.095
-3.738
6865.80%
因变量=BL
(1)
系数
0.0030.008
-0.001
-0.006
6861.23%
*
**
**
***
因变量=RETURN
p值0.175
0.0970.129
0.0420.126
0.3360.140
0.038
p值0.233
0.0080.729
0.140
(2)
系数
-3.793
0.0380.031
1.899
2.377
0.645
-0.077
-4.199
-0.018
0.1510.340
8.9410.467
68623.67%
(2)
系数
-0.114
0.008
-0.002
-0.008
0.0010.005
0.0030.011
0.0330.006
-0.004
0.008686
6.60%
***
****
******
******
*****
******
**
***
***
***
p值0.000
0.4000.480
0.0080.082
0.5040.191
0.0100.001
0.0000.000
0.0000.020
p值0.002
0.0050.578
0.0380.128
0.0030.156
0.9390.014
0.0780.355
0.002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统计显著（双尾检验）。变量定义见表2。
-
-111
业绩也与非经常性损益相关。规模越大，公司抗风
险能力越强，因而更少可能发生非经常性亏损。负
债率高的公司则更有动机避免做低非经常性损益
防止触犯债务合约条款。而业绩越好的公司，发生
非经常性亏损的可能也越小。
综合表4的全样本回归结果，无论是从总体上
表征信息质量的会计盈余信息含量，还是从作为盈
余管理的一个具体方面的非经常性损益操控来看，
都表明富豪公司在上榜之后其会计信息质量有明
显下降，并且这种下降是借助双重差分模型，利用
匹配样本分离出时间序列上的混淆效应（confound?ing effects）后识别出来的，因而较为准确和可靠。总体观之，上述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
（三）拓展性分析
上文的实证结果发现富豪公司在上榜之后其
会计信息质量有显著下降，我们将之归因于上榜事
件引起政治成本的陡增，从而促使上榜富豪有动机
采用降低会计信息质量的策略来规避或减轻这种
政治成本。然而，上榜之后会计信息质量下降的现
象是否确实是通过政治成本这一影响机制所导致，
我们还需进一步的分析和检验。给定上榜将导致
不同公司其政治成本上升程度存在差异，假如我们
能够找到影响政治成本上升程度差异的具体因素，
并且在实证上观察到会计信息质量下降程度的差
异的确与这些因素的变动相关，那么会计信息质量
的下降是通过政治成本上升所导致——这一“政治
成本假说”的逻辑链条便将更为坚实和可靠。
前文的理论分析表明，至少部分内生于我国制
度转型过程中制度建立及其执行欠完善的客观现
实，我国企业家在经营企业时可能需要进行“不守
规矩”的制度突破和制度创新，尽管这在事后有可
能被追认为合法的突破和制度创新而加以推广（Li et al.，2006），但是，另一方面，也有证据表明，部分企业家在公司经营过程中也确实做过一些不符合商业道德乃至违法之事（魏和平，2006）。后一情形使得部分企业家的财富积累多少蒙上了一层灰色阴影，更有甚者，被贴上了“原罪”的标签。“胡润百富榜”将其大名列上榜单之时，其财富及其积累方式也曝光于传媒和公众的视野之中。对于这些富豪而言，公众的关注和质疑，使之面临原罪被追溯和清算的可能陡增，因而其政治成本的上升尤为剧
烈。因此，我们预期，对于这些具有“原罪”嫌疑的上榜富豪，因其面临更高的政治成本，将更有动机去降低会计信息质量，来规避或减轻上榜带来的政治成本。
然而，在实证上度量“原罪”具有很大的挑战。原因在于，“原罪”并无确切的定义却又涵盖甚广（包括但不限于非法集资、虚报注册资本、挪用资金、非法侵占、走私、诈骗、寻租、偷漏税等等，不一而足），导致实证上难以全面以及有效的识别。故而，我们在此只是抛砖引玉，探索性地试着度量“原罪”的一个方面——公司是否逃税，具体理由有以下几点。首先，囿于税收征管机关的资源限制和信息劣势，以及企业公民纳税意识不强，逃税这一现象在我国现阶段确实客观存在，甚至还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 （Cai and Liu，2009）。其次，与其他具有较大争议的行为不同，逃税是明确违反税法的行为，故而确属原罪之一 。第三，逃税行为可能和其他违法行为高度相关，对逃税的识别可能实际上附带识别了其他违法行为，从而使得逃税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对原罪的整体表征。最后，企业纳税方面的数据可以公开获得，使得实证研究可具操作性，并且减少了人为识别其他具体原罪类别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基于以上4点原因，我们用是否逃税来表征原罪，将富豪组进一步划分为原罪嫌疑组和非原罪嫌疑组。假定公司逃税的行为具有习惯性，并且上榜之后税收机关的征管力度有所加强 ，那么，如果富豪公司上榜之后一年的实际所得税率大于上榜前一年的实际所得税率，我们则定义该公司为逃税 。我们意识到，以此来识别逃税存在一定的噪音，以逃税与否来划分原罪嫌疑组和非原罪嫌疑组也可能导致“错判”。然而，由于这种噪音和“错判”将导致更不利于（bias against）发现我们所推断的结果，因此，如果接下来的实证发现却确如我们所预期，即上榜后原罪嫌疑组的会计信息质量比非原罪嫌疑组下降更多，那么本文的“政治成本假说”实际上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尽管上述定义逃税的噪音和可能的“错判”确实对检验的效力（test power）客观上有所损害。
表5的Panel A是划分原罪嫌疑组后的ERC模型，依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我们感兴趣的是RICH×LIST×ΔE的系数。我们发现，在原罪嫌疑组
--112
中，RICH×LIST×ΔE的系数显著为负，在非原罪嫌疑组中，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说明，在上榜之后，原罪嫌疑组的富豪公司其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的下降程度要甚于非原罪嫌疑组。表5的Panel B则考察了划分原罪嫌疑组后的EM模型。与预期一致，在原罪嫌疑组中，RICH×LIST的系数显著为负，而在非原罪嫌疑组中，尽管其符号为负，但不显著。这意味着原罪嫌疑组的富豪公司在上榜之后具有更多向下操控非正常性损益项目的行为，其程度要甚于非原罪嫌疑组。
以上结果表明，相对于非原罪嫌疑组，原罪嫌疑组的富豪公司在上榜之后因其政治成本增加的程度更大，导致其更有动机通过降低会计信息质量来规避或减轻政治成本。至此，本文的“政治成本假说”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
六、稳健性检验
（一）富豪是否自选择上榜
本文认为对于富豪及其公司而言，首次登上“胡润百富
榜”是具有“自然实验”性质的事件，从而用上榜引起的政治
成本的外生变化来检验其对信息质量的因果影响。但是，
首次上榜是否是富豪自选择的结果呢？
对此，我们分两种情况来讨论。首先，考虑富豪主动寻
求上榜的可能性。根据公开的榜单编制方法，胡润团队对
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财富计算方法是用公司8月31日
的收盘价乘以其所持股份算出 。由于此类数据都是客观
可核实的，且测算出来的个人财富规模也要在榜单中如实
披露，故而我们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富豪为了寻求
上榜而与胡润合谋的可能性。那么，除此之外，富豪是否还
有其他方式来使自己入选榜单呢？Kothari等（2009）发现，
经理人可以通过操控好、坏消息的披露时机来影响股价，给
定富豪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在短期内没有大的变动，我们遂
考察其是否有利用信息披露时机来操控股价的行为从而达
到上榜的目的。为避免4月30日之前年报信息的干扰，同
时，鉴于胡润团队计算富豪个人财富所用的是8月31日的
收盘价，于是我们将考察的区间定在5月初至8月末，计算
在此期间的股票收益率。我们发现，富豪公司于首次上榜
当年在此期间经市场调整的累积收益率均值（中位数）是0.016（0.001），对照组是0.037（-0.020），而其他非富豪公司的全体样本则是0.013（-0.013），T检验和Wilcoxon秩和检
验都不能拒绝富豪组和它们没有显著差异的假设。因此，
总体上我们未能发现富豪采取人为手段主动上榜的证据。
我们接下来考察富豪是否主动规避上榜。我们从相关
媒体了解到，少数富豪确实曾与胡润商榷“不要上榜”，可是
结果却仍是“下榜无望”（康健，2005），因此我们推测不存
在大部分富豪成功规避的情况。即使确有漏网之鱼，退一
步言之，我们认为，个别观测的缺失不会对我们的实证结果
产生特别严重的影响。诚然，在数据搜集过程中，我们发现
个别富豪在首次上榜之后再也没有上榜（我们猜测这有可
能是成功商榷的结果），然而本文考察的是首次上榜事件，
假定首次上榜在事前更难以预见，那么富豪主动规避的可
能性就愈小。此外，上文有关股票收益率的证据亦从一个
侧面说明，总体看来富豪没有向下操控股价使之避免首次
上榜的证据。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富豪上
榜是自选择的结果。因此，将富豪首次上榜视为具有“自然
表５区分原罪嫌疑的分组回归结果Panel A：ERC模型
截距
RICH
LIST
ΔE
RICH×ΔE
LIST×ΔE
RICH×LIST RICH×LIST×ΔE
AGE
SIZE
TOBINQ
STDRET
LEVERAGE
N
Adj.R2 Panel B：EM模型
截距
RICH
LIST
RICH×LIST
AGE
SIZE
TOBINQ
STDRET
LEVERAGE
SEO
AVLOSS
RETURN
N
Adj.R2
(1)原罪嫌疑组
系数
-3.854
0.036
0.043
0.678
5.828
1.670
-0.058
-7.282
-0.014
0.149
0.326
11.586
0.461
385
24.63%
(1)原罪嫌疑组
系数
-0.134
0.010
-0.005
-0.013
0.002
0.006
0.003
-0.093
0.036
0.007
-0.005
0.008
385
11.39%
***
***
***
**
***
***
***
*
***
***
***
***
**
**
*
**
因变量=RETURN
p值
0.000
0.536
0.438
0.487
0.002
0.197
0.438
0.001
0.048
0.000
0.000
0.000
0.089
因变量=BL
p值
0.008
0.010
0.181
0.008
0.001
0.011
0.294
0.631
0.046
0.050
0.347
0.022
(2)非原罪嫌疑组
系数
-4.173
-0.024
-0.025
3.168
3.525
-0.351
-0.025
-3.700
-0.025
0.174
0.409
4.337
0.385
241
25.12%
(2)非原罪嫌疑组
系数
-0.083
0.010
0.004
-0.002
-0.001
0.003
0.007
0.427
0.022
0.004
-0.004
0.008
241
7.66%
***
***
**
***
***
*
*
*
**
p值
0.000
0.785
0.766
0.007
0.413
0.824
0.821
0.439
0.032
0.000
0.000
0.261
0.263
p值
0.171
0.065
0.436
0.724
0.348
0.271
0.067
0.067
0.286
0.430
0.558
0.030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统计显
著（双尾检验）。变量定义见表2。
-
-113
实验”性质的外生事件是可以接受的。
（二）其他替代解释
首先，富豪首次上榜可能因为公司市值增加而导致，假如这种市值的变化与会计信息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那么本文发现上榜后会计信息质量下降则有可能是市值的变化所造成的。为此，我们首先考察了富豪公司在首次上榜当年与上榜前一年其公司市值是否具有显著差异。结果显示，上榜当年公司市值只是较之前略有增加，均值从285083.4（单位：万元）增加到290184.3，T 统计量对应的P 值分别为0.91，并不显著。接下来，我们对每年年末的公司市值取自然对数MVE ，并构造MVE 与ΔE 的交叉项来控制公司市值变化对于ERC 的可能影响，在ERC 模型中纳入MVE 和MVE×ΔE 来重复本文的实证检验。表6的第（1）栏报告了多元回归的结果：在ERC 模型中，RICH×LIST×ΔE 前面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这说明在控制了公司市值变化的影响之后，富豪公司在上榜后其会计盈余信息含量仍有显著下降。而表7的（1）、（2）两栏则表明，ERC 的下降仍然主要在原罪嫌疑组中表现得较为强烈。事实上，富豪首次上榜也可能是因为榜单规模扩大导致（见注⑥），而与市值变化无关。我们对因为榜单首次发布以及由于榜单规模扩大而导致首次上榜的进行统计，共计15家富豪公司，大概占到本文样本的30%。基于上述检验和分析，我们认为，在本文的样本中，富豪因为其公司市值变化而导致首次上榜，公司价值变化又与会计信息相关的这种担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
其次，富豪公司在上榜之后经营风险有可能增加，风险影响RETURN ，从而亦有可能导致ERC 的下降。故而，尽量控制风险因素成为必要。为此，我们在本文的ERC 模型中纳入了年度个股日收益率的标准差STDRET ，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风险对于RETURN 的影响。在此，我们进一步纳入STDRET 与ΔE 的交叉项，来控制风险的变
化对于RETURN 和ΔE 的关系（ERC ）的影响。由表6的第（2）栏可知，全样本中RICH×LIST×ΔE 的系数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并且，表7的（3）\（4）两栏也显示，原罪嫌疑组的ERC 仍然下降得更为明显。然而，我们意识到，用STDRET 来衡量风险，可能不足以让人信服。于是，我们借鉴相关文献，进一步探测假如使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风险，本文的实证结果是否依然稳健。我们考察了另外3个衡量风险的指标，一个是DEBTCOST ，一个是BETA ，一个是RESSTD ：由于风险将影响到资本成本，于是我们用财务费用/（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来作为对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衡量，一定程度上可以捕捉公司的风险状况；BETA 是借鉴了Collins 和Kothari （1989）及Chen 等（2010），分年度用个股周收益率对市场收益率进行回归，得到的斜率系数即是BETA ；RESSTD 则是用上述方程回归得到的残差，取其标准差作为风险的衡量（Chen et al.，2010；Chan and Wu ，2011)。我们在ERC 模型中分别纳入DEBTCOST 和DEBTCOST×ΔE 、BETA 和BETA ×ΔE 以及RESSTD 和RESSTD ×ΔE ，考察本文的实证结果是否对于不同风险指标的选取比较敏感。表6的（3）~（5）栏显示，无论选取何种指标来衡量风险，全样本回归中，RICH×LIST×ΔE 的系数均在5%水平以上显著为负，而表7的（5）
表６稳健性检验（全样本回归）
ERC 模型
截距RICH LIST ΔE RICH×ΔE LIST×ΔE RICH×LIST RICH×LIST×ΔE AGE SIZE TOBINQ LEVERAGE MVE MVE×ΔE STDRET STDRET×ΔE DEBTCOST DEBTCOST×ΔE BETA BETA×ΔE RESSTD RESSTD×ΔE N Adj.R 2
因变量=RETURN
(1)系数-3.1140.0340.037-29.7472.6240.773-0.067-4.330-0.0150.2110.5530.5531.5388.18968623.62%****************************p 值0.0000.4460.3950.0030.0550.4250.2530.0080.0040.0000.0050.0050.0020.000(2)系数-3.7820.0350.025-1.3512.4910.701-0.075-4.284-0.0170.1500.3410.4648.886111.36668624.09%***********************p 值0.0000.4390.5640.4170.0680.4670.2020.0080.0010.0000.0000.0200.0000.031(3)系数-3.1570.030-0.009-0.0933.4361.778-0.067-5.306-0.0160.1330.3200.5420.08816.88060220.86%*********************p 值0.0000.5520.8550.9340.0170.0950.2980.0020.0030.0000.0000.0110.8210.057(4)系数-3.2260.0300.0182.5352.6210.915-0.078-4.427-0.0160.1330.3390.5060.024-0.72368621.80%********************p 值0.0000.5100.6840.0410.0590.3500.1950.0070.0020.0000.0000.0130.5860.435(5)系数-3.6450.0400.023-0.8422.0420.526-0.084-3.641-0.0190.1480.3170.4204.42851.244686
25.31%
*********************p 值
0.0000.3700.6030.5090.1320.5820.1500.0240.0000.0000.0000.0340.0000.014注：*、**和***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统计显著（双尾检验）。变量定义见表2。
-
-114
~（10）栏的分组检验也都表明，ERC的下降主要体现在原罪嫌疑组的子样本中。因此，在尽可能控制风险影响的情况下，本文发现上榜后富豪公司会计盈余信息含量的显著下降是较为稳健的。
最后，EM模型的结果显示，富豪公司在上榜后具有向下操控非经常性损益的现象。然而，这是否是由于富豪公司为了在当期规避更加严厉的税收监管（从而面临更高的实际税率）而向下做低盈余呢？尽管我们无法完全排除这一解释，然而，考虑到税法规定大部分非经常性损失（比如营业外支出）不可以在当期税前抵扣，因此我们认为做低不能税前抵扣的非经常性损益更可能偏向“政治成本假说”而不是出于避税目的的盈余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通过非经常损益项目做低利润不能降低“当期”纳税额，但是这种措施却可能有效降低富豪公司被媒体以及税务当局关注的程度，从而在概率上避免被税务当局对公司的“前期”纳税情况进行“翻旧账”式的追溯监管。我们也确实发现某些富豪公司因为上榜引发了税务当局对“前期”（而非“当期”）纳税情况进行追溯监管，我们认为，这也是监管加强的一种表现，属于“政治成本”的范畴 。
（三）其他检验
本文预测富豪上榜带来的政治成本将导致其会计信息质量下降，然而，在富豪榜早期阶段，富豪出事可能较少，上榜富豪可能未必感知到上榜带来政治成本的显著上升。为此，我们试着将早期上榜富豪的上榜年份推后（即假定在2001年之前首次上
榜的富豪迟至2001年才首次上榜），变换LIST的赋
值，重新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全样本与分组检验
的发现仍然与预期一致，但在ERC模型的检验中RICH×LIST×ΔE的系数是-8.651，要比之前表4报告的系数-4.199更负，这说明确实可能在上榜的后期
政治成本显著增大。更进一步，我们剔除掉早期首
次上榜的富豪公司，单独检验在后期才首次上榜的
富豪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结论也没有变化。此
外，如果将早期上榜富豪的上榜年份假定推后至2002年，上述发现依然稳健。考虑到如果上榜初期政治成本的增加并不明显，那么，上榜对于会计信
息质量应当没有显著的影响，从而这将削弱（bias against）我们发现显著结果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在正文中报告的结果可能是比较保守的。
有关会计盈余信息含量的研究发现，公司的规
模、成长性、负债水平也可能对会计盈余和股票收
益率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Collins and Kothari，1989；Dhaliwal et al.，1991；Fan and Wong，2002）。为此，在ERC模型中，我们分别以及一齐加入SIZE、TOBINQ、LEVERAGE与ΔE的交叉项。结果显示，RICH×LIST×ΔE的系数大小、符号及显著性水平均保持不变。
由于在早期上榜的那些富豪在同行业内难以
找到可以匹配的民营企业，受此客观数据限制，我
们未能在民企中找到足够的匹配样本，因此，本文
表７稳健性检验（区分原罪嫌疑的分组回归）
ERC模型
截距
RICH
LIST
ΔE
RICH×ΔE LIST×ΔE RICH×LIST RICH×LIST×ΔE AGE
SIZE TOBINQ LEVERAGE MVE
MVE×ΔE STDRET STDRET×ΔE DEBTCOST DEBTCOST×ΔE BETA BETA×ΔE RESSTD RESSTD×ΔE N Adj.R
2
因变量=RETURN
(1)原罪嫌疑组
系数
-3.5470.034
0.048-30.564
5.6511.567
-0.056-7.328
-0.012
0.1890.580
0.1461.526
10.622
38525.42%
***
*****
****
*****
*****
***
p值0.000
0.5470.380
0.0150.003
0.2270.455
0.0010.082
0.0000.030
0.0000.013
0.000
(2)非原罪嫌疑组
系数
-3.098-0.031
-0.015-11.070
3.317-0.095
-0.018-4.208
-0.020
0.2640.456
0.1330.690
3.734
24122.14%
***
*
***
***
p值0.002
0.7270.858
0.7080.452
0.9540.876
0.3890.083
0.0000.192
0.0070.632
0.348
(3)原罪嫌疑组
系数
-3.7780.027
0.038-4.210
5.3351.323
-0.056-6.678
-0.0140.145
0.3280.483
11.867181.027
38525.50%
***
****
*****
******
*
*****
p值0.000
0.6350.491
0.0710.005
0.3060.457
0.0030.042
0.0000.000
0.074
0.0000.021
(4)非原罪嫌疑组
系数
-4.198-0.024
-0.0321.080
3.544-0.088
-0.025-3.572
-0.0240.176
0.4080.373
4.05864.121
24125.00%
***
*****
***
p值0.000
0.7830.709
0.7070.411
0.9560.819
0.4550.039
0.0000.000
0.279
0.2950.427
(5)原罪嫌疑组
系数
-3.0070.021
0.0010.296
6.2721.989
-0.051-7.733
-0.0150.127
0.3150.484
-0.4594.244
-0.4594.244
34121.34%
***
***
*****
******
p值0.000
0.7610.990
0.8540.002
0.1700.550
0.0010.049
0.0010.000
0.1110.408
0.762
0.4080.762
(6)非原罪嫌疑组
系数
-3.164-0.052
-0.0560.018
6.8741.600
0.025-6.776
-0.0230.134
0.3060.745
0.77924.061
0.77924.061
21221.74%
***
*****
*****
*
*
p值0.002
0.5700.516
0.9920.106
0.3410.829
0.1540.041
0.0040.000
0.031
0.210.06
(7)原罪嫌疑组
系数
-3.1500.015
0.0201.907
6.6312.063
-0.041-7.762
-0.0140.128
0.3200.562
0.060-1.253
0.060-1.253
38521.63%
***
***
****
******
**
p值0.000
0.7970.722
0.3090.001
0.1180.598
0.0010.052
0.0000.000
0.0420.299
0.375
0.2990.375
(8)非原罪嫌疑组
系数
-3.753-0.023
-0.0292.244
3.432-0.117
-0.038-3.730
-0.0210.160
0.4090.348
-0.0240.811
-0.0240.811
24124.44%
***
****
***
p值0.000
0.7900.732
0.3400.431
0.9420.733
0.4440.068
0.0000.000
0.3180.766
0.679
0.7660.679
(9)原罪嫌疑组
系数
-3.7370.038
0.033-2.852
4.6281.516
-0.067-5.801
-0.0150.149
0.3040.347
5.94169.712
5.94169.712
38527.86%
***
**
*****
******
*****
*****
p值0.000
0.4980.542
0.1000.014
0.2350.365
0.0100.032
0.0000.000
0.1960.000
0.019
0.0000.019
(10)非原罪嫌疑组
系数
-4.105-0.019
-0.0280.304
3.635-0.285
-0.030-3.379
-0.0260.173
0.3900.384
2.33249.797
2.33249.797
24125.77%
***
*****
***
p值0.000
0.8290.740
0.8950.397
0.8560.786
0.4780.023
0.0000.000
0.2620.150
0.171
0.1500.171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统计显著（双尾检验）。变量定义见表2。
-
-115
关于配对样本的选择并未局限于民企。为了控制企业性质的差异对结论的潜在影响，我们在ERC模型中纳入PRIVATE（如果是民企取1，否则为0）和PRIVATE×ΔE，在EM模型中纳入PRIVATE，全样本和分组检验的结果均与正文中一致，没有任何变化。更进一步，为了减轻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由于配对样本的选择所驱动的担心，我们试着不配对，对富豪组进行上榜前后ERC和EM模型的检验，实证结果依然不变。
在正文中，我们采用本年每股盈余（EPS）与上年每股盈余之差再除以年初股价来衡量ΔE，但可能的股票拆分以及增资扩股带来的股本变动亦有可能对实证结果造成影响。为此，我们改换ΔE的算法，用本年净利润与上年净利润之差除以年初（年末）公司股票市值，得到新的ΔE，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股票拆分的效应。重复本文的检验结果显示，无论在全样本回归还是在分组回归中，实证结果依然稳健。接下来，我们干脆将所有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它们有可能是增资扩股造成股本增加）找出来，剔除这些观测，重复本文的检验，结果仍然不变。Hayn（1995）发现亏损公司的盈余信息含量较低，而亏损公司也可能进行巨额利润冲销（big bath）。因此，本文的结果可能受到亏损公司的影
响。为此，我们将亏损公司剔除掉，重新检验ERC 模型和EM模型。我们发现，ERC模型中RICH×LIST×ΔE的系数大小、符号均不变，且在1%水平上显著；EM模型中RICH×LIST符号为负，但不显著，进一步考察发现，分样本检验中原罪嫌疑组的RICH×LIST的系数仍然在5%的水平显著为负。
本文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来衡量盈余管理，是借鉴了Chen和Yuan（2004）以及Haw等（2005）的研究设计。我们也用Jones模型以及经业绩匹配的Jones模型（Kothari et al.，2005）估计出来的操控性应计（discretionary accrual）来衡量盈余管理，重新检验EM模型。尽管RICH×LIST的系数仍然为负，与预期一致，但不显著。我们推测，这可能与操控性应计的估计误差较高有关（Herrmann et al.，2003），或者，经常性损益因其具有较高的持续性而被更多地用于公司的各类合约条款之中（Li，2010），为避免触犯合约条款引致不利后果，公司更倾向于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而不是经常性损益项目）来操控盈余（Dechow et al.，2010）。尽管上述理由可以部分解释为何操控性应计不显著，但我们仍然提醒读者需谨慎解读非经常性损益的实证结果。
考虑到本文主体部分采用的是非平衡面板数据，这种数据结构特征可能对实证结果有所影响。于是我们选取上榜前后各三年、各两年平衡面板的子样本来重新检验，结论不变。
此外，我们分别控制行业效应以及采用公司层面的固定效应模型来重新检验ERC模型和EM模型，结论不变。
综上所述，在考虑上榜政治成本在时间序列上的差异、加入更多控制变量、采用不配对的方法、考虑股本变动效应、剔除亏损公司、选取平衡面板子样本、采用其他模型设定进行测试之后，本文的研究结果仍然不变，较为稳健。
七、总结与讨论
本文实证检验了在新兴市场和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下政治成本在塑造会计信息质量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利用上市公司控制人首次登上“胡润百富榜”这一具有“自然实验”性质的外生事件，更加坚实地考察了政治成本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了确保实证结果并非由于时间序列上其他事件带来的混淆效应（confounding effects）所引起，我们找到非富豪公司作为匹配样本，并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估计。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富豪公司在上榜后其会计信息质量有显著下降，不但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显著降低，亦有迹象表明富豪公司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向下的利润操控。此外，我们还发现，上述现象在那些具有原罪嫌疑的富豪公司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基本一致。因此，总体来看，政治成本确是导致上市公司信息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本文为理解新兴市场中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此外，本文的研究也试图丰富和增进人们对于政治成本理论内涵的理解：传媒和公众的关注以及原罪被追溯和清算的威胁，亦是政治成本的可能来源，这对于理解经济转轨的制度环境中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是如何被决定的这一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其次，本文还对有关政治成本的现有文献
--116
在研究设计方面有较多改进，这表现在利用外生事件考察因果关系以及寻找匹配样本控制混淆效应，从而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内部有效性。再次，由于我们考察的是寻常情境下的上榜事件，并且样本公司的行业分布比以往研究的单一行业更为广泛，这使得本文在研究结论的一般性和外部有效性方面也得到了一定的拓展。最后，基于中国政治成本研究的结论不一致的现状，本文通过选取合适的外生事件以及采用良好的研究设计论证了政治成本假说在我国的适用性，较为有效地解决了现有研究存在的争议。
Ramanna和Roychowdhury（2010）认为未来关于政治成本的研究应当进一步深入考察政治过程在塑造会计报表方面的作用，而Guay（2010）则指出需要更广泛的寻常情境来检验公众的负面关注对于企业信息生产过程的影响，因此，本文可视作对二者呼吁的回应。然而，本文还留有一些有趣的问题未能回答，比如（1）公司能否通过降低会计信息质量从而成功地规避或者减轻上榜引起的政治成本呢？（2）假定会计信息质量的下降将影响到与其他合约方的合约结构（比如债务合约、经理人的薪酬合约），那么公司是如何在政治成本和其他合约约束之间做出权衡的呢（Dechow et al.，2010；Brickley and Zimmerman，2010）？我们将这些尚未回答的问题留待以后的研究。
（作者单位：叶青、李光青，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李增泉，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责任编辑：尚增健）
注释
①富豪上榜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自然实验”的性质，请参见稳健性检验部分对此的详细讨论。
②其立论依据是，大企业在政治上更为醒目（politically visible），更有可能因涉嫌垄断或其他问题而遭到当局的不利管制，因此，大企业更有可能选取降低利润的会计政策或进行方向向下的盈余管理来规避或减轻这种政治敏感性（political sensitivity）。
③主要的批评基于以下3点理由，（1）规模大的企业更具政治影响力，企业规模和政治成本之间的正向关系未能让人完全信服；（2）规模大的企业主要集中于石油行业，规模差异捕捉的可能仅是行业类别的差异；（3）企业规模与其融资、投资政策相关（Smith and Watts，1992），而后者对会计信息生产过程具有影响（DeFond and Jiambalvo，1994；Li，2010；Skinner，1993），因此实证上观察到的规模与会计选择之间的相关关系存在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④主要的难处在于，（1）管制措施往往施加于行业整体，
导致同行业内无法找到不受事件影响的匹配样本；（2）即使特定事件（比如反垄断调查）只是针对行业内的某些企业，使得寻找同行业的匹配样本成为可能，但此类企业因其规模巨大，在行业内罕有其匹，导致不受该事件影响的同行业其他企业因规模悬殊而难以具备与之匹配的可比性，因此，寻找恰当的匹配样本殊为困难。我们注意到，Monem（2003，p.755）以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同行业企业作为控制样本，然而两国地理、经济和政治环境以及汇率的客观差异有可能导致两国的企业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异；Cahan（1992，p.89）则用一国之内不受反垄断调查的同行业企业作为匹配样本，但匹配样本的资产规模只及处理样本（treatment sample）的1/7。故而这些研究对于匹配样本的选择都不甚理想。
⑤制度创新的具体方式包括公开建言、私下劝说、特事特办（making cases of exceptions）以及先斩后奏（exante invest?ment with expost justification），更详细的举例请参见Li等（2006）。
⑥“胡润百富榜”是中国第一家对中国内地富豪进行排名并获得极大影响力的榜单，1999年首次发布上榜富豪信息。1999~2000年每年上榜人数为50，2001~2004年每年上榜人数为100，2005年、2006年上榜人数分别为400、500。此前《福布斯》于1995年曾经做过一个中国富豪榜，但上榜人数仅20人，并且后来因难以操作而中断，影响力较小（吴晓波，2008）。因此，本文选取上榜覆盖面更广、影响力更大并且连续发榜的“胡润百富榜”作为考察对象。
⑦例如，2005年上榜富豪严介和声称“胡润榜没出来之前，我的信息量是二十几万条，出来之后是四十几万条”，传媒和公众之关注由此可见一斑（白红义，2006）。
⑧据报道，在“2006年胡润百富榜”出炉后，曾有人向佛山市国税部门写信举报上榜富豪周伟彬，信中称“周伟彬为何有钱不缴纳欠税”，随后周伟彬因涉嫌巨额偷税被刑事拘留（魏和平，2006）。由此可见，利润状况和财富规模（“有钱”与否）不但影响到公众对富豪的关注，而且还牵涉到对富豪企业的问题是否情有可原的合理性判断，从而影响政治成本。
⑨据《上海证券报》报道，上榜富豪严介和曾对媒体表示：“今后将不再公开收购国企的情况，媒体报道给公司运作带来了不小压力”（陈建军，2006）。由此可见，上榜富豪具有降低信息披露质量的动机并且是付诸行动的。
⑩符合以下标准的一点或几点，我们认为上榜富豪实际上控制上市公司：（1）上榜富豪本人或其家族成员是上市公司的最终控制人；（2）上榜富豪本人或其家族成员担任上市公司高管；（3）上榜富豪本人及其家族或其控制的公司持有上市公司10%以上的股权。本文中的样本绝大多数属于第一种情况。
如若富豪在公司上市之后的下一年度旋即上榜，则在上榜前只有一年（即上市当年）的观测，这将导致在后文的实证检验中我们无法对其上榜之前、上市当年的每股盈余的变化ΔE（当年盈余减去前一年盈余）进行计算，因此我们剔除了此类样本，共计6家上市公司。
这也是我们对“胡润百富榜”的考察截至2005年的原因。
我们发现，少数富豪上榜后有可能不再控制该上市公司（比如将所持股份转让），如若发生这种情形，我们将这些富豪上榜之后不再控制该上市公司的年度观测予以剔除，因此，我们保留的是上榜富豪实际控制该上市公司的观测。
由于公司规模通常作为企业信息环境的一个衡量指标，我们以之作为匹配标准（Atiase，1985；Freeman，1987）。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胡润百富榜”的编制方法，富豪个人财富的计算是由股价乘以富豪所持股数得出，因此，富豪的个人财富并
-
-117
不完全等同于公司规模（具体编制方法，请参见http://old.hur?https://www.doczj.com/doc/f412365052.html,/listcn71.aspx）。与以往研究反垄断调查对超大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的文献相比，本文不会因为上市公司规模悬殊而无法找到匹配样本，这是本文在研究设计上的一个取巧之处。
“财务状况正常”是指会计净资产为正，并且市场价值大于总负债。我们认为，资不抵债的公司具有异常的财务状况。
匹配样本的观测数（366）少于富豪样本的观测数（376）是因为少数配对公司的上市时间要稍晚于富豪公司，这是按上述标准配对时受客观数据限制所致。由于在实证部分我们控制了公司上市年龄（AGE）这个变量，因此，我们认为上述数据限制不会对我们的结论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IPO当年25个观测和财务状况异常的31个观测（其中，当年会计净资产为负数有26个观测，市场价值小于总负债有5个观测）被剔除。
由于“胡润百富榜”在每年10月发布，距离次年4月30日年报正式披露截止日期还有半年时间，公司有足够的时间余裕来进行盈余操控，因此，我们将上榜当年也定义为LIST= 1。
以下是同时期全体上市公司有关公司特征变量的平均值（中位数）：SIZE=21.058（20.974），TOBINQ=1.368（1.216），LEVERAGE=0.065（0.028），STDRET=0.026（0.025）。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魏和平（2006）报道，广东省佛山市公安机关于2006年10月31日证实，富豪周伟彬因涉嫌巨额偷税被刑事拘留，这距离10月11日“2006胡润百富榜”发布之日仅20天。此外，据香江控股（股票代码600162）2004年年报披露，“公司本期对2003年度所得税进行自查，发现2003年度所得税计算存在遗漏，共申报补交2003年度所得税1410292.98元。”巧合的是，香江控股实际控制人在2004年首次上榜。换言之，其在上榜之后旋即发现之前年份有漏税行为。我们还查找了百度百科关于其实际控制人的词条，发现“香江集团属下的各个公司获得过当地税务部门颁发的‘年年纳税大户奖’等多项荣誉”。一个优秀的纳税大户尚有所得税遗漏的情况发生，可以管窥其余企业的纳税状况（网址：http:// https://www.doczj.com/doc/f412365052.html,/view/15743.htm#14）。
有专家认为，要区分对待企业家的“改革性探索原罪”、“发展性被动原罪”、“行业潜规则”支撑的“道德性原罪”，并分情况加以肯定、赦免或追究（王磊，2006）。可是，逃税既不合理合法，也非被动，作为确属犯罪的原罪，断无可疑。
例如，香江控股的实际控制人于2004年首次上榜，在其2004年年报中披露，上市公司因之前年度（2003年，即上榜前一年）的遗漏税款事项而受到国家税务局的处罚。因此，我们认为，上榜之后税务机关的征管力度确实有所加强。
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识别逃税，部分受到了前一注释的启发。实际所得税率的计算方法是：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利润（Porcano，1986）。描述性统计显示，逃税组在上榜之前实际所得税率为12.64%，非逃税组为14.74%，二者相差2.10%，单尾检验的T统计量对应的p值是0.240，边际上微弱显著。然而，在上榜后，逃税组的实际所得税率有明显上升，提高至23.47%（提高了10.83%），前后差异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非逃税组在上榜前后未发现上述现象。此外，考虑到递延税款以及会计和税法有关可抵扣税项的差异，我们还使用了其他3个指标：（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税前会计利润；所得税费用/经调整的税前会计利润；（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经调整的税前会计利润（王延明，2002；吴文锋等，2009）。其中，经调整的税前会计利润=税前会计利润+除坏账准备外的7项减
值准备本期变化额-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股利+收到的现金债券利息。根据这几个实际所得税的不同计算方法来划分逃税与否，结果基本一致。
详情见https://www.doczj.com/doc/f412365052.html,/listcn71.aspx。
参见从本文的尾注⑧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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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成本会计核算流程 工业企业成本会计核算流程，从生产费用发生开始，到算出完工产品总成本和单位成本为止的整个成本计算的步骤。成本核算程序一般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生产费用支出的审核。对发生的各项生产费用支出，应根据国家、上级主管部门和本企业的有关制度、规定进行严格审核，以便对不符合制度和规定的费用，以及各种浪费，损失等加以制止或追究经济责任。 （2）确定成本计算对象和成本项目，开设产品成本明细账。企业的生产类型不同，对成本管理的要求不同，成本计算对象和成本项目也就有所不同，应根据确定的成本计算对象开设产品成本明细账。 （3）进行要素费用分配。对发生的各项要素费用进行汇总，编制各种要素费用分配表，按其用途分配计入有关的生产成本明细账。对能确认某一成本计算对象耗用的直接计入费用，如直接材料、直接工资，应直接计入“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账户及其有关的产品成本明细表；对于不能确认某一费用，则应按其发生的地噗或用途进行归集分配，分别计入“制造费用”、“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和“废品损失” 等综合费用账户。 （4）进行综合费用的分配。对计入“制造费用”，“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和“废品损失”等账户的综合费用，月终采用一定的分配方法进行分配，并计入“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以及有关的产品陈本明细账。 （5）进行完工产品成本与在产品成本的划分。通过要素费用和综合费用的分配，所发生的各项生产费用均已归集在“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账户及有关的产品成本明细账中。在没有在产品的情况下，产品成本明细账所归集的生产费用即为完工产品总成本，在有在产品的情况下，就需将产品成本明细账所归集的生产费用按一定的划分在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之间进行划分，从而计算出完工产品成本和月末在产品成本。 （6）计算产品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在品种法、分批法下，产品成本明细账中计算出的完工产品成本即为产品的总成本；分步法下，则需根据各生产步骤成本明细账进行顺序逐步结转或平行汇总，才能计算出产品的总成本。以产品的总成本除以产品的数量，就可以计算出产品的单位成本。 成本费用审查方法 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分为供应、生产、销售三大环节，其中生产环节为组织产品生产所发生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按产品对象形成产品生产成本，即为制造成本。产品制造成本核算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到产品销售成本结转的正确性，进而影响当期的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得额。因此，对制造成本的审查应作为企业所得税纳税审查的重点。 制造成本通过“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科目进行核算。“生产成本”科目核算企业进行工业性生产所发生的各项费用；该科目设置“基本生产成本”和“辅助生产成本”两个二级科目。“基本生产成本”二级科目核算企业为完成主要生产目的而进行的产品生产发生的费用，用于计算基本生产的产品成本：“辅助生产成本”二级科目核算企业为基本生产及其他服务而进行的产品生产和劳务供应发生的费用，用于计算辅助生产产品和劳务成本。该科目按成本核算对象设明细账，明细账用多栏式账页按成本项目设专栏进行明细算。 “制造费用”科目核算企业为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各项间接费用。按不同的车间、部门设置明细账，明细账用多栏式按费用项目内容设专栏进行明细核算。
成本会计习题及测验 第一部分成本会计习题 第一章总论 一、单项选择题 1．产品成本是指为制造一定数量、一定种类的产品，而发生的以货币表现的（）。 A．物化劳动耗费 B．各种耗费 C．原材料耗费 D．活劳动耗费 2．成本这种资金耗费，是相对于（）而言的。 A．一定对象B．一定时期C．一个单位D．一个企业 3．成本分析一般在（）进行。 A．事前B．事中C．事后D．事前、事中、事后 4．按照马克思的成本理论，产品成本是产品价值中的（）部分。 A．c+m B．c+v C．v+m D．c+v+m 5．对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费用进行归集和分配，计算出有关成本计算对象的实际总成本和单位成本，是（）。 A．成本会计B．成本核算C．成本预测D．成本分析 6．成本会计的对象是（）。
A．诸会计要素的增减变动 B．各项期间费用的支出及归集过程 C．产品生产成本的形成过程 D．各行业企业经营业务的成本和有关的经营管理费用 二、多项选择题 1．理论成本是指产品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的货币表现。 A．物化劳动B．部分物化劳动C．活劳动D．部分活劳动 2．下列各项中属于成本会计职能的有（）。 A．成本预测 B．成本决策 C．成本核算 D．成本计划E．成本控制 3．下列各项支出中，明确应计入产品成本的支出有（）。 A．折旧费用 B．生产单位的折旧费用 C．生产工人的工资D．生产工人的福利费 4．成本会计机构的设置，应考虑（）。 A．企业规模的大小 B．业务的多少 C．企业管理体制D．对外报告的要求 5．期间费用是指（）。 A．营业费用B．人工费用C．管理费用D．财务费用 三、判断题： 1．产品成本是指企业在一定的时期内，为生产一定量产品而发生的各项生产费用。（）
商业企业成本会计核算实务
商业企业成本会计核算实务 答案:显示字体：大中小打印：省纸版>> 清晰版>> 自定义>> 本讲座简要说明 商业企业是从事商品流通（买卖）的独立核算企业。商业企业的经济活动主要是流通领域的购销存活动。商业企业包括了商业零售企业和商业批发企业。本讲座侧重介绍商业零售企业、商业批发企业采购成本和销售成本的核算。 第一节商业零售企业成本核算 一、商业零售的经营特点 商业零售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是从批发企业和生产单位购进工农业产品，供应给城乡居民和集体消费者的活动。其经营特点是： 1.直接为广大消费者服务，交易次数频繁，数量零星。 2.交易方式主要包括一手钱、一手货的现金交易和集中收款，货款分管方式。 3.零售业的库存商品一部分存放于仓库，另一部分存放于柜组。柜台与仓库的商品一般由同一实务负责人经营。 由于零售经营的这些特点，对销售的商品，一般采用售价金额核算法。
二、售价金额核算法下采购、入库与销售的核算 售价金额核算法是指商品零售企业采购商品的入库和销售商品的发出，都按售价进行核算。而将售价与进价之间的差额通过“商品进销差价”账户进行核算。在商品销售以后，再按进销差价率将进销差价分配给已销商品，从而将已销商品的售价成本调整为进价成本。最后计算出损益这样一种核算方法。 （一）售价金额核算法的账户设置 商业零售业采用售价金额核算，需要设置如下会计账户。 1.“商品采购”或账户 该账户用来核算商品流通企业商品采购中发生的采购成本。（商品流通企业的采购成本包括了采购价款和进货费用两部分，但如果将进货费用进行单独归集或将进货费用直接计入销售费用的情况下，商品采购账户核算的采购成本只包括商品的买价，而不包括进货费用）。 该账户借方登记商品的采购成本，贷方登记到达并验收入库商品的采购成本。期末借方余额反映的是企业已经收到发票账单，但商品尚未到达或尚未验收入库在途商品的实际成本。 该账户可按商品品种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该账户也可用“在途商品”账户代替。 2.“库存商品”账户
鞍山市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实施方案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11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的通知》（辽财监查【2011年】1号）精神，切实履行财政部门会计监督职责，经研究决定在全市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现制定检查方案如下： 一、检查目的 通过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使《会计法》赋予财政部门的职责落实到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中，提升会计信息质量，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维护财经纪律。 二、检查依据 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主要的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4、《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小金库”治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9】18号） 6、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三、检查重点 （一）检查的重点是围绕国家宏观调控重点和财税体制改革，加大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检查力度，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维护财经纪律。一是强化对积极财政政策重点扶持的基础设施、能源交通、节能环保企业的监督检查，关注财政投资的经济效益，确保财政扶持政策落实到位。二是强化对企业会计准则实施的监督检查。三是加大对中小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检查。四是服务房地产宏观调控、开展房地产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检查，可重点选择承担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的房地产企业开展检查。 （二）强化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应结合财政管理和改革的需要，开展对行政事业，特别是医院、学校等单位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检查。 四、检查内容 会计信息质量检查重点以2010年为主，必要时可追溯到以前年度。检查内容包括：（一）是否依法设置会计账簿。 （二）是否存在账外设账和私设“小金库”行为。 （三）是否根据实际发生的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填制的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和财务会计报告是否符合规定，是否有造假行为。 （四）是否定期进行财产清查，会计账簿记录与会计凭证、会计报表、实物与款项的是由数额是否相符，会计账簿之间相互对应的记录是否相符。 （五）是否建立并实施内部会计监督和内部控制制度。 （六）纳税调整是否真实，是否严格执行税收政策，有无偷逃税款的行为。 （七）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是否持有会计上岗证。 （八）单位负责人履行《会计法》所赋予职责的情况，是否存在授意、指使、强令财务人员编制虚假会计资料的行为。 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信息质量检查，除对上述内容检查外，还应关注其是否严格执行财政预算管理和会计法规制度的规定，以及是否存在挪用专项资金、虚报预算支出、使用假发票等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五、检查的组织和时间 （一）检查的组织
企业成本会计岗位职责 企业成本会计岗位职责 成本会计的任务是成本会计职能的具体化，也是人们期望成本会计应达到的目的和对成本会计的要求。具体说来，成本会计的任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进行成本预测，参与经营决策，编制成本计划，为企业有计划地进行成本管理提供基本依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应在遵守国家的有关政策、法令和制度的前提下，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正确地组织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为此，企业必须在经营管理中加强预见性和计划性。也就是说，面对市场，企业应在分析过去的基础上，科学地预测未来，周密地对自身的各项经济活动实行计划管理。就企业的成本管理工作来说，它是一项综合性很强、涉及面很广的管理工作，仅靠财会部门和成本会计工作是难以完成的。但成本会计作为一项综合性很强的价值管理工作，应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在成本的计划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为了使企业成本管理工作有计划地进行和对费用开支有效地进行控制，成本会计工作应在企业各有关方面的配合下，根据历史成本资料、市场调查情况以及其他有关方面（如生产、技术、财务等）的资料，采用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成本水平及其发展趋势，拟定各种降低成本的方案，进而进行成本决策，选出最优方案，确定目标成本；然后再根据目标成本编制成本计划，制定成本费用的控制标准以及降低成本应采取的主要措施，以作为对成本实行计划管理，建立成本管理的责任制，开展经济核算和控制费用支出的基础。（二）严格审核和控制各项费用支出，努力节约开支，不断降低成本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应贯彻增产节约的原则，加强经济核算，不断提高自己的经济效益。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企业的客观要求。在此方面成本会计担负着极为重要的任务。为此，成本会计必须以国家有关成本费用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以及企业的有关计划、预算、规定、定额等为依据，严格控制各项费用的开支，监督企业内部各单位严格按照计划、预算和规定办事，并积极探求节约开支、降低成本的途径和方法．，以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三）及时、正确地进行成本核算，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有用的信息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制度的要求和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及时、正确地进行成本核算，提供真实、有用的成本信息，是成本会计的基
工业企业成本会计工作流程 基础工作 1、收集材料单，入库单，与仓库材料会计或保管员/仓库记账员接口，做好协调工作。 2、确定最合适你公司材料成本计算方法：先进先出，后进先出，加权平均等。 3、建立材料明细账，确定产品分类。 4、月底根据发出材料，购进材料单，汇总合计，与仓库材料会计核对。 5、根据计算方法确定单位成本，及结存成本。 6、期间末做材料预算，成本对比，进销差价分析。控制生产成本。 1、成本项目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直接消耗的主要原材料，一般企业都在60%以上。所以就这个问题，企业的成本会计和仓库和车间要密切配合，搞好原材料的核算工作。归集原材料成本主要根据车间开具的领料单，这个领料单一般是一式三份：车间留存一份;仓库一份、财务一份。在实际工作中，月末三家要核对领料单，差一张也不行。之后成本会计根据领料单编制本月材料耗用明细表，据此进行会计处理。 2、财务制度规定，要划分产成本和在产品的成本界限，所以到月末成本会计要和车间一起盘点在产品，如果主要原材料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比较大，那么在产品成本可以只计算原材料成本，不计算加工成本。根据上月在产+本月领料-本月在产=本月实际消耗，计算出实际的材料成本。 3、正确核算当月的产成数量，因为这是计算当月成本的基础，这也需要成本会计和成品库还有车间核对当月的入库单，三家要把产成数对齐了。 以上三点是成本会计和材料库、成品库和生产车间要协调的工作，这些工作做好了，就为成本核算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成本会计”和“出纳”、“应收账款会计”、“应付账款会计”都是会计工作的基础岗位。“现金流”循环中从现金变存货，再由存货变为现金，一般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存货在资产负债表中所占的比重很高，可以说流动资产中大部分是存货，都在至少三个月销售额以上。就是说企业的现金流中承上启下的就是“成本会计”。他要核算和控制的是从材料变为在产品，最终成为产成品的所有财税处理。“成本会计”可能是会计工作中最烦琐的工作。因为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的种类繁多，要核算清楚是工作量巨大。要了解每一个BOM，有差错要一颗颗料去查。每天就在做表，查差异。还要去了解企业的研发、生产、销售等实际情况。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研究
摘要：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研究是会计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会计信息是将企业经济活动会计信息系统化的产品。我国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特征的基本要求包括：客观性、相关性、明晰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及时性。 随着资本市场规范化程度的日益增高，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也在逐步提高，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资本市场的秩序，因此，解决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存在的问题，寻找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仍是当前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本文在分析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现状的基础上，指出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存在虚假性、不充分性以及不及时性等问题，识别可能影响我国上市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因素，并提出了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素质，加强监督管理机制以及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等建议。 关键词：上司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因素；研究
Abstract：The disclosure quality research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ields of accounting research.Accounting information is the product of systematic th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economic activities.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our country including objectivity, relevance, clarty, comparability, substance over form, importance, prudence and timeliness. As capital market standardization degree is increasing day by day, th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quality of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has gradually improved.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affecting the capital market order,which restricts the market economy high-spe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Therefore, solving the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roblems,finding ways to improve the listed companies'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 is still need to seriously discuss in the present.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quality based on 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existing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not sufficiency and falsity, identify the timeliness may affect China listed factors on the quality of th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put forward improving accounting practitioners quality,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perfect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of listed companies and so on. Keywords：Listed Companies；Disclosure Quality；Accounting Information；Influ- encing Factors；Research
从业二十年的老会计经验之谈，如果觉得有帮助请您打赏支持，谢谢! 工业企业的制造成本会计核算【会计实务经验之谈】 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分为供应、生产、销售三大环节，其中生产环节为组织产品生产所发生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按产品对象形成产品生产成本，即为制造成本。产品制造成本核算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到产品销售成本结转的正确性，进而影响当期的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得额。因此，对制造成本的审查应作为企业所得税纳税审查的重点。 制造成本通过“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科目进行核算。“生产成本”科目核算企业进行工业性生产所发生的各项生产费用，包括生产各种产成品、自制半成品、自制材料、自制工具以及自制设备等所发生的各项费用；该科目设置“基本生产成本”和“辅助生产成本”两个二级科目。“基本生产成本”二级科目核算企业为完成主要生产目的而进行的产品生产发生的费用，用于计算基本生产的产品成本；“辅助生产成本”二级科目核算企业为基本生产及其他服务而进行的产品生产和劳务供应发生的费用，用于计算辅助生产产品和劳务成本。该科目按成本核算对象设明细账，明细账用多栏式账页按成本项目设专栏进行明细核算。 “制造费用”科目核算企业为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各项间接费用。按不同的车间、部门设置明细账，明细账用多栏式按费用项目内容设专栏进行明细核算。 基本生产发生的直接材料和直接人工费用，按成本项目借记“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贷记有关科目。账务处理： 借：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 贷：原材料——直接材料 应付职工薪酬 辅助生产发生直接材料和直接人工费用，按成本项目借记“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贷记有关科目。账务处理： 借：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 贷：原材料——直接材料 应付职工薪酬
企业会计成本核算存在问题及应对措施 摘要：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要想提高利润就要从内部管理入手，在会计核算的管理上要着重提升核算水平，以便为企业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企业经营最主要目的就是利润，成本核算能够帮助企业减少资源消耗使企业的经济效益达到最 大化，从而保证企业能够长远发展。 关键词：会计成本核算；问题；措施 引言：现阶段我国企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了挑战，在明确经营管理制度的同时也要注重成本费用核算，使会计核算工作具有规范性，并提高对会计核算工作的认识程度，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帮助并促进企业健康良性的经营。 1、分析企业会计成本核算存在的问题 （1）会计成本核算体系不健全 企业成本核算在企业经营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能影响企业的经营情况以效益方面的收入。现阶段部分管理人员在企业核算内容上仍认识不足，导致产生了很多问题。一方面，在核算内容上，无法保证科学合理；在企业正常运行流程上，针对企业部分资金项目，在计量依据上仍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如：土地资源，自然资源；在相关的核算内容上仍不全
面，故缺乏有效方式，这样将会直接影响到企业负债表的准确性，以至于影响企业整体经济效益的评估工作。另一方面，在对企业会计成本核算的内容上看，无法做到完整性的评估。在我国经济水平和计算机技术水平飞速的发展的前提下，大部分企业都在最关键的转型时期，在注重企业转型的同时对于成本核算就不太重视，会对部分后期工作的具体环节和成本计算产生影响，就有可能导致成本核算的准确性不高，使企业成本核算工作没用发挥其真正地作用。 （2）会计成本核算能力有待提高 现阶段从我国会计成本的核算方式来看，多数企业在核算方式上还是选?褚幌铝街址绞剑?即：品种法，分步法，使用分批法的企业非常少。但企业的成本费用在统计和计算时都是非常繁杂的，在内容上又是十分复杂，只使用品种法、分步法，这两种很难保证能够完整的对企业成本进行核算的需求。实际操作中，在进行企业成本核算的时候，通常具有主观性、随意性，并且若不合理的运用分批法进行核算，就会很难适应复杂的企业成本核算需求，如在经费的计算上不做到完整性、准确性，就会使企业会计信息上存在和实际的事实不相符的情况，使企业不能够科学的对经济运营做出决策。 （3）会计成本核算意识有待加强 很多时候在企业的会计核算中，缺乏对成本核算的正确
企业成本会计招聘笔试 及答案 文件管理序列号：[K8UY-K9IO69-O6M243-OL889-F88688]
企业成本会计岗位笔试试题 姓名： 一、选择题（共12小题，每小题2分,共24分） 1、下列项目中，属于留存收益的是( )。 A.已宣告而未发放的应付股利 B.收到投资者投入的资本 C.从净利润中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 D.资产评估增值 2、企业购买股票作为短期投资，实际支付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发放但尚未领 取的现金股利，应记入的账户是( ) A.短期投资 B.投资收益 C.其他应收款 D.应收股利 3、用于购建固定资产的长期借款，在所购建的固定资产尚未交付使用之前， 其利息费用应记入( )科目的借方。 A.长期借款 B.在建工程 C.财务费用 D.预提费用 4、下列各项中，不计入产品成本的费用是（） A.直接材料费用 B.辅助车间管理人员工资 C.车间厂房折旧费 D.厂部办公楼折旧费 5、将一个会计期间的收入和与其相关的成本费用相互配合进行比较的原则是（） A.可比性原则 B.一贯性原则 C.清晰性原则 D. 配比原则
6、某企业采用先进先出法计算发出原材料的成本。2009年9月1日，甲材料 结存200千克，每千克实际成本为300元；9月7日购入甲材料350千克，每千克实际成本为310元；9月21日购入甲材料400千克，每千克实际成本为290千克，每千克实际成本为290元；9元28日发出甲材料500千克。9月份甲材料发出成本为（）元。 A.145 000 B.150 000 C.153 000 D.155 000 7、某企业生产甲、乙两种产品，2009年12月共发生生产工人工资70 000 元，福利费10 000元。上述人工费按生产工时比例在甲、乙产品间分配，其中甲产品的生产工时为1 200小时，乙产品的生产工时为800小时。该企业生产甲产品应分配的人工费为（） A.28000 B.32000 C.42000 D.48000 8、一辆运输汽车原始价值为100000元，估计净残值10000元，预计行驶里程 300000公里，最初三年每年实际行驶里程分别为60000公里、58000公里、62000公里，按工作量法计提折旧，第三年年末该运输车的账面净值为（） A.36000元 B.46000元 C.54000元 D.60000元 9、下列各项中，应计入管理费用的是（） A.筹建期间的开办费 B.预计产品质量保证 损失
开题报告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规范管理研究1．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上市公司会计 信息方面的要求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使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会计工作由于涉及到整个上市公司的资金问题，所以一直被人们所关注。近些年，采取了多种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在会计工作上面，使得上市公司在财务管理方面的业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也增强了工作人员的技能水平，使得办公程序变得更加规范化。上述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会计信息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改观，对上市公司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仍存在部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低下的情况，本文对此进行研究，期望对提高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 有所助益。 2．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文对会计信息质量理论进行理解，分析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存在的问题，并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公司治理、企业会计准则、会计人员专业素质与审计独立性等方面，提出提升会计信息质量的途径。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是针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 的解决策略。 3．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几年，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查找发现，有关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只来那个的专著、文章等也不少，且多数是集中在内部控制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研究上，从而提出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与方法。便于更好地进行研究，下面本文对这些观点做了归纳总结。 （1）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在国外这一研究领域，许多专家、学者采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他们集中研究了公司治理机构中的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等要素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Levitt (1998)指出:“合理的董事会构成会影响财务报告的质量……”。LaPorta (1998)认为股权越集中，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就越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就越低。Beasly (1995)指出，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财务报告舞弊的发生率就越低。Beasly(1995)等对舞弊事件容易发生的行业(技术、医疗卫生和金融服务)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这些行业中，财务舞弊公司与未舞弊公司相比，其公司治理结构都较薄弱。在国内，陈汉文、林志毅等(2009)通过对“琼民源”财务舞弊案例的分析，提出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是财务舞弊的根源，进而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会计信息的失真，并提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具体对策。吴建友(2011)对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董事会建设与财务报告的关系进行研究，并提出完善我国董事会制度建设，从而降低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的建议。刘立国、杜莹(2012)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等方面，对公司治理结构与财务舞弊之间的关系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结果表明，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2）加强内部会计控制 唐予华(2010)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会计控制和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提出从内部会计控制入手，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对策。并首次在国内系统地进行了
工业企业的成本会计要怎么做（下） 一.生产费用按经济用途的分类 为具体反映计入产品成本的生产费用的各种用途，提供产品成本构成情况的资料，还应将其进一步划分为若干个项目，即产品生产成本项目（简称产品成本项目或成本项目）。工业企业一般应设置以下几个成本项目： （1）原材料，也称直接材料。 （2）燃料及动力，也称直接燃料及动力。 （3）工资及福利费，也称直接人工。 （4）制造费用。 企业可根据生产特点和管理要求对上述成本项目做适当调整。对于管理上需要单独反映、控制和考核的费用，以及产品成本中比重较大的费用，应专设成本项目；否则，为了简化核算，不必专设成本项目。 二．期间费用按经济用途的分类 工业企业的期间费用按照经济用途可分为营业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三、生产费用按计入产品成本的方法分类 计入产品成本的各项生产费用，按计入产品成本的方法，可以分为直接计入费用和间接计入费用。直接计入费用是指可以分清哪种产品所耗用、可以直接计入某种产品成本的费用。间接计入费用，是指不能分清哪种产品所耗用、不能直接计入某种产品成本，而必须按照一定标准分配计入有关的各种产品成本的费用。 四、成本核算的一般程序和主要会计科目 （一）成本核算的一般程序 成本核算的一般程序是指对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生产费用和期间费用，按照成本核算的要求，逐步进行归集和分配，最后计算出各种产品的生产成本和各项期间费用的基本过程。根据前述的成本核算要求和生产费用、期间费用的分类，可将成本核算的一般程序归纳如下： 1．对企业的各项支出、费用进行严格地审核和控制，并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确定其应否计入生产费用、期间费用，以及应计入生产费用还是期间费用。 2．正确处理支出、费用的跨期摊提工作。 3．将应计入本月产品的各项生产费用，在各种产品之间按照成本项目进行分配和归集，计算出按成本项目反映的各种产品的成本。 4．对于月末既有完工产品又有在产品的产品，将该种产品的生产费用（月初在产品生产费用与本月生产费用之和），在完工产品与月末在产品之间进行分配，计算出该种产品的完工产品成本和月末在产品成本。 （二）成本核算的主要会计账户 为了进行成本核算，企业一般应设置“基本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制造费用”、“待摊费用”、“预提费用”、“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账户。如果需要单独核算废品损失和停工损失，还应设置“废品损失”和“停工损失”账户。 畅捷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会计成本核算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研究 作者：高红艳 来源：《办公室业务（上半月）》 2017年第11期 【摘要】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企业会计成本核算的相关问题也逐渐受到了重视。 其中企业会计成本核算的相关问题，对企业的经济效益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必须重视企业会 计成本核算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只有有效地解决企业成本核算中出现的问题，才能够避免企业 的经济损失。本文就企业成本核算中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然后根据相关问题提出相 应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企业会计；成本核算；问题对策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如何让企业在社会中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怎样让企业在发展中把利 益做到一个最大化？逐渐成了企业在转型中很重的一部分。其中解决好企业会计成本核算中问题，然后根据这些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现阶段市场竞争激烈，怎样在 竞争激烈的市场下获得胜利？企业需要运用先进的管理经验，把这经验成功地运用到企业管理 中去，给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创造更多的机遇，这样一来就可以提升劳动率，最大程度上获得劳 动价值。企业成本核算问题对企业的发展有很大作用，另外对于社会的发展也有很大作用，所 以做好企业会计成本核算，才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经济效益，让企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有更 好的优势，促进企业良性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成本核算问题也逐渐走向专业化的道理，本文主要以企业会计成 本核算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然后找出解决策略，从而促进企业更好地发展。 一、企业成本核算的重要意义 企业成本主要指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需要消耗一定成本，必须要通过一定方式计算出企业生 产经营过程中所消耗的成本情况。然后企业通过分析所消耗成本情况和市场的需求情况，给企 业所生产的产品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从而实现企业能够在市场竞争环境中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所以在企业发展中，企业管理者必须通过所消耗的成本情况，来规划企业发展情况，从而实现 企业在市场上的更好发展。在企业管理者掌握企业成本的同时，企业管理者还需要及时了解市 场需求情况，了解客户对于产品的期望，另外还需要掌握同行业的一些竞争对手的情况，然后 合理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合理调整产品价格，保证企业产品质量，生产出客户所期望的产品，从而在市场上获取更大竞争优势，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如果企业会计成本核算中相关问题 没有及时地进行解决，就会导致一些错误决策的发生，企业管理者不能将准确的企业成本计算 进去，就会让企业的资源发生浪费的现象，导致产品的定价不合理，会给企业造成一定的经济 损失。所以当企业会计成本核算中出现了失误的情况时，必须及时采取相关措施进行调整，从 而保证企业在市场中更好地发展。 二、企业会计成本核算存在的问题 （一）会计成本核算工作中控制力度不足。在企业的快速发展中，企业会计成本核算工作 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需要在费用产生前和生产中进行严格的审核和合理的控制，还需要在事 后进行核算工作，如果在费用发生流程中，会计核算人员对于费用控制力度不够，在企业的成 本核算工作中，就会导致一些费用超出预算，从而导致与企业的生产计划不相符合。另外在费
成本会计 一、单项选择题 1、按产品的理论成本，不应计入产品成本的是（） A、生产管理人员工资 B、废品损失 C、生产用动力 D、设备维修费 用 2、对本期生产经营性支出，为了正确地计算产品的生产成本，应划清的界限是（） A、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 B、制造成本和期间成本 C、制造费用和管理费用 D、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3、分类法在按消耗定额或费用定额计算产品系数的情况下，按系数比例分配费用 的结果与按定额耗用量比例或定额费用比例分配费用的结果（）。 A、前者大于后者 B、前者小于后者 C、两者结果相同 D、定额耗用量或定额费用比例更加准确 4、制造成本的确认标准是（） A、按职能部门确认 B、按费用性质确认 C、按管理目的确认 D、按配比关系确认 5、成本会计有狭义成本会计和广义成本会计之分，所谓狭义成本会计就是指（）。 A、成本核算 B、成本预测 C、成本控制 D、成本考核和分析 6、辅助生产费用分配结果比较准确，但分配计算过程较复杂的分配方法是（） A、计划成本分配法 B、顺序分配法 C、代数分配法 D、交互分配法
7、以下所列费用项目，属于间接生产费用的是（）。 A、原材料费 B、机器设备折旧费 C、车间设备修理人员工资费 D、机器设备动力费 8、可以计入“直接材料”成本项目的材料费用是（） A、为组织管理生产用的机物料 B、为组织管理生产用的低值易耗品 C、生产过程中间接耗用的材料 D、直接用于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 9、企业生活福利部门计提的职工福利费应借记的科目是（） A、应付福利费 B、职工福利基金 C、管理费用 D、生产成本 10、按医务福利人员工资的14％计提的福利费支出应计入（）。 A、应付福利费 B、制造费用 C、管理费用 D、营业外支出 11、辅助生产费用直接分配法的特点是辅助生产费用（） A、直接计入“生产成本——辅助生产成本”科目 B、直接分配给所有受益的车间、部门 C、直接分配给辅助生产以外的各受益单位 D、直接计入辅助生产提供的劳务成本 12、如果在分配辅助生产费用时，将辅助生产的计划成本分配转出数与辅助生产的 实际成本的差额，全部计入了管理费用，这种费用的分配方法是（）。 A、顺序分配法 B、交互分配法 C、计划成本分配法 D、代数分配法 13、“预提费用”科目月末（） A、可能有借方余额
关于当前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论述 发表时间：2010-10-08T13:00:45.110Z 来源：《魅力中国》2010年6月第2期供稿作者：周志恒 [导读] 当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时，必然出现会计信息质量问题。所以信息不对称是会计信息质量问题产生的机制性原因。 周志恒（新密市财政局河南郑州 452370） 中图分类号：F233文献标识码：A 提要：会计信息是各行为主体进行决策的重要信息，直接关系到决策者的决策及其后果，会计信息质量是指会计信息所具有的特性、特征，以及这些特性、特征符合规定要求、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各方面需求的程度。 关键词：会计信息质量供求关系监督 会计信息是指特定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方面的信息，是对会计主体经济业务活动中以货币计量反映的价值运动的一种客观表达。会计信息是各行为主体进行决策的重要信息。会计信息质量是指会计信息所具有的特性、特征，以及这些特性、特征符合规定要求、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各方面需求的程度。 一、界定“会计信息质量问题”概念的新视角 要研究会计信息质量问题，首先要界定“什么是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纵观对此类问题研究的视角，我们可以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和分析。 （一）“失真（虚假）会计信息”视角及其局限性 人们一直以会计信息是否真实为标准界定“会计信息质量问题”，并认为失真的或虚假的会计信息就是存在问题的会计信息。但从逻辑上讲，会计信息失真只是会计质量问题表象化的一种形式而已，绝非“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实质内涵。 在研究治理会计信息质量的问题中，什么是真实的会计信息呢?什么是失真的会计信息呢?由于会计特性和技术方法的限制，绝对真实的会计信息是不可能得到的。真实的会计信息是指生产会计信息的程序符合会计制度、会计准则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该会计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都能公允地反映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情况。由于难以从会计信息结果本身判断和评价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人们获得的只能是相对真实的会计信息。目前在审计规范和工作中，也逐步借鉴和运用了相对真实会计信息的理念，以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及相关财会法规为标准，界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确立了“合法性”、“公允性”等概念。这似乎解决了真实与失真会计信息的界定问题。 （二）“低质量会计信息”视角及其局限性 由于“失真（虚假)会计信息”视角的局限性，人们在界定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视角上发生了转变，即低质量的会计信息是有质量问题的会计信息，要解决会计信息质量问题，必须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三）“会计信息供求非均衡性”的新视角 我认为，应该立足于会计信息供求界定“会计信息质量问题”，凡是供求不均衡的会计信息就是存在质量问题的会计信息。理由如下:第一，符合“质量”的本质内涵。现在普遍认为质量的本质含义是满足需要。研究会计信息质量问题不应该脱离会计信息的需求者，是否有质量问题应由需求者作出判断。不符合需求的会计信息一定是有质量问题的会计信息。第二，符合会计思想的变迁和发展趋势。从会计思想的变迁可知，会计的主流思想已由描述性会计、规范性会计发展为决策性会计、利益相关者会计。无论是决策性会计思想还是利益相关者会计思想，其核心都是为会计信息需求者服务，提供满足需求的会计信息。 二、会计信息质量问题产生的必要前提和机制性原因 （一）会计信息需求主体与供应主体合一时，不存在会计信息质量问题。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供应主体是企业经营者，需求主体包括很多方，起初主要是所有者，而后扩大到现实和潜在投资者、现实和潜在债权人、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等。从会计信息产品属性来看，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主体一致的情况下，会计信息的需求主体与供应主体是合一的，会计信息表现为私人物品。 （二）会计信息需求主体与供给主体分离是产生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必要前提。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出现了委托代理关系，会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外部信息需求者，于是出现了信息需求者和信息提供者的主体分离。这样，就有可能出现会计信息供求的非均衡，从而成为产生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必要前提。随着所有者的多元化以及股份制度、信贷制度等资本市场的发展，会计信息的需求者日益多元化、复杂化，会计信息彻底改变了其原有的私人物品属性，而成为公共物品。 （三）会计信息质量问题产生的机制性原因是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虽然会计信息质量问题起源于会计信息供求主体分离，但只是必要前提，在逻辑上，不一定必然产生会计信息质量问题。如当供求双方信息对称时，尽答供求主体是分离的，也不会产生会计信息质量问题。当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时，必然出现会计信息质量问题。所以信息不对称是会计信息质量问题产生的机制性原因。 三、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要求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是对企业财务报告中所提供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要求。其质量直接关系到使用者进行决策。规范的会计信息必须符合以下要求:首先，要符合《会计法》的要求，符合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要求，此外，还要符合其它财经法规制度的要求，会计信息是为了满足不同使用者对信息资料的要求，便于使用者根据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作出决策、判断，因此，会计信息必须真实可靠。其次，相关可比是指会计信息必须与使用者决策需要相关联并具有可比性。如果会计信息能使使用者了解过去、现在或未来事项的影响，并为使用者提供有关的可比信息，才可认为会计信息相关可比。再次，会计信息应全而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反映企业经营活动的全貌。企业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从构成形式到具体内容都必须全面，不应缺损遗漏或零乱，不得针对不同使用者提供不同会计基础和不同内容的会计信息。最后，企业必须及时搜集处理会计信息的来源资料，及时编报财务会计报告，并及时向使用者传递会计信息。 四、治理会计信息“假、劣”的对策 治理会计信息“假、劣”是一项综合的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目前，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加强《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财经法规及规章的宣传和学习，提高人们对各项财经法律、法规及规章的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依法管理和从事会计工作的自觉性，使企业领导和会计人员懂得自己在企业会计工作中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在会计法制基础上，严肃会计法纪，对一些企业领导弄虚作假、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要严肃追究企业主要负责人的法律责任，会计人员参与作弊的，也要依法追究责任。 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会计法规的建设，特别是要尽快制订《会计法》的实施细则和其他配套法规，进一步明确违反《会计法》的处罚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