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文件编码（008-TTIG-UTITD-GKBTT-PUUTI-WYTUI-8256）
谭建华？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是古罗马着名的法学家。由于西塞罗把源于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引入罗马法,因而极大地推动了罗马法的发展。正如英国着名法史学家梅因所言:“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罗马法律会优于印度法律,假使不是‘自然法’理论给了它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1]可以说,如果没有西塞罗在罗马大力推介自然法思想,罗马法就不可能达到后来如此辉煌的地步。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主要集中地表述在其所着的《论共和国》、《论法律》及《论义务》等着作中。鉴于目前国内学界系统地论述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的文章并不多见,故本文不揣浅陋,试图就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作一较为详尽的阐述,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
一自然法:实在法制定的原则？
西塞罗认为,自然法是普遍存在的、至高无上的法则,它先于人类现实法律而存在,其作用远远超过人类所制定的法律。也就是说,人类的实在法是从自然法中产生出来的,受自然法的指导和制约,相对于人类社会的法律,自然法是最高法,实在法只是自然法的摹本,只有符合自然或自然法的实在法才是真正的法律。他说,“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2]可见,西塞罗是把自然法置于实在法之上的。依他之见,人类只有依据自然法制定出来的法律,才是恒久的,才是正义与公平的,才对所有人有约束力。在他看来,自然法既然源于自然,是最高的正当理性,那么它就是存在的永恒、普遍的正义,是上帝为人类设定的普遍秩序。它既是任何实在法制定的基础,也是国家、民族和任何个人绝对遵从的准则。在西塞罗看来,根据自然理性所产生的法律本身就是代表神的意志,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属性。由于在西塞罗眼里,自然、理性、神、上帝与自然法同义[3],因此遵从自然法即是遵从理性、自然、上帝与神,理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由此我们看到,在西塞罗那里,自然法主要是一种立法者所要遵循的规范和指南。西塞罗认为,自然法的基本原则是自然、理性、自由、平等与正义等,所有这些都是自然法则,它们如同自然规律不能变更,也不能违背。可见,西塞罗视自然法为具有高于一切人类社会立法的权威,并且具有普遍的和永恒的性质。人类立法只能遵循自然法,而不能违背它。他说:“法律并非人的思想的产物,也不是各民族的任何立法,而是一些永恒的东西,以其在指令和禁令中的智慧统治整个宇宙。法律是神的首要的和最终的心灵,其理性以强迫或制约而指导万物。”[4]为强调自然法的至高无上性,他还论证说:“因为宇宙服从神,海洋和大地服从宇宙,而人类生活服从至高无上的自然法的法令。”[5]
由此我们看到,西塞罗始终视自然法为自然中固有的最高理性,它代表着公平和正义,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人类的实在法不过是这种最高理性的具体体现,一切正确的人类成文法应受自然法的指导。按照西塞罗的逻辑,只有坚持以自然法为标准的立法原则,才有可能制定出良好的法律[6],才是符合公平与正义的。在这里,西塞罗已经意识到实在法的不足和遗憾,并认为只有依据体现着“永恒正义”的自然法的原则才能修正这些不足和遗憾,并引导着实在法朝着“理性”与“正义”的方向发展。他一直坚信,自然法才是人类制定法的最高原则和根据。为此,他强调说:“如果法不是源于自然———都将被废除。”[7]？
？
二自然法:正义的天平？
西塞罗认为,正义应以自然法为根据,没有自然法就不可能有任何正义。他多次强调,“大自然是正义的来源”,[8]“正义为大自然所固有。”[9]在西塞罗看来,自然法不是为体现立法者意志而产生的,它同公正和正义永远相符。他说,“在确定正义是什么的时候,让我们从最高的法律开始,这种法律的产生远远早于任何曾
存在过的成文法和任何曾建立过的国家”。[10]据此西塞罗认为,自然法总是正义的衡量标准和保护伞。在现实中,某件事物或行为是否公正、正义,不局限于拿它和实在法相比较,更重要的是它是否符合自然。与自然相符合便是自然的,因而也是正义的,此明显区别于实在法。在西塞罗看来,实在法表现至少部分表现为立法者任意创制的法,因而它是否公正、正义则有待进一步确证。他说,“人并非天性正义”。[11]在他看来,人类现实社会中的正义只能从自然法中获得,因为“正义只有一个,它对所有人类社会都有约束力,并且它是基于一个大写的法,这个法是动用指令和禁令的正确理性(即自然法———引者注)。无论谁,不了解这个大写的法———无论这个法律是否以文字形式记录在什么地方———就是没有正义。”[12]由此可见,西塞罗是以自然法作为正义的唯一标准的,他视自然法为正义的唯一化身。他始终主张,正义只能从自然法中去寻找。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西塞罗还认识到,虽然自然法是正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现实社会中的法律都是正义的。他认为,“最愚蠢的想法”就是相信一个国家的法律或习惯中的内容全都是正义的。他追问道,“难道由暴君制定的法律是正义的吗难道一部规定暴君(甚至不通过审判就可以)任意处死一个他想处死的公民的法律能被认为是正义的吗盗窃、通奸、伪造遗嘱等行为能被统治者的法令或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所认可吗西塞罗认为,答案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这些法律“不再视为正义。”[13]他强调指出,国家实施“有害”的法规,理所当然地不配被称为法律。[14]特别是那些各民族实施的许多致命的、有害的法律比一伙强盗在他们集会时通过的规则来说,并不更配称为法律。他比喻说,如果无知、笨拙的人开出的不是治病的药而是致命的毒药,这就不可能称之为医生的药方;同样一个民族的任何法规也不能称之
为法律,即使该民族不管这是一个毁灭性的规则而已接受了它[15],之所以如此,在西塞罗看来,其中的理由主要是上述的所谓规则并未体现自然中的正义。因为“法律是根据与自然———万物中首要的和最古老的———一致而制定的有关事务正义和不正义的区别;在符合自然的标准下,构筑了这样的一些人的法律,它对邪恶者以惩罚,而保卫和保护善者。”[16]西塞罗坚信,自然法才是人们判断实在法正义与否的根本依据西塞罗认为,实在法应体现与自然一致的正义,应符合正确的理性。也就是说,实在法不能与自然法相抵触,必须体现正义的要求。西塞罗还特别强调,正义不能只是符合成文法和民族习惯若此,则只能是纯粹功利的思想。他说:“如果万物都以功利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只要有可能,任何人如果认为对他有利就会无视和违反法律。如果大自然中不存在正义,而且那种基于功利的正义形式可以为功利本身所倾覆的话,那么由此而来的就是正义根本不存在。如果不是把大自然视为正义之基础,那就意味着摧毁人类社会所依赖的美德。”[17]可见,在西塞罗看来,国家法律不是正义的来源,正义源自大自然,实际上就是源于自然法或自然理性。一个国家之所以有非正义的恶法的法律存在是因为实在法未能接受自然法的指导,从而丧失了正义。他认为,正是由于以最神圣的正义作为最终的合法性依据,实在法才有可能保证它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和尊严,才有可能从根本上保障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不受侵犯和践踏,才有可能使人们从内心信念上以法律认可的秩序去确立自己的行为准则。总而言之,在西塞罗的心目中,没有什么比自然法作为正义的尺度更适合的了。因为“如果不存在自然,便不可能存在任何正义。”[18]？
三自然法:万民法的理论源泉？
西塞罗认为,源于自然,源于神的自然法对所有的人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有的人都应生活在这种法律之下,并且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为此,他论证说,“如果最高的神为我们规定了法律,那么所有的人就要服从同样的法律,而且同样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不会有不同的法律。”[19]也就是说,自然法是永恒不变、无处不在的,即自然法具有普遍性。由此西塞罗推导出了“永恒不变”并将对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有效的“普世”的法,他宣称,“罗马和雅典将不会有不同的法律,也不会有现在与将来不同的法律……对我们一切人来说,将只有一位主人或统治者,这就是上帝,因为他是这种法律的创造者、宣告者和执行法官。”[20]按照西塞罗的逻辑,由于自然普遍存在的原因,导致了自然法的普遍性的结论。从空间效力、对人效力而言,实在法只限于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人,如罗马市民法只适用于罗马共和国境内的市民。而自然法穿越时间、空间的限制,不分种族、性别、财富与智力而适用于所有的人,不拘是贵族抑或平民、自由民或奴隶,也不仅是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是。？
为了论证法律的普世性特征,西塞罗还从人人具有理性这一点上予以充分的论证。西塞罗宣称,理性作为一种遍及自然的普遍力量,乃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神圣的理性寓于所有人的身心之中,不分国别或种族。因此,人类制定统一的法律完全有可能。他说:“由于人具有一种共同的智识(即理性———引者注),而这种智识使人们知晓许多事情并且阐明于心,所以人们将正直的行为认作是善,将不正直的行为认作是恶,只有疯子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些判断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而不是自然先定的问题”。[21]西塞罗反复强调,神赋予所有人以理性,自然法又是最高理性之所在,人类法律不过是自然法的复本,理性不断完善的人类能够拥有像自然法那样真正的法律,因此,人类也必将处于统一的国家社会和法律之中。西塞罗在关于神人关系的一段阐述中也明显地透露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当理性发展成熟和完善,便被恰当地称为智慧。就这样,因为没有什么比理性更优越,而理性既存在于人,也存在于神,因此人和神的第一个共有物便是理性。既然理性存在于人和神中间,那么人和神中间存在的应是一种正确的共同理性。因为法律即理性,因此应该认为,我们人在法律方面与神共有。还有,凡是具有法律的共同性的人们,他们也自然具有法的共同性;凡是具有法律和法的共同性的人们,他们理应属于同一个公民社会。如果人们听从于同一个政权和权力,那么他们更会听从于这一上天秩序,听从于神的智慧和这位全能的神,从而整个世界应该被视为神明和人类的一个共同的社会。”[22]他甚至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犹如人与人之间,在所有情况下,皆有如此相似或如此平等……所有人之间之相似不亚于个人与其自身之相似。所以无论对个人以何种定义,皆可适用于全人类”。
[23]可见,西塞罗的基本观点为,既然理性也即自然法为整个人类所共有,为全人类所遵守,因而在人类制定统一的法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因为在西塞罗看来,“自然赋予所有人以理性,因此便赋予所有的人以法。”[24]也就是说,接受了正义和理性的人们,也就意味着接受了共同的法。罗马人将西塞罗提出的普世的法作为实在法所赖以产生的高级法,明确了作为高级行为规则的自然法对实在法的指引。早期罗马人的法律主要是市民法,只适用于罗马公民。随着罗马版图的扩张,城邦意义上的市民法已完全不能适应需要。而自然法作为普遍存在的理性法和自然正义的普世特征为万民法的提出提供了哲学依据。特别是自然法中的理性、平等观念被用来解释罗马的万民法,万民法便具有了更大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自然法的观念正是通过万民法的产生才成为实在的法律原则。可以说,倘若没有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的注入,罗马万民法的产生是不可能的。正如梅因所言:“在万民法能得到罗马人的重视以前,必须在他思想中有一次彻底的革命;”“过去确实有这样一个时期,把这仅仅是市民法的一个卑贱的附属物的‘万民法’认作为一切法律所应该尽可能依从的一个伟大的、虽然还没有完全发展的模范。这个剧变的发生是正当希腊的‘自然法’理论被适用于罗马的‘所有国家共有法律’的实践中的时期。”[25]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自从引入自然法思想以后,罗马法便摆脱了市民法的狭隘、繁琐,为其成为一个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世界性的、具有经典意义的法律提供了很好的前提。对此,梅因曾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自从‘自然’一语已成为罗马人口头上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以后,这样一种信念便逐渐在罗马法学家中间流行着,即旧的‘万民法’实际上是已经失去的自然法典”。[26]？
？
四自然法:实在法批判的依据？
西塞罗认为,实在法的好坏、善恶、优劣、正义与否不能靠其自身来判定,只能依自然法来评判。也就是说,自然法是实在法评判的依据,只有依靠自然法,实在法才能得以判定。在西塞罗的心目中,除了自然的规则,即自然法外,没有其他的规则能使人分辨善良或邪恶的法律。“因为善本身是因自然的原因而不是看法的原因而成为善的。”[27]他一直坚信:根据自然来判断实在法的善与恶是自然的第一原则,实际上,也只能根据自然法来决定实在法的善恶与否。按照西塞罗的逻辑,实在法的良法标准应是符合自然法则的,这“自然法则”无非就是正义和“最大的善”。他说:“我们区分好的和不好的法律只能凭自然标准。”[28]也就是说,实在法必须以自然法作为坐标和准绳,否则,实在法定会沦为恶法。西塞罗还对现实社会中的法律以自然法的眼光展开了批评。他认为,实在法并不当然地代表正义和合理,那些沦为统治阶级肆意左右的实在法就不能称作良法。他认为,“当那些违背自己的诺言和声明,给人民制定有害的、不公正的法规的人立法时,他们什
么都可以制定,只不过是不是法律。”[29]他还强调,那些各种各样的被称为法律的东西,“主要不是由于它们实际上确实如此,而是一种代称。”[30]西塞罗始终主张,自然法才是判定实在法之正确及有效与否的基本依据,是人类是非曲直的最高标准,一切实在法都应以直接代表人类正确理性的自然法为衡量尺度。由此,西塞罗推论出,实在法应反映人类生活和自然的客观规律即自然法,而不是立法者任意意志的体现,违背客观规律的法不是法。可见,西塞罗始终视自然法为判定实在法的依据。他认为,实在法本身并不能评价自己,因为那是人类本身意志的产物;而唯有代表大自然意志的自然法才能够担当起评价实在法的任务。为此,他论证说:“既然善与恶都是由大自然判断的,并又都是自然的原则,那么光荣和卑劣的行为也肯定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加以区分,并以大自然的标准来评判”。[31]按照西塞罗的逻辑,自然法中所蕴含的理性、正义等价值观为人们评判实在法提供了某种参考标准。可以说,自然法是一种理想,一个坐标,虽然并不能很快实现,但它“能够提供一种用于评价国家法的……普遍性的准则。”[32]并且,“幸亏由于自然法观念的发明,对社会安排进行激烈的批评才第一次有了可能。”[33]正因为如此,所以梅因说:“这个概念(指自然法———引者注)所以有其价值和作用,是因为它能使人在想象中出现一个完美法律的典型,它并且能够鼓舞起一种要无限接近于它的希望”。[34]可以说,正是自然法的评判功能,使现实中的罗马法能朝着既定的价值观方向发展,从此罗马法的发展便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正如梅因所言:“从整体上讲,罗马人在法律改进方面,当受到自然法的理论的刺激时,就发生了惊人的进步。”[35]？
？
参考文献:？
[1][25][26][34][35][英]梅因着,沈景一译:《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2][21]E·博登海默着,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6][8][9][10][11][12][13][14][15][16][17][19][20][27][31]西塞罗着,沈叔平、苏力译:《国家篇》,《法律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7][18][24][28][29][30]西塞罗着,王焕生译:《论共和国》,《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2]西塞罗着,王焕生译:《论义务》,中国政大出版社,1999年版。
[23](transbyGeorgeHollandSabine)[M].London:MecmillanPublishingCompany, 1976.[32]公丕详:《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3]昂格尔着,吴玉章译:《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浅析荀子“性恶论”思想 摘要：荀子，名况，字卿。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儒学大师。“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认为性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人为或后天所成就的东西，而是“天之就者”。在他看来，人性天生是恶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善良的行为是后天“化性起伪”的结果。“伪”即人为。圣人和众人之所以有区别，不是在于先天的性，而是在于对先天恶性的加工改造，众人和圣人要修养身性、治理国家就要“起伪”，人为地将人性之本恶改造成为道德之善性。荀子的性恶论是对人性劣根性的无情揭露，更可贵的是他的“化性起伪”思想的提出。荀子“性恶论”思想是中国人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思想具有深远影响。 关键词：荀子；性；伪；化性起伪 在中国思想史上，从先秦就已经明确的开始探讨人性问题了。人性问题一直是儒家哲学中讨论的重要思想观点，这个思想观点最早是由孔子提出来的，“性相近，习相远”开创了儒家人性论的先河。荀子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性恶论”是对人性劣根性的无情揭露，是中国人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见解的独特性和内容的深刻性使之具有了重要的意义。荀子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先秦各家观点进行了批判和总结，虽然以儒为宗，但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发挥和改造，具有明显的进步性。 一、荀子生平简介及其主要思想 （一）荀子生平简介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时期赵国人，生卒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98年——公元前238年间。荀子是承春秋乱世，启帝秦发端的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在儒家思想史上，荀子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说：“荀子可说上承孔孟，下接易庸，旁收诸子，开启汉儒，是中国思想史上从先秦到汉代的一个关键。”荀子作为先秦时期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是先秦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他和孟子一起呈现出了儒家思想内部的张力和弹性。他扬弃了孔孟儒家思想，综合了儒、道、墨、法等各家的思想精髓，集百家之长，儒而不纯，开创了自己别具一格的儒家思想体系——荀学。对先秦至汉代思想的转折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司马迁作《孟子荀卿列传》，对荀子的一生作了简略介绍。传记云：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
谭建华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是古罗马著名的法学家。由于西塞罗把源于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引入罗马法,因而极大地推动了罗马法的发展。正如英国著名法史学家梅因所言:“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罗马法律会优于印度法律,假使不是‘自然法’理论给了它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1]可以说,如果没有西塞罗在罗马大力推介自然法思想,罗马法就不可能达到后来如此辉煌的地步。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主要集中地表述在其所著的《论共和国》、《论法律》及《论义务》等著作中。鉴于目前国内学界系统地论述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的文章并不多见,故本文不揣浅陋,试图就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作一较为详尽的阐述,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自然法:实在法制定的原则 西塞罗认为,自然法是普遍存在的、至高无上的法则,它先于人类现实法律而存在,其作用远远超过人类所制定的法律。也就是说,人类的实在法是从自然法中产生出来的,受自然法的指导和制约,相对于人类社会的法律,自然法是最高法,实在法只是自然法的摹本,只有符合自然或自然法的实在法才是真正的法律。他说,“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2]可见,西塞罗是把自然法置于实在法之上的。依他之见,人类只有依据自然法制定出来的法律,才是恒久的,才是正义与公平的,才对所有人有约束力。在他看来,自然法既然源于自然,是最高的正当理性,那么它就是存在的永恒、普遍的正义,是上帝为人类设定的普遍秩序。它既是任何实在法制定的基础,也是国家、民族和任何个人绝对遵从的准则。在西塞罗看来,根据自然理性所产生的法律本身就是代表神的意志,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属性。由于在西塞罗眼里,自然、理性、神、上帝与自然法同义[3],因此遵从自然法即是遵从理性、自然、上帝与神,理应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由此我们看到,在西塞罗那里,自然法主要是一种立法者所要遵循的规范和指南。西塞罗认为,自然法的基本原则是自然、理性、自由、平等与正义等,所有这些都是自然法则,它们如同自然规律不能变更,也不能违背。可见,西塞罗视自然法为具有高于一切人类社会立法的权威,并且具有普遍的和永恒的性质。人类立法只能遵循自然法,而不能违背它。他说:“法律并非人的思想的产物,也不是各民族的任何立法,而是一些永恒的东西,以其在指令和禁令中的智慧统治整个宇宙。法律是神的首要的和最终的心灵,其理性以强迫或制约而指导万物。”[4]为强调自然法的至高无上性,他还论证说:“因为宇宙服从神,海洋和大地服从宇宙,而人类生活服从至高无上的自然法的法令。”[5]由此我们看到,西塞罗始终视自然法为自然中固有的最高理性,它代表着公平和正义,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人类的实在法不过是这种最高理性的具体体现,一切正确的人类成文法应受自然法的指导。按照西塞罗的逻辑,只有坚持以自然法为标准的立法原则,才有可能制定出良好的法律[6],才是符合公平与正义的。在这里,西塞罗已经意识到实在法的不足和遗憾,并认为只有依据体现着“永恒正义”的自然法的原则才能修正这些不足和遗憾,并引导着实在法朝着“理性”与“正义”的方向发展。他一直坚信,自然法才是人类制定法的最高原则和根据。为此,他强调说:“如果法不是源于自然———都将被废除。”[7]
中外管理思想比较研究 【摘要】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地球已经像西方人所说“在日益变平”的今天，我们不能忽略中西之间相互融合的作用，技术上如此，那么由文化渗透的管理领域更是如此。近几十年来，中国管理研究领域充塞着根植于西方文化基础、产生于西方经济与社会背景之下的概念和理论。 【关键词】中外；管理思想；比较研究；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3-082-01 众所周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生存压力越来愈大，面对着激烈的竞争环境，如何帮助企业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呢，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加强企业的管理。中外管理思想的不同，但是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外管理思想的比较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了现代化管理的魅力，它不仅满足了人的需要，而且更关注了人性。因此要想不断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我们需要进一步对中外管理思想做出分析和比较，以期指导我们的具体管理工作。
我们知道中国和西方的管理思想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形成了本民族所独有的管理理念和思想，在各自的管理领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从历史的管理思想和过程中得到借鉴，我们需要更深入的去了解中外管理思想的差异与共同点，这样，会让我们各取所需，进而有效的指导我们进行管理过程，发挥其更大的作用，取得更大的效益。 一、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治理国家、发展农桑、战争攻守、教化百姓、文化礼仪等方面的文化典籍，以及探究天理、人性等方面的哲学著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的思想。中国古代主要以儒家思想管理国家，而且儒家思想主要讲的是“仁”和“礼”，所以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正如在一个企业中只有做到“和”，讲团结、讲协作，才能够使上下级之间的关系顺畅，平级之间不互相掣肘，共同努力，创造利润，实现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而对于治国来说：和谐与稳定更是一切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卫生，体育发展的基础，离开了稳定的前提，其他的一切善的行为都无从谈起。这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发展需要和
中西方政治制度的对比 中国，东方大国，悠久的历史经过岁月的沉淀，更加熠熠闪光。西方各国，每一次奋力的演变、斗争，都推动着各国走向新时代。由于国体不同，国家在施政方面，自然也不同。 我国的国家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这也影响了我过得政治制度，包括，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些制度的确定根据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社会现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最切合社会的，以中国共产党委基准点，国家有什么事发生，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同解决这个问题，不至于因为国家政党太多，而不能尽快统一意见，并及时解决问题。同时，多党合作的存在，使得中国共产党做出最后定论方面，具有推动作用，可以为更好的解决问题出谋划策。根据不同的方面提取意见，使得出的定论更加全面，更具合理性。 西方各国，且不谈雅典、罗马等国家的城邦制，先从英国开始，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以单一制、君主立宪制发展，英国的政治体系直接影响了许多国家的政治体系，包括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牙买加等国。国王只是拥有象征性的地位，并无实权，拥有最高政治权利是内阁首相，英国的议会是政治中心舞台，是最高立法机关，政府从中产生，这里只是将英国作为案例来分析。法国采用双元首脑制，总统——总理，由总统任命总理，总理在任命其他官员，德国是联邦体制的国家，联邦总统为国家元首。这些可以看出，西方各国在政治制度上存在不同，但从根本上分析，他们是一样的。 西方国家多为资本主义国家，国家领导人执政以资产阶级为主，可能会伤害到社会底层人的利益。但是，值得肯定的是，执政党为了利益执政，需要有民众的支持，在大部分情况下，给与绝对的民主。中国因为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本着执政为民的方针执政，会将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更直接的民主执政。 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绝大多数人实行民主，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就大局上来说，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切合我国的社会现实的，但是，由于人口庞大，有些时候不可能真正做到绝对的民主。人民群众的想法并不能及时的反应到国家领导人那，而西方的民主思想多元化，理论众多，人民得到了真正的民主，但是，这种民主的权力似乎过于泛滥，政府做的事情有一点不合人民的意，人民就集众去游行示威，实行宪法赋予他们的种种权力来表达他们的想法和愤怒，这些都是因为人民拥有过多的民主权力造成的。 国家的政治制度一直在不断的完善和更新，不论中西方，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各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政治制度存在不同，并不影响各国共同前进，共同创建美好未来。
孟子荀子人性论浅析及其异同比较(下) 1、“性”所指不同。孟子“性善论”中“性”主要指人的社会属性。“性者，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尽管他提到过一些人的自然属性，但却不承认这是本性中的性。而荀子“性恶”论中的“性”则主要是指人先天遗传的自然属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正名》），荀子所讲的人性，是人的自然机能和性情。 2、对“性”本源的认识不同。孟子将普通的道德属性加在了“天”上，把“天”看成是一种抽象的道德规范，天道、人性合一。荀子提出了“天明人之分”的观点，“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并从理论上论证了要从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同时，他还用天人之分的观点去论证了“性伪之分”：“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荀子·性恶》） 3、孟子强调先验的道德观，荀子强调后天的极伪而成。孟子通过“四端”论，说明了人的本性已经具有仁义礼智的“善端”，道德观念即是善端的扩充。同时，孟子还提出了良知良能来补充“四端”，同样“良能”也是生而就有的能力。而荀子指出“人之学者其性善”，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因此，他反复强调道德观念是后天学习积累而成的。从大方面说，孟子的性善论是站在历史事件已达到的静态成果角度，而荀子的性恶论则是站在动态的历史实践的追求过程角度。 1、人性追求目标同一为“善”。孟子不仅认为人生来本善，而且也认识到后天教育环境的不同导致最重的人性差异。基于此，他提出了追求善的人性目的论“明人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父，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样才会达到善的目的。可见孟子是以善为人性追求的最终目标的。荀子的性恶论虽然主张人性是生来为恶的，但他的性恶论追求的目标也是善而不是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不难看出他不仅提出了人性善的问题，而且还有一种追求善的倾向。他指出，“古之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重刑罚以禁之，是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由于认为人性恶，所以荀子要求通过圣人教化、用礼义法度引导人不断进步，从而达到最高境界——人人为善，合于善也。由此可见，荀子的“礼义之化”同孟子所追求的善有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妙。这充分表现了孟荀人性论在追求目标上的一致性。 2、修养人性的方法同样为教育。孟荀在人性最好追求上都归结于善，在达到此目标的途径上，也都选择了通过教育来修养人性。前者是扩充善端，后者是化性为伪。 孟子认为教育首先是要通过反求诸己的自我教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孟子要求人们存心养性，“求其放心”，把失去的善找回来并扩充之。其次，孟子还十分重视教师对人性追求善的作用。他曾明确指出，“教人以善，谓之忠”、“夫子教人以正”（《孟子·离娄下》）由此，孟子对教育的重视可见一斑。 荀子由于主张人性恶，故他注重化性为伪，通过教育使人为善。“伪”是人为、加工的意思，在这里主要就是指教育，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教育才会使人变善，符合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 同时荀子也强调环境教育在人性善恶转化中的作用，“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捏与之俱黑。”（《荀子·劝学》）基于此，他强调“君子居必择邻，游必就士”，使自己在优良环境中受到熏陶，从而使自己符合圣王之道，以达到善的目的。另外，荀子还提供了积习致善的方法。通过锲而不舍和持之以恒，达到“涂之人可以禹”的境地。 当然，除此之外，二人的人性论在一些细节上亦有相似之处，比如孟子的“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与荀子“顺是”的类似，孟子寡欲思想同荀子节欲思想的相似等。 第二种观点 相异之处： 1、立论的基础不同。通过前面的探讨，我们知道了孟子是以人的社会道德属性作为其“性善论”的立论基础，他认为人具有“四心”，“四心”经过发展壮大又会成为“四端”，“四端”经过环境及个人的主观努力便会成为“善性”。而荀子则是以人的自然属性作为立论的基础，以人的本能为性，人因为有这些本能而相互争斗，残杀，最后导致社会秩序遭到破坏，荀子便是因人的本能而得出“性恶”的结论。立论基础的不同是产生性善、性恶这两种相对立观点的根本原因，因此，立论基础的不同是两种理论的根本区别所在 2、实践的不同。（1）道德实践的目的不同，孟子主张修善的核心是“扩而充之”，找回失去的善端；而荀子则认为修善是为了除掉人的恶性，人为地去培养善心，即“化性而起伪” （2）“道德实践过程的不同，孟子认为修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找回善心，因而主张顺着人性扩充；荀子则认为修善的主要目的是要除掉恶性，建立善性，因此主张逆着人性去修善。” （3）培养德性的方法也有所不同。孟子强调培养道德要先自律而后推己及人，鼓励人们发挥主体能动性；而荀子则强调道德修养一方面要自己不断地学习和积累，以及学时择人择地的重要性，
试析洛克的自然法思想 摘要: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期的哲学家和政治法律思想家，是自然法学的集大成者。洛克在对古典自然法思想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之上，通过对自然状态的预设，以及阐明自然法、自然权利的内容，进一步提出了人在理性能力指导下为了实现自然权利而以契约的方式组建政治社会的完整理论。其中，财产学说，或者说财产的自然法思想是洛克自然法理论的独特内容。本文试图通过对《政府论》文本的解读，简述洛克的自然法思想，揭示其理论特征。 关键词：自然状态自然法自然权利理性政治社会 作为现代自然法理论的集大成者，同时作为西方现代宪政体制的理论奠基人，洛克在政治哲学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其流传最广的著作《政府论》中，洛克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自然法思想。本文试图通过对洛克《政府论》的文本解读，在分析洛克的自然法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下，梳理洛克的自然法思想。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将对洛克的自然法思想产生的理论背景和时代背景进行阐述。第二部分将通过对《政府论》的文本解读概括洛克的自然法思想的内容。第三部分将阐述作者对洛克自然法思想的理解。通过这三部分的分析，试图给出一个关于洛克自然法思想比较完整的理解。 一、洛克自然法思想产生的理论和时代背景 谈及自然法，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自然”以及“自然法”的概念的理论渊源。 1.理论背景 自然法的概念预先就设定了自然的概念，但是自然的概念并非是与人类思想同时出现的。“只要自然的观念还不为人所知，自然权利的观念就必定不为人所知。”①在哲学出现以前，古希腊文明是处于一个由荷马史诗所营造的神话氛围之中的。人世间道德和法律的规范被一种由神话所宣言的人对神的神秘性崇拜义务所解释，而我们的生活世界的秩序也被认为是由神所创造的。当人们对神话这种象征性与神秘性的思想提出质疑时，哲学就产生了。在这场哲学与神话的对抗中，希腊人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这种方法使他们能够从一种完全新颖的角度来考察问题。在研究政治之前，他们已经研究了自然。”②自然一旦被发现，人们发现只有那些源自于自身的、自身规定自身存在的东西，才是本真性的存在，而源自人类自身的创造物，只是“习俗”的存在。至此，生活的法则不再为权威所庇 ①列奥．斯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版，第82页 ②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范进、杨君游、柯锦华译，华夏出版社，1999版，第64页
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异同 根据我们的所学知识可以发现，中国和西方的早期管理实践中大国的形成都是管理思想萌芽的开始，例如在秦国和古罗马帝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就给我们留下了有关管理国家、巩固政权、统帅军队、组织战争、治理经济、发展生产等方面极其丰富的经验和理论。 但由于文化背景和历史具体发展的不同，中西管理思想在管理价值观和管理哲学及其由此所决定的管理方法论和手段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异。 具体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与文化，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也同样是博大精深的，其中也包括许多宝贵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综观中国古代诸家的管理思想及理论不外乎是儒、墨、法、农、道之说的反映和体现。中国管理思想的起源和农业密不可分，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在以农业为基础的畜牧业、手工业等社会分工之后，中国早期的管理活动和行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古代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思想家，有着极为丰富的管理思想，其中，老子、孔子、商鞅、孟子、孙子、管子的管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主要侧重于顺道、重人、人和、守信、利器、求实、对策、节俭和法治。这些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经过五千年的积累与提炼，至今仍在国家和企业的管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是在封建的农业社会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它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一是缺乏与近代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有机联系，二是缺乏与市场经济的紧密联系。同时，它自身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形态。 相比较之下，西方管理思想则是与近代大工业生产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历了科学管理运动之后所产生的各种管理理
论，更是直接为现代市场经济服务的，因而形成了它自身的优点。这主要是：善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在试验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严格的控制和严密的管理，注意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整个管理活动的效率，不断根据管理实践的结果来变革管理模式和创新管理理论，重视发挥个人的能力和专长，充分利用法律和契约在管理中的作用等。当然西方的管理思想也是有一定弊端的。 中西管理思想各具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而且优劣共生、利弊相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长处和短处，在中西管理思想中往往具有对应和互补的关系。因此，中西管理思想的交流、移植和融合，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改造和重建，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
西塞罗教育思想的影响有哪些 西塞罗教育思想的影响 西塞罗是古代罗马时期政治建设中最杰出的一位代表人物。西塞罗天资聪慧，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来与众不同。他最早闻名于政治界，但是他不只是一名政治家，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他在思辨方面的能力不仅使他在律师方面有所成，更使他在哲学方面站在了一个制高点上。 站的比别人高，看的也自然比别人远。他看待问题所处的高度，使得西塞罗思想在众人眼中独具魅力。这也是他有别于其他哲学家的地方。西塞罗被称为古典共和思想最优秀的代表之一。早年从政的经历，以及后来被放逐的遭遇作为他人生中或长或深的一笔，都使西塞罗思想得到了沉淀和升华。 西塞罗在哲学方面的成就曾经影响过一代人。但是，在古罗马后期，文化和经济都由兴盛走向衰亡的时候，西塞罗思想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直到14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西塞罗思想又渐渐复苏，重新走进学者们的视线里。可以说，西塞罗的影响在文艺复兴时代最大范围化地被扩散，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受西塞罗影响的孟德斯鸠和休谟等人后来创作出来为后人所仰慕的著作。在西塞罗的著作《论法律》中，他提到了自然法的思想，即在各种法律之上还存在着适用于所以民族的永恒的法则自然法。他认为，自然法高于一切法律，其效力也高于一切法律。 西塞罗的教育思想 西塞罗的家庭在当时算是名门望族，因此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为他以后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根基。在当时，受过良好教育的西塞罗，很大一部分得益于罗马的传统教育。因为这个，他对本民族的传统教育有着深厚的情感。另一方面，西塞罗也对外来文化有着切身的感受，所以他不否定也不排斥希腊的文化教育，
相反的，他更是高度评价其文化教育，特别是当时盛行的雄辩教育，对当时的教育家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这两个方面，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西塞罗既接受了外来文化教育，也保留了罗马的文化教育，巧妙地将两者融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独特的教育思想。一方面，他从罗马的实际出发，培养了一批教育家，另一方面，他又吸收了希腊文化对于人的作用人的价值等的思想，强调人的作用，将人放在中心地位。并且他还强调让整个社会接受文化教育，妇女和儿童也不例外，使罗马的精神文化高度发展。 西塞罗教育思想既吸收了罗马教育，又融合了希腊教育，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令后世得到启发。 西塞罗的法律思想 在西塞罗很小的时候，便展现出极高的法律天赋。出生于名门望族的他，在其很小的时候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精神文化境界是比较高的。他从小便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所有事物都必须有自己的法则，若是没有法则，便无法生存。而对于人类来说，也是这样。上升到人类世界的层面，这个便是法律了。西塞罗认为，人类社会必须具有法律，有了法律，人们的行为才能得以规范，不可以为所欲为，更能让人们的生命财产等得到有效的保护。另外，法律更是一个国家治国额根本，如果没有法律，国家岂不是会大乱?更别提什么富国安民了。因此，他积极推进法律的制定和使用。 而他创造的法律，达到了当时法律的顶峰。他认为，自然法是人类世界普遍存在的法则，是本来就有的。而人们所制定的法律实际上是从前者的法则中规范出来的。并且他还认为，所谓的正义，应该以自然法为根据来衡量。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fa14880012.html, 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浅析 作者：周娜黄泽晔 来源：《神州》2012年第35期 摘要：中西方当前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名称形式与实质、理论基础、价值取向、教育途径、目标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别，比较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状况，可以有助于加深对教育规律的认识，借鉴与吸收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推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关键词：中国西方思想政治教育比较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现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相当重要地位，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动态范畴。在此，我们比较分析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下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状况，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教育规律的认识，有助于借鉴与吸收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推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从而寻找一条适应时代变化的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之路。 一、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比较 （一）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名称形式与实质的比较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一项重要的实践活动，客观地存在于每一个国家乃至不同时期。西方虽然没有思想政治教育之名，却进行着“无名有实”的思想政治教育，其涉及到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发展到今天，其内容、方式都得到了不断丰富和发展，通过这些活动并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美国精神”。而与之相反，我们中国则有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名称和特设机构，并且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名义进行了大量的实质性工作。 （二）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比较 西方以美国为例。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之上的，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相适应。其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近代资产阶级学者的思想，也就是天赋人权论与社会契约论、分权制衡论与代议制政府论和自由主义思想。 而我国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因此，所有思想政治教育乃至文化教育都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与发展服务的。 （三）中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价值取向比较 上文已经提到，西方以美国为例，其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核心，其价值取向是狭隘的个人主义。因此，“个人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整个意识形态最集中的表
本科生论文 中文标题：浅析西塞罗的法律思想 外文标题： The analysis of Cicero’s thoughts of law 届别：2009级 系别：法律系 专业与方向：法学 姓名：危洪涛 学号：20098125 指导教师：姜小蕾 完成时间： 2011年 6 月
浅析西塞罗的法律思想 【摘要】西塞罗是古代罗马著名的法学家。他对罗马法发展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把源于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引入罗马法, 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罗马法的发展。西塞罗在自然法方面的基本观点为, 自然法是实在法的制定原则；是正义的天平；是万民法的理论源泉；是实在法批判的依据。这些观点不仅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对今天法治的建设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字】西塞罗、自然法、理性、政体理论 整个古代罗马帝国的法律思想是博大精深的，法律制度之精密完备让今天的我们不禁叹为观止。而在古罗马的法学家中有一个一直被大家广为称颂的人物，它的自然法思想一直都是法学界研究的热点，他对罗马法发展的最大贡献在于把源于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引入罗马法, 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罗马法的发展，他就是古罗马著名的法学思想家西塞罗。 西塞罗出生于奴隶主骑士家庭，他除了对法学领域的贡献外，对文学、修辞学和辩证法也造诣颇深，他一生涉足多个领域，但毕生的著作大多集中在政治法律领域，典型的代表作有《论共和国》、《论法律》等。西塞罗最为后人所称赞应该是他伟大的法律思想，尤其是他在自然法领域的一些思想，不仅对当时的罗马帝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后世也是意义深远的。西塞罗的法律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他的自然法思想往往是通过他对当时古罗马政治生活状况的剖析解读来展现的，也就是说，西塞罗并不仅仅空谈法律，而是通过对现有政治制度的剖析，从法律的角度去看待一些社会政治问题才产生了他独到的自然法思想。因此，当我们在研究他的法律思想的时就必须把他的政体理论、自然法理论和实在法理论一并探讨。 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对国家的定义、国家的起源、国家的目的、整体类型以及理想政体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在他看来，“国家乃人民之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
约翰·洛克（J ohn Locke，1632―1704）天资聪颖、兴趣广泛，青年时期就读于牛津大学，深入学习了哲学、自然科学、医学等课程。洛克34岁那年，为莎夫茨伯里伯爵（当时英国辉格党的著名领袖）医好了久治不愈的怪病，从而与伯爵结为好友，并以伯爵私人秘书的身份开始介入英国政坛的核心，亲历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风云变幻。 《政府论》汇集了洛克的主要政治哲学思想，不仅使洛克成为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且对于后世的现实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政府论》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是针对英国当时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菲尔默所持“君权神授论”的论战，带有很强的针砭时弊之意味，可归之为“破”；洛克在下篇的重点是“立”，阐释了他主要的政治思想。历来人们在探讨洛克政治思想时，主要是针对《政府论》的下篇。 1689年，洛克开始撰写《政府论》，1690年出版，旨在为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的正当性辩护。该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了轰动。围绕其主题，洛克在《政府论》下篇提出统治者的权力应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建立国家的唯一目的，乃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安全以及人民的自然权利。当政府的所作所为与这一目的相违背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利采取行动甚至以暴力的方式将权力收回。 其实，和霍布斯一样，洛克在试图解决政治权力的产生以及来源这一问题的时候，也是从人的“自然状态”出发，围绕“自然法”、“自然权利”、“契约”等范畴展开论述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和霍布斯并无二致。然而，洛克在论证伊始，即在对于“自然状态”描述中，便和霍布斯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洛克所描述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在自然法的范围内，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无需听命于任何其他人的意志。尽管这种状态并非美好的世外桃源，但相对于霍布斯所描述的“人对人就像是狼对狼一样”、“一切人对于一切人的战争”这一阴森恐怖的景象而言，却是“一个和平、善意、互助和保全的状态”。 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自然状态已这般美好，人类又何必建立国家、成立权威机构呢？洛克对此解释说，在自然状态下，由于人人平等，每个人生来就享有与他人同等的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在内的一系列自然权利，这些权利乃是由自然法加以昭示并予以保护的，任何外在的力量都无权予以损害和剥夺。然而，当大多数人处于自然状态时，仍会有若干人是不依照自然法生活的，因此难免会对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构成威胁。由于自然状态中缺乏一个公共的权威机构，没人享有高于别人的地位或对于别人事务的管辖权，因此人人都是自己讼案中的法官，“人人享有惩罚罪犯和充当自然法的执行人的权利”。但是出于人类自私的本性，在进行裁决的时候难免会对自己以及亲朋好友有所偏袒，同时也会由于不够善良、听凭激情以及报复心理等原因导致过分地惩罚他人。而且“一个加害自己兄弟的不义之徒就不会有那样的正义感来宣告自己有罪”。基于上述分析，洛克指出，尽管自然状态是美好的，但却是一个“纯粹的无政府状态”，缺乏一个公共的权威来对人们在公共事务中的是非对错做出裁决和判断。洛克把它称作自然状态中的“不便”。 洛克认为，缺乏公共权威之“不便”，很容易导致某种程度的混乱，甚至有可能变美好为丑陋，最终走向战争状态。如果人们能协议联合组成一个共同体，愿意各自放弃他们此前单独行使的惩罚权力，交由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来专门加以行使，就可以弥补此种“不便”，以“谋求彼此间舒适、安全、平和的生活”。也就是说，在洛克看来人们选择进入社会状态、建立国家并非由于自然状态的不堪忍受而迫不得已，乃是针对自然状态的“不便”所采取的一种正当补救方法，因此，人们仍然保有生命、自由以及财产权等基本的自然权利，而只将一部分权利让渡给了统治者。 人们建立国家或者政府机构的初衷，即为了更加安稳地享有自由、财产等天赋权利，就决定了权威机构的主要职责乃是维护和促进公共福利。它们不能将其权力扩张到该项职能范围之外，更不能享有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的特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洛克既接受了霍布斯的“巨大的利维坦”，同时又对它的权限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中西方管理思想对比研究》 在人类社会中，管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管理思想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管理思想和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管理思想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对管理活动的思考所形成的观点﹑想法和见解的总称，也是人们对管理实践中种种社会关系及其矛盾活动自觉的和系统的反映。管理思想是在管理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从思想萌芽﹑思想形成到不断系统与深化的发展过程。 在古代社会的长期历史进程中，人们对管理实践的思考处在不自觉的状态中，对管理的具体问题与具体环节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很多见解，记录下许多成功的管理经验和方法，从而形成了丰富的古代管理思想遗产管理学的产生，使管理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管理思想史是以不同社会阶段管理思想的演进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索其发展规律。管理思想史是研究和揭示人类管理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管理是人类为了实现一定目的而进行的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管理活动的历史，同人类本身的存在一样长远。人从动物中分化出来，以捕捉别的动物作为谋生手段的时候，就出现了一定的组织和管理活动。然而，对于管理活动的自觉、管理经验的总结、管理思想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后才形成了。 一．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包括管理实践，管理思想、管理理论，以及管理实践与管理思想、管理理论的辩正关系，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管理思想演变的相互关系等。管理思想史不但对各个行业的管理者都有意义，同时也是我们吸收国外管理科学成果的有效途径，学习管理思想史更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全面素质。管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与人类的管理实践活动息息相关的。 管理思想是人们对客观的管理实践活动特点及其规律的系统总结和概括。科学的管理思想可以有效地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管理思想的提出，都离不开对于人类本质的认识。而人类不同时代对于自身的认识，则标志着那一时代管理活动的着重点。 二.中外管理思想对比研究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 中外管理思想比较就是将中国传统和现代的管理思想与国外传统及现代的管理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管理思想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渊源于古希腊文化传统的西方管理思想，它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演变为具有一定科学形态的管理理论，从２０世纪初泰勒开始已发展成为科学化的理论体系，对现代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种是渊源于中华文化传统的中国管理思想，它具有鲜明的东方文化色彩。中外管理思想的比较研究应结合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基本特点，以及时代所赋予的使命进行观照。同时，还应对管理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进行总结。此外，中外管理思想对比研究应致力于管理思想的本土化和中国化的工作，进一步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现代化，使中国管理思想逐步走向世界。可以这样说，对于人类本质的认识，是我们划分一定管理时代的依据。而人是复杂多变的，从现实来看，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历史地看，是文化的产物，是由特定的文化环境所造成的。由于地理、气候、资源、环境的差异，造成了迥然不同的各民族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人们的所思所想。
徐大同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 2014-09-13 16:00:01作者：徐大同来源：爱思想点击：592评论：0大中小 分享到： 0 内容摘要：政治思想具有阶级性与社会性、时代性与继承性、民族性与交汇性等特征。中西两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体系，思维形态不同，侧重点不同，发展轨迹不同，我们应当正确认识中国政治思想传统，准确认识西方政治思想成果。 关键词：思维形态；政治思想；民族性 一、什么是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political thought，也称为：政治思潮political trend of thought，或称为：政治学说、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等。无论如何称呼，内容大体相似。一般国外学者通常都称为政治学说、政治哲学，如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莫基切夫的《政治学说史》，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等。我们这里按照我国学者的惯例称作政治思想。 按照一般的说法，人类的社会活动可以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各个领域反映社会的不同侧面，包含各自的内容。关于政治领域的内容，恩格斯的一段话很能说明。他说："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
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4页、第35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只有掌握统治权，才能按照本阶级或集团利益的要求整合社会，协调矛盾，稳定秩序，促进发展，实现本阶级或集团的目的。因此，如何夺取统治权，建立什么样的统治权，如何维持统治权，对现有统治权的态度等就成为政治领域的核心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思想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各阶级或集团实现上述目的"出谋献策"。这种"谋"或"策"，可因民族、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也可因阶级、集团的不同而相异，甚至每个人由于其所处的背景不同也有差异。由于各种思维方式的不同，也可能表现为不同形式，如理性的、科学的；抽象的、实践的，等等。我们审视古今中外各个时代、各民族和国家的各种政治思想，不论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有何不同，研究方向、具体内容有何差异，也不论各种思想表现的形式、当时的作用和对后世的影响如何，其性质无不是反映社会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政治理想、政治要求，或设计一套政治方案、或为实现其政治统治出谋献策，总之是为其夺取、维护和发展对社会的政治统治服务的。 因此，政治思想就是适应一定时代需要，反映一定社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政治思想、政治态度和政治要求，为其设计夺取、建立和维护政治统治的方案和为实现其统治出谋献策。
西塞罗法律思想内容与评述 斯多葛学派 斯多葛哲学学派是塞浦路斯岛人芝诺(约公元前336～约前264年)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学派,由于他通常在雅典的画廊讲学,故称之为画廊学派或斯多葛派.斯葛多派认为世界理性决定事物的发展变化.所谓"世界理性",就是神性 斯多葛主义认为，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着一种支配万物的普遍法则，即“自然法”，这种普遍法则，作为自然的必然性渗透和弥漫于宇宙万物之中，它是宇宙秩序的创造者、主宰者。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同样要受这种普遍法则的支配，它也是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芝诺指出：“自然法是神圣的，拥有命令人正确行动和禁止人错误行动的力量。”因此，自然法不仅是支配自然的普遍法则，同时也是支配社会的普遍法则，因此，自然法便从自然领域导入了社会政治领域。主要从政治的角度表述和阐发自然法思想的斯多葛派哲学家是罗马的西塞罗。 西塞罗自然法 自然法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这个学派的核心理论是自然法理论。它崇尚理性 认为理性是人与上帝共有的、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 人只有按照理性来生活 才是最大的善。斯多葛哲学是对古罗马共和国有重大影响的哲学流派之一 它“对罗马的受教育阶层和法律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并从而影响了罗马法学理论的形态”。 塞罗出身富裕世家 长大后以律师为业 后又长期担任各级行政官职 这种背景和经历使他受到斯多葛哲学的熏陶并接受其思想是情理之中的事。不仅如此 斯多葛哲学所倡导的克已、节俭、奉公、积极参加公共活动的生活方式不仅附合罗马人的性格和优秀传统 更和西塞罗的理想的抱负相匹配。这样各种条件的珠联壁合使西塞罗成为罗马人中集斯多葛学派思想之大成的代表人物。 作为律师和政治家 西塞罗对法有着较为独到的见解。首先 他认为“法”和“法律”的含义是不同的 并对它们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他将“最高的”、“适用了所有时代 产生于任何成文法之前 或者更确切地说 产生于任何国家形成之前”的法律称为“法” 将那些“有时按照民众的观念说话 从而像民众称呼的那样称那些成文的、对他们希望的东西进行限定或允许或禁止的条规”界定为“法律”。由此不难看出 西塞罗实际上已将通常意义上的法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自然法” 一类是“成文法”或“实体法”。“法”即“自然法” “法律”即“成文法”。 其次 就法的本源来说 他认为法既不是产生于人类的思想 也不是各民族固有的习惯 更不是国家和执政者制定的法律 作为最高的理性 它产生于“自然” 也就是说法源于“自然” 因此 他的法被称为“自然法”。接着 西塞罗又提出理性的概念 认为理性是人类与神共有的、不同于其它生物的天性。“这种理性 当在人类理智中稳定而充分发展了的时候 就是法律”。简言之 理性就是法律。那么 理性又来自何方呢 西塞罗说 “这种我们称之为人的有预见能力、感觉敏锐、感情复杂、善于观察、能记忆、富有理性和智力的动物是由至高的神明创造的”。既然人是神明创造的 那么 作为人的天性的理性也是
浅析荀子的法律思想荀子的法律思想与“人”的联系
浅析荀子的法律思想 荀子法律思想与“人”的联系 荀子，名况堪称先秦后期儒家泰斗，其学术集儒家之大成，又采百家之长，是第一个将儒法合流的思想家，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与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皆有巨大影响。在教材中我们简略的了解了一下荀子的法律思想，我想就其法律思想与“人”的联系谈谈我的理解。 人性 关于人性大家总会想到孟子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而在荀子看来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所谓的善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人为努力达到的，也可以说善只是人们后天伪饰，如果不对人的本性加以遏制的话，社会的秩序将会十分混乱，由此表明教化必行，良好的教化可以遏制人们的犯罪，而遵循统治者制定的法律对人的恶性的节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荀子在论述礼的人性起源时，强调了礼的社会作用。但礼自身并不能独自完成和实现“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这样的美好目的。作为现实主义者的荀子深刻地分析和认识到了人性的特性，并不会止欲于有节，止恶于劝善。因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所以，
在“礼义文理”都可能亡焉的情况下，必须寻求另外的对人性调整的方法和手段，来达到止欲于为恶之后，这个手段就是法。为了制止人性恶的争夺，必须有多种手段和方法。因为“礼义之化”不是万能的，不是改造人性的唯一手段，还必须与“君上之势”、“法正之治”、“刑罚之禁”等相结合。 总之，荀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虽以性恶为论，但他绝不是对人性的否定。刊以人性为核心建立的礼治、法治思想对我国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具有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创制法律治理国家是人类最富有智慧的实践活动，其成功与否就是要看立法者对人性的认识，对于人性在特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下的认知只有秉持对人的真正慈爱之心，对事物规律、时代精神、社会现状及其人类自身白本性建立起科学的认知，正确把握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及所蕴含的利益，其所创衫的制度才能获得社会的普遍服从。国家治理不仅要顺应人性，而且，还应该强调又 人性的引导和重塑。荀子以“隆礼重法”的方式通过“化性起伪”的人性改造的i}路，突出了礼法在驱使人性向善过程中的作用，进而达到养民情、理民性的目的。 在现代社会，法治只有深通人性的情理，肯定和注重人性的合理内容，体现夏多的人性关怀才能真正树立自己的权威，赢得人们的尊奉和信仰。荀子的人性法得思想体现了我国古代那种“德为善政，政在养民”、“为政之要，重在富民”〔“〕的泥 国理念。而这种治国理念的实现必须要通过法律和道德两种治国
洛克的法律思想 【摘要】：约翰·洛克 (1632-1704),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 治思想家,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主要代表,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一生著书有:《论宗教宽容》、《政府论》上、下篇和《人类理智论》等等。其中《政府论》上、下篇是他的代表作。所以文章主要依照《政府论》论述其自然法理论、社会契约论、分权学说、政体学说、自由思想和法治思想等等。 【关键词】：洛克法律思想自然法分权 一、自然法理论 早在古希腊时期,斯多葛派就提出了自然法主张。古罗马时期,西塞罗认为:自然法是和上帝共同的理性的体现。近代学者格老秀斯率先用人的眼光和理性来解释和论证自然法,并指出:自然法是人类行为的理性准则。霍布斯则将自然状态描写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同霍布斯一样, 洛克的自然法思想也是通过社会契约论来表现的。不过, 霍布斯是为绝对集体政治辩护的, 这不符合英国资产阶级胜利后的需要, 因此, 洛克重新对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作了解释。 首先，洛克认为“自然状态”, “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 “平等的状态”, 是一个人间乐园, 人与人的关系并不是豺狼关系, 它与战争状态有“明显区别”, 认为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之间的区别, “正像和平、善意、互助和安全的状态同敌对、恶意、暴力和互相残杀的状态之间的区别那样迥然不同○1”。在自然状态下, 人们可以用自己认为合适的办法来决定自己的行为, 自由处理自己的人身及财产, 而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对的, 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他说: “在这种状态下, 虽然人具有处理他的人身或财产的无限自由, 但是他并没有毁灭自身或他所占有的任何生物的自由○2”。因为人都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等自然权。 其次, 自然状态是自由平等的, 虽无政府和法律, 但却不是放任状态, 因为大家都受理性的自然法的支配。他说： 理性, 也就是自然法, 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 人们既然是平等和独立的, 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3。因为在自然状态下的人是完全有理性的人, 而不是如霍布斯那种龌龊、残忍、暴躁的人。自然法的目的既是为了人们的自我保存,又保护全人类。如果有人违反自然法, 那么每个人都有权去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 这是由于“自然法便在那种状态下交给每一个人去执行○4”惩罚权。这才能保护无辜和约束罪犯。 再次, 自然状态虽然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 但同政治社会比, 它又存在着自身的缺陷, 因此, 自然权利就有遭受侵犯的危险。比如缺少一种明文规定的法律和依法裁判争执的公共法官, 还缺少一种保证判决执行的权力, 这就必然造成人类在自然状态中拥有的自然权力不安心、不稳妥。因为, 每个人都会把自己视为自然法的解释者, 根据个人的判断惩罚别人, 从而使自然状态几乎处于不稳定、混乱的地步, 这时, 人们感觉到了自然状态的“不便”。为了摆脱这种不便, 就促使人们互相协议缔结了契约, 自愿放弃了他们在自然状态下享有的解释和执行自然法的权利, 也就是放弃了保护自己和别人可以做他认为合适的任何事情的权力, 以及单独处罚违反自然法的罪行的权力。而霍布斯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