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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摘要】:张爱玲用小说揭示了旧中国都市社会的种种灰色人生,同情于灰色人物的心灵创伤和心灵荒芜。她的为数不多的创作予人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其小说文本在一种幽深缥缈的意境中流贯着一条清晰而又浓重的悲剧意识。本文从人物的悲剧结局、爱情婚姻的悲剧、小说氛围的悲剧渲染、《半生缘》中的错误婚姻、《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变态心理、《倾城之恋》中人性欲望扩张所造成的悲剧等六个方面分析了张爱玲的悲剧意识,并总结了张爱玲悲剧意识的产生原因以探索她的人生轨迹,解析其悲情世界。

【关键字】张爱玲;悲剧意识;张爱玲小说;悲情世界

一、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概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耀眼之星。她以其融化古今、雅俗并举的创作和特立独行的作风崛起于40年代的上海文坛,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人尽皆知的文化才女,创造了一段令人回味不已的传奇。但是,随着战争的动乱和自身生活的变化,张爱玲悄然离开了大陆,她的名字也在大陆沉寂了一段时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逐渐淡化,张爱玲在中国大陆重新被人们所发现和研究,特别是近几年来,“张爱玲热”成为一股潮流和趋势。

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张爱玲用她那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观察力窥探着人生百态。在她的小说中,既有近代名门望族的没落,也有五光十色的现代文明,既有人性的丑陋,也有千疮百孔的蹉跎人生。可以说,她用她的文字为我们描述了一幅幅有声有色的风俗画,而这些风俗画的基调就是悲凉。“悲情”是张爱玲小说的情感基调,也是她生活经历在作品中的展现,更是她所在时代的一种感受以及对美学的追求。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来自与其特殊的生活经历和家庭环境,家族的没落、爱情的不幸让她对于苦湿的人生有着真真切切的体味,而独特的文化沉淀和修养又让她对人性的探究和对生命价值的探求有着不同的高度。可以说,她复杂的心理、孤僻的性格以及不幸的人生决定了她对

人性的悲观、对历史的悲观、对现实的悲观,最终都反应到了她的作品的悲观。本文从人物的悲剧结局、爱情婚姻的悲剧、小说氛围的悲剧渲染、《半生缘》中的错误婚姻、《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变态心理、《倾城之恋》中人性欲望扩张所造成的悲剧等六个方面分析了张爱玲的悲剧意识,并总结了张爱玲悲剧意识的产生原因以探索她的人生轨迹,解析其悲情世界。

二、张爱玲的悲剧意识在其作品中的体现

1.人物的悲剧形象

张爱玲说“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是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张爱玲认为,人生活在世界上,都是在劫难逃的。她的这种在命运面前无能无力的绝望心态,在她很多作品里人物命运上都有深刻的表达。

《茉莉香片》的主人公聂传庆就是一个逃不出自己悲剧的形象,用小说里面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他跑不了”。小说中的聂传庆生在封建礼教的家庭,小时候让父亲给打耳聋后就听不清外界的一切,于是在自我封闭、自我幻想的世界里养成了敏感易怒的性格。父亲的冷嘲热讽,后妈的不屑与挖苦让他一回家便处于生活的昏暗之中。“屋子里面,黑沉沉的穿堂,只看见那朱漆楼梯的扶手上,,一线流光,回环曲折,远远的上去了。传庆蹑手蹑脚上了楼,觑人不见,一溜烟向他的卧室里奔去。”

聂传庆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一方面他憎恨自己的家人,他恨他的父亲,恨他继母,就连关心他的刘妈他也恨。对于刘妈的恨,就像是“寒冬里,人冻得木木的,倒也罢了。一点点的微温,更使他觉得冷的彻骨酸心”。另一方面,他对亲情又抱有很大的期望和幻想。虽然生活在家庭与自我的压制封闭中,但是聂传庆却从来没停止过对亲情的幻想和期待。正是这种矛盾和极端的幻想才增加了他的敏感和善妒,这集中体现在他对言丹朱的态度上。虽然言丹朱是唯一能够给他关心与热情的人,但是由于她是言子夜的女儿所以聂传庆却对她满腔怒火,将她视为夺取自己亲情和关爱的假想敌。

聂传庆是可怜的,因为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份简单地亲情与温暖,但是就连这么普通的幻想也变成了一种奢望。在家庭和社会双重不幸的挤压下,他只能眼巴巴地守着自己苦涩的生活而逃不出去。可以说,聂传庆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小人物的苦涩与悲惨。

当然,张爱玲笔下的人物的悲剧形象不仅仅只是聂传庆,基本上她作品上的

人物都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悲剧。《半生缘》里的顾曼桢是悲剧的,无法生育的曼璐为了保全自已的地位,设计令曼桢怀上了祝鸿才的孩子,葬送了曼桢与世钧的爱情。曼璐死后,曼桢为了孩子委身祝鸿才。最终曼桢和世钧这两个有缘无分的人就这样错过情缘。《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从上海到香港投靠姑妈的葛薇龙原以为可以在姑妈的帮助下完成学业,没想到却陷入了生命的悲情中,而造成她的悲情的正是她相信的亲姑妈梁太太。富人家的遗孀梁太太不仅没有资助佳女完成学业,反而利用她的年轻貌美和社会经验的缺乏,把她变成自己勾引男人的诱悔,变成了一个被利用,被玩弄,陷入泥潭无法自拔的俘虏。此外,《倾城之恋》的白流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多少恨》里的虞家茵,《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等等,她们都是张爱玲笔下的悲剧人物,她们的悲剧贯穿着她们的一生,体现了人命运的不测和无能为力,充满了一种浓

烈的苍凉感。

2. 爱情、婚姻的悲剧结局

傅雷先生在评价张爱玲小说时说:“恋爱与婚姻,是作者至此为止的中心题材……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部为男女问题这个疆梦所苦。”而张爱玲自己也说:“恋爱婚姻,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可以从无数各个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爱情和婚姻是一个不变的主题,在她的笔下,婚姻只是一种经济关系,男女之间始终脱离不了物质利益的权衡。在张爱玲的笔下,爱情婚姻的悲剧在内容上体现为三种基本走向:有情人不成眷属、以交易为目的的爱、变态的爱。

(1)有情人不成眷属

有情人不成眷属是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常见走向,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也比比皆是,而她的特别之处就是在于她能够利用这种基本走向表现了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根本变革的时代中作为女性的悲哀以及无法抗争命运的极端无力感。《半生缘》里的曼桢和世钧是张爱玲笔下难得的纯真之爱,他们两个无欲无求,心甘情愿地爱着对方,但是最终也抵不住困难,终成不了眷属。《花凋》里川嫦在病床上等死,眼睁睁看着别人夺走了自己的未婚夫。《色·戒》中的王佳芝和易先生,王佳芝对于易先生想必是有情有爱的,要不然不会在有机会杀死易先生的时候一次次让机会溜走,最终也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2)以交易为目的的爱

在张爱玲的笔下,爱情早已经不是风花雪月生死缠绵,而是各种心机和手段。《琉璃瓦》中的姚先生对女儿们的婚事可谓是煞费苦心,不仅仅是亲自为女儿挑选夫婿,更懂得对三个女儿采取三种完全不同的策略。对长女,他是拍着胸脯担保:“以后你有半点不顺心,你找我好了!”于是长女便委委屈屈地答应下来。对次女曲曲,则为她营造了一个青年才俊的氛围,等于是为她圈住了候选人。对心心呢,则精心挑选,设计见面,也无非是要让女儿们嫁给他挑中的女婿罢了。然而,姚先生的煞费苦心是为了女儿的幸福着想吗?显然不是,他只是想利用七个女儿的婚姻作筹码来攀权附贵,在他的眼中,女儿的爱情和婚姻是可以利用的,是可以拿来交易的。《留情》中的郭凤为了维持生计获得物质的优越宁愿嫁给一个六十岁的老头,终在别人羡慕的背后惆怅寂寞地度过自己的余生,在她的婚姻里,没有爱情,只是一种物质关系,一种交易。

(3)变态的爱

张爱玲笔下还有一种爱,那就是变态的爱。原本令人动容的爱情在张爱玲的笔下确实一种苍白、变形、扭曲的,人性的丑陋和欲望的膨胀暴露无遗。《心经》讲述的是一个年轻女孩与其父亲相爱的故事。女主人公许小寒从十三岁起就爱上了自己的父亲许峰仪,并肆意的勾引她的父亲然后慢慢地离间及至扼杀她父母之间的爱情。很显然,许小寒对于父亲的爱恋是乱伦的爱,而她对于父母关系的离间则是一种变态的行为。

张爱玲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悲剧描写既表达了她内心深处对于婚姻和生活的悲观同时也表达了她对于真善美的渴求,在她的笔下,变态扭曲的爱、商品交易般的爱以及不成眷属的爱都不是丑恶不能被原谅的,甚至还是可以被喜爱的,因

为他们的存在都是真实地,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是一种悲凉和无奈的体现。3. 小说氛围的悲剧渲染

3.1 意象的选择

吴江枫曾说:“张爱玲是制造气氛的高手。”而张爱玲对于小说氛围的悲剧渲染主要是通过对意向的捕捉和精当的描写来实现的,从而推进情节和烘托人物心理。

(1)月亮

《金锁记》开头这样写到“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月亮本是阴柔不扰人的,但是这里“大、圆、白的月亮”却给人一种美丽而苍凉的想象空间,让人不由得开始回忆和唏嘘不已。(2)镜子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镜子”是一个不能缺少的意象,她小说中的主角几乎都离不开镜子。张爱玲对于镜子的偏爱,源于镜子“易碎感”的意象功能。此外,人的表情和心情可以通过镜子映照表现出来,特别是当一个人单独与镜子相处时,破碎的心、孤独的无助感以及绝望的表情都可以很好地通过镜子来呈现。

《金锁记》中七巧十年的光阴,十年的煎熬是通过镜子中的景象转换过去的,“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为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岁”。这十年是曹七巧生命中最黑暗的时期。《倾城之恋》中的流苏也有一段在镜子面前的穿越时空。“……上了楼,到了她自己屋子里,她开了灯,扑在穿衣镜上,端详她自己。还好,她还不怎么老。……阳台上,四爷又拉起胡琴来了,依着那抑扬顿挫的调子,流苏不由得偏着头,微微飞了个眼风,做了个手势。……”在这里,镜子里面映照出一个古老时空,而流苏仿佛穿越了时空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倾城美人。这里的镜子负载了时间的流程,既领人穿越到过去开始回溯又让人置于现代时空,倍增凄凉和无助感。

(3)枯叶子

“人身上的水分全给它(太阳)喝干了,人成了金色的枯叶子,轻飘飘的。”(《倾城之恋》)流苏是一个离了婚什么都没有的少妇,她想通过婚姻得到经济上的爱情,但是柳原的不做承诺让她心里没有着落就像落叶一样,没有家可以依靠,没有人可依附,自己左右不了自己。这枯叶子的意象给人一种衰败的苍凉和无依无靠、随时都会化为虚无的恐惧感。

3.2 凄凉色彩的描述

张爱玲说:“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在张爱玲看来:“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悲壮,力大于美;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有更

深长的回味,是一种苍凉”。张爱玲就是运用这些凄凉的色彩对照来营造出一种

苍凉的氛围。

“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死在屏风上。”(《茉莉香片》)在这里,紫色缎子、织金云朵构成了色彩鲜艳的背景,衬托了白鸟的美丽。而前面的美丽与后面的“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更加突出了一种凄艳、忧郁的悲剧氛围。

3.3 叙事口吻从容沧桑

张爱玲的叙事风格平淡自然、仿佛有一种从容沧桑之感,令人回味无穷。张爱玲的小说善于运用传统“俗”小说的说书人口吻来营造一种氛围以增强小说的沧桑、凄凉感。如《茉莉香片》中有这样的一段:“我给你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你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您先倒上一杯茶——当心烫!”在这里,小说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手法娓娓向读者道来一个故事,而“苦”、“华美但是悲哀”、

“当心烫”等冷色调字眼的使用,奠定了故事的基调,一种悲哀感扑面而来。4.《半生缘》中的错误婚姻

张爱玲在小说《半生缘》中虽然少见地描写了世钧和曼桢的真爱,但是终究抵不住命运的安排,以悲剧而收场。虽然结局让读者唏嘘不已,但是张爱玲始终用一种冷漠但不是怜悯的情怀来看待芸芸众生,小说以世钧和曼桢感情的悲欢离合为发展线索,并穿插曼璐与豫瑾、叔惠与翠芝等人的情感纠葛,直击了人们孤独无望的人生境地,反思了特定历史时期人物的情感悲剧。

4.1 曼璐与祝鸿才的错误婚姻

由于父亲早逝,曼璐为了养家不得不放弃心爱的豫瑾做了舞女,最终嫁给了自己并不爱的祝鸿才。然而祝鸿才并没有真心对曼璐好,只是贪图曼璐的一张漂亮脸蛋,结婚之后鸿才还是留恋于烟花巷里,整天花天酒地。而当曼璐与豫瑾相遇时,曼璐之前对于爱情的幻想和留恋都破碎了,豫瑾把以前的一切都否定了这对曼璐的打击非常大,爱情的破灭,婚姻的不幸福最终导致曼璐去实施她的阴谋。为了维护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和满足丈夫的欲望,曼璐竟不惜牺牲曼桢让祝鸿才强奸了被关在屋子里的曼桢,拆散了曼桢与世钧,毁掉了妹妹一生的幸福。可以说,曼璐与祝鸿才的错误婚姻是曼璐痛苦的来源,也是她不幸一生的原因。

4.2 曼桢与祝鸿才的错误婚姻

与其说曼桢与祝鸿才的错误婚姻是曼璐造成的,不如说这是命运的戏弄和曼桢身为人母而作出的巨大牺牲。曼桢被姐夫祝鸿才奸污后生下一个儿子,姐姐去世后,为了照顾留在祝家照顾儿子不得不与她痛恨的仇人祝鸿才结婚,最终只能和心爱的世钧“回不去了”。

4.3 世钧与翠芝的错误婚姻

世钧与翠芝的结合是在世钧伤透了心之后的,与其说是一种婚姻倒不如说是一种自我解脱和救赎。当世钧怎么也找不到被关起来的曼桢后,终于在无望中放弃了最后的努力匆匆地与自己不爱甚至是有点讨厌的翠芝结了婚。而对于翠芝,她与世钧的婚姻对于她自己也是一种折磨。翠芝不爱世钧,她爱的是世钧的朋友叔惠,但是由于家世的鸿沟他们无法逾越,就是已经成为了新派人物的叔惠也不会接受接受她。所以,在这段婚姻中,不管是曼桢,还是世钧,抑或是翠芝,他们都是没落的旧文化旧观念的牺牲品,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也无法逃离自身

的悲剧。

5.《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变态心理

《金锁记》是张爱玲的又一个代表作,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原欲”的故事,一个让人惊喜动魄的人性变态和人性异化的故事。《金锁记》里面的曹七巧是原本是一个麻油店老板的女儿,泼辣而富有风情,却不幸被贪钱的兄嫂嫁到大户人家,因出身低微,倍受歧视与排挤。自小瘫痪的丈夫让七巧无法获得情爱的满足而总是想勾引自己的小叔子。由于自身得不到幸福和满足所以只知一味敛财,了无亲情,甚至戕害儿媳,断送女儿的婚姻,不断寻求病态的发泄与报复,变得极其自私、乖戾又刻毒、残忍。具体而言,曹七巧的变态心理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5.1 对于性的变态敏感

弗洛伊德认为变态心理可以说是性的本能因受到外部和内部挫折和剥夺后所引起的非常规的寻求满足的心理, 是无意识欲望的反常表现。曹七巧的丈夫是个“骨痨”病人,而曹七巧却是个健康的年轻人,她正常的情欲和性欲在丈夫这里得不到正常的满足和释放所以常常感到压抑和苦闷。长时间的性压抑和性苦闷是导致七巧对性变态敏感的原始原因。而她在姜家处处受到的委屈使得她的感情得不到安慰,更加加重了七巧压抑的情欲疯狂得滋长。

曹七巧对于性得变态敏感不仅表现在她不断地勾引自己的小叔以企图为自己的欲望寻找一个突破口,还表现在她不断的性联想和性话题上,她甚至在深夜盘问自己的儿子的夫妻生活以满足自己的变态心理。“白哥儿你说,你媳妇好不好?”长白笑道:‘这有什么好说的?’曹七巧道:“没有可批评的,想必是好的了?”长白笑着不做声。曹七巧道:“好,也有个怎么个好呀!”长白道:“谁说她好来着?”曹七巧道:“她不好?哪一点不好,说给娘听。”她在儿媳芝寿刚过门的时候让儿子长白陪她整夜烧香,让儿媳独守空房。此外,还处处为难媳妇,将从儿子那得知的夫妻生活隐私到处宣传,最终导致媳妇受不了心理的折磨抑郁而死。对于女儿,也是处处挖苦,活活断送了女儿的婚姻。可以说,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是曹七巧对性变态心理的原因之一,最终折磨了自己也折磨了他人。

5.2 泯灭的母性

母爱本来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无私的一种情感,但是对于七巧来说却没有一丝温情因素存在,有的只是歹毒、变态和残酷。

为了保留形式上的儿子,为了不让其他女人得到自己得不到的快乐,七巧用残酷的精神折磨逼死了自己的儿媳。而对于女儿,因为看到上学的女儿整个人都焕发了青春的活力心生嫉妒并一再羞辱长安最终导致长安退学,还在长安得痢疾的时候引诱长安吸食鸦片。当长安与童世舫恋爱后,曹七巧因为不愿意女儿得到幸福并不断地挖苦和讥讽女儿,骂女儿不守妇道,品行不端,以致于弄的沸沸扬扬,长安没了信心,退了亲。由于她的种种变态行为,最终导致了长白不敢再娶,只是在妓院走走,长安更是早就断了结婚的念头。曹七巧是婚姻的受害者,但是她同时又是别人婚姻的施害者,她不仅是个贪图金钱的守财奴更是一个泯灭了母性的人。

5.3 对金钱的变态狂热

曹七巧是金钱的奴隶,为了金钱她可以做到人性的扭曲,做到忍辱负重也可以做到深藏不露,她戴着金钱的枷锁活了一生。当初进姜家就是为了钱,她的婚姻是哥哥嫂嫂交易的物品而她在姜家也是以敛财为最终乐趣。分家时,当九老太爷报告姜家经济状况时,“七巧两手紧紧扣在肚子上,身子向前倾着,努力向她自己解释他的每一句话,与她往日调查所得一一印证”。发现自己在分家时占了下风时她嚎啕大哭:“明算账,大哥大嫂不言语,我可不能不老着脸开口说句

话………何尝有过疑问半文的进账,丢下我们孤儿寡妇,就指着这两个死钱过

活……往后的苦日子有得过呢。”得到钱后她又苦心守钱,为了守钱处处算计,终日得不到安稳。曹七巧因为敛财变得疯狂泯灭了人性,但是也正是因为得不到爱得不到温暖才让她对金钱具有狂热的崇拜,将敛财变为自己唯一的乐趣。七巧的悲剧是无可奈何的, 她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悲剧的根源在她的本性中, 她

摆脱不了。

6.《倾城之恋》中人性欲望扩张所造成的悲剧

范柳原和白流苏原本是乱世中的一对“情侣”,也是一对旗鼓相当的博弈对手。范柳原对于白流苏只是想找一份有别于以往的刺激,为自己今后人生的寻找一个美味作料。而白流苏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她和范柳原在一起是为了寻求自己经济上的保证以及逃离离婚之后寄食娘家遭人白眼的处境。因为各怀鬼胎,所以从他们见面的一开始两个人都在步步为营打着自己心里的算盘,相互试探, 真真假假, 半推半就。然而,香港沦陷后,战争的外在危险诱发了两人内心无比的恐慌。原本两人各自算计的一切,全都在战火中化为灰烬,从而促使他们回归到人类最初最原始对婚姻的渴望———寻求陪伴与慰藉。

虽然说最后范柳原娶了白流苏,这个结局看似圆满,但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又怎么会幸福呢?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找一个可靠的经济保障的欲望,流苏终于摆脱了情妇的身份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范太太”。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战争结束后范柳原对流苏的失去了先前那么殷切的需要,剩下的只是平淡无趣的夫妻关系。这桩婚姻向流苏晓谕的是更广大的不可靠,在这之中,最无能为力的就是人自己,没有能力掌控和预期自己的命运,传递了浓重的荒凉感。

三、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形成的原因

“在不幸的时刻,人们自然更多地思考人生的悲剧性方面,在天才人物身上,这悲剧性方面就可能产生出艺术作品来”①,张爱玲小说基调的悲剧意识与她的

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 家庭环境因素的影响

①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306页.

张爱玲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但是当她出生时

那个曾经显赫富有的家族已经开始走向没落,家在张爱玲的印象当中只是“一个阴暗交界的边缘”。父母的争吵是张爱玲童年生活中的家常便饭,张爱玲的父亲身上有着封建王朝遗少公子的典型恶习。他挥霍祖业,不务正业,坐吃山空,赌博养小,缥妓吸毒,这一切让张爱玲的母亲无法容忍,并深恶痛绝。

父母的不幸婚姻给张爱玲的童年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当张爱玲还在需要父母关爱的时候却面临着父母整天争吵最终离异的悲剧。父母离婚后,张爱玲和弟弟都判给了父亲监护和抚养。几年后,父亲娶了姨太太,张爱玲也有了继母。但是,由于张爱玲的个性极强所以和继母的相处并不是特别和谐而父亲的粗暴对待更是让张爱玲绝望至极以至于选择了出逃。她逃到了从国外回来的母亲家里,期盼着可以在母亲这得到一些关于亲情的慰藉。让她失望的是,母亲只是一味地关注她的言行是不是淑女根本不关心女儿对母爱的内心的情感期待与依恋。最终,张爱玲放弃了对亲情的渴求,亲情的淡漠让她对于父爱和母爱产生消极的态度,这在《茉莉香片》、《小团圆》和《金锁记》中都有体现。而父母不幸的婚姻则让她笔下的婚姻都是无爱的、苦涩的,带着强烈的悲剧色彩。再加上没落的家族和父亲腐朽的生活态度让她的悲剧意识更加浓烈。不幸的童年失落于家庭,自己的家庭又失落于时代,双重失落夹击之下让张爱玲对人性、对历史文明、对时代都

抱着不可遏止的悲观,为张爱玲日后的创作的悲剧基调的奠定带来深远的影响。

2. 个人经历的影响

2.1 不幸的婚姻

张爱玲对于婚姻和爱情的悲剧情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是自己爱情婚姻的不幸。在张爱玲23岁的时候认识了当时的政客兼才子胡兰成。在经历了一场热恋后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不幸的是,半年后胡兰成移情别恋,两人也于两年后以离婚而告终。

张爱玲的第二段婚姻是在张爱玲去了美国后,当时她只有36岁,却与65

岁的美国作家赖雅结婚。张爱玲与赖雅的婚姻,是一场没有爱情的交易,是一种文人相惜的结合。初到美国的张爱玲仅仅靠着一份微薄的写作奖金,住在专门收留贫困作家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生活极度窘迫,她在万般无奈之下给赖雅写了一封求助信。于是,张爱玲和赖雅两人在当初完全不相爱的情况下走入了婚姻的

殿堂。遗憾的是,婚后不久赖雅就瘫痪在床,这给张爱玲的生活和经济上造成了极大地负担,艰难地维持了11年的婚姻。

两段不幸的婚姻并没有给张爱玲带来安慰和美好,反而给张爱玲的精神形成重大的打击,对她的悲观创作剧的形成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张爱玲的笔下,大多数的爱情和婚姻都是不幸的,不是充满了算计就是充满了人们的欲望,而少有的真情却得不到好的结果,白流苏、顾曼桢、曹七巧……这些都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悲剧人物。

2.2 漂泊异地的苦闷

1992年,张爱玲以完成抗战时中止的学业为由,申请去了香港,从此开始了自己漂泊一生的命运。张爱玲在香港大学读三年级的时候,香港战争爆发了,枪声、炮火给了她空前的刺激,让张爱玲开始对人的生命进行重新审视,将生命看得越来越淡也越来越悲观。

在香港生活了三年后张爱玲又来到了美国。虽然她到美国时她的小说的英文版已经在美国发行了,但是由于缺乏对美国社会的深刻了解,张爱玲很难写出为美国社会所接受的作品,所以微薄的稿费很难维持张爱玲的生活。在与赖雅结婚后,原本希望缓解一下自己经济上的窘迫,不料赖雅的瘫痪给了张爱玲更大更多的压力。虽说张爱玲在1960年起就已经成为了美国永久公民,而且又是公认的华人一流作家, 但这一切却改变不了她经济的窘迫。她始终过着一种居无定所的生活。身处异地的孤寂和荒凉让张爱玲感慨道:“我有时觉得,我是一座岛”。这是一句多寂寞的感慨啊,而这种流落他乡的苦闷也表现在她的小说中,引发了一种悲剧意识。

四、结语

作为一个有着敏锐感觉的小说家,张爱玲通过自己的经历和文笔为读者描述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故事,张爱玲透过那些故事的主人公折射了自己的命运也直击了人们灵魂出最深的陋习和阴暗。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构成的悲凉世界,她的悲凉通过故事来讲述也通过意象来表达还通过人物鲜明的特点来凸显悲凉的张力。

本文通过分析张爱玲小说中人物的悲剧、婚姻爱情的悲剧和小说氛围悲剧的渲染来整体概括了张爱玲的悲剧创作的基调,然后选取了张爱玲最有影响力的三

部作品《金锁记》、《半生缘》和《倾城之恋》分析了这三部作品中人性的变态、婚姻的悲剧和人性欲望的扩张。最后,总结了张爱玲悲剧意识产生的原因。

五、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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