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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的家庭变动

2001年11月中州学刊Nov.2001第6期(总第126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N o.6

文章编号:1003 0751(2001)06 0087 05

辛亥革命前后的家庭变动

徐永志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北京100081)

摘 要:本文对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家庭变动状况作了初步考察,认为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的家庭规模、家庭关系、家庭功能等均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辛亥革命前后自然经济的解体及新的生产方式的初步发展是此时期家庭变动的社会经济基础;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知识群体的出现与民主革命思潮的勃兴是家庭变动的思想根源;辛亥革命前后家庭变动最大的局限性乃是其严重的不平衡性。家庭变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

关键词:辛亥革命前后;家庭;变动;中国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3 11=52 文献标识码:A

首先考察辛亥革命前后家庭规模的变动。中国近代户口数字的现存史料中,或缺户有口,或有户缺口,不足以说明近代家庭规模及其变迁。但是,由于家庭规模具有明显的世代性和连续性等特点,如果我们将清朝中期与辛亥革命前后的户规模作一比较,还是能看出家庭规模的变迁轨迹。兹将嘉庆年间与宣统年间的家庭规模列表于下:(图表见下页)家庭规模世代性和连续性的特点,决定着家庭规模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相对稳定性。一般而言,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没有发生重大变革之时,家庭规模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发生明显的变动,一旦新旧社会形态更替,或某一社会形态内部发生重大变动,家庭规模变动的迹象也随之相对明朗。辛亥革命前后是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的岁月,这种变动也自然反映到家庭规模上来。从下面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辛亥前后家庭由大而小的趋向已经较为明显。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家庭规模一般在5到6口,那么辛亥前后家庭规模则在5口左右。民政部户口统计表明,宣统年间全国总户数为6688059,口数341826088,平均户规模为5.1。有关这种变动的文字性描述,在时人笔记、日记、报章杂志中也屡见不鲜。分家别居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家庭规模的小型化也就很自然了。

辛亥革命前后家庭变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封建宗法家长制下的家庭关系开始松动。

由于血缘关系是构成家庭关系的基本要素,因而父子关系就是家庭诸种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关

收稿日期:2001 02 25

作者简介:徐永志(1962 ),男,河北石家庄市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嘉庆、宣统全国各省区家庭规模比较表

间类

省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宣统年间(1912年汇造)户数口数户均口数户数口数户均口数直隶395147722430748 5.67518775826721353 5.15奉天129653133841510.32170764211018517 6.45吉林111847698501

6.24

8000995538405 6.92黑龙江28465

2694331858792 6.90江苏29095985539773825883336 4.80安徽33499316324101816229052 5.01山西239490316378904 6.83209708210099135 4.82山东454881731445329 6.9153802772955688 5.49河南477209725888005 5.42

466156626109931 5.60陕西1437940016053428074013 5.03甘肃2175754177223218.1490790404700058 5.18浙江482352429362308 6.08425138318072226 4.25江西437962925126078 5.73343987316977029 4.94湖北431473725944241 6.84493862527646651 5.60湖南323531718991741 5.87434937123402992 5.38四川706626728327581 4.00914141044140462 4.83福建337752520035979 5.93251575612500266 4.97广东22736369505241828010564 5.54广西12790157622423 5.9513934677789480 5.59云南11181747096088 6.3415480347209888 4.66贵州11188845526154

4.9317715338702964 4.91新疆

75189471205

2085340

4.57

资料来源:嘉庆二十五年数字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77,第 401-407页。其中口数一项为#原额?与#滋生?之和。宣统年间户口数字 据!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版上册,第3章第1节。

系。封建家庭的父子关系是一种上下、尊卑、绝对服从的关系,父亲对于子女的权利,首先表现在父亲对子女的婚姻大事有绝对的支配权。清代法律明文规定:#婚嫁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辛亥革命前后,家长独断的主婚权利受到冲击,男女当事人对自己的婚嫁有了相对自由的权利。蔡元培、陈撷芬、宋雪君等新式知识分

子冲破家庭藩篱而自择配偶的典型自不待说,民间社会这种现象也在悄然出现。上海地区在当时就流传着一种#通脚?的习俗,即男女经媒人介绍定亲后,为了解对方的家境和人品,正式结婚之前,男女双方都可到对方家中拜见长辈和定婚对象,若不满意,便有#赖婚?的退媒之举&。辛亥以后,社会风气大开,婚姻征得当事人的同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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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期,婚介形式也出现了社会化和公开化的趋向,自由恋爱代替媒妁之言成了一股新潮。事实上,自戊戌时期梁启超创办第一个女子不缠足会始,这类社团在辛亥前后已遍及各地城镇。一般来讲,这类团体大都具有婚姻介绍所的性质,它不仅要求会员履行放足的义务,而且规定,凡入会者及其子女可以互通婚姻,#凡入会人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在知识分子中间,#通信订婚法?也日渐流行起来,当时许多报刊杂志,尤其是女子报刊都曾刊登过一些征婚广告。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征得子女同意,甚或自择配偶,这确是上下尊卑的封建父子关系松动的表现,也是一种进步的社会现象。

婚姻问题上的权利变动仅是辛亥革命前后封建父子关系松动的一个方面。其实,以#父为子纲?为核心的封建父子关系在辛亥前后普遍受到了冲击,乃至#父子不相顾?也成为封建士大夫哀叹的现象。陕西茂陵张氏族谱称:#世风日降,在宗之人迫于饥寒,虽父子不相顾,况远至数世,以至于十余世,动起参商;虽兄弟不相顾,况疏若比邻。?(刘大鹏更感慨到:#当此之时,竞尚财利,凡聪慧子弟,均弃读书而为商贾,不辞千里万里,跋涉艰难,然所获财资只图自己受用,以事妻子,不顾父兄之养,致亲友反向人乞怜。为子弟者固非大恶极,其父兄亦难)辞?其咎。?+

夫妻关系是以姻缘为纽带的家庭诸关系中的又一重要关系,#既嫁从夫?就是封建社会夫妻关系的概括。辛亥革命前后,这种夫妻关系也开始有了松动。其突出表现就是妇女在离婚再嫁问题上有了相对自由。辛亥前后,离婚已不属于男子单方面的权利,妇女为争得平等幸福而主动提出离婚者日渐增多。民初!大公报?载:#近来法庭诉讼,男女之请离婚者,实繁有徒,此皆前此所未有,而亦社会所不乐为者也。?,民国十年,山西省2028件#协议离婚?案中,其中有191件为女方主动提出者,男女双方提出者1390件?。各地方志中,#离婚自由?、#离婚日多?、#离婚之诉,日有所闻?等类似记载,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寡妇再嫁在辛亥前后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此时,就有许多孀妇与革命党人结合的事例,如徐宗汉与黄兴之结合,梁国体与邹鲁之结合,宋铭黄与高剑夫之结合等.。有些族谱对这一现象也有所反映,如!周氏三续族谱?规定:#族中孀妇//或有志不能守及家贫无一可守者,而势难终守者,听其别为调停,族规无庸苛责?0。更有亲朋邻里甚或公宴劝其寡媳改嫁者 。另外,在妆奁及家产的所有权上,妻子也开始有了些权利。辛亥革命前后,这种现象也开始有所改变,民初大理院对离婚的判例就承认妻子的部分权利,#认妻子之财产,不因离婚而丧失? 。至于随着兴女学、派留学;禁缠足、除恶习;办女报、结团体;争女权、谋自立等社会思潮与活动的兴起,妇女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各方面都有了相对的自由,这当是辛亥前后社会的真实,也是对封建夫妻关系现实的有力挑战。

事实上,辛亥革命前后,除上述父子关系、夫妻关系的变动之外,兄弟关系、婆媳关系、妯娌关系、主仆关系、妻妾关系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兄弟分崩离析,媳妇不从婆命,妯娌争气斗胜,奴仆愚弄主人等现象在社会上已见怪不怪,甚至当事人在心里上也漠然置之。#辛亥大变以来,伦常全行破坏,风气亦更奢靡,礼义廉耻望谁讲究,孝悌忠信,何人实行,世变日亟,岌岌乎其可危!? !当是辛亥前后中国社会家庭关系变化的真实写照。

传统家庭功能的削弱,是辛亥革命前后家庭变动中又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近代中国社会家庭的功能,包括生产功能、生育功能、感情交流功能、教育功能、赡养功能、信仰功能、娱乐功能等各个方面,但这些功能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

生产功能。在中国近代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仍占主导地位,这种小农经济的具体表现就是#耕织结合?,即衣食这两种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生产劳动的结合,而这种结合的基本经济单位就是家庭。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甲午战争之后更加剧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外商向中国倾销商品,数量上大大超过了甲午前,以棉纺织品而言,辛亥前后增长很快,1893年,进口棉布值4491余万元,棉纱约140余万担;1911年棉布增为11653余万元,棉纱增到264万担;1921年,棉布更增到22121万元,约为1893年的5倍。但棉纺织品在进口货物中的比重则日益降低,从1893年的35%降到1921年的28%。 ?这表明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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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织品以外的其他消费资料的增长速度比棉纺织品更快,而棉纺织品仍然占居首位。事实上,到20世纪初,外国进口工业品已经由华中、华南的通商口岸迅速扩及华北、东北及西北地区,加速了各地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上海、广州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纺织之户,十停八九?,#洋布洋纱大行,中国织户机女,束手饥寒者,不下九千万人。? #

列强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对自然经济的解体具有摧毁性的力量。一方面由于此间列强在中国直接或间接修建了一万多公里的铁路,商埠和租界数目剧增,这就为列强的商品输入到广大内地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外资在中国广设工厂,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便宜的原料,制造产品就地推销,这就可以以廉价为武器,打击中国的手工业,从而彻底摧毁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能力。除手工纺织外,其他农村家庭手工业,如麻纺织、丝织、缫丝、榨油、土烟等都加速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自然经济结构的加速解体,正是与小农家庭的生产功能削弱同时并进的。

教育功能。家庭是人出世以来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教师。在中国近代社会,儿童教育主要是由父母在家庭中完成的。这是由于家庭作为人生的第一个生活环境,父母和子女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落后也限制了儿童走出家庭,接受社会教育的机会。有人估计,在科举时代,以国学与地方学为主导、社会书院为支派的儒学体系中,入学总人数约为童生士子的1/10 ?。

辛亥革命前夕,绵延千余年的科举制度最终废止,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的大规模兴起。统计资料表明,1907年,即科举制度正式废除后的两年,学生人数即达到1024988人。1908年至1909年,仍以每年净增30万人的速度扩大,达1638884人。到1912年跃升为2933387人 %。另外,除了官方的正式统计外,尚有未经申报立案的公私立学堂、教会学堂、军校学生等,估计辛亥前后学生人数当在300万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类新式学堂中,幼稚舍、蒙养学堂、初等小学堂等初级教育占有相当比例,女子学堂的数量也很引人注目。如上海历年开办学堂共249所,而初等、两级、高等三类小学堂就有161所。直隶1907年开办各类学堂4519所,学生总数88744人,而小学堂一类就有4287所,学生人数77445人 &。不言而喻,新式学堂的大规模兴起,不仅使受教育者人数大为增加,而且大大削弱了传统家庭的教育功能。

赡养功能。在中国近代社会,受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的限制,劳动者的剩余产品极其有限,社会物质财富严重匮乏,家庭负担着赡养老人、残疾者的义务,社会不具备专门养老机构的物质条件。虽然清政府在各省都设有养济院一类的社会救济机构,但从养济院的官定名额来看,这一设施的社会效果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辛亥前后,随着各类社会团体的纷纷成立,养济院、善堂、善局及#清节堂?、#敬节所?等公益慈善机构的数量也逐渐增多,#新政?前后设立的各地工艺所也有一些收养#老弱残疾?者的 ?。家庭的这一功能已不同于往昔。

辛亥革命前后,除上述家庭的生产、教育、赡养功能开始削弱外,举凡家庭的信仰功能、娱乐功能、感情交流功能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随着民主革命思潮的鼓荡激励,科学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社会家庭生活中的迷信色彩逐渐淡薄,这必然会削弱家庭的信仰功能;#西影马戏?、话剧、电影、体育活动、各种结社集会的渐次出现和推广,扩大了人们的社会联系,人际交往关系社会化的趋向日益明显,这又会使家庭内部的娱乐和感情交流功能削弱。

家庭变动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一个侧面。这种变动也有着当时社会深刻的经济、阶级和思想根源。

首先,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是这种变动的基础。如上所述,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在鸦片战争之后就已开始了解体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是一个由沿海到内地、由城镇到乡村的缓慢过程。辛亥革命前后,随着列强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加剧,这种解体过程也在加速。封建家庭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本单位和组织,它必然会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动而变动。另外,随着新式工矿企业的逐渐增多、生产越来越向社会化的方向发展;新式交通工具火车、汽车、电车及信息传递方式改进,使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日益扩大;学堂、结社、团体以及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又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活动场所。如此等等,都在促动人们由家庭走向社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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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追求新的伦理道德、婚姻家庭观念与文明生活,家庭的变动也就势所必然了。

其次,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以及民主革命思潮的蓬勃兴起是家庭变动的社会与思想根源。自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资本主义就逐步得以发展,到辛亥革命前后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其间民族资本主义对企业投资的范围、资金、规模都有了成倍的增加,尤其是武昌起义后,临时政府颁布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法规法令,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相应的是,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阶级力量逐步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站在资产阶级文化的高度,以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平等自由的理论为武器,不断对中国封建家庭制度进行自觉的文化批判。到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在投身政治革命的同时,进一步把家庭变革看作社会革命的基本内容,喊出了#家庭革命?的口号。正是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奔走呼号及身体力行,才使民主革命的思想传播于城镇乡村,也使中国封建的家庭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此外,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在举办#新政?的过程中所实行的办学堂、派留学、奖励工商等政策,以及临时政府所颁布的一系列有利于男女平权,破除封建专制的政策,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家庭的变动。当然,清政府与革命派实行这些政策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

辛亥革命前后的家庭变动,也有其明显的时代局限性,最明显的就是这种变动呈现出的不平衡性。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这种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同时也制约着家庭的变动。辛亥革命前后的家庭变动,就地域范围而言,是先沿海而后内地,先城镇而后农村;就社会阶层来说,是先知识阶层而后其他;就具体变迁内容而言,则是先家庭意识与观念,而后是家庭规模、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的变动。这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反映,也是由其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家庭具有其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但却是渐进的、缓慢的。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确实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动,但由于辛亥革命不仅未能铲除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未对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给以有力的改革和批判,因而这种变动也是有限的。

!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上册第3章第1节。(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版,1902年12月17日,1913年2月18日。%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56。&参见王贤淼等!带有特殊性的旧上海婚俗?,载!社会科学?(沪)1984年第2期。?!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时务报?第25册。+民国!张氏宗谱?卷3。,!大公报?1931年9月15日。?郭箴一!中国妇女问题?,第79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赵连城!同盟会在港澳的活动和广东妇女界参加革命的回忆?,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辑。0光绪!周氏三续族谱?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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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强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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