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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心理咨商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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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主联合政府”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以“民主联合政府”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作者:刘山鹰 10月6日,习近平在会见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时表示:“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已经多次表示,愿意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就两岸政治问题同台湾方面进行平等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 习近平的讲话表达了一种政治解决两岸问题的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希望将问题在这一代人的“平等协商”中获得解决,而不是“一代一代传下去”。 如果对于“一个中国”的框架没有原则性的争议,那么剩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安排才能同时满足大陆和台湾这两个政治体对于统一的要求。也就是说,两岸之间可能会做一种怎样的政治安排,才能让两岸的政治力量在统一国家内各得其所,心安理得? 就大陆政治制度而言,其所宣言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是其基本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制度这三大制度不会变更。 就台湾而言,现有的民主选举和多党竞争的格局不会改变,这已成为台湾民众的政治生活方式,是台湾的政治坚持。 这两套看似没有太多相似性的政治体制,有可以在一个政治框架内同时运行的可能吗?这对两岸的政治学者提出了挑战。 不过,既然大陆方面认为只要承认一个中国,一切都可以谈,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陆对于两岸未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构架,是没有太多禁忌的,两岸学者可以尽情遐想。 这看似政治难题的两岸统一政治解决方案,其实在中共建国以前,国共两党之间的和平谈判就为今天的政治解决提供的参考、借鉴,这个参考、借鉴的摹本就是“民主联合政府”。 国共之间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谈判有两次。 第一次是1944年,中共曾经借助当时兴起的民主宪政运动,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希望能进入被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建立包括中共、民主同盟在内的党派联合政府。 第二次是1946年,国民党、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联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定成立一个国民党占主导地位的民主联合政府,包容中共和民主同盟,同时确定了由著名宪法学家张君劢先生贡献的宪草原则。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就是根据此原则制定,这部宪法也在台湾沿用至今。大陆现行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最早起源,即在于此。 “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并不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妙手偶得,其最初的出处在于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建议。罗斯福为了鼓励国共两党团结抗战,遂建议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容纳中共,避免国共内战。罗斯福的建议被随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到达延安的美国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透露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因此启发了中国

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

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 2005-10-13 13:32:30 【大. 中小】查看评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朝政府战败,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耻辱之一,更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李鸿章屈辱求和,在卖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普遍愤恨,也引起了台湾人民的极大愤怒,因而爆发了反割台、反投降的英勇斗争。 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台湾的洋行就得到消息,并迅速为民众所知。台湾民众群情激奋,奔走相告。台湾绅士丘逢甲以全台绅民的名义,上书朝廷,要求废约,并表达了誓死保卫台湾的决心。 第二天,台北民众鸣锣罢市,表示不服清政府的决定,也为了准备抗击日军的侵略。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一面电令在台湾的文武官员“陆续内渡”,一面指派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为割台大臣,前往台湾办理出卖台湾的最后手续。 6月2日,李经方在基隆口外的日本军舰“西京丸”上与日本代表桦山资纪签署了交接文书。反动的清政府就这样把300多万与祖国大陆人民骨肉相连的台湾同胞和美丽富饶的3.6万平方公里的神圣领土,置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在清政府决意弃台、日本已调军准备进攻台湾的情况下,由丘逢甲倡议,台湾士绅决定组织“台湾民主国”,以救亡图存。 丘逢甲为台湾的望族。由科举而中进士,授工部主事。甲午战争开始时丘逢甲组织乡勇助守。在清政府同意割台后,丘逢甲上书要求清政府与日本改约,并力劝当时任台湾巡府的唐景崧继续主持台政。在台湾被割让已无可挽回的情况下,丘逢甲认为,既然清政府抛弃台民,但台民不能自弃。台民应当自主,起来救亡图存。在丘逢甲等人的策划下,士绅们经过一阵短时间的仓促商议,决定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唐景崧为“民主国总统”,丘逢甲为“民主国副总统”,刘永福为“民主国大将军”,另有“议长”、“内务大臣”、“军务大臣”以及各府县官员。国旗为蓝地黄虎旗,年号为“永清”,意思是不忘大清。“台湾民主国”的建立,似乎给台湾民众阴云密布的心头带来一线希望。 当时的台湾省分3府1州。台北府下辖淡水县(今台北市)、新竹县、宜兰县、基隆厅、南雅厅。台湾府下设台湾县(今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苗栗县、埔里社厅。台南府下辖安平县(今台南市)、嘉义县、凤山县(今高雄)、恒春县、澎湖厅。台中直隶州(今瑞穗)下辖卑南厅(今台东)、花莲港厅。 抗日的军力部署加下:唐景崧带领的广勇(在广东招募的士兵)和其他清军防营,驻扎在省会和基隆、新竹等处。道台林朝栋所部台勇(在台湾招募的士兵),守卫彰化等台中地区。总兵刘永福的黑旗军,负责台南一带的防务。加上其他清军防营,全台兵力共3万多人。其中广勇多招自散兵游民,纪律差,战斗力较弱。台勇比较能战,曾在中法战争期间打败过侵台的法军。刘永福曾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勇敢善战,在中法战争中率黑旗军屡创法军,战功赫赫。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把刘永福调到台湾,帮办军务,唐景崧派他驻守台南。

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

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 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是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台湾人民自动组织起来的、有各阶层参加的一场反对割让台湾的斗争。 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其中关于割让台湾的噩耗当天传到台湾,全省人民热血沸腾,奔走相告,“聚哭于市”,对清政府的卖国罪行更是恨之入骨,要求对卖国贼“人人得而诛之”。 4月20日,台北市民鸣鼓罢市,表示抗议,宣布台湾饷银不得运出,制造局不准停工,各种税收全部留作抗日之用。他们发布檄文,宣言:“愿从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并纷纷组织抗日义军誓死保卫台湾。 在人民群众抗敌激情的推动下,台湾各界爱国士绅也参加了反割台斗争,苗栗县的进士出身的在籍兵部主事丘逢甲则成为他们中具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另一位有影响的台湾士绅是道员林朝栋,他与丘逢甲都力主推举台湾巡抚唐景菘领导抗日。 台湾绅民一面运动,一面继续吁恳清廷设法挽回,并且还试图取得各国给予援助,但很快以无效告终。5月21日,台湾人民共举“自立民主”之策,成立“台湾民主国”,推唐为民主国总统。它的成立,成了台湾人民同心抗日的一面旗帜。然而,一个星期后,清廷割台专使李经方(李鸿章之子)赴台与日本新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开始移交谈判具体事宜。6月2日晚,移交文件签字完成,日本开始对台湾武装进犯。 早在5月底时,日军已分成两路在台湾北部登陆,连续占领三貂岭,瑞芳。6月3日上午,日本陆海军向基隆发动总攻。正午时,日军冲击市街。午后1点左右,大雨倾盆,清军守军顽强抵抗,奋战4、5个小时,又经过激烈的市区刀剑肉搏巷战,不少将士牺牲,基隆失陷了。 6月4日傍晚,基隆溃兵进入台北,迫使唐景菘出战,但唐却仓皇逃回大陆。台北城内的部分清兵在清廷的示意下,主动投敌。这样就给反割台武装斗争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台北仅剩下丘逢甲一支义军,势难支撑,只好退到台中。日军于7日占领台北城。17日,桦山资纪在台北成立殖民政权——台湾总督府,从而开始了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 台湾军民保台运动的第二阶段是台中抗战。这一阶段的御侮以保卫新竹、苗栗和彰化为中心。如果说保卫台北地区的战斗是以原有清军为主的话,那么台中地区的抗日主力则是人民群众直接武装起来的义军,义军统领是苗栗人吴汤兴、徐骧和姜绍祖。在台湾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以帮办台湾军务刘永福为首的部分清军将领也表示要坚守台湾抗日。台北沦陷后,台湾人民推举刘永福为首领主持大局。 6月中旬,日军兵分两路进犯新竹,清军和抗日义军据险阻击日军,奋勇杀敌,日本大佐樱井氏一队60多人覆没,其余日军不敢出战。双方相持十天,因饷械供应不足,义军被迫后撤,新竹失陷。7月中旬,各路义军和清军配合反攻新竹,因有汉奸告密,日军预设埋伏,义军伤亡惨重,姜绍祖被俘牺牲,徐骧等退守苗栗,战事移到中部一带。 8月13日,日军进犯苗栗,抗日义军在苗栗以北的尖笔山组织抵抗,吴汤兴、清军副将杨紫云与敌人展开激战,杨不幸中弹阵亡。刘永福派吴延年率黑旗军赶来迎战,但未到以前,苗栗已失陷,吴延年联合徐骧等义军,退守大甲溪。 8月下旬,日军涉水渡过大甲溪,受到吴延年军和徐骧义军的两面夹击,伤亡惨重。第二天又增兵进犯,占领大甲溪。大甲溪原是台中以北的重要军事基地,它失守后,台中告急。 8月底,黑旗军和义军在大肚溪、八卦山迎击来犯日军精锐近卫师团,双方激战一天,白刃相接,日军被歼1000余人,但吴延年、吴汤兴等义军将领也壮烈牺牲。徐骧率部下且战且退,彰化、云林等地失守。后来,为阻止日军继续南侵,刘永福命杨泗洪率军反攻彰化,

论台湾的民主政治

论台湾的民主政治 提纲:⑴民主政治的含义 ⑵台湾的民主进程 ⑶台湾的民主政治的问题 ⑷台湾民主政治给我们的启示 所谓民主政治,就是相对于专制政治或者是权威政治而言的相对概念,从质的规定性角度分析,它有三个基本含义:其一是多数人统治取代一个人或少数人掌握国家权力,其二是全体社会成员构成国家权力的主体,其三是全体社会成员实行自治管理。民主政治同专制政治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民主政治的实质和核心就是人民当家作主。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具有特殊的历史,特殊的地位的地区,其政治也很特殊,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 对于台湾的民主政治的进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日据时期,这是个不能忽视的时期。历史上台湾民主化和日据时期台湾所累积的反政府力量关联很大。台湾被日本控制50多年,台湾人民不是100%顺从。在日据时期,民众从武装抗日到法制的作用,后来走向体制内的抗争,追求台湾人的自治权。那时成立了台湾民众党,成立了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当时最重要的领导人叫蒋渭水,他创立台湾民众党和日本人对抗。他去世的时候,太多的台湾人自动要参加出殡仪式,日本就采取一些措施来控制。日据时期,台湾人对日本的制度性的反抗,建立自治权,是台湾民主化的早期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光复初期。1945年台湾光复,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但一年半后发生了“二二八事件”,从高峰跌落到谷底。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不久,1949年两岸宣告分裂。因此光复初期基本上是处于一种飘摇动荡的状态之中,民主化构建基本上不成功。因为“二二八事件”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始终徘徊在台湾上空。自此后将近60年的时间,每当“二二八事件”的时候,总有一些事情发生。在光复初期,基本上没有民主化。 第三个时期是民主实验期, 大陆的失败带给蒋介石最大的反省就是到台湾后马上实施土地改革。民主政治,就是民主主义也是到了台湾才开始。1949年台湾实行戒严体制:实行“党戒报戒”,不准成立新的党和新的媒体,戒严时国会不必改选,民意机关不必改选。1950年,台湾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即乡镇长、县市长、村长选举,成立县议会,乡民代表会。选举从地方开始,中央和省级不选。这是民主实验期,大约为30年的时间。在实验过程中,县市、乡镇、村都举行选举,并逐渐扩大政治参与:省主席不选举,但省议会选举;台北市长不选举,但台北市议会选举;这叫做半套的民主政治,台湾特色的民主政治。 80年代,台湾发生了“美丽岛事件”,领导者为施明德。施明德的一生就是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他被关两次总共25年,但仍然坚持在民主斗争的第一线,台湾民主化没有这种角色的推动是不可想象的。台湾人,不论政治立场如何,基本上都相当尊敬施明德。你不一定同意他的一些想法和行为,但你要尊敬他的道德勇气、始终如一和一以贯之的气节和做法。在这个阶段,冲突非常激烈。 第四个阶段是民主成长期,从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开始,随之回到宪政常轨,开放“党戒”、“报戒”。蒋经国于1988年1月13日去世。在对台湾人民心目中所有政治人物做一个民调时,蒋经国一直排第一位。因为大家对他晚年有绝对的权力却

民主的巩固与深化

民主的巩固与深化 —民进党十年政纲「民主」篇的解读 ●许志雄/国立嘉义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台湾四百年历史,历经荷兰、西班牙、郑氏王国、大清帝国及日本的殖民、威权统治,始终与民主无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国民党外来政权统治台湾,在军事接管、训政、国家总动员法制、戒严及动员戡乱体制的宰制下,台湾人民当然亦无法体验民主的生活方式。直到二十世纪末叶,第三波民主化与立宪主义复权的风潮席卷全球,我国总算出现民主的转机。 从近代以降,民主的发展大致包括议会民主、非媒介民主与半直接民主三个进程。 我国于1991、1992年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走向议会民主;1996年总统直选,人民有直接选择行政首长与国家政策的机会,而朝非媒介民主趋近;2004年首度举行全国性公民投票,更跨出半直接民主的第一步。短短十几年间,先后推动三个民主化进程,破除各种阻碍,成果得来不易。 由于反动势力顽强,台湾民主化过程不时遭到扭曲,而且一不留意,就有逆转倒退的可能。只要想到以下事实,当可了解问题的严重性:一个长期实施威权统治的政党,竟能间隔八年就轻易重掌政权;一个经常站在历史错误的一方,曾经以「民粹」恶意抨击总统直选及公民投票,强烈暴露反民主心态与行径的政治人物,竟能以压倒性的胜利当选总统。不可否认的,我国民主根基尚浅,2008年第二次政党轮替后又有倒退的迹象;因此,如何巩固民主、深化民主,遂成为当前最严肃的课题。 此际,民进党公布十年政纲,展现重新执政的抱负与决心。该政纲包含「民主」篇,针对民主有关的各项议题,提出明确的主张;其涵盖面广泛,且对症下药,相当值得重视。以下,先大略说明该「民主」篇的内容,然后尝试解析其特色,并评估政策主张落实的途径与条件。 一、内容大要 基于政纲的性质,「民主」篇要言不烦,全文约仅二千字,以提纲挈领的方式揭示三个核心理念及七大政策主张。 (一)、三个核心理念 1、多元民主:包容、尊重各种不同的思想、价值及表现,保障少数及弱势的声音与权益。 2、永续民主:政府决策不仅要对当代人民负责,更要对后世子孙有所交代,以贯彻世代正义,巩固人权保障。 3、民主治理:施政应遵循民意,并建构完善的民主制度,推展公民社会,培养法治观念。

台湾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

台湾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 中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封闭的两岸开始了交流,台湾商人纷纷登陆投资建厂,大陆人惊异地发现,台湾人民并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但不需要我们去拯救,而且台湾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远远高於大陆. 【林丹】台湾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败离大陆,几百万人随之迁徙到台湾。在这块弹丸孤岛上落地生根,重建家园。凭藉著正确的政策和勤奋努力。台湾经济飞跃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台湾人均的国民所得已达到一万四千元美金,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英国著名的欧元杂志,在对世界经济的第五次评估中,将台湾经济表现,评列为世界第六位。 明居正教授是中国国民党党员,中华民国总统府,两岸关系特别顾问组成员;他曾担任过中华民国外交部,顾问委员会成员,以及大陆事务理事会,顾问委员会成员。 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 【林丹】由於长久以来中国大陆青一色的反独宣传,使得许多大陆的朋友,对台湾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及其成就知之甚少。其实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非常引人瞩目,从一党威权统治到民主选举总统,再到政党成功轮替。尽管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尽管台湾的民主还有许多瑕疵,但它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及其成功经验,使它在世界民主进程中有著独特的地位。 【明居正】六十年代中后期,台湾社会出现了比较大量的中产阶级,这些人开始要求讲话;要求在政治上有更高的声音;要求政府的控制要减少;要求要开始民主化,所以台湾在这个时候要初步民主化了。第一个指标就是一九六九年的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代表了台湾的选举开始大量增加;选举的增加;代表了言论自由的空间开始加大;代表了党外的力量开始兴起;代表了国民党对社会的控制开始衰退;台湾社会自由化程度开始增加。民主化开始出现,但是还没有明确。所以台湾在这个阶段从社会的变迁开始出现政治的变迁。国民党企图镇压过,也曾经非常努力抵抗过,但他没成功。国民党后来的开放,有些并不是完全真心的,特别是一九六九年第一次开放,他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大家都知道很多的资深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查委员,是在大陆上选出来的,后来跟著国民政府退到了台湾。等到一九六九年时,有些人都已经过世了,但是也还有很多还活下来了。国民党把这些人视为国宝,因为这些人是法统。什麽叫法统呢?就是象徵著国民政府对大陆还有主权号召的这麽个东西。因为这些人是在大陆上用四亿人口为基础选出来的,因此我不能在台湾用一千两百万的基础去改选他们。因为这些人是法统,要好好用,供在那里。 那麽既然台湾社会要变迁,我们就要增选跟补选。国民党用尽全力把大部分的位置选

台湾政治转型的条件与路径(精)

台湾政治转型的条件与路径 2009年5月3日至12日,“东亚政治发展研究”课题组一行四人,应台湾“大陆研究会”邀请,就台湾社会转型及民主化发展等问题赴台进行学术访问和调研。这是课题组对东亚地区实地调研的第一站。调研访问期间,课题组在台北、台中、高雄等地访问了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等一批重要学术机构,以及台湾的“立法机构”,并与台湾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和学者进行座谈交流。调研访问达到了预期目标,对于台湾社会转型中的政治发展线索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与把握。 社会分化、精英对立:台湾社会转型的背景与动因 台湾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结构分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民党“军、公、教”集团与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本省新兴精英集团的对立和冲突,是台湾民主化运动兴起并最终形成政党轮替的基本原因。 台湾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化进程中,以国民党政权为核心的“军、公、教”集团控制主要经济活动,与在工业化进程中广泛兴起的、以本省人士为主的中小企业及相关群体形成了利益冲突和对立。在以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主张台湾独立人士为主体的政治反对派的鼓动和组织下,形成了反对国民党政权和体制的社会舆论和社会运动,最终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实现了台湾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的过渡。政治反对派与台湾本土力量的结合,是台湾民主化运动兴起和壮大的关键因素,它为台湾民主化运动提供了广泛和强大的社会基础。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就是台湾民主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反对派提供的“思想力量”与本土势力提供的“物质力量”相结合的标志性事件。 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台湾与美国“断交”等一系列事件,以及其他国际环境的变化,造成并加剧了迁播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为应对危机,国民党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如“本土化”政策,旨在进行社会整合,特别是整合本省精英,借以巩固和扩大执政基础,但这种努力没有成功。反对派利用国民党政权政策调整,乘机扩大影响和加强社会运动,迫使国民党进一步退让,进而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矛盾,造成执政精英分裂,最终引发了政治转型和政党轮替。 基层选举与自由民主论述:台湾政治转型的条件 地方自治体制和自由民主论述,是台湾民主化运动存在并逐步发展的重要制度条件和思想文化条件。 尽管台湾在20世纪下半叶实行了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1949年5月~1987年7月),但台湾地方自治体制始终存在。这种地方自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宪政体制因素,为以地方、基层为基地的“党外”民主运动和反对派活动提供了有限的法律依据和合法保障。这一条件为反对派充分利用,以仅停留于形式上的、有限的法律权利为依托展开合法斗争,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把那“一张纸”演化出生命,形成了司法制度所无法约束的广泛的社会运动,最终促进了法律制度的改变,迫使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 此外,尽管国民党深受苏俄影响,在政治理论上有以“军政、训政、宪政”为核心内容的创新和调整,但其基本理念和论述形式,仍然不能完全脱离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观念。加之,国民党政权出于反共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在意识形态方面不能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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