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经济：应对三大挑战(上)
在过去的27年中，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超过9.8%。经历了连续5年高增长、低通胀之后，2007年中期以来，经济过热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2008年中国经济面临三大挑战：通货膨胀恶化，经济增长减速和资产泡沫崩溃。为了同时应对这三大挑战。中国政府提出了“双防”政策。货币政策进一步从紧、人民币升值加速、稳定资本市场的措施相继出台。作者希望通过本文对宏观经济稳定政策中的一些重要争议问题予以梳理，并给出合乎实际和逻辑的回答。
一、三大挑战
1.通货膨胀
2007年7月，中国的广义消费物价指数(Headline CPI)突然跃升到5.6%。当时CPI的上涨主要是由食品价格、尤其是猪肉价格上涨引发的。因此，经济学界与政府官员普遍认为，当猪仔长大之后，猪肉的供给将随之增加。猪肉价格下降，CPI也将下降。简言之，中国的通货膨胀仅仅是个猪仔问题，无须大惊小怪。但是，通货膨胀形势却迅速恶化。2008年2月，CPI增长速度达到了8.7%，是近11年来的最高涨幅。与此同时，物价上涨不仅迅速从猪肉向其他农产品扩散，而且还从农产品向工业品扩散。原来一直维持在低水平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的上涨幅度也达到了6.6%。通货膨胀的迅速恶化表明，当前的通货膨胀远非仅仅是个“猪仔”问题。而且在根本好转之前，通货膨胀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目前中国国内已经达成共识：通货膨胀是对经济稳定的严重威胁，反通胀应该成为政府的头等大事。但是，对于中国当前通货膨胀的成因，学界仍然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当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成本推动型，是自然灾害、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标准收严、外部供给冲击(国际市场上
原油、铁矿石和粮食涨价)等因素造成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通货膨胀是需求过度(excess demand)引起的。归根结底，是货币供给过量造成的。对中国当前通货膨胀性质的认识，决定了反通货膨胀政策的选择。而选择是否正确，将决定中国今后是否能够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而，对通货膨胀的性质，有必要做进一步讨论。
2008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是11.9%，如果考虑到低报等因素，真实的GDP增长速度可能更高。长期以来，中国公认的潜在增长速度是8%—9%。现实的GDP增长明显超过了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这就表明经济中出现了过度需求。而过度需求的存在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有人可能会指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大大提高。但大量事实表明，尽管近年来中国的生产率有一定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同经济周期有关)，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依然是外延型和粗放型，不仅依然未摆脱高耗能、高投入和高污染的特点，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很难相信，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在几年时间内已经从8%—9%跃升到12%。
导致需求过度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房地产投资(包括地方政府推动的造城运动)以及出口增长速度过快。21世纪初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增长速度，是推动经济增长(从需求方看)的最主要动力。而房地产投资增长则是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最重要动力。在过去数年中，房地产投资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远远大于其他部门投资增长的贡献。更成问题的是，多年以来许多地方级政府都在大盖楼堂馆所，大搞经济开发区，全国上下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对资源造成大量浪费。房地产投资的高速增长，推动了钢铁、水泥、建材等一系列行业投资的增长，成为中国经济过热的重要源头。
出口的高速增长是中国近年来出现过度需求的又一重要原因。一般来说，一国出口的增长往往同国内需求不足有关。因此，一些外国观察家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国内需求不足，而不是需求过度。事实是，60%左右的中国出口—加工贸易，从一开始就是完全以海外市场为目标的，出口加工贸易品在出口和内销之间的替代性是相当弱的。至少2005年下半年以后，中国出口和贸易顺差的增长并不是国内需求不足所致。全球需求旺盛和人民币汇率低估才是近年来中国出口和贸易顺差增长迅速的主要原因。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和出口的增长共同增加了对国内供给能力的压力。
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我本人)一度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成本推动型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用微观分析方法来回答宏观经济问题。例如，由于CPI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特别是猪肉价格上涨，于是大家就把注意力集中到猪肉市场。然而对猪肉市场的分析表明，居民对猪肉的需求并无明显变化。是生猪周期、蓝耳病、农民养猪积极性下降等原因导致了猪肉供应减少。于是，便出现了中国的通货膨胀是成本推动型的、是一次性的(小猪长大，猪肉供应就会增多，猪肉价格就会下降，从而通货膨胀就会自动降下来)等等说法。孤立地看，猪肉涨价确实主要是供给问题。但是，为什么农民不愿养猪？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房地产市场和出口加工企业能够提供更高的收入，农民选择了当建筑工人，到出口加工企业打工。其他本应满足猪肉生产的资源也转到了其他部门。其实，不仅猪肉生产，其他农产品的生产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除蓝耳病之类的纯供给方原因之外，猪肉和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还与房地产投资和出口增长过快相关。事实上，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一般不会在所有部门同时发生，而要先发生在某些特定部门，然后再向其余部门扩散。如果得到信贷支持的部门A(如房地产开发商、建筑商、购房者都能从银行得到贷款)出现需求过度，其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就会上升。生产要素就会从部门B向部门A转移。生产要素供给的减少就会导致在部门B出现成本推起型的价格上
涨。显然，不能因部门B的价格上涨表现为成本推起型，就推出整个经济中的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型的结论。
但是，分析通货膨胀不是应该从CPI着手吗？造成CPI上涨的最重要原因不是猪肉价格上涨吗？而猪肉价格上涨不是因为猪肉供给减少所造成的吗？从理论上说，从CPI及其构成着手分析通货膨胀原因的方法是合乎规范的。但由于CPI的编制存在问题，我们可能被误导。中国是一个国内生产总值达20多万亿人民币的经济体。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在10%左右，养猪业对GDP的贡献根本不可与房地产投资同日而语。多年来住房价格一直以10%左右的速度上涨，大城市中房价的上涨速度则更快。房屋价格的飙升说明在经济中的一个最重要部门中存在严重的供求失衡。但在作为衡量经济供求是否失衡的最重要指示器的CPI却不包含房屋价格。包含在CPI中的租金的变化又与房地产价格的变化相脱节。因而，尽管CPI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物价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但CPI并不能全面、及时地反映经济中的供求失衡。事实上，早在2004年中国经济就出现了过热迹象。而央行当时就提出过，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应该成为判断经济是否过热的重要指示器。可惜的是，在2007年以来对通货膨胀的讨论中，我们往往教条主义地认为房屋价格是资产价格，因而将其置而不论。这样，我们就低估了整个经济供求失衡的严重性，延误了采取严厉紧缩措施的时机。
对通货膨胀性质的判断又有什么政策含义呢？如果中国的通货膨胀仅仅是猪肉和某些农产品供给不足引起的，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紧缩货币并不能增加猪肉供给。但是，如果通货膨胀是由于经济总体的过度需求引起的，紧缩货币就不但可以解决经济总体的过度需求问题，而且有助于增加猪肉供给。货币紧缩意味着部门A将得不到信贷支持，对该部门生产要素产生影响，进而对产品的需求将受到抑制，该部门产品和要素的价格上涨也都将得到抑制。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就会流回部门B，其供给就会增加。相反，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