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法修正案生效前后所犯同种数罪之处理案号一审：(2007)驿刑初字第141号
[基本案情]
自2004年6月至2007年7月间，被告人朱玉华、施峥、高歌、刘建宾、王艺融等5人组成犯罪团伙，明知是犯罪所得的机动车而予以收购并销售。上述5人共计作案45起，涉及赃车45部。本案施峥、高歌、刘建宾、王艺融等4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发生在2006年6月之前，而另一被告人朱玉华共参与收购销售被盗抢机动车20起(部)，涉案总数额384.7311万元，并在2006年7月收购机动车1起(部)，价值12.1万元。
[争议焦点]
本案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辩控双方对此不存在任何争议。而在庭审中，就被告人施峥、高歌、刘建宾、王艺融等4人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亦无争论。由于被告人朱玉华在2006年6月29日刑法修正案(六)生效之前实施20次收购销售赃车的犯罪行为，而在刑法修正案(六)生效之后，又于2006年7月实施了1起收购销售赃车的犯罪行为，其多次收购销售赃车的同种数罪行为跨越了刑法修正案(六)的生效时间前后，①因此本案争议焦点集中于对被告人朱玉华的法律适用问题。对此，公诉人、朱玉华的辩护人和法官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公诉人认为，根据1998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跨越修订刑法施行日期的继续犯罪、连续犯罪以及其他同种数罪应如何具体适用刑法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第2条之规定，②应当对
被告人朱玉华适用刑法修正案(六)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对其定罪量刑。同时，根据刑法修正案(六)第二十九条之规定，③结合2007年5月1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条之规定，④提请对被告人朱玉华认定犯窝藏收购销售赃物罪，且就该罪而言，其收购销售机动车数量和犯罪金额已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因此建议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罚。辩护人则认为，被告人朱玉华的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其指出：刑法修正案(六)于2006年6月29日生效，且“两高”2007年5月11日实施的司法解释规定了情节严重的条件为“涉及机动车5辆以上或者价值总额达到50万元以上的”，但是朱玉华在刑法修正案(六)生效后仅实施了1起收购赃车的行为，而该车价值为12.1万元，尚达不到该解释情节严重的标准；并且根据“两高”2001年12月16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1》)第3条之规定，⑥和“两高”及公安部、国家工商管理总局于1998年5月8日联合下发的《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2》)第2条之规定，⑤结合本案事实，以及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应当依照《规定2》的指引路径，建议对朱玉华适用刑法修正案(六)之前的1997年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以窝藏收购销售赃物罪定罪量刑。
本案一审法院一方面采纳了辩护人所持朱玉华之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的辩护意见，认为朱玉华在2006年6月29日之前已经实施收购并
销售20辆机动车的行为触犯的是刑法修正案(六)生效以前的1997年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窝藏收购销售赃物罪，当时该条并无情节严重之规定；而其在2006年6月29日之后仅收购1辆价值12.1万元的机动车，而这次收购行为显然未达到“两高”2007年5月11日实施的《解释》第1条所规定“涉及机动车5辆以上或者价值总额达到50万元以上”的情节严重的标准，并且公诉机关虽然提出了按照刑法修正案(六)并以情节严重对被告人朱玉华定罪量刑的总体意见，但是在指控朱玉华的罪名时却仍然建议以窝藏收购销售赃物罪之旧罪名追究其刑事责任，明显存在不妥之处，因此对于公诉机关有关朱玉华犯罪属于情节严重的指控不予支持。另一方面一审法院又否认了辩护人所提出的，将朱玉华所有收购、销售赃车的行为均以窝藏收购销售赃物罪定罪量刑的辩护意见。一审法院合议庭认为，朱玉华在刑法修正案(六)生效之前已多次实施的收购并销售赃车的行为已经构成了1997年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窝藏收购销售赃物罪，依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应以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其在2007年7月实施的收购赃车的行为则触犯了刑法修正案(六)生效后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当以该罪定罪处罚。一审法院对其作出判决：被告人朱玉华犯收购、销售赃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判处罚金10万元；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在判决上诉期内，公诉机关未提出抗诉，被告人也未提出上诉，因而一审判决业已发生法律效力。
[观点透析]
笔者赞成法院的意见，而不同意公诉人及辩护人的意见，以下分别展开详细论证：
(一)公诉人不能依据《批复》认定朱玉华的行为属于《解释》中的情节严重
1.《批复》第2条的规定具有不合理性。
《批复》第2条的规定对1997年10月1日刑法生效前后分别实施同种类数罪不加区分，即便是对1997年10月1日之前的犯罪也要适用1997年刑法，因此其在刑法溯及力上采取了从新原则，而这明显有悖于1997年刑法第十二条所确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也因此违背罪刑法定的思想。“从刑法理论上来看，从旧兼从轻原则比较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因为‘从旧’表明了对行为时不受处罚的行为，不能适用裁判时的法律给予处罚；即使行为时应受处罚的行为，原则上也应按行为时的法律处罚，这正体现了定罪判刑以行为时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的思想。另一方面，罪刑法定原则包含着保障行为人的自由的观念，因此，当适用新法有利于行为人时，应例外地适用新法。”⑦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刑法都明文规定了从旧兼从轻原则，相较而言，《批复》第2条的规定显然具有不合理性。
2.法院对《批复》第2条之规定可以不予认可。
在解释问题上，哲学诠释学认为：只要存在解释，解释便会呈现出多样性。而有权机关对法律含义作出司法解释时亦无可例外。波斯纳就认为：“解释是一个含混的、总体的甚至是不有边界的概念”，“‘解释’
是一个变色龙”。⑧因此“诠释学给法律解释学的启示之一是，法律解释不可避免地受到解释者立场、观点、情感以及个人素养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法律解释者有可能超越法律文本进行法律解释，解释的结果是出现一个与原解释文本完全不同的新的‘文本’。”⑨司法解释者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价值无涉的反映和被反映关系，⑩因此在对制定法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其根本不会仅对法律条文进行所谓的字面解释、文理解释和逻辑解释，而必然会融入自己价值观念甚至成见，对法律作出有利于自己部门利益的解释。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公诉指控职能也就决定其必然以严格追诉犯罪和惩治犯罪为终极目标，因而有进行扩张解释以张扬刑罚权适用的原动力，而《批复》第2条之规定就明显是其强化国家追诉权和刑法惩罚权的扩张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虽然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可以作出有权解释，并依此作为侦查和公诉行为的依据，但这种检察解释仅对检察系统内部具有拘束力，而对法院并无约束力。(11)因此，检察解释对于法院在适用法律时最多只是起到参考作用，而由于《批复》第2条之不合理性，法院可以不予认可。
3.《批复》第2条的规定不适用于本案的情形。
朱玉华在2006年6月29日之前所实施的20起收购销售赃车犯罪行为和其在2006年7月所实施的收购赃车犯罪行为虽然属于同种数罪，并且其罪名、构成要件、情节与法定刑也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其前后罪行所发生的时间并不是《批复》第2条中所规定的“在1997年10月1日前后”，而是“在1997年10月1日以后”，公诉人因此混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