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京派”
1．“京派”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其主要成员和刊物有哪些？
［提示：“京派”的主要特点是：作家各自的写作路线和风格不尽相同，但创作精神、心态和审美追求有相对的一致性。在以下三个方面有着共性：①多写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题材。②从容的古典审美趋向。③比较成熟的小说样式。“京派”作为20世纪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其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萧乾、李健吾、朱光潜等。其主要刊物有周作人实际主编的《骆驼草》，杨振声、沈从文、萧乾先后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郑振铎、章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卞之琳、巴金、沈从文、李健吾、靳以、郑振铎等编辑的《水星》文学月刊；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月刊等］
2．“京派”和“海派”的主要区别是什么？鲁迅是如何评价的？
［提示：“京派”的作家群文学旨趣相互接近，其写作心态一般都比较雍容、恬静，在文化取向上较少商业的或党派的味道，比较守成和稳健。“海派”是与“京派”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一般是指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海派”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海派”，是指所有的活跃在上海的作家派别，主要有三个流派：一是左翼文学，二是新感觉派文学，三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而“鸳鸯蝴蝶派”当时也有新旧两派之分，旧鸳鸯蝴蝶派主要以一直致力于通俗文学创作的周瘦娟、张恨水为代表，而新鸳鸯蝴蝶派则以原来的新文学作家张资平、叶灵凤为代表。也有人把后来于40年代崛起的张爱玲作为新鸳鸯蝴蝶派的后起之秀，即海派的新代表。
狭义的海派，则主要指鸳鸯蝴蝶派。也有人将具有典型都市文学特征的新感觉派视为典型的海派，而将左翼文学与此相区别。
沈从文在《文学者的态度》等文章中所说的海派，实际上使用的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强调的是文学创作者对文学创作的态度。
“京派”与“京派”比较起来，显得开放、求新、多变，但商业色彩比较浓。
3．沈从文笔下的城乡为什么会出现二元对立模式？
［提示：沈从文笔下的城乡呈现着鲜明的二元对立模式，眷恋赞美乡村，厌倦批判都市。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作家认为，繁华在都会，人性在乡村；物质在城市，精神在乡村等。他们无意于具体的城市生活特色，只关注这种生活中的人性变异，进而展示其生存困境。他们对城乡对立的“生存困境”的感知，又是以纯粹的精神体验的方式存在，来自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和对社会人生的审美介入。作者欲从“湘西世界”与“城市世界”的对照中，显示
造民族性格的必要性］
4．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在文学史上主要有什么意义？
［提示：沈从文通过湘西世界的建构，形成对“现代世界”的对抗与否定。“湘西世界”的最大意义，不在于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湘西的现实关系的图景，而在于它以现代小说的形式，为我们这个负累极重的“文明古国”，提供了一个精神上回复自然人性和活泼童心的文学桃源，以此希望人们回复“童心”，以重新焕发种民族的青春活力］
3．以《子夜》为例，谈谈茅盾小说的结构特点。
［提示：《子夜》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子夜》的艺术结构是宏伟的。它通过吴荪甫把互相关联的“三条火线”联合在一起。即，公债市场上的斗争；以裕华丝厂为中心的上海纺织工人的罢工斗争；以双桥镇为代表的农民反抗封建恶霸地主的斗争。这三条火线的焦点都集中在《子夜》的主人公吴荪甫身上。把20世纪30年代初期从农村到城市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斗争和谐地组织在一起，生动地展现了极为广阔的生活图景。②《子夜》的艺术结构是严谨的。它以吴荪甫和赵伯韬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把众多的任务，纷繁的线索，广阔的场景，集中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加以表现，而且主次分明，条理清晰，波澜起伏，缜密自然。③《子夜》的开头与结尾是作了精心设计的。
一、二两章借吴老太爷来到上海及其暴死、发丧，引出众多的人物与线索，以后的十七章各条线索交错发展。结尾处虚写工农红军的日益壮大，同吴荪甫的失败相对照，预示出中国的前途与希望所在。总之，《子夜》的结构作者处理得相当成功，各条线索既相对独立，又纵横交织，使无比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和众多人物、事件，有机地、完整地、清晰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艺术的整体。
6．茅盾小说的“史诗性”特征表现哪里？
［提示：其小说的“史诗性”特征具体表现在：①题材与主题紧贴时代的变迁，自觉追求“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他强调，文学作品反映的不应当是社会的一角，而应当是“社会全般”。无论是事件还是人物，切忌孤立，而应当写出其上下左右的广阔联系。
②以社会斗争为故事轴心，以历史代言者姿态进入创作，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性。作者自觉充当中国现代革命的书记和传记作者，从而使他的作品带有极其鲜明的时事性、传记性的特征。他总是把自己的艺术注意力放在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上，捕捉和传达那些新近发生的重
大事实］
8．《子夜》在茅盾创作历程中有何重要地位？
［提示：在茅盾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子
夜》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就小说显示的社会概括的广度和深度，艺术结构的宏大与繁复，人物创造的多姿与传神，文学语言的华赡、劲健和爽利而言，它都足以使茅盾和一般作家拉开一段距离。尤其是《子夜》的语言，不仅是个性化的，也是时代的。就此而讲，可以说，《子夜》一书奠定了茅盾作为语言大师的历史地位］
鲁迅与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比较 ——从选取悲剧性题材的角度看 写作提纲 （一）悲剧的角度不同 （二）悲剧的人物形象体现的思想意蕴不同 （三）悲剧的人物与环境关系不同 悲剧的角度不同 鲁迅诞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里，从小就受到了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正统文化，以及佛、道、墨、法等非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熏陶。特别从故事情节的安排上看，却意外发现与中国喜剧家阮大铖在戏曲创作上的艺术个性和特色上有相同之处。例如独特题材的选取以及文本结构的精心设计、语言等。喜剧是一种笑的艺术，就其特征来说，是在庄重威严为平庸滑稽，显示出幽默讽刺意味，产生“纠正人的恶习”（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艺术效果，正如鲁迅所说，“喜剧是将人生没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而悲剧正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使人们在产生共鸣的情感里在一刹那间享受失去的沉重与振动。以一种心理反差来使人们在平淡的生活状态中得到共鸣与顿悟。而相对于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一样，两人都选择了用悲剧性的事件来反映当时中国社会下层群众的生存状态。但尽管都选择了悲剧，但两位作家给予人们的悲剧氛围与使读者产生的心理感受又是不一样的。 一、创作冲动的触发点不同 （一）鲁迅是苦闷与疗救的选择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1909年,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在这时，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里，苦在心里，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二）沈从文是同情、关注与忧思的表达 沈从文，生于荒僻而风光如画、富有传奇性的湘西凤凰县。他身上流着苗、汉、土家各族的血液，这给他带来了特殊的气质，带来多彩的幻想和少数民族在长期受压的历史中积淀的沉忧隐痛。从少年时期起，他就熟读社会这本大书，生命的智慧多半直接从生活中来。高小毕业14岁即按当地风习进入地方行伍，先后当过卫兵、班长、司书、文件收发员、书记，看惯了湘兵的雄武，以及各种迫害和杀戮的黑暗（在芷江的乡下四个月看杀了一千，在怀化镇一年多看杀人七百）。过早面对社会的残酷和周围生活的愚昧，使他以后将“残酷”、“愚昧”写入作
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与社会理想 摘要：沈从文的小说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身处喧嚣、冷漠、自私的城市生活中时，他依然追求人性美，于是他只能到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去追寻一种近乎完美的“世外桃源”。他曾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于是他便沉醉于自己的理想国中。而在当时中国的国情下，这种乌托邦式的生活是不能存在的。于是他只能通过文学来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 关键词：沈从文、文学理想、社会理想 正文： 一、沈从文的个人经历与其文学理想 青年时代的沈从文，由于经常目睹发生在家乡的饥荒、暴乱与杀人越货的场景，不满湘西的黑暗统治，产生了人道主义思想，并且萌生了去城市生活的想法。据说他离开家乡的导火线是当地的几个乡绅同时看上了他，想纳他为女婿。而他为了追求自由独立的生活，摆脱既定的庸俗生活，毅然离开湘西，走向都市。 而当他真正到了城市后，越发感觉到城市的自私、市侩与腐化堕落。这一切令他感到失望。于是他又想念昔日湘西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人性美与人情美，他想用自己的笔把这种清新恬淡的生活表现给世人看，给这个日益功利的社会带去一种清新的气息。然而他又深知古老的湘西文化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他充斥着落后与愚昧。于是他不得不构筑一种理想世界以把充满人性美的生活展示给人看。 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更是以“乡下人”的固执和顽强意志去追寻充满着美与和谐的世外桃源。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他通过描写以湘西生活为题材构建的理想国赞美人性美，以给人们带来强烈的心理震撼。 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建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颇有“乡土小资”的淡淡情调。他主张作家应该远离政治、远离党派，追求一种永恒的文学，也沉溺于自己的“希腊神庙”中。并希望用自己构筑的世外桃源给愈发麻木的城市人带去心灵的震撼，带给人们心灵的洗礼，召唤人们回归充满人性与人情美的社会。这也是他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表现。 二、沈从文的社会理想 对于沈从文的社会理想，苏雪林曾经这样做过解释：“想是什么？我看就是想借助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们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的权利”。他想把这种野蛮的气质当做火焰去引燃中华民族奋斗的气焰。 追求陶渊明‘桃花源’式的和谐、美满、朴素的生活方式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从另一角度讲，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逃避现实苦难和精神思索的集体无意识的长期沉淀。这种逃避带来的最大后果是它可能促使作家慢慢退守
沈从文的半生辉煌和半生沉寂 沈从文的半生辉煌和半生沉寂 1923年，一个来自遥远边城的外省青年怀揣着青春梦想以及对文学的满腔热忱奔京城而来。当他夹着铺盖从前门车站走下火车时，立刻被眼前豁然开朗的城市所吸引，于是他站在月台上说了一句：“我是来征服你的。” 这个青年名叫沈从文，这一年他21岁。 京城米贵，居之不易。初来北京的这年冬天，沈从文蜷缩在湖南会馆一间没有炉子的小屋里。天寒地冻、弹尽粮绝，可他连一件棉袄都买不起。幸好郁达夫冒着鹅毛大雪来到他的住处。让郁达夫吃惊的是这位青年一边流着鼻血，一边正用冻僵的双手伏案写稿。看到这，郁达夫解下自己的围巾替他围上，然后领他去街上吃饭，并把衣兜里剩下的几块钱全部给了他…… 沈从文一生曾三进北京城。施蛰存回忆：“为新文学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所感召，从文于1923年来到北平，没有熟人，没有亲戚，孤军奋战。1924年，已在《现代评论》和《北京晨报》上发表创作，大约此时已受知于胡适。以后逐渐认识了徐志摩、郁达夫、杨振声、朱光潜、梁实秋、朱自清等人……” 然而四年未满，沈从文就因军阀张作霖在北方制造白色恐怖，而随同冯雪峰、丁玲、胡也频等一批青年文人南下，移居上海。三年后他返回北平，经胡适推荐在中国公学任教。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沈从文随同清华、北大(合并为西南联大)师生南迁昆明。1946年，沈从文携带家眷绕道上海回到光复后的北平，至此，他的后半生便留在了北京城。 子冈先生(彭子冈，《大公报》著名女记者)有一篇题为《沈从文在北平》的文章，为我们活生生地勾画出了沈从文在北京的生活。“如果你在北平的庙会或小胡同碰见一位提了网线袋，穿着一身灰色或淡褐色的羊质长衫，身材矮小，一脸书卷气，眯着眼睛在书摊上找旧书或是在找门牌号数，说一口湖南、北平、云南杂糅的普通话，那便是沈从文。你可以告诉他，该去理发店理发啦。” 1933年沈从文发表了一篇文章《文学者的态度》，把南北作家划分为“海派”和“京派”，褒扬“京派”而贬低“海派”，并自居于京派之列，由此引发了一场轰动南北文坛的大争论。正是这篇文章使沈从文成为了当时文坛的焦点和核心。那个时候谁会想到，沈从文后半生竟会远离文坛、沉寂四十年呢? 1948年，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两军对峙。一大批文化名流接到国民党通知，限期南下。北大教授、著名作家沈从文也名列其中。但饱经离乱的沈从文毅然决定留下。 1949年，沈从文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当时沈从文14岁的长子沈龙朱是这次精神危机的见证者。他说，“1949年1月，原来旧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贴出很多大字报，大字报转抄了不少文章，其中包括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儿，在北京四中念书，放了学就去父亲教书的北大看热闹，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我看到父亲是粉红色的，粉红色我觉得还可以。回到家就跟父亲说。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对父亲的刺激却很大。1月以后他的神经就不正常了。他感觉压抑，感觉有人要迫害他。” 1949年3月的一天，沈龙朱看见父亲把手伸到电线的插头上。他在慌乱中拔掉电源，把父亲蹬开。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没能阻止父亲再次的自杀行为。几天以后沈龙朱上学，“父亲找到一把保险刀片，割手腕的动脉，割脖子上的血管”。在沈家做客的张中和(沈龙朱的表舅)从沈从文所在的房间外走过。他听见房内有呻吟的音，推门的时候门纹丝不动。
鲁迅与沈从文创作风格比较 张明华 20世纪的中国文坛，有两个最有特色的，也可以说最优秀的作家，那便是鲁迅和沈从文。鲁迅对国民性、以及对现实社会批判之深刻，至今无人超越或达到；而沈从文对湘西的体悟，对人性的揭示，至今也是无人望其项背的。对于鲁迅，大家比较熟悉，他位列中国现代文学六大作家之首。而对于沈从文，大家却有些陌生。其实三四十年代，沈从文就是北方文坛领袖，40年代末，主要因郭沫若“桃红色作家”的指斥，才退出文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沈从文的又声誉鹊起，“大师”的赞誉不绝于耳。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两位大家的有如此迥异的遭遇呢，本文试图从他们的创作风格上进行比较，让读者进行评判。 鲁迅早年学医,因为他父亲的病使他恨透了中医，于是东渡日本学习西医。虽然后来弃医从文.但炼就了医生望诊病人的目光。对社会的观察也是以医生看病人的眼光来看的。所以,他的作品中多是病态的人物。几乎找不出清纯和美丽来。沈从文早年热爱美术，甚至想到美专学习。在美术绘画上颇有造诣，后来虽然弃画从文，但养成了画家审美的慧眼，对社会的观察也是以一个画家的目光看的。所以他的作品中多是清新婉丽的形象，看不出丑恶和残忍。鲁迅用写实的手法描画当时社会的真，揭示人的“奴性”，沈从文用浪漫的笔法抒写当时社会中还存在的“美”，揭示人的本性。 两位作家，两种风格，缘于对生活的两种态度，两种眼光，缘于
他们的两种使命感。鲁迅先生不是看不到美，但他却只写故乡的萧条和冷落，百姓的麻木与冷漠，因为他是为了给这个社会治病，对没有病的地方的审视和赞美不是他作为一个医生的职责。沈从文先生也不是看不到丑陋，但他却只写翠翠的天真和烂漫，天宝的年轻和纯朴，因为他是为了给人们以美的愉悦，对病态的地方的揭示和诊治也不是他作为一个画家的职责。鲁迅写景，但仅是后院的两棵枣树的单调，秋天后半夜的阴冷，就连大年夜喜庆气氛的祝福在他的笔下也成了对旧社会制度的控诉。沈从文先生也写景，却是湘西的青山丽水的神奇，四季入画的诗意，就连本该反目成仇的恋爱的竞争也被他当作一道风景描绘的那样壮美。 所以，我们不能去责怪沈先生，何以不去描写那个社会的黑暗和丑陋，就如同我们不会责怪鲁迅先生何以看不见那个社会中夫妻的真爱，母子的亲情一样。因为沈先生是用画家的眼光审视那个世界，我们不能难为画家为我们描画厕所和脓疮，也正如鲁迅先生是用医生的眼光审视那个世界，我们不会难为医生为何只看到病人潮红的双颊而没有看到病人那双美丽的丹凤眼。 作为作家，他们是两种风格的人，他们各自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观察着生活，品味着人生。正如喝一杯酒，有的人尝出的是辛辣，有的人偏偏品出了清甜，他们的味觉没有失灵，他们的感受也没有错误。可是为什么多年来人们要这样贬低沈先生而如此的抬爱鲁迅先生呢？他们大约也如同那两个说玫瑰的花下有刺和说刺上有花的孪生姐妹一样，站在自己的角度，用自己的喜恶，发现了他们自己应该发
论沈从文小说的人生态度 桂乙雯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金华321004）摘要：沈从文以他独特的湘西视角展现了一幅幅纯美的乡村画卷，同时也反衬出灰暗的都市生活。对于城市和乡村， 沈从文在城市里看到了文明和堕落，在乡村里看到了纯美和落后，沈从文一直在二者之间寻找着一个平衡点，试图支撑起两种文明。因此，在他的小说中，体现着多层次的主题，城市与乡村相互杂糅，互相影响。面对不可阻止的城市化进程，沈从文在极力维护着乡土文明不被破坏的同时，也在寻求着一条和谐之路。作为京派的代表作家，沈从文在推崇湘西，批 判城市的同时，表现出对人生的追寻，在浪漫的书写中追求着和谐的生存状态，为“为人生”现实主义创作增添了一抹独特 的浪漫色彩。 关键词：和谐；沈从文；生命；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 （2012）04－0058－05 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被视为美的象征，而在这种美的背后却蕴藏着不易察觉的悲壮和凄凉，正如沈从文所说：“我因为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 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1〕一、悲剧宿命的超脱湘西，作为乌托邦的化身，承载着作者精神的寄托。在这水一般的世外桃源里，所有的人和事都被蒙上了一层唯美的光辉，人们生老病死，世代轮回，生命作为独特的存在个体展现出多样的人生态势，而每一 种人生态势都是顺着时间， 平静地向前推移，没有大风大浪般的起伏，即使有冲突，也都被特有的湘西风情淡化，继而转化为乌托邦般的和谐。然而，在这和谐的背后是一个个“生的悲剧”，可这样的悲剧却被赋予 了强烈的美学意蕴，人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呈现出悲美的人生状态。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写的是湘西边境一个名叫“茶峒”的小山城里人们的生活状况。小说由一个 老人、一个女孩和一只黄狗引出一段段故事。天保、傩送、翠翠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本是平常年轻人的平常事，但作者没有将这段感情以平常的方式圆满地结束，而是选择了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带走了爷爷的生命，天保为成全弟弟傩送坐水船到茨滩却溺水身亡、一去不回，对此，傩送充满了愧疚也驾船出走，而翠翠一直在河边等待着傩送回来。结尾，作者用“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句话留给了读 者无限的想象， 但更多的是一种遗憾。倘若傩送不回来，翠翠便会如同爷爷当年一样来回渡船直至生命的尽头；倘若回来了，结局是否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完美？我想不会。翠翠是“寄作者所企求优美、健康、自然人性的代表者，然而安静恬淡的边城生活却使她无法逃避爱情的悲剧。沈从文将他对不可知命运的忧 患意识加以诗化，把人性扭曲变形之处剪除，敷衍成悲郁的意境，将忧患与追求融合在一起。”〔2〕在《边城》 中，没有好坏善恶之分，每一个人都按既定的轨道行走，他们永远也无法跳出这样的“圈套”，命运早就为 他们安排好了结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未曾想过要“跳出来”，离开“茶峒”这个地方，离开这样的生活 方式。在这里，他们是以最本真的状态呈现生活的全部面貌，死亡于他们来说是一段插曲，活着的人仍要 好好地活下去。因此，在文中，没有惊心动魄的挣扎，更多的则是含蓄哀婉的“笑看人生”，这也就冲淡了 小说本应有的悲剧性。 《边城》这部代表作品表现出了作者的创作宗旨，他并不刻意追求湘西的安宁平和，却是强调在这种氛围 中人们对待人生的态度， 以及人性以最完美的方式绽放。正如短篇小说《萧萧》中的萧萧，我认为《萧萧》这部第32卷第4期2012年7月绍兴文理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OXING UNIVERSITY Vol．32No．4Jul．2012 *收稿日期：2012－04－－30 作者简介：桂乙雯（1989－），女，江苏南京人，浙江师范大学2011级硕士研究生。
题目：鲁迅与沈从文小说创作之比较院（系）：中文系 专业年级：文秘教育一班 姓名：胡美玲 学号：0 8 4 0 1 7 1 5 指导教师：赵秋生 2012 年 3 月 1 日
鲁迅与沈从文小说创作之比较 指导教师：赵秋生姓名：胡美玲学号：08401715 摘要：该论文主要是论述现当代文学史上鲁迅与沈从文两位大家的小说创作的同与异，同从作品所选择的地域范围以及人物关系的设置上来分析的，而异则主要是从小说创 作的人生背景经历，题材反映的大小差异，作者创作的风格的不同以及作者小说创 作语言的差异来说的，而这几个方面之中，又是重点从小说创作的风格的不同方面 来具体了解这两位现代文学大家小说创作的差异，文章的结尾重点谈了一下两位作 家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并且反思了一下与鲁迅与沈从文先生的创作，当代文学创作 的不足。 关键词：鲁迅沈从文经历题材风格语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贡献 正文：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在20世纪持续获得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文化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都对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着影响，这些外因影响着它的萌生、兴起，影响着文学运动、文艺论争、文学创作，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种种迅速、纷纭的变化，构成一部能折射历史的方方面面的多姿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正是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期，孕育了鲁迅，沈从文这样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家，而同样的，也正是由于这样一批现代文学大家将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转化为一部部文学作品，才能够创造20世纪丰富多彩的现代文学史，影响中国的文学发展，甚至影响整个中国人民的觉醒，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
学生姓名：解娅婷 用户名：xieyating 所属教学服务中心：云南省昆明市广播电视大学 指导教师：吴新苗 提纲：试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涵 一、引言 1．提出中心论题： 沈从文的小说是作家理想、希望和追求的具像化。他的湘西世界不再是个人情感的承载物，而是整个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承载物。沈从文用他抒情般的笔调和诗化般的语言，勾勒出了湘西优美的风物、人情画卷，通过以《边城》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渗透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在他的视野里发现了整个人类，在河流中映见出整个人生。一种崭新的，更庄严些与透入些”的对现实的掌握和解释在他心里涌动，一种通向“新的真实”的文学形式和内容在呼之欲出，并使当时的沈从文相信，终其一生也未必能完成这项伟业。 2．说明写作意图： 沈从文以湘西世界为基点发现了淳朴、自然、美、善的人性，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来阐释这种本真自然的人性虽然美丽却又是简陋的。从沈从文话中与无数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很多作品的根在于那个沉思中的时代、那个独具特色的湘西地域和那永远也奔腾不息的浩荡沅水所蔚成雍雍大气的沅水文化，这种独特的、地域的、民族的、个性化的文化意蕴成为了沈从文小说的生命之根。 二、本论 （一）沈从文小说中的文化内涵与外延 1.沈从文小说中的文化内涵 2.沈从文小说《边城》中的湘西文化 （二）沈从文小说《边城》中乡土情结的文化背景 （三）沈从文小说中人性美的文化探索 （四）沈从文小说文化内蕴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三、结论 沈从文大量的小说提供了自己的作品系统——一个独立自主的艺术世界。他自觉地使自己的创作既从“五四”流行思想的影响下脱出，又由30年代的普遍空气中脱出。这种“独立性”却同时给他带来了损害。“五四”彻底反封建的民主要求(包括“个性解放”的要求)，30年代联系于社会革命运动的关于阶级对抗的思想，都是使现代文学获得其“现代特性”的东西。沈从文在创作中避免社会历史判断，却不能不使他的作品包含着、体现着某种社会历史判断，这在他的创作中，也许是一种更深刻也更难以摆脱的矛盾吧。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可能发现并肯定沈从文作品中真正的“现代性”所在，他的文化思想的价值所在。在我看来，这就是他关于人的改造的思想——沈从文的创作中最基本的、最富于积极意义的思想。他在“湘西世界”中寄寓的，经由城市世界与湘西世界的反复对照而显示的改造民族性格的思想，正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也是现代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命题。在这一方面，沈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f71737914.html, 浅析鲁迅和沈从文对国民性关注的差异 作者：殷艳敏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9年第24期 摘; 要：鲁迅和沈从文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两个人的作品中都体现了对国民性的批判，然而立足点又完全不同。鲁迅立足于对“丑”的批判，沈从文在对“美”的赞美中否定“丑”。 关键词：鲁迅;沈从文;国民性批判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4-0-01 鲁迅和沈从文的作品都充满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意识，都对人性有着独到的见解，关注国民性。以鲁迅的《阿Q正传》和沈从文的《边城》为例，本文尝试探讨鲁迅和沈 从文对国民性的关注有何不同。通过比较发现，对国民性关注，鲁迅重视对国民性中“丑”的揭露，沈从文重视对国民性中“美”的显现。这样对国民性关注点的巨大差异，使两人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个性鲜明的文学艺术风格。 一、人物形象塑造 以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阿Q和翠翠为例，对“丑”“美”进行比较。阿Q作为鲁迅笔下人性“丑”的集中表现，是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代表。阿Q是一个不知名姓的底层小人物，他最典型的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阿Q展现的是人性的自欺欺人、妄自尊大、愚昧麻木、奴隶意识……在现实世界里，阿Q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不论是在与未庄各色人等诸如赵太 爷、假洋鬼子，甚至在革命的浪潮中，阿Q作为一个不知成功为何物的失败者的地位始终没 有变化。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生存法宝”，通过瞒、骗、遗忘和转移失败的方式，阿Q获得 精神上的“大获全胜”。比如说阿Q认为“生平第一件的屈辱”，是被王胡打，毫无羞耻感地讨饶“我是虫豸，还不放么？”过后说一声“儿子打老子”便“心满意足的得胜”了。这种“胜利”在阿Q 的世界中不胜枚举。这种国民劣根性中的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在阿Q身上展现得淋漓尽 致，阿Q也因此成了展现国民劣根性的一面镜子。鲁迅通过阿Q揭露和批判了国民性中的“丑”。 和阿Q的“丑”对比，沈从文笔下的翠翠是一切“美”的显现。翠翠生于自然，长于自然，“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堆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大自然赋予了翠翠美丽强健的身体和蓬勃生机的生命力。翠翠是自然之子，浑身充满了一种灵性的美，她热爱自然，融于自然，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体现了一种自然美。翠翠天真、淳朴、真诚，有一颗善良的心。她与爷爷相依为伴，每日帮着爷爷渡船，从不觉得生活枯燥乏味。她全
沈从文专题综合练习 一、填空题： 要求：书写规范，不得有错别字。 1．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对方兴未艾的--------------文学、时髦的现代派文学以及流行的商业化文学都相当反感，保持着一种批判的态度。 2．京派的主要刊物有沈从文主持的《--------------》文艺副刊和《骆驼草》、《文学月刊》等。 3．废名的代表作主要有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和《--------------》等。 4．《--------------》描写的是辰河边上一个水手与他的情人的故事。篇幅短小，内容也极简单，但是，却标志着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从习作阶段走向了成熟。 5．沈从文的作品展示了“两个文学世界”，一是都市世界，一是--------------世界。 6．--------------在《“京派”与“海派”》说：“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而已”。 7．沈从文在《--------------》、《绅士的太太》、《都市一妇人》等作品中，常用讥讽的调侃，刻写城市各色人等。 8．沈从文曾受到废名的很大影响，而得到沈从文小说艺术真谛的当代作家是 --------------。 9．小说《边城》中描写到的那个城叫--------------。 10．小说《柏子》中描写到的那条河叫--------------。 11．在20世纪80年代的沈从文研究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的《从边城走向世界》。 12．1934年是沈从文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年，他写出了小说代表作《边城》和散文代表作《湘行散记》、《--------------》两个散文集中的主要篇章。 二、单项选择题： 要求：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在括号内。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错选或多选均不得分。 1．丈夫早断了奶。婆婆有了新儿子，这五岁的儿子就像归她独有了。不论做什么事，走到什么地方，丈夫总跟在身边。丈夫有些方面很怕她，当她如母亲。这个故事出自（）。 A．《边城》B．《萧萧》C．《丈夫》D．《柏子》
沈从文笔下的故乡与鲁迅笔下的故乡有什么差别 一、思想革命视野下的乡村和梦幻湘西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农村视野展现的是一幅极其丰富、绚丽的图画，它构成了20 世纪中国文学举足轻重的重要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界一再试图打破凝固的农业社会的死寂状态，在作为新文学创始人的鲁迅那里，农民和知识分子一直是他小说创作中两类并驾齐驱的观察和描写对象，而他一生中篇幅最长、塑造典型人物最为成功的小说恰恰是献给“未庄”农村及破产农民“阿Q”的。鲁迅作为“五四”一代启蒙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他投向乡村的目光与情怀是带着极为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再造中国的伟大理想驱使着他将忧郁而悲伤的目光投向多灾多难的古老乡村大地、投向挣扎求生于其上的“古国的子民们”，尤其是投向他们在不断恶化的生存境遇中的精神和心理世界，由此鲁迅将揭示民族精神病态和改造国民性的主旨带入了他目光所及的一切领域，对于大众启蒙的自觉承担成为他从事乡村题材创作的基本的立足点。 鲁迅笔下刻画的农村，处于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条绳索束缚着人，让人几近窒息的时代。“在古老中国的土地上，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丝活气”，村庄内几位“老爷”在指手画脚，些许匹夫匹妇在无声地挣扎着……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终其一生，鲁迅对于“沉默的多数”（主体显然是乡村的农民）的关注是执着而又具体入微的，他在一篇关于《阿Q正传》，他的全部的乡土小说都可以看作是他竭力摸索乡土人物灵魂的结果。 相比之下，沈从文的情形则与此不同。当鲁迅从启蒙主义的立场去理解乡村刻画乡民时，沈从文更多的是把自己置于乡村之中，从其内部发现“乡村”的意义。“他秉承的是原始‘价值观’，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高明的位置，去俯瞰它，批判它，而是以自身的‘原始蒙昧’去接近它，认同它。”以此叙述"乡下人"的心理内涵、生命渴求与行为方式。从创作主体精神的角度而言，他缺少鲁迅作为上层启蒙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精神优越感；从价值趋向上看，沈从文在精神上与民间处于同一种文化空间中，透露着民间文化的质朴、生动与生存智慧，来自民间的经验影响着他，使他更多的偏向于认同民间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生存伦理和道德法则。可以说沈从文是以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在描绘着那种自由、自在、生机勃勃、体现着下层人民生活情趣和姿态的美丽、纯朴的湘西乡村世界。他把他对人性的理想融于其中，在他看来那是一种更合理的生存状态，那里有着更严谨的伦理道德标准。他倾心描绘着这种民间形态及其自己的理想，他的笔下出现了与鲁迅笔下沉寂的乡村不同的另外一种乡村世界，这里富有生命的自由和活力。他以自己手中的笔赞颂家乡一切在他看来是美的自然的活动，而不是对他们进行贬斥。 沈从文基本上是一个为过去的记忆所吸引住的人，在离开故乡将近十年之后，他曾经回忆说：“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沈从文运用自己的想象，为读者复现出湘西生灵朴素自然的生命形态。但在《边城》等乡村描写中，沈从文不是在描绘30 年代实际存在的那个湘西社会，而是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企图重现他自己头脑中对于昔日湘西的那种神往和迷醉感情。 二、“田园牧歌”的另一面 在我看来，沈从文也是有着同鲁迅一样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的人道主义作家，他同样在严肃地思考着社会的当前和未来，追究民族痼疾的症结所在。 沈从文极力化丑为美，以求得人生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他建构文学世界和思考民族前途的现实基础。在谈到自己的创作风格时，他强调“不管是故乡还是人生，一切都应该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给人愉快，也无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提起“改造国民性”这个话题，我们自然会想到鲁迅，因为鲁迅是开创这个文学启蒙主题的先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除了鲁迅之外，还有老舍、郁达夫、沈从文、张天翼等作家，他们也都在作品中提出了这一主题。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始终以锲而不舍的创作态度在创作中贯穿这一主题思想的，却也只有鲁迅和老舍两人。他们在创作中都贯穿着“改造国民性”这一主题，我们在其创作中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二人对“国民性改造”这一主题的严肃而执着的思考与探索，但老舍在思想与艺术上的贡献和鲁迅有明显的不同。本文拟就这一话题来分析他们在创作上的不同。 首先，老舍是从中英两个民族对比的宏观角度来揭露本民族的国民性弱点的，视野显得更加开阔。鲁迅的小说主要是通过乡村一角来揭露这一主题的，视野显得相对狭小。老舍的《二马》有意地把描写的地点放在英国伦敦，要从整体上“比较中英两个民族的不同”。!老舍把一点也不含糊的“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的“老马”（马则仁），作为本民族国民性弱点的典型放到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强种”的环境中加以严肃冷峻地全面比较，这种构思方式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在作品中中英两个民族的精神反差让人掩卷深思。英吉利民族的勤奋好学、独立务实、科学爱国与老马的懒惰挥霍、奴颜卑膝、中庸迷信等一系列对比，使我们的许多国民性弱点得到了充分、鲜明、完整的暴露。老马先生因继承长兄遗产，由国内到伦敦经营古玩店，但其习惯、作风、心理无不体现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名士作风。他尽管成了商人，却鄙视经商，信奉着“重儒轻商”的传统。他可以一整天地不到铺子里去，而将时间花在喝茶、睡觉，给房东太太浇花、养狗上。他是伦敦第一闲人：“下雨不出门，刮风不出门，下雾也不出门，叼着小烟袋，把火添的红亮，隔着窗玻璃，细细咂摸雨、雾、风的美”。别人一夸中国的东西好，他就非得给人家一点什么；人家夸中国好，他就请饭；夸饭好，他就重请。他在小节上似乎充满洒脱，也不乏有趣、可爱。可在大节上就完全暴露出卑怯、愚昧和空虚来，自己身为鳏夫，还夸口家中有五六个妻妾，甚至连英国要出兵中国，他也彬彬有礼的说：“欢迎英国兵！”同时又被欲念冲昏理智& 不顾种族隔阂，带房东太太到首饰店购买昂贵的订婚戒指。“他与房东太太的恋爱悲剧& 一方面显示出英国人的民族歧视心理& 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老马所代表的传统中国人因愚昧、空虚而被人看不起的可悲现实。”" 老舍就是把老马放在与之不协调的伦敦环境中进行喜剧性的审美展示，表现出一个在封闭文化环境中熏陶出来的老派中国人在帝国主义国度民族歧视的咄咄逼人的眼光下，死抱着陈腐的规矩、过时的理想和一文不值的面子，闹笑话，受耍弄，麻木不仁，不思改弦易辙，实在令人深思。 其次，老舍从北平市民社会的角度作深入开掘，探索“国民性改造”问题，在当时的中国有突出的现实意义。鲁迅在小说中阐发“国民性改造”思想时，正值辛亥革命失败不久。历史的教训使他自觉地从农民形象剖析入手。在其《阿’ 正传》、《故乡》、《药》、《祝福》等作品中鲁迅给我们刻画出一批愚昧、麻木的落后的农民形象，在!" 年代的中国是有其强烈的现实意义的。而老舍提出这一问题时已是大革命后，一方面是农村革命风潮迭起，另一方面则是城市已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死水”。其原因除了城市中敌人的强大和远离乡村革命中心外，市民阶层的冷漠和不觉悟，也是对这一统治的一种客观上的支持。正如恩格斯在论述德国革命时所指出的那样：“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以致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德国
论沈从文的人性思想 第一次接触沈先生的作品是在中学语文中选学过一篇他的作品《边城》，那时候差不多是一口气读完这篇小说的，脑海里瞬时也就浮现了一幅宁静幽雅的画面，竟不知这世上还真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那时正好我们的语文老师是来自湘西的，那时的我们对湘西并没有很深的概念，大概只知道它是属于湖南西部的。她在讲这一部作品的时候，就跟我们描述了湘西当地的自然景色和民族风情，因此对这个偏远而又神秘的地方产生了无限的好奇和憧憬。也许是因缘巧合，也许是命中注定，我的大学生涯便会在这里渡过，这个我在梦里已想象了千百次的地方。在这里近乎三年的时间，熟悉了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似乎能够慢慢地领会沈先生作品中如诗如画般文字里隐晦的情感，也慢慢地懂得了沈先生一生所追求的人生形式。 沈先生一生没有加入任何党派，因此他的作品里并不参合任何的政治因素和政治观念，他始终认为文学应该是独立存在的，不应该用来当作为政治服务的功利产品。因此他是一位完全用自己的真实情感，自己所有的力量和生命写作的纯文学家。他作品中的人性思想是对于整个人类而言的，并不带上阶级色彩，也并没有阶级观念，是公正的，公平的。因此自然，生命，爱这三个全人类都共同拥有的主体便成为了他作品中人性思想讨论的核心。 自然，就是沈先生笔下那一幅幅绚丽的湘西自然景色。浓墨的青山，流动的水，滚动的激情全在他笔下缓缓溢出，平淡却有力量。在这里，湘西，那山，那水，那大自然造就了一个个大自然天真活泼，善良人情的儿女。如《边城》中的翠翠，傩送，《萧萧》中的萧萧，一个一个都是那么愉快简单地存在着。没有任何都市里功利渣滓的交易与利益勾搭，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与醇厚人性。就如翠翠，湘西的蓝天，清风赋予了她健康健美的身体；白塔下流动的碧水，影印在水中的青山给了她一双犹如雨冲洗过般清亮透明的眸子；碧溪岨的竹篁给了她一颗为爱坚守的心；酉水、小船更是满载了一船她那少女一切淡淡的青春情绪，悠悠惶惶。她与祖父相依为命，守着白塔下那祥和而古朴的小屋，做着他们该做的事，过着他们该过的生活，没有纷争没有世故，一切皆那般和谐与宁静。自翠翠长大了一点之后，她便多了一份沉思与忧郁，这是少女青春时期特有的敏感情绪。就如文中多写道的“翠翠坐在溪边，望着溪面为暮色所笼罩的一切，且望到那只渡船上一群渡船人，其中有一个吸旱烟的打着火镰吸烟，把烟杆在传遍剥剥地敲着烟灰，就忽然哭起来了。”看着那被快要被暮色覆盖的一切可视的事物，看着只属于别人的忙禄与热闹，她却无端端地恐慌，感到无比的悲伤和凄凉。那是一种无法排遣和幻灭的情感，那样一个少女的时期和那样一个静谧的自然世界，没有该告诉她，没有分享她特有的心情与感受。她只能独自走在林中，独自坐在塔前望着不断流动的水层层淤积，这是人性悲美的逼真的流露。在遇到自己心宜的对象傩送的时候，她就自然多了一份羞涩，朦胧的爱意与少女的纯情便瞬间流露出来了。她与傩送之间并没有都会里那种如火鸟般冲动的激情与火焰，也没有为了爱情而反抗旧式制度等一切离经叛道的行为，他们只是单纯而又朴素的朦胧情意，只是在原始自然下纯洁干净的情愫。她的爱情方式就如清晨自然中鸟儿清凉空灵的叫声，那么近又那么远，那么地不可亵渎。 再观之傩送，湘西的乡土人情使他有着和大多数湘西人一样朴实的性格，他勇敢、英俊、豪爽、热情、勤劳。在湘西那块散发着浓郁情怀的土地上生存的人们，没有勾心斗角，强取豪夺；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心灵交流。他们最真实的情感甚至可以令都市中那些自以为知书达理，貌合神离的谦谦君子为之汗颜。他们摒弃虚伪和做作，就像大自然一样以他们本来的面貌面对世人和朋友，展现在阳光下。做他们心中想要做的事情，说出他们心中认为应该如此的话。许是一直生长在这个田野晨阳的空气里，在傩送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厚道而
沈从文和鲁迅的隔閡名人故事 字体产生的误会 沈从文和鲁迅 的矛盾，和丁玲很有关系，该事由来要从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三人的友谊 说起。 当时， 丁玲、 胡也频和沈从文都是没名气的穷青年， 三人认识后， 性情相投， 志向一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沈从文因为投稿屡被报刊拒绝，有时甚至连退稿 也得不到，十分绝望。他气上来，总是把文章扔到地上去。胡也频就悄悄把这些 文章重新收好，四处跑着去找发表的地方，其实他自己的也一样没人要。 有一次， 胡也频通过关系， 居然把沈从文一篇文章发表在周作人主编的刊物 上，档次应该说是很高的。刊物印出来后，胡也频拿起就跑，去向沈从文报喜。 当沈从文从目录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感动地抱住胡也频哭了。 胡也频和沈从文的字体十分相似，都是细细小小像蚊虫一般。这还不算，他 们还喜欢用同样的稿纸和硬笔头，书写方式也一样，都是不按稿纸的固定线路， 只管密密麻麻写得满满当当。 编辑们很难把他们区分开， 一些杂志的编辑部往往 把二人视为一人，把“也频”当做沈从文的另一个笔名。 更有趣的是，丁玲开始写小说 后，所用的字体、书写的方式也和二人一模一样，也是细如蚊虫的字体，密 密麻麻地写满稿纸。丁玲的《在黑暗中》写出来后，拿给《小说月报》的编辑叶 绍均看。叶绍均看后说，这篇小说不是胡也频的，就是沈从文的。 就是这种字体的相像，造成了沈从文和鲁迅的隔阂。 1925 年，丁玲在北京的日子一天难似一天，终于连吃饭也成了问题。她给 鲁迅等人写信求助，信中说，一个女子在现在的社会中，是怎样难于活下去，她 碰了很多钉子，还是没有出路。她请求鲁迅给她想办法找个吃饭的地方，即便是 到印刷厂去做印刷工人也可以。 鲁迅收到了这封署名“丁玲”的信。 本来， 鲁迅是很帮助年轻人的， 也常收留无路可走的年轻人， 住在自己家里， 家中的寄住者一批一批，几乎没中断过。而由他介绍，走上文学 之路的青年更是不在少数。 特别是女青年， 在那个年代走出家门本就十分不 易，所以鲁迅更是有求必应，尽力帮助。
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蕴 提纲： 本文以沈从文先生的代表作《边城》为根基，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凉的人生，寄托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民族的就是国际的，沈从文的小说常常如一曲悠扬动听的田园牧歌，而他对“人与自然契合”的湘西的自然美、风物美和人性美进行了热情的歌颂，极力创造出一种古朴宁静的乡村文化景观。他构筑的那个“湘西世界”触及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积淀的“天人合一”的理想社会的原型，满足了时代缺陷的需要，也震撼着人们的灵魂，使其作品获得了不朽的艺术魅力。沈从文与他的小说，毫无疑问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粲的明珠，它的光芒照耀着每一个穿越历史空间的灵魂。他的作品以它深厚的文化内蕴为中国现代文学注入了活力，铸造了生机。在宿命的超越与回归中，沈从文以其独有的方式对三四十年代的文化进行了重建，针对当时的“革命文学”提出不同的理论和主张。这种重建虽在当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然而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却是意义深远。写作具体安排如下： 一、沈从文与《边城》 （一）、《边城》的“牧歌风”和沈从文的“牧歌情调” （二）、《边城》道德之善和诗性之美 （三）、《边城》的整体性和普遍性 二、“河”与《边城》和沈从文 三、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蕴
论沈从文小说的文化内蕴 【摘要】： 沈从文在他的视野里发现了整个人类，在河流中映现出整个人生。一种崭新的“更庄严些与透入些”的对现实的掌握和解释在他心里涌动。一种通向“新的真实”的文学形式和内容呼之欲出，并使当时的沈从文相信，终其一生也未必能完成这项伟业。正因为如此，沈从文小说中透射出浓浓的文化内蕴，并以此涵盖所有的文字之中，借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理解《边城》：“……事实上却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性的记录。凡事都如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可形诸笔墨的沉痛的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的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到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从沈从文话中与无数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很多作品的根在于那个沉思中的时代、那个独具特色的湘西地域和那永远也奔腾不息的浩荡沅水所蔚成雍雍大气的沅水文化，这种独特的、地域的、民族的、个性化的文化意蕴成为了沈从文小说的生命之根。 【关键词】：文化内蕴独特的、地域的、民族的、个性化沉思中的时代
2001年第3期No.3.2001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 r nal o f Hangzhou Teache rs College(Hum an itie s an d Social Scien ce s) 2001年5月May 2001 收稿日期:2000-12-13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委员会课题: 乡土小说三家论 (19990261)。 作者简介:范家进(1963-),男,浙江开化人,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秦晖是其代表,9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编译出版社陆续推出了由他任执行主编、编委的包含不少外籍学者的 农民学 丛书。?!张承志、张炜是其间的重要代表,后者有散文集#融入野地?行世。%!代表作有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为什么关注乡村 范家进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摘要:鲁迅、沈从文、赵树理是深切关注着底层乡土中国而风格迥异的三位乡土小说作家,不同的家庭背景、人生阅历及思想艺术资源对他们理解与表现乡村社会及乡村人物产生了不同的制约与影响。通过分析他们关注乡村的不同起因,可以尝试建立起对这三位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及其意义进行新的理解与阐释的出发点。 关键词:乡村言说;乡土小说;鲁迅;沈从文;赵树理 中图分类号:I206 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46(2001)03-0010-05 一 世纪转型时期的中国,总算有越来越多的有 识之士真心关注起了在空间上和心理上都与都市隔得相当遥远的乡村,并且尝试着从新的理论和新的视角出发重构乡土中国的当代图景。学术界有人大张旗鼓地倡导 农民学 ,有人借助西方现代人类学理论研究和阐释中国普通村落视野里的 文化与权力 [1];文学界中一些有着不同程度乡村经历的实力派作家或是身体力行地 融入野地 ?,或是以试验性文体捕捉普通乡村人的日常用语、试图从中窥探和还原被一个时期的主流话语所遮蔽的普通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或是不无骄傲也不无苦涩地标举和表现自己与 知青作家 迥然不同的农民出身背景[2];更有人从中国文化的近期发展格局出发预测乡村问题将成为新的 话语言说中心 [3]&&这些迹象充分显示出中国文化界在跨入新世纪门槛之际的一些崭 新生机:在乡村认知与表现上长期处于依附地位的中国知识界正在艰难地挣脱历史的重负,尝试着去努力获取广袤中国大地上丰富多彩而又千差万别的乡村知识或 地方性知识 ,从而更真实、更切近地去观察和了解那无所不在地包围着一个又一个城市的中国乡村、那构成 中国人 之绝大多数的中国乡村社会居民。有了这样的起点,或许我们就不无理由相信:经过不同领域知识界的努力,对于那个真正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广大中国乡村,一种崭新的理解、表现和言说方式,将冲破重重阻力执着而顽强地一步步浮出水面。 然而,在尝试融构新知的时候,我们的身后毕竟已经静静躺卧着长长的历史身影。别的领域暂且不说,就以新文学的近百年发展历程而论,乡村、农民、乡土,就一直是它的关注、描写、叙述和想象的中心或重心之一。在新文学创始人鲁迅那里,农民与知识分子一直是他小说创作中两类并驾齐驱的观察和描写对象,他一生中篇幅最长、塑造典型人物最为成功的小说恰恰是献给 未庄 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