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实践中民事诉讼调解之完善
姓名：程玉权学号：2004103206 指导老师：万筱萍
摘要：用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符合我国人民以和为贵的民族心理，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主要论述了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在实践中存在的利与弊，民事诉讼调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审判压力，但其弊端是客观存在的，笔者在文中提出了完善诉讼调解的意见和建议，明确规定调解的适用程序，重构诉讼调解制度，为诉讼调解制度提供切实可行的保障等，对调解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着积极的意见。
关键词：民事诉讼民事诉讼调解司法公正适用程序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发挥着判决不可替代的作用，诉讼调解不仅具有定纷止争、化解矛盾、平衡利益、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而且为争议当事人架设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使他们化干戈为玉帛，真正消除矛盾，充分体现了以和为贵的传统精神，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具体主要表现在：第一，调解结案不存在案件的上诉和发回重审的问题，它能够最大限度提高诉讼效率，缓解当事人诉累，降低诉讼成本，以最少的审判资源最大限度的实现当事人的诉讼利益。第二，调解可以简化诉讼程序，并可以预防矛盾激化，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增进团结。第三，调解是双方当事人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当事人一般能够自觉履行，不需要法院强制执行，对缓解当前全国法院普遍存在的“执行难”问题也有重要意义。由此可见，调解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在我国民事审判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当前民事诉讼调解的主要法律渊源比较少，主要是现行民诉法第85条至第91条及其适用意见，以及最高法院调解的司法解释。在当前民事审判过程中，调解的高效率使用逐渐使调解暴露出一些与审判制度不相适应的弊端，本文主要提出了民事诉讼调解存在的问题及完善的意见和建议，并对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民事诉讼调解进行了论述。
一、实践中的民事诉讼调解存在的问题
（一）运用调解程序的随意性
在审判实践中，诉讼调解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可以在立案后、开庭前、也可在庭审中或庭审后进行。在前两种情况下，案件很少能进入完整的诉讼程序，一些重要的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程序性环节就省略了，很可能就损害了当事人辩论、处分以及全面了解案情的权利，法律规定调解可以作为审理案件的手段和方法，但在实践中法官审理具体案件时任意性
很强，他们可以自由决定是庭前调解还是庭后调解，有的法官片面强调调解率，有的法官为一定的目的偏袒一方，或者以案件疑难复杂而又片面追求“办案效率”想尽快结案，如采取判决形式结案，当事人不服判决有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将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本院将会按错案追究办案人责任，而调解结案不存在上述问题。因此，为了达到调解结案的目的而反复调解以致久调不决，并在调解过程中给双方当事人施加压力，迫使当事人不得不接受调解方案，这种无原则的“和稀泥”忽视了调解的合法性原则，用调解来代替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和调查核实证据，错误的认为只要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就是合法有效的，于是就存在着只调不查强迫调解的现象，致使一些案件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楚责任的情况下就调解结案了，导致程序公正难以落到实处。
（二）调解方案受法官意志支配
处分原则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其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处分即自由支配，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权利，它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因此处分原则的行使理所当然的由当事人自己决定。然而在案件的调解过程中，通常要促使权利方作出适当的让步，这种让步可视为权利人对自己权利的一种处分，但是有些调解方案是按照法官的意志所提出的，这些意志往往又左右着当事人的意志，使当事人在调解的特定的环境下作出一些有违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权利处分，使权利无原则的让步。比如，在一起借款合同纠纷中，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偿付借款本金及逾期的利息，被告对此无异议，在调解的过程中，基于心理、精神或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原告接受的调解方案可能只是收回借款本金而放弃逾期利息等多种情况，这种调解结果不会像判决那样依法支持权利人完整合法的诉讼请求，在一定程度上就不可避免地影响或损害权利人对处分权的自由行使。
（三）对调解自愿合法的规定过于原则性，缺乏严格的界定
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后应当重视调解解决，重视调解解决，即凡能用调解的方式结案的民事案件就不采用判决的方式结案。调解解决要求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多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通过说服教育、启发当事人，促使双方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解决纠纷。另一方面，法院调解要在自愿和合法的基础上进行，但是不能因为强调调解而违背自愿和合法的精神，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主要表现在：首先，调解主要是在法官或合议庭干预下进行的，请求调解的一方提出的调解方案被另一方最终接受并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的极少，常见的是法官或合议庭根据案情或实体权利方的意见拿出一个或数个调解方案，再对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进行劝说、引导、教育、甚至暗示压力，强加一方当事人以责任，不接受调解就会产生不利
的后果，胁迫调解，让各方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内容。实践中当事人往往认识到法官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调解者又是裁判者，法官所拥有的裁判权及所代表的法律权威使法官具有潜在的强制力，使当事人感到在这种强制力下不得不作出让步，加之当事人为尽量减少在诉讼中人财物等方面的损失，迫于无奈违心接受调解，并作出牺牲部分利益的决定。显而易见，在这种条件下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合意就会变形虚化，它并不能真正的保护主张权利的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是以形式上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掩盖了事实上的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次，民事诉讼法中规定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这里的不违反法律是指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还是指不违反相关实体法的规定呢？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全过程，可以在诉讼的任何一个阶段进行，同时也意味着法院的调解没有独立的程序，这种灵活性、方便性、简捷性与程序上合法的要求意义不相符合。要求双方协议在实体上的合法，也明显地与合意解决纠纷不相协调。实践中调解解决的正当性不是来源于法律的严格要求，而是来源于双方当事人对调解方案的认可，如果法院在调解的过程中要求与判决的实体标准一样，那么在相当多的场合下当事人就无法达成合意。正是因为法律对此规定的不明确、缺乏严格的界定，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违规调解、通过调解规避法律、逃避制裁等现象，加上法律对调解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使一些在调解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违规现象难以纠正。
为了在审判实践中更好地适用调解，避免调解造成的不利影响和后果，有必要在原有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使调解更加适合审判制度的需要。
二、完善实践中的民事诉讼调解的意见和建议
（一）明确规定调解的适用程序，限定调解适用的阶段
首先将调解程序置于开庭审理之前，对应当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受理后即进入调解程序，调解不成或当事人反悔的再移送裁判程序。经过调解程序的案件，即使是当事人明确拒绝调解的，庭审中、庭审后和判决前的调解也只限当事人的申请，法官或合议庭一般不再组织调解。在此阶段调解应从法官干预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即法官或合议庭只主持调解而不提出自己对有关案件协议内容的主观意见，让当事人之间自行协商，协商不成及时判决。将诉讼调解程序前置，既符合法定的程序，又可借鉴国外诉前调解的经验，为我国逐步建立诉前调解制度积累经验。同时，还可确保法官或合议庭在整个开庭审判过程中保持中立，不偏不倚。这种明确的规定亦可有效的杜绝法官因办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而违规调解、久调不决，切实让法官明确严格执法、规范守法的责任，树立严格执法禀公办案的工作作风，扭转审判工作中存在的不正之风。
（二）重构诉讼调解制度，规范调解程序
1．调审程序分立。实践中我们发现，能在法庭开庭前调解结案的案件为数甚少，绝大部分案件进入开庭审理程序，调审程序合二为一，调解不成再行判决。两种解纷方式基本同时进行。调判不分、调审程序合一使调解与审理的主动权都由法官掌握，容易引发两种程序与行为错位，弱化审判程序。因此，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分离很必要，调是调、判是判，调判分明，互不干扰，互不混同。
2．调审主体是否分离的问题。调审主体分离要求专司调解的法官与专司审判的法官各司其职，审判法官与调解法官不能相互越位，同一个法官不能担任同一案件调解及审判的主体，其意在于调解主体不能挟审判权威强制调解，审判不能左右干扰调解，确保当事人对民事权利自由处分的空间。笔者认为调审主体不应当分离，其理由为：一是上述做法浪费时间和资源。案件在调解与审判两个法官或合议庭之间转来转去，在交接和重新熟悉案情时会造成诉讼时间的流失，若把他们完全割裂开来会使得前期与后期在工作上的脱节，不利于增强诉讼的实效性。二是上述做法与审判实践不符。现阶段我国法院虽为合议庭审案，其实是承办人个人办案，法官人员有限，若再从有限的法官中分出一部分专司调解，不切实际，使本已紧缺的司法资源更是难以为继。
3．在具体程序设置上，要确保当事人在各个诉讼阶段都有进行调解的机会。一是对一些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在送达时组织双方调解；二是在证据交换阶段进行调解；三是庭前进行调解；四是在开庭审理阶段调解。对应当进行调解的案件，即使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调解或不愿意调解的，也可由法官劝说当事人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再审理。同时，允许开庭之后判决之前一方申请调解或经法官提议当事人同意调解的案件再度转入调解程序。同样，二审和再审也可适用调解。
（三）规范调解程序，促使调解有序进行。
1．调解案件的适用范围。除法律有特别规定或因案件性质有特别要求外，即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案件，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案件以及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不能或不适宜调解，其他案件均可适用调解。确认民事行为无效的案件虽系确认之诉，但在确认无效行为的同时尚须对此类行为进行处理，即已转化为给付之诉，所以同样可以调解。
2．调解申请的提起、主持，审判程序与调解程序的相互转换问题。调解主要由当事人主动申请提出，也可由法官根据案件性质建议或劝导当事人进行调解。主持调解的法官、书记员应适用回避的规定，法官可在受理案件后确立初步调解方案供当事人选择，直接进入审
判程序的案件在举证质证后经当事人同意转入调解程序。案情简单事实清楚的案件可在立案时或开庭前调解，对一些较为复杂重大的案件可在庭前证据交换之后进行，还有一些案件也可以在开庭后宣判前调解处理。为防止久调不结，应严格限制调解次数和调解期限，一个案件的调解次数不应超过两次，调解期限不应长于审限，调解不成的应及时判决，调解的时间计入案件的审限，但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的期限不计入审限。调解地点可以是审判庭，也可以是双方共同选定的地点，视案情需要，可邀请当事人所在单位同事、村委会或居委会成员或其亲友参加。实践证明主动联络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中的有关成员参与调解，邀请当事人家庭成员或所在单位、村委会、居委会中有文化有威信的人和明白事理的亲友、邻居劝说疏导当事人，效果会很好。
3．调解的方式和形式。要调解案件就要找准案件争议的焦点、找准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点、找准法理与情理的融合点，调解的方式有：阐释法律并作适当解释；提供相关标准和数据，如残疾赔偿金的赔偿标准、当地平均生活标准、抚养费及赡养费的一般标准；预测判决结果供当事人参考；提供调解方案，即法官提供与预测判决结果最相近的方案并说明其根据；相关案例引导；讨论，法官与双方当事人就案件的证据、事实、法律适用发表意见，但调解法官不与任何一方发生争论，以免中立性受到质疑，引起当事人误解。
审判实践中被广泛采用的背对背调解，形式灵活，效果较好。虽然有观点认为背对背调解容易造成暗箱操作，但若当事人对不公开的调解不明确反对，背靠背方式应为最佳选择方式。实际上，调解不公开与公开的形式往往交替进行，开始是分别做好当事人的工作，尔后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对协议内容有一个互让互谅的过程。调解时背靠背，调解协议内容则应对当事人公示，故公开与不公开的形式在调解中并非截然分开。
（四）对调解中的自愿合法加以严格的界定
自愿是合意形式的必然要求和前提条件，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不是必然产生约束力，调解书送达前，任何一方都有反悔的权力。既然调解自愿是当事人对调解行为和对调解协议内容接受的愿意，那么这种自愿最终是当事人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了防止法官或合议庭采取强迫、暗示或给当事人施加心里压力等方法让当事人接受调解方案，法律可以作出一些具体的、禁止性的规定，比如禁止当事人以强凌弱，禁止采取强迫、威胁、施压等手段进行调解等，切实保障自愿原则的实施。关于合法，这里主要是指调解协议的内容合法，其至少应包括以下三点：一是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二是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三是必须符合实体法的规定，当事人自愿行使处分权的除外。
（五）诉讼调解的制度保障。
为确保诉讼调解制度在实际行动中真正落到实处，除了设计科学合理的调解程序外，还需要一整套与诉讼调解相匹配的制度予以保障。这种保障制度的初衷是能够调动当事人选择调解解决纠纷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而优先选择调解的诱因不仅在于当事人拥有选择诉讼或调解作为解纷方式的主动权，更为重要的是，诉讼的结果将为作出这种选择的当事人带来实惠和效益。同时，调解与审理两种方式相得益彰，为纠纷得最终处理与解决提供了稳妥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六）设立建议调解制度，将适宜调解的案件纳入庭前调解程序。
作为自愿调解的补充规定，对适宜调解处理的纠纷案件，如婚姻家庭纠纷、相邻纠纷、侵权纠纷等法官应当建议当事人调解。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后，法官也可依案情进展和案件性质说服当事人将案件转入调解程序。一些国外的民事诉讼调解突破了自愿原则，如日本、德国等实行强制调解制度。对适宜强制调解的案件，当事人即使不主动提出调解申请，法官也可以对其进行强制调解。
实践中，可以建立建议调解制度，建议与强制含义不同，它没有背离自愿原则，是法官对适宜调解的案件从法与理的角度劝说当事人进行调解，而非劝说当事人进行调解协议。建议调解并非劝说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而是建议当事人接受调解作为解纷的一种方式，至于调解协议是否被当事人认同，其自主权仍在当事人手中。对于宜调不宜判的案件，调解更是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办法，由于该类案件的性质和特殊情节可能使严格依法的审判有悖于妥善有效处理解决纠纷的精神，需要在法律规定之外予以斟酌考虑，有必要避免根据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一刀两断的裁决，努力在既有的法律规定之外谋求平衡的解决，建议调解制度可以成为探索这种平衡解决纠纷的有效途径之一。
（七）从制度建构上促进诉讼代理对调解的优先与积极选择。
代理制度的建构与诉讼调解能否高效运行息息相关。在诉讼中，法官的意见虽然对当事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当事人更愿意听取和接受自己律师的意见，在有律师代理诉讼的情况下可由律师劝说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律师的专业涵养与理性思考使他们能更为自愿与主动的接受法官的调解建议。目前，我国民事诉讼中相当多的案件当事人没有聘请律师代理，使得法官做好当事人调解工作的想法与计划因缺少律师的配合和支持而少了一个沟通平台，调解效果远不如律师参加的情况下好，即使能够调解结案的，当事人也容易反悔。为使调解制度能够全面高效运作，我国可以借鉴法、德等国实行的强制诉讼代理制度，扩大诉讼调解适用的深度和广度，最大程度的实现调解的解纷功能。
（八）赋予调解协议在双方当事人签字后即生效的法律效力，取消当事人的任意反悔
权。
在实践中，调解书往往不能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如果以最后一方当事人签收时间为生效时间，那么签收在后的当事人有更多时间考虑，从而导致调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约束力的不平等。这一规定不仅违反了契约的一般原则，而且损害了对方的利益，因此调解协议生效的时间应为当事人协议签字认可的时间，而不应为调解书签收的时间。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的反悔权，目的在于保障当事人自由处分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意愿。但对当事人的反悔权不加限制，看似保护了诉讼权利维护了自愿原则，其实是使多方面努力工作达成的调解协议毁于一旦，降低了诉讼效率。实践中，相当多的案件达成调解协议，但在送达调解书时，当事人总是以种种理由反悔，有的案件甚至数次达成协议，均由于当事人滥用反悔权而导致调解无效。
笔者认为，调解协议笔录自双方当事人签字后，调解书视为送达，调解协议即发挥作用，从而赋予调解协议笔录自双方当事人签字后就发生法律效力。只要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三人利益，不违背公序良俗原则，应当认定有效，取消当事人的任意反悔权。
三、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诉讼调解
和谐社会是一种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充满活力、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状态。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增加和谐因素的过程。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而是安定有序的能够有效疏解社会矛盾的社会，而作为化解矛盾的人民调解工作以其独特的优势在保证国家政治安定、稳定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要大力挖掘、更好的发挥调节制度的优势，必须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减少制度冲突和运行摩擦，完善实务操作，提高调解的质量和效率。
（一）更新指导理念。
1．指导思想上，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将矛盾消化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减少社会的对立面；坚持以人为本，鼓励采取和解、调解等有利于解决社会纠纷的方式，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社会和谐；对必须依法裁判的纠纷，则充分发挥司法最后防线的功能，定纷止争、维护秩序。
2．整体策略上，实行纠纷分流分层化解。首先健全调解制度，将纠纷解决中心转移至诉外，以分流减压；对流入诉讼的纠纷，一部分可试行预立案制度，委托非诉机构调解解决，必须诉讼解决的，鼓励在一审程序和审前阶段以调解手段解决，以再次分流减压。
3．保持适度的调判分离。注意庭前调解与审前程序相协调，特别注意与证据交换制度相结合，把握调解时机，调解不成的转入庭审程序尽快判决。
（二）优化制度设计。
1．提升立法层次，注意调解制度整体性、统一性的立法构建。
2．实行分类调解，建议借鉴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将民商事纠纷根据不同的性质特点分成三类，给予不同的解决策略：家事类，包括婚姻家庭、相邻关系纠纷，以及劳动争议，合伙纠纷等，这类民事纠纷的特点是人身性强，感情色彩重，涉他性突出，司法的态度是鼓励恢复关系，帮助相互协作，促进内部和谐，司法的策略应注意其前置性、必调性、亲历性、原则性；商事类，主要是各类合同纠纷，其特点是交换性强，多具后续履行性，司法策略应是先行调解或委托调解，且调解协议应体现一定的过错惩罚和干预强制。
3．强化程序规制。增强程序性的目的，在于提高调解的正当性和科学性，体现和保障当事人的合意性，防止和减少法官的强制性。一方面，在调解的启动、参与、合意、终结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回避申请权、过程参与权、合意自治权，另一方面注意调解者的主持中立性、合法审查性和积极促进义务，还要注意避免邀请先调解者（包括调解前置、其他非诉调解、委托调解等）主持司法调解。
4．完善制度救济。如果在调解中发现案件涉及第三方利益时，应允许第三方提出申请参加调解，或以职权追加进来参与调解；协议达成后，如果当事人认为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应允许反悔，准其对调解协议申请撤销或确认无效，但应严格审查限制；如果双方恶意串通，因法官难以发现，且结案后不存在申诉或执行的问题，受侵害的案外人有权起诉，要去按照合同法申请撤销他们之间的调解协议，或申请确认其无效；法院发现之，应主动启用再审程序；检方为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可提起抗诉。
（三）严格事务操作。
1．科学双面考核。实行考量与考质并重，不仅要求合理的调解率，而且以协议后反悔、自动履行、申请执行、申诉信访四个量化指标反向考核调解质量。
2．注意制度协调。一是调解执行优先。不仅是调解制度优位性的后续体现，也是维护诚信、保障司法权威之必须。二是诉讼费用减半。以体现鼓励当事人从选择适用，鼓励自行化解纠纷的理念。三是严肃制裁措施。如果调解生效后拒不履行，无任何法定事由或正当理由，法官有权认为是欺骗调解，应以妨碍司法秩序、浪费司法自愿为由实施罚款，以惩处失信行为，维护诉讼秩序；对其他不当利用调解程序、故意违反调解协议者，一经查实，法院可直接适用民事诉讼制裁程序，而不必等到进入执行程序。
3．严格非诉审查。对各类诉讼调解，审查形式上坚持合议制，以示严肃庄重；法院审查时必须调取相关调解笔录、调查笔录等证据材料，审查其程序性合法性、当事人协议的自愿性、事实证据的真实性，以及调解结果的合理性；审查策略上，执法类诉讼调解应侧重于强制性和程序性审查，行业类非诉调解的侧重于依据合法性审查，以防规避法律，有悖公平，社区类则应侧重于意思的真实性审查和合法性审查，以促进真正自治，防止误入歧途。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脉相通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组成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框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须臾离不开法治的引导、促进和保障。对司法而言，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是应有之意，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是内在要求。司法调解正是通过个案，以合意体现实体公正，以操作体现程序公正，既化解了矛盾纠纷，又促进了社会公正和谐，成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典范和有效手段
ON THE PRACTICE OF CIVIL MEDIATION SOUND Name:Wang Qiufang Number:2004103206
instructor:Wan Xiaoping
Abstract: The use of mediation to settle civil disputes to the people of our country and for your nation psychological, to the building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China's civil mediation in practice the pros and cons, civil mediation although to a certain extent, ease the pressure of the trial, but its drawbacks is an objective fact,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a complete text of the conciliation proceedings to the views and suggestions , clearly defined procedur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mediation, conciliation proceedings Reconstruction system, mediation system for the proceedings to provide practical protection for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system of mediation has a positive opinion.
Keywords: Civil Procedure Civil Mediation Justice Applicable procedures
参考文献：
【1】江伟、杨荣新主编《人民调解学概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6月第一版；
【2】赵镇江主编《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页；
【3】陈桂明、宋英辉主编《诉讼法与律师制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第155页；
【4】田平安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
【5】何兵著《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6】田平安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7】《上海市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规定》第29条规定：“人民调解协议书是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社区矛盾中心调解，纠纷当事人自愿达成解决纠纷的协议”；
【8】黄进、张丽英主编《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9】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第22页；
【10】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7页；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8、59条，《合同法》第52、5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58条，《上海市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规定》第30条第1款。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 (2016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通过。2016年4月15日公告施行。)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受理 第三章审查 第四章对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监督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二节再审检察建议和提请抗诉、抗诉 第五章对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与对执行活动的监督 第六章其他规定 第七章附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障和规范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行政诉讼监督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其他有关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人民检察院通过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监督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和执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第三条人民检察院通过抗诉、检察建议等方式,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四条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实行监督,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坚持合法性审查,监督和支持人民法院、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第二章受理 第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
(一)人民法院对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驳回再审申请或者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 (二)认为再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 (三)认为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的; (四)认为人民法院执行活动存在违法情形的。 第六条当事人依照本规则第五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应当在人民法院作出驳回再审申请裁定之日或者再审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对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应当在再审申请审查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当事人以下列理由申请监督,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再审判决、裁定的; (二)再审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造的; (三)据以作出再审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当事人依照本规则第五条第三项、第四项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审判人员违法行为或者执行活动违法情形发生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本条规定的期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 第七条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 (一)当事人对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或者申请再审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的; (二)人民法院正在对再审申请进行审查的,但无正当理由超过三个月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除外; (三)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再审且尚未审结的; (四)人民检察院已经审查终结作出决定的; (五)判决、裁定、调解书是人民法院根据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再审后作出的;
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的衔接 一、程序衔接 1、建立诉前调解机制（诉前告知人民调解） 人民法院在接待当事人申请立案时，向其宣传人民调解的优势、特点。①对于案情简单、争议不大，双方当事人均在同一个辖区的民事纠纷，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建议当事人到区司法局申请调解或纠纷发生地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应以人民调解组织名义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调解未果的，再按规定进入司法程序。②对于不符合起诉条件、法院不予受理的民事纠纷，要及时将案件转移至区司法局，再由区司法局指派相关人民调解员或调解组织做好调解息诉工作。诉前经人民调解组织主持调解达成协议，并制作了人民调解协议书，一方当事人到期不履行义务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申请支付令条件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起诉，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 2、建立诉中委托调解制度。 诉讼中，对于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法院可以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可以选择由法院出具调解书，也可以撤诉，选择由人民调解组织出具调解书。如双方未达成协议，则由人民法院依法审判。 对于轻微刑事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确凿、充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悔罪，并且对主要事实没有异议，被害人
愿意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达成刑事和解的，在不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区司法局指派相关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人民调解组织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将调解结果通过司法局送达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经调解达成人民调解协议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予批准逮捕，或者不起诉，或者起诉后从轻、减轻判处；如双方未达成协议，则依照刑事诉讼程序依法处理。 3、吸收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 一方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司法局可经过一定程序特邀人民调解员组成专门的调解机构，负责诉前调解、参与诉中调解。 另一方面，对于一般的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可以吸收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基层法庭要发挥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作用，建立定员、定点、定期联系制度，对人民调解组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指导。人民调解员要充分发挥扎根群众、熟悉社情民意的优势，积极协助人民法院提高诉讼调解效率。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受阻，需要人民调解组织协助的，人民调解组织要积极支持配合。 4、建立实行经人民调解程序的诉讼绿色通道，方便快捷的巩固民调组织的工作成果。 二、工作制度衔接 1、建立定员、定点、定期联系制度，选派经验丰富、业务水平
关于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之思考 X跃辉长期以来，我国民事诉讼中极为重视和倡导法院调解，实践中相当一部分民事案件是以调解方式解决的，肖扬院长在2006年3月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全国法院加大司法调解力度，一审案件调解结案率32.1%，许多基层法院达70%以上。”可见，调解已成为全国法院民事案件的主要结案方式之一。然而，法院调解在定纷止争、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偏重调解的做法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尽快尝试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进行完善。 一、“调解型”审判方式的主要优点。 “调解型”审判方式之所以被高度重视及广泛运用，原因在于其具有以下优点： 1、调解自愿性凸显了当事人在解决纠纷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使通过协商所达成的纠纷解决结果能够符合双方当事人的意愿。 2、调解的和解性有利于缓和当事人因纠纷和诉讼引起的人际紧X关系，达到案结事了的良好社会效果。如怀铁法院2005年以来审理的十余件债务、离婚纠纷，有75%经调解后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或和解后撤诉，在缓和人际关系的同时，有效维系了社会稳定。 3、调解过程的非程序性，允许调解结果灵活多样，使法官能够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形灵活机动地进行调解，成功率高。
4、加强调解工作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益，树立司法权威，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司法目标。司法实践中，调解对减少目前法院的民事积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且案件执行效果也比较理想。如怀铁法院近三年来调解结案的案件，当事人自动履行率在63%以上。 二、传统“调解型”审判方式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矛盾、冲突探析。 构建和谐社会，要求人与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清楚明确，XX行为及时得到制裁，建立一个公正及诚信的社会。而传统的“调解型”审判方式，却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诚信、和谐社会的真正内在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法院调解为促使当事人让步息讼，经常要付出牺牲一方合法权利的代价。无让步则无调解，而由于法院调解发生在诉讼中，就应以判决作为参照的标准，而一旦以此标准来检验诉讼中的调解，就可发现让步大多数是单向的，而且往往是非违约方和被侵权人作出的让步，而对违约方和侵权人来说，调解的结果常比判决更有利。因此，调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权利人放弃部分权利为代价，即使调解中的让步都是当事人自愿作出的，也仍然存在着对权利保护不足的问题。事实上，调解的本质特征即在于当事人部分地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这种解决方式违背了权利是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利益的本质。调解的结果虽然使争议解决，但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违背了法制的一般要求，这种对违反民事法律者的姑息导致民事、经济法律约束的软化，起到了负面的示X作用，反而容易诱发更多的违约及侵权行为。 2、法院调解容易变异为强制调解。自愿原则是民事调解最重要和最核心的原则。但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本身却隐含着自愿演变为强制的契机：调解人员与审判人员在身份上的竞合，使调解人员具有潜在的强制力，当法官摆出裁判者的身份进行调解时，或明或暗的强制就会在调解中占主导地位，在强制力的作用下，自愿原则不得不变形、虚化。现实中，法官强制调解一般不会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采取尽可能隐蔽的方式，如“以劝压调”、“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诱压调”等。以上不管是哪一种形式，所谓的“自愿”原则都可能实质上被否定了。
浅谈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摘要]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但司法实践中，大量的行政诉讼调解被变相的适用。文章将开篇提出目前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而分析行政诉讼调解的相关理论，从而得出建立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展望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未来，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订提出一些参考和建议。 [关键词]调解；行政诉讼调解；适用范围 一、问题的提出 立法上，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这一规定，在早期的行政法理论中，甚至被解读为不调解原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司法环境下，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因为当时行政处罚案件占据行政案件的大部分，没有留下多少的变通途径和调解余地。 理论研究中，学者们认为调解制度之所以不能在行政诉讼中建立，是由于以下几点原因：一是行政主体的公权力不可处分性，而调解的前提需要当事人具有处分权；二是合法性审查是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审理的结果要么是合法、要么是违法，在合法与违法之间没有第三种选择；三是行政主体代表国家具有优势性，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不平等，通过调解协议难以达到纠纷的解决。 司法实践中，根据《中国法律年鉴》和《人民法院年鉴》统计，从1992年到2000年，全国人民法院一审行政案件撤诉率分别为37.5%、41.7%、44.3%、50.6%、53.9%、57.3%、49.8%、45%、37.8%，又如，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06年，在全国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完善或改变行政决定后，原告自愿撤诉32146件，占总数的33.82%，同比上升12.13%。① 从上述分析可知，有必要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进行研究，把调解制度适当地引入行政诉讼中，为调解在立法“扶正”是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概述 （一）行政诉讼调解的含义 法律意义上的调解，与民间调解关于调解机构、程序、内容、结果的随意性不同，我国法律意义上的调解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法中的法院调解，《民事诉讼法》第8 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要把握好行政诉讼调解的含义，还应明确其与诉讼中和解的区别。诉讼中的和解是指诉讼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进行的过程中就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协议相互让步以终结诉讼，解决纠纷为目的的一种法律行为。②可见，与调解相比，和解没有第三方的介入，由当事人自行启动程序，并在诉讼活动中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以求纠纷的解决。另外，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具有执行力，其效力不如调解效力。 笔者认为，所谓的行政诉讼调解是指行政案件中，在被告行政主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处分权的情况下，法院基于诉讼当事人双方的自愿协商原则，主持双方协商以解决行政纠纷的行为。诉具体行政行为的特殊性，调解并不是普遍适用于一切行政案件中。只有行政主体对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处分权，因此引起的行政诉讼才可以进行行政诉讼调解。 （二）行政诉讼调解的功能
案例一：饶某某与吴某某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调解案 一、案例基本信息采集 案例类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典型案例 矛盾纠纷受理时间：2017年8月23日 矛盾纠纷类型：道路交通事故纠纷 调解组织名称：海口市龙华区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 供稿：海口市龙华区司法局张永星 审稿：海口市龙华区司法局曹晶 海口市司法局基层处吴仲侬 海南省司法厅基层处郭光星邢冠群 司法部基层司熊飞郑文彪罗厚如 司法部研究室卜开明郑先红朱腾飞 检索主题词：人民调解海口市龙华区交通事故调委会 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调解协议司法确认 二、案例正文采集 【案情简介】 2017年2月6日21时，海口市某路，饶某某驾驶小轿车与正横穿马路的吴某某发生碰撞，造成吴某某重伤昏迷。吴某某被立即送医救治，至调解时仍处于昏迷状态。交通事故发生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于2017年3月8日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但当事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后经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复议，撤销之前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于2017年5月17日重新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肇事者饶某某在未能确认安全情况下通行，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且事故发生后，指使他人顶包，存在交通肇事逃逸行为，过错较重，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当事人吴某某不走人行横道、在未确认安全情况下横穿道路，过错较轻，应承担事故次要责任。
吴某某重伤昏迷，其妻子吴某梅文化水平不高，大部分时间又要在医院陪护吴某某，故吴某梅委托其子吴某全权处理事故调解等相关事宜。在事故处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就责任划分以及医疗费、生活费、护理费等赔偿事宜发生纠纷，共同向海口市龙华区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调解过程】 从事故发生到最终事故责任认定书送达，中间间隔3个多月，为支付吴某某在医院住院、抢救和治疗费用，原本不富裕的家庭已是债台高筑。现在吴某某仍处于昏迷状态，进一步救治急需巨额医药费、住院费。收到当事人的调解申请后，龙华区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认真研究，立即选派了交通事故调解经验丰富、调解能力强的调解员隋某某、文某某等人开展调解工作。 调解员经调查，了解到：驾驶人饶某某认为是吴某某不经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擅自横穿交通标线控制的路段导致发生交通事故，主要过错在对方，自己不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予以补偿，但不能太高。伤者吴某某家属则认为，横穿道路虽有一定的过错，但驾驶人饶某某没有注意观察，开车不专心，没有及时根据路面情况采取刹车制动、转向变道或者停车等待等措施，从而导致碰撞发生，这才是事故的根本原因。事故造成吴某某重伤昏迷至今，使一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治疗尚未终结，后续费用还是个“无底洞”，要求除了承担伤者住院费、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以及家属的交通费、误工费等赔偿外，还要承担后续治疗费等，合计应一次性赔偿100万元。 调解员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讨论，认为本案系交通事故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事故责任划分是本案调解的关键，而经行政复议后重新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划分本案责任的基础。双方当事人事故责任划分好了，具体赔偿金额和计算方式就有章可循。同时，伤者的巨额医疗费用开支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根据治疗尚未终结的情况，在具体计算金额时，可以适当有一定的余地，以便支持伤者后续的治疗和康复。至于支付方式，在最大限度考虑肇事方
浅论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一) 调解这一理念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追求和谐与调争息诉是中国传统学观的特质之一，它是我国数千年来的传统。直到今天，它仍然在我国法律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国际上也有“东方经验”的美称。法院调解亦称诉讼调解，是指对民事案件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主持下，诉讼当事人双方平等协商，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许可，以终结诉讼活动的一种结案方式。法院调解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法院调解是一种诉讼活动，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对当事人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和思想疏导工作的活动；其二，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诉讼活动，行使审判权，审理结案的一种方式，具有特殊的司法救济价值①。但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推进，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缺陷也日益显露，因此，应进一步改革完善调解制度，以建立现代化调解制度，进而充分发挥民事审判职能。 一、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 法院调解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和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方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从案件性质上说，凡属于民事权利义务争议而引起的民事案件，都可适用调解方式解决；从诉讼程序上来说，在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中，都可适用法院调解。因此，法院调解是法院运用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调解在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就确立了“调解为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后，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有效方式更是受到高度重视。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解调为主”的民事审判工作方针；1964年这一方针被发展为十六字方针，即“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②。至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调解成为我国民事诉讼中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政策导向，但在该政策的指导下，一些法院片面追求调解率，以至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强迫调解。为此，我国在1979年起草《民事诉讼法（试行）》时，对“调解为主”这项原则进行了修改，把“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调解”。这一原则的核心是要求法院立足于调解处理民事案件，但它仍然保持着调解为主、调解优先的基调，实践中仍有大量为盲目追求调解率而产生的强迫调解。因此，1991年4月9日我国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其中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理论界将其称为自愿合法调解原则。将调解规定在总则部分，避免了审判人员将调解误认为是开庭前的必经程序。自愿合法调解原则突出了自愿调解，从而使调解原则更加符合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本质。自1991年以来，审判实践中以调解方式结案始终是我国民事诉讼中审理案件的一个重要手段。但由于我国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制度以及对法治的相对忽视，法院调解制度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使其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特点。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调解制度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调解制度本身也遇到了一些难题。如有的法院提出“强化审判，弱化调解”的改革思路，片面强调快审快结和当庭宣判率，渐渐显露出重判轻调的倾向。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民事权益之争虽然日趋复杂化、多样化，但是，以调解的方式妥善处理各类纠纷案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仍然具有判决结案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因为民事案件，一般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种矛盾可以通过法制宣传教育，用民主协商的方法和思想疏导方法来解决，存在着进行调解的基础。当事人对发生争议的民事权益具有任意性，权利主体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行使和如何行使，可以自由处分，因而，民事案件存在着调解解决的可能性。从司法实践看，法院调解深受当事人欢迎，也是由人民法院的性质和职能决定的。为人民服务，替人民排难解忧是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采用调解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纠纷，是保护人民利益，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的一种好的工作方法。实践
民事诉讼中法官的调解技巧 赵丙刚2008100238 民事调解能够及时、彻底地解决民事纠纷，修复因诉讼而受损的人际关系，使诉讼成为令原、被告都满意的双赢官司，有利于促进人际和睦，社会和谐，也有利于自觉履行，是法院处理民事诉讼的主要结案方式，是我国民事诉讼中颇具特色的一项制度。民事纠纷案件能否顺利进行调解，与法官的调解技巧有直接的关系。法官的调解技巧对提高案件质量与效率有积极的作用。下面本人将就法官的调节技巧做一浅薄的探索。 一、要把握好最佳调解时机 各类民事纠纷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调解的的最佳时机也不相同，同一类型纠纷由于当事人情况不同，调解的的最佳时机也有所不同。民事纠纷诉讼调解时机可以分为： 1、“立即处理”。即案件受理时立即进行调解，制止事态扩大，及时化解矛盾，把纠纷处理在萌芽状态。一般适用于标的争议不大、当事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身份或对法院比较信任以及初次涉讼等纠纷，如欠款、借贷、一般债务、相邻关系等。此刻当事人解决纠纷心切并且对法院认可自己的理由寄予希望，纠纷初期事态尚未扩大，矛盾不尖锐对立面较小小，及时解决纠纷可以节省当事人的时间和精力，有利于诉讼调解。
2、“冷却处理”。即案件受理后不急于调解，等待时机成熟时再进行调解。“冷却处理”一般适用于当事人感情比较冲动、对立情绪强烈或者抹不开面子以及一气之下引起的纠纷等，如离婚、损害赔偿、赡养、继承、分家析产等。此刻当事人正处在气头上，比较固执，都恨不得值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因此，必须等待一段时间，让当事人气消了，情绪稳定了，考虑成熟后，有了调和的余地和基础再进行调解。 3、“去伪存真”。即回避当事人的轻率的调解意见，逐步引导当事人走上调解正轨。“”一般适用于草率诉讼或诉讼另有其他意图的纠纷。对某些纠纷诉至法院后当事人虽然意见一致，但过于轻率、情绪化、不计后果，或者明显欠缺考虑，简单调解可能会引起不良后果的，不能简单调解，要耐心做工作，摸清找准当事人的真正用意后再调解。如离婚案件一方诉讼并非真想离婚，赡养案件老人诉讼并非只想解决吃住等。 4、“一鼓作气”。即整个调解过程要连贯、快捷、完整，一气呵成。经说理、疏导、教育、批评、帮助后，当事人一有触动，要及时发现并把握时机，迅速拿出可行的调解方案，促成当事人达成协议。同时，充分利用现代化办公工具，及时制作调解书，当场送达双方当事人签收，防止夜长梦多，避免当事人反悔而前功尽弃。 二、采取灵活的方式方法 法官要根据案件和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 1、面对面调解。即法院召集双方当事人面对面进行调解，是调
加强和改进行政诉讼工作建立行政诉讼案件报送备案 制度的规划 为进一步提高我区依法行政和行政诉讼水平，降低各级行政机关、部门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的败诉率，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快法治政府建设进程，根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依法行政改进行政诉讼工作的通知》（x〔x〕136号）规定，结合我区实际情况，现将有关事项通规划如下： 一、高度重视行政诉讼工作 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重要法律制度。做好行政诉讼工作，是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有利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接受司法监督、增强法治意识、规范行政行为。咸辉主席在今年3月召开的x 人民政府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x年以来全区行政案件数量成倍增加，行政败诉率达到22.85%（x市x年的行政败诉率高达58.49%）。败诉率高，既有新《行政诉讼法》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等客观因素，也有依法行政不到位、不规范的主观原因。各部门一定要切实强化法治意识，认真落实《xxx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用法治思维和方式解决问题，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切实提高政府法治化水平。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法治观念，把行政诉讼摆上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位置，加强和改进行政诉
讼各方面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行政违法行为，着力推动行政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推进政府工作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 二、严格行政执法，规范行政应诉 1.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各单位负责人要切实担负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法治政府建设责任制，种好自己的“责任田”。依法界定执法权限和职责，明确本单位每一项执法行为的主管责任人、分管责任人、岗位责任人、执法程序、执法标准，做到行政执法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并向社会公布。 2.各单位负责人要切实加强对行政诉讼工作的领导，对涉及本单位的行政诉讼案件及时了解进展情况、落实出庭诉讼规定。要加强行政诉讼工作力量，配齐配强具体诉讼工作人员。还要建立法律顾问协助办案制度，聘请专业律师代理、协助办理行政纠纷案件，发挥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及推进依法行政中的积极作用。 3.落实行政应诉制度及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根据《xxx 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工作规定》，行政负责人必须出庭应诉。出庭应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诉讼代理人应做好出庭应诉各项准备，全面掌握作出涉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法律，分析研究争议焦点，在应诉过程x现被诉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的，应依法及时撤销、变更、停止执行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并争取调解解决纷争，最大限度降低负面影响。
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的区别与联系 我国的调解制度主要有诉讼内调解和诉讼外调解两大类。诉讼内调解特指司法调解，也即法院调解，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由人民法院主持，依法说服教育使诉讼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解决纠纷的一种诉讼活动。诉讼外调解主要包括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 人民调解是指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对民间纠纷进行调解的活动。行政调解是现代社会行政主体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及时化解矛盾和纠纷不可缺少的行政手段，是行政主体作出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事实行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都是解决纠纷当事人的纷争的一种重要方式。采用的方法都是通过说服教育、宣传法律政策，促使当事人互相谅解达成和解协议，消除纷争。适用的原则基本上都是“自愿原则”、“合法原则”、“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原则”。但是，三种调解制度之间也有所区别： (1)调解机构性质不同。行使人民调解职能的机关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它是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民主自治组织。司法调解是由国家审判机关即人民法院来行使。行政调解是国家行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领导及其工作人员，对其管辖范围内或所属单位的成员之间，或者所属成员与其他单位成员之间发生的纠纷进行调解，调解机构具有行政管理职能。 (2)调解的性质不同。人民调解是不具有诉讼性质的诉讼外民间调解，是一种群众性自治行为。行政调解是一种行政管理行为。
(3)调解权的来源和性质不同。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是基层群众直接授予的民主自治权利，调解人员代表的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它与被调解人员之间是群众与群众自治组织之间的民主平等关系。人民法院主持调解，是国家赋予人民法院审判权的一种表现形式，调解人员是代表人民法院，依法与被调解人员发生诉讼法律关系。而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国家赋予的职能。 (4)调解的范围不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是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民间纠纷。人民法院调解所有符合法院受案条件的民事纠纷以及刑事自诉案件。行政调解既可以调解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纠纷，也可以调解公民与法人、法人与法人之间的民事、经济等纠纷。 (5)调解协议的效力不同。人民调解达成的协议是一种群众自治组织调解民间纠纷结果的记录和一般文书，不是法律文书，没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人民法院调解达成的协议和制作的调解书，是国家审判机关行使审判权的司法文书，调解书一经送达当事人，立即发生法律效力，与法院制作的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是法院强制执行的根据。行政调解协议具有行政上的强制力，某些行政调解协议生效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如逾期不履行协议，行政调解机关可以采取行政手段强制履行，权利人可以把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作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根据。
论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制度(一) 论文摘要 法院调解又称诉讼中的调解，指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法院协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民法院所主持的调解活动；二是指调解协议。因此，不能将法院调解片面地理解为调解协议或者调解结案。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调解活动仍属法院调解。 诉讼中的调解与诉讼外的调解有所不同，其主要区别有：第一，诉讼外的调解是指人民法院以外的其他机关、团体或组织所进行的调解。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行政机关的调解和仲裁机构的调解，诉讼外的调解，有的属于民间性的调解，有的属于行政性的调解，它们都不具有诉讼的性质，不同于诉讼中的调解制度，诉讼中的调解是诉讼上的一项制度，诉讼中的调解制度的内容包括调解的原则、调解的程序、调解书和调解协议的效力等，诉讼中的调解制度是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结束诉讼、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审结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的制度。第二，诉讼外的调解，不论是民间调解还是行政调解，调解的主持者只是进行调解活动，不具有诉讼行为的性质，而诉讼中的调解是人民法院和当事人进行的诉讼行为。诉讼开始后，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当事人进行协商活动，是人民法院的审理活动和当事人协商活动的结合。第三，诉讼外的调解协议不论是否制作调解书，都不是诉讼文书，诉讼中的调解协议，经过法院确认即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诉讼中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一般由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确认其效力，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调解协议，由法院记笔录，确认其效力。 法院调解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和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方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从案件性质上说，凡属于民事权利义务争议而引起的民事案件，都可适用调解方式解决；从诉讼程序上来说，在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中，都可适用法院调解，人民法院依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由于不属于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不适用法院调解。 一、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概述 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以下除标题外统称法院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问题自愿协调，达成协议，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又称诉讼中的调解。上述调解制度包含以下两层含义： 首先，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和经济纠纷案件所进行的一种诉讼活动，也是人民法院行使民事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为了达到调解结案的目的，围绕双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对双方进行的说服教育工作，即使没有达到调解结案的目的，也应属于调解活动。如果不是出于这一初衷，只是为了顺利对案件作出判决，而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思想教育的活动则不属于调解。 其次，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结民事案件的一种方式，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除了可以运用判决来解决双方当事人的纠纷外，还可以通过双方当事人说理讲法，进行劝导，多做思想工作，促使他们互谅互让，最终达成调解协议，从而解决纠纷。 所以，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法院调解主要有以下特点： 1、法院调解是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在整个调解过程中，审判人员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双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都要服从审判人员的指挥。调解活动既可以在合议庭也可以在独任审判员一人主持下，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 2、法院调解贯穿于民事审判的全过程 一方面，在各个审判程序中都可以进行调解；另一方面，在某一审判程序的不同阶段也可以进行调解。如在第一审普通程序中，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自愿可以在开庭前，开庭审理中，法庭辩论结束后随时进行调解。
董毅：民事诉讼中的调解问题 一．概念：民事诉讼中的调解亦称法院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说服劝导，促使其就民事争议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法院调解包括调解活动的进行和以调解的方式结案。法院调解是以当事人行使诉权为基础、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条件、以当事人依法行使处分权为内容的一项诉讼制度。 二．当前我国民事诉讼调解中的问题 ①调审结合模式强化调解中法官职权 其他国家和地区存在的形似于我国法院调解的相关机制，如日本的“民事调停”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诉前调解”与我国法院调解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它们虽然也都在法院进行，并且主要由法官主持，但却均与审判程序相分离而独立存在。而我国的法院调解则是与审判程序结合在一起的。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实行的是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法官担任着调解人和裁决者的双重角色。法官双重身分的潜在强制力，容易造成关系案、人情案，甚至于侵犯当事人权利。 ②调解没有时间限制，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全过程 我国民事调解制度规定了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全过程，也就是说，民事诉讼调解具有非程序化的倾向。这可能造成诉讼拖延，加大诉讼成本，降低诉讼效率。虽说为避免久调不决，诉讼过分拖延的情况，立法用审限限度对其进行了制约。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受理的第一审、第二审和再审民事案件，可以在答辩期满后裁判作出前进行调解。在征得当事人各方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第六条规定，在答辩期满前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调解，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在当事人同意调解之日起15天内，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在当事人同意调解之日起7天内未达成调解协议的，经各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继续调解，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也就是说，原则上调解应在答辩期满后裁判做出前，但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而我前面已经提到，由于调解中法官职权主义色彩极其浓厚，经当事人同意这一条件也就基本形同虚设了。因此调解的期限可以说是能够无限延长，根本无法受到审限的有效制约。
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的区别 调解是指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在人民法院、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有关组织主持下，自愿进行协商，通过教育疏导，促成各方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办法。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均有助于双方消除纠纷。当然，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也有所不同。 1. 人民调解 人民调解，属于诉讼外调解的一种。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社会公德规范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也可以主动调解。当事人一方明确拒绝调解的，不得调解。 受理范围：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 （1）公民与公民 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纠纷，一般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邻里、同事、居民、村民之间，因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或者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 （2）公民与法人 公民与法人、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纠纷十分广泛，例如，农村村民与农村合作组织、经济组织、乡镇企业之间因土地承包、农业产业化服务中的法律合同，划分宅基地、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纠纷。 （3）企业职工 企业职工与所在企业之间，因企业转制、租赁、兼并、破产、收购、转让，或者因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医疗费等发生的纠纷。 （4）其他 城市居民与城市市政管理组织、施工单位、企业事业单位等因城市街道市政建设，危改房屋改造等引发的纠纷等等。 不受理范围
《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二十二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得受理调解下列纠纷： (一)法律、法规规定只能由专门机关管辖处理的，或者法律、法规禁止采用民间调解方式解决的； (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已经受理或者解决的。 调解形式： 调解形式是指调解人员在调解纠纷的过程中所采用的具体方式。常用的调解方式有单独调解、共同调解、直接调解、间接调解、公开调解、非公开调解与联合调解等。 2. 法院调解 法院调解又称诉讼中调解。是当事人用于协商解决纠纷、结束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审结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的制度。诉讼中的调解是人民法院和当事人进行的诉讼行为，其调解协议经法院确认，即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遵循查明法律事实，分清是非、自愿与合法的原则，调解不成，应及时判决。法院调解，可以由当事人的申请开始，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开始。 法院调解，是双方当事人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进行的，由此达成的协议，是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活动同当事人的处分行为相结合的结果。 法院调解的原则 （1）当事人自愿原则 指法院调解无论是调解活动的进行还是调解协议的形成都要建立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 （2）查明法律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 指法院调解应当在法律事实已经基本清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基本明了的基础上进行。 （3）合法原则 指法院调解在程序上要遵循法律程序，形成的调解协议不可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的原则。 3. 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的区别 （1）人民调解是民间调解组织主持下的调解，法院调解是具有审判权的机关主持下的诉前和诉中调解，争取做到案结事了，最大程度的节约诉讼资源。
当前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面临的问题和对策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程序较为简捷，解决矛盾快，曾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经验”而加以学习借鉴。然而，由于关于制约和监督这项制度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较为滞后，当前已经暴露出许多诸如因违反自愿、合法原则而导致调解案件质量不高等问题，本文试想从促使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健康发展的角度就面临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对策方面作些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面临的问题 具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湖北某中级法院全市20XX年审结民事案件16500起，其中调解结案7920起，占48％；当事人后来申请强制执行调解书和申请再审的3168起，占调解结案的40％。由此看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比例较大，这就促使我们必须对民事诉讼调解结案质量和调解制度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探索。 该院通过随机抽样调查100名具有民事审判经历的法官、100名律师关于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意见，结果有55％的法官和62％的律师认为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还突出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因为调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权利人作更多的让步为代价的。 2、不利于提高审判工作质量，因为客观上调解往往不需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只要当事人能达成协议就行，由此造成部分是非不分甚至违法的调解案件。 3、不利于培育当事人法律观念和诚信观念。调解中往往是合法有理的当事人向违法无理的当事人让步，让步方会认为执法不严，老实人吃亏；没有让步或让步较少的一方往往认为投机取巧、不讲诚信可以蒙混过关，甚至可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4、不利于当前倡导的对抗式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以上主要问题还是不自愿调解、违法调解现象比较突出，且难以被发现和受到追究。因为他们属于“隐形”违法，即除法官、当事人心知肚明以外，其他人或机关难以察觉。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法官独立调解审判难，外界
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之构建 摘要：目前，我国正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潜在的现实问题层出不穷。中国行政诉讼制度正在进行深刻的变革，长此以来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行政案件的审理不适用调解，但是司法实践中却普遍存在着以协调、撤诉等方式变相的调解现象结案屡见不鲜，导致立法与司法现实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冲突和分歧。然而，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行政法制现代化的逐步深化，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确立已经具备了现实的环境条件，本文通过从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为出发点，结合司法实践对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建立现状、以及构建调解制度的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及域外的经验进行相应的分析和探索，并提出构建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使之我国行政调解制度趋于完善。 关键词：行政调解必要性构建完善 随着时代进步、法治形势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司法救济的期待率过高，法治深入人心，人们在遇到纠纷时较多的寻求司法救济。而在社会转型加速、社会矛盾凸显的新形势下，行政争议案件数量逐渐增多，情况也越来越复杂，行政案件中一方面反映了转型时期多种诉求的并存导致社会矛盾混杂一体的现象较多，另一方面我国的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和现行司法权威的缺失性，以及现行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单一性，都阻碍着法制的进程和发展。行政诉讼制度在很多方面已经很难满足审判实践的需要，而完善多样化的行政争议纠纷解决机制已成为现如今亟待解决的问题，积极探索和完善行政诉讼处理新机制，对于妥善处理行政争议，增进当事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理解和信任，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从我国旧行政法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一法律条文与现实的社会变革转型时期的多样化的矛盾解决方式需要背道而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导致行政案件久拖不决，使法院判决陷入案结事不了的尴尬局面，当事人往往不服判决，不断上诉、上访寻求各种不正当的救济途径直至案件了结，冗长的时间耗时耗力，不仅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还使得官民的矛盾更加激化，更损害了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因此,我国目前迫切需要建立灵活、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以提高行政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从而更好的化解矛盾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在行政审判实践中,为了避免行政诉讼带来的繁杂冗长的程序，司法机关往
一、我国行政诉讼实务中的“调解”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因社会经济结构、法治环境等因素变化而显现出一些不足，如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司法机关只能审查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等规定，司法实践中还经常出现“循环诉讼”和“缠讼”现象，不仅不利于全面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浪费司法资源，而且也不利于行政主体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严格依法行政。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浪潮中，多元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迅速膨胀，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出台《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倡和鼓励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在妥善解决争议的基础上通过撤诉的方式结案。行政诉讼中撤诉大致有三种情况:（1）原告起诉后,主动申请撤诉；(2)在诉讼过程中, 被告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3)经人民法院两次合法传唤, 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 视为申请撤诉, 即推定撤诉。 近年来撤诉率居高不下，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06年全国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完善或改变行政决定后，原告自愿撤诉的有32146件，占行政诉讼案件总数的33。82%，同比上升12。13%。[1]而这些撤诉的案件，绝大部分是通过法院的“协调”，在被告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或者被告允诺给予原告某种利益后，法院动员原告撤诉的，其实质是通过法院的调解平息纠纷，在这种意义上，撤诉制度在实践中已经被异化为事实上的调解。这种以解决纠纷、追求秩序为目的的被异化的撤诉制度，容易忽视公众的权利救济，忽略法律上的正确解决方法，被异化的、贫困化的合意难以为纠纷解决提供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强化了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不信任感，加剧双方对抗，恶化双方关系。作为事实上的调解，撤诉制度的不足表明我国目前不适合设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二、域外相似制度的规定 “中国法律制度最引人瞩目的一个方面是调解在解决纠纷中不寻常的重要地位。”[2]域外的调解专员制度与和解制度与我国的调解制度相似，但适用原因、适用范围等方面与我国不同。考察域外相关制度的规定，可以为研究我国调解制度提供参考。 （一）法国的调解专员制度 法国设有调解专员制度, 调解专员有调查权、调停权、建议权、报告权、命令权、追诉权和促进行政改革权，受理当事人对国家行政机关、地方团体行政机关、公务法人机关以及负有执行公务任务的私人机构的各种申诉案件,同时,行政机关拒绝执行已确定的法院判决,调解专员有权发出执行命令。调解专员如果认为申诉无理由,应拒绝提出建议；如果认为申诉有理由,调解专员一般会说服行政机关修改原来的决定。如果行政机关拒绝修改,调解专员也只能在政府公报上将其公开发表,不具有执行力。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调解专员不能妨碍诉讼程序的进行,也不能动摇法院判决的效力。[3]可见, 调解专员制度是针对违法和不良的行政管理活动而设立的一种行政救济制度，它并不是行政诉讼调解,同时,它也不能妨碍诉讼程序的进行,不能动摇法院判决的效力，所以可以说，法国并没有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调解制度。 （二）台湾的和解制度 不同的是台湾地区以立法形式确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而且其规定比较详尽。“行政诉讼法”第219条规定,当事人就诉讼标的具有处分权并不违反公益者,行政法院不问诉讼程度如何,得随时实行和解,受命法官或受托法院,亦同。双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都有处分权和不违反公益时，才可以进行和解。事实上，台湾行政诉讼实务中以和解方式结案的比例较低。据统计，台湾2005年一审行政诉讼案件共计9205件有207件以和解结案，二审行政诉讼案件共计3094件有1件以和解结案；2006年一审行政诉讼案件共计8911件有210件以和解结案，二审行政诉讼案件共计3293件有1件以和解结案。[4]导致和解制度在实践中有限适用的原因主要是行政机关必须受依法行政原则的约束，以及受预算、决算监督等机制的牵制，“使行政机关于行政诉讼程序中，能自行退让，并接受人民退让的空间有限”。[5]此外，台湾的和解制度建立在完备的行政程序法基础上，严格的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这种实体上合法性的“软化”保持在合理的差别内。有限的适用范围与严格的适用程序可以消解调解制度的不利影响，以保证调解制度在行政诉讼实践中符合立法者的期待。 （三）对我国增设调解制度的启示 在域外，调解被当作是对僵硬、昂贵和耗时的诉讼程序的有益补充。行政诉讼中引入调解的原因和理由主要是法院裁判冗长、昂贵、繁琐,这些原因在我国并不突出。我国确立调解制度主要是为了妥善处理行政争议、解决行政纠纷、缓和社会矛盾。域外的和解制度对我国增设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只具有参考价值，并不能为我国提供直接的经验。因此，如果我国行政诉讼中要增设调解制度，仍须具体考虑我国的法治基础与法治发达程度、公众的法律意识、公民权利的保护、权力制衡机制的实现等具体因素，而非直接照搬域外经验。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分析 李艳玲 山西大学法学院 摘要 《行政诉讼法》修改在即，而其规定除赔偿诉讼外均禁止适用调解。为解决行政争议，缓和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对立与紧张关系，有些学者主张从立法上增设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但是调解制度本身追求解决纠纷，有时甚至以牺牲法律原则为代价。我国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无论从适用背景、范围、程序还是整个理念、发展历程都与域外相类似的和解制度不同，在我国确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不仅会弱化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权，降低司法权威，而且还会破坏权力制衡机制，不利于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因此我国当前不适宜增设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关键词 行政诉讼 调解 司法审查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55（2012）02—0083—02 ORIENTAL ENTERPRISE CULTURE /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