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藏区“赔命价”的合理性分析
——基于法律经济学视角
内容摘要：“赔命价”作为我国藏区一种固有的习惯传统，一直在被当地藏民遵照奉行并频繁适用。然而，人命案件毕竟属于公法范畴，需要国家司法机关的介入并依法对犯罪人进行审判和制裁，这也就意味着制定法与地方习惯发生了冲突。在我国当今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之下，如何解决好这一冲突关系到法治在边缘地区、民族地方的构建与深入问题。因此，出于这一目的，笔者从法律经济学视角出发，试图论证藏区“赔命价”的合理性并探寻出一条良性的解决途径。
关键词：赔命价法律经济学刑事司法法治法律规避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贝克尔把经济理论扩展到人类行为研究，获得巨大成就而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这些行为涉及货币价格或影子价格，重复或零星决策，感情或机械似的目的，富人与穷人，男子与女士，成人与儿童，智者与笨伯，医生与病人，商人与政客，教师与学生等等。”[1]美国著名法学家波斯纳甚至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的有关实质性知识结合起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法律经济学。①基于此，运用经济学方法对我国藏区“赔命价”习惯法进行合理性分析，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赔命价”是指在发生杀人案件后，受害人家属向致害人及其家属索取命金的一种带有地方性和民族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我国藏区，“赔命价”被当地人作为一种习惯传统保留下来，并遵照奉行，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私力救济方式，“赔命价”能够化解纠纷，稳定社会秩序。但是，人命案件毕竟属公法调整的范畴，在依法治国的当今中国，即使是地处边缘地带的藏区，杀人者同样要受到我国《刑法》的制裁。如此，便产生了当地习惯法与制定法之间的尖锐冲突。那么，如何解决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呢？学者杜宇认为一种明智而务实的态度是：“既坚持国家制定法的基本底线，又适当考虑这一习惯法的历史惯性和现实力量，将藏区的‘赔命价’习惯通过地方性立法予以变通规定，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制度空间内将其消化和部分吸收。惟其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两种制度和知识之间激烈的对抗与冲突。”[2]杜文忠也认为：“完全废止‘赔命价’很难可取，有条件承认其合法性，从立法上对之进行规范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3]笔者赞同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认为可以在地方立法上承认藏区的“赔命价”习惯法，将其作为我国刑事司法在藏区适用的变通执行规定，
①法律经济学（Economic Analysis of Law）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而且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或称微
观经济学），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详见Posner,R.A. : The Law and Economics Movement, AER Papers and Proceedings, May 1987.
与刑事制裁相互配合使用，类似于“刑附民”制度，只是赔偿标准适用藏区传统标准。基于此，笔者试图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赔命价”习惯法在藏区存在的合理性。
一、“赔命价”的成本分析
只要稍加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不难得知：复仇作为一种私立救济方式，是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手段。甚至有人认为，复仇是人类的本能。随着文明的演进，复仇逐渐被其他方式所取代（这并非意味着复仇已经消亡，而是复仇的方式变化了，小到“我不理你”，大到“国际制裁”、“战争”），我国藏区的“赔命价”便是其中之一。原因很简单，原始的血亲复仇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
首先，是机会成本。其一，复仇并不一定就能够获得胜利，尤其是当致害人一方的实力明显强于己方的时候。然而，复仇这种古老的规则迫使受害人的亲属必须进行复仇。那么，倘若复仇失败了，为复仇而花去的时间、牺牲的人、消耗的资源都可视为机会成本。其二，即使复仇成功了，己方的损失得到了心理上的慰藉，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物质上的补偿，而对方也遭受了更大损失，并且冤冤相报还将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造成二次、三次损失…。复仇的结果是双方都遭受到巨大的损失，而没有人真正获得利益。因此，复仇是一种没有效率的行为。“赔命价”则不同，这样一种作为复仇的替代方式，不仅能够减少暴力冲突，将损害降至最小化，减少甚至消除机会陈本，而且能够改变财富分配，促进社会稳定，有利于经济发展。
其次，是沉没成本。人力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其本身就是重要的社会财富。因此，因复仇而牺牲的生命是一笔巨大的沉没成本；因复仇而受伤者，需要花费的医疗资源以及其在受伤期间所失去的机会成本，也将成为一笔难以预估的沉没成本；在复仇阶段，双方的血战会进一步造成财产损失，这些损失中很大一部分都不可能恢复原状，又是一笔新的沉没成本。“赔命价”虽然不能挽回已经逝去的受害者，但是，它可以避免因此而来的二次、三次损失…。同时，从执行死刑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仅从经济性考虑，剥夺加害人的生命又将产生一笔沉没成本，如果是一起冤案，将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另一方面，执行死刑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①当然，笔者无意在此讨论死刑的存废问题，仅就执行死刑的成本进行阐述，以此作为“赔命价”经济性之论据。
最后，“赔命价”存在交易成本。首要的交易成本是确定命金数额的谈判成本。一般而言，在命案发生后，被害人家属会尽快组织人马到致害人家里去索要赔偿命价。所有赔命价的最后确定，几乎都是调解人与双方当事人“协商”的结果。这里的协商过程，即是交易成本发生的过程。协商的难度越大，协商的过程越漫长，交易成本也就越大。因此，确立命价赔偿标准能够促成谈判，继而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笔者通过查阅关于藏族“赔命价”的研究资料，得出“赔命价”标准的产生与发展情况大致如下：大约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以佛教戒律《十善法》为蓝本制定的《法律二十条》中就有“争斗者罚金”、“盗窃者加罪八倍”等内容。之后的艺松艺赞时期的《吐蕃三律》对赔命价做了详细的规定，见下表。
①据调查统计，在美国，有的州为执行一次死刑要支出的成本大约在200万美元到300万美元之间。我
国在一个中级人民法院建一个固定刑场大约需要花费200万元。数据来源：[英]胡德，《死刑的全球考察》，中国人名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尚论之耕奴，
庸和蛮貊囚徒 以上诸人赔偿
相同
这是关于西藏赔命价标准最早的确切记载。从表格中可以看出，赔命价的多少要根据受害人与加害人的身份对比来最终确定。当然，即使有了参考标准，协商也不一定都能百分之百成功。因为双方或一方可能认为参考标准失当，或者加害方无法履行赔偿标准。此时，谈判可能会一直继续下去，直到双方妥协为止。如此，将导致较高的交易成本。
无论如何，当命价赔偿标准具体确定之后，“赔命价”即作为一项制度性规范发生作用，其通过适用各种标准将案件进行分类以减少案件类型，并通过参考标准来缩小谈判协商的区域值，相应地提高了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性。因此，“赔命价”降低了交易成本。正如波斯纳所言：“即使是当接受赔偿成为义务时，由于一个个地确定赔偿额的信息费用很高，因此，坚持这种固定赔偿额，对初民社会来说，也许仍是一种最佳的方式。”[4]
综上所述，“赔命价”取代复仇，不仅消除了藏区的暴力冲突，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因复仇造成的机会成本和沉没成本，而且还以制度的方式确立了命价的赔偿标准，将交易成本减至最小化。同时，其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赔命价”的效率和功能分析
1、“赔命价”的效率
在经济学中，有学者认为：“当任何可能的生产资源重组都不能在不使其他人的情况变坏的条件下，使得任何一个人的福利变好时，就达到了配置效率或效率。”[5]波斯纳认为，效率就是表示使价值最大化的资源配置。①
“赔命价”作为藏区的一种习俗，亦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至于该种资源配置是否使得价值最大化，也即是是否具有效率，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一方面，作为复仇的替代，“赔命价”将财富从加害人一方转移到了被害人一方，以作为受害者家属的补偿，看似只是财产的转移支付，实则增加了社会财富。首先，加害人免于以命抵命。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还活着，就能够再创造财富；其次，赔命价的很大一部分将会拿去请寺庙为死者做法事超度亡灵，以慰藉生者。寺庙作为第三方因此而受益，是正外部性的体现。再次，受害者家属因此得到一笔物质补偿，相比复仇而言，这是最实在的利益。最后，对于加害人及其家庭而言，拿出巨额赔偿金将会给整个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但却不是致命的（倘若拿出巨额赔偿金将会给整个家庭造成灭顶之灾的话，该家庭就不会允诺赔偿，因为挽救整个家庭远比挽救一个生命更为重要）。此外，巨额家庭财产的损失会反向激发该家庭创造财富的潜力，这或许是许多人容易忽视而又真实存在的。另一方面，“赔命价”促进了程序效率。其一是节约了时间。在现行法律体制下，一个案件的解决，通常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例如，一个刑事案件，若以普通程序处理，经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庭审——判决，通常没有3个月结不了，这还未算上当事人上诉的情形，杀人案件可能
① 所谓价值最大化，波斯纳认为应该以人们实际支付能力来衡量。例如：一个馒头对一个穷人的效用是1元，但是他没有支付能力；同样一个馒头，对一个富人而言只值0.5元，富人有支付能力。此时，这个馒头的效用就是0.5元。详见波斯纳：《正义/司法经济学》，苏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还会更长。而在藏区，若按照“赔命价”来解决命案纠纷的话，一般的做法是：受害人家属纠集人马到加害人家里索要命价——加害人家属请来当地有威望的人（通常是当地活佛）与被害人家属谈判协商——加害人家属支付协商好的数额——双方举行和好仪式，表示愿意永世和好。由于没有严格的程序限制，谈判过程可灵活多变，因此效率很高。就“赔命价”的全过程而言，一次谈判至多不超过10小时，通常不超过3次谈判即可达成一致。其二，“赔命价”能够使执行成本最小化。“赔命价”作为藏区根深蒂固的习俗，几乎为所有藏人所熟知并遵照奉行。而且，在以“赔命价”处理完纠纷之后，都会举行一个类似于宗教仪式的双方和好仪式，表示双方共弃前嫌，永世修好。一般来说，双方当事人经过和好仪式之后，都会共同遵守诺言，不再相互寻仇滋事。这其中，有宗教信仰的因素在起作用。①出现命案之后，以“赔命价”解决能够达到如此良好的社会效果，这是其他解决机制难以复制的。下表列举的三个发生在青海藏区的典型案例，充分说明了此观点。
表2②
①藏族基本上是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藏传佛教之精髓大乘文化精神渗透在
藏族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十善法”等已成为藏族风俗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宗教戒律基本成为规范藏族人民的行为准则。藏族社会的历代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和调整藏族社会的各种关系，又加强了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对人民的统治，极力宣传尊重世上所有“生命论”、“因果报应论”，要求信仰传统苯教和藏传佛教的人们戒杀生害命，倡导“五戒”、“十戒”，推行符合因地制宜和宗教戒律的“杀人‘赔命价’法”。从藏族传统的伦理道德和藏传佛教的核心思想讲，杀人是世界上最大的罪孽，在藏传佛教教义上杀生是一种很大的罪恶，尤其是告发别人达到仇杀的目的，更是罪大恶极，这是长期在藏民族群众中形成的伦理道德和宗教观念。——摘自南杰·隆英强：《中国刑事法治建设本土化路径》，载《政法论坛》，2011年11月第29卷第26期。
②数据来自：南杰·隆英强：《中国刑事法治建设本土化路径》，载《政法论坛》，2011年11月第29卷
第26期。
低成本的优势，更加尊重藏区人民的当地风俗传统，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具有良好的效果。
2、“赔命价”的功能分析
我们知道，《刑法》的功能有二：惩罚罪犯和预防犯罪。《刑法》的这两项功能都是通过《刑法》的威慑力来实现的，而《刑法》的威慑力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1）抓捕概率；（2）惩罚力度；（3）犯罪的机会成本。那么，在藏区，“赔命价”是否具有惩罚罪犯和预防犯罪这两项功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抓捕概率、惩罚力度和犯罪的机会成本三个方面来分析“赔命价”是否具有与刑罚相当的威慑力。
（1）抓捕概率，此处可以理解为受害人家属发现真凶的概率。由于“赔命价”是一种私立救济，没有公权力的介入，往往受害方家属只能通过受害人弥留之际的口述或者目击者的指认来确定真凶。因此，与现代的刑事司法相比，显然相对落后，难以有效地找到真凶。而发现真凶又是“赔命价”适用的前提条件，所以，笔者认为，“赔命价”可以借助现代刑事司法得以实现。
（2）惩罚力度。现代刑事司法惩罚罪犯的方式一般是限制自由刑、死刑，而“赔命价”是纯粹的罚金刑。那么，如何来比较这二者的惩罚力度呢？换言之，“赔命价”能否具有与刑事惩罚相当的惩罚力度呢？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藏区命价的赔偿标准对一个基本藏民家庭的影响程度。请看以下4个发生在青海藏区的“赔命价”案例：①
①1982年才夫旦故意杀人案的“赔命价”是39头牛，马3匹，当时折价人民币5000元。
②1986年的旦巴尖措故意杀人案的“赔命价”是30000元人民币，其中第一次给牛71头，折价10000元，其余部分之后2个月付清。
③1989年的赛日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赔命价”为羊121头，牛16头，马1匹及其他实物共折价40000元。
④2000年的“5·18”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赔命价”为牦牛120头，马10匹，作价逾10万元。
以上4个案例的命价都以牛、马、羊为主要赔付物资，为便于比较以及消除时间变化产生的通货膨胀率，笔者根据当地“以物折物”的折算方法②，将各案例中的牛羊等都统一折算为“标准羊”单位。换算后的情况如下：
①1982年才夫旦故意杀人案的“赔命价”为138只标准羊。
②1986年的旦巴尖措故意杀人案的“赔命价”为213只标准羊。
③1989年的赛日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赔命价”为176只标准羊。
④2000年的“5·18”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赔命价”为430只标准羊。
这种“命价”标准对当地牧民家庭而言意味着什么呢？要做出清晰的判断，我们需要对当地牧民家庭拥有牛羊等家畜的基本情况做充分的认识。根据1949年海南上阿曲乎部落的调查显示：当地共有133户牧民，平均每户拥有马7.10
①资料来自：张济民主编《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集》和《渊源流近——藏族部落习惯法法规案例辑
录》。
②以物折物法：1峰骆驼折合7个羊单位；1匹马折合6个羊单位（南方为5个羊单位）；1匹骡折合5
个羊单位；一头黄牛（北方型）折合5个羊单位；一头黄牛（南方型）折合4个羊单位；1头水牛折合5.2个羊单位；1头牦牛折合4个羊单位；1头驴折合3个羊单位；断乳的当年幼畜为成年畜日食量的一半；青年畜为成年畜食量的3/4。数据来源：国家环保总局，全国生态现状调查与评估（综合卷）.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匹，牛20.49头，绵羊159.47只，山羊8.83只。③经过折算，为273.58只标准羊。根据1956年果洛达日县达洼部落的调查显示：当地共87户牧民，平均每户拥有3.08匹马，59头牛，77.34只绵羊，1.64只山羊。④经过折算，为276.4只标准羊。相隔7年，在不同地区的不同部落，牛羊的拥有数额却几乎相同，这反映了一个规律：如果一个地区的生产条件不发生巨大变化，牛羊等牲畜的生产效率就不会有重大变化。据此，笔者将276.4只标准羊当作分母作一个简单的除法运算，来考察上述命案中的“赔命价”在一个家庭的财富总量中比重，结果如下所示：
①1982年才夫旦故意杀人案的“赔命价”数额为276.4只标准羊的49.93%。
②1986年旦巴尖措故意杀人案的“赔命价”数额为276.4只标准羊的
77.06%。
③1989年的赛日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赔命价”为276.4只标准羊
的63.68%。
④2000年的“5·18”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赔命价”为276.4只标
准羊的155.57%。
在这4个案例中，最低比例为49.93%，最高比例为155.57%，平均比例达到86.56%。分析并不能就此结束。因为以上的分析是以当地藏民的平均牲畜量为标准计算的，而这种平均财富往往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因为财富的占有很可能是不平均的，甚至是两级分化的，所以，平均财富的参考意义也就极为有限。同样是根据1956年果洛地区的调查，依据占用牲畜数额的多少，将当地藏民分为四个档次：牧主占总户数的3.45%，富牧占总户数的6.9%，中牧占总户数的31.03%，贫牧占总户数的58.62%。其中富牧平均拥有标准羊349.9只，贫牧只拥有标准羊76.1只。①在前述4个案例中，平均“命价”为239.3只标准羊，是富牧家庭财富总数的68.4%，而对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牧和贫牧家庭而言，其所占比重及影响程度更是不言而喻了。
由以上数据可知，一次“命价”将消耗一个普通家庭几乎所有财产。根据藏区通俗做法，一般案件的“赔命价”主要由致害人家庭负担，只有在该家庭无力赔偿时，才由致害人家族的其他成员分担赔偿。《玉树部落制度及法规》规定：“部落之间出了命案，凶手没有能力赔偿命价，则本部落摊派赔偿，部落发生了命案，凶手无力赔偿命价，则亲属协助赔偿。”②波斯纳认为：“致害人及其亲属一定要有足够的、超过他们生存需要的大量物品，使他们能够支付自己伤害的其他人，否则的话，赔偿制度就不可能运作…集体责任原则使这一社会确定了一个高于个人平均支付能力的赔偿水平，因为个体的亲属要对判决的债务负责。”②这就解释了“赔命价”的赔偿标准通常是高于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的，同时也道出了亲属分担赔偿的意义所在。
毫无疑问，“赔命价”对一个普通家庭而言，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负担，是一项及其严酷的惩罚，其产生的威慑力足以起到惩罚罪犯，预防犯罪的功能。或许有人会说：“既然‘赔命价’是一种私力救济，也就不存在第三方力量保证其执行，那么其威慑力又如何得到保障呢？”持有此观点的人，忽略了以下因素：其
③数据来自：陈庆英. 《藏族部落制度研究》.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④数据来自：刑海宁. 《果洛藏族社会》.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①数据来自：刑海宁. 《果洛藏族社会》.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张济民：《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集》.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 苏力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一，如果致害方不赔偿命价，受害方将转而采取血亲复仇方式。前已说过，血亲复仇是一种双方都损失惨重而没有人获益的无效率方式，并且双方都知道这一点；其二，赔命价作为藏区一种固有的习惯做法，已植根于当地藏民心中，再加上宗教的因素，其如同一种古老的信仰。藏人几乎都是虔诚的信徒，因此，他们对“赔命价”的遵照奉行程度是外人难以理解的。此外，可以将藏区看作一个大社群，它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该社群里的人们只有相互依赖、相互信任、相互包容，才能够生存与发展下去。而习惯传统，正是确保这个利益共同体能够继续生存与发展的准则。因此，没有谁会愿意背上阻碍甚至毁灭自己群体的罪名。此点亦可解释国家力量介入藏区这个群体之时为何处处受阻。当然，如果“赔命价”亦能够获得国家的认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其实现，那就更为理想了。
（3）机会成本。当行为人在实施犯罪之时，他会考量实施犯罪的预期成本和预期利益。如果预期利益大于预期成本，他就会实施犯罪。当然，这是将每一个罪犯都当作理性人来看待。实际中，不排除过失、无意识以及激情杀人等情形。然而，经济分析法作为一种后果预测方式，不会将毫无规律之事作为其分析对象。并且，即使是上述另类情形，也无法逃避因其造成的损害后果。因此，分析犯罪的机会成本，对预防犯罪有着重要的作用。机会成本越大，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小。该成本的大小取决于犯罪的难易程度以及犯罪之后造成的后果的严重程度。对于杀人案件而言，杀人的难易程度虽具体不同，但总的来说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在藏区，多以短兵相接。此处，笔者主要拿“赔命价”与刑事制裁相比较，因此杀人难易程度一项不纳入比较的内容。因为无论是“赔命价”还是刑事制裁，都是基于杀人的事实。重点在于，杀人之后的后果。倘若适用“赔命价”，后果是加害人的家庭几乎倾家荡产；而如果适用刑事制裁的话，犯罪人将面临长期的监禁甚至是被剥夺生命。生命是无价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剥夺生命是否是最严厉的惩罚呢？目前仍难有定论，至少有人认为结束生命优于世俗压力。对于限制自由刑的威慑力，则取决于行为人对自由的需求程度。甚至还有说法是，限制加害人的自由或者剥夺其生命仅仅是为了防止其继续犯罪，至于教化之言，仁则见仁而智者见智。在此，笔者仅从经济学视角，将刑事制裁给加害人造成的机会成本定性为其因被剥夺自由所不能获得的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无论是哪一种惩罚方式，具体数额虽难以精确，但都是一笔巨大的数额。也就是说，刑事制裁给加害人造成的机会成本是巨大的。至于该成本与“赔命价”产生的成本相比谁更大些，笔者认为，对一个家庭的灾难大于对一个人的惩罚。此处或许有人会反问：“那么，对于富裕的家庭而言，‘赔命价’就不会成为灾难，犯罪的人不就可以逍遥法外了吗？”前已说过，在藏区，富户只占有不到1/10的比重，绝大多数都是中、贫家庭。此外，作为利益共同体中的一员，加害人不会因其身份的贵贱而摆脱该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责难、非议和监督，因为他破坏了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规则。尤其是在有信仰的藏人心中，杀人是一种极大的罪恶。这也是在藏区，一般很少有藏人第二次犯相同罪名的原因。
当行为人意图杀害他人之时，他预先知道自己将会因赔付命价而危及到自己的家庭，这样的预期成本是巨大的，将成为影响其实施犯罪的一大因素。因此，“赔命价”能够大幅增加行为人犯罪时的机会成本，进而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需要考虑的是，当遇上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仅是对其作出罚金刑，难以遏制其继续实施犯罪，又将如何对待呢？刑事制裁提供了解决思路，这也为“赔命价”与刑事制裁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提供了空间。
综上，笔者从抓捕概率、惩罚力度及机会成本三个方面分析了“赔命价”在
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上的作用，继而得出“赔命价”能够起到与刑事惩罚相当，甚至优于刑事惩罚的功能。同时，在确认真凶、强制力和预防犯罪方面，存在“赔命价”与刑事司法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空间。
三、结语
“赔命价”作为一种地方习俗，其长期存在于我国各少数民族之中，甚至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的某些地区，也有类似的做法。正如有学者指出，不能简单将某个习惯认定为某个民族所独有，也不能只要一提及某个地区某个民族的习惯，就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完全是割裂共性与个性的极端做法，也是极不利于民族平等的。笔者之所以选择以藏区“赔命价”作为考察、分析对象，主要是因为在现有的资料中，有关藏族“赔命价”的记载和研究最为丰富、系统，藏区适用“赔命价”的案例也最频繁，具有典型性。当然，这只是外在的原因。笔者研究藏区“赔命价”的深层次原因是为了探寻一条适合边缘地区法治建设与深入的合理化路径。当今中国，正日益走向现代法治的轨道，然而，在中国的许多边缘地区，仍然存在许多法律规避现象，导致司法在这些地方无所适从，难以有效运行。而边缘地区的习惯传统，正是产生法律规避的根源之一。要在整个中国范围内构建和发展法治，倘若忽视这些因素的存在，一味照搬西方法治模式，其结果只能是徒有其形，而实际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因此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社会秩序的动荡，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正如前文所述，在藏区发生命案之后，只对加害人适用刑事制裁而不按照当地“赔命价”处理，受害人亲属不会同意，仍然会采取私立救济。这样一来，纠纷不但未解反而进一步扩大，社会秩序也会因此变得不稳定。笔者通过法律的经济分析，证实了“赔命价”制度在藏区存在的合理性，并据此认为：“赔命价”能够与刑事司法相互配合、互为补充，共同促进当代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参考文献：
[1][美]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 王业宇，陈琪译. 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8.
[2]杜宇. 当代刑法实践中的习惯法——一种真实而存在的力量[J]. 中外法学，2005年第2期.
[3]杜文忠. “赔命价”习惯法的司法价值及其与现行法律的会通. 法学，2012年第1期.
[4][美]波斯纳. 《正义/司法的经济学》[M]. 苏力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5][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 《经济学》[M]. 萧堔主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分析家说：未来真正崛起的不只是互联网，更要的是传统行业与互联网的结合，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改变，如何改变正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互联网最有价值的不是自己在产生很多新东西，而是对已有行业的潜力再次挖掘，用互联网的思维去重新提升传统行业。那么我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互联网影响传统行业的特点有两点： 第一，打破信息的不对称性格局，竭尽所能透明一切信息。 第二，对产生的大数据进行整合利用，使得资源利用最大化。 第三，互联网的群蜂意志拥有自我调节机制。 我把人类群体思维模式称之为群蜂意志，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类群体大脑记忆库的建立：最初的时候各个神经记忆节点的搜索路径是尚未建立的，当我们需要反复使用的时候就慢慢形成强的连接，在互联网诞生之前这些连接记忆节点的路径是微弱的，强连接是极少的，但是互联网出现之后这些路径瞬间全部亮起，所有记忆节点都可以在瞬间连接。这样就给了人类做整体未来决策有了超越以往的前所未有的体系支撑，基于这样的记忆模式，人类将重新改写各个行业，以及人类未来。
以下是对各行业的盘点，涉及面较多，有些部分笔者观察尚浅，还望多包涵。 1.零售业 传统零售业对于消费者来说最大的弊端在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在《无价》一书中，心理实验表明外行人员对于某个行业的产品定价是心里根本没有底的，只需要抛出锚定价格，消费者就会被乖乖的牵着鼻子走。 而C2C,B2C却完全打破这样的格局，将世界变平坦，将一件商品 的真正定价变得透明。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信息获取成本。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商品的真正价格区间，使得区域性价格垄断不再成为可能，消费者不再蒙在鼓里。不仅如此，电子商务还制造了大量用户评论UGC。这些UGC真正意义上制造了互联网的信任机制。而这种良性循环，是传统零售业不可能拥有的优势。 预测未来的零售业 第一，会变成线下与线上的结合，价格同步。 第二，同质化的强调功能性的产品将越来越没有竞争力，而那些拥有一流用户体验的产品会脱引而出。
中国少数民族的“赔命价”习惯法及其启示 张群张松 出处：《法律史论集》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一、赔命价的产生 赔命价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人命赔偿。指的是杀人者按照被害者的身份和价格，支付给死者家属一定数额的金钱或实物，作为补偿。而被害人家属放弃复仇。从此两不相欠，和平共处。 按照文化人类学家的观点，赔命价是人类社会从对复仇的公开支持走向否定的标志，也是人类社会“人物不分”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人类社会还处于物质非常匮乏的时期。因而物质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和人命一般贵重。二是已经出现私有财产和商品交换，赔命价成为可能。三是当时的人类对本身价值的意识还处于比较低的层次，人和物还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四是同态复仇和血亲复仇给社会带来极大的混乱，也造成很大的物质浪费和人们之间更深的仇恨。五是社会发展产生国家机器，统治阶级需要一个和平的手段，来解决人命纠纷，减少仇杀，维护社会稳定。 所以，命价银虽然一产生就成为有钱有地位者杀人逃脱偿命的护身符，但相比如同态复仇和血亲复仇，也有着其积极的进步意义：减少了仇杀，避免世代怨怨相报，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经济。 但是，赔命价不是对死刑的否定，而是对复仇的否定。因此，赔命价并不排斥死刑。它的适用与否和身份的高低、犯罪的恶性有很大关系。比如，有的民族限于杀死平民，杀死贵族必须偿命，有的民族限于过失杀人，故意杀人者仍要偿命。而且命价一般都很贵，凶手个人是承担不起的，多由凶手家族共同分担，同样，赔命价的所有权也属于家族共有，被害者家属只能得到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还要拿出一部分为死者做丧事。这都是由当时具体社会形态所决定的。后来，还要向统治阶级交纳一部分，这就是后来的罚金。下文的叙述也将证明这一点。 后来随着人的价值得到进一步重视，法律规定故意杀人者必须偿命，但过失杀人者仍然可以通过赔偿方式免于死刑。在民间，复仇习惯则长期存在，用金钱处理命案的做法也一直存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私了”。但是这些习惯法已经不为社会和政府承认，失去了它们原来在国家和社会中的法律地位，并且成为政府法律限制与打击的对象。 二、外国赔命价的情况 世界许多民族都有这样一个赔命价的阶段。在西方许多国家近代以前的成文法典中，赔命价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在古代盎格鲁－撒克逊人中便有此俗，称Wergild Wer，意为人命的价格。赔命价的英语说法即渊源于此。 西方现代法律三大法源之首的罗马法，虽然《十二铜表法》规定：“杀人的处死刑，过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新标准（2020） 2020年3月11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意见》，该意见自2020年3月12日起施行；意见共计四条，主要明确了在山东省辖区法院审判的各类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含海事案件），导致的权利人主张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统一按照城镇居民标准和“山东省上一年度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简而言之就是实现同命同价。 近日，罗庄法院民事审判庭郭敏团队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2019年6月，罗庄区褚墩镇梁庄村的朱某希驾驶小型轿车与邻村张某全驾驶的无号牌电动三轮摩托车相撞，造成原告张某全受伤及双方车辆不同程度受损。经鉴定，张某全的伤情构成多处伤残。经临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罗庄大队认定，朱某希负事故全部责任，张某全无事故责任。 罗庄法院审理认为，张某全虽然是农村户籍，但根据3月12日起施行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意见》，本案应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赔偿金，张某全获得残疾赔偿金9.4万余元，较过去计算标准多出5.5万余元。 过去，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的民事案件中，采取的是城乡二元赔偿标准，相同情形下不同主体的获赔金额存在较大差异，容易造成俗话说的“同命不同价”。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后，无论户籍或居住地、收入来源等如何，按照规定均依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同命不同价”的旧赔偿标准已经成为历史，这体现了法律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尊重，同时也彰显了人民法院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宗旨。 （非正式文本，仅供参考。若下载后打开异常，可用记事本打开）
分析家说：未来真正崛起的不只是互联网，更要的是传统行业与互联网的结合，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改变，如何改变正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互联网最有价值的不是自己在产生很多新东西，而是对已有行业的潜力再次挖掘，用互联网的思维去重新提升传统行业。那么我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互联网影响传统行业的特点有两点： 第一，打破信息的不对称性格局，竭尽所能透明一切信息。 第二，对产生的大数据进行整合利用，使得资源利用最大化。 第三，互联网的群蜂意志拥有自我调节机制。 我把人类群体思维模式称之为群蜂意志，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类群体大脑记忆库的建立：最初的时候各个神经记忆节点的搜索路径是尚未建立的，当我们需要反复使用的时候就慢慢形成强的连接，在互联网诞生之前这些连接记忆节点的路径是微弱的，强连接是极少的，但是互联网出现之后这些路径瞬间全部亮起，所有记忆节点都可以在瞬间连接。这样就给了人类做整体未来决策有了超越以往的前所未有的体系支撑，基于这样的记忆模式，人类将重新改写各个行业，以及人类未来。 以下是对各行业的盘点，涉及面较多，有些部分笔者观察尚浅，还望多包涵。
传统零售业对于消费者来说最大的弊端在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在《无价》一书中，心理实验表明外行人员对于某个行业的产品定价是心里根本没有底的，只需要抛出锚定价格，消费者就会被乖乖的牵着鼻子走。 而C2C,B2C却完全打破这样的格局，将世界变平坦，将一件商品 的真正定价变得透明。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信息获取成本。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商品的真正价格区间，使得区域性价格垄断不再成为可能，消费者不再蒙在鼓里。不仅如此，电子商务还制造了大量用户评论UGC。这些UGC真正意义上制造了互联网的信任机制。而这种良性循环，是传统零售业不可能拥有的优势。 预测未来的零售业 第一，会变成线下与线上的结合，价格同步。 第二，同质化的强调功能性的产品将越来越没有竞争力，而那些拥有一流用户体验的产品会脱引而出。 第三，配合互联网大数据，将进行个性化整合推送(现在亚马逊就已经将首页改版为个性化推送主页)。
工业基础 重庆比天津要弱，毕竟天津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东北亚最大的工业城市（当时第二名是日本东京），虽然建国后几次大规模的工业援助削弱了这种优势，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天津的工业底蕴重庆比不了。 区位优势 这个重庆比天津要差得多。天津周边可以利用的资源太多，北京和国内有相当水准的周边地区，东北亚诸国，海港等等。相比起来，重庆主要是内河港口，虽然方便，但是运载货物量相对较小，而且重庆周边经济基础较差。 投资环境来看 天津位于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近代工业的发源地、 近代北方最早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我国北方的海运与工业中心。诸多先天优势使天津城市投资环境竞争力在各个方面较为平均，在四个直辖市中，不论是总体竞争力还是单项都没有明显的优势或者是劣势。但是，2009 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天津市调整滨海新区行政区划，这有利于天津未来的发展，极有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未来第三增长极”。 作为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市地处大西南是中国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内陆出口商品加工基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先行区，中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长江上游科研成果产业化基地，长江上游生态文明示范区，中西部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示范区，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长江上游航运中心，中国政府实行西部大开发的开发地区以及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虽然重庆市在各方面具有很强的后发优势，但是受重市自身“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市情的制约，在四个直辖市中，重庆市在各方面的后发优势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城市投资环境竞争力的劣势较为明显。 资源积累 ·重庆是在1997年3月才被确立为直辖市的。所以至少在发展上，晚了其他几个直辖市近半个世纪。重庆位于内陆地区，所以资源上必须倚靠周边“出产”，而不是像上海天津那样可以靠外来输入，也不像北京那样可以靠外省资源补给，而周边地区相应经济水平较低，所以重庆的资源积累还赶不上其他直辖市。 人才 重庆缺乏大区机构、企业总部、科教事业单位带来高素质人力资源聚集，京津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而重庆相比起来差距太大了。 资金和体制 天津离首都比较近（无论从距离上，还是人事上），资金相对来说比重庆有保障。何况天津还有日韩美欧的投资，但是天津的GDP过于依赖国企投资，缺乏市场化竞争力的产业，不论是航天还是石油，产业决策在北京，天津更多像在承担北京央企的生产基地角色。 天津的问题主要在体制，这也是很难克服的问题。重庆原来政治地位相对低，新发展后体制阻力相对小一些，不过资金上，重庆还是主要依靠的国家投资，受政策影响大。 天津最大的特点是他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实际上京津是双子星城，现在中央要用天津来分担北京的部分职能，势必造成天津可以利用相当一部分北京的资源。作为未来北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天津势必会谋求与首都北京之间的资源整合。到时候，以京津为中心的环渤海，与
互联网+时代，传统企业如何转型 20年不变，5年一变，到1年就变，21世纪互联网时代彻底改变传统企业迭代更新速度。马云的阿里帝国颠覆传统商业模式、雷军的小米打造产品极致，江小白差异化情感性营销突围、E代驾便捷实惠霸占市场，短短数年互联网就开创了众多市场奇迹。 在今年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互联网+”战略，让传统行业互联网化发展互联网化发展转型再度成为社会焦点。为此，优信金融与青企协会三分会共同举办了“转型期企业互联网思维及发展策略研讨会”。来自印刷业、制造业、农业、金融业等传统行业的十多位优秀企业家与优信金融高管们同桌对话，四小时持续不断的头脑风暴，激情澎湃灵感迸发。 "转型企业互联网思维之关键" 在对柳传志、雷军、王石、马云等“大佬眼中的互联网思维”介绍了之后，优信金融合规总监蒋珂指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互联网加时代”，传统行业互联网化转变不可逆，每个行业都在思考如何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十多位来自不同行业的优秀企业家们，则结合各自生活经验与行业发展特征，探讨了“转型期企业互联网思维及发展策略”。他们认为，互联网减少了生产到销售中间环节，将企业与消费者直接连接起来，市场反应更快更贴合客户需求，不仅减少了企业运营成本，同时大幅提升了交易量。企业在这股转型潮流中，最重要的是掌握“互联网思维方式”，应对市场快速反应，转变思维推动产业转型，选准客群精准营销。 优信金融首席战略官秦红松说道，企业转型过程中，要善于学习并运用“差异化定位、情感个性化关怀、粉丝经济、口碑营销、大数据分析等”互联网思维方式，不断改进产品及功能服务，逼进客户真实需求，产生迭代效应。企业还应关注长尾效应、免费效应，充分挖掘其潜在价值。互联网精神的核心是“平等、参与、分享”，最大化提高人们创造能动性。优信金融副总裁文晓介绍，技术进步一直在改变人类生活，互联网时代我们不需畏惧膜拜，我们企业应积极思考如何融合参与。 优信金融，信用创造价值 以传统金融转型、互联网创新发展为例，优信金融首席战略官秦红松秦分享了互联网金融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创新能力。优信金融副总裁李广庆则以“优信金融在互联网运营方面的探索与创新”为个案，对优信金融产品研发能力、风控能力、公司资质等平台基本情况作了详尽介绍。 参会的企业家则提出，互联网发展的关键，是借助技术革新推进互联网朝着“互动、交流、交易、信任”四大层次递进发展，从最初的门户网站初步实现“网络互动”，到微信QQ的“网络交流”，再到淘宝京东的“网络交易”，而未来互联网金融将全面实现“网络信任”。“信任”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核心关键，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互联网金融才能真正释放其潜在爆发力。
总第86期2006年5月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Journal of Gansu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General N o.86M ay.,2006 收稿日期:2006-03-14 作者简介:衣家奇(1966)),男,辽宁沈阳人,甘肃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法学。 规划项目:本文为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批准号:甘社科规划办2004年1号)的阶段性成果。 1此处所言/历史上的所有重大变法0,仅指历朝各代统治者维新意义上的改良,而不包括不同封建王朝的颠覆更替。许多王朝是在/自下而上0的革命中建立的,但改良变法始终是/自上而下0模式,从胡服骑射、商鞅变法到清末立宪无不如此。/赔命价0)))一种规则的民族表达方式 衣家奇 (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 要:杀人/赔命价0是一种古老的民族习惯法,在许多民族地区都曾存在并发挥过现实的规范作用。随着民族习惯法的回潮,该现象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是,在当今社会里/赔命价0习惯法与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形成悖论。应当在深刻认识正确理解的基础上,解决该习惯法与国家统一法制的矛盾冲突,在两者之间形成沟通与融合。 关键词:/赔命价0;习惯法;国家法 中图分类号:DF 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88X(2006)03-0006-06 "Compensating for Killing A Person")))A National Expression of Rule YI Jia-qi (Law Schoo l,Gansu Po litical Science and Law Institute,Lanzho u 730070) Abstract:Co mpensating for Killing A Person is of ancient national law ,w hich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of norm in many national reg io ns.With the r ev iv al o f national custom ary law ,the phenomenon attached much attention.H ow ev er,the customary law of "Compensating for Killing A Person"g oes ag ainst the spir it o f m odern rule by law.Based on profound and correct understanding ,w e should solve the co ntro ver -sy of custo mary law and state law and make the tw o kinds of rule go alone w ell w ith each other. Key words:com pensate for killing a perso n;custo mary law ;state law 一、问题的提出 同西方国家法治社会形成的特点相比,我国的法治建设有其自身的特点。综观西方国家的法治进程,他们都有一些相同或类似的法治进路。表现为这些国家在实行民主、推行法治之初大多都经历了一种/自下而上0的法治进路。而中国的法治历程则是一种/自上而下0进路,这一特点又恰恰与我国久远的历史传统形成密切的相互印证关系。自古以来,我国历史上的所有重大变法无论成功与否,无不都是一种/自上而下0的变革。1影响至今,我国现代法治建设仍然属于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相当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是依靠政府力量,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对全民进行现代法治的规训。严格地讲,进行全民的法治规训即应当有法治精神的培养,也应当有统一法制的推行,而且前者尤为重要。由于培植全民法治意识的工程具有天然的艰巨性,从而导致我国的法治变迁表现为注重用国家统一的制定法对民间各种既有的习俗和亚规则进行一体性的改造。但是,我国整体上还属于农业社会类型,各地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这种以现代工业文明为基础,以制定法为中心,适应工业化社会特色的/法治/模式一旦进入民间社会,就发生了种种不适和尴尬,这种现象在我国民族地区尤为显得突出。 我国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极少数,但却分布在占国土面积一半以上的广大地区。由于各民族在地理、经济、文化、政治以及历史等方面的因素差别巨大,导致国家在这些地区的刑事、民事及行政执法上面临诸多问题,从而无法实现统一的法治局面。许多研究表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众多的习俗与习惯法,这些习俗与习惯法在许多内容上与国家统一的制定法形成冲突,但在6
一、“同案不同判”概述及典型案例 “同案不同判”是通俗的说法，指上下级法院之间、不同法院之间、不同庭室之间乃至不同法官之间，对一些相同或者相似的案件，作出大相径庭的判决结果。与之类似，还有同罪不同刑、同刑不同执、同事不同制、同命不同价等表达，都是对于司法领域“同等情况不同对待”的具体概括和表述。“同案”主要是指同类案件，判断标准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诉讼标的种类相同或相近；二是法律构成要件事实相同或相近。如果两个诉讼标的或法律构成要件事实基本相同的案件，裁判结果主要方面不一致甚或相反，即属于“同案不同判”。尽管“同案同判”作为司法基本原则被普遍接受，但放眼我国司法现状，“同案不同判”在不同层级法院、不同地区甚至同一个法院的不同庭室，甚或在很短的时间段里相同庭室的不同法官之间还是普遍存在的。 典型案例如许霆案和与之高度一致的何鹏案。2006年4月21日，许霆在广州某银行的ATM取款机上取款时，发现取出1000元后银行卡账户只被扣1元。之后，许霆共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2008年，法院最终判决许霆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二万元，追缴许霆的犯罪所得173826元。此前的2001年3月2日，云南的何鹏在ATM机上查询余额时发现卡面余额有百万元之多，遂于当晚和次日分215次取款429700元。2002年，云南省高级法院以盗窃罪判何鹏无期徒刑。 许多人都认为两案是比较典型的“同案”-- 同是针对ATM机，同是恶意透支，同构成盗窃罪，同是数额巨大，甚至一审都同被判处无期，然而其最终判决结果的差别是“极其巨大”的-- 一个被从无期改判为五年，一个被继续维持无期。再如，前年，成都孙伟铭醉驾案造成4死1重伤，被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醉酒驾车致6死7伤的三门峡交通肇事案司机王卫斌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零6个月……连续发生的相似案件，量刑却存在较大差异。民事案件方面，如王海打假索赔系列案，打假名人王海因购买假货，要求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双倍赔偿，在天津市两个区法院得到两次完全不一样的判决。一个法院以王海是知假买假不属消费者为由，驳回了其双倍赔偿的请求；而另一个法院却支持了王海的诉讼请求。同样的事实，得到的是两种不同的判决，法院的判决到底有没有确定性，难免不引起人们的质疑。 此外，“同案不同判”现象还较为突出地体现于一些系列案件中。例如，挂靠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引发的赔偿纠纷，由于法律未明确规定被挂靠公司是否就挂靠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后果承担责任,实践中至少出现了三种处理方式：安徽、河南、山东、江苏和内蒙等地法院主张应由被挂靠人和挂靠人对损害赔偿承担连带责任；天津、福建和辽宁、河南部分地市的法院认为被挂靠人仅在收取该车辆管理费的范围内承担有限连带责任；河北、吉林部分地区的法院则主张被挂靠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美国著名法学家本杰明﹒卡多佐曾指出：“如果有一组案件所涉及的要点相同，那么各方当事人就会期望有同样的决定。如果依据相互对立的原则交替决定这些案件，那么就是一种很大的不公。”法律适用上的平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现代社会基本原则在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法律适用平等要求法律适用机制和适用效果统一。正因为如此，同等情形同等对待，
互联网经济在传统经济的影响 互联网经济在传统经济的影响本文简介：摘要：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互联网经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无论互联网发展如何迅速，也不会完全取代传统经济，两者之间在长时间内必须共存发展。本文主要分析互联网经济的优势，阐明互联网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差异性，针对 互联网经济在传统经济的影响本文内容：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互联网经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无论互联网发展如何迅速，也不会完全取代传统经济，两者之间在长时间内必须共存发展。本文主要分析互联网经济的优势，阐明互联网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差异性，针对互联网经济对传统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具体研究。 关键词：互联网经济；传统经济；影响分析 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处理信息的能力，加快了科技创新的步伐，提升了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速度。全球信息化网络的应用，进一步加快了信息在全球范围的传播，拉近了各个国家以及民族的距离，使世界经济逐渐向全球化趋势发展。互联网经济的本质主要在对信息成本进行降低，促进资源的合理分配。通过互联网经济与传统经济的结合，能够带动许多新兴经济的发展，例如物流行业的变革、外卖行业的改革等。现如今，微信支付、支付宝
支付随处可见，时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所以，互联网经济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向。 1互联网经济 互联网经济主要是以互联网为基础而产生的经济活动，在当今社会发展阶段，互联网经济主要包括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即时通讯、搜索引擎以及网络游戏五种类型。针对当前的发展状况来看，互联网经济已经成为网络信息化时代的崭新经济现象。在互联网经济时代，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都离不开信息网络，产品的生产、交易、分配等过程都需要通过网络来获取经济信息，通过网络进行预测与决策，甚至许多的交易行为可以直接通过网络来进行。 2互联网经济的优势 2.1支付方式更加安全 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人们出门消费大多需要携带现金，非常不方便，而且存在丢失或被盗的风险。随着互联网经济时代的到来，许多全新的支付方式应运而生，例如支付宝支付、微信支付等，只要通过一部手机便可以轻松购物，给人们的消费带来了很大便捷。而且不必担心现金丢失，支付方式非常安全。 2.2提高了商品价格竞争力 互联网经济有效地提升了商品价格的竞争力，商品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销售，通过生产厂家直接为购买者提供货源，较少中间流通环节，省去了实体店面租赁资金以及人员开销，有效地降低成本，与传统的实体店面销售相比，提高了商品价格方面竞争力。2.3商品流通更加便捷互联网经济相对于传统经济来讲，最突出的优势在于方便快捷，通过互联网，人们完全可以足不出户的购买到所需商品，体验良好的购物体验。通过网络购物可以对商品进行价格、质量方面的对比，确
对人身损害赔偿中“同命不同价”现象的
中南大学网络教育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对人身损害赔偿中“同命不同价”现象的 思考 姓名：程琳 学号：07033010315006 学习中心：河南省直学习中心
目录 一、提纲 (2) 1、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 （1）对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的界定 （2）对“死亡赔偿金”性质的界定 2、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 3、完善我国立法的一些建议 4、结语 二、内容摘要 (3) 三、关键词 (3) 四、正文 (3) 五、参考文献………………………………………………………………………………………1 3
提纲一、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 （一）对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的界定（二）对“死亡赔偿金”性质的界定 二、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 三、完善我国立法的一些建议 四、结语
对人身损害赔偿中“同命不同价”现象的思考 论文摘要：在同一个侵权行为中死亡，受害人因城乡不同户口、等原因而获得的死亡赔偿费相差巨大的情况，引起社会上一片强烈的反响。这种“同命不同价”的结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究竟同命是否就要同价，通过对死亡赔偿金性质、权利主体、赔偿标准的探讨，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理性清醒的认识。最高院应声而动，对此问题给予高度重视，表示将在两会后适当时机出台相关规定。 关键词：死亡赔偿金权利主体赔偿标准措施 2005年12月15日凌晨6时许，何某和两个同学乘同一辆三轮车，结伴去学校。当三轮车行驶到郭家沱长城公司上坡路段时，对面驶来的一辆满载货物的卡车刹车不及，车辆失控，发生侧翻，正好压住三轮车，3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两位城镇户口女孩的家人各自得到了20余万元的赔偿。而14岁的何某是农村户口，虽然从出生起就在郭家沱街道生活，何青志夫妇只得到5万余元的死亡赔偿金和4万元的补偿金。这一事件经媒体的渲染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使被称为“同命不同价”的话题再度成为焦点，引起了人们对最高人民法院一则司法解释中有关死亡赔偿金条款的几乎呈一边倒的批评。“我凭什么就低人一等”，这样一声呼喊让无数的人无言以对。事实上，法学界一直在反
相对于传统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特点主要在于： 移动便捷性。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接入互联网。 个性化。通过手机号码或其它方式，可以唯一辨识用户，便于为用户提供特有的个性化服务。但与传统互联网相比，移动互联网的性能受到网络能力和终端能力的约束。 所以基于以上几点，与传统互联网相比，移动互联网的相关业务也将与传统互联网略有区别。下面我主要谈一下未来移动互联网上颇有前景的一些业务。 第一，移动多媒体业务。移动互联网的移动性、便捷性的特点，可以帮助用户随时随地接入互联网获取信息，打发碎片时间。目前，中国移动的手机阅读、无线音乐、手机电视等业务已经为用户带来了良好的多媒体体验。而随着未来网络性能的提升和终端功能的优化，移动多媒体业务必然能更好的满足用户的需求。 另外，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也会帮助用户更便捷的使用移动互联网业务。通过模式识别、语义理解等技术，用户可以通过声音、手势等方式更便捷的完成操作。 第二，个性化服务。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除了通过传统的搜索引擎来查找信息，个性化的内容推荐是重点发展的方向。以移动的手机报业务为例，目前虽然可选内容较多，但还不能满足用户个性化定制的需求。在未来，通过对用户行为的分析或用户主动订阅的方式，可以更好地向用户推送个性化的内容，这种交互方式更能够帮助增加用户的粘性和忠诚度。 第三，社交业务的蓬勃发展。在时代，人们已经从被动的接受信息转变为主动的创造信息、分享信息。由于移动互联网随时随地沟通的特点，从而使SNS在移动领域的发展具有先天的优势。 目前，在传统互联网上，人人网，豆瓣，微博等已经拥有大量的用户群。而随着终端、内容、网络等制约因素的解决，移动互联网上的共享服务也必将蓬勃发展。用户可以通过移动终端上传自己的图片、视频到微博、博客、空间，还可以与好友共享、评论等。我们可以看到，移动新上线的盘古搜索添加了时评搜索这项功能，帮助用户搜索微博中的消息。可见，在未来的互联网上，很多内容的产生将依赖于用户的生产和传播，所以社交业务必将在促进交互的同时也极大的丰富了互联网的内容。 第四，基于位置的移动业务。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通过精准的位置定位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信息及社区化的服务将成为主要趋势。目前，基于位置服务开发的foursquare仅提供一些简单的功能，而在未来，通过这种服务，用户不仅可以得到周边的商场、交通等一系列信息，更可以与附近的朋友、亲人甚至是陌生人连接起来。 第五，移动支付业务。支付手段的电子化和移动化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目前，用户可以通过手机支付业务在线购物、缴纳水电费、在pos机上刷卡消费……而在不久的将来，用户可用具有支付、认证功能的手机来乘坐公交车、开门、充当会员卡等，真正可以做到通过手机使用户的生活需求更加便捷化。 总之，移动互联网将为人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提升了工作效率，改善了人们生活交互的方式，同时创造了很多新的商业模式。相信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和新兴业务的发展，移动互联网必将迎来蓬勃的发展。
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11年03期NO.03,2011 68有关藏族习惯法“赔命价”的法律价值分析 □刘军君 （兰州商学院法学院甘肃兰州730020） 摘要：藏族是一个有悠久宗教传统的民族，在广大藏族聚居地，自佛教7世纪传入藏地起其教义便对藏民的影响极为深厚，佛教戒律成为藏民世代沿袭的行为准则。藏族习惯法始于松赞干布时期，其条文无论在内在指导精神还是外在表现形式上，都受到了佛教戒律的直接影响，借助法律的强制手段，佛教行为在藏民身上打下了更加深刻的烙印却与部分《刑法》条文背道而驰，以致在面对藏区藏民犯罪时罪责刑不相吻合。本文拟从文化、法律的视角对上述法律条文进行评价，以期为藏族区域自下的法律适用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藏族习惯法刑法量刑 据敦煌文献等资料记载，藏族法律的出现始于松赞干布时期，佛教于同期传入藏地后便以其博大精深的哲学理论系统和严谨规范的修持仪轨在藏地以不可挡之势扎下了根。从此，藏民的伦理道德和统治者的治国之策都因循佛教的道德观，在原有基础上建立起佛教化的价值体系。此间过程中，佛教戒律对藏族法律的影响最具直接性。因此，在藏族全民信教的历史背景下，藏族习惯法是藏传佛教宗教教义世俗化的表现，人们逐渐习惯以佛教思想的好恶来评判一切，形成了慈悲为怀、诚实正义的社会风气。今天，依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规定，广大藏族聚居地"有权依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鉴于此，藏族习惯法在许多方面将情理融入法理，加上其民风彪悍，当出现致人死亡案件时其评判体系与《刑法》第232条在对待故意杀人罪既遂，第234条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定罪量刑原则方面存在出入。本文拟从上述罪责刑的评判差异入手对藏族习惯法进行分析，以期为藏区民族区域自治适用法律提供可以践行的理论支持。 一、"赔命价"与《刑法》第232条、第234条就故意杀人罪既遂、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在量刑方面的分歧 《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 二是权利人行使请求权须无法律上的障碍。 以请求权可行使作为时效起算的标准，能够很好的达到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与保护义务人的目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作为一种客观标准，由于不考虑请求权人是否知悉请求权的存在，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可能存在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请求权存在、准备行使之时，权利已经因时效期间的届满而归于消灭的情况。这与时效制度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的宗旨难免不相符。 （二）确定消灭时效期间起算点的考量因素 消灭时效期间起算点的确定直接影响到权利人的权利的实现，时效期间的经过体现了权利让位于事实，应然状态让步于实然状态的合理限度。因此，确定消灭时效期间的起算点，须考虑如下基本因素： 1.符合消灭时效的立法目的 消灭时效以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免于当事人备证、便于法院审判为立法目的。又以提高交易效率、增进社会整体效益、保障交易安全、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为最终目的。因此，消灭时效期间起算点的确定，必须符合上述目的。 2.有利于各方利益关系的综合平衡 消灭时效制度以权利人能行使权利而不行使权利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通过权利贬损机制，使得"眠于权利之上者"蒙受不利，保护义务人利益，尊重第三人之善意信赖，维护交易秩安全，增进社会整体效益。其中，天平的一端可能是义务人、第三人、社会等诸多利益主体，而另一端则始终是权利人。因此，如何使这一天平始终处于平衡状态，是确定消灭时效期间起算点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3．满足诉讼上的操作性要求 消灭时效以请求权为其适用对象，消灭时效期间是请求权行使之期间，也是权利人能够获得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时间限度。消灭时效期间起算点的准确界定，对于明确法院能否为权利人权利的实现提供强制力保障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消灭时效期间起算点的界定应尽可能清晰而明确,具有可操作性。 三、消灭时效制度的立法完善 人大法工委起草并于2002年9月公布的《中国民法典草案》把普通消灭时效期间定为3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时起算。最长的消灭时效期间仍然沿用了《民法通则》的规定为20年，自民事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并在一些特殊情形可延长到30年等等。参照国外立法经验并根据我国司法实务和法学研究成果来看，人大法工委的草案体现了我国时效制度立法的进步。在总结民法典草案对消灭时效期间的制度设计基础上，为了更有利于实现消灭时效制度的目的和功能，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人大法工委的民法典草案以及大部分学者建议将普通消灭时效期间规定为三年，这种观点不能不说是直接受到了《德国债法现代化法》的影响。对于将来我国的普通消灭时效期间究竟应当规定为几年，不能纯粹从理论角度分析，而应结合实证调查，客观慎重地予以确定。比如对全国法院罹于消灭时效的案件进行分析计，并结合消灭时效的其他相关制度以及证据制度等，作出一个综合的判定。 2．对于普通消灭时效期间的起算，民法典草案采用的是主观标准，但由于主观标准存在一些缺陷，不利于保护权利人的权利。因此，本文认为应当区分请求权的种类，对于合同债权请求权的时效期间起算点应当是合同债权到期之时，而侵权所生的赔偿请求权，应当是损害发生之时且知道义务人之时起开始计算；在不知的情况下，自加害行为发生时起，三十年不行使而不受保护。 3．对于最长时效期间采用第二种客观标准即权利可行使说，即自权利人可以行使其请求权的时候开始起算。诉讼时效的本质就在于约束权利之不行使，制度设计的目的之一就在于督促权利人尽快地行使权利，若在权利人根本无法行使请求权的时候即开始时效期间的计算，对于权利人难免过于苛刻，有损于权利人的利益。故最长时效期间的起算应当由权利可以行使时起算，且不以请求权人知悉请求权的存在为必要。 4．草案规定了适用特殊时效的四种情形，主要集中在餐饮、住宿、运输、雇佣、寄存等日常生活事务中的请求权。在原德国民法典及台湾地区的"民法"中均有规定。但这类请求权种类繁多，法律不可能一一列举，且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与民法典的稳定性要求不符。德国新法已经将其废除，台湾地区"民法"的规定因为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饱受学者批评。因此，应当将此类请求权归入到普通时效期间的适用范围内。 注释： ①王利明著:《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参考文献： [1]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王利明：《民商法前沿论坛》，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 [3]柳经纬：《关于时效制度的若干问题》，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5期。 [4]朱岩：《消灭时效制度中的基本问题比较法上的分析--兼评我国时效立法》，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2期。 [5]李蕊;《诉讼时效期间立法模式之我见》，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3期。 作者简介：欧阳旨政，男，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09 级民商法研究生。——兼评《刑法》第232条、第234条
互联网公司与传统公司的区别_互联网和传统行业区别 今天乔布简历的小编就带大家看看互联网公司与传统公司的区别，互联网和传统行业区别。 关键词：互联网公司与传统公司的区别，互联网和传统行业区别 从产品社区来看 传统企业是没有产品社区的,只是单一的信息推送,也没有反馈,属于硬性生产; 而互联网企业的每个产品有自己的社交社区,也有自己的粉丝和专业维护粉丝的自媒体部门,迭代的速度快; 从数字化程度来看 传统企业的数字化程度低,互联网中几乎找不到企业的信息,也不允许对产品进行评论;互联网企业具有高度数字化,具有自己的图形标识,ID,作为客户的亲切伴侣,进行产品个性化定制,并即时对用户需求做出反馈; 从用户参与上来看 传统企业的生产工艺封闭,不允许客户进行参与,产品的封装完整，而互联网企业强调用户参与,产品组件化,会充分发挥客户创造力,来构建新型产品组件。 从技术要求上来看 传统企业的规模庞大,以流水线来生产,对技术要求低而互联网企业则以产品研发为主,对技术要求高。 从产品角度看 传统软件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主要依赖于特定硬件终端和相应操作系统，而互联网公司产品和服务会依赖于浏览器和网络。以此来看，互联网公司的产品层面更高，封装的更多，而传统软件公司更加底层一些。类似于PHP/JAVA与C/MASM编程语言，最终高级的产品会取代底层的产品。 以上的信息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更多讯息尽在乔布简历。 互联网公司与传统公司的区别_互联网和传统行业区别
https://www.doczj.com/doc/f97101101.html,/knowledge/articles/566e80a20cf24942ade590ee
对城乡居民“同命不同价”现象的法律思考 生命权的平等对待是对平等的最基本要求，死亡赔偿这一对生命权受侵犯的赔偿，正是我们需要宣扬平等精神的首要舞台。但我国目前的死亡赔偿标准却对城乡居民进行区别对待，从而造成“同命不同价”的现象。该标准存在包括违背法理精神、违背我国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对死亡赔偿金性质定义不合理等缺陷。我国立法应以一种全新的带层次性的标准对死亡赔偿标准进行统一，通过层次性来同时体现对生命的同等对待以及对作为人的不同价值的区别对待，充分体现平等精神。 标签：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同命不同价；死亡赔偿 1问题的提出 “人人生而平等”这一直是人类社会的期盼，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理想与现实的背离使得“人人生而平等”成为长久以来人们争论的话题。在我国，关于这一话题的新一轮争论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法释2003》20号)(以下简称《解释》)所引起的。自《解释》施行以后人民法院依据这一解释对一些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作出了相应的判决，而这些判决却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质疑。 案例一：2005年12月15日，在重庆同一条街搭乘同一辆三轮车的3名花季少女同遭车祸丧生，但给其中是农村户口的一名少女的赔偿为5.07万元，而对两个城市户口的少女家庭的赔偿却为20余万元。 案例：2006年5月30日，震惊京城的艾绪强王府井劫杀的哥连撞9人造成3死6伤案，北京市二中院在民事赔偿判决中，同样都是死者家属，被撞死路人的家属获得赔偿金为45万余元，而被劫杀的出租车司机的家属获得的赔偿金却为23万余元。 同样都是一条生命，因死者的身份不同而赔偿金却各不相同，有的赔偿几万元，有的几十万元。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同命不同价”的不合理现象?应如何消除这一不合理的现象? 2造成城乡居民“同命不同价”的主要原因是相关法律解释存在缺陷 法院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作出判决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在这个解释中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 万立学者分析，由最高院做出的这一司法解释，立法理由大致有两点：①纯收入少的人在其正常生命期间获得的收益就少，纯收入高的人获得的收益就多；
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的区别
传统媒体的广告形式： ?1：报纸广告 ?2：电视广告 ?3：路牌广告 ?4：流动广告 ?5：墙体广告 ?6：传单广告
报纸广告?报纸广告的优势： ? 1.覆盖面广，发行量大 ? 2.读者广泛而稳定 ? 3.具有特殊的版面空间 ? 4.阅读方式灵活，易于保存报纸广告 优势 ? 5.选择性强，时效性强，文字表现力 强 ? 6.传播范围广 ?7.传播速度快 ?8.传播信息详尽 ?9.行业选择灵活 ?10.费用相对较低?报纸广告的劣势：? 1.有效时间短 ? 2.阅读注意度低 ? 3.印刷不够精致 ? 4.使用寿命短 ? 5.感染力差
电视广告： 优势： 独占性： （收视者在观赏电视节目时，必须抛开一 切，寸步不离地坐在电视机面前） 广泛性： （千家万户在晚饭过后，散散步，聊聊天， 剩下时间，只好来看电视。） 保存性： （电视广告每晚都播，也具有保存性， 保存性归于了人们的印象之中） 印象性： （电视广告，因为可以清楚地看到商品 的形象和广告演员的模样） ?劣势： ?1广告投放费用高昂 ?2投放是形式不灵活
路牌广告 ?优势： ?一：路牌广告对地区和消费者的选择性强 ?二：路牌广告具有一定的强迫性质 ?三：路牌广告表现形式 ?四：路牌广告内容单纯 路牌广告现在出现的问题： 有的高层建筑屋顶广告，布局混乱，尺度 失调，使得原本的建筑形式美感丧失， 路牌广告城市空间形象受到损伤路牌 广告在尺度、色彩、质量、形式上参 差不齐，与城市街道、城市建筑、城 市色彩的协调性不好，缺乏整体美感， 影响城市市容。光污染严重。很多路 牌广告地处黄金路段，为了充分发挥 广告效益，有的甚至是通宵达旦地照 明，对周围居民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 也是很大的能源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