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水发炎”事件凸显记者职业道德的失范
作者： 陈力丹
关键词： 茶水发炎 新闻调查 记者 职业道德┊阅读：2781次┊
本文作者：陈力丹 高学巍
内容提要 本文以目的与手段的理论，讨论了今年3－4月间发生在传媒界的“茶水发炎”事件。作者认为，在新闻职业规范的判断上，记者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够明辨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什么是错的。道德应是一般采访应遵循的底线，法律法规则是特殊情况下必须遵循的底线。
2007年3月，中国新闻网和浙江电视台“新闻007”栏目的记者乔装成患者，将事先准备好的新泡的龙井茶水送到杭州10家医院检测，结果有6家医院在茶水中检测出红细胞和白细胞，并诊断出有炎症，从而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的“茶水发炎”事件。该事件一经披露，马上成了传媒议论的焦点。
目的正当，手段就自然适当吗？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为此组织了调查，从而发现：在3309名受访者中近一半人认为，媒体的这次策划意在维护公众利益，算得上大快人心之举，而超过四成的人却表示，此举不符合新闻操作规范，背离了新闻职业道德，不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围绕这项调查的报道，很快激起一轮“新闻波”，各大媒体纷纷展开讨论。讨论中，形成两方面意见，一种是支持媒体这种“另类”的舆论监督方式，另一种认为媒体背离了新闻的职业道德。从较大的传媒就此事件呈现的总体态度看，第一种意见处于上风，超过了“背离新闻职业道德”的呼声。香港的凤凰卫视中文台4月29日中午为此专门组织了一场讨论，节目现场，记者和医生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作为现场嘉宾的记者，仅在茶水是否能够检查出问题、自己的目的正当等方面进行阐述；节目后一部分，请出来的医生身份的某医学新闻刊物主编也说，如果我是记者，我也会策划这样做。作为医生的嘉宾则反对这样做，节目主持人则调和两种意见，整场讨论完全没有涉及记者行为的职业道德问题。
民法学者张新宝认为，“采用间谍式采访方式一般属于不正当竞争的采访手段”。[1]“茶水发炎”事件，是一件再清楚不过的记者们违规采访的事件，其他传媒应该旗帜鲜明的对其提出批评。2007年4月11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指出，该报道有悖于媒体记者的职业道德的规范要求，误导公众，不利于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然而，我们在多数媒体看到的对此的报道倾向，是小事化了。素有批判精神的《北京青年报》4月12日评论版头条评论《宽容“茶水发炎”报道体现开明媒体观》，便是对卫生部批评迅速反映。虽然话
说得很全面，也很温和，但是倾向是宽容记者的行为。我们认为，如果由非传媒业的人士，出于对传媒业的爱护，提出这样的观点是适当的，但是传媒业自身对明显违规的行为采取这样的自我宽容态度，就不对了。严于律己，不论对个人还是单位、行业，都是必要的。
其实，类似“茶水发炎”事件的新闻报道此前已有很多，从厦门记者雨中拍摄骑车人跌倒，到记者假报情况试验“110”的警察灵不灵，以及电视台的人员偷拍、街头测验人的道德水平的“准”新闻节目，都违反了新闻职业规范，我们批评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策划和报道“茶水发炎”事件的记者张某、柴某事后表示：“当初我们想得比较简单，就是想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去验证专家的看法。”“站在媒体的角度，是不会放过‘一杯茶水都能化验出问题来’这样一个新闻选题的。无论是从职业敏感出发，还是从记者职责出发，我们都有必要去探究事实真相。”[2] 在这里，记者们对什么是“记者职责”，显然理解有误；“职业敏感”如果不同时用“职业道德”来约束，会导致单纯职业主义。这种行为至少会受到社会的道德谴责，造成严重后果的，甚至会遭遇刑事诉讼，例如美国去年间谍门事件中的记者。
当前医患关系紧张，传媒的责任是通过正当的手段采访，深刻揭示问题的症结，指出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而不能像“茶水发炎”事件中的记者做的那样，用一出闹剧来引起公众的关注。事情一经报道，人们终于找到了对医疗方面发泄不满的途径，医院化验的失误立即转变为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按照记者的解释，这种行为名正言顺地被称为“舆论监督”，不规范的采访手段在这种名义下变得理所当然了。舆论监督是传媒一种严肃的职责，不能被这样扭曲。
目的合理性不能成为采用不适当手段的理由
如果仅仅是记者这样认识，问题较为简单。但是超过半数的《中国青年报》的受访者认为此举大快人心，也认为该行为的记者属于正常的舆论监督，这就有些复杂了。在这里，目的的合理性模糊了人们对于手段的道德评价。从中，传统的“好人打坏人活该”的观念发挥着作用，以“小恶对抗大恶”的行动逻辑是博得人们同情的认识根源。这种观念本身是非法治的，带有强烈的“民间执法”的色彩。
类似“茶水发炎”事件中记者的做法，多年前就被学术界称为“陷阱新闻”，即通过隐瞒记者身份或假扮成别的社会角色，掩盖真实的采访目的，以获取事件的强烈冲突效应和“现场捉奸”的新闻效果。这些新闻往往以揭露社会问题、弘扬社会公德为公开的
宗旨。如印度2001年的“武器门”风波。在“武器门”事件中，印度泰赫卡网站（https://www.doczj.com/doc/f54468711.html,）的两名调查记者假扮军火交易商推销一种子虚乌有的武器。在历时8个月的过程中，暗访记者贿赂了政府的各级官员。尽管当事记者在采访手段上严重背离了职业道德，但由于媒体所揭露的是与公众利益重大相关的问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当年3月25日《印度时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84％的被调查者同意泰赫卡网站的做法，包括他们使用的偷拍和下套的办法。而在法治国家的新闻界，这种做毫无疑问属于违反行业规范的行为。
在关于目的与手段关系的论述中，马克思把这类情形描述为“目的使手段变得神圣”，他说：“需要不神圣手段的目的，就不是神圣的目的”。[3] 亚里士多德也说过，在目的与手段之间，是目的规定手段，还是手段规定目的，当然常常要依据具体情况判断。比如，在不取得一种手段就无法实现某种目的的情况下，手段仿佛是优先的东西，人们仿佛把这种手段当作目的本身来追求。但是在更通常的情况下，活动的目的对手段形成在先的限制，因其在性质上优先于手段。行动的始点是选择，一个好的选择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1.审思正确，2. 欲望正当。[4] 一般情况下，以“公众利益”的名义采用不合法或不合理的手段本身，证明了目的的不真实。手段的合法合理与目标的正确应该是对应的、统一的。
记者把自己凌驾于社会公认的准则和道德底线之上，在曝光社会不良行为的同时，也造成了记者社会角色的错位和传媒社会功能的丧失。在这方面，不少外国的职业道德文件都有规定，例如《俄罗斯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俄罗斯新闻工作者大会1994年通过）规定：“……在从事新闻工作中，新闻工作者不得采用不合法和卑鄙的方式获取信息。他们承认并尊重自然人和法人不提供信息和拒绝回答问题的权利，除非法律规定必须提供这些信息……”[5]
新闻采访采用不适当手段的必要前提
当然，新闻职业道德不同于法规，是有一定弹性的。但是，只有在用尽了一切合法手段，在实在无法获得和不能公开采访到新闻的情况下（而且新闻涉及重大的公共利益），介入式隐性采访才可以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从这一观点来审视“茶水发炎”事件，用“茶水”送检这种不适当的手段本身，绝非不得已而为之，而是故意戏弄检验人员，完全不应该成为获取检验结果的手段。当事的记者介绍，他们在拜访一位医学专家时获知，“就是一杯茶水也能检验出问题来”，于是一个新鲜的报道方案就迅速出炉了。报道策划
的初衷是想验证专家的这个说法，只是觉得这个角度很新颖。其实对于此类报道，记者完全可以公开身份前往医院进行正常的采访，并请相关专家解释此类现象，并告之人们此类误诊对常规检查有没有影响。如此一来，不但满足了读者的好奇欲望，无形当中也会缓解医患之间的矛盾。然而，记者却没有这样做，而是采取了不适当的手段以证明这个目的，结果造成医院检验系统工作的紊乱和人们对医院无端的猜忌。
为了有效规避不适当的采访手段造成的违法事故，法治国家的传媒界大多有具体的职业规范可循。例如《英国广播公司制播规范》（2005年）规定：“不是所有的采访都是为了质疑。某些采访仅仅是为了解释、传播知识或者娱乐。目的不同，合适的技巧也不一样。要尽量鼓励，而不是质疑作为目击者或者专家的被采访人，……与采访对象对等交往。……应诚实对待节目参与者，并给予尊重。”[6] 美国CNN的节目标准中，则规定了采用不适当手段的严格条件：“伏击采访即未经事先安排的采访，适用于拒访对象，或者是对多次采访请求都不给予答复的对象。这与常规意义上把摄像机架在特定地方，记录某人从家里或工作地点日常出入的声音或画面不同。伏击采访也要事先通过高层主管、‘业务标准部’和法律部的同意。CNN雇员要考虑所有涉及到侵害行为的条例。”[7]
在我国，由于传媒长期以来被视为党政机关的一部分，新闻采访权被视为一种“权力”而非公民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的延伸权利，尽管体制上现在大多数传媒或频道不再是直接的党政权力机关的一部分，但是不少记者仍然存在想象的权力意识，无视基本的道德（不说谎，不造假等等），滥用人民赋予的采访权利。
不适当的采访手段存在明显的两面效应，在成功的获取正常途径难以获取的且涉及公共利益的新闻真相的同时，也容易陷记者于职业失范的尴尬境地。十几年前，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记者暗访狮子食品公司的诉讼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尽管ABC的目的是揭露该食品公司的卫生问题，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其暗访的社会效果也得到了当时新闻行业组织的认可以及民众的赞许，但法院最终判定ABC败诉。狮子公司没有对ABC的暗访内容的真实性提出任何异议，却对暗访的欺骗手段，即ABC记者编造履历到该公司求职，并泄漏该公司商业机密而出卖雇主而提出指控。法院支持该指控，认为“非法侵入”和“对雇主有不义之举”两项罪名成立，各象征性地罚款1美元。虽然这个案例发生在美国，有着不同于中国的职业规范和法律背景，但提示我国记者要具备这样的职业意识
：即使为了公众的利益，介入式的暗访要慎用，必须考虑法律法规的限定，以及社会道德的容忍程度。道德和法律法规底线中，道德的底线应是一般采访应遵循的底线，法律法规的底线则是特殊情况下必须遵循的底线。
自造自报的传媒“假事件”
“茶水发炎”事件的形成和进展，完全是由记者们一手制造的，这是一种介入式暗访的形式，记者们扮演着事件推动者的角色。如果没有记者送“茶水”化验行为，这一新闻就不会自然发生，也就不会形成是非的争论。这种“新闻”在学界被称为“传媒‘假事件’”，属于职业失范行为之一。此类报道是在某一既有目的之下由传媒操纵展开的新闻“事实”，其固有的目的会贯穿事态发展始终，甚至故意收集有利于表现这一目的的事实。在“茶水发炎”事件中，记者带着“有罪推定”的眼光，暗中走访多家医院，借以达成强化表达医疗机构存在严重问题的目的，而没有就为何产生这一现象作更多的报道。正是在这一话语解释框架之下，报道的目的得以完成。
其实，这类问题国际同行早就有自律的制约。例如韩国《关于广播电视播出的审议规则》（2000）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社会争议和尖锐冲突的利益，广播电视应该保持公正中立的立场，应以平衡的方式表达各种相关方面的观点。”第三款规定：“对于有分歧的争议事件，广播电视不应诱发有利于某个个人或组织的结论，也不应利用某些产品或编辑技术手段等误导方式来表述事实。”[8] 日本《NHK国内节目标准》第一章第5项第1款规定：“针对意见对立的公共问题，应尽量从多个角度揭示论点，公平处理。”[9]
我国的传媒“假事件”，以前主要服务于政治宣传的目的，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因而没有引起人们对“传媒制造”这个明显的问题提出过多的质疑。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假事件”更多地与传媒利益结合起来，“假事件”在传媒的操纵下服务于引发轰动效应，以便瞬间抓住读者的眼球。面对媒体花样百出的报道内容，受众的猎奇欲望得到了一定的满足，感官受到的过度刺激使得受众的胃口越来越高，平常社会现实中的事实已经不能唤醒他们的注意力；作为新闻生产者的大众传媒的记者们，也渐渐丧失了努力拓展新闻深度空间的追求。于是，作为对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的补充，传媒“假事件”经常覆盖报纸的新闻版面或广电的新闻或准新闻节目。于是人们不用观照现实，生活在传媒不断制造的虚假事实和社会冲突中。媒体不用诠释社会，而是通过一些不适当的手段，编织事件的结果；而受众则是这种编织的故事的俘虏。
不适当的采访手段本身变成了“看点”
从“茶水发炎”事件的呈现方式来看，最大的看点不是新闻事实本身，而是其采集新闻事实的手段。手段无形中变成了目的本身，这种“事实”经过一定程度的积累，使得不少记者和受众习以为常，以为这就是新闻工作！厦门雨中拍摄骑车人跌倒的报纸出版后，新浪网上50％点几的网民认为记者具有新闻敏感；记者假报情况试验110警察灵不灵的新闻在各省的传媒界都出现过，绝大多数人，包括受骗的警察们，都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只有上海的受骗110警察将骗人的记者以治安管理条例中妨碍公务的条款为依据，带到派出所处理），电视台的一些街头测验人的道德水平的“准”新闻节目，至今仅有少数研究者从职业道德方面提出批评。
从这些新闻涉及的内容来看，绝大多数都可以通过正当的、迂回的采访手段达到揭露的目的。然而，为了追求故事的生动和“铁证如山”的轰动效应，现在多数采用了记者造假、说谎和偷拍偷录的方式，在手法上人为地加大事件中的冲突要素。在“茶水发炎”事件中，记者把茶水当尿液送到多家医院检查，反复愚弄与欺骗医院的实验人员，这些做法本身就构成了让人震惊的“新闻”。新闻的价值只能来自传媒以外的、客观存在的事实本身，任何人为制造的内容都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新闻事实。传媒制造事实，不仅有悖于新闻真实，也会因为其人为制造的冲突而加剧社会各方面之间的矛盾。
媒体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承担着揭露、评论和引导舆论的职责。传媒舆论监督的目的，不是图一时之快，而是要着眼于解决问题。然而，现在传媒采用造假的手段来“揭示”问题，恰恰同时也揭示了传媒的问题：传媒的行为突破了人的道德底线。孙立平在他的著作《守卫底线》中写道：底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这种基础生活秩序往往是由道德信念、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非正式的或正式的基础秩序混合在一起构成的。”比如“不许杀人放火”、“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等。[10] 不说谎，恐怕也是人的基本的道德底线，人人都说慌，结果必然是大大增加每个人确认真实的成本，这是一种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最低道德保障”。“底线”根植于人最基本的道德信念中。“说谎”或“造假”这样由记者制造的看点如果不坚决加以制止，传媒的公信力将丧失殆尽。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内部有一条这样的规定：“无论如何，秘密调查都是一种欺骗。新闻不是欺骗的通行证，我们不能以目的的正当为由而不择手段。秘密调查不能用做一
种常规的做法，也不能仅是为了增添报道的戏剧性而使用。”[11] 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记者在日常的新闻采访中难免遇到棘手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重大的公共利益时，记者可能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经过一定的程序，会使用不适当的手段来揭开事实的真相，但在职业规范的判断上，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够明辨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什么是错的。
(该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课题“我国新闻职业规范研究”论文，批号：05JJD86004，作者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注释：
[1] 《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张新宝著，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130页。
[2] 《中国青年报》2007年4月16日第七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178页。
[4] 参见朱清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行动和成人之道》，《学灯》2007年2期。
[5][6][7][8][9] 参见《广播电视节目审议规则》（建议稿）（第七稿 定稿）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委托科研课题。
[10] 孙立平《守卫底线》， https://www.doczj.com/doc/f54468711.html,/thslping/archive/2006/03/25/4633.aspx
[11] 徐迅《偷拍与暗访——记者在你身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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