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外交原则的现代意义
儒家外交原则的现代意义
□ 盛洪博客‖ 2012-10-18 在一个社会中,儒家的基本原则是尽量不要与其他人发生纠纷和冲突,要“克已复礼”,要“和为贵”。这在国家间也是一样。如果由于别人或他国的挑衅和侵犯,不得不加以面对,也要采取恰当的对策。第一个层次是保卫自己,第二个层次是不能滥用武力,第三个层次则是通过与他们的互动,最终影响和引导他们走向和平共处、共同遵循仁义道德规范的道路上。
面对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重大国际问题,中国政府基本上是一种进退失据的状态。在互相矛盾的表态和政策背后,显然缺乏一种基本价值准则。而在当今世界,占据主流的西方国际关系准则及其背后的价值观,仍然没有摆脱实质上的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实际决定国际关系的,仍然是实力。
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符合天道正义的国际宪政规则。在诸多思想资源中,也许儒家的相关资源最为丰富。中国是世界历史中罕见地实际实行过天下主义的文明,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传统。挖掘儒家的国际宪政原则的思想资源,也许不仅为中国,而且为世界提供一个具有道德价值的国际关系准则。儒家的“世界观”
梁漱溟先生曾说,相对西方人,中国人重天下而轻国家。在儒家看来,人类社会不应该有一个边界,所以用“天下”来形容所有的人类社会的存在。仔细想想,“天下”一词有其特点。第一,天下即“天之下”。“天”是一个广阔无垠的概念,天之下必然涵盖了所有的人类社会,无一遗漏。第二,天下虽然没有边界,但其规模是未知的,所以在观念中的“天下”会随着人们对已存在的人类社会的了解而变化。这是一个适用于古今的具有永恒意义的概念。
那么,儒家对“天下”的态度是什么呢?《礼记·礼运》说,“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意思是说,天下所有的人都像一家人一样。我曾在“论家庭主义”一文中指出,从经济学的概念去理解,在所谓“一家人”之间,在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上并不互相独立,即一个家庭成员的效用会给另一个家庭成员带来效用,因而他们之间的利益并不直接的互相对立。而经济学假定的个人主义的个人却是在成本和收益上互相独立,他们之间的利益存在着互相对立的一面。
这种区别导致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一种是,一个社会的人将其他社会的人看作是自己在争夺既定资源时的竞争对手,自己的福利取决于竞争的结果。而竞争的手段并不排除武力手段。最极端地,是将竞争对手消灭。一种是,一个社会的人将别的社会的人看作是自己的家庭成员,这个社会的存在本身就对他们自己的福利有所增益,所以他们愿意牺牲
一部分自己的利益以维护这另一个社会的福利。即使在资源既定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内部也会采取共同减少福利、以及更倾向于后代的方式分配资源。因而这种态度不倾向于诉诸武力。
总结一下,儒家的“世界”在哲学层次上是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也就是一个没有“外人”的世界,也就没有“我们”和“你们”之分;所有的人都被按人来对待,而不是“我们的人”提高自己福利的工具或障碍,从而不会被当作“物”来对待。
儒家的“民族观”
然而在现实中,儒家仍然把“人”分成不同的类。只是划分的标准,既不是肤色,也不是财富,而是道德。
儒家的这种分类充分体现在夷夏之辨中。据蒋庆,“夷夏之辨的标准在野蛮文明,而野蛮文明的标准即在仁义道德。”“凡符合仁义道德的,《春秋》则中国之;凡不符合仁义道德的,《春秋》则夷狄之。”所以夷夏之辨的性质“是道德之辨,而非种族之辨。”例如在春秋时期,楚国本是南方蛮族,但楚庄王做了一些符合仁义道德的事情,《春秋》就加以肯定,而中原的晋国做了一些不符合仁义道德的事情,则在这一点上被《春秋》贬为夷狄。
这种分类的特殊之处,在于夷和夏的区分并不构成人群之间利益冲突的基础。对于华夏来说,夷夏之分并不意味着华夏民族与夷狄之间必然的利益对立。用经济学来解释,对仁义
道德的理解和施行,其中一个重要的含义是,不用损害别人的手段去增进自己的利益;而不理解和不施行仁义道德的夷狄则是因为没有较长的时间视野,可能用损害别人的手段去增进自己的利益;这与一个社会的发展时间以及是否出现过足够多的文化精英有关。华夏民族强调夷夏之分主要是提防夷狄只图当下利益,不按仁义道德的规则行事,从而会损害华夏民族的利益,但不意味着华夏民族在生存上比夷狄更为优越,从而可以侵夺夷狄的土地和财产,甚至奴役他们。
因此,夷夏之辨与上节所说“天下一家”的主张并不冲突,却
和西方人的文明与野蛮之辨有着本质区别。他们认为,“文明人”可以发动征服“野蛮人”的战争,奴役他们,并将他们的财富据为已有。例如尼孚指出,“在战争中可以获得的财富是由野蛮人及其财富构成的,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对于希腊人和拉丁人而言,……野蛮人是天生的奴隶,……野蛮人及其物品都是供所有希腊人和拉丁人共同使用的。”在这里,“文明人”与儒家所谓的“夏”有所不同,是指在技术上较领先,其道德规则只适用于本社会范围内的一群人。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现代,为欧洲殖民者征服、屠杀、掠夺和奴役美洲印第安人的行为提供了合法性。
而儒家从来没有相似的观念。对于夷狄,儒家只有被动的防御观念,即《春秋》公羊传所说,“不与夷狄之执中国”。最
重要的目的是保护华夏文化,所以华夏民族与夷狄之间的武
力对抗,主要是为了“尊王攘夷”。当然儒家也强调只能“以夏变夷”,绝不能“以夷变夏”。但这一“变”的方法,只能用和平的教化方法,而不能用武力的战争方法。这符合儒家的更一般的主张,即只能“以德服人”,而不能“以力服人”。最经典的故事就是“七擒孟获”。无论这个故事是历史真实,还是文人杜撰,都体现了儒家的一种理想,即不能凭借武力让夷狄归化。
儒家“天下”的文化性质
在儒家看来,只有当出现了仁义道德的文化价值,天下才开始成其为“天下”。正如顾炎武的名句所表明的那样,“有亡国,有亡天下。
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儒家的天下是具有文化价值的天下。
也就是说,只有出现了文明,人类才从其它动物中脱颖而出,这个世界才变得有意义。这种情形,就如同王阳明说“山中花”的例子,当有美的观念的人到了山中之后,“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而如果只是一只蜜蜂,花只是获得生存资源的场所;当心中有文明价值的人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后,它就变成了“天下”。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文化价值
本身就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多次互动逐渐形成的,它反过来也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行为规范。因此文化价值的存在不仅存在于人的观念中,还要体现为在社会秩序或制度结构中的存在。所以文化价值还必须由政治领袖(如舜)在公共治理中去推行(“由仁义行”),才能是有文化价值的天下。
这种在其制度中蕴含文化价值的天下观,不言而喻地有一种天下理想,即《易经》中所说的“天下文明”。赵汀阳指出,“‘天下’所指的世界是一个‘有制度的世界’”。这是一组包含着文化价值的制度。与之相对照,尽管在一些民族国家内部有了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的现代制度,但至今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仍是一个处于“霍布斯状态”的世界,从而不是一个“有秩序的”或“有制度的”世界。在总体上来讲,西方思想传统中基本上没有与“天下文明”相近的世界理想。
天下应该“定于一”吗?
世界上既然存在着众多人民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多个社会,解决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解决冲突大致有两种进路。一是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通过平等谈判,一是整个世界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由这个政治体的公共权力机构来公正裁判。儒家虽然倾向于前一种选择,但清醒地不排除后一种选择。最著名的,就是孟子与梁襄王的对话。面对梁襄王“怎样解决和安定世界上的
诸多纠纷”的问题时,孟子回答“定于一”。这个“一”,应该是
指政治上的“一”,即政治统一,在世界上有一个最高的公共
权力机构,它能裁定冲突各方的是非曲直。
那么,冲突各方之间的直接谈判是否也可以完全解决冲突呢?经济学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经济学虽然强调平等谈判的有效性和普遍性,但早已有“市场失灵”这个概念,
其哲学含义是,两两人之间的平等谈判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达成一致。由于存在外部侵害问题,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质,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问题,平等的谈判可能会失败。在出现纠纷的场合,谈判也经常会失败。所以在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成功的社会,都有公共机构对纠纷进行判决,并强制性执行。这样的逻辑并不会在世界层次失灵。孟子生长在中国的战国时代,他亲眼目睹了国家间的连年征战。他从对人性的基本思考开始,得出只有定于一才能最终消灭用武力解决纠纷的结论。直到今天,世界仍在为国家间的军事力量的竞赛和对抗所困扰,人类仍然生活在战争随时有可能爆发的阴影之下,定于一,即世界的政治统一仍是可以理解、也可以操作的消除战争的唯一途径。
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定于一”,而在于“怎样定于一”,和“谁能一之”。孟子的答案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与儒家的“天下文明”的理想相一致。不喜欢杀人又能够实现政治统一,即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统一的方法不是战争。
而只有在世界上推行以仁义道德为基础的制度结构,才能使全世界的人都获得福利、公正和尊严,他们才会心悦诚服地拥护这一政治统一。在这里,“不嗜杀人者”不是指一个或一群人,而是指遵循仁义道德文化原则的任何人;也是在说,这样一个政治统一是以仁义道德为宪政原则的,也就是儒家理想的文明的天下。
在西方,同样问题的解决方案,比较经典的是康德的“论永久和平”。在其中,他认为只有通过战争,而不是道德的提升,才能形成一个公正的互相制衡的民族国家权利结构,最终实现世界永久和平。这个权利结构至多可能由一个“强大而开明的民族”作为“中心”的“伟大的各民族联盟”。而汤因比与池田大作那本著名的谈话录中也提到,即使出现过有关世界政府的设想,也从来无法想象,如果不凭借武力,将如何实现政治统一。
然而,一个民族国家的权利结构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即它为国家间的平等谈判提供了一个制度环境,使得更多的纠纷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其实,儒家主张的“定于一”的解决方法,即靠一个公权力机构裁决国家间纠纷的方法,与平等谈判的方法并不冲突。按照儒家的一贯主张,即强调“自然秩序”,强调“一之”之人是“不嗜杀人者”,即是在说,平等谈判是应优先选择的手段,公权力裁决只是平等谈判失败后的不得已的最后手段。
如何确定现实的国家的对外关系准则?
虽然儒家有“天下文明”的理想,但同时也面对现实中的国家或“民族国家”;儒家既有着超越的文化价值,又寄寓在特定的社会之中。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问,根据儒家的文化价值,一个国家对外关系准则是什么,儒家将如何回答呢?
在儒家看来,一个国家既是一个天下之中有着既定边界和人民的政治体,又有可能是走向“天下文明”的起点。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应在与其它国家的交往中,实行在人与人之间实行的仁义道德。这包括诚信、谦让、尊重和怜惜别国人民的财产与生命。这些主张最初主要体现在《春秋》中对当时国际事件的褒贬中,如著名的“退避三舍”。这种传统在以后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王朝中得到了继承。例如汉代拒绝乘匈奴国内大乱或句骊国王去世之机发兵,宋代则因“示人以仁义”而从对西夏收复的失地中撤军。
这种遵循道德的国家间关系准则,一般会令实行的国家获得更为和睦的国家间关系,甚至可以获得其它国家的尊敬和拥戴。这又会使儒家的仁义道德价值向其它国家传播,推动世界走向天下文明。如春秋五霸不仅因其国家实力,而且由其道德感召力而称霸的。这正说明,“以德服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有着现实的、可操作的一面。在其后中国出现的后帝国体制,如汉、唐、宋、明、清,虽然领土广阔,国家强
大,但所依赖的军事力量却是不成比例地小,被后人称之为“无兵的国家”。
如唐朝本身的军队很少,更多地依赖于少数民族武装。这是因为这些后帝国主要奉行了儒家的国家间的道德准则。
国家有大有小,较大国家因其较强实力倾向于扩张和欺凌较小国家。但是按照仁义道德原则,大国就不应该恃强凌弱。孟子说,“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这符合儒家的国家间关系要遵循道德的一般原则,也给出了特殊情境下的道德建议。一个没有道德约束的经济人,会因自己在物质和武力上的优势而膨胀,不能平等对待甚至欺凌弱小者;但这样一来,他就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准则,使社会、包括他自己失去一个有道德准则的社会所能带来的好处。同样,一个大国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因为自己的强大而忘乎所以,穷兵黩武,四处侵略,最后耗尽国力,激起周边国家的仇恨和反抗,最后导致帝国的垮台。
因此,儒家的仁义道德原则对于大国有着特殊要求,即应该有平衡其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大的道德能力。《吕氏春秋》中的一篇文章叫“慎大”,一开篇就说,“贤主愈大愈惧,愈强愈恐。”所谓“慎大”,所谓“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都是在强调,大国的民众及其领导人要修炼心性、提升道德,才能尊重小国,也才能维护大国的长久昌盛。当然,儒家的最终目标并不是国家昌盛,而是天下一之。“慎大”的大国,“以
大事小”的大国,如果再有道德自觉,就会最终成为一统天下的道德核心力量。
如何对待其他国家的国内事务?
一般而言,儒家在坚持仁义道德原则上并不区分国内还是国外。因为在儒家的概念中,“国”是一个比“天下”弱得多的概念。而天下本身就包含着仁义道德之义。然而在现实中,天下被划分为不同的国家。对在其它国家中发生的违反仁义道德的事情,儒家应怎样做呢?
首先,在语言文字的评价上,儒家会对违反仁义道德的事情加以贬抑。既然儒家坚持最高的天道,任何人间的事务都要用天道来衡量。这比较经典地体现在《春秋》中。蒋庆在《公羊学引论》中说,“按照《春秋》义法,成周可新,天子可贬,诸侯可退,大夫可讨。”既然天子违反天道都可以贬斥,各诸侯国出现的违反仁义道德的事情更可斥责。因为仁义道德没有国界。
那么,对于其它国家出现的违背天道之事是否要采取行动呢?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是该国政治统治集团所为,就首先要期待这个政府依据天道去处理此事;如果该国政府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甚至它本身就是违反天道的主角,还要期待天子的处理。如果还不存在一个天子,或者天子本身也昏庸无道,无法履行职责,别的诸侯国可代行征伐。如孔子所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
诸侯出。”但这不是常规的制度,时间长了会出问题。所以“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
在春秋时期,我们能看到很多例子。如一个合法的君主被杀,一个无道君主暴虐,一个君主无理杀害大臣,等等,都可能招致别国的行动。如卫国的州吁弑君,后被卫国的大臣石腊借陈国杀了,同时也杀了他自己与州吁同谋的儿子石厚,被称为“大义灭亲”。如果君主以至天子无道,一国诸侯也可征伐,最著名的,莫过汤武革命。在当时,成汤或周武都只是天下中的一国之君,但当天子违背了仁义道德,不能再履行天子的职责时,成汤周武就有权利替天行道。
当然,对于在别国发生的违反天道的事情,即使采取干预行动,也要尽量避免使用武力。这是因为,尽管征讨别国乃至天下的无道之君是替天行道,但究竟是动用了武力。这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人的生命的损失,而且这种手段本身也为儒家所贬抑。所以孔子评论周武伐纣说,“尽美矣,未尽善也”。所谓“未尽善”,就是动用了武力。有人据此而问王阳明,如果文王在,将会如何做?王阳明回答说,“文王在时,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时,文王若在,或者不致兴兵。必然这一分亦来归了文王。只善处纣,使不得纵恶而已”。总体而言,儒家是正心诚意,以别国人民或天下人民的最高利益为出发点。在处理与别国关系或国际问题时,不应出于自己一国的利益,而是要为别国人民和天下人民着想,以此
决定自己的行动。
如何对待宗教冲突?
儒家是一种文化传统,它与其它文化传统有着竞争关系。所以不可避免地有着与其它文化传统的紧张。如孔子曾说,对背叛儒家原则的人“鸣鼓而攻之”。对于其它宗教,儒家也有不少批判。如韩愈的《论佛骨表》,反对皇帝迎佛骨入宫供奉。
然而,儒家对其它宗教或文化传统,一般只限于口头上的批判;即使批判,也只是批判其过分的地方,如韩愈只是反对皇帝过分崇尚佛教,并不反对老百姓信佛,也不反对皇帝一般地信佛。比起世界上许多其它宗教来,儒家对待其它文化传统的态度是最温和的,远远没有达到要利用政治强力禁止其它宗教或文化传统,更不会强迫改宗。因此马克斯·韦伯说,儒教“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
儒家的宽容部分地来源于儒家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特殊形式。一般的宗教,具有很强神秘主义色彩,有专职的神职人员,有有形的组织,靠向信徒募捐聚集资源,以及有比较成熟的宗教仪式以及相应的场所。而儒家则不同,神秘主义成分较少,没有专职的神职人员,也没有专门的宗教组织。儒家的文庙不同于其它宗教的寺庙或教堂,只是为知识分子所设立,儒家的另一个组织形式是书院,只是一种学习组织。
儒家的“商业模式”也很不同,主要是向家族和国家筹资。对前者,采取家族祠堂的形式;对后者,采用科举制的形式。因而,儒家与其它宗教没有直接的竞争关系,所以相对而言就更宽容。
所以,虽说自汉以后儒家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但一直并没有排斥其它宗教的传播。佛教的传播就是一个明证。其它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甚至摩尼教,也都在中国有过自由的传播。在汉以后的两千多年中,有些宗教还在某些时候占据主导地位,如佛教在魏晋南北朝和唐代都占有着很高的地位。到了宋代,士大夫阶层也是非常崇尚佛教的。清代发生的礼仪之争,是儒家传统与基督教的直接冲突。当时在中国传教的基督教多明我会认为,中国的基督徒不应同时祭孔子和祖先,并向罗马教廷控告。1704年,罗马教皇发出禁令,禁止中国的基督教徒同时祭孔子和祖先。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康熙皇帝才下令禁止基督教的传教活动。综观整个事件,是基督教的罗马教廷提出,信基督教具有排他性,即不能再信其它宗教,也不能崇拜其它偶像;而儒家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即如果信儒家的话,就不能再信其它宗教。孰宽孰紧,一目了然。
儒家传统的这种特点,不仅减少了它自身与其它宗教之间冲突的可能,而且可能为其它不同宗教间的冲突,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提供一个文化缓冲或沟通的中介,为解
决世界上的文化冲突提供帮助。
如何处理与其它国家的纠纷和冲突,以及国家间使用武力的原则?
在一个社会中,儒家的基本原则是尽量不要与其他人发生纠纷和冲突,要“克已复礼”,要“和为贵”。这在国家间也是一样。如果由于别人或他国的挑衅和侵犯,不得不加以面对,也要采取恰当的对策。
第一个层次是保卫自己。儒家当然主张要用武力去抵抗入侵,保护华夏文明。孔子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即不教
民众保卫自己的战争技术,就相当于抛弃民众。孔子又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也。”意思是说,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用武力保卫了华夏诸国,也就保卫了华夏文明。如果没有管仲,华夏文明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儒家并不排除使用武力。
在第二个层次上,儒家认为武力只是一个不得不使用的最后手段,不能滥用武力。这里包含了对使用武力的负面结果的深刻认识。孔子称赞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一方面,轻易用兵,则要牺牲百姓,耗费国力;在另一方面,如果不用武力也能达到攘夷的目的,就更为值得称道。
这也会引出儒家解决与别国冲突的第三个层次,即通过与他们的互动,最终影响和引导他们走向和平共处、共同遵循仁
义道德规范的道路上。在这个意义上,即使用武力打败敌国,也不能达到儒家的最终目的:“以德服人。”从长远看,儒家的目的是扩展仁义道德的领域,不仅自己与邻国共享和平,还能向天下文明的目标迈进。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匈奴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比如在汉朝时,匈奴经常因风雪导致牲畜死亡,而侵掠中原内地。如汉初文景时期,汉文帝说,“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续汉书》志24,“百官志一”注引)所以采取和亲政策。于是“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史记》卷25,“律书”)
即使是被认为是正当的征伐,也要遵循基本的礼义原则。如不在敌国内乱或发丧时进攻。汉宣帝时匈奴大乱,有人提议乘机出兵匈奴,御史大夫萧望说,“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反而建议派使者慰问。认为这样做将会使“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另一个唐朝的故事是说,“贞观十四年,兵部尚书侯君集伐高昌”,正值“高昌王曲文泰死,克日将葬,国人咸集”,有人建议乘机袭之。侯君集说:“乃于墟墓间以袭其葬,不足称武,此非问罪之师也。”(《贞观政要》)于是按兵不动,待葬礼结束后,再进军攻击。
反观西方世界,基本上没有类似儒家的主张。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基于安全的考虑。如果发现邻国发展军备对本国有重大威胁,甚至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
动。就如同今天以色列和美国为了制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准备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击一样。更进一步,塔克在追溯现代国际法的思想起源时谈到,“为了帝国的荣誉”,以及征服野蛮人或异教徒的战争也是正当的。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决定了西方世界更倾向于动用武力解决国家间或民族间争端。
与西方相比较,儒家这种尽量少用武力的主张,也可能导致疏于军备,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检讨中国相对于西方的军事劣势时强烈感受到的。
然而,导致这种结果的,可能不是儒家的教条,而是由儒家传统影响的中国历史的结果。由于中国的统一和较周边国家的强大,使得中国可能以较少的军事力量维系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也较少改进武器的压力。所以当近代与奉行西方传统的国家经过武力竞争涌现出的佼佼者相比,显然要处于劣势。但也正是当时的儒家士大夫,从曾国潘到张之洞,依据儒家要保卫华夏文明的基本原则,发动了旨在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以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这与儒家的原则毫无冲突。“天下文明”的现代意义
到了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在军事上强大(包括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然而,由于经近代以来历次的批儒反孔,儒家传统,包括有关天下文明的传统已经丧失。反之,中国为了救亡,开始遵循以西方传统主导的国际秩序,也基本上接受了在这之后的基本原则。在早期,中
国贫弱,在国际上没有地位和影响,所以在对待与周边国家的纠纷和冲突时,采取向后推的策略;对待重大国际问题,也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然而当中国已经对世界有着举足
轻重的影响时,就不得不面对新的问题。
与周边国家的纠纷,比较典型的事例就是南海问题。中国依据现代的国际秩序原则,主张对南海海域及相关岛屿的主权。但这一主权申张却又缺少现代国际条约的保证。中国可以依照西方列强曾经的方式,用强力维护和申张自己的主权主张。但这样一来,中国就与南海周边国家处于紧张对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其它大国,如美国和日本就有理由介入到这一争端中。这不仅不能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也使中国在国际上处于不义的境地,损害中国的国际声誉。
另外,在面对冲突国家的国内问题时,虽然中国强调和平解决这些国家的国内问题有其合理性,但似乎缺少坚实的价值观作为支撑,也缺少相应的操作手段,因而并不能成为一种主导选择。这固然与中国的国内制度还缺少正义价值有关,也与中国没有继承“天下文明”的文化传统有关。
对于那些国内存在问题的国家,中国一方面应该在观念上加以讨论,批判以损害民众利益为代价的政治集团,而支持维护自身利益和权利的民众,同时又要建议这一转变尽量采取和平方式,维护该国的繁荣。在该国出现政治动荡时,中国首先要通过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对该国采取和平的干预;只
有在该国合法政府的邀请时,或者由该国人民投票邀请时,才能通过联合国出兵干预。即使在该国的政治条件下,民众无法真正举行投票,也可以请在海外的该国公民举行投票,来决定联合国是否武力干预。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中国才应在各种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包括该国政府和人民的邀请,联合国的同意,对该国动用武力。总之,中国对于一个国家事务的介入,首先应以该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标准,以决定中国的行动。
用天下文明的价值来评价,对于南海问题,中国既要作为领土纠纷的一方,以充足的证据和合法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又要超越当下利益,以天下的视野考虑问题。首先应正心诚意地思考,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共同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利益平衡在哪里;能否采取一种既坚持合理的主权,又考虑其它方的立场和利益的态度?总而言之,中国应该采取一种相关各方都能受益的立场与方案,而不能凭借武力来实现谈判桌上所实现不了的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最高目标,并不只是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而应是通过在国家间关系中奉行道德原则,并逐渐形成一种公正且和平的国际规则,进而影响其它国家乃至全世界,走向天下文明。
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复兴儒家有关“天下文明”的传统,并加以讨论和传播,使之成为人类社会有关世界规则的重要
传统,并与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际规则的价值标准互动与竞争,最后成为世界的主流价值观。这样,人类社会终将会天下文明。
论儒家修身思想对现代自我管理的启示 【摘要】儒家理论博大精深,在其所涉及的管理领域中,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目标,而“修身”作为儒家进行社会管理的逻辑起点,强调“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它进行的是一种由“内圣”到“外王”的自我修炼,突出了“修身”在自我实现中的决定性作用。尽管现代社会正日渐崇尚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文化,注重自我价值和追求法治,强调管理的制度化、定量化和严格化,但我以为追求至善心性、反求诸己、慎独主敬的儒家修身之道,对于当代人面对安身立命问题,进行自我管理、自我实现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儒家管理思想修身之道自我管理 儒家思想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后由孟、荀进一步发展、丰富,形成了思想比较丰富的儒家理论学派。其中儒家管理思想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讲,它是围绕着如何进行自我管理及如何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而展开的。儒家管理思想体系庞大,内容十分丰富,本文主要对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修身之道进行了提炼、分析、整合,归纳整理出其中对现代人进行自我管理有益的部分。 一、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涵 儒家管理思想集中体现在被后世誉为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道德作用及其与治国平天下关系的“德治主义”大成的《大学》之中,其所阐述的儒家管理以德治为目标,并通过“修身”和“齐家、治国平天下”两条途径来实现。 (一)儒家管理思想的前提和基础 治人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儒家的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展开的。儒家管理思想“治人”中的“人”既包括管理者以外的别人,又包括管理者自身。所以治人首先是修身,即自我管理。“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句话表明了要想齐家、治国平天下,必须先修身,修身被儒家看作是进行社会管理的逻辑起点,没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无从谈起。 (二)儒家管理思想的目标 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所要达到的目的,其中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管理思想的终极目标。它视家为国之根本,认为家庭道德是国家治安和社会道德风尚的根本。《大学》明确规定:“教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事使众也”。 (三)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原则 “贵和”与“中庸”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贵和原则是人在实施“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仁爱原则涉及处理家庭、家族、社会和国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应遵循的又一重要原则。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理不如人和”。中国人历来以中庸为美德,为人处事讲究不偏不倚,“中庸”思维又称中和、中行、中道,也就是均衡,这种“执两用中”、“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渗透到政治文化管理以及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传承* 窦坤1,2,新科1 (1.师大学教育学院,710062;2.西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 710063)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创造的灿烂文化,它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容,具有强烈的历史性、民族性和继承性,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制约着我们当今的教育。然而,在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其传承上,当今人们却有着基本的文化判断力和理性的缺失。传统文化究竟能为当代中国带来什么,又能在多元共生的全球对话背景下给世界以何种影响,需要我们深入地反思与追问。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涵入手,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仅靠延续,更需要创造性的转换,使其得到良性的传承和发展。因此,摒弃出于对现实利益的得失和民族情节的片面做法,全面理性地认识我国传统文化,对于开创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形成良好的科学发展观,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的镜鉴和现实的渊源,促进全球文化的平等与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价值;文化传承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涵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三个小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在西周初期有三种含义:天子所属之城, 即京师,与四方诸侯相对举;商周封域,与远方相对举;专指以为中心的地区,即夏区,用于周所封诸侯,称为诸夏,与四夷相对举。在统一多民族
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中国的含义多次发生深刻的变化。由专指中原发展为包括所有郡县,进而发展为包括所有边疆,由专指汉民族发展为包括中国各民族,由中华的统称发展为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传统,是指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质,经由历史凝聚而沿袭着、流变着的各种文化因素构成的有机系统。传统是来自于过去,而现在仍有生命力的东西。所以说,传统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拥有超越历史的意义。“文化”一词源于《易经》。《易经》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正天下。”其意是按照人文进行教化。到了汉代,文化成为相连的常用词,多为“以文德治天下”之意,或与未经教化的“野蛮”、“质朴”相对举。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狭义的文化,除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外,有时又专指文学艺术,如“文化部”、“文化部门”等。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本土上创造的文化,它从远古延续到今天,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其中,从夏、商、周以来至鸦片战争前的这一大段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畴,它是中华民族在特定的地理 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世代形成、积淀,并为大多数人所认同而流传下来的中国古代文化,它不但占据了中国文明社会的绝大部分时期,而且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当代的文化。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要义 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 在动力,也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
论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9-09-14 08:07:00 ] 作者:程嘉宏编辑:studa090420 论文关键词:孔子;儒家思想;当代社会 论文摘要: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人们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儒家思想至今还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进一步发扬光大。 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既有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切实的百姓日用,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结晶。孔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礼乐文化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据,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 早在公元一世纪,孔子儒家思想就传入东亚地区。先后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到十七、十八世纪后,孔子及儒家思想又影响到欧洲,在十八世纪曾掀起一股“孔子热”,当时人们就尊称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为欧洲的孔夫子。 2l世纪的今天,人类在经过了三次工业革命的大变革和二次世界大战血的 洗礼以后在思想上已经进入一个迷茫时期。在人类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人类自身的道德水准,西方学者因此提出了“全球精神危论”。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其价值取向更趋于复杂和多元。人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弱化和道德的下滑。这样就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人正常的发展轨道。 儒家讲究天人合一,君子以自强不息,应该说对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就说过:“人类如果要在2l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4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那么,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究竟体现在哪几方面呢?下文将详细阐述。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
儒家修身之道的现实意义 摘要:修身即修养身心,修身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儒家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个人的道德修养则是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经过几千年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很多具有普世功能的思想。因此,儒家所提倡的一些关于个人发展的内容,对现代人品德修养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儒家修身之道现实意义 儒家所讲求的道德理想是追求至善至美的独立人格。儒家学说作为一种道德哲学,其主要目标是在探究怎样通过砥砺自我而成为“至善”的“圣人”。儒家的最高道德理想是“至善”,即达到德才完美的最高境界,如同宋代儒学家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理想完美地体现在古代中国的传统教育之中。自从孔子首创私学以来,儒家道德理想教育在各式各样的私塾、学院之中一直薪火相传,不绝如缕。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如何在复杂的社会形势下完成对个人独立完美人格的培养,是一项急需解决的任务。而儒家树立的完美道德理想则在这方面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儒家的修身理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起着道德教育和社会教化的作用,中国道德传统的形成与儒家的修身理论关系密切。儒家的一些修身理念,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都是关于儒家如何实现自身道德修养的至理名言,并成为为人处事的规范。中华民族的一些传统美德,譬如尊老爱幼、诚实守信、舍生取义、自强不息等,都和儒家对修身理论的提倡息息相关。修身,在儒家看来,是人成为“圣人”的起点,也是维护社会和谐,提高个人自身能力培养,维持家庭和睦乃至实现治国安邦之才的根本。在儒家的文献中,修身理念经常被人提及。其中的最为人所熟知的《大学》所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亦云:“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除去一些具有历史性的表述,儒家的修身理论对如今的人们,尤其是当今大学生的个人道德修养的养成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概括而言,青年人道德修养的养成大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刻苦耐劳的学习精神、锲而不舍的实践精神和爱人助人的合作奉献精神。 首先,儒家的学习观与刻苦耐劳的学习精神的培养。儒家十分推崇勤奋的重要性。孔子常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荀子亦云:“学不可以已”。学习是最基本的开始,也是一个人成长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的关键。并且,儒家还强调学习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工作,而是一项终身的事业。所以,儒家要求人们要时刻“涵养省察,慎独自律”。孔子尝言:“吾日三省吾身”。《中庸》中亦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清朝扶大厦之将倾的曾国藩,就是其中最好的体现。曾国藩一直秉承天道酬勤的训诫,坚持自律勤奋的学习,通过不断地努力终于建立了扬名后世的丰功伟业。古代匡衡凿壁偷光坚持读书、苏秦头悬梁锥刺股苦读、晋朝囊萤映雪的典故,中国历史上勤奋苦读的故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在这其中反复说明的一个道理就是,作为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个人,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要“慎独”,也就是要不断地通过坚持不懈的自我实践和磨练来达到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格的完美人格。在此期间,人们要常常自我反思,时时慎独自律。当代社会浮躁风气极重,人们往往热衷于快而时效性强的事物,在此过程中往往不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品格。要实现个人的完美人格,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渊源,而且对现代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传统文化是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基石,是构建良好民族心理的基础,是提升中国综合实力的精神资源,是建设现代文明的基本条件,是促进世界走向大融合的思想源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道德情操、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具有强大的遗传性,渗透在每一位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为建设今天中国的新文化提供了历史的基础和客观依据,它对现实社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现实社会的积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在当今国际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和谐国家,实现民族复兴乃至实现世界大同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文化是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基石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她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层面的具体标志,是矗立于世界之林的“形象”。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名副其实的不朽之作,世代相传,百读不厌,而且其智慧之火将永不会熄灭,照耀着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珍惜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尊严,抢救保护民族文化,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尤其青年一代首先要树立尊重传统文化的理念,不仅要自觉从书本上学习传统文化知识,还要懂得中华传统民俗、习惯,既要懂得民族的现实,又要更多地了解民族的历史,懂得民族的精神实质和民族的利益所在。说到底,只有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只有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使中华民族的资源得到更为充分和有效的发挥与利用,才能使中华民族在地球村中发出更为响亮的声音,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传统文化是构建良好民族心理的基础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多与王朝政治或社会理想相关联。一部陈旧老书,一部
浅谈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 历史的车辙延续到今天,褪去了浮华之后,留下的是精华的沉淀! 悠悠千年,历史的光辉星星点点,多少人物,多少辉煌,多少往事...... 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缔造的儒学,自春秋起就开始书写她源远流长的历史。从先秦时期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到汉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正统地位,再到宋代的程朱理学,以及清末康有为等近现代新儒学,至今已有2500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的发展的历史的演进,儒家学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了不断地丰富与发展,其社会功能也在与时俱进,并逐步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文化内涵。面对全球化文化浪潮的冲击与融会,对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的探讨与思索也越发激烈和深入。西方物质文化,科学主义在近代的兴起,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物质主义的发展到了今天却表现出了很大的缺陷,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盛行,道德沦丧,社会秩序的混乱,这些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西方物质文化的缺陷正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再生提供了契机!那么现如今,儒家文化的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又能为社会做出哪些贡献呢? 一、道德价值 (1)仁: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2)孝: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 (3)义:义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生取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信”与“义”作为一枝独秀,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儒家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崇高的道德价值体系,这与当今的法制并不冲突。严格来说,一个具有崇高道德思想的人,必不会触犯法律,危害社会。虽然儒家规定的那一套严格的的道德体系在当今社会并不适用,但其道德价值却不容忽视。 二、教育价值 孔子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兴办私学,推动平民教育的发展,其“有教无类”的思想可以说是最早的平等教育主张。“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思想已影响无数教育活动的参与者。在孔子的一生中,从15岁“志于学”开始,到70岁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而止,其人生境界不断提升,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其终生“学而不厌”的结果。孔子通过其经历以及理论为后世的教育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其后,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儒学文化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不仅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与终身性,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如他所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不仅要认识,更应该去实践。这种思想对于解决今天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矛盾、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1](P154)“古”象征着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今”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现实。孔子所谓“为己”即自我完善或自我实现,“为人”则是迎合他人以获得外在的赞赏。以为己否定为人,意味着儒家将为学的重点指向自我。完善自我,成就理想人格,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正是儒家哲学的价值取向。 “为己”思想由孔子提出后,作为儒家思想的基本前提为后期儒学流派所继承,“为己之学”得到进一步展开。传统儒家从先秦孔孟荀到宋明朱子王阳明,坚持了“学者为己” “为己之学”反映了儒家对主体自我的肯定,体现了对个体内心精神世界的关切。的为学宗旨。 在当今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面对人役于物、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人类的尴尬境地,现代新儒家杜维明对传统儒家的“为己之学”赞赏有加,认为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家的为己之学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说:“在儒家的传统里,学做一个完善的人不仅是一个首要关切的问题,而且是终极关切和全面关切的问题。”[2](P49)学者为己是儒家的一贯之道。 那么,为己之学的具体含义及其在价值导向上的精神实质是什么? 以笔者浅陋之理解,其含义似可包括:为学性质上的学做人与为学内容的道德性;为学动机的为己性与为学目的的成己性;为学过程的涉己性与为学效果的己为性。 “在儒家看来,学就是学做人。”[2](P49)真正的学问就是学做人,而不是出自其他的考虑。诚然,如果从生物学的意义上看,我们无一例外地都可以称是人,这是我们与生俱有的权利。但是,如果从伦理学或哲学的意义上看,成为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学的过程。因此,学做人意味着道德上的完善,人格的确立及精神境界的升华。儒家之“学”虽有认识论的意义,包括知识经验的积累,但更主要地应理解为自我道德修养。儒家把他们的学问称为“圣人之学”,它所关注的焦点是人如何成就德性完善人格的问题。“儒家学做人的观念表明,通过个人努力,人类有可能变得‘神圣’。”[3](P4)学做人的圣人之学也就是为己之学。或者说学做人是为己之学的性质,而学道德或道德修养是为己之学的内容。儒家虽然并不排斥智性甚至主张“尊德性而道问学”、“必仁且智”的,但却是以尊德性为优先价值,以仁为本的。 为己之学的起点必然是为学动机的为己性,这里的“为己”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为了自己的某种利益,而是说作为人际关系中心的自我,是道德修养的主体和核心,是为学的起点。按照儒家的思维方式,自我处于各种关系的核心,因此,要外王必然要内圣,要实现天人合一、社会和谐,均要以个人的自觉修养为基础。学者为己的启发意义,也许可以被理解为自我修养的一种命令,内在的认识自己是在外部世界正确行为的前提。“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之于人也。”[4](P226)为己之学指向自我以实现圣贤人格为指归;为人之学以求人知,是一种功利价值。因此,儒家所言之学就是在于强调修己成圣的优先性与根本性。 起点与核心是人自身,那么在为学的过程中必然是始终涉己的,这种为学过程要有效果、取得成就,也必须依赖于自己的努力。既然进行道德修养是为己之学的内容,那么,这种学的过程必然是一种价值认识或道德认识的过程而非事实与科学认识,后者要尽量避免主观性参与,才能达致对客观真理的接近,而前者恰恰要结合主体的需要、情感、意志、行为等才能进行。道德思考或道德思维,就是一种切己或涉己的思维,即对自己如何处理与周围其他人的关系,采取何种手段或行为,以及关于这一系列行为、手段的意识进行思考,道德思维的实质,就是解决自我的意识、思想、情感、行为是否应当的问题。以应当为实质内容的道德思维,是为己切己的,所谓“为己”,是指所思维的应当首先是为自己立法而不是为人立法,就是在日常为学和行为实践中,时时存有“为我”的思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想一想我应当不应当如何。事事处处联系自身的思想、行为而进行反思,因而必然时时处处涉己。学与切己自反相结合,是儒家道德思维的一个鲜明特色,道德思维就是要把所获得的知识同己身相联系,从中明了做人的道理。道德思维总是离不开主体自身——“我”,
21 世纪的脚步已日趋临近之际, 世界文化结构也面临着重大的转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尽管西方现代的强势文化自近代以来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最后被证实其强势并不能消除民族文化的差异而一统天下。而世界新兴地区的崛起, 不仅从政治、经济, 也从文化方面改变着世界的格局。各种文化的多元并存, 可以说是新世纪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有鉴于此全新局面的出现, 为了更好地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进一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及世界文化的发展, 我们有必要由这一新的视域来再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 立足于当代, 以面向未来的世界历史眼光考察其现实状况, 并在此客观基础上对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实际价值作一番全方位的透视, 本文拟就此进行初步的探求以求其中真义。 那么,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究竟是怎样的呢? 要说明这一问题, 首先还是让我们一起来简要回溯一下历史。 众所周知, 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世纪时代曾经创造过举世瞩目的东方文明, 然而近二个世纪以来, 它却备受蔑视、挑衅、挫折与打击。清朝末年, 一些怀抱救国图强宏愿的仁人志士, 在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时, 已逐渐清醒地意识到本民族文化的种种流弊, 纷纷冲破儒学传统的束缚, 力倡变法, 以图改良, 于是, 西学东渐之风自此大盛。到辛亥革命时期, 儒家建制自上而下被彻底摧毁, 虽然就民族文化传统深层结构而言并没有受到致命打击, 但从此以后, 失去其具体的托身之所的儒学确已变成了“游魂”, 再也无法恢复它以往那种君临天下的地位。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本身即是以反传统为其重要标志的, 由于对传统文化的严重误解, 导致“五四”激进分子对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采取敌视的态度, 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致使“五四”以后教育界的主流视“读经”为大戒, 一般人不但平时接触不到儒学, 而且耳濡目染多为讥骂之词, 于是, 儒家的源泉至少在知识阶层中确有渐呈枯竭之象, 而此后近四五十年间, 更因民间社会被消解、荡涤而逃遁无地。一直到20 世纪60 年代末, 美国汉学家勒文逊还认为, 儒家将会是只有在博物馆里面才找得到的东西, 而国内在文革时期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扼杀更是史无前例的。此时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受了一百多年的不断攻击与剿杀之后, 似乎已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然而从70 年代开始, 随着日本与所谓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的经济起飞, 人们再次目睹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潜力与魅力, 于是重新引起了海内外的普遍关注, 掀起了文化热潮。然而这一切似乎只限于学术界, 从总体上来看, 改革开放的20 年, 由于国门大开, 西方文化思潮纷涌而入, 人们的注意力往往更多地集中在外来的先进文化上而忽略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加之以上种种历史的原因, 使得一代代国民“很少见到、听到”中华文化的精粹, 在他们的文化记忆中, 更多的是对它的否定与批判, 以致于对自己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感到“陌生”、“反感”、“怀疑”,甚至是“排斥”、“厌弃”、“打倒”。可以说, 这一令人堪忧的现状,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近十年来, 先后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为宗旨的政策及相关法令, 并将其与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在一起, 推广普及教育, 然而时至今日, 尽管整个局面有所改善, 但总的成效却并不令人乐观。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有关这方面的工作有待进一步展开与深入, 而另一原因, 既是最重要的, 也是最易被忽视的, 那就是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之时往往只注意到突出其精神层面的道德价值, 而不注重对其现代价值进行全面系统的挖掘与宣传。其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长此以往, 在人们的头脑中, 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就只剩下了其德育功能, 更何况抽象、空洞“口号”式的宣传非但于事无补, 反而容易使人产生抵触心理, 导致 此项工作难于落实到思想意识的实际层面, 最终其结果只能是传统文化渐趋僵化、了无生机。这显然有违于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正如西方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那样, 文化“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 而是生命洋溢的, 有如一道洪流, 离开它的源头愈远, 它就膨胀得愈大。”如上所述, 我们不难推断出这样的结论,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绝不缺乏不断发展自我的内在机
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人文系10级政教班韩东生10010106儒家思想自孔子创立以来,经过历代学者的发扬和统治者的改造,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品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对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以德治国" 儒家思想与当今的"以德治国" 中国自远古三代就有"以德治世"的思想传统。孔子继周公之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德政"的思想,首开儒家德治主义之先河。强调道德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把道德视为治国安邦、协调人际关系、提高个人道德素养和境界的根基和出发点。后经孟子、荀子的系统发挥,《大学》、《中庸》的理论升华,形成了一套严密完整系统的治国方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后世儒家,无论是董仲舒的宇宙论,还是宋明理学的本体论,都只是在理论层面上论证为政以德的重要性、必然性而已。 在当今社会,古代德治主义思想虽不能直接作为治国之道为我所用,但其思想精髓及合理内核仍具有显著的价值意义,并为当今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 二、“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基础。所谓"民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推翻的。孟子的"仁政"理论就是以民本为基础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孟子看来,人民是宝贵的,不能忽视人民的利益和疾苦。荀子引用古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价值的儒家的"德治"思想,表现出它极大的进步性和人民性。虽然民本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但它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首当确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神圣观念,并以之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和要求。要使人民真正成为社会政治生
浅谈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摘要]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探讨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思想和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社会思想的变化,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思想在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给予现代社会的启发具有深刻的影响。本文探讨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对现代社会影响,以期加深了解儒家思想的特点、变化、价值和它的现代指导意义,抓住儒家思想的本质和精髓,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点滴经验和参考。 思想是一个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一个社会起着一定的约束力,因此思想对一个社会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作为中国社会传统思想主流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了重大作用,时至今日,时代在变化,思想也在变化,面对文化多元、中西融合碰撞的文化发展趋势,对一种文化或者说思想的重视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因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集千古圣贤众多儒流于一体的历经变化的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关键词] 思想、作用、价值。 一、儒家思想的内涵 儒家思想讲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基本核心是“仁”,以“仁”为基础和精髓的儒家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从古至今长盛不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
定性的作用,中国文化的伦理和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发展到今天与原来的“孔孟之道”在内容和实质上已经有很大不同。儒家的“仁治”“礼治”“德治”“孝道”“大一统”“天人合一”“民贵君轻”“有教无类”等思想主张依然光芒四射。对儒家思想的发掘和借鉴,对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发展和弘扬,可以更加丰富儒家思想的内涵,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作用。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现代社会的作用 1、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仁政”学说是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敬得保民”“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仁政理念的变革和发展对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而这种社会伦理观正是基于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或道德意识加以规范以此来实现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抛开阶级意识而言,这种社会伦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还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 儒家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实践和社会演变中形成了众多优秀的认识和思想,而这些认识和思想又被后来者奉为准则或规范。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舍生取义、见利思义”的生死道义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的坚毅品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探索精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实意义 【摘要】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绵延不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具有世代相传、民族特色、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等特点!在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在全方位地转换和发展,但是这种转换和发展本身就是从传统开始的。 【关键词】传统文化特点习惯影响 文化(culture)本身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笼统地说,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中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由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传统文化之京剧。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1]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中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积累和流传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代文化的…活?的中国古代文化。[2]其内涵或以物化形式存在和延续,如文献、文物等,或以物化形式存在和延续,如思想、观念等,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逐渐内化于人,形成整个民族较为稳定的文化心理和性格并且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升华为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以下四个特点:1,世代相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2,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3,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4,博大精深,“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诸子百家、艺术、传统节日、民间工艺等多种形式!至今,我们仍能时刻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存在! 在全球化背景的今天,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如何正确看待传统文化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则显得尤为重要。有人说传统文化是柄双刃剑,既是现代文化的垫脚石,又是现代文化的绊脚石!这话我甚是赞同,下面请让我表出个人对传统文化现实意义愚见!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现实社会的积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在当今国际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和谐国家,实现民族复兴乃至实现世界大同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文化是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基石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她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层面的具体标志,是矗立于世界之林的“形象”。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名副其实的不朽之作,世代相传,百读不厌,而且其智慧之火将永不会熄灭,照耀着人
研究儒家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 一、儒家思想之“以仁为本”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 (一)儒家思想中“以仁为本”的理念 大家都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一直围绕着一个“仁”字,那就是怎样使人趋向“仁”。什么叫做仁?实际上是什么叫人的问题,因为“仁者人也”。把仁当做一种思想理念的最深准则其实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他把仁作为实践中的引导理念并且让仁融入于各种道德中。孔子的仁说是将自尧舜以来继承下来的先王之道归属为仁之道。如果从《论语》为核心来分析仁的意义的话,就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对内克己,对外爱人。儒家文化觉得民是国家之本。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因此,现代企业的管理者要以民字作为首要。孟子指出“用贤则治,不用贤则亡。”(《孟子?告子下》)因此,儒家思想把用贤作为是企业管理盛衰成败的关键。 (二)如何在企业管理中运用“以仁为本”的思想 现代企业管理人员应该结合企业自身发展的需求,将儒家文化的“以仁为本”的思想应用在企业管理,将“以仁为本”作为企业迈向成功的管理准则。“以仁为本”的现代企业管理应该是以人本理念为前提的,以人为核心的管理准则,它要求的是管理行为的人性化。这样的话,现代企业管理中怎样去应用“以仁为本”的思想,融入“以仁为本”的准则呢?其中有以下几个方面是可行的: 第一,坚持以仁为本的原则,那就是要在企业管理中采取“仁治”以稳住民心。第二,坚持以仁为本的原则,还需要设立起一套合理科学的激励制度,为职工营造一个温馨的工作氛围和良好的发展环境。孟子主张教化而治,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 民畏之,善教, 民爱也;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第三,坚持以仁为本的原则,更加要积极开展对人才的挖掘、人才的运用、人才的培育。儒家文化认为,为政之本在于兴贤。企业应该发挥员工的自尊、自爱、自强心理、主动性、事业心、创造性与成就欲,使员工的内在潜力得以发挥。然而企业文化的建设不光只能通过制度的约束,管理者也应该通过多和员工进行思想沟通和需求的满足,对工作环境的优化,对员工价值观的引导和塑造以及人力资源管理具体的设计与实施,来让员工自觉的与管理者共同把工作做好,共同1 发展企业。 二、儒家思想之“以义统利”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 (一)儒家思想中“以义统利”的理念 因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正当的利益该取而不取,也是不义。孟子就说过:“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好其道,则舜受其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 不合道义的即使一筐饭也不能接受,合乎道义的即使像舜继承尧的天下也不过分。这话准确地表述了儒家“以义统利”思想的内涵。儒家思想中的“以义统利”引领着管理者处理好盈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社会为企业提供了所需的原料、资本和人力资源,使得企业能在社会中生存发展;同时企业的盈 利必须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社会发展做贡献,不能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如污染环境,从而损害社会利益。在这里“义”和“利”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儒家所谓的义,是指整体的利益,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对于企业来讲,强调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由此可见,孔子不是反对致富,只是主张正当致富。而儒家所谓的利,既不是狭义的金
我们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必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冲击,科学进步与社会文明的发展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面对我们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和泱泱古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感受着现当代社会文化融合带给我们的芬芳。源远的儒家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使我们树立远大理想,激扬爱国之志,陶冶精神情操。从先秦诸子的天人之辩,到汉代董仲舒“天人合而为一”命题的提出,再到宋明理学家“万物一体”论的形成,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这种主流观念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凝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文化百花齐放的今天,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剔除其封建宗法和唯心主义,弘扬其整体、和谐、统一的合理内容,树立严谨的人文科学态度,进而使先进的文化传统得到繁荣,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一、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束缚 纵观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发展,特别是在长期的君主专制社会中,无论是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学术、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典章制度、文物宝藏,一直到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等,都可以说与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息息相关,在儒家思想传承的过程中,精华与糟粕杂陈。到当代社会仍然有许多不好的或糟粕束缚着我们的思想,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发展。我认为这种负面上的影响主要有二个大的方面。 1、君主专制制度和专制主义思想的惯性,对当代社会影响深远。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思想最为活跃。诸侯国日益强大,逐鹿中原,争霸称雄,征战不已。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重视,“重士”、“征士”、“养士”成为一种风气,思想相当活跃。他们对社会的各种问题以及自然界进行了新的观察探讨,出现“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盛况,形成儒、墨、道、法、阴阳、名辩、纵横、兵、农、杂家及史家等各种学派,互相争论诘难,又互相吸收补充,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为以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演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的思想如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或实学等,对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哲学宗教、学术理论等都有所发挥或发展。但是,这种发展越到后来也越为缓慢,乃至成为八股教条而僵化,科举考试只能在经书中寻章摘句作文章,特别是尊卑贵贱,君道臣节,专制主义尤为严重,这也是影响当代社会人文思想的根源所在。 中国君上专制的历史很长,从商代开始,君主就自称“余一人”,以示其独尊无二。周代君主称为“天子”,开始“奉天承运”,管治兆民。春秋战国时,法家主张君主专制独裁和中央集权。在传统的治国之道中,儒家主张仁政德治礼教,被称为“王道”。法家强调“不贵义而贵法”,“以法为本”“以法为教”被称为“霸道”。其实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而是相通互补的。孔子在《论语》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当然是肯定德政礼制,否定政刑。但是,他又称赞法家的代表人物郑国大臣子产的“宽猛相济”。孔子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
浅谈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自动化 班级:09自动化 姓名: 学号: 2011 6 25
浅谈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摘要】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探讨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思想和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社会思想的变化,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思想在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给予现代社会的启发具有深刻的影响。对于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儒家的内涵更应该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大标准,是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和谐的一大道德基准。对于构建现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儒家大同社会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儒家思想作用现代社会价值 【正文】 儒家思想的内涵 儒家思想讲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基本核心是“仁”,以“仁”为基础和精髓的儒家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从古至今长盛不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文化的伦理和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发展到今天与原来的“孔孟之道”在内容和实质上已经有很大不同。儒家的“仁治”“礼治”“德治”“孝道”“大一统”“天人合一”“民贵君轻”“有教无类”等思想主张依然光芒四射。对儒家思想的发掘和借鉴,对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发展和弘扬,可以更加丰富儒家思想的内涵,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作用。 儒家思想对中国现代社会的作用 1、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仁政”学说是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敬得保民”“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仁政理念的变革和发展对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思想
特级教师徐珍华:谈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完全抛弃,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要把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很多解释应该是古为今用的,所以对传统的选择主动权还是在我们自己手上,能不能很好地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这个责任也在我们自己。中国文化的内容都是相通的,我们现在学习它一定要融会贯通。 一 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政治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生命不仅仅是肉体,还要有精神,而且精神对肉体是起支配作用的。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经济是基础,但经济要怎样才能健康发展?这需要它的文化起作用。近代100多年来,西方国家凭借他们强大的物质文明来侵犯东方国家,整个亚洲地区除了日本之外,都先后沦为了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但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方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这些国家先后都摆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在政治上求得解放以后,这些国家在经济上谋求自主和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亚洲一些国家在经济上也纷纷发展起来,得到了自主,80年代后开始振兴。随着经济的振兴,这些国家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这之前,这些亚洲国家因为曾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都缺乏信心,都有一种否定自己文化传统的倾向。可是当政治和经济恢复以后,这些国家在文化上就开始有一种自觉。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政治与这些东方国家原有的文化传统有许多的不同。怎么调整、处理这些不同,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原来这些国家都想向西方学习,甚至想甩掉自己的传统,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总是和现代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辩证的思考问题的方法。 今天,西方文化的“熏陶”十分强烈,但我们传统的许多东西还是根深蒂固的。比如,“父债子还”这个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而且根深蒂固。如果不认同,他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因为整个中国的文化氛围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在我们接受了这么多的西方文化后,整个社会氛围中大家还认同这一点?这源于一个基本的认同,就是生命是怎么来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认识。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思想中,生命是一个个体,无论是他的肉体还是灵魂都是上帝赋予的,所以每个个体都跟上帝发生关系。虽然他也是父母生的,但那是上帝赋予他父母的一种责任,他和父母是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儿子跟父母都是兄弟姐妹,上帝给他养育下一代的责任,他有义务要把孩子养大成人。每个个体生命没有一个绝对的责任,而是大家共同对上帝负责,上帝为大家,人人为上帝,一个人的生命只有贡献给上帝才有意义。所以,生时增加上帝的荣誉,死后灵魂就可以上天了;如果一辈子都做有损于上帝荣誉的事,死后灵魂就要下地狱。因此,西方文化中个人的价值是被突出强调的,个人之间不直接发生关系。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生命。 另一种生命观以印度文化为代表。印度文化也强调人的生命是个体的,但是可以有多次,也就是有轮回的。这种轮回都是由神决定的,像婆罗门教讲是由梵天决定的。后来,佛教兴起后就批判婆罗门教由梵天决定人的命运的思想,强调个体生命轮回的决定因素是个人的行为,即佛教术语中的“业”,包括身、口、意三业。身,就是身体,也可以说是行动;口,就是嘴巴,代表言论;意,就是思想。所以一个生命的生成以及这个生命的轮回都是由身、口、意三业决定的。如果他的“业”没有消掉的话,他的生命就永远轮回。这样的生命观也是个体自身的,和其他人无关的,只不过是他自己的“业”没有消掉,所以借助他的父母生下来,而跟他的父母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这两种生命观中,生命都是个体,和其他个体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其他个体的问题要由其他个体自己解决,跟“我”这个个体没有关系。但是中国文化的生命观是一个族类的